第五節 與蔣汝藻的交往
蔣汝藻，字元彩，號孟蘋，又號樂庵，浙江烏程人，清末舉人。王國維稱他為同歲，同籍浙西，同官學部。王國維1916年回上海後，聽說他在哈爾濱收買珠寶，以十萬贏二十萬。之後，他因為編藏書目才來往密切。王國維稱蔣汝藻“居士元彩有肝膽，重友朋，其嗜書蓋天性也。餘有意乎其為人，遂為定交。居士獲一善本，未嚐不以示餘，苟有疑難，未嚐不與餘相商也。”王國維與蔣汝藻的交往，完成了兩件十分重要的事：一是王國維完成《傳書堂藏善本書誌》，二是蔣汝藻為王國維校刻《觀堂集林》。
王國維交遊範圍超出遺老之外，對他的事業影響頗大的當數蔣汝藻。蔣汝藻是藏書家、商人。他的書庫稱“密韻樓”，或沿用他先輩取的堂名，曰“傳書堂”，所以，《傳書堂藏善本書誌》又稱《密韻樓藏書誌》或《傳書堂藏書誌》。收入全集，編為兩卷，共1442頁之多。王國維於1922年夏作《傳書堂記》，記述蔣汝藻“幼傳家學，能別古書真偽。自官京師，客海上，其足跡率在南北大都會。其聲氣好樂又足以奔走天下，故南北故家若四明範氏、錢塘汪氏、泰州劉氏、涇縣洪氏、貴陽陳氏之藏，流出者多歸之。……顧取先人舊額，以傳書名其堂。餘謂為子孫者如孟蘋，始可謂之能傳書矣”。1919年閏七月，觀賞蔣汝藻所藏敦煌所出畫二幅，作《曹夫人繪觀音菩薩像跋》《於闐公主供養地藏王菩薩畫像跋》，又作《樂庵寫書圖序》，均收入《觀堂集林》。《傳書堂藏善本書誌》是為蔣家私藏書籍編纂作誌。王國維編誌於1919年秋接手，於1923年11月基本定稿，前後四年多的時間。蔣汝藻每月致薪五十元。王國維當時家庭開支頗大，特別是要應付孩子的教育費用，這項工作是實際需要。同時，登錄善本又作誌，能接觸很多有價值的古籍，實為王國維喜歡的事情。
1923年王國維接到赴北京任“南書房行走”的“上諭”時，《密韻樓藏書誌》經、史、子部分草稿已具，集部正編至元末。臨行，王國維特地致函告蔣家，這部手稿自己帶走，擬到北京後再重加訂正。這期間，蔣汝藻對買書、印書，興趣十分濃厚。1923年蔣汝藻在致王國維的信中稱：“敝藏書目決計截止，先行付刻，乞從容整理之。三五年後如成績可觀，當不難再編續錄。尊意以為何如？”（六月二十三日，陰曆）過了一個月，蔣汝藻聽說別處有人可能出售藏書，馬上派人去聯係。他計劃這批書名定後，再買千種書，並編成續錄。已有的藏書，全目都在王國維處，所以蔣汝藻提出：“乞核計若幹種、若幹卷，並乞大序一篇，為弟作一跋尾，略道二十年來苦心孤詣。人家藏書有錢便可辦到，弟則深好篤嗜全以節縮衣食而來，故成績不如人，而艱難則甚於人百倍。……得椽筆發揮之，當更怵目動心也，拜托，拜托。”（七月初九日，陰曆）他為了搜集古籍，還請王國維打聽北京是否有好書可買，聽到傳言皇宮中有孤本流出，亦特別提出，請王國維代為關心。王國維在該年陰曆七月十六日致蔣汝藻信中提到這件事：“兄之聚書經曆，望暇時記出，不妨瑣碎，以為作跋材料，如是庶幾能親切有味。”從這段文字看，王國維已答應為他代寫跋了。現存的王國維《傳書堂記》估計就作於這期間。
密韻樓藏書，不久散失，大部分歸商務印書館。王國維很同情蔣氏的不幸。他在致日本友人的信中，也將此作為文化上的一件要事告之：“蔣氏密韻樓之書，因商業失敗，現歸商務印書館。弟與蔣君多年舊交，亦代為惋惜也。並以附聞。”蔣汝藻失書事，1924年陰曆二月二十五日曾向王國維作詳細報告：“弟半年以來，所曆都非人境，不知曾造何孽致有此酷報。藏書之去售於欺騙，更為弟一生不能忍受之痛史。”“弟與吾兄相處數年，情同手足，行為嚐為兄所深悉。自問甘心吃虧，未嚐妄取。”“卅年心血付諸流水已可痛哭，況將祖父所遺及百千費盡心力陸續收回者亦複一並攘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言念及此，心痛欲狂。……自書出我門，足跡未嚐一至藏書之室，其心之痛苦，可想可見矣。”密韻樓藏書散失，日本學者也十分惋惜。神田喜一郎致王國維的信中說：“蔣氏密韻樓之書，聞近日歸商務印書館。前年信暢在滬之時屢由先生到其家，萬卷琳琅，猶仿佛於耳目之間。而今歸他家，聞之淒然，感慨不已耳！”
蔣汝藻為人熱情，喜與文人交往。每逢新書發行、鑒別書畫、送行洗塵、友朋相聚，王國維在上海期間總是被邀的主要客人。王國維離滬之後，蔣汝藻關心人甚細心。王國維托在上海買衣服，蔣汝藻辦完之後，還仔細地囑咐說：“尊需紗花衣今日已付郵，必有折疊痕，可就近覓縫工熨平之。以郵包有一定尺寸，不能過大也。”王國維離滬時，倉聖明智大學的薪金尚未領取，想托蔣汝藻設法代索取。蔣汝藻回信說：“園中交情本不足恃，尊寓經常之費，何可驟減，又未便往索。弟已囑敝賬房先送百番接濟，如尚不敷，當陸續由弟處交付。弟雖拮據，區區之數，尚無大損。吾兄不必客氣。如有急需時，盡不妨派人通知一聲，弟必代為安排妥貼。聞兄又不能按時領俸，此雖得之傳聞，然亦意中事也。”蔣汝藻聽說北方局勢不太平靜，特別提醒他，“移眷之說宜緩為是”，因為“政局變化愈不可測”。後來，王國維還是將全家遷往北京了。
王國維《觀堂集林》於1921年編成，1923年印成。蔣汝藻任校勘之役。1923年6月10日，王國維在《觀堂集林》付印前夕致信蔣汝藻說：“敝集雪堂一序已代撰就，後由其改定數語。大序屢擬增改訖無善，恐即此已妥，再加反為蛇足，未識公意如何？”據此，現存的《觀堂集林》蔣序，也是王國維代筆寫的。這篇序文中敘述了蔣氏刊刻的辛苦：“輒夜分始得休，休則檢理書畫，或為君校此書，往往漏盡始就枕。顧以為一日之樂，莫逾於此時者。此非餘之私好，凡讀君書者，意必與餘有同況也。”此種感人情景在蔣汝藻致王國維信中有詳細記述：“大集昨始送來一部，茲先郵寄，以慰快睹。……弟略有翻閱，錯字甚多，此複校之不力，負疚良深，必有勘出請另紙記錄，紙版尚可挖改。特此已印者，無法可施耳。”（1923年十一月十九日，陰曆）過了一天又致信說，“適弟五卷內漏訂一頁，尚須改裝，稍緩數日，當先郵寄一部也”。其實，發稿以後，屢次催促。因為進度緩慢，又得向王國維道歉。書籍的裝訂，亦頗費心力：“裝訂尚雅觀，初擬售品訂十冊，嗣覺六冊之雅，故一律裝六冊。”用紙方麵，用連史紙印的售十元，竹紙印的售八元。另裝黃綾封麵者二本，想是王國維進奉“皇上”的。又裝寬大本二十部，係非賣品，由王國維與蔣汝藻送好朋友用的。該書出版後，蔣汝藻又忙發行，用打八折請人代售的方式，於上海和北京發售。這批《觀堂集林》一共印了五百部。蔣汝藻介紹說：“弟意能銷出二百五十部，即可收回成本。區區之數，當不甚難，特不知時間如何耳。”他還鼓勵王國維可以向友朋贈書：“應送者送，不必因成本之钜而惜之。弟約計有二百五十部銷出，即可如數收歸，稍待時日必可達到，兄勿過慮。”可是，實際上，銷路並不暢。蔣汝藻又認為：“銷路不暢，此殆關乎時局，市麵非人力所可強也。”出書以後的這一年冬天，蔣汝藻認為銷路“南中必不多，所希望者惟北大耳”。過不久，他又據友人預測：“北大在春夏時必有百部可銷，近來金融加緊，恐須減折。鄙意擬請兄於北大中托一熟人合一成數，直至尊處交易。”王國維托友人售書，八折相待，優惠學者。托馬衡在北京大學售書。1924年3月11日，他致蔣汝藻信中說：“集林》大學研究所已取去廿五部，有廣告在大學日刊中，取去已半月許，尚未繳款續取，是銷數亦不見甚佳。”到了1924年3月23日，王國維又在信中說：“大學所售聞亦未到十部。北方疲銷如此，不知南方如何？”蔣汝藻回複他稱：“書生售書，並不容易。”1926年11月，王國維在清華研究院任教時，學生欲以半價（四元一部）購買二十一部。王國維馬上與蔣家商議，得到允許。說明“隻此一次，後不為例”。以後，清華研究院決定購以發獎，此二十一部書以六元價付給。售書之難，於此可見一斑。但是這裏也可以看出王國維與蔣汝藻關係的親密。
清華學校研究院擬聘王國維任教，王國維寫信給蔣汝藻商議。蔣汝藻以通達的口吻告訴王國維：“忽奉手書，欣慰何可言喻。清華月脩四百，有屋可居，有書可讀，又無須上課。為吾兄計似宜不可失此機會。雖久暫未能逆料，而暫避風雨，南北均不能優於此矣。久欲馳書勸駕斬斷種種葛藤，勿再留戀。頃知已毅然決定，為之額手不置。從此脫離鬼蜮，垂入清平，為天地間多留數篇有用文字，即吾人應盡之義務。至於挽回氣數，固非人力所能強留。”這幾句話，說得中肯、透徹，是了解王國維的人才能說得出來的，愛護之心溢於言表，其中有遺老們說不出來的老實話。王國維對此暫時未作正麵的回答。
1924年（甲子）11月5日，溥儀被馮玉祥部逐出故宮。劇變的曆史，要求王國維作出新的選擇。王國維忠於自己的諾言，對溥儀“隨侍左右，未敢稍離左右”。這時清華大學創辦研究院，聘請他任教職，初因情緒不好未就，但到1925年1月，經奉“皇上”溥儀麵諭，才就清華之職。這是王國維思想大波動的時刻，他的思緒曾與蔣汝藻一家進行了交流。王國維在1925年1月21日致蔣穀孫的信中說：“弟此數月來日在憂患中，亦毫無所見。秋冬間檢理內府銅器，未半而難作。頃聞彼中人於坤寧宮檢得王莽嘉量一器，而斛、鬥、升、合、龠具與《漢書·律曆誌》所載者同。馬叔平即據此作劉歆銅斛尺，並即欲推之作《隋誌》十五種尺。聞原器甚完好，惟銘詞稍模糊，弟亦不忍往觀也。”他在憂患中，對馬衡的考古仍然是關心的。不久，他毅然決定去清華任教，思想上有明顯的變化。1925年3月25日他在《致蔣汝藻》信中說：“數月以來，憂惶忙迫，殆無可語。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現主人在津，進退綽綽，所不足者錢耳。然固窮至此，而中間派別意見排擠傾軋，乃與承平時無異。故弟於上月中已決就清華學校之聘，全家亦擬遷往清華園，離此人海，計亦良得。數月不親書卷，直覺心思散漫，會須收召魂魄，重理舊業耳。”這段話，顯然也是對蔣汝藻來信的回複。他對小朝廷的“派別意見排擠傾軋”十分不滿，才決心離開人海，專親書卷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上海有幾位遺老朋友，書信往來甚疏，托蔣汝藻問候“滬上諸老想均安善”，“古老、孟劬等須常晤，祈即以此書示之”。王國維於1926年5月17日致羅振玉信中又一次提到：“公到彼後，當知維三年來書問甚疏之故也。”這句話，更可讓人再三品味，他與蔣汝藻之間的友情和信任，卻是與日俱增了。
王國維交遊範圍超出遺老之外，對他的事業影響頗大的當數蔣汝藻。蔣汝藻是藏書家、商人。他的書庫稱“密韻樓”，或沿用他先輩取的堂名，曰“傳書堂”，所以，《傳書堂藏善本書誌》又稱《密韻樓藏書誌》或《傳書堂藏書誌》。收入全集，編為兩卷，共1442頁之多。王國維於1922年夏作《傳書堂記》，記述蔣汝藻“幼傳家學，能別古書真偽。自官京師，客海上，其足跡率在南北大都會。其聲氣好樂又足以奔走天下，故南北故家若四明範氏、錢塘汪氏、泰州劉氏、涇縣洪氏、貴陽陳氏之藏，流出者多歸之。……顧取先人舊額，以傳書名其堂。餘謂為子孫者如孟蘋，始可謂之能傳書矣”。1919年閏七月，觀賞蔣汝藻所藏敦煌所出畫二幅，作《曹夫人繪觀音菩薩像跋》《於闐公主供養地藏王菩薩畫像跋》，又作《樂庵寫書圖序》，均收入《觀堂集林》。《傳書堂藏善本書誌》是為蔣家私藏書籍編纂作誌。王國維編誌於1919年秋接手，於1923年11月基本定稿，前後四年多的時間。蔣汝藻每月致薪五十元。王國維當時家庭開支頗大，特別是要應付孩子的教育費用，這項工作是實際需要。同時，登錄善本又作誌，能接觸很多有價值的古籍，實為王國維喜歡的事情。
1923年王國維接到赴北京任“南書房行走”的“上諭”時，《密韻樓藏書誌》經、史、子部分草稿已具，集部正編至元末。臨行，王國維特地致函告蔣家，這部手稿自己帶走，擬到北京後再重加訂正。這期間，蔣汝藻對買書、印書，興趣十分濃厚。1923年蔣汝藻在致王國維的信中稱：“敝藏書目決計截止，先行付刻，乞從容整理之。三五年後如成績可觀，當不難再編續錄。尊意以為何如？”（六月二十三日，陰曆）過了一個月，蔣汝藻聽說別處有人可能出售藏書，馬上派人去聯係。他計劃這批書名定後，再買千種書，並編成續錄。已有的藏書，全目都在王國維處，所以蔣汝藻提出：“乞核計若幹種、若幹卷，並乞大序一篇，為弟作一跋尾，略道二十年來苦心孤詣。人家藏書有錢便可辦到，弟則深好篤嗜全以節縮衣食而來，故成績不如人，而艱難則甚於人百倍。……得椽筆發揮之，當更怵目動心也，拜托，拜托。”（七月初九日，陰曆）他為了搜集古籍，還請王國維打聽北京是否有好書可買，聽到傳言皇宮中有孤本流出，亦特別提出，請王國維代為關心。王國維在該年陰曆七月十六日致蔣汝藻信中提到這件事：“兄之聚書經曆，望暇時記出，不妨瑣碎，以為作跋材料，如是庶幾能親切有味。”從這段文字看，王國維已答應為他代寫跋了。現存的王國維《傳書堂記》估計就作於這期間。
密韻樓藏書，不久散失，大部分歸商務印書館。王國維很同情蔣氏的不幸。他在致日本友人的信中，也將此作為文化上的一件要事告之：“蔣氏密韻樓之書，因商業失敗，現歸商務印書館。弟與蔣君多年舊交，亦代為惋惜也。並以附聞。”蔣汝藻失書事，1924年陰曆二月二十五日曾向王國維作詳細報告：“弟半年以來，所曆都非人境，不知曾造何孽致有此酷報。藏書之去售於欺騙，更為弟一生不能忍受之痛史。”“弟與吾兄相處數年，情同手足，行為嚐為兄所深悉。自問甘心吃虧，未嚐妄取。”“卅年心血付諸流水已可痛哭，況將祖父所遺及百千費盡心力陸續收回者亦複一並攘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言念及此，心痛欲狂。……自書出我門，足跡未嚐一至藏書之室，其心之痛苦，可想可見矣。”密韻樓藏書散失，日本學者也十分惋惜。神田喜一郎致王國維的信中說：“蔣氏密韻樓之書，聞近日歸商務印書館。前年信暢在滬之時屢由先生到其家，萬卷琳琅，猶仿佛於耳目之間。而今歸他家，聞之淒然，感慨不已耳！”
蔣汝藻為人熱情，喜與文人交往。每逢新書發行、鑒別書畫、送行洗塵、友朋相聚，王國維在上海期間總是被邀的主要客人。王國維離滬之後，蔣汝藻關心人甚細心。王國維托在上海買衣服，蔣汝藻辦完之後，還仔細地囑咐說：“尊需紗花衣今日已付郵，必有折疊痕，可就近覓縫工熨平之。以郵包有一定尺寸，不能過大也。”王國維離滬時，倉聖明智大學的薪金尚未領取，想托蔣汝藻設法代索取。蔣汝藻回信說：“園中交情本不足恃，尊寓經常之費，何可驟減，又未便往索。弟已囑敝賬房先送百番接濟，如尚不敷，當陸續由弟處交付。弟雖拮據，區區之數，尚無大損。吾兄不必客氣。如有急需時，盡不妨派人通知一聲，弟必代為安排妥貼。聞兄又不能按時領俸，此雖得之傳聞，然亦意中事也。”蔣汝藻聽說北方局勢不太平靜，特別提醒他，“移眷之說宜緩為是”，因為“政局變化愈不可測”。後來，王國維還是將全家遷往北京了。
王國維《觀堂集林》於1921年編成，1923年印成。蔣汝藻任校勘之役。1923年6月10日，王國維在《觀堂集林》付印前夕致信蔣汝藻說：“敝集雪堂一序已代撰就，後由其改定數語。大序屢擬增改訖無善，恐即此已妥，再加反為蛇足，未識公意如何？”據此，現存的《觀堂集林》蔣序，也是王國維代筆寫的。這篇序文中敘述了蔣氏刊刻的辛苦：“輒夜分始得休，休則檢理書畫，或為君校此書，往往漏盡始就枕。顧以為一日之樂，莫逾於此時者。此非餘之私好，凡讀君書者，意必與餘有同況也。”此種感人情景在蔣汝藻致王國維信中有詳細記述：“大集昨始送來一部，茲先郵寄，以慰快睹。……弟略有翻閱，錯字甚多，此複校之不力，負疚良深，必有勘出請另紙記錄，紙版尚可挖改。特此已印者，無法可施耳。”（1923年十一月十九日，陰曆）過了一天又致信說，“適弟五卷內漏訂一頁，尚須改裝，稍緩數日，當先郵寄一部也”。其實，發稿以後，屢次催促。因為進度緩慢，又得向王國維道歉。書籍的裝訂，亦頗費心力：“裝訂尚雅觀，初擬售品訂十冊，嗣覺六冊之雅，故一律裝六冊。”用紙方麵，用連史紙印的售十元，竹紙印的售八元。另裝黃綾封麵者二本，想是王國維進奉“皇上”的。又裝寬大本二十部，係非賣品，由王國維與蔣汝藻送好朋友用的。該書出版後，蔣汝藻又忙發行，用打八折請人代售的方式，於上海和北京發售。這批《觀堂集林》一共印了五百部。蔣汝藻介紹說：“弟意能銷出二百五十部，即可收回成本。區區之數，當不甚難，特不知時間如何耳。”他還鼓勵王國維可以向友朋贈書：“應送者送，不必因成本之钜而惜之。弟約計有二百五十部銷出，即可如數收歸，稍待時日必可達到，兄勿過慮。”可是，實際上，銷路並不暢。蔣汝藻又認為：“銷路不暢，此殆關乎時局，市麵非人力所可強也。”出書以後的這一年冬天，蔣汝藻認為銷路“南中必不多，所希望者惟北大耳”。過不久，他又據友人預測：“北大在春夏時必有百部可銷，近來金融加緊，恐須減折。鄙意擬請兄於北大中托一熟人合一成數，直至尊處交易。”王國維托友人售書，八折相待，優惠學者。托馬衡在北京大學售書。1924年3月11日，他致蔣汝藻信中說：“集林》大學研究所已取去廿五部，有廣告在大學日刊中，取去已半月許，尚未繳款續取，是銷數亦不見甚佳。”到了1924年3月23日，王國維又在信中說：“大學所售聞亦未到十部。北方疲銷如此，不知南方如何？”蔣汝藻回複他稱：“書生售書，並不容易。”1926年11月，王國維在清華研究院任教時，學生欲以半價（四元一部）購買二十一部。王國維馬上與蔣家商議，得到允許。說明“隻此一次，後不為例”。以後，清華研究院決定購以發獎，此二十一部書以六元價付給。售書之難，於此可見一斑。但是這裏也可以看出王國維與蔣汝藻關係的親密。
清華學校研究院擬聘王國維任教，王國維寫信給蔣汝藻商議。蔣汝藻以通達的口吻告訴王國維：“忽奉手書，欣慰何可言喻。清華月脩四百，有屋可居，有書可讀，又無須上課。為吾兄計似宜不可失此機會。雖久暫未能逆料，而暫避風雨，南北均不能優於此矣。久欲馳書勸駕斬斷種種葛藤，勿再留戀。頃知已毅然決定，為之額手不置。從此脫離鬼蜮，垂入清平，為天地間多留數篇有用文字，即吾人應盡之義務。至於挽回氣數，固非人力所能強留。”這幾句話，說得中肯、透徹，是了解王國維的人才能說得出來的，愛護之心溢於言表，其中有遺老們說不出來的老實話。王國維對此暫時未作正麵的回答。
1924年（甲子）11月5日，溥儀被馮玉祥部逐出故宮。劇變的曆史，要求王國維作出新的選擇。王國維忠於自己的諾言，對溥儀“隨侍左右，未敢稍離左右”。這時清華大學創辦研究院，聘請他任教職，初因情緒不好未就，但到1925年1月，經奉“皇上”溥儀麵諭，才就清華之職。這是王國維思想大波動的時刻，他的思緒曾與蔣汝藻一家進行了交流。王國維在1925年1月21日致蔣穀孫的信中說：“弟此數月來日在憂患中，亦毫無所見。秋冬間檢理內府銅器，未半而難作。頃聞彼中人於坤寧宮檢得王莽嘉量一器，而斛、鬥、升、合、龠具與《漢書·律曆誌》所載者同。馬叔平即據此作劉歆銅斛尺，並即欲推之作《隋誌》十五種尺。聞原器甚完好，惟銘詞稍模糊，弟亦不忍往觀也。”他在憂患中，對馬衡的考古仍然是關心的。不久，他毅然決定去清華任教，思想上有明顯的變化。1925年3月25日他在《致蔣汝藻》信中說：“數月以來，憂惶忙迫，殆無可語。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現主人在津，進退綽綽，所不足者錢耳。然固窮至此，而中間派別意見排擠傾軋，乃與承平時無異。故弟於上月中已決就清華學校之聘，全家亦擬遷往清華園，離此人海，計亦良得。數月不親書卷，直覺心思散漫，會須收召魂魄，重理舊業耳。”這段話，顯然也是對蔣汝藻來信的回複。他對小朝廷的“派別意見排擠傾軋”十分不滿，才決心離開人海，專親書卷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上海有幾位遺老朋友，書信往來甚疏，托蔣汝藻問候“滬上諸老想均安善”，“古老、孟劬等須常晤，祈即以此書示之”。王國維於1926年5月17日致羅振玉信中又一次提到：“公到彼後，當知維三年來書問甚疏之故也。”這句話，更可讓人再三品味，他與蔣汝藻之間的友情和信任，卻是與日俱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