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與藤田豐八的交往
藤田豐八於1897年應上海農學社之聘來華任教。他是日本文學士，學哲學，以後是曆史學家和漢學家。藤田豐八和田岡佐代治都是後來東文學社的教師。王國維了解西方學術，是從學德國哲學開始的。王國維學習德國哲學的指導者，是藤田。所以，王國維在《自序》中說：“自是始決從事於哲學，而此時為餘讀書之指導者，亦即藤田君也。”王國維又向他學習日文，但因為是業餘學習，進展甚緩，藤田屢次向主持者爭取，說明事務太多，“於學問非所宜，囑以旬報或日報譯東報事畀弟，庶得一意學習”。《時務報》的主持者亦頗同情，願意接受，但未全實行，隻是略減雜務。1898年夏，《時務報》負責人汪康年決定接受藤田的建議：“為國維成就學問計，格外垂愛，令國維為日報館譯東文，甫有成言。”後因王國維患腳氣病返鄉休養，秋涼回上海，報社已停刊了。這時，羅振玉留王國維在東文學社主持庶務。王國維本人十分重視藤田的好意，決心不使所學的日文半途而廢。
1899年春，藤田酒後失態，引起衝突，致使汪康年致書藤田，以示批評。藤田即以嚴辭回駁。據王國維稱：“頃見藤師複公書，語甚辯而間隙可抵之處甚多。公能不複置辯，則所全者大矣。”王國維當時被任為學監。他一方麵對汪康年的致藤田書，表示：“竊歎公之持正，而恨平日之知公有未盡也。既又讀複藤師書，持論平實，毅然有不可屈之色，益服公之誌。”另一方麵又希望息事寧人，他說：“藤師學術湛深，其孜孜誨人不倦之風尤不易及。開歲以後未交一文之脩，而每日上講堂至五點鍾，（彼中學堂教習至多不過三點鍾）其為中國、不為一己之心，固學生所共知，而亦公之所諒也。其酒後沈湎，固不無小過。前日之事，生徒中之稍有識者無不竊憤，公前後二書，亦足以伸中國士大夫之氣而懾外人矣。”其實，藤田給汪康年的複信欠缺自責之意。王國維批評藤田“量褊”。
王國維對藤田的態度，在《致汪康年》信中指出：“彼得書後不引咎而責公……公宜引過自責，無再辯難，以安其身，而彼亦不致再蹈前轍。以上所說，公豈有不知，所以不肯遜詞者，欲使外人知吾國士氣不可屈耳。”王國維對這件事抱息事寧人的寬厚的態度。他的理由是：“顧事有重輕焉，吾國現在人才未成，一切庶務皆須借才而理。藤師卒業大學，其所交遊固皆彼中極有才學之士，若一旦不合，翩然竟去，訟言吾國士大夫之不可共事於天下，則彼中材智皆裹足不為中國用，此事關係尤非小也。”這樣的退讓的策略，並沒有完全被汪康年所接受，但是，以後藤田並沒有“翩然竟去”。王國維學監的職位，卻因與大多數同學關係不融洽而失去。此後，藤田應江蘇巡撫端方之聘，創立蘇州師範學堂，是為中國師範學校之嚆矢。王國維曾在那裏任教。
王國維於1912年到日本後，與藤田又有聯係。藤田的研究工作需要《諸番誌》，請上海繆荃孫覓書。藤田的著作《慧超傳箋釋》，托王國維送寄上海的沈曾植、繆荃孫。當時藤田並不住在京都，王國維與他有書信來往。到了1914年6月繆荃孫將自己的一部《諸番誌》讓與藤田，王國維馬上寫信給繆荃孫，希望知道價錢如何，並代表藤田表示謝意。
王國維從日本回到上海，家庭開支繁重，為了準備孩子開學，總得寫幾篇文章才能應付。這時藤田與樊炳清在廣州辦《嶺南新報》，擬於1918年12月出刊，向王國維、羅振玉約稿。羅振玉曾寫信給王國維，提醒他注意“劍公言彼政府此報以中日實際親善為目的，其實不過為彼機關報”。而當時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不利於中國。王國維寫信回複羅振玉說：“劍公之報雖有彼政府補助，仍是個人營業，其助費合以中幣月不及千元，開辦必感困難。現在南北諸報大都隻有短評，別無論說。劍公多閱中報，將來開辦恐必取此種辦法，此則非遠道所能為也。……劍公報經費既如彼，而抗父與永於此事又如此，且俟其至滬觀情形再說可也。”後來，報刊出版後，估計藤田照應到王國維、羅振玉的愛好，提議寫論文。王國維隻擬寫考據方麵的文章。樊炳清1919年3月到上海，告報紙情況，王國維轉告羅振玉說：“抗父昨到，言劍公辦事無能力，而所用日人於英文、日文皆不高明，譯電均須自改。”藤田還親下印刷廠工作，看來有實幹精神，但組織工作的能力較差。
1919年2月，藤田寄到王國維處匯票一百二十元。當時，王國維將匯票放在衣箱中。不料取衣服時帶出落地，家人又不識，小孩當作花紙剪碎又燒掉了。好在銀行中不可能取走，藤田又重新匯出。王國維問羅振玉家是否急需用錢，看來，王國維和羅振玉都為《嶺南新報》寫過稿，才寄來稿費。
值得記述的，是王國維與藤田的友情，保持甚久。藤田偶有腸胃病，有時數月才複信。現存三封信的手稿，頗為珍貴。1924年，藤田告訴他：“時於早稻田大學講外域史，而草率塞責耳。”他的研究項目是“大月氏考”。以後，王國維將自己的著作寄給他，得到的鼓勵是，“竊欣精進不已，東方學界亦不憂無人也”，藤田還約他為東京帝國大學文科所發行的《史學雜誌》寫稿。1927年，王國維作《元朝秘史之主因種考》一文，“因《秘史》所記主因種，其事實全與金末之乣軍相合，故疑主因即乣軍之對音。考中但提出二者相合之事實，而對乣之音義之鄙見，則別見致藤田博士書中。因博士曾代《史學雜誌》索拙文，因書此考寄之”。原來，兩個月左右以前，王國維因喪子之痛，未能給藤田博士回信，曾托神田喜一郎代為致歉。現在，還未發現王國維在藤田博士信中的見解。但是，1926年9月他在致神田信中說過：“乣軍之乣，亦或作糺。此糺字本是糾之別體，見於《集韻》，則乣或又糺之省歟。”此說可作參考。王國維的說明是對神田信暢9月2日書信的回複。神田說：“黑韃事略》，尤為難讀，敝邦有箭內博士尤用力於劫特掌故，亦有《黑韃事略校注》之作，去歲博士歸山，其書未至刊行，為可憾矣。大作屢言及乣軍，敝邦史家近日研究此事者有數人，於乣字原義尤致眾說紛紜，未見解決。不知高見如何？乣字古籍無所見，至遼史始有之，其音為何？其義為何？”
王國維不幸逝世的消息傳到日本，藤田十分悲痛。兩年後，61歲的藤田逝世。他寫過五十多種著述，對中國晚清時期新學的發展，作過切實的貢獻。
1899年春，藤田酒後失態，引起衝突，致使汪康年致書藤田，以示批評。藤田即以嚴辭回駁。據王國維稱：“頃見藤師複公書，語甚辯而間隙可抵之處甚多。公能不複置辯，則所全者大矣。”王國維當時被任為學監。他一方麵對汪康年的致藤田書，表示：“竊歎公之持正，而恨平日之知公有未盡也。既又讀複藤師書，持論平實，毅然有不可屈之色，益服公之誌。”另一方麵又希望息事寧人，他說：“藤師學術湛深，其孜孜誨人不倦之風尤不易及。開歲以後未交一文之脩，而每日上講堂至五點鍾，（彼中學堂教習至多不過三點鍾）其為中國、不為一己之心，固學生所共知，而亦公之所諒也。其酒後沈湎，固不無小過。前日之事，生徒中之稍有識者無不竊憤，公前後二書，亦足以伸中國士大夫之氣而懾外人矣。”其實，藤田給汪康年的複信欠缺自責之意。王國維批評藤田“量褊”。
王國維對藤田的態度，在《致汪康年》信中指出：“彼得書後不引咎而責公……公宜引過自責，無再辯難，以安其身，而彼亦不致再蹈前轍。以上所說，公豈有不知，所以不肯遜詞者，欲使外人知吾國士氣不可屈耳。”王國維對這件事抱息事寧人的寬厚的態度。他的理由是：“顧事有重輕焉，吾國現在人才未成，一切庶務皆須借才而理。藤師卒業大學，其所交遊固皆彼中極有才學之士，若一旦不合，翩然竟去，訟言吾國士大夫之不可共事於天下，則彼中材智皆裹足不為中國用，此事關係尤非小也。”這樣的退讓的策略，並沒有完全被汪康年所接受，但是，以後藤田並沒有“翩然竟去”。王國維學監的職位，卻因與大多數同學關係不融洽而失去。此後，藤田應江蘇巡撫端方之聘，創立蘇州師範學堂，是為中國師範學校之嚆矢。王國維曾在那裏任教。
王國維於1912年到日本後，與藤田又有聯係。藤田的研究工作需要《諸番誌》，請上海繆荃孫覓書。藤田的著作《慧超傳箋釋》，托王國維送寄上海的沈曾植、繆荃孫。當時藤田並不住在京都，王國維與他有書信來往。到了1914年6月繆荃孫將自己的一部《諸番誌》讓與藤田，王國維馬上寫信給繆荃孫，希望知道價錢如何，並代表藤田表示謝意。
王國維從日本回到上海，家庭開支繁重，為了準備孩子開學，總得寫幾篇文章才能應付。這時藤田與樊炳清在廣州辦《嶺南新報》，擬於1918年12月出刊，向王國維、羅振玉約稿。羅振玉曾寫信給王國維，提醒他注意“劍公言彼政府此報以中日實際親善為目的，其實不過為彼機關報”。而當時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不利於中國。王國維寫信回複羅振玉說：“劍公之報雖有彼政府補助，仍是個人營業，其助費合以中幣月不及千元，開辦必感困難。現在南北諸報大都隻有短評，別無論說。劍公多閱中報，將來開辦恐必取此種辦法，此則非遠道所能為也。……劍公報經費既如彼，而抗父與永於此事又如此，且俟其至滬觀情形再說可也。”後來，報刊出版後，估計藤田照應到王國維、羅振玉的愛好，提議寫論文。王國維隻擬寫考據方麵的文章。樊炳清1919年3月到上海，告報紙情況，王國維轉告羅振玉說：“抗父昨到，言劍公辦事無能力，而所用日人於英文、日文皆不高明，譯電均須自改。”藤田還親下印刷廠工作，看來有實幹精神，但組織工作的能力較差。
1919年2月，藤田寄到王國維處匯票一百二十元。當時，王國維將匯票放在衣箱中。不料取衣服時帶出落地，家人又不識，小孩當作花紙剪碎又燒掉了。好在銀行中不可能取走，藤田又重新匯出。王國維問羅振玉家是否急需用錢，看來，王國維和羅振玉都為《嶺南新報》寫過稿，才寄來稿費。
值得記述的，是王國維與藤田的友情，保持甚久。藤田偶有腸胃病，有時數月才複信。現存三封信的手稿，頗為珍貴。1924年，藤田告訴他：“時於早稻田大學講外域史，而草率塞責耳。”他的研究項目是“大月氏考”。以後，王國維將自己的著作寄給他，得到的鼓勵是，“竊欣精進不已，東方學界亦不憂無人也”，藤田還約他為東京帝國大學文科所發行的《史學雜誌》寫稿。1927年，王國維作《元朝秘史之主因種考》一文，“因《秘史》所記主因種，其事實全與金末之乣軍相合，故疑主因即乣軍之對音。考中但提出二者相合之事實，而對乣之音義之鄙見，則別見致藤田博士書中。因博士曾代《史學雜誌》索拙文，因書此考寄之”。原來，兩個月左右以前，王國維因喪子之痛，未能給藤田博士回信，曾托神田喜一郎代為致歉。現在，還未發現王國維在藤田博士信中的見解。但是，1926年9月他在致神田信中說過：“乣軍之乣，亦或作糺。此糺字本是糾之別體，見於《集韻》，則乣或又糺之省歟。”此說可作參考。王國維的說明是對神田信暢9月2日書信的回複。神田說：“黑韃事略》，尤為難讀，敝邦有箭內博士尤用力於劫特掌故，亦有《黑韃事略校注》之作，去歲博士歸山，其書未至刊行，為可憾矣。大作屢言及乣軍，敝邦史家近日研究此事者有數人，於乣字原義尤致眾說紛紜，未見解決。不知高見如何？乣字古籍無所見，至遼史始有之，其音為何？其義為何？”
王國維不幸逝世的消息傳到日本，藤田十分悲痛。兩年後，61歲的藤田逝世。他寫過五十多種著述，對中國晚清時期新學的發展，作過切實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