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與張爾田的交往
張爾田，字孟劬，號遁，史學家，光緒舉人，曆官刑部主事，清史館纂修，北京大學教授。張爾田致信王國維稱：“世多以我兩人並稱，悠悠之談，徒見其表。”這是張爾田的自謙，也是實在話。沈曾植有“三君一時雋吳會”的詩句，“三君”指王國維、張爾田、孫德謙三位。張爾田著《史微》，屬於傳統史學家。兩人遺老風度是共同的，又是同在浙江通誌就職，常在沈曾植家見麵，屬於同輩的朋友。王國維對張爾田的學術評價不高，他致信羅振玉說：“張孟劬所作《史微》，乙老頗稱之，渠以二部見贈，以其一寄公，中多無根之談。”早在王國維剛到上海，考慮《學術叢論》籌集稿件時，王國維就曾指出：“楊芷晴亦無暇，培老及曹君直、張孟劬（即張爾田）亦未必盡當我輩之意。故第一、二期擬姑以舊史學上之稿充數，後再議之。”楊芷晴，即楊鍾羲；培老，指沈曾植，曹君直即曹元忠。王國維與張爾田學術上的區別，可閱張爾田致王國維的信：“近閱雜報兄竟為人奉為考古學大師矣，與此輩研究礓石者為伍，得無有隕獲之歎耶！弟嚐謂周孔以前有何文化，不過一堆礓石而已。此種礓石愈研究愈與原人相近，再進則禽獸矣。”這與王國維的史學觀念大相徑庭，所以王國維稱他為舊史學，而張爾田則視王國維為同道，而此後對王國維的甲骨學研究有新的認識和極高的評價。王國維剛到上海時，問候過張爾田。張爾田抄出《大行皇太後挽歌辭》一首，並有如下題記：“靜安先生：別十年矣。桴海歸來，相勞滬上，辱問近作，雖然近數年來所謂生死皆窮，哀樂道盡，王澤竭矣，詩更何有，姑寫拙章數首，聊以塞知己多愛我之意，異日存之，如相思券也。”
張爾田反對辛亥革命，竭力昌明孔教。張爾田說：“兄謂生平讀詩不多，大抵此事非我輩所尊。譬猶鼴鼠飲河，但取滿腹。然學問深，則出語自然異人，正無敢乎多談詩。若近日號為詩家者，集部書滿架，全不知向學問中求之，枵腹而藐古人，其不流為白話詩幾何！弟嚐謂經史根柢之學不講，則詩文一道必日趨於斷港絕潢，今已兆其端矣。”張爾田又進一步將這種情況歸之於辛亥革命。他說：“弟之為此言也，蓋亦有以彼辛亥之役。彼以二十年之功，披其枝而顛覆其根本，始有今日之效。今欲恢複之，必須先扶其根，而後理其枝葉。為培本計，非昌明孔教不可。”從這點出發，他對當時的文化環境十分反感，其中對大學的變化尤其不能容忍了。他給王國維寫信說：“人年四十已長進不多，又處此不悅學之邦，無良師益友為之觀摩，其不進而退也宜矣！都門一班老輩，大抵塚中枯骨，其高者比之遊魂。……而大學堂方麵不惜出其魔力，摧毀學術，後生小子趨之若狂，不及三十年中國將無一學者可斷言也。共和不過七年，而江湖日下已如此。”
張爾田一方麵嚴厲批評大學“摧殘學術”；另一方麵，卻竭力勸王國維就北京大學的教職。顯然，他希望王國維能端正大學的學術方向。他有一封邀請王國維赴宴的短信說：“明日（十一日）下午六點鍾約欣木、夔笙在寓便餐，請兄屆時惠臨，藉以暢談，勿卻為盼。大學又有書來，勸駕詞意更殷，萬難再卻。弟爾田頓首。”張爾田時已在北京就教職，以私人友情計，亦歡迎他北上就任。他在信中說：“頃有學生來言，校中下學年聘請我兄，聞有允意。此間國文一班皆有舊學知識，馴良可教者多，校中同事雖新舊雜糅，與我異趣者盡可不相往來。鄙意此席似尚可就。近日海上文字生涯漸成市道，絕非我輩能久居，委隨其間，使人短氣。此校尚有優禮學者遺意。如兄必來，弟亦可多一良友。倘攜眷入都，尚可與兄共租一屋同居。蓋弟下半年亦擬將家眷接來也。都中經此次事變，殘象當可一定，必無再有他虞。即或有變，必在四方，決不在中矣。”過了幾天，張爾田聽到王國維願任職的消息，又寫信說：“頃接馬君幼漁一書，雲兄致叔平信已允來京就聘，與弟前函兩歧，豈兄近有幡然之意耶！……兄果有意，何時入都，便告雲及。”張爾田對王國維確是懷著友好的感情，又一次告訴他：“大學堂下學期擬仍聘君任文學，此中魚龍曼衍，恐不能行其誌。惟弟私心所願望，則極盼君來，可以晨夕過從談藝耳。”張爾田對胡適的哲學研究方法頗不滿，原因是“邇來風氣講中學者多喜附合西籍，久之，必使中學漸失其獨立精神，為禍於學術蓋不小也”。張爾田憂國憂民之心頗強烈。“書日昂，將來學問必為貴族所專有，此固可慮，而弟所慮者，則恐中國將來無一學者，皆為東西強鄰攘之而去耳。則神州大陸乃真泯泯棼棼如長夜矣。奈何！奈何！”
沈曾植逝世，身後蕭條，遺老之中頗為震動。張爾田說：“乙老身後蕭條如此，聞之酸鼻。是真遺老，是真學者，又未嚐不肅然起敬。恨弟所處之境，竟不能有所傾助，愧對知己。如何？如何？”沈曾植開吊前夕，張爾田送銀二十元，並建議王國維就沈的遺書事，與他的家人一議。他接連寫了兩封信，十分鄭重地說：“乙老為吾輩第一知己，其遺書亦殆非我輩不能編定。此舉倘成，彼時自當有人為之刊刻，差可稍釋疚心。兄以為如何？近來兄文興甚豪，頗羨。嚐私評兄於父事沈，厚端重而有意味，朋好中殆不多見。日前與胡適之談彼，忽盛稱兄及孫星如之文。”王國維對沈曾植的後事亦十分關心，多次與羅振玉和沈家商議。編輯遺集，隆重紀念，所見相同。
張爾田對王國維的著作亦有坦率的評論。比如，他認為王國維的“詩勝於詞”：“尊詞意境沉摯，在諸派中固當獨標一幟，然終是學人之詞。以譾陋評之，竊以為詩勝於詞也。”這個結論，一般人都不接受，即使作者王國維本人也以自己的詞自豪的。看來，張爾田對王國維詞中的意境有隔膜，想必對王國維“壬子三詩”那樣的作品有高度共鳴。他在與王國維十年分別後，寄給王國維一首《大行皇太後挽歌辭》就透露了其中消息。關於王國維的《太史公年譜》，張爾田作如下的評價：“昨譚極歡，《史公年譜》校讀一過，考核精慎。嚐謂君學極近歙派，而尤與易疇為似，使東原見之，定有後來之畏。仆學雖尚考證，然喜雜名理，誠自愧不及先生之粹。”關於《觀堂集林》的名字，張爾田指出：“總名《永觀堂集林》，集林上冠以堂名亦不雅，蹈宋以後習氣，不如意稱之為《王氏集林》較古也。”張爾田與王國維共修《浙江通誌》，《通誌》的月薪常由張爾田轉送。王國維敘與張爾田交往時說：“丙辰春，餘自日本歸上海，卜居鬆江之湄，閉戶讀書，自病孤陋。所從論學者，除一二老輩外，同輩惟舊友錢唐張君孟劬，又從孟劬交元和孫君益庵。二君所居距餘居半裏而近，故時相過從。二君為學皆得法於會稽章實齋先生，讀書綜大略，不為章句破碎之學。”
張爾田《玉溪生詩年譜會箋》完成後，請王國維作序。“君加墨數行以誌紀念。序中但述我輩交誼及十年來蹤跡。”王國維於1917年7月寫了序文，主旨是論孟子“以意通誌”之說。“餘讀吾友張君孟劬《玉溪生年譜》，而益信此法之不可易也。”關於張爾田學術研究的特點，王國維指出：“君嚐與餘論浙東、浙西學派，謂浙東自梨洲、季野、謝山以訖實齋，其學多長於史；浙西自亭林、定宇以及分流之皖魯諸派，其學多長於經。浙東博通，其失也疏，浙西專精，其失也固。君之學，固自浙西入而漸漬於浙東者，故曩為《史微》，以史法治經、子二學，四通六辟，多發前人所未發。及為此書，則又旁疏曲證，至纖至悉，而熟知其所用者，仍先秦兩漢治經之家法也。”由此可見，王國維對與自己的研究傾向不同的學者，能寬容地指出其為學的特點。以文會友，以此為尚。
張爾田是王國維的老朋友，早在王國維就職於蘇州師範時（1904年）就訂交，其後一度分手。王國維1916年從日本回上海後，兩人重相聚。張爾田說“無三日不晤”，此後張早於王國維北上北京就職，仍然書信不斷。王國維不幸逝世後，張爾田見到某些報刊上的文章“令人欲嘔”，挺身而出，以史家和朋友的身份評價王國維研究中國文化的成續：“此皆三百年學者有誌於未逮者，而靜庵乃一人集其成，固宜其精博果前人矣。”他特別評論王國維的人品說：“至其與人交也，初甚落落，久乃愈醇。弟與相處數十年，未嚐見其臧否人物，臨財無苟，不可幹以非義，蓋出於天性使然。嗚呼！靜庵之學不特為三百年所無，即其人亦非晚近之人也。……靜庵名在天壤，逆料必有無知妄作不書特筆以汙吾良友者，一息尚存，後死之責，不敢不盡。”
張爾田反對辛亥革命，竭力昌明孔教。張爾田說：“兄謂生平讀詩不多，大抵此事非我輩所尊。譬猶鼴鼠飲河，但取滿腹。然學問深，則出語自然異人，正無敢乎多談詩。若近日號為詩家者，集部書滿架，全不知向學問中求之，枵腹而藐古人，其不流為白話詩幾何！弟嚐謂經史根柢之學不講，則詩文一道必日趨於斷港絕潢，今已兆其端矣。”張爾田又進一步將這種情況歸之於辛亥革命。他說：“弟之為此言也，蓋亦有以彼辛亥之役。彼以二十年之功，披其枝而顛覆其根本，始有今日之效。今欲恢複之，必須先扶其根，而後理其枝葉。為培本計，非昌明孔教不可。”從這點出發，他對當時的文化環境十分反感，其中對大學的變化尤其不能容忍了。他給王國維寫信說：“人年四十已長進不多，又處此不悅學之邦，無良師益友為之觀摩，其不進而退也宜矣！都門一班老輩，大抵塚中枯骨，其高者比之遊魂。……而大學堂方麵不惜出其魔力，摧毀學術，後生小子趨之若狂，不及三十年中國將無一學者可斷言也。共和不過七年，而江湖日下已如此。”
張爾田一方麵嚴厲批評大學“摧殘學術”；另一方麵，卻竭力勸王國維就北京大學的教職。顯然，他希望王國維能端正大學的學術方向。他有一封邀請王國維赴宴的短信說：“明日（十一日）下午六點鍾約欣木、夔笙在寓便餐，請兄屆時惠臨，藉以暢談，勿卻為盼。大學又有書來，勸駕詞意更殷，萬難再卻。弟爾田頓首。”張爾田時已在北京就教職，以私人友情計，亦歡迎他北上就任。他在信中說：“頃有學生來言，校中下學年聘請我兄，聞有允意。此間國文一班皆有舊學知識，馴良可教者多，校中同事雖新舊雜糅，與我異趣者盡可不相往來。鄙意此席似尚可就。近日海上文字生涯漸成市道，絕非我輩能久居，委隨其間，使人短氣。此校尚有優禮學者遺意。如兄必來，弟亦可多一良友。倘攜眷入都，尚可與兄共租一屋同居。蓋弟下半年亦擬將家眷接來也。都中經此次事變，殘象當可一定，必無再有他虞。即或有變，必在四方，決不在中矣。”過了幾天，張爾田聽到王國維願任職的消息，又寫信說：“頃接馬君幼漁一書，雲兄致叔平信已允來京就聘，與弟前函兩歧，豈兄近有幡然之意耶！……兄果有意，何時入都，便告雲及。”張爾田對王國維確是懷著友好的感情，又一次告訴他：“大學堂下學期擬仍聘君任文學，此中魚龍曼衍，恐不能行其誌。惟弟私心所願望，則極盼君來，可以晨夕過從談藝耳。”張爾田對胡適的哲學研究方法頗不滿，原因是“邇來風氣講中學者多喜附合西籍，久之，必使中學漸失其獨立精神，為禍於學術蓋不小也”。張爾田憂國憂民之心頗強烈。“書日昂，將來學問必為貴族所專有，此固可慮，而弟所慮者，則恐中國將來無一學者，皆為東西強鄰攘之而去耳。則神州大陸乃真泯泯棼棼如長夜矣。奈何！奈何！”
沈曾植逝世，身後蕭條，遺老之中頗為震動。張爾田說：“乙老身後蕭條如此，聞之酸鼻。是真遺老，是真學者，又未嚐不肅然起敬。恨弟所處之境，竟不能有所傾助，愧對知己。如何？如何？”沈曾植開吊前夕，張爾田送銀二十元，並建議王國維就沈的遺書事，與他的家人一議。他接連寫了兩封信，十分鄭重地說：“乙老為吾輩第一知己，其遺書亦殆非我輩不能編定。此舉倘成，彼時自當有人為之刊刻，差可稍釋疚心。兄以為如何？近來兄文興甚豪，頗羨。嚐私評兄於父事沈，厚端重而有意味，朋好中殆不多見。日前與胡適之談彼，忽盛稱兄及孫星如之文。”王國維對沈曾植的後事亦十分關心，多次與羅振玉和沈家商議。編輯遺集，隆重紀念，所見相同。
張爾田對王國維的著作亦有坦率的評論。比如，他認為王國維的“詩勝於詞”：“尊詞意境沉摯，在諸派中固當獨標一幟，然終是學人之詞。以譾陋評之，竊以為詩勝於詞也。”這個結論，一般人都不接受，即使作者王國維本人也以自己的詞自豪的。看來，張爾田對王國維詞中的意境有隔膜，想必對王國維“壬子三詩”那樣的作品有高度共鳴。他在與王國維十年分別後，寄給王國維一首《大行皇太後挽歌辭》就透露了其中消息。關於王國維的《太史公年譜》，張爾田作如下的評價：“昨譚極歡，《史公年譜》校讀一過，考核精慎。嚐謂君學極近歙派，而尤與易疇為似，使東原見之，定有後來之畏。仆學雖尚考證，然喜雜名理，誠自愧不及先生之粹。”關於《觀堂集林》的名字，張爾田指出：“總名《永觀堂集林》，集林上冠以堂名亦不雅，蹈宋以後習氣，不如意稱之為《王氏集林》較古也。”張爾田與王國維共修《浙江通誌》，《通誌》的月薪常由張爾田轉送。王國維敘與張爾田交往時說：“丙辰春，餘自日本歸上海，卜居鬆江之湄，閉戶讀書，自病孤陋。所從論學者，除一二老輩外，同輩惟舊友錢唐張君孟劬，又從孟劬交元和孫君益庵。二君所居距餘居半裏而近，故時相過從。二君為學皆得法於會稽章實齋先生，讀書綜大略，不為章句破碎之學。”
張爾田《玉溪生詩年譜會箋》完成後，請王國維作序。“君加墨數行以誌紀念。序中但述我輩交誼及十年來蹤跡。”王國維於1917年7月寫了序文，主旨是論孟子“以意通誌”之說。“餘讀吾友張君孟劬《玉溪生年譜》，而益信此法之不可易也。”關於張爾田學術研究的特點，王國維指出：“君嚐與餘論浙東、浙西學派，謂浙東自梨洲、季野、謝山以訖實齋，其學多長於史；浙西自亭林、定宇以及分流之皖魯諸派，其學多長於經。浙東博通，其失也疏，浙西專精，其失也固。君之學，固自浙西入而漸漬於浙東者，故曩為《史微》，以史法治經、子二學，四通六辟，多發前人所未發。及為此書，則又旁疏曲證，至纖至悉，而熟知其所用者，仍先秦兩漢治經之家法也。”由此可見，王國維對與自己的研究傾向不同的學者，能寬容地指出其為學的特點。以文會友，以此為尚。
張爾田是王國維的老朋友，早在王國維就職於蘇州師範時（1904年）就訂交，其後一度分手。王國維1916年從日本回上海後，兩人重相聚。張爾田說“無三日不晤”，此後張早於王國維北上北京就職，仍然書信不斷。王國維不幸逝世後，張爾田見到某些報刊上的文章“令人欲嘔”，挺身而出，以史家和朋友的身份評價王國維研究中國文化的成續：“此皆三百年學者有誌於未逮者，而靜庵乃一人集其成，固宜其精博果前人矣。”他特別評論王國維的人品說：“至其與人交也，初甚落落，久乃愈醇。弟與相處數十年，未嚐見其臧否人物，臨財無苟，不可幹以非義，蓋出於天性使然。嗚呼！靜庵之學不特為三百年所無，即其人亦非晚近之人也。……靜庵名在天壤，逆料必有無知妄作不書特筆以汙吾良友者，一息尚存，後死之責，不敢不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