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與沈曾植的交往
沈曾植與王國維相知，大約是在1914年冬。王國維在《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序文中說：“甲寅歲末，國維僑居日本，為上虞羅叔言參事作《殷墟書契考釋後序》，略述三百年來小學盛衰，嘉興沈子培方伯見之，以為可與言古音韻之學也。”
1916年以後，王國維定居上海，這期間直接交往最多的是沈曾植。沈曾植（1851-1922年），字子培，別字乙庵，號寐叟，浙江嘉興人。他的學生王蘧常作《沈寐叟年譜》稱名號達四十多個。沈曾植在上海寓居海日樓。這座似乎獨立於世的建築兼具文化和遺老的象征。
王國維一到上海就去拜訪沈曾植。當時，他想去工作的哈同花園中的倉聖明智大學，社會上對其主持人有各種說法，他聽了沈曾植的話，才算有了了解，並馬上向在日本的羅振玉通報。王國維1916年已屆四十歲，當時沈曾植已有六十五歲了。王國維尊之為前輩學者，沈曾植則視王國維為忘年交。若論中國古代文化，沈曾植當時是極負盛名的學者，他在音韻學、西北地理學、考古學，以及佛學、道學諸方麵均有很高的素養。他是光緒六年進士，曾任安徽學政、布政使，是清末“同光體”詩派的代表詩人之一。寫詩，他針對當時的“尊唐”、“尊宋”之爭，提倡打破唐宋界限，眼界開闊。為學則重視西方的社會科學。但是，政治上，重皇權，是遺老中一個活躍的代表人物。1917年張勳複辟，他匆匆忙忙趕往北京，就任過幾天學部尚書。王國維在音韻學、元史研究方麵，都得到沈曾植的啟發。他在致羅振玉信中說：“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至前日始脫稿，昨日作一序。書僅十八頁，序乃有三頁，專述乙老口說並與乙老談論之語。因乙老萬無成書之日，非記其說不可也。”王國維因這篇文章不習見的字太多，不宜排字，隻能手寫，剛抄完序文，就寫信報告羅振玉，可見對這篇序文的重視。王國維在前六天已寫信通報了。“本年十二月報尚短自撰稿二十餘葉，前擬作《爾雅聲義類》，以分類至難，稿成而廢。現改作《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月內可成，下月尚須以十日之力為之寫定石印，因其中生字太多，不能排印。其中一段頗用乙老新說，乙老之說，前作《樂詩考略》，末條用其說為之闡發，此次複為暢其說，此老之說可見者，他日恐僅此耳。乙老談論須分別觀之，時有得失。得者極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據王國維在上述序文中記述，1915年春，歸國掃墓，曾謁沈曾植於上海，並述王國維與沈曾植談話經過如下：“方伯莞然曰：‘君為學，乃善自命題，何不多命數題，為我輩遣日之資乎？’因相視大笑。餘又請業曰：‘近儒皆言古韻明而後訓詁明，然古人假借轉注多取諸雙聲，段王二君，雖各自定古音部目，然其言訓詁也，亦往往舍其所謂韻而用雙聲，其以疊韻說訓詁者，往往格不得通。然則謂古韻明而後訓詁明，毋寧謂雙聲明而後訓詁明歟？’方伯曰：‘豈直如君言，古人轉注假借，雖謂之全用雙聲可也。雙聲或同韻，或不同韻，古字之互相假借轉注者，有同聲而不同韻者矣，未有同韻而不同聲者也。君不讀劉成國《釋名》乎？每字必以其雙聲釋之，其非雙聲者，大抵訛字也。’”
其實，王國維闡發沈曾植學說的事，以前也有過。1916年5月17日，王國維致羅振玉信中說：“乙老言及，古樂家所傳《詩》與詩家所傳《詩》次序不同，考之古書，其說甚是，因申其說為一文，入《樂詩考略》中。乙老學說著於竹帛者，將來或僅此篇。然此篇乃由乙老一語所啟發，亦不得謂為此老之說也。”在音韻學方麵，沈曾植確有獨到的見解。王國維願意經常向他請教。1918年末，王國維改定《唐韻別考》、《音學解說》二種為《聲韻續考》一卷，“以補東原先生之書，約得三十餘葉。寫成後擬屬寐叟作序，此事乃所樂為，前日曾談及，蓋去年已有此約也”。王國維到上海之後，在研究音韻學方麵興趣甚濃，在學術上也有明顯的進展，這顯然得益於沈曾植的幫助和給予討論的機會。王國維有了新著就送去請提意見，並附信說：“今晨拜教至快，鶴山《唐韻後序》頃錄出，並拙撰《唐韻別考》稿同呈上，此稿本擬續東原先生《聲韻別考》，非續紀氏《唐韻考》，因但考隋唐韻書，故用此名，亦頗不妥。又稿經塗改數次，複為手民所汙，以塵尊覽，殊為棘目。今輒遵專旨奉呈，祈教正為感。”1919年1月，王國維又致信羅振玉說：“前日晤乙老，談次知其方閱韻書，蓋欲為維之《聲韻續考》作序。此老好勝，其於音韻議論本甚通徹，唯恐求之過深，或發奇論耳。”王國維認為沈曾植音韻學方麵的成就“功力不淺”，但對他未完成這方麵的係統著作，又覺惋惜。
沈曾植是詩人，古詩功力純厚。王國維對自己的詩詞本來就很自信，這又是他們之間互相交往的一個領域。互相唱和，既有文人的情趣，在遺老圈中更是一種特有的精神寄托。王國維曾以自己的“人間詞”自豪，抒發過對人間苦痛的感受。在與沈曾植交往中又送去自己的詞，另函說：“錄得舊詞廿四闕，末章甚有‘苕華’‘何草’之意。呈請教正，並加斧削，至幸。”新選的詞不用《人間詞》的名字，改為《履霜詞》，詞前有一段小引曰：“光宣之間學為小詞，得六七十闕。戊午夏日小疾無聊，錄存二十四闕，題曰《履霜詞》。嗚呼！所以有今日之堅冰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四月晦日國維書於海上寓廬之永觀堂。”王國維這樣處理，就帶有一點遺老的意味了。沈曾植也將自己的作品寄給他，並說：“抄撿得舊詞二十餘首，錄出呈教，不知有可存一者否？與公有仙凡之隔，然惟真仙或能度凡人耳。”王國維就回書曰：“小詞呈教乃荷揄揚踰分。君子失辭，固亦不免耶。尊詞容細讀。賤恙已輕，惟尚有咳痰及骨節酸楚耳。不日當愈，再走奉教。”
王國維與沈曾植過從甚密。沈曾植有要事即寫信：“有要語即刻請過我一談，靜庵先生。”王國維暫時離滬，也致書報告：“維腳氣近二十日服藥未見大效，故決作轉地之計，定於十八日午赴津，往返期以二十日，重陽前後當可返滬，爾時步履當可如常，再行趨叩起居。”王國維與羅振玉通信，都稱：“然處此間久，除乙老外，無可共語者。”這樣的共鳴很難得。
王國維與沈曾植都是詩人，以詩會友，更具特色。1917年隆冬，上海苦寒，硯池皆凍，王國維以火炙之，抄沈曾植詩，編成三卷，每卷各得三十餘頁。此稿如不刻，付石印也可以了。王國維向羅振玉介紹：“其中大有傑作，一為王聘三方伯作《鬻醫篇》，一為《陶然亭詩》；而去年還嘉興諸詩議論尤佳，其《衛大夫宏演墓詩》雲‘亡虜幸偷生，有言皆糞土’，今日往談稱此句，乙雲非見今日事不能為此語。”1916年夏，沈曾植作《伏日雜詩簡靜安》四首，王國維即和四章，其末有“度世原無術，登真或有方。近傳羨門信，雙鬢已秋霜”。沈曾植又作《靜安和詩四章，辭意深美，而格製清遠，非魏晉後人語也。適會新秋，賦此以答》七律一首。王國維和《再酬巽齋老人》一首雲：“人喧古渡潮平岸，燈暗幽坊月到門。迥野蟪蛄多切響，高樓腐草有遊魂。”其中“蟪蛄切響，腐草遊魂”的感慨，也就是詩中所吟“今年顛倒作寒溫”之意。王國維也說過，政界又有紛爭，蟪蛄切響，腐草遊魂，二語可以盡之。
王國維作《戊午日短至》一詩，沈曾植和詩《靜安錄示短至詩和韻奉教》，王國維又作《東軒老人兩和前韻再呈一章》，寫得都很認真，抒發遺老看不慣當時世態的心境。王國維曾作《海日樓歌壽東軒先生七十（戊午）》，沈曾植1918年2月七十歲生日時，王國維致函祝壽，表示賀詩後呈。沈曾植在上海的住宅海日樓，辛亥以後雖有遺老來往其間，總的背景處於遺老孤立之境。王國維在詩的開頭就歌頌“海日高樓俯晴空，苕華夜半光熊熊。九衢四照紛玲瓏”，陷入一般壽詩的歌功頌德的舊調。詩末雲：“詩家包丘伯，道家浮丘公，列仙名在儒林中。”描述沈曾植學術淵博，確非虛語。王國維對沈曾植的創作，在與羅振玉的私人通訊中，評價不高。“乙老近又作詞，亦無聊之極思也。”“乙老甲寅以後詩稿亦已借得，佳者僅十餘首，餘則應酬之作居多。《壬癸稿》亦已覓得，恐亦有應酬之作在內，可知精到之作自不能多耳。”
1919年陰曆小除夕，沈曾植送他水仙花。王國維客居上海，居室逼仄，每日為生計奔忙，過年前得到這樣高雅的水仙，形成一種強烈的反差。這件禮物牽動著一家人，大家忙碌了起來：“兒傾儲粟瓶，婦徹薦新盤。僮媼紛濯溉，新井汲寒泉。”頓時充滿了歡樂的情緒。王國維到上海以後寫的詩，以這首詩最為生動、真切，情緒活躍。
沈曾植曾任《浙江通誌》總纂，他是王國維的同鄉，所以特約請王國維為分纂，“月薪而非計字取酬”。王國維在信中說：“維答以哈園現正在議留，彼固不可與共事，然於研究學問則可由自己所好者為之，若《通誌》則因素無研究又範圍太廣……”寫通誌有固定收入，但必然會分散精力，影響學術研究。但是沈曾植卻委婉而體貼地希望他接受。王國維自己在致友人信中說：“乙老則謂兼辦無妨，此係幫我忙；我所做之事有欲請代勞者，即兄不允亦當時時奉擾雲雲。”王國維對沈曾植的幫助是感謝的。羅振玉也在信中稱讚：“乙老月餉之議，洵屬美意。”沈曾植對王國維相助，十分高興，他說：“浙誌得公相助，且為湖山生色。……《山海經》會稽以下諸山亦思略加疏證。”
王國維與沈曾植的關係，主要是論學。他們之間經常發些遺老的牢騷，但是沈曾植的重大的複辟活動，甚至並不告訴王國維。王國維聽到沈曾植議論時事，總是很快告訴羅振玉。比如：“乙老（指沈曾植）因渠上夜發熱，視其神氣頗頹唐，興致使然，非徒身體上之關係也。”“乙對時局大有絕望之念，謂梁已預備為第二任總統，此語良然。又大罵徐海東（即徐世昌），謂非徒梁之幹兒，乃其親兒也。但不知黃樓近來意思如何耳。”他們的議論，有不少是道聽途說的傳聞，以及以意為之的幻想。徐世昌曾一度與小朝廷拉拉扯扯，但在1918年，他自己當上大總統了。黃樓，暗指辮帥張勳。張勳複辟，沈曾植與一班遺老北上，他當上了學部尚書。這場戲，不久煙消雲散。王國維曾說：“維初六晨晤乙老，尚不言及北行。”過了一個星期，報上公布了張勳複辟的消息，張軍又不利。王國維義正詞嚴地說：“北行諸老恐隻有以一死謝國。曲江之哀，猿鶴沙蟲之痛，傷哉！”這裏說的“北行諸老”，指去北京參加“張勳複辟”活動的康有為、勞乃宣、劉廷琛、沈曾植等人，在王國維看來，複辟活動，涉君臣之義，臣應守大節。十天以後，他又寫信給羅振玉說：“此次負責及受職諸公，如再然南歸，真所謂不值一錢矣。……寐叟於前日已有傳其南歸者，此恐不確也。”由此可見，王國維對沈曾植仍然充滿好意。但是，實際上，王國維的書生之見，並未實現。張勳複辟失敗之後，遺老們並未盡大節，仍然活著回上海了。
王國維曾作《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後編入《觀堂集林》第二十三卷，給沈曾植的學術地位以很高的評價。他指出沈曾植學術上的特色是：“先生少年固已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然一秉先正成法，無或逾越。其於人心世道之汙隆，政事之利病，必窮其源委，似國初諸老，其視經史為獨立之學，而益探其奧窔，拓其區宇，不讓乾、嘉諸先生；至於綜覽百家，旁及兩氏，一以治經、史之法治之，則又為自來學者所未及。”此論之意，實敘他在清代學者中可列為集大成者。以後又進一步指出其學術特色和對後繼者的意義；“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而擇術之慎，不後於戴錢。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以此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王國維曾自稱這篇序文“藻周慮密”，但文中對沈曾植政治上的作為，隻字未提。此外，王國維在私人信件中，也批評過沈曾植：“此老才疏誌廣，今之文舉尺牘之文，語妙天下。”如果就沈曾植整個學術水準而言，“才疏誌廣”這四個字，近於酷評。
沈曾植於壬戌十月初三逝世。其靈柩十四日返嘉興，其間王國維力勸即辦喪事，因為兩浙風雲正多。王國維寫的挽聯是：“是大詩人，是大學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豈謂微言絕今日；為家孝子，為國純臣，為世界先覺，一哀感知己，要為天下哭先生。”沈曾植身後事，王國維力主編遺著。“其遺著成書尚少，而書眉及廢紙所記，頗可纂輯，意尚可得數卷另其成卷者亦有數卷，詩文大略已有清本，合之或可得二十卷。……此事維當任之，其刊刻之資，翰怡當能任之。將來如慈護約檢遺書，當為之先一檢點也。”沈曾植遺著後編成《海日樓劄叢》、《海日樓題跋》延宕至上世紀六十年代方出版。沈曾植的學術地位應進一步重視，沈曾植和王國維的學術友誼也是值得發揚的。
王國維的《沈乙庵先生絕筆楹聯跋》情意深切：“東軒先生彌天四海之量，撥亂反正之誌，四通六辟之識，深極研幾之學，邁往不屑之韻，沈博絕麗之文，雖千載後猶奕奕有生氣，矧在形神未離之頃耶？此書作於易簀前數小時，而氣象筆力如是，先生之視軀體，直是傳舍耳！”
王國維離開上海，北上就南書房行走之職前夕，忽夢見沈曾植，“夢得東軒老人書，醒而有作，時老人下世半歲矣”。他夢中“且喜得翁書”、“倉皇未卒讀，鄰雞鳴東窗。欹枕至天曙，涕淚下沾裳。”這首詩的淒涼之境，可謂王沈之交的餘波了。
1916年以後，王國維定居上海，這期間直接交往最多的是沈曾植。沈曾植（1851-1922年），字子培，別字乙庵，號寐叟，浙江嘉興人。他的學生王蘧常作《沈寐叟年譜》稱名號達四十多個。沈曾植在上海寓居海日樓。這座似乎獨立於世的建築兼具文化和遺老的象征。
王國維一到上海就去拜訪沈曾植。當時，他想去工作的哈同花園中的倉聖明智大學，社會上對其主持人有各種說法，他聽了沈曾植的話，才算有了了解，並馬上向在日本的羅振玉通報。王國維1916年已屆四十歲，當時沈曾植已有六十五歲了。王國維尊之為前輩學者，沈曾植則視王國維為忘年交。若論中國古代文化，沈曾植當時是極負盛名的學者，他在音韻學、西北地理學、考古學，以及佛學、道學諸方麵均有很高的素養。他是光緒六年進士，曾任安徽學政、布政使，是清末“同光體”詩派的代表詩人之一。寫詩，他針對當時的“尊唐”、“尊宋”之爭，提倡打破唐宋界限，眼界開闊。為學則重視西方的社會科學。但是，政治上，重皇權，是遺老中一個活躍的代表人物。1917年張勳複辟，他匆匆忙忙趕往北京，就任過幾天學部尚書。王國維在音韻學、元史研究方麵，都得到沈曾植的啟發。他在致羅振玉信中說：“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至前日始脫稿，昨日作一序。書僅十八頁，序乃有三頁，專述乙老口說並與乙老談論之語。因乙老萬無成書之日，非記其說不可也。”王國維因這篇文章不習見的字太多，不宜排字，隻能手寫，剛抄完序文，就寫信報告羅振玉，可見對這篇序文的重視。王國維在前六天已寫信通報了。“本年十二月報尚短自撰稿二十餘葉，前擬作《爾雅聲義類》，以分類至難，稿成而廢。現改作《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月內可成，下月尚須以十日之力為之寫定石印，因其中生字太多，不能排印。其中一段頗用乙老新說，乙老之說，前作《樂詩考略》，末條用其說為之闡發，此次複為暢其說，此老之說可見者，他日恐僅此耳。乙老談論須分別觀之，時有得失。得者極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據王國維在上述序文中記述，1915年春，歸國掃墓，曾謁沈曾植於上海，並述王國維與沈曾植談話經過如下：“方伯莞然曰：‘君為學，乃善自命題，何不多命數題，為我輩遣日之資乎？’因相視大笑。餘又請業曰：‘近儒皆言古韻明而後訓詁明，然古人假借轉注多取諸雙聲，段王二君，雖各自定古音部目，然其言訓詁也，亦往往舍其所謂韻而用雙聲，其以疊韻說訓詁者，往往格不得通。然則謂古韻明而後訓詁明，毋寧謂雙聲明而後訓詁明歟？’方伯曰：‘豈直如君言，古人轉注假借，雖謂之全用雙聲可也。雙聲或同韻，或不同韻，古字之互相假借轉注者，有同聲而不同韻者矣，未有同韻而不同聲者也。君不讀劉成國《釋名》乎？每字必以其雙聲釋之，其非雙聲者，大抵訛字也。’”
其實，王國維闡發沈曾植學說的事，以前也有過。1916年5月17日，王國維致羅振玉信中說：“乙老言及，古樂家所傳《詩》與詩家所傳《詩》次序不同，考之古書，其說甚是，因申其說為一文，入《樂詩考略》中。乙老學說著於竹帛者，將來或僅此篇。然此篇乃由乙老一語所啟發，亦不得謂為此老之說也。”在音韻學方麵，沈曾植確有獨到的見解。王國維願意經常向他請教。1918年末，王國維改定《唐韻別考》、《音學解說》二種為《聲韻續考》一卷，“以補東原先生之書，約得三十餘葉。寫成後擬屬寐叟作序，此事乃所樂為，前日曾談及，蓋去年已有此約也”。王國維到上海之後，在研究音韻學方麵興趣甚濃，在學術上也有明顯的進展，這顯然得益於沈曾植的幫助和給予討論的機會。王國維有了新著就送去請提意見，並附信說：“今晨拜教至快，鶴山《唐韻後序》頃錄出，並拙撰《唐韻別考》稿同呈上，此稿本擬續東原先生《聲韻別考》，非續紀氏《唐韻考》，因但考隋唐韻書，故用此名，亦頗不妥。又稿經塗改數次，複為手民所汙，以塵尊覽，殊為棘目。今輒遵專旨奉呈，祈教正為感。”1919年1月，王國維又致信羅振玉說：“前日晤乙老，談次知其方閱韻書，蓋欲為維之《聲韻續考》作序。此老好勝，其於音韻議論本甚通徹，唯恐求之過深，或發奇論耳。”王國維認為沈曾植音韻學方麵的成就“功力不淺”，但對他未完成這方麵的係統著作，又覺惋惜。
沈曾植是詩人，古詩功力純厚。王國維對自己的詩詞本來就很自信，這又是他們之間互相交往的一個領域。互相唱和，既有文人的情趣，在遺老圈中更是一種特有的精神寄托。王國維曾以自己的“人間詞”自豪，抒發過對人間苦痛的感受。在與沈曾植交往中又送去自己的詞，另函說：“錄得舊詞廿四闕，末章甚有‘苕華’‘何草’之意。呈請教正，並加斧削，至幸。”新選的詞不用《人間詞》的名字，改為《履霜詞》，詞前有一段小引曰：“光宣之間學為小詞，得六七十闕。戊午夏日小疾無聊，錄存二十四闕，題曰《履霜詞》。嗚呼！所以有今日之堅冰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四月晦日國維書於海上寓廬之永觀堂。”王國維這樣處理，就帶有一點遺老的意味了。沈曾植也將自己的作品寄給他，並說：“抄撿得舊詞二十餘首，錄出呈教，不知有可存一者否？與公有仙凡之隔，然惟真仙或能度凡人耳。”王國維就回書曰：“小詞呈教乃荷揄揚踰分。君子失辭，固亦不免耶。尊詞容細讀。賤恙已輕，惟尚有咳痰及骨節酸楚耳。不日當愈，再走奉教。”
王國維與沈曾植過從甚密。沈曾植有要事即寫信：“有要語即刻請過我一談，靜庵先生。”王國維暫時離滬，也致書報告：“維腳氣近二十日服藥未見大效，故決作轉地之計，定於十八日午赴津，往返期以二十日，重陽前後當可返滬，爾時步履當可如常，再行趨叩起居。”王國維與羅振玉通信，都稱：“然處此間久，除乙老外，無可共語者。”這樣的共鳴很難得。
王國維與沈曾植都是詩人，以詩會友，更具特色。1917年隆冬，上海苦寒，硯池皆凍，王國維以火炙之，抄沈曾植詩，編成三卷，每卷各得三十餘頁。此稿如不刻，付石印也可以了。王國維向羅振玉介紹：“其中大有傑作，一為王聘三方伯作《鬻醫篇》，一為《陶然亭詩》；而去年還嘉興諸詩議論尤佳，其《衛大夫宏演墓詩》雲‘亡虜幸偷生，有言皆糞土’，今日往談稱此句，乙雲非見今日事不能為此語。”1916年夏，沈曾植作《伏日雜詩簡靜安》四首，王國維即和四章，其末有“度世原無術，登真或有方。近傳羨門信，雙鬢已秋霜”。沈曾植又作《靜安和詩四章，辭意深美，而格製清遠，非魏晉後人語也。適會新秋，賦此以答》七律一首。王國維和《再酬巽齋老人》一首雲：“人喧古渡潮平岸，燈暗幽坊月到門。迥野蟪蛄多切響，高樓腐草有遊魂。”其中“蟪蛄切響，腐草遊魂”的感慨，也就是詩中所吟“今年顛倒作寒溫”之意。王國維也說過，政界又有紛爭，蟪蛄切響，腐草遊魂，二語可以盡之。
王國維作《戊午日短至》一詩，沈曾植和詩《靜安錄示短至詩和韻奉教》，王國維又作《東軒老人兩和前韻再呈一章》，寫得都很認真，抒發遺老看不慣當時世態的心境。王國維曾作《海日樓歌壽東軒先生七十（戊午）》，沈曾植1918年2月七十歲生日時，王國維致函祝壽，表示賀詩後呈。沈曾植在上海的住宅海日樓，辛亥以後雖有遺老來往其間，總的背景處於遺老孤立之境。王國維在詩的開頭就歌頌“海日高樓俯晴空，苕華夜半光熊熊。九衢四照紛玲瓏”，陷入一般壽詩的歌功頌德的舊調。詩末雲：“詩家包丘伯，道家浮丘公，列仙名在儒林中。”描述沈曾植學術淵博，確非虛語。王國維對沈曾植的創作，在與羅振玉的私人通訊中，評價不高。“乙老近又作詞，亦無聊之極思也。”“乙老甲寅以後詩稿亦已借得，佳者僅十餘首，餘則應酬之作居多。《壬癸稿》亦已覓得，恐亦有應酬之作在內，可知精到之作自不能多耳。”
1919年陰曆小除夕，沈曾植送他水仙花。王國維客居上海，居室逼仄，每日為生計奔忙，過年前得到這樣高雅的水仙，形成一種強烈的反差。這件禮物牽動著一家人，大家忙碌了起來：“兒傾儲粟瓶，婦徹薦新盤。僮媼紛濯溉，新井汲寒泉。”頓時充滿了歡樂的情緒。王國維到上海以後寫的詩，以這首詩最為生動、真切，情緒活躍。
沈曾植曾任《浙江通誌》總纂，他是王國維的同鄉，所以特約請王國維為分纂，“月薪而非計字取酬”。王國維在信中說：“維答以哈園現正在議留，彼固不可與共事，然於研究學問則可由自己所好者為之，若《通誌》則因素無研究又範圍太廣……”寫通誌有固定收入，但必然會分散精力，影響學術研究。但是沈曾植卻委婉而體貼地希望他接受。王國維自己在致友人信中說：“乙老則謂兼辦無妨，此係幫我忙；我所做之事有欲請代勞者，即兄不允亦當時時奉擾雲雲。”王國維對沈曾植的幫助是感謝的。羅振玉也在信中稱讚：“乙老月餉之議，洵屬美意。”沈曾植對王國維相助，十分高興，他說：“浙誌得公相助，且為湖山生色。……《山海經》會稽以下諸山亦思略加疏證。”
王國維與沈曾植的關係，主要是論學。他們之間經常發些遺老的牢騷，但是沈曾植的重大的複辟活動，甚至並不告訴王國維。王國維聽到沈曾植議論時事，總是很快告訴羅振玉。比如：“乙老（指沈曾植）因渠上夜發熱，視其神氣頗頹唐，興致使然，非徒身體上之關係也。”“乙對時局大有絕望之念，謂梁已預備為第二任總統，此語良然。又大罵徐海東（即徐世昌），謂非徒梁之幹兒，乃其親兒也。但不知黃樓近來意思如何耳。”他們的議論，有不少是道聽途說的傳聞，以及以意為之的幻想。徐世昌曾一度與小朝廷拉拉扯扯，但在1918年，他自己當上大總統了。黃樓，暗指辮帥張勳。張勳複辟，沈曾植與一班遺老北上，他當上了學部尚書。這場戲，不久煙消雲散。王國維曾說：“維初六晨晤乙老，尚不言及北行。”過了一個星期，報上公布了張勳複辟的消息，張軍又不利。王國維義正詞嚴地說：“北行諸老恐隻有以一死謝國。曲江之哀，猿鶴沙蟲之痛，傷哉！”這裏說的“北行諸老”，指去北京參加“張勳複辟”活動的康有為、勞乃宣、劉廷琛、沈曾植等人，在王國維看來，複辟活動，涉君臣之義，臣應守大節。十天以後，他又寫信給羅振玉說：“此次負責及受職諸公，如再然南歸，真所謂不值一錢矣。……寐叟於前日已有傳其南歸者，此恐不確也。”由此可見，王國維對沈曾植仍然充滿好意。但是，實際上，王國維的書生之見，並未實現。張勳複辟失敗之後，遺老們並未盡大節，仍然活著回上海了。
王國維曾作《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後編入《觀堂集林》第二十三卷，給沈曾植的學術地位以很高的評價。他指出沈曾植學術上的特色是：“先生少年固已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然一秉先正成法，無或逾越。其於人心世道之汙隆，政事之利病，必窮其源委，似國初諸老，其視經史為獨立之學，而益探其奧窔，拓其區宇，不讓乾、嘉諸先生；至於綜覽百家，旁及兩氏，一以治經、史之法治之，則又為自來學者所未及。”此論之意，實敘他在清代學者中可列為集大成者。以後又進一步指出其學術特色和對後繼者的意義；“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而擇術之慎，不後於戴錢。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以此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王國維曾自稱這篇序文“藻周慮密”，但文中對沈曾植政治上的作為，隻字未提。此外，王國維在私人信件中，也批評過沈曾植：“此老才疏誌廣，今之文舉尺牘之文，語妙天下。”如果就沈曾植整個學術水準而言，“才疏誌廣”這四個字，近於酷評。
沈曾植於壬戌十月初三逝世。其靈柩十四日返嘉興，其間王國維力勸即辦喪事，因為兩浙風雲正多。王國維寫的挽聯是：“是大詩人，是大學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豈謂微言絕今日；為家孝子，為國純臣，為世界先覺，一哀感知己，要為天下哭先生。”沈曾植身後事，王國維力主編遺著。“其遺著成書尚少，而書眉及廢紙所記，頗可纂輯，意尚可得數卷另其成卷者亦有數卷，詩文大略已有清本，合之或可得二十卷。……此事維當任之，其刊刻之資，翰怡當能任之。將來如慈護約檢遺書，當為之先一檢點也。”沈曾植遺著後編成《海日樓劄叢》、《海日樓題跋》延宕至上世紀六十年代方出版。沈曾植的學術地位應進一步重視，沈曾植和王國維的學術友誼也是值得發揚的。
王國維的《沈乙庵先生絕筆楹聯跋》情意深切：“東軒先生彌天四海之量，撥亂反正之誌，四通六辟之識，深極研幾之學，邁往不屑之韻，沈博絕麗之文，雖千載後猶奕奕有生氣，矧在形神未離之頃耶？此書作於易簀前數小時，而氣象筆力如是，先生之視軀體，直是傳舍耳！”
王國維離開上海，北上就南書房行走之職前夕，忽夢見沈曾植，“夢得東軒老人書，醒而有作，時老人下世半歲矣”。他夢中“且喜得翁書”、“倉皇未卒讀，鄰雞鳴東窗。欹枕至天曙，涕淚下沾裳。”這首詩的淒涼之境，可謂王沈之交的餘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