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與吳昌綬的交往
友情是人生的需要，就好比鳥喜歡樹一樣。王國維早年就從心理學、美學的角度，指出人的空虛是最大的痛苦，所以就更珍惜友情的溫暖。他寬厚待人，甚至屈己待人。但是，沒有在誌趣上的共同點，他又不主動去交往。王國維的朋友都是生活中自然遇上的，以文會友是主旋律。對待好朋友，無話不談；話不投機時，他卻隻抽煙，不說話。
王國維早年的朋友，材料已少。他在清華大學時交往多的算陳寅恪、吳宓，另有敘述。影響他一生最多的朋友是羅振玉，在本書中各處都已作了敘述。這裏記的幾位國內外學者與王國維的交往，可以讓讀者看到王國維的交友之道。
吳昌綬，字伯宛，浙江仁和人。光緒末寓北京西城，因出入均見萬鬆老人塔，自號鬆鄰，晚號甘遁。精詞史，善校勘。曾輯印宋、金、元、明詞四十種。在詩學與戲劇史研究方麵，他與王國維的交流最多。現存的吳昌綬致王國維書信，極大多數稱呼王國維為“人間先生”，大概是《人間詞》、《人間詞話》給予他的影響太深了。羅振玉在書信中也多次稱王國維“人間先生”。但是，筆者未見王國維本人自稱“人間”。
王國維致繆荃孫信中談到與吳昌綬的交往：“前書所詢各事，甘遁處已兩次致書，未得其複，前已遷至南口京張路局，想現在仍寓其處，尚可通信。”現據吳昌綬的書信手稿，他用過“京張鐵路”的信箋，函中敘“重九日”（陰曆九月初九）收到“尊詞”。辛亥革命那天是陰曆八月十九日。吳昌綬於陰曆九月廿二日複信，當時的王國維，估計正準備去日本了。但是，吳昌綬的信仍然充滿了學術的氣氛，他說：“忽思林黛玉之父是兩淮運使，而曹雪芹之父是兩淮鹽政，豈曹借林自喻耶？此說有人考及否？又怡紅院、悼紅軒必有緣故，敢質方雅教之。”“曹是做書之主人翁，林是書中之主人翁，豈曹假以自述歟？如是立說則向來一切牽扯冤案皆可了結。因舊時以曹在局外而為此書，不免疑議；若即曹即林，一切冰釋矣。”王國維在他的著作中，著意反對舊的索隱方法，提倡用新的文學理論評論《紅樓夢》，但是，當時用索隱法研究文學作品，還是頗為流行。
吳昌綬以刻印書著稱。他向王國維建議過：“尊詞不自刻，何妨寄弟刻之。”還有一次，他建議過：“公詞話能多作百十條否？當並大稿代為印行也。”這兩件事以後都沒有能實行。王國維1914年在京都還向繆荃孫說：“伯宛亦通信，渠在北京為鄭叔問（即鄭文焯）刻《樵風樂府》，乃刻工無事，以此應酬之耳。”此外，吳昌綬還提出：“頃為公思得一法，專搜五代唐宋元人詞之遺佚者，凡有集者不采。”
王國維收藏的善本書不多，1910年冬買得《花草粹編》十分高興。他致書繆荃孫說：“昨得《花草粹編》，係棉紙初印，不知視先生藏本何如也。”此事王國維也高興地向吳昌綬報告。吳昌綬立即祝賀：“花草粹編》思之十餘年，公竟購得，欣賀，欣賀！”
吳昌綬對王國維的詞論常提供建議，比如：“南唐二主詞論定極當。……夢窗詞誠為尊論，惟詞體至此已數百年，天真之後不能免人事；性靈之中，不能不講功夫，能深入乃能顯出。則夢窗超然獨異，非西麓、玉田一輩比。”
王國維的著作，吳昌綬曾仔細閱讀並提出修改意見。吳昌綬在書信中說：“宋大曲考》細讀一過，略有獻疑，得暇乞顧我一商。”“檢《教坊記》曲名之後有大曲名‘踏金蓮’以下數之凡四十有六。竊疑《唐誌》四十六曲之語，不為無因。後來雲四十曲或舉成數，或宋時有所減省，乞再考之。”吳昌綬治曲時間長，材料較熟悉。吳、王之間論學，頗為親熱。吳昌綬曾寫過這樣的信：“大曲》抄出一本，不得其句律，正在重錄奉呈。茲將原底先送閱，明日下午能來讀否？”
互相唱和，也是以文會友的一種方式，表達一種知識分子的情趣。比如1910年，吳昌綬為王國維寫了兩首詞。一是“檢夢窗癸卯除夜之作用韻”，二是“庚戌之日再賦《鷓鴣天》呈人間先生正和”。王國維曾寫《鷓鴣天·庚戌除夕和吳伯宛舍人》：“絳蠟紅梅競作花，客中驚又度年華。離離長柄垂天鬥，隱隱輕雷隔巷車。斟醁醑，和尖叉，新詞飛寄舍人家。可將平日絲綸手，係取今宵赴壑蛇。”吳昌綬還寫過一首有幽默感的詞《金縷曲》，其本事為：“十一月二十四日夜與孟蘋、靜安同載歸車中，疾作大吐，戲拈此辭。”其中有句：“胸中些些塊壘，向誰傾吐？”確有“神奇臭腐嘔心句”。
王國維閱吳昌綬《片玉詞》鈔本，應吳的要求，還寫了跋語，略敘校勘用的版本和經過。文末署：“國維。宣統改元秋九月為伯宛先生校於宣武城南之學山海居”。從這個日期可以看出，王國維在離京赴日之前一直在精心研究戲曲史。以後，研究的興趣有改變，與吳昌綬的來往也就少了。
王國維早年的朋友，材料已少。他在清華大學時交往多的算陳寅恪、吳宓，另有敘述。影響他一生最多的朋友是羅振玉，在本書中各處都已作了敘述。這裏記的幾位國內外學者與王國維的交往，可以讓讀者看到王國維的交友之道。
吳昌綬，字伯宛，浙江仁和人。光緒末寓北京西城，因出入均見萬鬆老人塔，自號鬆鄰，晚號甘遁。精詞史，善校勘。曾輯印宋、金、元、明詞四十種。在詩學與戲劇史研究方麵，他與王國維的交流最多。現存的吳昌綬致王國維書信，極大多數稱呼王國維為“人間先生”，大概是《人間詞》、《人間詞話》給予他的影響太深了。羅振玉在書信中也多次稱王國維“人間先生”。但是，筆者未見王國維本人自稱“人間”。
王國維致繆荃孫信中談到與吳昌綬的交往：“前書所詢各事，甘遁處已兩次致書，未得其複，前已遷至南口京張路局，想現在仍寓其處，尚可通信。”現據吳昌綬的書信手稿，他用過“京張鐵路”的信箋，函中敘“重九日”（陰曆九月初九）收到“尊詞”。辛亥革命那天是陰曆八月十九日。吳昌綬於陰曆九月廿二日複信，當時的王國維，估計正準備去日本了。但是，吳昌綬的信仍然充滿了學術的氣氛，他說：“忽思林黛玉之父是兩淮運使，而曹雪芹之父是兩淮鹽政，豈曹借林自喻耶？此說有人考及否？又怡紅院、悼紅軒必有緣故，敢質方雅教之。”“曹是做書之主人翁，林是書中之主人翁，豈曹假以自述歟？如是立說則向來一切牽扯冤案皆可了結。因舊時以曹在局外而為此書，不免疑議；若即曹即林，一切冰釋矣。”王國維在他的著作中，著意反對舊的索隱方法，提倡用新的文學理論評論《紅樓夢》，但是，當時用索隱法研究文學作品，還是頗為流行。
吳昌綬以刻印書著稱。他向王國維建議過：“尊詞不自刻，何妨寄弟刻之。”還有一次，他建議過：“公詞話能多作百十條否？當並大稿代為印行也。”這兩件事以後都沒有能實行。王國維1914年在京都還向繆荃孫說：“伯宛亦通信，渠在北京為鄭叔問（即鄭文焯）刻《樵風樂府》，乃刻工無事，以此應酬之耳。”此外，吳昌綬還提出：“頃為公思得一法，專搜五代唐宋元人詞之遺佚者，凡有集者不采。”
王國維收藏的善本書不多，1910年冬買得《花草粹編》十分高興。他致書繆荃孫說：“昨得《花草粹編》，係棉紙初印，不知視先生藏本何如也。”此事王國維也高興地向吳昌綬報告。吳昌綬立即祝賀：“花草粹編》思之十餘年，公竟購得，欣賀，欣賀！”
吳昌綬對王國維的詞論常提供建議，比如：“南唐二主詞論定極當。……夢窗詞誠為尊論，惟詞體至此已數百年，天真之後不能免人事；性靈之中，不能不講功夫，能深入乃能顯出。則夢窗超然獨異，非西麓、玉田一輩比。”
王國維的著作，吳昌綬曾仔細閱讀並提出修改意見。吳昌綬在書信中說：“宋大曲考》細讀一過，略有獻疑，得暇乞顧我一商。”“檢《教坊記》曲名之後有大曲名‘踏金蓮’以下數之凡四十有六。竊疑《唐誌》四十六曲之語，不為無因。後來雲四十曲或舉成數，或宋時有所減省，乞再考之。”吳昌綬治曲時間長，材料較熟悉。吳、王之間論學，頗為親熱。吳昌綬曾寫過這樣的信：“大曲》抄出一本，不得其句律，正在重錄奉呈。茲將原底先送閱，明日下午能來讀否？”
互相唱和，也是以文會友的一種方式，表達一種知識分子的情趣。比如1910年，吳昌綬為王國維寫了兩首詞。一是“檢夢窗癸卯除夜之作用韻”，二是“庚戌之日再賦《鷓鴣天》呈人間先生正和”。王國維曾寫《鷓鴣天·庚戌除夕和吳伯宛舍人》：“絳蠟紅梅競作花，客中驚又度年華。離離長柄垂天鬥，隱隱輕雷隔巷車。斟醁醑，和尖叉，新詞飛寄舍人家。可將平日絲綸手，係取今宵赴壑蛇。”吳昌綬還寫過一首有幽默感的詞《金縷曲》，其本事為：“十一月二十四日夜與孟蘋、靜安同載歸車中，疾作大吐，戲拈此辭。”其中有句：“胸中些些塊壘，向誰傾吐？”確有“神奇臭腐嘔心句”。
王國維閱吳昌綬《片玉詞》鈔本，應吳的要求，還寫了跋語，略敘校勘用的版本和經過。文末署：“國維。宣統改元秋九月為伯宛先生校於宣武城南之學山海居”。從這個日期可以看出，王國維在離京赴日之前一直在精心研究戲曲史。以後，研究的興趣有改變，與吳昌綬的來往也就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