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勾心鬥角
王國維剛步入小朝廷，情況不熟，加以本來生性謹慎，猛然看到周圍政治鬥爭的複雜，故進言不多。現存王國維1924年陰曆四月十五日的一個奏折，可作介紹。這個奏折的中心：建議溥儀不能出國，應將故宮辦成皇室博物館，請外國使館保護。其文如下：“近者頗有人主張遊曆之說，臣深知其不妥。”“皇上一出國門，則宗廟宮室民國不待占而自占，位號不待削而自削，宮中重器拱手而讓之民國，未有所得而全局盡失，是使皇上有去之日，無歸之年也。又歐洲經濟之紊亂，勞資之激爭，日甚一日，其爆發而成大亂之日不遠，是欲避禍，而反速禍也。故臣以為遊曆之事，有百害而無一利。今有一策，有保安皇室之利而無其害者，臣愚以為莫若開放禁城離宮之一部為皇室博物館，而以內府所藏之古器書畫陳列其中，使中外人民皆得觀覽。如此則禁城之內，民國所轄地麵既有文淵閣之《四庫全書》，文華、武英諸殿之古器、書畫，皆我皇室之重器，而皇室所轄地麵複有皇室博物館陳列內府之重器，是禁城之一隅實為全國古今文化之所萃，即與世界文化有至大之關係，一旦京師有事，萬國皆有保衛之責。夫日本歲擲庚子賠款四百萬以經營東方文化事業，既成事實矣，英法諸國行且繼之，彼於散逸之文物猶不惜巨款以蒐集之，豈於固有之文物有事之時乃惜千百之兵力而不加以保衛！”他接著奏：“皇上如以此事為可行，可遣人先與英日二使接洽，如得其讚助，即下明詔以建立皇室博物館事宣告中外，一麵指定地點，先設籌備處，一麵清查古器書畫書籍，分別應否陳列之物。若借用原有宮殿，則半年之內即可開館。如此則京師雖有事變而皇室有磐石之固。”有意思的是，王國維還奏道：“使博物館地帶以為一區域，與宮禁盡而為二。”此外，還加上奏折常用的套語：“臣數日以來，見外侮疊至，不勝憂憤，中夜蒐徨，愧無以分聖主之憂，偶有愚者之得，不勝獻曝之忱，故敢具折密陳，伏乞皇上聖鑒。”在小朝廷中，製止溥儀出國，大體上是遺老們一致的想法。這個奏折的重點在後麵部分：建立博物館。王國維對中華文物有深沉的感情，他似乎以一種考古學者的執著，去熱愛中華文物。但是，那時皇室中的文物展覽卻不可避免地聯係著政治。其中一是勾結外國，使清室寶物置於外國保護之下；二是另組人“清查”古器書畫，又與宮禁分開，即脫離內務府的控製。這當然會引起紛爭。這個奏折顯然包含了羅振玉的主意。溥儀對這個奏折也沒有加禦批，但是麵告王國維的話，均寫在王國維致羅振玉的書信中：“謂前文因情節太長，不能加批，但出遊並無此事，萬令放心，郊外亦不再往。語甚切實。並謂以後有所見，不妨隨時陳述，甚所樂聞。並問及素與公，且下至觀。”羅振玉顯然想進一步發揮影響，所以，他寫信說：“遠遊之策不得不謂之受一打擊，弟意公進言仍不可少，並宜早日上達，所謂乘勢也。”王國維可能又寫了奏折，但未上送，其內容不得而知。羅振玉進一步建議他一方麵從正麵論述，另一方麵可上呈論“用人之道”，論證“過猶不及。與夫往者因循之害，與鹵莽實為一因一果。策宜選依乎中庸……”如果聯係當時背景，舊內務府諸輩，因循保守者居多，莊士敦及鄭孝胥那樣的新進之人又被稱之為鹵莽，這兩類人皆不中用，另選合乎中庸之道的練達之士。這是想借王國維的嘴說出的很有心計的話。鄭孝胥在溥儀支持下，對“內務府”作過改革，結果，內務府頓時癱瘓了，要錢無錢，要物找不到，迫使他三個月就下了台。羅振玉似乎看到了機會。後來，博物館未辦成，溥儀也未表態，古器物確是清點了。據溥儀《我的前半生》所記，古器物越點越少，甚至有人向他告發羅振玉。當然，這也可能出自政敵的流言。但是，王國維周圍的學者張爾田，卻也寫信說：“國亡之謂，何又因以為利。君子愛人以德，當勸其辭，即兄亦宜脫然其間，一生大節不可不兢兢業業，噫！考古之禍竟至於此，令人不忍言學。”以這位遺老之見，皇室遭此不幸，隻有“草間伏處，但有祈死”，怎能去渾水摸魚，“分君父財產”。
有一次，故宮建福宮起火，據溥儀《我的前半生》說，疑內部有人因偷竊而縱火滅跡。羅振玉當時聽到的傳言是，“起火之由乃因上玩影片所致”。但是，王國維不相信。他認為，這是內務府推托之詞，思之“兩夜未睡”。以後，羅振玉想借此做點文章，顯然針對內務府的，並和升允一起商討。羅振玉起草後，交王國維修改，並請代遞。過了幾天，羅振玉又寫信說：“凡文內諸語，皆經千思百慮而後出之，但可潤色辭藻，不可刪節。至要至要。惟素老能知其苦心。”王國維顯然看到了小朝廷內部勾心鬥角，聽到了一些社會輿論，對人對事也有自己的看法，友朋間也有所討論。他在致羅振玉的信中婉轉地說：“文甚不易作。我輩此次進言，須泯去痕跡，方為有效。故鄙意論人固不可，論事亦著形跡，故以論心為要，但一時不易著手，須以一二月為期，其時亦當可以進言之機矣。”總之，他認為“此時以暫沉默為善”。羅振玉想擁戴升允，是一個深思的謀略。他告訴王國維說：“弟謂將來之望，僅得一人。……素相宏通誠毅，自不待言，弟平生第一服膺者。”一次，王國維為升允代遞奏章之後，羅振玉又寫信說：“素文竟得邀聖鑒，足見至誠可以感人，凡事向義而行，不必顧及成否毀譽也。”“皇帝”為了安撫下屬，宣布不去遠遊了。羅振玉又提出：“遠遊之策不得不謂之受一打擊，弟意公之近言仍不可少，並宜早日上達，所謂乘勢也。”溥儀用鄭孝胥改革“朝政”受挫，也表示要聽其他人的意見。升允蒙召見後，回天津就去見羅振玉，由羅振玉再向王國維傳達如下：“素相昨午返津，謂此次上語甚誠切，並謂知遇必記，且改之必速，可拭目以觀，斷不負言者苦心。且謂汝能常常見麵最好，數日一見尤佳，意甚殷摯，不同敷衍。”升允從北京回天津，希望與住在北京的王國維“數日一見”，當然要王國維去天津了。升允既到北京，本來很容易見到王國維；其中當然有需要與羅振玉商議的事，關鍵在於人事。比如，羅振玉告訴王國維：“上問高密（即鄭孝胥）為人，素對以言大而誇，作事淩亂無序，不循軌道，上笑而頷之。……素並與我言，將祈上添入南書房，亦與我賣好之一端。”羅振玉不但授意王國維多向皇帝議論用人之道，還建議他多向“皇上”英文教師莊士敦介紹各種人，因為他對中國情況不熟悉，不知誰是好人。王國維對鄭孝胥受挫並無乘勢追擊之意。他對羅振玉說：“高密（指鄭孝胥）於此事已栽一大跟兜，稍有人心必須自退以謝天下，加以天怒人怨，恐不久即不能站腳。日（指金梁）亦必隨之而倒。故前日素意俟其自敗，不必加功。維意或令心佘（指溥儒）入城一次，麵陳一切，素答如此。此甚老成之見，亦是自留餘地。竊意高密減政之策本不期實行，但以掩人耳目，其大計劃既敗，則亦自必求去。（對素言‘不行則去’，素即讚之）”王國維當時在清華學堂專注於研究蒙古史等學術課題，發行剛出版的《觀堂集林》，對小朝廷的矛盾複雜性估計不足，認真的書生很難識別政客的手腕。其實，鄭孝胥一次失敗，並未即倒。過了幾天，王國維又告訴羅振玉，與鄭孝胥“近日晤麵三次，見其興味頗豪”他雖南歸，但一個多月即回來。王國維說“明道（指陳寶琛）尚擁護高密諸人，可謂至愚”。“至此不必責高密諸人，不能不歸咎螺江（指陳寶琛）矣。”羅振玉馬上告訴他，陳寶琛師傅十分重要。
有一次擬奏章，羅振玉告之：“素老言此章完密得宜，若公潤色字句，則不可嫌長刪節。”羅振玉又敘這份奏章起草經過及重要性，說：“別後再擬入奏，方於車中得腹稿，到家則素老已在舍久待，將腹稿大意告之。素大謂然，聞其竟日長歎，並告弟不忍見此，但有祈死一法。此弟見素以來所未嚐聞也。素意請公今夕繕成，明日上遞。並言此稿不可一刻緩。公明日上此章，則晚死亦可。弟聞之不覺零涕。”這份稿子，經王國維潤色後，請專人送津。羅振玉回信說：“馮友來奉到大稿並來示，即轉素相。素相謂大稿至清，惟但陳一事，則會盡棄。唯以後不能時時進言，故意仍用弟稿，並請公不必顧慮，仍即夕繕明遞入。”此事在王國維致羅振玉信（1924年2月5日）中有反映。看來，王國維有難言之隱，他委婉地說：“細讀尊文，並思立言之法，因思前次尊文由維代繕，手續本不甚妥……若此文再由維繕，則或以維借名相汙蔑亦不可料。（此文亦因之失效）故將尊文與維所擬一稿令馮友送呈，請與素師一酌，或用其一，或參合用之，即由叔炳兄一繕封固，交維代遞，似於手續較備。折紙二份並附上，繕後可令馮友帶回，則初四日即可上矣。”“又此事秘甚，上意決不願多人知之，或由素師一人具名，由維與二公一商，由渠暗中遞入，更為妥善。”
奏章的內容，並不了解，但後果並不美妙，因為羅振玉連續致信王國維說：“小人之為惡真無所不至。弟至此真可退藏，不欲更與聞一事矣。”又一信稱：“素憤懣已極，日求速死。”還有一信曰：“素老上書後，亦未蒙一見，故近亦未每日趨直，似此氣象，殊無一線之樂觀。”到了1924年5月，王國維致信蔣汝藻，因皇室頗多事，“此數月中心緒至為不安，然無補救之法，如何如何！”到了陰曆六月初一，羅振玉來信說：“素邇來驟衰，與之語言當時忘卻，與之商榷，均唯唯無所可否，蓋神明受外界轉劇太過，殆不易回複矣。平生崇拜，但有此人，今竟至是，它何望哉。弟自知神明尚未衰謝，然中寒如飲冰矣。”升允生活也困難，受到羅振玉的接濟。早在王國維在上海時，羅振玉就托他為升允的兒子謀一職務。“與素公細談，渠安家在此，每月約需用二百餘元，都門有出租房產可得百元，加以吾兄所贈五十餘元，所少不過七八十元。”此後生活困難，似靠大量的接濟。羅振玉在致王國維的信中說：“素相歲暮之資，本擬籌贈二百元，現公甚窘，弟即再設法贈送百元（即此數亦恐不足供歲暮開支，然為敬其人，不忍不盡力）。公若有所饋，新歲到津，不妨自行麵交可也。”羅振玉四天沒有收到回信，就又寫信說，素老貧甚，“今年弟贈九百元，又煤十噸，歲暮擬再二百元，或可敷衍”。同時又催促王國維資助。過了半年多，羅振玉又函告王國維說：“素老之窘，為曆來所未有，前日以百元，一日還債已盡。”那時，王國維有一幅畫存羅振玉處，羅告之已準備托人“售百元；若得售，為公素”。升允寫過回信給王國維說：“新年又承分惠……卻之不恭，受則滋愧，耳目昏不能作字，命兒子代書致謝。”
久而久之，對王國維在小朝廷中的觀望態度，羅振玉頗為不滿。他在信中說；“手教殷殷見誨，其征摯愛，然大義所在，但有瘁吾力以赴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又有一信說：“然事已披露，勢不能止，斬關奪隘，在此目前。深思熟慮，終無萬全之術，隻有一切不顧，轉戰而前。”接著，他又寫信說：“以一切不顧轉戰而前之人，乃乞憐於軍閥，何其陋也。息謂連日間博物館亦示人以怯，在前在後皆可開，此刻卻不可開也。此事自有正正堂堂抵製之法，恐非肉食者所知。此事關係太大。”
王國維後來沒有將羅振玉的一個奏本上達，他企圖平靜地在信中介紹當時的情況。當時，小朝廷中議事時對羅振玉亦有議論。有人以為羅振玉想要“盡去新舊人，而擁素老出，即心中明知其不然，亦必以此相誣蔑，此為彼等防禦之遠策。上公言語中露”挑撥“二字，即出於彼等之口者也。維告上公，公本無所為，亦不畏其中傷”，“上公屢謂觀太真”。王國維畢竟是書生。他卷入了紛爭，又想退出來，所以，他對羅振玉說：“觀之欲請假者，一則因前文未遞，愧對師友；二則因此惡濁界中機械太多，一切公心，在彼視之盡變為私意，亦無從言報稱，譬如禁禦設館一事，近亦不能言，言之又變為公之設計矣。”所以，他想請假之後“閉門授徒以自給，亦不應學校之請，則心安理得矣”。可悲的是，他陷進了惡濁界的泥坑，卻無力自拔。羅振玉回信說：“來書言聖斷可喜。（此是莊力，何嚐出自聖意）……高見與弟十九不合，倘亦不能謂然，於入直之事恐亦無甚關係矣。”第二天，羅振玉又寫信說，“昨作答時憂憤已極”，“勸公之北來，不免蛇足”。羅王之間在尖銳的政治鬥爭中明明白白的分歧，令人深思。
§§第九章 與國內外學者的交往
有一次，故宮建福宮起火，據溥儀《我的前半生》說，疑內部有人因偷竊而縱火滅跡。羅振玉當時聽到的傳言是，“起火之由乃因上玩影片所致”。但是，王國維不相信。他認為，這是內務府推托之詞，思之“兩夜未睡”。以後，羅振玉想借此做點文章，顯然針對內務府的，並和升允一起商討。羅振玉起草後，交王國維修改，並請代遞。過了幾天，羅振玉又寫信說：“凡文內諸語，皆經千思百慮而後出之，但可潤色辭藻，不可刪節。至要至要。惟素老能知其苦心。”王國維顯然看到了小朝廷內部勾心鬥角，聽到了一些社會輿論，對人對事也有自己的看法，友朋間也有所討論。他在致羅振玉的信中婉轉地說：“文甚不易作。我輩此次進言，須泯去痕跡，方為有效。故鄙意論人固不可，論事亦著形跡，故以論心為要，但一時不易著手，須以一二月為期，其時亦當可以進言之機矣。”總之，他認為“此時以暫沉默為善”。羅振玉想擁戴升允，是一個深思的謀略。他告訴王國維說：“弟謂將來之望，僅得一人。……素相宏通誠毅，自不待言，弟平生第一服膺者。”一次，王國維為升允代遞奏章之後，羅振玉又寫信說：“素文竟得邀聖鑒，足見至誠可以感人，凡事向義而行，不必顧及成否毀譽也。”“皇帝”為了安撫下屬，宣布不去遠遊了。羅振玉又提出：“遠遊之策不得不謂之受一打擊，弟意公之近言仍不可少，並宜早日上達，所謂乘勢也。”溥儀用鄭孝胥改革“朝政”受挫，也表示要聽其他人的意見。升允蒙召見後，回天津就去見羅振玉，由羅振玉再向王國維傳達如下：“素相昨午返津，謂此次上語甚誠切，並謂知遇必記，且改之必速，可拭目以觀，斷不負言者苦心。且謂汝能常常見麵最好，數日一見尤佳，意甚殷摯，不同敷衍。”升允從北京回天津，希望與住在北京的王國維“數日一見”，當然要王國維去天津了。升允既到北京，本來很容易見到王國維；其中當然有需要與羅振玉商議的事，關鍵在於人事。比如，羅振玉告訴王國維：“上問高密（即鄭孝胥）為人，素對以言大而誇，作事淩亂無序，不循軌道，上笑而頷之。……素並與我言，將祈上添入南書房，亦與我賣好之一端。”羅振玉不但授意王國維多向皇帝議論用人之道，還建議他多向“皇上”英文教師莊士敦介紹各種人，因為他對中國情況不熟悉，不知誰是好人。王國維對鄭孝胥受挫並無乘勢追擊之意。他對羅振玉說：“高密（指鄭孝胥）於此事已栽一大跟兜，稍有人心必須自退以謝天下，加以天怒人怨，恐不久即不能站腳。日（指金梁）亦必隨之而倒。故前日素意俟其自敗，不必加功。維意或令心佘（指溥儒）入城一次，麵陳一切，素答如此。此甚老成之見，亦是自留餘地。竊意高密減政之策本不期實行，但以掩人耳目，其大計劃既敗，則亦自必求去。（對素言‘不行則去’，素即讚之）”王國維當時在清華學堂專注於研究蒙古史等學術課題，發行剛出版的《觀堂集林》，對小朝廷的矛盾複雜性估計不足，認真的書生很難識別政客的手腕。其實，鄭孝胥一次失敗，並未即倒。過了幾天，王國維又告訴羅振玉，與鄭孝胥“近日晤麵三次，見其興味頗豪”他雖南歸，但一個多月即回來。王國維說“明道（指陳寶琛）尚擁護高密諸人，可謂至愚”。“至此不必責高密諸人，不能不歸咎螺江（指陳寶琛）矣。”羅振玉馬上告訴他，陳寶琛師傅十分重要。
有一次擬奏章，羅振玉告之：“素老言此章完密得宜，若公潤色字句，則不可嫌長刪節。”羅振玉又敘這份奏章起草經過及重要性，說：“別後再擬入奏，方於車中得腹稿，到家則素老已在舍久待，將腹稿大意告之。素大謂然，聞其竟日長歎，並告弟不忍見此，但有祈死一法。此弟見素以來所未嚐聞也。素意請公今夕繕成，明日上遞。並言此稿不可一刻緩。公明日上此章，則晚死亦可。弟聞之不覺零涕。”這份稿子，經王國維潤色後，請專人送津。羅振玉回信說：“馮友來奉到大稿並來示，即轉素相。素相謂大稿至清，惟但陳一事，則會盡棄。唯以後不能時時進言，故意仍用弟稿，並請公不必顧慮，仍即夕繕明遞入。”此事在王國維致羅振玉信（1924年2月5日）中有反映。看來，王國維有難言之隱，他委婉地說：“細讀尊文，並思立言之法，因思前次尊文由維代繕，手續本不甚妥……若此文再由維繕，則或以維借名相汙蔑亦不可料。（此文亦因之失效）故將尊文與維所擬一稿令馮友送呈，請與素師一酌，或用其一，或參合用之，即由叔炳兄一繕封固，交維代遞，似於手續較備。折紙二份並附上，繕後可令馮友帶回，則初四日即可上矣。”“又此事秘甚，上意決不願多人知之，或由素師一人具名，由維與二公一商，由渠暗中遞入，更為妥善。”
奏章的內容，並不了解，但後果並不美妙，因為羅振玉連續致信王國維說：“小人之為惡真無所不至。弟至此真可退藏，不欲更與聞一事矣。”又一信稱：“素憤懣已極，日求速死。”還有一信曰：“素老上書後，亦未蒙一見，故近亦未每日趨直，似此氣象，殊無一線之樂觀。”到了1924年5月，王國維致信蔣汝藻，因皇室頗多事，“此數月中心緒至為不安，然無補救之法，如何如何！”到了陰曆六月初一，羅振玉來信說：“素邇來驟衰，與之語言當時忘卻，與之商榷，均唯唯無所可否，蓋神明受外界轉劇太過，殆不易回複矣。平生崇拜，但有此人，今竟至是，它何望哉。弟自知神明尚未衰謝，然中寒如飲冰矣。”升允生活也困難，受到羅振玉的接濟。早在王國維在上海時，羅振玉就托他為升允的兒子謀一職務。“與素公細談，渠安家在此，每月約需用二百餘元，都門有出租房產可得百元，加以吾兄所贈五十餘元，所少不過七八十元。”此後生活困難，似靠大量的接濟。羅振玉在致王國維的信中說：“素相歲暮之資，本擬籌贈二百元，現公甚窘，弟即再設法贈送百元（即此數亦恐不足供歲暮開支，然為敬其人，不忍不盡力）。公若有所饋，新歲到津，不妨自行麵交可也。”羅振玉四天沒有收到回信，就又寫信說，素老貧甚，“今年弟贈九百元，又煤十噸，歲暮擬再二百元，或可敷衍”。同時又催促王國維資助。過了半年多，羅振玉又函告王國維說：“素老之窘，為曆來所未有，前日以百元，一日還債已盡。”那時，王國維有一幅畫存羅振玉處，羅告之已準備托人“售百元；若得售，為公素”。升允寫過回信給王國維說：“新年又承分惠……卻之不恭，受則滋愧，耳目昏不能作字，命兒子代書致謝。”
久而久之，對王國維在小朝廷中的觀望態度，羅振玉頗為不滿。他在信中說；“手教殷殷見誨，其征摯愛，然大義所在，但有瘁吾力以赴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又有一信說：“然事已披露，勢不能止，斬關奪隘，在此目前。深思熟慮，終無萬全之術，隻有一切不顧，轉戰而前。”接著，他又寫信說：“以一切不顧轉戰而前之人，乃乞憐於軍閥，何其陋也。息謂連日間博物館亦示人以怯，在前在後皆可開，此刻卻不可開也。此事自有正正堂堂抵製之法，恐非肉食者所知。此事關係太大。”
王國維後來沒有將羅振玉的一個奏本上達，他企圖平靜地在信中介紹當時的情況。當時，小朝廷中議事時對羅振玉亦有議論。有人以為羅振玉想要“盡去新舊人，而擁素老出，即心中明知其不然，亦必以此相誣蔑，此為彼等防禦之遠策。上公言語中露”挑撥“二字，即出於彼等之口者也。維告上公，公本無所為，亦不畏其中傷”，“上公屢謂觀太真”。王國維畢竟是書生。他卷入了紛爭，又想退出來，所以，他對羅振玉說：“觀之欲請假者，一則因前文未遞，愧對師友；二則因此惡濁界中機械太多，一切公心，在彼視之盡變為私意，亦無從言報稱，譬如禁禦設館一事，近亦不能言，言之又變為公之設計矣。”所以，他想請假之後“閉門授徒以自給，亦不應學校之請，則心安理得矣”。可悲的是，他陷進了惡濁界的泥坑，卻無力自拔。羅振玉回信說：“來書言聖斷可喜。（此是莊力，何嚐出自聖意）……高見與弟十九不合，倘亦不能謂然，於入直之事恐亦無甚關係矣。”第二天，羅振玉又寫信說，“昨作答時憂憤已極”，“勸公之北來，不免蛇足”。羅王之間在尖銳的政治鬥爭中明明白白的分歧，令人深思。
§§第九章 與國內外學者的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