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皇命與恩寵
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無論是在曆史學家還是一般中國人的心目中，清朝皇帝的統治已經被推翻了。清朝末代皇帝溥儀也於1912年2月12日下詔“遜位”。但是，他還住在紫禁城裏，在他那個狹小的範圍內，仍在稱孤道寡，儼然是個“小朝廷”。值得人們思考的是，到了1923年，飽學的王國維卻接受了溥儀的“上諭”，就任溥儀小朝廷的“南書房行走”，“食五品俸”。遜帝溥儀本人已經剪掉了辮子，王國維卻仍然留著辮子，仍然向皇上行跪拜之禮。
王國維被選為“南書房行走”，是受升允的引薦，羅振玉也是參與其事的。就在“上諭”發出的第二天，羅振玉寫信給王國維說：“此四君子者，皆一時之選，此年來第一快事，幸早日北來，以付同誌之望，此不僅為公賀者也。（月侍六石薄足供旅用）”才過五天，羅振玉又寫信催道：“公赴海寧，此想已返滬，都中詢公何日起程入都。弟允函催幸。早日束裝，以副同誌之望。幸甚幸甚。”這裏，羅振玉催人的理由，不是“皇命”，而主要是“同誌之望”。十五日，王國維複信說，滬上年尾清訖然後北上。羅振玉立即複信說“私意未敢謂然”。此後，羅振玉又連寫了四封信去催，說什麽“朝聞命而朝入，不敢俟夕也”。王國維來信說四月中旬北上。羅振玉於三月十九日又寫信說：“但行期愈早愈佳，四月中旬恐太晚也。”這樣，王國維又回複：月初北上。羅振玉才表示“忻慰”。王國維臨出發前，又收到羅振玉三月二十五日寫的信，內陳：“此次南齋添人之舉，出於素相及奉新之疏，謂兩人所期者甚富。過津時須謁二公，可接洽一切。弟可陪往。”羅振玉還請人為王國維治印，一方為名章，姓為陽文，名為陰文，邊款“羅振玉為人間先生製”；另一方上刻四個字：“文學侍從。”
王國維四月中旬到了北京，羅振玉賀他“每日入直”，告訴他誰是可靠之人，並迫不及待地敦促他麵謝素相，“若果無暇，不妨朝車離京而夕車返可也”。顯然，這不僅是出於禮儀的考慮，確有急務相商。羅振玉的心計，表現得赤裸裸。羅振玉對王國維說：“弟謂將來之望僅得一人。……素相宏通誠毅自不待言，弟平生第一服膺者。”遺老們對王國維“高升”，吟詩、寫信致賀。張爾田的信有代表性，他說：“聖上年來頗偏於西與新，非有融貫中西、溝通新舊的不二之臣加以啟發。”
王國維於1923年陰曆四月“十三日到津，十六日入都，二十日覲見，即到差。現在不必每日入直，候四人到齊再定入直辦法”。王國維到北京後暫住在同僚家中，以避開大學的歡迎。其實，朝廷中並無急事等著他辦。他在致多次催他北上的羅振玉的信中說：“午後往訪弢老（指陳寶琛——作者注）決此事，不值。次早因即入內，而南齋宮監等似以此舉為多事。告以麵諭，所謂指將來言之。出神武門時正遇朱傅下轎，告以遵諭進內而同列皆未來，不入則違諭，入則無所事事，請示辦法。朱亦謂麵諭係指將來言之，現可不必進內，維即請其代奏明此事。”兩個半月之後，他又告之蔣汝藻，筆墨上無謂之應酬稍忙，光為人寫扇麵，有二三十之多。他隻能慨歎：“此亦無法之事也。”從上海帶京的為蔣汝藻作書目的掃尾工作，以及作序跋之事，隻能待秋涼再說了。到了北京秋涼之後，他的學術研究的成績，並不理想。“此間天氣已涼，現定每六日入內一次，他無所事，故往往有三日不出者，然卻不見有甚成績也。”
此後，羅、王通信的內容，就經常涉及小朝廷中的事。比如，溥儀逛了一次頤和園，王國維就報告：“此次赴園，亦通知當事，彼即派人保衛，實亦監察。至園乘船赴玉泉，又乘自行車行，從者皆不能及，隨者惟莊而已。……總之，不去慶父，魯難未已。然如之何去之，須籌一善法也。”莊，即莊士敦，是清室請來的外國師傅，教過溥儀英語。在不少遺老眼裏，這是導致“皇上”“新和西”的禍根。當然，王國維了解，從清室的角度看，溥儀逛頤和園，似乎是一種力量的示威。可是，中國皇帝被洋人左右，遺老們內心著實不安。其實，有的人，連清室的大門，也希望有洋兵駐守；可是，一旦皇帝受了西方文化影響，遺老們就麵臨著“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局麵了。羅振玉十分注意和莊士敦來往。他向王國維報告：“前頤和園之行，汽車價至千元，莊亦以為奇特。”接著，羅又指點王國維注意和莊士敦的關係；“莊甚敬公，又佩公考古之學……莊方寸甚好，惟不明中國情形，若有人時時開導，則有益不小。公何不常見之。”另一函稱：“莊雲：我外國人不能知中國何者為好人。望公為之痛陳利害。”羅振玉最關心的利害，是“出遊”、“遣散”兩事。因為皇帝出遊外國，民國的“優待條件”有可能撤銷，小朝廷有可能作鳥獸散。“遣散太監、整頓內部”，也怕內爭激烈、有失皇威。以羅振玉之見，這兩計大概與莊士敦有關係。其實，當時的小朝廷內部，確實十分腐敗，已經腐敗到很難維持下去了。據溥儀《我的前半生》披露，內務府開支，1915年達二百六十四萬兩，1919年、1920年、1921年分別為二百三十八萬兩、一百八十九萬兩、一百七十一萬兩。而慈禧太後過七十大壽時，靡費無度，花了七十萬兩。羅振玉曾告訴王國維：“莊士敦（即今上教習英文者）言各要人儲款匯豐銀行者一家至六千萬者，六家俱一二千萬。”看來不整頓很難生存下去，整頓又行不通。王國維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選為股肱之臣，不過是裝點門麵而已。
王國維卻對自己所得到的恩寵十分重視。他的遺物中，有一件手書的記錄如下：
宣統十五年三月初一日奉諭旨，楊鍾羲、景方昶、溫肅、王國維均著在南房行走。欽此。
又，六月初一日奉
諭旨袁勵準著加恩賞食二品俸，朱汝珍、楊鍾羲、景永昶、溫肅著加恩賞食三品俸，王國維著加恩賞給五品銜並賞食五品俸。欽此。
又，九月二十三日奉
諭旨派南書房翰林清查景陽宮等處書籍。欽此。
又，十二月初三日奉
諭旨楊鍾羲、景方昶、王國維均著在紫禁城內騎馬。欽此。
這是王國維認真記下的所受的恩寵。其實，廢帝溥儀的“上諭”正是套在他脖子上的枷鎖。王國維書生氣十足地對羅振玉說：“維於初二日與楊、景同拜朝馬之賞。此事在康熙間乃時有之，《竹垞集》中有《恩賜禁中騎馬》詩可證也，然此後則內廷雖至二品亦有不得者，辛亥以後，此恩稍濫。若以承平時製度言之，在楊、景已為特恩，若維則特之又特矣。報稱之艱，公將何以教之？庫藏窘甚，上月津貼未發，維已與息侯商欲於中旬後通融二百元，於年下歸還，息侯已允之。公如致書時，乞便中提及為荷。”王國維借債度日去拜謝朝馬之賞。其實，到了第二年的早春，羅振玉也得到了這種空頭的恩賜。
王國維被選為“南書房行走”，是受升允的引薦，羅振玉也是參與其事的。就在“上諭”發出的第二天，羅振玉寫信給王國維說：“此四君子者，皆一時之選，此年來第一快事，幸早日北來，以付同誌之望，此不僅為公賀者也。（月侍六石薄足供旅用）”才過五天，羅振玉又寫信催道：“公赴海寧，此想已返滬，都中詢公何日起程入都。弟允函催幸。早日束裝，以副同誌之望。幸甚幸甚。”這裏，羅振玉催人的理由，不是“皇命”，而主要是“同誌之望”。十五日，王國維複信說，滬上年尾清訖然後北上。羅振玉立即複信說“私意未敢謂然”。此後，羅振玉又連寫了四封信去催，說什麽“朝聞命而朝入，不敢俟夕也”。王國維來信說四月中旬北上。羅振玉於三月十九日又寫信說：“但行期愈早愈佳，四月中旬恐太晚也。”這樣，王國維又回複：月初北上。羅振玉才表示“忻慰”。王國維臨出發前，又收到羅振玉三月二十五日寫的信，內陳：“此次南齋添人之舉，出於素相及奉新之疏，謂兩人所期者甚富。過津時須謁二公，可接洽一切。弟可陪往。”羅振玉還請人為王國維治印，一方為名章，姓為陽文，名為陰文，邊款“羅振玉為人間先生製”；另一方上刻四個字：“文學侍從。”
王國維四月中旬到了北京，羅振玉賀他“每日入直”，告訴他誰是可靠之人，並迫不及待地敦促他麵謝素相，“若果無暇，不妨朝車離京而夕車返可也”。顯然，這不僅是出於禮儀的考慮，確有急務相商。羅振玉的心計，表現得赤裸裸。羅振玉對王國維說：“弟謂將來之望僅得一人。……素相宏通誠毅自不待言，弟平生第一服膺者。”遺老們對王國維“高升”，吟詩、寫信致賀。張爾田的信有代表性，他說：“聖上年來頗偏於西與新，非有融貫中西、溝通新舊的不二之臣加以啟發。”
王國維於1923年陰曆四月“十三日到津，十六日入都，二十日覲見，即到差。現在不必每日入直，候四人到齊再定入直辦法”。王國維到北京後暫住在同僚家中，以避開大學的歡迎。其實，朝廷中並無急事等著他辦。他在致多次催他北上的羅振玉的信中說：“午後往訪弢老（指陳寶琛——作者注）決此事，不值。次早因即入內，而南齋宮監等似以此舉為多事。告以麵諭，所謂指將來言之。出神武門時正遇朱傅下轎，告以遵諭進內而同列皆未來，不入則違諭，入則無所事事，請示辦法。朱亦謂麵諭係指將來言之，現可不必進內，維即請其代奏明此事。”兩個半月之後，他又告之蔣汝藻，筆墨上無謂之應酬稍忙，光為人寫扇麵，有二三十之多。他隻能慨歎：“此亦無法之事也。”從上海帶京的為蔣汝藻作書目的掃尾工作，以及作序跋之事，隻能待秋涼再說了。到了北京秋涼之後，他的學術研究的成績，並不理想。“此間天氣已涼，現定每六日入內一次，他無所事，故往往有三日不出者，然卻不見有甚成績也。”
此後，羅、王通信的內容，就經常涉及小朝廷中的事。比如，溥儀逛了一次頤和園，王國維就報告：“此次赴園，亦通知當事，彼即派人保衛，實亦監察。至園乘船赴玉泉，又乘自行車行，從者皆不能及，隨者惟莊而已。……總之，不去慶父，魯難未已。然如之何去之，須籌一善法也。”莊，即莊士敦，是清室請來的外國師傅，教過溥儀英語。在不少遺老眼裏，這是導致“皇上”“新和西”的禍根。當然，王國維了解，從清室的角度看，溥儀逛頤和園，似乎是一種力量的示威。可是，中國皇帝被洋人左右，遺老們內心著實不安。其實，有的人，連清室的大門，也希望有洋兵駐守；可是，一旦皇帝受了西方文化影響，遺老們就麵臨著“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局麵了。羅振玉十分注意和莊士敦來往。他向王國維報告：“前頤和園之行，汽車價至千元，莊亦以為奇特。”接著，羅又指點王國維注意和莊士敦的關係；“莊甚敬公，又佩公考古之學……莊方寸甚好，惟不明中國情形，若有人時時開導，則有益不小。公何不常見之。”另一函稱：“莊雲：我外國人不能知中國何者為好人。望公為之痛陳利害。”羅振玉最關心的利害，是“出遊”、“遣散”兩事。因為皇帝出遊外國，民國的“優待條件”有可能撤銷，小朝廷有可能作鳥獸散。“遣散太監、整頓內部”，也怕內爭激烈、有失皇威。以羅振玉之見，這兩計大概與莊士敦有關係。其實，當時的小朝廷內部，確實十分腐敗，已經腐敗到很難維持下去了。據溥儀《我的前半生》披露，內務府開支，1915年達二百六十四萬兩，1919年、1920年、1921年分別為二百三十八萬兩、一百八十九萬兩、一百七十一萬兩。而慈禧太後過七十大壽時，靡費無度，花了七十萬兩。羅振玉曾告訴王國維：“莊士敦（即今上教習英文者）言各要人儲款匯豐銀行者一家至六千萬者，六家俱一二千萬。”看來不整頓很難生存下去，整頓又行不通。王國維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選為股肱之臣，不過是裝點門麵而已。
王國維卻對自己所得到的恩寵十分重視。他的遺物中，有一件手書的記錄如下：
宣統十五年三月初一日奉諭旨，楊鍾羲、景方昶、溫肅、王國維均著在南房行走。欽此。
又，六月初一日奉
諭旨袁勵準著加恩賞食二品俸，朱汝珍、楊鍾羲、景永昶、溫肅著加恩賞食三品俸，王國維著加恩賞給五品銜並賞食五品俸。欽此。
又，九月二十三日奉
諭旨派南書房翰林清查景陽宮等處書籍。欽此。
又，十二月初三日奉
諭旨楊鍾羲、景方昶、王國維均著在紫禁城內騎馬。欽此。
這是王國維認真記下的所受的恩寵。其實，廢帝溥儀的“上諭”正是套在他脖子上的枷鎖。王國維書生氣十足地對羅振玉說：“維於初二日與楊、景同拜朝馬之賞。此事在康熙間乃時有之，《竹垞集》中有《恩賜禁中騎馬》詩可證也，然此後則內廷雖至二品亦有不得者，辛亥以後，此恩稍濫。若以承平時製度言之，在楊、景已為特恩，若維則特之又特矣。報稱之艱，公將何以教之？庫藏窘甚，上月津貼未發，維已與息侯商欲於中旬後通融二百元，於年下歸還，息侯已允之。公如致書時，乞便中提及為荷。”王國維借債度日去拜謝朝馬之賞。其實，到了第二年的早春，羅振玉也得到了這種空頭的恩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