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靜庵詩稿》
王國維第一本書《靜庵文集》上署“光緒乙巳九月出版”，即1905年陰曆九月出版。書前有自序“光緒三十一年秋八月”（陰曆）作。這是他研究哲學，即叔本華、康德哲學時期的文章。序文中稱“以存此二三年間思想上之陳跡”。49首古詩編在最後，自署《靜庵詩稿·附》。這是研究王國維早期詩歌創作的可靠的材料。1906年4月下旬《靜庵詩稿》發表於《教育世界》總第124號。上期發表了《人間詞·甲稿》，並有序。羅振常編《觀堂詩詞匯編》時，曾以《人間詩集》名之；然而王國維本人從未用過這個名字。他以後編《觀堂集林》時，第二十四卷“綴林二”，選錄了1905-1909年寫的詞22首和辛亥後旅居日本寫的詩，未選《靜庵詩稿》中的作品。然而《靜庵詩稿》自有它自己獨立的意義。
寫詩明誌，是中國文人的傳統。王國維年輕時就寫詩，正式發表的最早的詩《雜詩》自署“戊戌四月”，可能是陽曆1898年5月，這是他剛到上海《時務報》工作的日子。“戊戌變法”百日維新，於9月21日了結。王國維寫這首詩的時候，變法將起或剛起，他又走上新的生活之路，所以無論對國家命運還是對個人前途，都抱著希望。“我身局鬥室，我魂馳關山”是他進入《時務報》時的心態。“我”對自己的處境並不滿意；但是，總算走到新的環境中來了，希冀有新的機遇，新的發展，對當時的“戊戌變法”諸君也抱有期望。“虹梁抗日月，菡萏紛扶敷。”即頌揚當時知識界的領先人物。他在同時期（1898年6月4日）給好友許家惺信中也說：“大抵近世士大夫不乏魁壘奇特之才。”對自己前途抱著希望，以“豫章”自許，希望“匠石忽驚視，謂與風林殊”。但是，這也隻是期望，所以詩的結尾說：“中道失所養，幽怨當何如？”對自己的前途仍是有希望渺茫之感。這首詩抒寫他到上海之後的矛盾心情，表達他對未來的向往。在王國維的詩詞基調是人間之苦難的情況下，這首詩被人所重視。作者又冠之於篇首，亦有深意。蕭艾《王國維詩詞箋校》對此事有不同看法：“至匠石驚視，殊異凡材雲雲，豈其時又受知於羅振玉邪？”這首詩作者自署“戊戌四月”，一般指陰曆。當時東文學社已經辦了，王國維已入學。按王國維書信中材料，“東文學社於六日開館，弟擬往學，已蒙仲閣先生允許”。東文學社在陰曆二月六日上課。羅振玉記“戊戌仲夏”開學，趙萬裏《年譜》記“五月朔，學社開學”，似為誤記。所以，這首詩的寫作年代，應該是到上海後又進入了東文學社以後。王國維進了東文學社，陰曆五月末考試不及格，“鄉人（指羅振玉）念其篤學力行，為言於掌教（藤田劍峰），仍許入學”。可是這件事是在寫《雜詩》以後了。此詩看來寫於考試之前。所以，從時間上看，蕭艾沿習羅振玉、趙萬裏記的時間，略有出入。從內容上看，判定其抒發“對羅氏‘知遇’之感”，似太坐實。這是王國維編定《詩稿》的第一頁詩，抒發了自我抱負得不到施展的抑鬱之情。是不是寫羅振玉的賞識，最近學者研究指出：“據前後詩意，其說非是。”
《靜庵詩稿》的主旋律是抒發他的人生感受，即叔本華的人生是苦難的哲理。這是王國維詩的特色，也是他的詩的新意之所在。因為他重視詩要寫出對人生的新的思索。比如：“雖慚雲中鶴，終勝轅下駒。”“我生三十載，役役苦不平。”（《端居》）“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遊通州湖心亭》）“人生過處惟存悔，知識增時隻益疑。”（《六月二十七日宿硤石》）“不存言愁詩句在，閑愁那得暫時消。”（《拚飛》）“因病廢書增寂寞，強顏入世苦支離。”（《病中即事》）這時期王國維的詩在語言上平易曉暢，從藝術表現上說，寫得直白，受到陸遊的詩風的影響，“宵深愛讀劍南詩”（《題友人三十小像》）。
這本詩集中有兩首詩在藝術表現上頗重構思之獨特。《書古書中故紙（癸卯）》：“昨夜書中得故紙，今朝隨意寫新詩。長捐篋底終無恙，比入懷中便足奇。黯淡誰能知汝恨，沾塗亦自笑餘癡。書成付與爐中火，了卻人間是與非。”這首詩寫於1903年，正是讀叔本華的書，探究人生意義之時。他追求的詩有哲理性，實際上受叔本華哲學的影響，十分直接。《蠶》通過吟詠蠶一生勞碌，每年周而複始地勞苦，蠶的形象是“自縛還自鑽”，詩人吟詠蠶的勞碌，詩的結尾卻抒發對人生的慨歎：“勸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靜庵詩稿》大部分是王國維在南通、蘇州任教員時寫的。創作這些詩的指導思想可以與他同時的《紅樓夢評論》互為參照。王國維對自己的詩篇的態度亦頗為理智。從這些詩歌創作中，他對自己作過深切的剖析：“要之，餘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智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這段話，能幫助讀者欣賞王國維的詩歌。
以一般經曆論人，人生苦難老方知。說的是老年人的睿智，看透人生；年輕人有追求、有抱負、有上進的銳氣。那個時代的年輕人，認識了生活的真諦，他的人生就沉著，他心裏希望中國人醒悟。這是王國維用“世界眼”看中國現實人生，這也是他詩歌的開闊處。
如果從創作過程分析，他寫詩重整首詩的構思。他也許從一情一景的感悟開始，可能先有一句之奇，一詞之秀，但不局限於此，而是上升到整首詩的藝術構思。讀他的詩有整體性的藝術感受，是從此而來的。他談到詩歌創作時說：“作詩易廢時日。一詩之成，動筆後遲則三五日無不成者，惟以前實須醞釀，其期長短不定。……興會不屬，亦未敢動筆，須俟之暇日矣。”
寫詩明誌，是中國文人的傳統。王國維年輕時就寫詩，正式發表的最早的詩《雜詩》自署“戊戌四月”，可能是陽曆1898年5月，這是他剛到上海《時務報》工作的日子。“戊戌變法”百日維新，於9月21日了結。王國維寫這首詩的時候，變法將起或剛起，他又走上新的生活之路，所以無論對國家命運還是對個人前途，都抱著希望。“我身局鬥室，我魂馳關山”是他進入《時務報》時的心態。“我”對自己的處境並不滿意；但是，總算走到新的環境中來了，希冀有新的機遇，新的發展，對當時的“戊戌變法”諸君也抱有期望。“虹梁抗日月，菡萏紛扶敷。”即頌揚當時知識界的領先人物。他在同時期（1898年6月4日）給好友許家惺信中也說：“大抵近世士大夫不乏魁壘奇特之才。”對自己前途抱著希望，以“豫章”自許，希望“匠石忽驚視，謂與風林殊”。但是，這也隻是期望，所以詩的結尾說：“中道失所養，幽怨當何如？”對自己的前途仍是有希望渺茫之感。這首詩抒寫他到上海之後的矛盾心情，表達他對未來的向往。在王國維的詩詞基調是人間之苦難的情況下，這首詩被人所重視。作者又冠之於篇首，亦有深意。蕭艾《王國維詩詞箋校》對此事有不同看法：“至匠石驚視，殊異凡材雲雲，豈其時又受知於羅振玉邪？”這首詩作者自署“戊戌四月”，一般指陰曆。當時東文學社已經辦了，王國維已入學。按王國維書信中材料，“東文學社於六日開館，弟擬往學，已蒙仲閣先生允許”。東文學社在陰曆二月六日上課。羅振玉記“戊戌仲夏”開學，趙萬裏《年譜》記“五月朔，學社開學”，似為誤記。所以，這首詩的寫作年代，應該是到上海後又進入了東文學社以後。王國維進了東文學社，陰曆五月末考試不及格，“鄉人（指羅振玉）念其篤學力行，為言於掌教（藤田劍峰），仍許入學”。可是這件事是在寫《雜詩》以後了。此詩看來寫於考試之前。所以，從時間上看，蕭艾沿習羅振玉、趙萬裏記的時間，略有出入。從內容上看，判定其抒發“對羅氏‘知遇’之感”，似太坐實。這是王國維編定《詩稿》的第一頁詩，抒發了自我抱負得不到施展的抑鬱之情。是不是寫羅振玉的賞識，最近學者研究指出：“據前後詩意，其說非是。”
《靜庵詩稿》的主旋律是抒發他的人生感受，即叔本華的人生是苦難的哲理。這是王國維詩的特色，也是他的詩的新意之所在。因為他重視詩要寫出對人生的新的思索。比如：“雖慚雲中鶴，終勝轅下駒。”“我生三十載，役役苦不平。”（《端居》）“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遊通州湖心亭》）“人生過處惟存悔，知識增時隻益疑。”（《六月二十七日宿硤石》）“不存言愁詩句在，閑愁那得暫時消。”（《拚飛》）“因病廢書增寂寞，強顏入世苦支離。”（《病中即事》）這時期王國維的詩在語言上平易曉暢，從藝術表現上說，寫得直白，受到陸遊的詩風的影響，“宵深愛讀劍南詩”（《題友人三十小像》）。
這本詩集中有兩首詩在藝術表現上頗重構思之獨特。《書古書中故紙（癸卯）》：“昨夜書中得故紙，今朝隨意寫新詩。長捐篋底終無恙，比入懷中便足奇。黯淡誰能知汝恨，沾塗亦自笑餘癡。書成付與爐中火，了卻人間是與非。”這首詩寫於1903年，正是讀叔本華的書，探究人生意義之時。他追求的詩有哲理性，實際上受叔本華哲學的影響，十分直接。《蠶》通過吟詠蠶一生勞碌，每年周而複始地勞苦，蠶的形象是“自縛還自鑽”，詩人吟詠蠶的勞碌，詩的結尾卻抒發對人生的慨歎：“勸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靜庵詩稿》大部分是王國維在南通、蘇州任教員時寫的。創作這些詩的指導思想可以與他同時的《紅樓夢評論》互為參照。王國維對自己的詩篇的態度亦頗為理智。從這些詩歌創作中，他對自己作過深切的剖析：“要之，餘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智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這段話，能幫助讀者欣賞王國維的詩歌。
以一般經曆論人，人生苦難老方知。說的是老年人的睿智，看透人生；年輕人有追求、有抱負、有上進的銳氣。那個時代的年輕人，認識了生活的真諦，他的人生就沉著，他心裏希望中國人醒悟。這是王國維用“世界眼”看中國現實人生，這也是他詩歌的開闊處。
如果從創作過程分析，他寫詩重整首詩的構思。他也許從一情一景的感悟開始，可能先有一句之奇，一詞之秀，但不局限於此，而是上升到整首詩的藝術構思。讀他的詩有整體性的藝術感受，是從此而來的。他談到詩歌創作時說：“作詩易廢時日。一詩之成，動筆後遲則三五日無不成者，惟以前實須醞釀，其期長短不定。……興會不屬，亦未敢動筆，須俟之暇日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