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謀與孫子兵法

第二章 孫子兵法的謀略分析

　　勝可知，而不可為：成功永遠是一塊“熱豆腐”

　　在《孫子兵法》之中，有很多章節都有介紹如何根據交戰雙方的實力、策略等因素來判斷戰爭的結果，並且強調“勝者先勝而後戰”，似乎隻要計劃周詳，準備得當，那麽取得勝利是必然的事情，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在“軍形篇”之中，孫子給出了確切的答案：勝可知，不可為也。也就是說，勝利雖然可以與之，但是卻往往不是刻意強求的，強求的結果往往就是適得其反。勝利的關鍵在於“厚積而薄發”，無耐心不足以勝利，無恒心不足以勝利，無信心不足以勝利。如果強求勝利，貿然行動，最終隻會讓己方的優勢損失殆盡。因此，成功是一塊“熱豆腐”，隻留給有準備而又有耐心的人。

　　戰國時期，趙孝成王七年（公元前260年），秦軍和趙軍在長平對峙，當時趙括的父親趙奢已經去世，趙相藺相如也身患重病，趙孝成王派廉頗帶兵攻打秦軍，秦軍幾次打敗趙軍，趙軍堅守營壘不出戰。

　　此時，老將廉頗分析局勢，認為秦軍遠道而來，運輸糧草不便，趙軍隻要實行“堅壁清野”的戰略，消耗秦軍實力，那麽秦國退兵也就是時間問題了。因此秦軍屢次挑戰，廉頗置之不理。如果廉頗的計劃能夠得以貫徹實施，那麽勝利可以說已經在望。

　　秦國見廉頗善於用兵，便派人在找過造謠，說廉頗有意投降，並說：“秦軍最忌諱、最害怕的，就是馬服君趙奢的兒子趙括做趙軍的將帥。”趙孝成王聽信秦軍間諜散布的謠言，就讓趙括當將軍，以代替廉頗。

　　趙括一取得了廉頗的職權，就立刻全盤更改法令，調動官吏。秦國將領白起得到情報，運用奇兵巧計，假裝戰敗退走，卻由背後偷襲趙軍的輜重及補給路線，把趙國的軍隊截斷為兩部分，趙軍軍心浮動。經過四十幾天後，趙軍饑餓難忍，趙括就出動精兵親自與秦軍硬拚，秦軍射死趙括。趙括的軍隊大敗，幾十萬大軍投降了秦軍，秦軍把他們全部活埋了。趙國前後損失共四十五萬人。第二年，秦軍包圍了邯鄲，達一年之久，趙國幾近滅亡，全靠楚、魏兩國軍隊來救助，才得以解除邯鄲的包圍。

　　在上文之中，廉頗能夠看清敵我雙方的優勢和劣勢，客觀分析情況，不著急成功，因此才讓趙軍麵對強大的秦軍有了獲勝的可能。然而趙括到來之後，率然出擊，用自己的短處去攻擊敵人的長處，白白喪失自身的優勢，可以說是想要得到勝利，最終卻親手葬送了勝利的可能。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孫子的“勝可知，不可為”的思想呢？其實很簡單，做任何事情的時候，我們都隻能盡力地做好準備，但是卻不能保證自己會成功。古語有言：“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每個人都不能保證自己的計劃萬無一失。因此，即使十分渴求勝利，也不能著急改變計劃，以免自亂正交；自身暫具優勢，也不能因此驕傲、自滿，甚至因此而打亂自己的計劃，擅自改變自己的行動步驟。

　　一個人一旦驕傲，以為勝利已經是囊中之物，往往便會鬆懈，一旦鬆懈，就會給予對手可乘之機；要知道，“行百裏者半九十”勝利距離我們越近，就越應該謹慎，在省裏即將到手的時候心急意亂或者得意忘形，這便是我們所說的“將勝利拱手送人”。任何一個有智慧的人，都應該注意這一點。

　　先為不可勝：“不敗”不一定成功，但成功一定要“不敗”

　　在《孫子兵法》的“軍形篇”之中，孫子主要論述了如何依據敵我雙方軍事實力的強弱，采取攻守兩種不同形式，同時，孫子提出了首先立於不敗之地，而後求勝的作戰指導原則。

　　孫子在本篇中，講到了兵法的問題，即所謂的“度”“量”“數”“稱”“勝”等問題。孫子論述的這些道理，是同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發展狀況相適應的，俗話說：落後就要挨打，一個國家沒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一定的疆界，一定的兵源，那麽這個國家是無法進行或者維持戰爭的。因此，在戰前的“稱”，是十分必要的，誰能夠占有壓倒對方的優勢，誰就會在戰爭之中取得勝利。

　　因此，孫子在“軍形篇”之中提出“先為不可勝”，首先要確保自己不被打敗。這其中又分為兩個方麵，一是自身在戰時要多做防備，不與敵人可乘之機；二是要強大自身。要知道，一旦自身力量變得薄弱，就難免引來其他勢力的覬覦。想要別人不敢打自己的注意，首先就要具有自身的威懾力。這就如同動物之中的大象一樣，即使不去傷害別人，也沒有人敢來傷害自己。然後再去謀求像獅子一樣，能夠主動進攻、消滅敵人。

　　公元前224年（秦始皇二十三年），秦王召集群臣，商議滅楚大計，王翦認為“非六十萬人不可”，李信則認為“不過二十萬人”便可打敗楚國，秦王大喜，認為王翦老不堪用，便派李信和蒙恬率兵二十萬，南下伐楚。王翦因此稱病辭朝，回歸故裏。

　　不久，楚軍故意示弱，且戰且退，保留精銳部隊從後突襲李信，大破秦軍兩營兵力，斬殺秦軍七個都尉，是為秦滅六國期間少有的敗仗之一。秦王聽到這個消息，大為震怒，親自乘快車奔往頻陽，見到王翦道歉說：“我由於沒采用您的計策，李信果然使秦軍蒙受了恥辱。聽說楚軍正在一天天向西逼進，將軍雖然染病在身。難道忍心拋棄我嗎？”王翦推托說：“老臣病弱體衰，昏聵無用，希望大王另選良將。”秦王再次致歉說：“好了，請將軍不要再說什麽了！”王翦就說：“大王一定要用我，非給我六十萬士兵不可。”秦王滿口答應：“聽將軍的就是。”於是王翦統領六十萬大軍啟程，秦王政自送霸上，王翦因手握六十萬重兵，出征時向秦王“請美田宅園池甚眾”“以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秦王政大笑；出關前，又連續五次求賜美田，連部下也開始擔心會不會太過分，王翦才說出了自己的用意：“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意思是說秦王嬴政生性多疑，如今秦國全國士兵盡交到自己手中，此時唯有向秦王諸多要求，才可以表明自己除了金錢以外別無他求，借此消除秦王怕他擁兵自立的疑懼。

　　公元前224年（秦始皇二十二年），王翦領兵伐楚，大軍抵達楚國國境之後整整一年堅壁不出，六十萬士兵都囤積起來休養生息，甚至每天比賽投石以作娛樂。楚軍因為兵少而無可奈何，一年後終於按捺不住，正當楚軍在調動之際，王翦就率兵出擊大破楚軍，殺項燕於蘄，虜楚王負芻，平定楚國。隨後又南征百越，取得勝利，因功晉封武成侯。

　　在例文之中，老將王翦從兩個方麵，首先確定了自己的“不可敗”。首先，他堅持要用六十萬重兵，這就確定了自身堅強雄厚的實力，是絕對不容易被打敗的。相對比之下，李信妄言二十萬兵力足以滅楚，結果隻能為天下所笑。另外，王翦還向秦始皇請求良田美宅，這其實是在去除秦始皇的疑心，來堅定自己的後方所受到的信任，以免敵人的反間計得逞。有了這兩方麵的準備，使得王翦確定了自己的不敗地位，然後才揮軍直上，最終大破楚軍。

　　在列國兼並、互相掠奪的多變春秋，孫子側重於思考軍事問題，目睹破軍亡國、民眾流離失所的慘狀，多由於“馳備無戒”，因此他提出要注重國防。《孫子兵法》的主要戰略主張還是“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的自保全勝戰略方針。但他的高明之處在於他不是單純就軍事而言軍事，不是就國防而言國防，而是將軍事、政治、國力、民力等加以通盤考慮。軍事隻是安國保民的手段，而軍事的勝利必須與政治等其他方麵聯係。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我們同樣應該避免“賭徒式”的做事方式，強迫自己要麽功成名就，要麽一敗塗地。相反，我們更應該學習孫子的“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的戰略。惜時秦國出則征戰四方，退則據守函穀，因此即使有失敗也能保存實力，近代紅軍也是因為有自己的根據地，出則可以征戰，入則足以自給自足，因此才使得反動勢力束手無策。

　　同樣，無論我們投資、創業還是工作，做一切事情最好都首先力求穩定自己的地位，積蓄自己的實力，然後在有了根基之後，再尋求機會，一鳴驚人，一擊得勝。否則必然如同牆上蘆葦一般，頭重腳輕根底淺，不堪大任，一遇挫則失敗，便無立錐之地可以容身。因此，求勝先求不敗，望得先望不損，謀前路先留退路。

　　先勝而後求戰：“百戰百勝”的終極訣竅

　　《孫子兵法》之中，非常注重戰爭之前的準備情況。在戰爭之中，準備情況包括兵力的儲備、士氣的激發、對敵我雙方以及天時、地利的掌握。更進一步，則是在於國力、民力，大國出征，往往先休養生息，出征之後，又要息戰養民，這便又引出了戰爭勢力強弱的根本因素——政治。在孫子看來，一場戰爭的勝負根本，在於哪一個國家的政治更清明、政策更實用。正因為國家的政治是其軍事實力的後盾，因此孫子才提出了“道”的理論。

　　孫子將道置於“五事”“七計”之首，如“一曰道”“主孰有道”。“道”是春秋時普遍使用的一個概念。老子以“道”作為宇宙的本體；孔子則將“道”視為一種政治思想原則。以“有道”與否作為衡量統治者政治行為的標杆，其道大致同於道義。孫子則將“道”直接定義為“令民與上同意”，如此，則“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即將人民與君主的和諧作為戰爭勝利的首要因素。這一道的定義顯然更具有“功利性”。但這一“功利”性並不妨礙它所具有的更深一層的內涵。

　　孫子所說的“道”其實也接近於孔子之說，曹操即將其解釋為“道之以教令”，杜牧注：“道者，仁義也。”含有教化、愛民之意。上下同心，即得民之心，使人民信任政府及國君。將取得人民的同意作軍事勝利的首要條件。

　　為此，必須修道。“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也即是說孫子將“修道”作為決定戰爭勝負的又一主要條件。所謂的修道保法，杜牧注得極好：“道者，仁義也；法者，法製也。善用兵者，先修理仁義，保守法製，自為不可勝之政，伺敵有可敗之隙，則攻能勝之。”劉邦驥則在論《形篇》時說：“無形之軍政，即道與法是也。而道與法皆內政之主體。故曰此篇為軍政與內政之關係。”因此，修道，也就是整頓內政，修明政治的意思。

　　按照我們今天的理解，孫子的意思就是說：一個國家如果政治清明，法令適用，那麽必然統治者會得到國人的擁護和支持，有了這樣的支持，就可以做到上下同心。同時，政治上的優勢，必然使得國力強盛，財力充足。這樣，國家的實力、兵力、後勤準備上都已經贏得了對方，在此基礎上，再根據戰爭的情況製定靈活使用的戰術戰略，這便是孫子所說的“先戰而後求勝”。

　　戰國時期，趙武靈王即位的時候，趙國正處在國勢衰落時期，就連中山那樣的鄰界小國也經常來侵擾。而在和一些大國的戰爭中，趙國常吃敗仗，大將被擒，城邑被占。

　　趙國地處北邊，經常與林胡、樓煩、東胡等北方遊牧民族接觸。趙武靈王看到胡人在軍事服飾方麵有一些特別的長處：穿窄袖短襖，生活起居和狩獵作戰都比較方便；作戰時用騎兵、弓箭，與中原的兵車、長矛相比，具有更大的靈活機動性。他對手下說：“北方遊牧民族的騎兵來如飛鳥，去如絕弦，是當今之快速反應部隊，帶著這樣的部隊馳騁疆場哪有不取勝的道理。”

　　為了富國強兵，趙武靈王提出“著胡服”“習騎射”的主張，決心取胡人之長補中原之短，號令全國著胡服，習騎射，並帶頭穿著胡服去會見群臣。胡服在趙國軍隊中裝備齊全後，趙武靈王就開始訓練將士，讓他們學著胡人的樣子，騎馬射箭，轉戰疆場，並結合圍獵活動進行實戰演習。

　　有人對“胡服騎射”不滿，趙武靈王聽到後，召集滿朝文武大臣，當著他們的麵用箭將門樓上的枕木射穿，並嚴厲地說：“有誰膽敢再說阻撓變法的話，我的箭就穿過他的胸膛！”公子成等人麵麵相覷，從此再也不敢妄發議論了。

　　在趙武靈王的親自教習下，國民的生產能力和軍事能力大大提高，在與北方民族及中原諸侯的抗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從胡服騎射的第二年起，趙國的國力就逐漸強大起來。後來不但打敗了經常侵擾趙國的中山國，而且奪取林胡、樓煩之地，向北方開辟了上千裏的疆域，並設置雲中、雁門、代郡行政區，管轄範圍達到今河套地區。

　　同時，趙國推行胡服騎射後，相應地湧現出一群才華橫溢、軍事素養非凡的文武大臣，如趙惠文王時期的藺相如、廉頗、趙奢、李牧等，這都和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政策是分不開的。“胡服騎射”最終使趙國從一個弱國變成足以與秦國抗衡的強國。

　　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策略，使得趙國迅速強大了起來，軍事力量大大改觀。因此，趙國才能夠攻城略地，開辟千裏，一雪前恥。正是因為在國力上和軍事準備上趙國已經做到了“勝”，所以才能在後麵的戰爭之中達到了“勝”。

　　在團隊之中也是如此，如果不實行自己的“道”，又怎麽能做到“上下同欲”呢？如果人心不齊，又拿什麽去和別人爭呢？因此，智謀之人，先自勝而後勝人，先勝人而後求戰。如果自己沒有必勝的信心和準備還去挑戰別人，那便絕不要自找麻煩，自取其辱。隻要積蓄力量，機會總會有的；隻有積蓄力量的人，才不會錯過機會。

　　不管是部隊作戰，還是人生處世，都是一樣的道理。都要首先做到有所準備，充分準備，立於不敗之地。就是要做好一切準備，努力學習，掌握一切技能，學習一切知識，厚德載物，自強不息，讓自己強大起來，才能戰勝別人，隻有這樣才能在機會來了的時候能夠抓住，把握住，不讓機會流失掉，從而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

　　勝敗之政：自己的“強大”便是對手的“弱小”

　　《孫子兵法》之中，主要講的是軍事戰爭藝術，然而在這其中，又涉及到了政治、哲學等多方麵內容。這其中就包括孫子的“勝敗之政”的思想。

　　今人認為，政治修明，庶績鹹熙，自然國泰民安，人人得所。這樣一來，一旦國家遇有外侮，人民就會自覺地團結起來，圍繞在政府的周圍，恭候驅策。縱使遭遇挫折，犧牲生命，亦在所不惜。這一思想在戰國政治思想中亦有反映。如商君書曰：“凡戰法，必本於政勝，則其民不爭，不爭則無以私意，以上為意。若民服而聽上，則國富而兵勝，行是，必久王。”荀子則說：“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下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民齊者強，民不齊者弱。”所言都是政治對於軍事的基礎性作用，是軍事的“勝敗之政”，是孫子“修道”思想的繼承與發揮。

　　在孫子看來，政令明達，則國富民強，政令滯澀則國疲民弱，用富有的去與貧弱的相比，用強的去與弱的相爭，這樣的戰爭沒有不勝利的。因此，想要在戰爭之中占據優勢，第一步就是要“修道”，讓子身變得強大。

　　除“修道”外，孫子尚有“保法”的政治主張。在孫子看來，相對於政治，軍事是手段，而且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手段，當迫不得已從事軍事行動時，孫子強調要建立製度，對軍隊實行規範性的管理，“保法”即“保法度”“保守法製”“保守法令”。楊善群在《孫子評傳》中認為，孫子“保法”的主張主要有三層含義：第一，在軍事、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麵有完善的製度。孫子認為“保法”即是要在政府與軍隊的各個部門建立各種健全的軍事製度、官吏製度、財務製度等。第二，用嚴明的賞罰去保證法令的施行。即有功者賞，有過者罰，以實施的實際情況和效力為主，而不拘泥於成文法律。第三，廢止貴族特權，施行賞罰一視同仁。“賞善始賤，罰惡始貴”。孫子的“保法”主張反映了他改革政治製度和推進軍隊建設的思想。

　　孫自認為，在“勝敗之政”之間，往往不需要交戰就足以對比雙方的強弱勝負。孫子的這種思想，在後世的朝代興替之間，一次次得到了驗證。

　　南北朝後期，精明能幹的一代明君楊堅建立隋朝。當時，南方還有陳朝偏安一隅。公元588年，楊堅以楊廣出六合、楊俊出襄陽、楊素帶領水軍出永安，共五十一萬八千大軍，三路大軍伐陳。隋軍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亙數千裏，無不奮勇爭先，盡欲滅了陳朝。當時，隋軍勢如破竹，但因為施文卿、沈客卿等扣留告急文書，導致陳朝無法把大軍從建康調出。

　　陳後主陳叔寶在位時，大建宮室，生活奢侈，不理朝政，日夜與妃嬪、文臣遊宴，製作豔詞。隋軍南下時，自恃長江天險，不以為然。

　　隋軍有五十一萬八千人，陳叔寶卻深居高閣，整日裏花天酒地，不聞外事。他下令建大皇寺，內造七級浮屠，工尚未竣，為火所焚。沿邊州郡將隋兵入侵的消息飛報入朝。朝廷上下卻不以為意，隻有仆射袁憲，請出兵抵禦，後主卻不聽。及隋軍深入，州郡相繼告急，後主叔寶依舊奏樂侑酒，賦詩不輟，而且還笑著對侍從說：“後齊的軍隊來攻打過三次，後周來攻打過兩次，都無功而返，隋朝能有什麽作為啊！”大臣孔範也說：“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斷南北，今天隋軍難道還能飛過來不成？這是邊疆將領想要立功，所以亂說的。隋軍要是真過來，我就能做大將軍了。”有人妄傳北軍的馬在路上死去很多。孔範說：“可惜，這些馬匹本來都應該被我俘虜的，何為而死？”後主聽後大笑，深以為然，君臣上下歌妓縱酒，賦詩如故，似乎亡國的威脅並不存在。然而時過不久，隋軍就攻入都城，陳後主慌不擇路，和後宮妃子躲進了井中也難逃追捕，終被活捉。

　　對比隋朝和陳朝的政治我們就會發現，隋文帝在位時期，國家昌盛，實力雄厚，而陳朝政治腐敗，奸臣當道，君主昏庸。如此看來，足以看出孫子的“勝敗之政”所說多麽準確。

　　那麽，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孫子的“勝敗之政”的思想有對我們就不言而喻了。無論是聯手創業，還是共同任職，不管是小組織還是大企業，但凡有相爭，必然是“政勝”的一方能夠獲得勝利。想要在競爭之中脫穎而出，領導要有才智，能得人心，其他人之間要相互團結，組織之間的紀律要具有可行性，一旦確定之後就要嚴格遵守，大家要勁往一處使，力往一處用。這樣的話，隻要有合理的目標，又怎麽會不成功呢？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在“雞蛋”和“石頭”之間切換角色

　　進攻和防守是戰爭的兩種最基本樣式，采取何種作戰樣式，一切都要服從和服務於“勝利”這個目標。孫子在“軍形篇”之中首先論述了“先為不可勝”，強調要始終掌握“保存自己”的主動權，同時等待有利時機打敗敵人。“先為不可勝”對應的作戰形式就是防守，而要打敗敵人取得最終勝利，則需要采取進攻的形式。

　　刺蝟在遇到危險時，會縮成一團，滿身的尖刺向外張開，令天敵無從下嘴。軍隊如果麵臨強敵，遭遇危險，那麽轉入防守後，敵我雙方的強弱態勢會發生一些變化：第一，防守方處於內線，收縮兵力，同時進攻方處於外線，兵力相對分散，由此雙方兵力差距縮小，而且，處於防守之中的兵士為了生存，往往更加團結，戰鬥力更強，此為人和。第二，防守方依托有利的城池、山川或塹壕，猶如無形中增加了兵力，險峻的地形向來都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形容此為地利。第三，防守方以靜製動，能夠做到後發而製人，可以減少犯錯的幾率，並且不用受暴雨、寒暑等影響，而進攻方則易受凍餒，是為天時。因此可以說，在戰爭之中，防守天然就比進攻有優勢。

　　明朝初期，陳友諒統率60萬水軍，巨艦數百艘，鋪天蓋地而來。此時朱元璋忙於與東吳的張士誠作戰，無暇西顧，就算揮師西援，以朱元璋的勢力，也很難與漢軍抗衡。因此，為了爭取更多的備戰時間，朱元璋給洪都的守將朱文正下達了命令：誓死保衛洪都，等待大軍來援！

　　洪都守將朱文正接到這道命令後，平日裏花天酒地、不務正業的他此時似乎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迅速召開緊急軍事會議，他以一個最高長官的身份用堅定的口吻對每一個將士說：“城亡與亡，我等誓死保衛洪都城！”他立即分配兵力防守各個城門，接下來朱文正和南昌守軍們將要麵對的是60萬大軍——當時堪稱世界上規模最龐大、戰鬥力最強的軍隊之一！

　　洪都保衛戰打響了，六十萬漢軍在陳友諒統一指揮下，對洪都城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猛攻，城樓上的守軍與敵軍展開了殊死的戰鬥！為了鼓舞將士，朱文正親自統率自己的親兵，登上城樓，與戰友們站在一起，用大刀，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抵擋60萬敵軍一番又一番地猛攻！

　　與朱文正一起守洪都的，還有名將鄧愈。鄧愈是個擅長使用火器的將領。敵軍一度攻破城牆，闖入城中，朱文正派遣鄧愈領兵前去禦敵，鄧愈帶兵持火槍輪番射擊攻入城中的敵軍，漢軍紛紛倒下。當時，洪都的城牆被攻破多處，守軍且戰且築，攻守雙方踩著屍體作戰，傷亡都很慘重。

　　由於洪都將士奮戰死守，陳友諒60萬大軍圍攻85天，未能攻破洪都城。最終朱文正一直等到朱元璋做好一切準備，帶兵回援，最終殺敗陳友諒。

　　洪都之戰可以說是典型的以少抗多的孤城防守戰，朱文正在此展現了非凡的才能。然而，不管防守的形式怎麽對軍隊的保存有利，終究是一種消極作戰形式，進攻則具有積極的目的——占領，占領可以增加自己的作戰手段，據守卻不能。我們需要明白，通過防守挽回的一些優勢，是以犧牲部分積極目標、軍隊主動權和機動能力為代價的。尤其關鍵的是，要取得戰爭勝利，光靠防守是無法實現的，戰爭終究要轉入進攻，要通過“消滅敵人”來取得勝利。因此，一旦力量強大到足以達到積極的目的時，就應該立即放棄防禦。在孫子看來，則是一旦出現了可勝之機，即要采取進攻的方式，這裏的機，包括力量的變化，也包括敵人的失誤。

　　平常我們總是說“用雞蛋碰石頭”。在戰爭之中，往往要學會讓自身在“雞蛋”和“石頭”之中切換角色。我們知道，雞蛋總是能夠把外部壓力均勻分散，所以我們用一隻手很難把雞蛋捏碎。雞蛋的優點在於圓滑嚴密，我們在防守的時候就要像雞蛋一樣密不透風。在進攻的時候，則像“石頭”一樣堅硬，有棱角，能夠把力量用在一點上。

　　因此，能戰則戰，不能戰則避，不足則守，有餘則攻，真正有智謀的人，懂得隨著雙方實力的此消彼長而調節自身的位置，改變自身的策略，在防守之中保存實力，在進攻之中擴充實力，因此才能不斷壯大。而這一思想，又與孫子“先為不可勝”相統一。可以說，能明白攻守時機的變換，才能算是懂得兵法。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也一樣，無論是創業還是投資，都應當懂得進退之道，都應該學會在“雞蛋”和“石頭”之間切換角色，做到守則固若金湯，滴水不漏；攻則勢如破竹，一舉潰敵。能懂得其中道理的人，才是做大事的人。

　　不失敵之敗：讓對手的“破綻”成為“死穴”

　　在孫子看來，雙方交戰，首先要確保自身沒有破綻，保證自己不被打敗。在這個基礎上，就要尋求主動，想辦法打敗敵人了。怎麽打敗敵人呢？《孫子兵法》指出要“不失敵之敗”。我們知道，一個完整的雞蛋，是很難用一隻手捏碎的，但是如果雞蛋上麵有一道小小的裂紋，那麽這枚雞蛋就變得不結實了。臨陣對敵也一樣，一旦發現敵人有破綻，就要當機立斷，一舉擊潰敵人。

　　敵人一旦出現破綻，我方沒有主動進攻，那麽敵人很可能就會把這個破綻補上，戰爭繼續進入相持階段，那麽我方一樣可能給對方可乘之機，風險就會加大。因此，對於敵人的失誤出擊一定要果敢，要盡最大的力量攻擊敵人的弱點，讓敵人的弱點變成死穴！

　　宋金之間著名的郾城之戰發生在公元1140年。當時，金國都元帥金兀術探知嶽飛孤軍深入並親駐郾城，且郾城駐軍不多的情況，於是就指揮經過休整的金國軍隊主力，直撲郾城，企圖擒殺嶽飛。當時，嶽飛手下大約不過一萬幾千人的兵力，然而參戰的金兵僅作為先頭部隊的精銳騎兵就有一萬五千多騎，並且還有十多萬後續部隊源源不斷地陸續開來。郾城之戰的險惡程度可見一斑。

　　嶽飛深知這將是一場前所未遇的惡戰、以寡敵眾的硬仗，也堅信自己的將士能夠承受嚴酷的考驗。他首先命令嶽雲騎兵精銳，出城迎擊，並對其子嶽雲說：“必勝而後返，如不用命，吾先斬汝矣！”當天下午，嶽雲舞動兩杆鐵錐槍，率精騎直貫敵陣。雙方的騎兵展開了激烈的鏖戰。金兵的後續部隊源源不絕地擁來。嶽雲率領的馬軍打敗敵騎的一次衝鋒後，又招致更多的敵騎進行第二次衝鋒，如此激戰幾十回合，形勢逐步發展到與金兀術“全軍接戰”的地步，金國的十餘萬後續軍隊也陸續開進戰場。嶽家軍猛將楊再興單騎衝入敵陣，殺金軍將士近百人，他自己也身中數十槍，遍體創傷，仍然戰鬥不止。

　　金國女真騎兵擅長使用弓箭，慣用左、右翼騎兵（即“拐子馬”），進行迂回側擊。嶽飛也指揮嶽家軍騎兵，運用巧妙的戰術，來對付敵人。

　　金兀術眼見騎兵會戰不能取勝，焦躁萬分，於是下令將披掛“重鎧全裝”的“鐵浮屠”軍投入戰鬥。“鐵浮屠”軍每三匹馬用皮索相連，他們護甲厚重、攻堅能力強，“堵牆而進”，主要用於正麵衝擊。金軍一反以左、右翼“拐子馬”迂回側擊的慣技，改用重裝騎兵“鐵浮屠”軍來進行正麵衝擊，企圖以嚴整密集的重裝騎兵編隊來擊潰對方較為散亂的騎兵。嶽飛當即命令步兵出動，嶽家軍步兵將士手持麻紮刀、提刀、大斧等以步擊騎的利器，專劈馬足。隻要一匹馬仆地，另外兩匹馬就無法奔馳，“鐵浮屠”軍頓時亂作一團。嶽家軍步兵與敵騎“手拽廝劈”，殺得金兵屍橫遍野。

　　天色漸漸昏黑，女真重裝騎兵損失慘重，金軍一敗塗地、狼狽潰逃。嶽家軍在此戰中“戕其酋領”，還奪得二百多匹戰馬。至此，嶽飛指揮嶽家軍將士以少勝多，在平原曠野地區大敗金兀術所統率的金國女真軍隊主力，取得郾城大捷。

　　在這場戰役之中，金兵無疑是強大的，然而嶽飛首先堅持抗敵，不被敵人的氣勢所嚇倒，而是以積極防禦的姿態應付敵人的各種進攻。緊接著，金兵出動了引以為傲的重騎兵“鐵浮屠”，嶽飛立即看準了這一強大騎兵互相連接、一損俱損的致命弱點，命令士兵專砍馬腿，一舉殲滅了金兀術的“鐵浮屠”。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不失敵之敗”對於我們來說，即是要抓住機會。在自身已經趨於穩定的情況之下，想要謀求更進一步的發展，就一定要學會抓住機會。有時候，機會可能隻是一線曙光，但是隻要及時抓住，就足以成功。

　　20世紀60年代，吉列公司一直壟斷著美國的剃刀市場，但是美國埃弗·夏普公司發現吉列的產品很久都沒有更新、已經有些跟不上潮流了。於是他們發明一種新型不鏽鋼生產剃刀，可使剃刀既輕便、鋒利，又堅韌、耐用，其質量大大優於當時市場上銷售的碳鋼剃刀。不就，夏普公司就迅速研製，大量投入生產。

　　當時占據碳鋼剃刀市場90%以上的聞名於世的吉列公司，對於用新型不鏽鋼代替碳鋼來生產剃刀這種先進技術反應遲鈍，采取觀望態度。六個月後，當夏普公司的新型不鏽鋼剃刀投放市場時，很快獲得消費者的青睞，銷售量直線上升，占領了原吉列公司剃刀市場的70%。夏普公司以“兵之情主速”的突襲行動，趁對手吉列公司還沒有察覺之時，將新研製的新型不鏽鋼剃刀大量投放市場，“不失敵之敗”，取得了可觀的經濟收入而使對手遭受嚴重挫折。

　　曾經，美國政府規定，電話機隻能由電話公司出租，不能銷售，私人購買電話機是違法的。1982年，美國政府取消了這一禁令，允許私人隨便購買。這樣一來，美國電話機市場突然興旺起來，八千萬個家庭以及其他公私機構都紛紛購買。香港原生產收音機、電子表的一些廠商聽到這一消息，聞風而動，快速轉產電話機撲向美國市場。結果出師大捷，1983年第一季度，香港有線電話機出口多達1.86億多港元，比上年度同期增長近十九倍。香港廠商比美國人更快地采取行動，使香港一些廠商在商業競爭中大獲全勝，獲得豐厚的利潤。

　　因此，機不可失，失不再來，敵之敗不可失，否則失敗的就可能是自己。一旦抓住機會，就要集中力量，把一個突破點變成一場勝利，這才是製勝之道！

　　戰勝不忒：成功——要的是“功”，而不是“成”

　　按照今天的眼光看來，孫子並不是一個好戰的人。孫子的好戰，更多的是來自於對戰國時期各國征戰的客觀認識，迎合當時社會的客觀需要。因此，孫子不好戰、不嗜殺、認為能用謀略或者外交解決的問題，就不要訴諸戰爭。

　　在此基礎上，孫子進一步指出，能在政治上贏過對方，就不用謀略，能用謀略贏過對方，就不用外交，能用外交贏過對方，就不用戰爭。“兵者，凶器也，君子不得已而用之。”戰爭是最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去使用的。

　　因此，成功要的是“功”而不是“成”，是因為結果比過程更重要；勝利要的是“利”而不是“勝”，是因為目的比方法更重要。成功和勝利，求的都是“功利”。

　　同時，孫自認為，想要讓自己不斷壯大，就要不斷獲得利益，想要不斷獲得利益就要懂得“戰勝不忒”。戰勝不忒，就是自己以“修道保法”的方式強大起來，然後去兼並小的勢力，這樣的“兼並”可以是用謀略，可以使用外交，可以使用戰爭。隻要自身強大，方法便不重要。這樣有戰爭卻沒有危險，方才是戰勝之道。

　　孫子的“保法”主張，顯然與當時興起的變法改革的政治思潮有關。早在管仲、子產的變法實踐中，法就受到高度的重視。這一重視法律作用的思想，在春秋時的各國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現，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曆史文獻常能見到諸如“賞善罰奸，國之憲法也”“不僻親貴，法行所愛”等的記載。到戰國時，法家更是強調“以法治國”。楊善群認為孫子的“保法”的政治思想，對於法家思想的發展具有開先河的作用，在春秋戰國間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反映了當時以法治軍治國的普遍要求。

　　“修道”“保法”的主張應該是從當時吳國國內政治著眼的，孫子同時還從“國際政治”角度提出“伐謀”“伐交”主張。春秋之際，諸侯林立，外交對戰爭勝負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伐謀”“伐交”被孫子視為贏得戰爭勝利的重要政治手段。“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下伐兵，其下攻城。”他將屬於政治鬥爭範圍的“謀”“交”置於謀攻之先，而將軍事鬥爭手段的“伐兵”作為不得已而采用的下策。

　　在自身強大的基礎上，怎樣征服敵人便隻剩下方法和時間的問題。隻有自身強大，征服才可以成為現實；隻有自身強大，才能做到“戰勝不忒”。戰爭的勝負因素很多，隻有通盤考慮，詳細籌劃，方能“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僅有優勢兵力，沒有健全的政治、經濟、文化力量，絕不可能獲勝。所謂“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或者可以套用之曰：政弛國弱而兵強者，未之有也。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中日甲午戰爭之中中方戰敗之後，李鴻章被慈禧太後任命為全權大臣，趕赴日本議和。盡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鴻章割地賠款的全權，但他仍期望“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與日方代表反複辯論。在第三次談判後，李鴻章於回住處的路上遇刺，世界輿論嘩然，日方因此在和談條件上稍有收斂。三月十六日，李鴻章傷稍愈，雙方第四次談判，日方對中國賠款2億5千萬兩白銀（原本是3億兩），割讓遼東半島及台灣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讓步，日方和談代表伊藤博文謂，李鴻章麵前“但有允與不允兩句話而已”。事後日方繼以增兵再戰進行恫嚇。李鴻章等連發電報請示，光緒皇帝同意簽約，命令“即遵前旨與之定約”。

　　據說他在簽字前的最後關頭，曾經老淚縱橫地對使團的美國顧問科士達說：“萬一談判不成，隻有遷都陝西，和日本長期作戰，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國，中國可以抵抗到無盡期。日本最後必敗求和。”

　　另外，李鴻章在日本商討馬關條約簽定問題時，被刺客小山豐太郎開槍擊中左麵，血染官服，當場昏倒。一時間，現場大亂，行人四處逃竄，行刺者趁亂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個店鋪裏。隨行的醫生馬上替李鴻章進行急救，幸子彈未擊中要害，李鴻章複原迅速。

　　因為馬關簽約的強烈刺激，李鴻章發誓“終身不履日地”。兩年後他出使歐美各國回來，途經日本橫濱，再也不願登岸，當時需要換乘輪船，要用小船擺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麽也不肯上，最後沒有辦法，隻好在兩艘輪船之間架了一塊木板，75歲高齡老人，在呼呼悠悠的海麵上，毅然決然地蹣跚著步子，慢慢騰騰地挪過去。

　　弱國無強兵，無強兵者無外交。強國必強兵，有強兵方有“伐謀”“伐交”之舉。由此可見，用謀略、外交等方式進行“看不見的戰爭”是比興師動眾更好、危險性更小的戰勝對手的方式。但是前提條件是要有相應的實力作為依靠。

　　在《九地篇》中，他再次強調了外交：“衢地則合交。”孟氏注曰：“得交則安，失交則危也。”正因為外交很重要，“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一麵說外交需要謹慎，一麵說要以“威”使諸侯懼而不敢與其他國家結盟，從而斷絕其外援。以劉邦驥語總括之則為：“謀攻的要旨，全係乎外交。所以說，外交為軍政之眼目，而軍政為外交之後盾，誠千古不刊之論也。”在此指出了外交和國家軍事實力之間的關係。

　　劉氏進一步指出：“所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者，外交詳慎，軍政修明，自然百戰不殆也。”所謂“外交詳慎”，意思就是破壞敵人的外交策略，盡可能爭取同盟，孤立敵人，所謂“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打擊敵人。孫子的“伐交”策略也可以說是戰國時“合縱”“連橫”外交策略的先導，外交政策的正確與否，往往是決定性的，秦始皇對六國的統一就建立在對六國外交政策的正確實施上。如此，內政清明，外交詳慎，則軍事行動便獲得“先勝”之機。古人以軍事實力作為硬實力，以外交手段作為軟方法，以今天的眼光看來，這種方法仍舊適用。真正的贏家戰勝不忒，便是因為自身擁有實力，但是卻不去輕易消耗實力，而善於做“無本買賣”。

　　勝者無名：真正的“贏家”沒有傳奇

　　孫子不但是一位軍事理論家，還是一位傑出的直接參加軍隊戰爭指揮的統軍將領，他幫助吳國攻破楚國，名震諸侯，聲傳千古。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曆史名人、軍事史上的明星，卻認為真正善於行軍打仗的人應該是沒有名氣的。這即是《孫子兵法》之中所說的“勝者無名”。

　　在孫子看來，真正善於行軍打仗的人，防守的時候不會讓自身處於危險之中，進攻的時候不會讓自己處於冒險之中，每一戰必定都是占據優勢，以強搏弱，那麽能夠贏得勝利也就不足為奇，自然也沒有名聲。真正的智者，一開始就讓自己遠離風險。相反，那些以少敗多、以弱勝強的將領，雖然能夠獲得聲名，但是卻要擔當風險。

　　在孫子看來，戰爭的實力對比要看雙方的兵力強弱，雙方的兵力強弱要看參戰人數，參戰人數要看國家的總人口數，國家的總人口數要看國家的資源情況和國土麵積。這些雖然不是決定勝負的直接因素，卻不能不予以考慮。同時，如果國土的麵積有所不足，那麽就要靠政治來增強自身的實力，使得四方歸附，進而擴大國土麵積。歸根結底，勝者無名，是因為治者有功。治世出能臣，亂世出英雄，就是這個道理。

　　孫子不僅強調了戰爭之前所需的政治基礎，而且認為政治是戰爭取得最終勝利的保障。在《火攻篇》中孫子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十一家注多把“功”釋為獎功賞善，郭化若的解釋是“不能達到戰略目的”，張文穆則將其引申到“修道”。因此可以說，此句大致指，打了勝仗，攻取了土地城邑，必須及時論功行賞，修明政治。否則就會遭殃。

　　因此，空有強大的兵力，卻沒有相應的政治、經濟的後盾作支持，這樣的人即使強大也不會長久。這樣的人也許會得到“戰無不勝”的西安和名聲，但是最終也隻會像流星一樣一閃而過，最終走向滅亡。

　　在世界史上，亞曆山大也是一個偉大的名字。亞曆山大帶領他的士兵十年征戰，打下了一個空前遼闊的帝國，其創造的馬其頓方陣更是舉世聞名。

　　亞曆山大東侵後，建立了一個空前龐大的帝國，其領土西起希臘，東到印度河流域，南括埃及，北抵中亞。為了統治幅員廣大的領土，亞曆山大繼承了波斯的統治方法，保留了波斯帝國的行政製度。在地方設立行省，由總督和軍事長官分別治理民政和軍事，另設財政官負責本省賦稅。為了緩和同被征服地區的矛盾，亞曆山大把一些東方的貴族任命為地方統治者，鼓勵軍隊將士與波斯婦女通婚。但是亞曆山大並沒有克服帝國的根本弱點，像波斯帝國一樣，亞曆山大帝國沒有自己的經濟基礎，仍然是不鞏固的軍事行政聯合，是一些生活方式不同、語言不同的民族和部落的混合物，內部很少聯係。這種建立在武力征服基礎上的帝國，其瓦解是不可避免的。

　　公元前323年亞曆山大病死，帝國隨即分裂，亞曆山大部下馬其頓將領各據一方，互相混戰。公元前301年伊普斯戰役之後，亞曆山大帝國終於分裂為幾個獨立王國，其中三個最大的是馬其頓·希臘王國、托勒密王國和塞琉古王國。

　　事實上，不止亞曆山大做不到真正的“戰勝不忒”，沒有達到“政勝”，就連孫子自己，也隻能作為一個軍事家被世人傳頌，他的“以政治戰勝對手”的思想最後也隻是一種思想。

　　吳王闔閭九年時，孫子率吳國部隊大敗楚國，攻占了楚都郢。這是一場孫子應用其兵法的成功戰例，但吳軍入城後，其行為卻很不得人心。據史書記載，吳軍入城後，大肆燒殺掠奪，“侵掠如火”“掠鄉分眾，廓地分利”，闔閭率將進入楚昭王宮，“盡妻其後宮”。吳軍所到之處，“伏屍”無數。吳軍暴行激起了楚國軍民極大的反抗怒潮，“父兄子弟怨吳人於骨髓，爭起而逐之。”加之，越國趁吳國內空虛的機會攻入，吳國楚申包胥請得秦救兵，與楚人聯合敗吳軍，而夫概又自立為王，致使闔閭不得不於次年返吳，但吳損失亦不亞於楚。這一後果是由政治、外交、戰略的失誤共同造成的，顯與孫子兵法上的許多論述相背。雖後人為其辯解說：“吳，澤國文身封豕之蠻耳，一朝來郢，氣溢於項，主驁臣驕，據宮而寢，子胥之智不能爭，季紮之親且賢不能禁，（孫武）一羈旅臣能已之乎？”似乎孫子是明智卻無奈的。但不論孫子本人的行為如何，此例足可說明戰場的勝利尚需政治的保障，僅僅靠武力的攻取絕不能達到“安國保民”的目的。

　　“勝者無名”是需要強大的後盾作保障。舉個例子，我們往往敬佩白手起家的人，但是若是富豪之子即使再能夠賺錢也不足為奇。我們往往敬佩農民發明家，但是對於科學家又研製出什麽新的科學度量儀器卻並不見得關心，都是這樣的例子。因此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並不要求每一個人都做到“勝者無名”，我們需要學習的，隻是“勝者無名”這種不貪功、不冒險、懂進退、求實際的精神，這才是我們能夠從《孫子兵法》之中能夠學到的最有用的東西。

　　§§第五篇 兵勢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