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四節 “逸民”的“獨善其身”：孔子之感慨

　　既然講到老、莊哲學（《淮南子》有不少作品也當屬老、莊思想意義裏的），這裏還得申辯一點，孟子講“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與老、莊道家思想裏的“隱士”--“窮則獨善其身”的生動寫照--有否相同的語境和意境。

　　1.隱士，道家和儒家都有。老、莊哲學有其自身的“道”的話語，與孔、孟的“道”的話語所產生的具體語義不盡相同，然而其中都蘊涵了一層道義論情懷。但是出於道家立場的“隱士”，與孟子講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儒家官德，還是有原則上的不同。這一點我們已經在分析孔子的“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不仕”裏有過比較性質的分析，孟子的觀點與孔子有本質上的相同之處。這裏還是想強調這點，即道家意義中的“隱士”，是對政治的徹底放棄，不管是壞人當道還是好人當道，不管是政治清白還是昏暗的時候，雖然他們或許也保持著一種道義情感。

　　其實，不僅道家裏有隱士，儒家裏也有隱士般的人物，如孔子自己與那批“逸民”（也可稱謂為“隱士”的前身）比較：“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誌，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誌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被遺落的人才，但是孔子對他們讚許有加，說伯夷和叔齊不降低自己的誌向，不辱沒自己的身份；柳下惠和少連不如伯夷和叔齊，但是言語符合法度，行為經過思考，也難能可貴了；虞仲和夷逸避世隱居，大膽直言，自身行為保持清廉，隱居也是符合道義的權變。至於孔子和他們比較，孔子自稱，我是沒有什麽可以，也沒有什麽不可以。

　　2.孔子的“無可無不可”。有關這些“逸民”的真實性倒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孔子的最後一個點評，是他講出了自己與他們的最根本的區別，那就是他們出仕都有所“欠缺”，而孔子能夠“中道而行”，即孟子所評價的：“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這就是“無可無不可”的意思。為什麽孔子能夠“中道而行”，又不落為“逸民”？船山指出：“夫子之道，夫子之誌，則始終不為逸，故列論古人，而自明其跡同而心異焉。”“異”在哪裏？“異”在孔子心裏能夠一直“中道而行”，不失道義、責任和誌向。孔子集中了以上七位“逸民”的優點，又有著他們身上缺少的優點，一顆道義之心始終在身，又能夠使義務之心繃得緊緊的，也能使出仕“立心造行”、“常適其可”。可能是“道”不同、“誌”不同，出仕的結局也就不同，船山說到這點：“數子者（指這七位逸民），吾何同焉？吾誌異，吾道異矣。”因而，孔子不會像七位逸民那樣，有的放棄政治，有的放棄責任，有的放棄應該堅持的道義。由於這樣的不同，關於出仕與不出仕，孔子既把握道義又能圓潤嫻熟地運用於政治上，即便在“邦無道”的情況下，也不會放棄道義、責任和誌向。孔子隻會是實施暫時的“退卻”，這是“道”上的“權變”，如果始終不具有出仕之“勢”，也會尋找其他方式去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如孔子、孟子，最後通過講學來培養做官的人材。

　　處窮達之辨，儒家和道家有相同或不相同之看法和行為，我們要從政治上去取舍、哲學上去反思、道義上去斷量。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盡心上》，中華書局1983年版。

　　王船山：《四書訓義》卷三七，嶽麓書社1990年版。

　　《曾國藩全集詩文》，嶽麓書社1986年版，第589頁。

　　《孟子盡心上》。

　　《孔子家語論禮》。

　　[元]宋方壺：《山坡羊道情》。

　　徐複觀：《兩漢思想史》第2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頁。

　　《論語微子》。

　　《孟子萬章下》。

　　《四書章句集注論語微子》。

　　[明]王船山：《四書訓義》卷二二。

　　§§第十五章 先與後：理政中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