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一節 儒家官箴：影響力

　　在中國政治文化的文獻係列裏，有一份既有學術價值，又有倫理價值的官箴。古人言：“為官者，不讀四書五經遭人恥笑而已，而不通《官箴》則殆之深不可言。”四書五經要讀，官箴要通，讀乃通之基礎，通乃讀之神用。這裏透露出一條信息，即儒家思想在官箴中是居於基礎性的。

　　為官要有學問。官箴提供了一套適宜官場的官道和官術。確實，官箴書的內容裏充雜著教人升官發財、投機鑽營、陽奉陰違、明哲保身、處事圓滑、八麵玲瓏等官場把戲，這些確是需要批判。但是，仔細全麵了解曆代官箴書，可以發現，其中大多是言之有據、思之有理、拿來可用的。如曆史上有存在價值的官箴，大都出於儒者之手，更有不少是學問搞得好，官也做得好的，如韓愈、柳宗元、司馬光、範仲淹、王安石、呂坤、呂本中、張養浩、張居正、王陽明、曾國藩，無不如此。這裏我們想要申明的是，儒家思想是中國曆代官箴的最主要的理論淵源之一。官箴影響力的深刻性和長遠性，也正好說明了儒家思想的深刻性和長遠性。所以本文的分析將立足於此作適宜的展開，以深化儒家思想在中國仕文化曆史中的深厚性和主導性。

　　何謂官箴？《辭海》（1979年版）解釋謂：“百官對王所進的箴言。”又謂：“後世因稱官吏之誡為‘官箴’。”在中國文化的曆史傳承裏，“官箴”的影響力由來已久。據查，“官箴”一詞最早見之於《左傳襄公四年》，記“帝甲）命百官官箴王闕”。西晉學者杜預注：“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孔穎達疏曰：“漢成帝時，揚雄愛《虞箴》，遂依放之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後亡失九篇，後漢崔駰、駰子瑗，瑗子寔，世補其缺；及臨邑侯劉騊駼、太傅胡廣各有所增，凡四十八篇，廣乃次而題之，署曰《百官箴》，皆放此《虞箴》為之。”由此看來，官箴最初的含義是官員們對君主的諫言，隻是到了後來，官箴才成為對一般官員們的警誡。從現存的官箴資料看，正式的官箴書應該始於宋代，以呂本中的《官箴》為最早，以元代張養浩的《三事忠告》（《牧民忠告》《風憲忠告》《廟堂忠告》）為規範，又以清代最為發揚光大。鑒於《虞箴》開啟的曆史意識影響了後來儒家的政治道德傳統，所以，本文的重心放在《虞箴》一書的源流上，來考辨一下官箴影響力的深刻來源。也即要揭明：官箴以儒家思想為理論基礎，儒家思想反過來使官箴意義深遠。考慮到《百官箴》、《三事忠告》和宋元明清幾代的一大批官箴在本書的其他章節裏有適當的展開，這裏的主要工作是對第一部官箴和承接《虞箴》話語結構的《州官十二箴》（揚雄）、《官箴》三首（崔駰）來作細節性的分析，確實也很必要從儒家的學術觀點去展開這樣的檢討。其實，《虞箴》、揚雄的《十二州官箴》、崔駰的《官箴》三首，不僅是作為辭賦具有相同的文學結構，更為重要的是作為官箴，體現和反映出來的儒家政治道德思想，具有一種深刻的曆史反省精神，這是我們所要揭示的原則和重視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