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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革命中心的轉移與遊擊戰爭的堅持
一、中共中央與主力紅軍的撤離江西
中共領導的土地革命運動在江西等地的發展，對國民黨政權構成強烈的威脅。從1930年底開始，由蔣介石和中央政府出麵組織指揮，先後對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發動了5次大規模“圍剿”戰爭。前4次“圍剿”均被紅軍粉碎，但1933年10月開始的第五次“圍剿”，主要由於國民黨蔣介石吸取失敗教訓，采取了新的戰略策略，也由於紅軍處於王明“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軍事指揮之下，以及根據地內戰爭資源日益枯竭，以致戰爭越打越糟。1934年4月底廣昌戰役失敗後，國民黨軍隊開始攻入根據地的基本區域，形勢日益嚴峻。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在瑞金開會，討論此前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向博古提出的要準備作戰略轉移的問題。中央書記處決定主力紅軍撤出中央革命根據地，向湘鄂西地區轉移，並隨即發電向共產國際請示。6月25日，共產國際複電，同意為保存有生力量，中央紅軍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實行轉移。實行戰略轉移，是一個正視客觀情況的正確決策。中共中央立即秘密進行轉移的直接準備。所有準備工作，都是在中共中央為籌劃戰略轉移而設立的決策組織“三人團”領導下進行的。三人團中，博古、李德分別負責政治、軍事問題的決策，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實行。
轉移的最初行動，是派遣紅七軍團北上和紅六軍團西征。7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辟浙皖贛邊新革命根據地給七軍團的政治訓令》。同日，中央書記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和中革軍委又聯合下達《關於組織北上抗日先遣隊給七軍團作戰任務的訓令》。中共中央決定，以軍團長尋淮洲、政委樂少華指揮的紅七軍團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出擊福建、浙江開展遊擊戰爭，開辟浙皖閩贛邊新革命根據地，並“吸引蔣敵將其兵力從中央蘇區調回一部到其後方去”。次日，紅七軍團離開中央革命根據地進入福建，相繼進攻福州，轉進浙江、安徽，在轉戰閩浙皖贛四省邊境、行程3000多裏後，進入贛東北革命根據地與紅十軍會合，組成紅十軍團。11月，紅十軍團在方誌敏、尋淮洲、樂少華、劉疇西等指揮下，繼續進軍皖南，一度形成對南京的威脅。在紅七軍團北上的同時，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還發出《給六軍團及湘贛軍區的訓令》，命令任弼時、蕭克、王震率領紅六軍團離開湘贛革命根據地，出擊湖南中部創建新蘇區，確立與湘鄂西紅二軍團賀龍部的可靠聯係，聯結江西與四川兩大革命根據地，並“破壞湘敵逐漸緊縮湘贛革命根據地的計劃，以輔助中央蘇區之作戰”。紅六軍團隨即也以“極為飄忽，如水走隙”的敏捷行動，由江西遂川橫石進入湘南、廣西，渡過湘江，進抵黔東，於10月下旬與賀龍部勝利會合，並在其後共同創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紅六、七軍團的派遣，是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整體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周恩來說，它們“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也就是說，在中央紅軍轉移的總戰略中，紅七軍團擔負了外線的戰略牽製、戰略掩護的任務，紅六軍團則擔負著偵察敵情民情、探索和開辟道路的戰略先遣任務。
中共中央在根據地內也進行了比較充分的準備。8月間，中共中央將撤離江西的決定，傳達到中央政府的部長級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一級的幹部，並對各級幹部的去留逐一作出了決定。突擊進行了大規模的物質準備，如製造了大量的武器彈藥，籌集了許多錢糧物資（如準備了84萬擔糧食，150多萬元軍費及大量中西藥品等），特別是為補充作戰中嚴重消耗的部隊，連續進行了大強度的擴大紅軍運動，繼7月份擴紅6萬多人之後，9月又下達了擴紅3萬名的緊急任務，據陳雲回憶，“自五月到九月召集了紅軍新兵將近十萬人”。在轉移的方向和路線上，準備也很充分，9月間毛澤東專程到於都，“主要的任務是察看地形，選擇突圍的路線”，並向周恩來通報了他所了解到的信豐、於都等地的情況。最為漂亮的一著，則是與廣東軍陳濟棠部的聯絡。
陳濟棠與蔣介石長期存在很深的矛盾，也害怕紅軍或蔣軍進入廣東，因此既有意保存實力，對紅軍的進攻並不賣力，又想同紅軍建立聯係借以抗蔣，而派密使到根據地接洽，要求與紅軍舉行秘密軍事談判。紅軍有識於此，也就積極與其聯係。八九月間，中共中央決定從南線突圍，沿贛粵湘桂邊境轉移，由周恩來、朱德負責同陳濟棠的談判。9月，朱德致信陳濟棠，表示願與粵軍合作抗日反蔣，告稱“紅軍粉碎五期進攻之決戰，已決於10月間行之”，提出停止作戰行動、恢複貿易、武裝民眾、代購軍火等5點建議，日內派員就近商談。10月5日，周恩來、朱德派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潘漢年、粵贛軍區司令員何長工為代表，到粵軍駐地尋烏縣羅塘鎮，與陳濟棠的代表楊幼敏、黃任寰、黃質文談判，達成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相互通商和必要時互相借道等5項協議。其中借道一條，要求紅軍行動時事先通報，粵軍即後撤20公裏，讓紅軍通過，但紅軍要保證不進入廣東腹地。與南路軍陳濟棠的聯絡，為紅軍的順利突圍提供了重要的保證。
9月中下旬，革命根據地的北線、東線和西線一齊吃緊，中共中央即按預定計劃，決定10月中旬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從於都渡河西征。10月10日晚，中革軍委和紅一方麵軍總部（軍委縱隊）分別從瑞金梅坑、田心圩、洋溪、九堡和會昌石門圩撤向於都；12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中央縱隊）從瑞金雲石山、陂下等地撤向於都；紅軍各部隨後也相繼向於都集結。到20日，最後一支部隊渡過於都河（貢水）。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由此開始。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中央機關和野戰部隊總人數為86859人，其中野戰軍各軍團總兵力為72313人。
蔣介石其實比較早地料到了紅軍要向西突圍。1934年5月18日，他即電令南、西路軍總司令陳濟棠、何鍵：“贛南殘匪將必西竄，酃縣、桂東、汝城、仁化、始興一線碉堡及工事，務請西南兩路參謀團著手設計，一麵準備部隊，一麵先征集就地民工，構築碉堡為第一線。其次郴州、宜章、樂昌、曲江乃至英德為第二線。”要求將兩線碉堡依次“設法趕成，以為一勞永逸之計”。因此在這個方向，先後建成了幾道封鎖線。蔣介石沒料到的是，紅軍與陳濟棠部達成了協議，以及紅軍突圍的方式和時間。國民黨人後來總結說，紅軍不僅軍隊突圍，所有黨政軍各機關也一同突圍，且約10萬人在三天之內皆脫離包圍圈，“行動可謂迅速。匪軍情報靈活，能偵知國軍包圍圈何處薄弱；匪軍保密與反情報亦佳”，在何時何地突圍，國軍事前全然不知。特別是，紅軍突圍方式，並不采取曆史上常用的辦法，“而是留置一部於包圍圈圈內，牽製國軍不能全力追擊，突圍的主力前端以攻擊開拓突圍進圍[前進]，後尾以防禦阻國軍追擊”，因此，“匪軍主力得以遠遁”。
10月21日晚，野戰軍各部從安遠龍布地區到贛縣韓坊全線進入粵軍防守線，粵軍依議“全線撤退”，至26日，各縱隊、軍團全部先後越過信豐河，順利通過第一道封鎖線，離開中央革命根據地經贛粵邊境西進。其後，又相繼突破第二、三、四道封鎖線，進入貴州。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會議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進行了總結，明確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此後，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機關和中央紅軍在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率領下，繼續北上，1935年10月勝利到達陝北，完成二萬五千裏長征。中國革命的大本營，由江西轉移到陝北。
二、江西各根據地的喪失與方誌敏的就義
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主力紅軍離開江西之前，決定“留一部分紅軍和幹部在中央蘇區來領導地方武裝和工農群眾以遊擊戰爭來保衛蘇區”，“使進占蘇區的敵人，不能順利的統治下去，以準備將來配合野戰軍在某種有利的條件之下進行反攻”。為此，中共中央專門組建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分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和中央軍區，作為擔任這一任務的領導機構。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在瑞金梅坑成立。項英任中央分局書記，委員有項英、陳毅、陳潭秋、賀昌、瞿秋白及後來增加的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梁柏台、毛澤覃、汪金祥、李才蓮等。陳毅任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副主任梁柏台，秘書長謝然之（後叛變）。22日，中央軍區在於都寬田成立，項英任司令員兼政委，龔楚任參謀長（後叛變），賀昌任政治部主任。中央軍區直接指揮主力部隊紅二十四師（師長周建屏、政委楊英、政治部代主任袁血卒，約2000多人）和江西、贛南、福建、閩贛等省軍區的地方武裝，閩浙贛軍區和紅十軍團名義上也受其指揮。這些武裝力量總約3萬人，此外尚有主力紅軍長征時留下的傷病員2萬餘人。留守部隊從10中旬起陸續在長汀、興國、石城、於都等四個方向接替陣地，掩護中共中央機關和主力紅軍轉移。他們牽製住了在江西的大部分國民黨軍隊（蔣介石僅派出薛嶽部和周渾元部兩路追擊長征紅軍。因此，國民黨軍的戰史承認，紅軍在贛南“留置之一部，竟發生牽製國軍主力不參加追擊的最大的效用”），為中共中央機關和主力紅軍的成功轉移，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主力紅軍轉移後，軍事局勢迅速惡化。客觀上，留守部隊不足以抵擋強大的國民黨軍的進攻，又由於中共中央分局對形勢和任務缺乏正確的估計，未能及時改變鬥爭方式轉入遊擊戰爭，而是不恰當地照舊采取“過去大規模的作戰方式來反對敵人新的進攻”，並且“依照軍委的指示把瑞金、會昌、於都、寧都4個縣之間的三角地區，劃為最基本的地區和我們最後的堅守陣地”，並將地方的許多遊擊隊擴編成獨立團加入作戰，以紅二十四師為主力配合各獨立團在三角地周圍阻擊強大的國民黨軍的進攻，以致“遭受了不斷的打擊和損失”，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最後重鎮相繼失陷：10月14日興國縣城被周渾元部攻占，26日寧都縣城被羅卓英部占領，11月2日長汀失落於宋希濂部，10日中央革命根據地首府瑞金被李默庵部攻占，17日於都失落於樊崧甫部，23日會昌被李玉堂部占領。閩西的清流、寧化也先後被攻占。至11月底，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所有縣城及交通要道均告喪失。
江西境內其他各革命根據地，也在國民黨軍的持續“圍剿”下相繼喪失：
湘贛革命根據地：紅六軍團西征後，留在湘贛區的紅軍兵力僅5個獨立團約3千人。在該區首府永新1934年2月失陷和主力紅軍西征的情況下，國民黨軍繼續集中5個師在地方保安團隊的配合下，加緊“圍剿”行動。湘贛省委、省蘇政府和省軍區在以弱小兵力抗擊敵軍進攻後，決定退守武功山區堅持鬥爭。1934年10月，湘贛領導機關和所屬武裝從永新牛田等出發，進入武功山開展遊擊戰爭。湘贛革命根據地的基本區域被敵軍占領。
湘鄂贛革命根據地：高泳生任師長（高犧牲後由省軍區司令員徐彥剛兼）的紅十六師，在第五次反“圍剿”中與國民黨西路軍5萬多人多次展開作戰。終因寡不敵眾，1934年1月該區首府萬載小源失陷，繼而省委、省蘇政府、省軍區和紅十六師於6月間在修（水）銅（鼓）宜（豐）奉（新）邊境的龍門山區陷入國民黨軍包圍，在分路突圍中，主力紅軍和省級機關幹部共一千多人，大部壯烈犧牲，一部失散，部隊“僅剩約一營人”，“蘇區受到敵人蹂躪、摧殘，分隔成為十一塊，最大的為平江黃金洞，橫直二三十裏，小塊隻有幾裏寬”。這次作戰，“是湘鄂贛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失敗的標誌，使湘鄂贛蘇區比中央蘇區早三個月進入艱苦的遊擊戰爭時期”。
閩浙贛（贛東北）革命根據地：1934年11月，紅十軍團在方誌敏、尋淮洲、樂少華、劉疇西等指揮下，繼續進軍皖南，形成對南京的威脅。在方誌敏等率贛東北主力紅軍紅十軍外出作戰期間，根據地內留守的部隊僅兩個團及少數地方武裝，兵力十分弱小。在第五次“圍剿”中，贛粵閩湘鄂五省“剿匪”軍預備軍總司令陳調元，統一指揮趙觀濤、俞濟時等中央和地方軍隊，“以河口為起點，在萬山重疊中，借築碉堡、建公路交互推進，向葛源節節仰攻，曆經大小戰後”，逐一攻破葛源附近“鱗次櫛比之工事”和紅軍的抵抗，第二十一師梁立柱部於1934年11月28日攻占葛源。贛東北革命根據地至此失陷。
外出作戰的方誌敏部因兵力弱小，也隨即陷入十倍於己的趙觀濤等部國民黨軍的重兵圍堵中。尋淮洲在皖南作戰中犧牲，1935年1月底，部隊在江西懷玉山地區遭到嚴重損失，軍政委員會主席方誌敏、紅十軍團軍團長劉疇西、紅十九師師長王如癡等在突圍中被俘。方誌敏等隨即被用裝甲車押送於南昌監獄。他們在弋陽、上饒和南昌多次被押解到所謂慶祝會上“示眾”。一美國記者記載了2月7日在南昌各界“慶祝大會”上示眾的情況：“豫章公園周圍排列著警察隊伍，街上架著機關槍……戴上腳鐐手銬而站立在鐵甲車上之方誌敏，其態度之激昂，使觀眾表示無限敬仰。周圍是由大隊兵馬森嚴戒備著，觀眾看見方誌敏後……對此氣魄昂然之囚犯，表示無限之尊敬及同情。為時不久，方誌敏即被軍警押走，因為當局看來，群眾態度之靜默，殊屬可怕。鐵甲車已經開走，群眾隨即開始騷動，表示不平。”方誌敏在獄中堅貞不屈，屢屢拒絕國民黨蔣介石的勸降，寫下《可愛的中國》、《清貧》、《獄中紀實》等不朽篇章，抒發深沉的愛國主義情懷和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鼓勵同誌們繼續“為爭得全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而奮鬥”。他在獄中還寫下了《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贛東北蘇維埃創立的曆史》等文稿，是記錄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創建和發展曆史的珍貴文獻。同年8月6日，他在南昌下沙窩被殺害，時年36歲。方誌敏是一位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為創建贛東北（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和紅十軍，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建立了卓越的功勳。他犧牲後，長期受到人民的景仰和紀念。
三、遊擊戰爭的堅持
南昌行營在完成攻占革命根據地重鎮目標後，於1934年11月20日宣告撤銷北、東、南、西四路軍和預備軍戰鬥序列，緊接著部署對紅軍遊擊隊的“清剿”。11月24日，南昌行營發布電令，設立江西、福建兩大綏靖區，江西方麵，以原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為駐贛綏靖主任，全省劃分為8個綏靖區，依次以孫連仲（轄4師1旅）、劉興（轄4師2旅）、毛秉文（轄3師）、陳繼承（轄3師4旅1憲兵團）、譚道源（轄3師1保安團）、餘漢謀（轄11師1旅）、張鈁（轄2師）、趙觀濤（轄5師3旅1保安縱隊）為第一至第八綏靖司令官；陳誠為駐贛預備軍總指揮，羅卓英為副，轄4個縱隊，依次以樊崧甫（轄第六、七十九師）、羅卓英（轄第十一、十四、六十七、九十四師，第一一七、一一八旅）、湯恩伯（轄第四、八十八、八十九師）、劉紹先（轄第四十三、九十七師）為縱隊指揮官，從12月1日開始進行“清剿”。以康澤為總隊長的別動總隊繼續隨軍行動。
顧祝同立即將總部由臨川移設吉安，指揮對江西的“清剿”。按照南昌行營27日發布的《贛閩兩省綏靖計劃》，規定預備軍各縱隊，負責“清剿”贛南、贛東北、贛鄂邊、湘贛邊各地紅軍遊擊隊及構築主要碉堡、公路等任務，各綏靖區部隊負責守備、綏靖、組訓民眾、辦理善後等任務。據項英記載，“其清剿方式繼續築單線碉堡，分割我蘇區成許多小塊，集中相當兵力分開清剿，以企圖各個擊破我軍。其戰術以扼要堵擊，分進合剿，夜行夜襲，輕裝跟進，（並）組織民團、編保甲配合清剿”。
12月，陳誠首先以4個師集中“清剿”紅軍江西軍區部隊，將中共江西省委、省蘇維埃政府和省軍區及其所屬部隊2000餘人圍困於寧都小布地區。中共中央分局所在的“三角地區”，也被10多個師的國民黨軍圍困壓縮成南北長百裏、東西寬六七十裏的狹小地域。下旬，中共中央分局接受陳毅等人的意見，決定適應敵情變化和主力紅軍不可能再回江西的現實，轉變戰略策略，發動群眾展開遊擊戰爭以對付“清剿”。項英、陳毅等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領導認識到，“領導遊擊戰爭是黨當前的唯一中心任務”，他們將張鼎丞、鄧子恢、陳潭秋、譚震林、阮嘯仙、胡海、鍾循仁、賴昌祚、李鶴鳴、羅孟文、李樂天、王孚善、楊尚奎、劉新潮（劉建華）等一批高級幹部，分派到閩西和贛南、贛西各地領導開展遊擊戰爭。同時進行了動員群眾、堅壁清野和疏散安置2萬餘傷病員等大量工作。這些轉變，揭開了其後英勇堅持三年遊擊戰爭的序幕。同時，由於轉變還是初步的，因此在如何使用主力部隊問題上一時失當，未能及時下決心將部隊也分散展開遊擊戰爭，而是仍然集中在“三角地區”與國民黨軍對抗。1935年1月，在寧都、瑞金之交的洋陂和贛縣的牛嶺，紅二十四師兩次與敵軍發生激戰，部隊“遭受最嚴重的慘敗”，師長周建屏負傷，減員達3000多人，超過擴充前該師的全部人數。牛嶺之戰失敗，破滅了在“三角地區”粉碎“清剿”的意圖，成為結束中央分局“大兵團作戰的最後一仗”。中央分局至此隻有突圍分散一途。2月4日、5日，項英兩次致電中共中央，請示是否轉移和“分散遊擊及整個部署”問題。
2月中旬，中央分局得到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立即改變組織方式與鬥爭方式，組織短小精幹的遊擊隊廣泛開展遊擊戰爭的電示後，指揮被敵包圍在於都南部的近萬名武裝隊伍和黨政人員分9路突圍，實行分散遊擊。3月10日，項英、陳毅等最後從於都上坪開始突圍。在整個突圍分散的行動中，瞿秋白、何叔衡、賀昌、梁柏台、毛澤覃、李才蓮、周以栗、阮嘯仙、楊英、劉伯堅等一批著名的領導人和大部分紅軍指戰員壯烈犧牲或被捕後遭到殺害。
4月初，項英、陳毅等衝破層層封鎖，輾轉到達贛粵邊境的江西信豐縣油山，先後與李樂天、楊尚奎、蔡會文、陳丕顯等會合。他們以這一地區為中心，反複抗擊國民黨軍的“搜剿”、“抄剿”和龔楚等叛徒的破壞，領導堅持了贛粵邊三年遊擊戰爭，將以油山、北山為中心的遊擊區，擴大到“三南”（龍南、全南、定南）地區。贛粵邊遊擊區成為南方三年遊擊戰爭時期的中心區。與此同時，在江西境內建立的遊擊區主要還有：
閩贛邊遊擊區：該遊擊區位於福建長汀縣和江西瑞金縣邊區，包括瑞金縣大部、會昌縣和石城縣各一部和長汀縣的古城、四都地區，也稱汀瑞邊遊擊區。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和主力紅軍離開這一地區北上後，中央分局即部署在該地開展群眾性的遊擊戰爭，曾阻滯了國民黨軍的進攻。隨後，中共閩贛省委書記賴昌祚被派來組建瑞西特委和軍分區，領導遊擊戰爭。賴昌祚與鍾天禧、劉連標、楊世珠、鍾德勝、彭勝標、胡榮佳等，領導軍民艱苦抗擊國民黨軍的分割“清剿”和嚴密封鎖，在較其他南方遊擊區相對狹小的區域內，經受了紅軍遊擊隊一度瀕臨絕境的考驗，最終經過頑強的三年鬥爭迎來了新的局麵。
皖浙贛邊遊擊區：紅十軍團失敗和閩浙贛（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失陷後，粟裕、劉英率一部分突出包圍的部隊組成挺進師，開辟了浙南遊擊區；關英（中共閩浙贛省委書記）、唐在剛（閩浙贛省軍區司令員）率部轉入三省邊區開展遊擊戰爭。後來，關英、唐在剛等將遊擊戰爭的重心轉向皖贛邊區，開辟了以婺源鄣公山為中心的遊擊區域，並將中共閩浙贛省委和遊擊區，改名為皖浙贛省委和皖浙贛遊擊區。該遊擊區地域寬闊，包括三省邊界的數十縣，先後形成了贛東北、鄣公山、皖贛邊、上浙皖、下浙皖等幾個遊擊根據地，“發展了各地黨的組織，保存了黨的基本力量”。
湘贛邊遊擊區：該遊擊區位於湖南東部、江西西部邊境，北鄰湘鄂贛遊擊區，原為湘贛革命根據地。1934年10月中共湘贛省委書記陳洪時、省軍區司令員彭輝明率部轉入武功山區，“湘贛軍民進入了以武功山為主要依托，以整個武功山區為回旋餘地的遊擊戰爭時期”。麵對嚴酷的“清剿”，在彭輝明於1935年2月犧牲、陳洪時不久叛變後，譚餘保（中共湘贛臨時省委書記兼軍政委員會主席、遊擊司令部政委）、龍珍、劉培善、段煥競等領導遊擊區軍民堅忍不拔，繼續鬥爭，幾經曲折，勝利堅持了湘贛邊三年遊擊戰爭。
湘鄂贛邊遊擊區：該遊擊區位於湖南東北部、湖北東南部和江西西北部邊區，以湖南平江、瀏陽和江西銅鼓、修水一帶為中心，地域涉及20多縣農村。經曆1934年6月的嚴重失敗後，中共湘鄂贛省委、省蘇政府和省軍區負責人陳壽昌（後犧牲）、傅秋濤、徐彥剛等返回平江黃金洞，繼續領導鬥爭，動員擴紅，很快重建了紅十六師，並主動擊敵毀碉，到1935年上半年迅速恢複了老根據地並開辟了新的根據地，一時出現比較興盛的景象。6月，南昌行營從“清剿”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部隊中，抽調湯恩伯、樊崧甫兩縱隊轉到湘鄂贛邊區作戰，紅十六師在重兵圍攻下再遭嚴重損失，師長徐彥剛負傷後被敵殺害。8月下旬，陳誠部署樊崧甫部3個師及駐平江、瀏陽各部隊，湯恩伯部3個師又3個旅，譚道源部5個師及九江警備司令陳雷部，對湘鄂贛區進行分區“清剿”。其中譚道源部、陳雷部及湯恩伯一部，負責對贛北地區的“清剿”。此後，湘鄂贛中共組織和紅軍在傅秋濤、方步舟、嚴圖閣、鍾期光、劉玉堂、明安樓、塗正坤、鄧洪、譚啟龍、江渭清等領導下，化整為零，在三省邊區的廣大地域內，頑強地堅持了三年遊擊戰爭。
1935年10月18日，國民政府以大規模“清剿”任務基本完成，下令裁撤駐贛綏靖公署，綏署主任顧祝同調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四川行營主任。在江西的各正規軍，絕大部分也先後調離，與紅軍遊擊隊的作戰，此後主要由江西保安團隊擔任。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項英、陳毅等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下山與國民黨當局談判合作抗日。隨即，他們率領堅持贛粵邊、閩贛邊、皖浙贛邊、湘贛邊、湘鄂贛邊與南方其他地區遊擊戰爭的紅軍遊擊部隊，一道整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投入全民族抗戰的時代洪流。
三年遊擊戰爭的堅持富有重要意義。它不但在初期吸引了幾十萬國民黨軍，有力地掩護和策應了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和主力紅軍的戰略轉移，而且在其後三年的艱苦轉戰中，為中國革命和中華民族保存了一批骨幹力量，鍛煉出一支堅強的革命武裝，如同經過長征的紅軍發展為強大的八路軍一樣，這支武裝在全麵抗戰爆發後，匯合成為馳騁大江南北的新四軍，繼續投身於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
中共領導的土地革命運動在江西等地的發展，對國民黨政權構成強烈的威脅。從1930年底開始，由蔣介石和中央政府出麵組織指揮，先後對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發動了5次大規模“圍剿”戰爭。前4次“圍剿”均被紅軍粉碎，但1933年10月開始的第五次“圍剿”，主要由於國民黨蔣介石吸取失敗教訓，采取了新的戰略策略，也由於紅軍處於王明“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軍事指揮之下，以及根據地內戰爭資源日益枯竭，以致戰爭越打越糟。1934年4月底廣昌戰役失敗後，國民黨軍隊開始攻入根據地的基本區域，形勢日益嚴峻。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在瑞金開會，討論此前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向博古提出的要準備作戰略轉移的問題。中央書記處決定主力紅軍撤出中央革命根據地，向湘鄂西地區轉移，並隨即發電向共產國際請示。6月25日，共產國際複電，同意為保存有生力量，中央紅軍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實行轉移。實行戰略轉移，是一個正視客觀情況的正確決策。中共中央立即秘密進行轉移的直接準備。所有準備工作，都是在中共中央為籌劃戰略轉移而設立的決策組織“三人團”領導下進行的。三人團中，博古、李德分別負責政治、軍事問題的決策，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實行。
轉移的最初行動，是派遣紅七軍團北上和紅六軍團西征。7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辟浙皖贛邊新革命根據地給七軍團的政治訓令》。同日，中央書記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和中革軍委又聯合下達《關於組織北上抗日先遣隊給七軍團作戰任務的訓令》。中共中央決定，以軍團長尋淮洲、政委樂少華指揮的紅七軍團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出擊福建、浙江開展遊擊戰爭，開辟浙皖閩贛邊新革命根據地，並“吸引蔣敵將其兵力從中央蘇區調回一部到其後方去”。次日，紅七軍團離開中央革命根據地進入福建，相繼進攻福州，轉進浙江、安徽，在轉戰閩浙皖贛四省邊境、行程3000多裏後，進入贛東北革命根據地與紅十軍會合，組成紅十軍團。11月，紅十軍團在方誌敏、尋淮洲、樂少華、劉疇西等指揮下，繼續進軍皖南，一度形成對南京的威脅。在紅七軍團北上的同時，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還發出《給六軍團及湘贛軍區的訓令》，命令任弼時、蕭克、王震率領紅六軍團離開湘贛革命根據地，出擊湖南中部創建新蘇區，確立與湘鄂西紅二軍團賀龍部的可靠聯係，聯結江西與四川兩大革命根據地，並“破壞湘敵逐漸緊縮湘贛革命根據地的計劃，以輔助中央蘇區之作戰”。紅六軍團隨即也以“極為飄忽，如水走隙”的敏捷行動，由江西遂川橫石進入湘南、廣西，渡過湘江，進抵黔東，於10月下旬與賀龍部勝利會合，並在其後共同創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紅六、七軍團的派遣，是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整體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周恩來說，它們“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也就是說，在中央紅軍轉移的總戰略中，紅七軍團擔負了外線的戰略牽製、戰略掩護的任務，紅六軍團則擔負著偵察敵情民情、探索和開辟道路的戰略先遣任務。
中共中央在根據地內也進行了比較充分的準備。8月間，中共中央將撤離江西的決定，傳達到中央政府的部長級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一級的幹部，並對各級幹部的去留逐一作出了決定。突擊進行了大規模的物質準備，如製造了大量的武器彈藥，籌集了許多錢糧物資（如準備了84萬擔糧食，150多萬元軍費及大量中西藥品等），特別是為補充作戰中嚴重消耗的部隊，連續進行了大強度的擴大紅軍運動，繼7月份擴紅6萬多人之後，9月又下達了擴紅3萬名的緊急任務，據陳雲回憶，“自五月到九月召集了紅軍新兵將近十萬人”。在轉移的方向和路線上，準備也很充分，9月間毛澤東專程到於都，“主要的任務是察看地形，選擇突圍的路線”，並向周恩來通報了他所了解到的信豐、於都等地的情況。最為漂亮的一著，則是與廣東軍陳濟棠部的聯絡。
陳濟棠與蔣介石長期存在很深的矛盾，也害怕紅軍或蔣軍進入廣東，因此既有意保存實力，對紅軍的進攻並不賣力，又想同紅軍建立聯係借以抗蔣，而派密使到根據地接洽，要求與紅軍舉行秘密軍事談判。紅軍有識於此，也就積極與其聯係。八九月間，中共中央決定從南線突圍，沿贛粵湘桂邊境轉移，由周恩來、朱德負責同陳濟棠的談判。9月，朱德致信陳濟棠，表示願與粵軍合作抗日反蔣，告稱“紅軍粉碎五期進攻之決戰，已決於10月間行之”，提出停止作戰行動、恢複貿易、武裝民眾、代購軍火等5點建議，日內派員就近商談。10月5日，周恩來、朱德派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潘漢年、粵贛軍區司令員何長工為代表，到粵軍駐地尋烏縣羅塘鎮，與陳濟棠的代表楊幼敏、黃任寰、黃質文談判，達成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相互通商和必要時互相借道等5項協議。其中借道一條，要求紅軍行動時事先通報，粵軍即後撤20公裏，讓紅軍通過，但紅軍要保證不進入廣東腹地。與南路軍陳濟棠的聯絡，為紅軍的順利突圍提供了重要的保證。
9月中下旬，革命根據地的北線、東線和西線一齊吃緊，中共中央即按預定計劃，決定10月中旬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從於都渡河西征。10月10日晚，中革軍委和紅一方麵軍總部（軍委縱隊）分別從瑞金梅坑、田心圩、洋溪、九堡和會昌石門圩撤向於都；12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中央縱隊）從瑞金雲石山、陂下等地撤向於都；紅軍各部隨後也相繼向於都集結。到20日，最後一支部隊渡過於都河（貢水）。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由此開始。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中央機關和野戰部隊總人數為86859人，其中野戰軍各軍團總兵力為72313人。
蔣介石其實比較早地料到了紅軍要向西突圍。1934年5月18日，他即電令南、西路軍總司令陳濟棠、何鍵：“贛南殘匪將必西竄，酃縣、桂東、汝城、仁化、始興一線碉堡及工事，務請西南兩路參謀團著手設計，一麵準備部隊，一麵先征集就地民工，構築碉堡為第一線。其次郴州、宜章、樂昌、曲江乃至英德為第二線。”要求將兩線碉堡依次“設法趕成，以為一勞永逸之計”。因此在這個方向，先後建成了幾道封鎖線。蔣介石沒料到的是，紅軍與陳濟棠部達成了協議，以及紅軍突圍的方式和時間。國民黨人後來總結說，紅軍不僅軍隊突圍，所有黨政軍各機關也一同突圍，且約10萬人在三天之內皆脫離包圍圈，“行動可謂迅速。匪軍情報靈活，能偵知國軍包圍圈何處薄弱；匪軍保密與反情報亦佳”，在何時何地突圍，國軍事前全然不知。特別是，紅軍突圍方式，並不采取曆史上常用的辦法，“而是留置一部於包圍圈圈內，牽製國軍不能全力追擊，突圍的主力前端以攻擊開拓突圍進圍[前進]，後尾以防禦阻國軍追擊”，因此，“匪軍主力得以遠遁”。
10月21日晚，野戰軍各部從安遠龍布地區到贛縣韓坊全線進入粵軍防守線，粵軍依議“全線撤退”，至26日，各縱隊、軍團全部先後越過信豐河，順利通過第一道封鎖線，離開中央革命根據地經贛粵邊境西進。其後，又相繼突破第二、三、四道封鎖線，進入貴州。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會議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進行了總結，明確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此後，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機關和中央紅軍在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率領下，繼續北上，1935年10月勝利到達陝北，完成二萬五千裏長征。中國革命的大本營，由江西轉移到陝北。
二、江西各根據地的喪失與方誌敏的就義
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主力紅軍離開江西之前，決定“留一部分紅軍和幹部在中央蘇區來領導地方武裝和工農群眾以遊擊戰爭來保衛蘇區”，“使進占蘇區的敵人，不能順利的統治下去，以準備將來配合野戰軍在某種有利的條件之下進行反攻”。為此，中共中央專門組建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分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和中央軍區，作為擔任這一任務的領導機構。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在瑞金梅坑成立。項英任中央分局書記，委員有項英、陳毅、陳潭秋、賀昌、瞿秋白及後來增加的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梁柏台、毛澤覃、汪金祥、李才蓮等。陳毅任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副主任梁柏台，秘書長謝然之（後叛變）。22日，中央軍區在於都寬田成立，項英任司令員兼政委，龔楚任參謀長（後叛變），賀昌任政治部主任。中央軍區直接指揮主力部隊紅二十四師（師長周建屏、政委楊英、政治部代主任袁血卒，約2000多人）和江西、贛南、福建、閩贛等省軍區的地方武裝，閩浙贛軍區和紅十軍團名義上也受其指揮。這些武裝力量總約3萬人，此外尚有主力紅軍長征時留下的傷病員2萬餘人。留守部隊從10中旬起陸續在長汀、興國、石城、於都等四個方向接替陣地，掩護中共中央機關和主力紅軍轉移。他們牽製住了在江西的大部分國民黨軍隊（蔣介石僅派出薛嶽部和周渾元部兩路追擊長征紅軍。因此，國民黨軍的戰史承認，紅軍在贛南“留置之一部，竟發生牽製國軍主力不參加追擊的最大的效用”），為中共中央機關和主力紅軍的成功轉移，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主力紅軍轉移後，軍事局勢迅速惡化。客觀上，留守部隊不足以抵擋強大的國民黨軍的進攻，又由於中共中央分局對形勢和任務缺乏正確的估計，未能及時改變鬥爭方式轉入遊擊戰爭，而是不恰當地照舊采取“過去大規模的作戰方式來反對敵人新的進攻”，並且“依照軍委的指示把瑞金、會昌、於都、寧都4個縣之間的三角地區，劃為最基本的地區和我們最後的堅守陣地”，並將地方的許多遊擊隊擴編成獨立團加入作戰，以紅二十四師為主力配合各獨立團在三角地周圍阻擊強大的國民黨軍的進攻，以致“遭受了不斷的打擊和損失”，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最後重鎮相繼失陷：10月14日興國縣城被周渾元部攻占，26日寧都縣城被羅卓英部占領，11月2日長汀失落於宋希濂部，10日中央革命根據地首府瑞金被李默庵部攻占，17日於都失落於樊崧甫部，23日會昌被李玉堂部占領。閩西的清流、寧化也先後被攻占。至11月底，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所有縣城及交通要道均告喪失。
江西境內其他各革命根據地，也在國民黨軍的持續“圍剿”下相繼喪失：
湘贛革命根據地：紅六軍團西征後，留在湘贛區的紅軍兵力僅5個獨立團約3千人。在該區首府永新1934年2月失陷和主力紅軍西征的情況下，國民黨軍繼續集中5個師在地方保安團隊的配合下，加緊“圍剿”行動。湘贛省委、省蘇政府和省軍區在以弱小兵力抗擊敵軍進攻後，決定退守武功山區堅持鬥爭。1934年10月，湘贛領導機關和所屬武裝從永新牛田等出發，進入武功山開展遊擊戰爭。湘贛革命根據地的基本區域被敵軍占領。
湘鄂贛革命根據地：高泳生任師長（高犧牲後由省軍區司令員徐彥剛兼）的紅十六師，在第五次反“圍剿”中與國民黨西路軍5萬多人多次展開作戰。終因寡不敵眾，1934年1月該區首府萬載小源失陷，繼而省委、省蘇政府、省軍區和紅十六師於6月間在修（水）銅（鼓）宜（豐）奉（新）邊境的龍門山區陷入國民黨軍包圍，在分路突圍中，主力紅軍和省級機關幹部共一千多人，大部壯烈犧牲，一部失散，部隊“僅剩約一營人”，“蘇區受到敵人蹂躪、摧殘，分隔成為十一塊，最大的為平江黃金洞，橫直二三十裏，小塊隻有幾裏寬”。這次作戰，“是湘鄂贛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失敗的標誌，使湘鄂贛蘇區比中央蘇區早三個月進入艱苦的遊擊戰爭時期”。
閩浙贛（贛東北）革命根據地：1934年11月，紅十軍團在方誌敏、尋淮洲、樂少華、劉疇西等指揮下，繼續進軍皖南，形成對南京的威脅。在方誌敏等率贛東北主力紅軍紅十軍外出作戰期間，根據地內留守的部隊僅兩個團及少數地方武裝，兵力十分弱小。在第五次“圍剿”中，贛粵閩湘鄂五省“剿匪”軍預備軍總司令陳調元，統一指揮趙觀濤、俞濟時等中央和地方軍隊，“以河口為起點，在萬山重疊中，借築碉堡、建公路交互推進，向葛源節節仰攻，曆經大小戰後”，逐一攻破葛源附近“鱗次櫛比之工事”和紅軍的抵抗，第二十一師梁立柱部於1934年11月28日攻占葛源。贛東北革命根據地至此失陷。
外出作戰的方誌敏部因兵力弱小，也隨即陷入十倍於己的趙觀濤等部國民黨軍的重兵圍堵中。尋淮洲在皖南作戰中犧牲，1935年1月底，部隊在江西懷玉山地區遭到嚴重損失，軍政委員會主席方誌敏、紅十軍團軍團長劉疇西、紅十九師師長王如癡等在突圍中被俘。方誌敏等隨即被用裝甲車押送於南昌監獄。他們在弋陽、上饒和南昌多次被押解到所謂慶祝會上“示眾”。一美國記者記載了2月7日在南昌各界“慶祝大會”上示眾的情況：“豫章公園周圍排列著警察隊伍，街上架著機關槍……戴上腳鐐手銬而站立在鐵甲車上之方誌敏，其態度之激昂，使觀眾表示無限敬仰。周圍是由大隊兵馬森嚴戒備著，觀眾看見方誌敏後……對此氣魄昂然之囚犯，表示無限之尊敬及同情。為時不久，方誌敏即被軍警押走，因為當局看來，群眾態度之靜默，殊屬可怕。鐵甲車已經開走，群眾隨即開始騷動，表示不平。”方誌敏在獄中堅貞不屈，屢屢拒絕國民黨蔣介石的勸降，寫下《可愛的中國》、《清貧》、《獄中紀實》等不朽篇章，抒發深沉的愛國主義情懷和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鼓勵同誌們繼續“為爭得全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而奮鬥”。他在獄中還寫下了《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贛東北蘇維埃創立的曆史》等文稿，是記錄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創建和發展曆史的珍貴文獻。同年8月6日，他在南昌下沙窩被殺害，時年36歲。方誌敏是一位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為創建贛東北（閩浙贛）革命根據地和紅十軍，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建立了卓越的功勳。他犧牲後，長期受到人民的景仰和紀念。
三、遊擊戰爭的堅持
南昌行營在完成攻占革命根據地重鎮目標後，於1934年11月20日宣告撤銷北、東、南、西四路軍和預備軍戰鬥序列，緊接著部署對紅軍遊擊隊的“清剿”。11月24日，南昌行營發布電令，設立江西、福建兩大綏靖區，江西方麵，以原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為駐贛綏靖主任，全省劃分為8個綏靖區，依次以孫連仲（轄4師1旅）、劉興（轄4師2旅）、毛秉文（轄3師）、陳繼承（轄3師4旅1憲兵團）、譚道源（轄3師1保安團）、餘漢謀（轄11師1旅）、張鈁（轄2師）、趙觀濤（轄5師3旅1保安縱隊）為第一至第八綏靖司令官；陳誠為駐贛預備軍總指揮，羅卓英為副，轄4個縱隊，依次以樊崧甫（轄第六、七十九師）、羅卓英（轄第十一、十四、六十七、九十四師，第一一七、一一八旅）、湯恩伯（轄第四、八十八、八十九師）、劉紹先（轄第四十三、九十七師）為縱隊指揮官，從12月1日開始進行“清剿”。以康澤為總隊長的別動總隊繼續隨軍行動。
顧祝同立即將總部由臨川移設吉安，指揮對江西的“清剿”。按照南昌行營27日發布的《贛閩兩省綏靖計劃》，規定預備軍各縱隊，負責“清剿”贛南、贛東北、贛鄂邊、湘贛邊各地紅軍遊擊隊及構築主要碉堡、公路等任務，各綏靖區部隊負責守備、綏靖、組訓民眾、辦理善後等任務。據項英記載，“其清剿方式繼續築單線碉堡，分割我蘇區成許多小塊，集中相當兵力分開清剿，以企圖各個擊破我軍。其戰術以扼要堵擊，分進合剿，夜行夜襲，輕裝跟進，（並）組織民團、編保甲配合清剿”。
12月，陳誠首先以4個師集中“清剿”紅軍江西軍區部隊，將中共江西省委、省蘇維埃政府和省軍區及其所屬部隊2000餘人圍困於寧都小布地區。中共中央分局所在的“三角地區”，也被10多個師的國民黨軍圍困壓縮成南北長百裏、東西寬六七十裏的狹小地域。下旬，中共中央分局接受陳毅等人的意見，決定適應敵情變化和主力紅軍不可能再回江西的現實，轉變戰略策略，發動群眾展開遊擊戰爭以對付“清剿”。項英、陳毅等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領導認識到，“領導遊擊戰爭是黨當前的唯一中心任務”，他們將張鼎丞、鄧子恢、陳潭秋、譚震林、阮嘯仙、胡海、鍾循仁、賴昌祚、李鶴鳴、羅孟文、李樂天、王孚善、楊尚奎、劉新潮（劉建華）等一批高級幹部，分派到閩西和贛南、贛西各地領導開展遊擊戰爭。同時進行了動員群眾、堅壁清野和疏散安置2萬餘傷病員等大量工作。這些轉變，揭開了其後英勇堅持三年遊擊戰爭的序幕。同時，由於轉變還是初步的，因此在如何使用主力部隊問題上一時失當，未能及時下決心將部隊也分散展開遊擊戰爭，而是仍然集中在“三角地區”與國民黨軍對抗。1935年1月，在寧都、瑞金之交的洋陂和贛縣的牛嶺，紅二十四師兩次與敵軍發生激戰，部隊“遭受最嚴重的慘敗”，師長周建屏負傷，減員達3000多人，超過擴充前該師的全部人數。牛嶺之戰失敗，破滅了在“三角地區”粉碎“清剿”的意圖，成為結束中央分局“大兵團作戰的最後一仗”。中央分局至此隻有突圍分散一途。2月4日、5日，項英兩次致電中共中央，請示是否轉移和“分散遊擊及整個部署”問題。
2月中旬，中央分局得到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立即改變組織方式與鬥爭方式，組織短小精幹的遊擊隊廣泛開展遊擊戰爭的電示後，指揮被敵包圍在於都南部的近萬名武裝隊伍和黨政人員分9路突圍，實行分散遊擊。3月10日，項英、陳毅等最後從於都上坪開始突圍。在整個突圍分散的行動中，瞿秋白、何叔衡、賀昌、梁柏台、毛澤覃、李才蓮、周以栗、阮嘯仙、楊英、劉伯堅等一批著名的領導人和大部分紅軍指戰員壯烈犧牲或被捕後遭到殺害。
4月初，項英、陳毅等衝破層層封鎖，輾轉到達贛粵邊境的江西信豐縣油山，先後與李樂天、楊尚奎、蔡會文、陳丕顯等會合。他們以這一地區為中心，反複抗擊國民黨軍的“搜剿”、“抄剿”和龔楚等叛徒的破壞，領導堅持了贛粵邊三年遊擊戰爭，將以油山、北山為中心的遊擊區，擴大到“三南”（龍南、全南、定南）地區。贛粵邊遊擊區成為南方三年遊擊戰爭時期的中心區。與此同時，在江西境內建立的遊擊區主要還有：
閩贛邊遊擊區：該遊擊區位於福建長汀縣和江西瑞金縣邊區，包括瑞金縣大部、會昌縣和石城縣各一部和長汀縣的古城、四都地區，也稱汀瑞邊遊擊區。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和主力紅軍離開這一地區北上後，中央分局即部署在該地開展群眾性的遊擊戰爭，曾阻滯了國民黨軍的進攻。隨後，中共閩贛省委書記賴昌祚被派來組建瑞西特委和軍分區，領導遊擊戰爭。賴昌祚與鍾天禧、劉連標、楊世珠、鍾德勝、彭勝標、胡榮佳等，領導軍民艱苦抗擊國民黨軍的分割“清剿”和嚴密封鎖，在較其他南方遊擊區相對狹小的區域內，經受了紅軍遊擊隊一度瀕臨絕境的考驗，最終經過頑強的三年鬥爭迎來了新的局麵。
皖浙贛邊遊擊區：紅十軍團失敗和閩浙贛（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失陷後，粟裕、劉英率一部分突出包圍的部隊組成挺進師，開辟了浙南遊擊區；關英（中共閩浙贛省委書記）、唐在剛（閩浙贛省軍區司令員）率部轉入三省邊區開展遊擊戰爭。後來，關英、唐在剛等將遊擊戰爭的重心轉向皖贛邊區，開辟了以婺源鄣公山為中心的遊擊區域，並將中共閩浙贛省委和遊擊區，改名為皖浙贛省委和皖浙贛遊擊區。該遊擊區地域寬闊，包括三省邊界的數十縣，先後形成了贛東北、鄣公山、皖贛邊、上浙皖、下浙皖等幾個遊擊根據地，“發展了各地黨的組織，保存了黨的基本力量”。
湘贛邊遊擊區：該遊擊區位於湖南東部、江西西部邊境，北鄰湘鄂贛遊擊區，原為湘贛革命根據地。1934年10月中共湘贛省委書記陳洪時、省軍區司令員彭輝明率部轉入武功山區，“湘贛軍民進入了以武功山為主要依托，以整個武功山區為回旋餘地的遊擊戰爭時期”。麵對嚴酷的“清剿”，在彭輝明於1935年2月犧牲、陳洪時不久叛變後，譚餘保（中共湘贛臨時省委書記兼軍政委員會主席、遊擊司令部政委）、龍珍、劉培善、段煥競等領導遊擊區軍民堅忍不拔，繼續鬥爭，幾經曲折，勝利堅持了湘贛邊三年遊擊戰爭。
湘鄂贛邊遊擊區：該遊擊區位於湖南東北部、湖北東南部和江西西北部邊區，以湖南平江、瀏陽和江西銅鼓、修水一帶為中心，地域涉及20多縣農村。經曆1934年6月的嚴重失敗後，中共湘鄂贛省委、省蘇政府和省軍區負責人陳壽昌（後犧牲）、傅秋濤、徐彥剛等返回平江黃金洞，繼續領導鬥爭，動員擴紅，很快重建了紅十六師，並主動擊敵毀碉，到1935年上半年迅速恢複了老根據地並開辟了新的根據地，一時出現比較興盛的景象。6月，南昌行營從“清剿”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部隊中，抽調湯恩伯、樊崧甫兩縱隊轉到湘鄂贛邊區作戰，紅十六師在重兵圍攻下再遭嚴重損失，師長徐彥剛負傷後被敵殺害。8月下旬，陳誠部署樊崧甫部3個師及駐平江、瀏陽各部隊，湯恩伯部3個師又3個旅，譚道源部5個師及九江警備司令陳雷部，對湘鄂贛區進行分區“清剿”。其中譚道源部、陳雷部及湯恩伯一部，負責對贛北地區的“清剿”。此後，湘鄂贛中共組織和紅軍在傅秋濤、方步舟、嚴圖閣、鍾期光、劉玉堂、明安樓、塗正坤、鄧洪、譚啟龍、江渭清等領導下，化整為零，在三省邊區的廣大地域內，頑強地堅持了三年遊擊戰爭。
1935年10月18日，國民政府以大規模“清剿”任務基本完成，下令裁撤駐贛綏靖公署，綏署主任顧祝同調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四川行營主任。在江西的各正規軍，絕大部分也先後調離，與紅軍遊擊隊的作戰，此後主要由江西保安團隊擔任。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項英、陳毅等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下山與國民黨當局談判合作抗日。隨即，他們率領堅持贛粵邊、閩贛邊、皖浙贛邊、湘贛邊、湘鄂贛邊與南方其他地區遊擊戰爭的紅軍遊擊部隊，一道整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投入全民族抗戰的時代洪流。
三年遊擊戰爭的堅持富有重要意義。它不但在初期吸引了幾十萬國民黨軍，有力地掩護和策應了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和主力紅軍的戰略轉移，而且在其後三年的艱苦轉戰中，為中國革命和中華民族保存了一批骨幹力量，鍛煉出一支堅強的革命武裝，如同經過長征的紅軍發展為強大的八路軍一樣，這支武裝在全麵抗戰爆發後，匯合成為馳騁大江南北的新四軍，繼續投身於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