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史 11——民國卷

第十七章 江西革命鬥爭的曆史意義

　　中共領導的以中央革命根據地為大本營的土地革命鬥爭，在近代中國社會改造和發展的進程中，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

　　第一，江西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土地革命的開展，是中國共產黨在農村地區領導的一場社會更新運動。根本變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建立新中國，是近代以來先進的中國人長期奮鬥的目標。中共領導的土地革命，至少在三個方麵將這個進程推向新階段：一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革命理論為指導，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二是創建了工農民主政權，確立了工農群眾在社會革命中的動力地位，廣泛地動員了人民群眾，為中國革命提供了不竭的力量源泉；三是堅決變革封建土地所有製及依附其上的所有社會舊製，促成了革命根據地範圍內一切現存社會關係的革命轉化。因此，盡管它僅是階段性和區域性的運動，但就其目標和實質而言，卻初步展示了中共在江西土地上改造社會的思考和探索，構成了中國曆史發展的一段特殊行程。

　　第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可以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雛形”，與新中國之間具有血脈相連的關係。正如一些著名學者所指出，要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放到曆史的長河中去考察，雖然它在政策上確實存在嚴重的“左”傾錯誤，但它所堅持的勞動人民翻身做主人、反帝反封建以及在國體、政體、國民經濟構成、階級分析、社會改革等重大原則問題上的一係列正確主張，它在土地革命中所起的合法中樞的指揮作用，及其在此過程中初步積累起管理國家的經驗，培養出一批治國安邦的人才，形成的一種優良傳統，都說明它的“曆史性功績應該是第一位的，它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有這樣一個統計很能說明問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兩屆中央執行委員，包括了中共當年在全國各地的幾乎所有的領袖人物；中共第一、二代領導集體成員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張聞天、任弼時、鄧小平、陳雲、葉劍英、胡耀邦、楊尚昆等，當年都是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叱吒風雲的主要或重要領導人；新中國成立後擔任從國家主席到省部級職務的黨政軍領導幹部，有140多人當年在江西革命根據地工作和生活；1966年前授銜的人民軍隊將領，10位元帥中的9位（朱德、彭德懷、葉劍英、聶榮臻、劉伯承、羅榮桓、陳毅、賀龍、林彪），10位大將中的7位（陳賡、粟裕、張雲逸、蕭勁光、羅瑞卿、黃克誠、譚政），以及61.4%的上將、59.3%的中將、32.3%的少將，曾在江西這塊紅土地上曆練成長。

　　第三，中共在江西革命根據地的實踐和經驗，不論是積極的成果還是深刻的教訓，都為中國曆史的未來發展提供了富有價值的思想財富和經驗借鑒。客觀地看，革命根據地的鬥爭留下了許多富有創造性的成果和經驗。在理論上，提出了革命前農村社會結構和社會性質的封建性問題，農民在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現實和原因問題，中國革命的對象、動力、道路、當前目標和未來方向問題，等等，簡言之，即建立和如何建立一個新社會的問題。中共關於這些理論的思考及其實踐，構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革命理論體係中的重要內容。在實踐上，初步進行了對革命根據地內農村社會的改造，不但嚐試建立了一種全新的社會秩序，部分改變了農村的社會關係和農民的生存狀況，而且在社會和人民中提倡了一係列全新的思想觀念，諸如人民當家作主思想、社會平等意識、公平觀念、創造精神、婚姻自由和保護兒童原則、文明衛生觀念、嚴禁煙賭嫖盜和反對封建迷信等等，這些精神和原則具有久遠的社會價值。農民在革命根據地鬥爭中出現的變化和顯示的才能，革命根據地文化教育的政策和成績，就是與中共持不同政見的人們也為之感歎和讚佩。土地革命鬥爭的理論和實踐的成果，在當時，轉化成了支持中國革命行進的動力；在其後，為抗日民主根據地、解放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傳承，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

　　土地革命鬥爭中當然也存在深刻的矛盾和教訓，這主要表現在社會模式和社會政策兩個方麵。土地革命是在蘇維埃社會模式下進行的。在沒有現成經驗而社會革命成為當務之急時，蘇維埃模式的引用固然有其曆史的合理性，但也應承認，它不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政權與社會模式，與中國社會的實際或者說中國革命的客觀要求並不大適應。反映到社會政策上，也就必然產生矛盾和錯誤。毛澤東在總結江西鬥爭曆史時指出，對於在蘇區政權管轄下一切帶資本主義性的社會階層，沒有采取不同的政策；對於農民和城市下層小資產階級以外的一切社會成分，執行了所謂“一切鬥爭”的政策；後期在土地政策方麵，否定前、中期也分配給地主一份和農民同樣的土地使他們從事耕種，以免流離失所或上山為匪破壞社會秩序的正確政策等，都“是錯誤的”。至於實踐方麵，也有浮躁過激、強迫命令（如強製性燒菩薩剪頭發和對信迷信群眾的過重處罰）、斷然否定曆史聯係等問題。1935年始，中共適應抗日鬥爭的任務和形勢，對蘇區的政權和社會模式連續進行審察，先後作出了改變蘇維埃共和國模式、“取消蘇維埃製度”的重大決策。抗戰時期，又對10年土地革命的經驗進行了認真的總結，將其作為“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參考”，促成了思想理論和實踐的重大進步。在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諸因素中，無疑既有對土地革命經驗的繼承和發揮，也有對那時教訓曲折的吸取和鑒戒。

　　第四，江西鬥爭的影響遠遠超出了革命根據地的範圍，加深了南京國民政府和各界人士對社會現狀尤其是農村農民問題的關注。南京政府自然反對土地革命，但這場運動對國民黨中央和地方當局的直接間接影響卻無法否定。這主要是，盡管在紅軍長征後，恢複了地主階級的統治和地主土地所有權，還鄉地主劣紳在鄉村進行了殘酷的報複和掠奪，但國民政府對農村農民的認識和政策較之以前也不得不有所變化。例如，承認“近年農村破產，民生凋敝已極”，及農民對國民黨的期望“漸見其淡薄”的現實，因此在恢複原革命地區的舊秩序時，對農民的要求不得不有所顧及，對地主階級也有所限製，如表示要矯正“耕農與地主之對立”的“弊失”，規定地主占田不得超過200畝，放債年利率不得超過一分二厘，直接授予佃農一定量的土地，還搞了一點農村合作、貸款、救濟之類活動。這些措施的作用固然不能誇大（有的並未落實），但也不能完全否定。更為明顯的是，土地革命進一步促進了國內各派各界乃至世界人士對農村農民問題的關注，更多的人發出了對農村農民問題嚴重性的呼籲。他們認為土地革命興起之區“大都是業佃關係惡劣的地方”，指斥地主階級的殘酷的地租和高利貸剝削，痛罵各級各層貪官汙吏對農民的慘烈宰割，要求整肅“無官不貪”的紊亂政治和土豪劣紳這類“無形之匪”，救助農村和農民。甚至國際聯盟農業專家在江西考察時也指出，地主土地所有製是農業危機和群眾不滿的核心。因此，許多明智人士形成了解決農民問題是“解決中國整個社會問題的根本關鍵”的共識，並進一步提出了解決土地問題的主張。當時，這種主張大體有三類：一是乘紅軍撤出、土地所有權變動不定之機，將土地一律收歸國有；二是由各省政府發行公債收買土地；三是國家出錢收買，分給人民耕種。這些主張最終被國民黨當局視為“偏於理想，無補實際”不予采納，但國民黨退台後卻正是通過發給地主債券和股票征收土地而解決土地問題的。顯然，這些有感於土地革命而發的見解，客觀上有利於農村和中國社會的改造，是具有積極因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