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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吳派係矛盾與聯省“會剿”

  1927年夏到1937年夏的10年,內戰和建設兩種情形,在江西交替出現。中國共產黨以江西為大本營創建革命根據地、領導土地革命的鬥爭,作為現代中國發展另一條道路的探索,形成對執政的國民黨的嚴重挑戰。因此,國民黨出動大軍,從以小規模為主的地方性作戰到由中央主導指揮的大兵團軍事進攻,對中共和紅軍進行長期的反複的作戰。江西省在1927年起的七年中,成為國共兩黨戰爭的主要戰場之一。期間,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許多大政方針和重要決策,是在江西等地針對著革命根據地作出的,其中不少明顯地受到革命根據地政策的深刻影響;國共兩黨的活動尤其是建國方向與治理方略,也圍繞著戰爭的行進,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實踐。國共兩黨以“圍剿”和反“圍剿”的軍事作戰形式進行的鬥爭,對中國曆史和國共兩黨,以及對江西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後,當局繼續進行“清剿”紅軍遊擊隊,但“善後”與建設成為當時的主題。江西在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的主持下,收拾殘破,力行革新,大吹建設之風,取得了較為矚目的成績,為其後到來的抗日戰爭,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一、朱培德治贛與聯湘“會剿”

  1927年冬完成省政統一後,朱培德完全掌握了江西政權。1928年2月9日,在南京參加完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後,他致電民政廳長楊賡笙,宣稱江西進入訓政時期,下令對各縣縣長和公安官吏實行分期調考,以定去留;軍隊人員亦須經考試、錄用後方能從事行政。朱培德在南京中央宣布訓政時期開始之前半年提早行動,表明了他希望改變軍人主政形象、建立地方行政係統以穩固統治秩序的意圖。但江西政局的實際狀況,卻是風生水起,極不穩定。中共的武裝割據和國民黨內部的派係矛盾,始終成為朱培德無法解決的兩大問題。

  朱培德最初意欲以嚴厲的清共來樹立統治權威。繼針對南昌起義的嚴厲清共後,1927年12月29日,又以省政府名義通令全省81縣嚴厲捕殺共產黨,“準就地槍決,事後呈報”。但殺戮不但未能達到鎮壓目的,反而激起共產黨人的堅決反抗,1928年春節前後,中共江西省委在贛西、贛南、贛東北和贛北各地農村,連續舉行武裝暴動,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和朱德領導的南昌起義餘部,也先後進入江西,江西出現井岡山等多塊革命根據地。這些根據地的建立,給朱培德的統治帶來巨大的威脅。出動本省和聯絡鄰省軍隊“會剿”井岡山、贛西、贛南和贛東北革命根據地,成為他的一項主要政務和軍務。

  朱培德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進剿”始於1928年2月。2月到6月為贛軍單獨“進剿”階段,期間朱培德先後組織4次“進剿”行動,“進剿”兵力主要是其第二十七師楊如軒部、第九師楊池生部。4次“進剿”均遭失敗,特別是在第四次“進剿”的永新龍源口作戰中,“兩楊”雖然派出了“戰鬥力最強,都係老兵,技術熟練”的部隊,與紅四軍的作戰部隊兵力相當,並發生“江西所謂[未]經過的大戰”,“其間進退周旋,經過許久的肉搏”,終被紅軍全麵擊潰,楊如軒敗退逃跑,官兵死傷數百,被俘甚多。“不費紅軍三分力,打敗江西兩隻羊”,說的就是這次作戰。紅四軍取得龍源口大捷、第四次擊破江西敵人進攻之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7月到次年1月,為湘贛兩省“會剿”階段。朱培德連續“進剿”失敗後,在蔣介石督促下進一步聯絡湖南力量進行“會剿”。期間兩省先後舉行了3次“會剿”,前兩次“會剿”雖趁紅四軍主力出擊湘南占領了一些地方,但結果仍為紅軍所敗。第三次“會剿”規模最大,在萍鄉組成了由湖南何鍵任總指揮、江西金漢鼎任副總指揮的“會剿”總部,兩省出動兵力達18個團,最後因為紅軍守山兵力太弱,才終於占領了井岡山。總的說來,湘贛兩省對“會剿”的態度並不一致。由於地盤、利益的關係,江西對紅軍的行動“要較湖南激進”,大體上“一個是急求剿清共匪,一個隻在敷衍了事”,“又因為兩省軍隊,都吃過紅軍的虧,都懼怕紅軍的勇敢,所以作起戰來總隻是江西軍隊則望湖南軍隊先向前,碰釘子,他們坐收漁利。湖南的軍隊也同樣的作如是觀,所以兩省軍隊的‘剿’而難‘會’,就是這個利益不一致的原因”。

  朱培德的統治也受到統治階級內部派係鬥爭的掣肘。在中央,蔣介石對他並不完全信任,雖然仍由他統轄江西政權,卻又在軍事和黨權上不時給他製造障礙進行限製。朱培德的統治資本是已擴編成兩個軍的雲南軍隊(第五路軍,轄第三、九軍,朱培德為總指揮),“政治方麵沒人操旗呐喊”。1928年3月,蔣介石抽調第三軍的八、九兩師和三十一軍(原第九軍)的二十七、二十八兩師到津浦線參加對奉係軍閥的北伐,朱培德本人隨即也被調為第一集團軍前敵總指揮,隨蔣介石指揮北伐。朱以退為進,當即向國民政府表示要辭去江西省主席。北伐中,朱部有戰功也頗有損傷。返贛後損傷沒有補充,卻在裁軍中兩個軍被裁編為第七、十二兩個師,實力由是更弱,朱培德的軍權無形中也被削弱。另一方麵,在朱培德離贛北伐期間,國民黨中央黨部派遣黨務指導委員來贛,控製黨權。

  江西黨務,在國民黨江西當局厲行反共清黨時,多數地方的國民黨組織也因共產黨員的被捕殺或離去而陷入坍塌。其後,朱培德曾任用蕭淑宇、劉文濤、劉侃元等改組派(成立有江西支部,屬於汪精衛、陳公博一派勢力)人物掌控黨務,旋因倒向蔣介石的第三軍軍長兼南昌衛戍司令王均的驅趕,江西黨務再現空虛。按照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整理黨務案的決議,國民黨中央於1928年3月31日任命鄒曾侯、王鎮寰、王禮錫、賀揚靈、洪軌、周利生、蕭贛、陳禮江、劉抱一等9人為江西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委員,來贛主持黨務。這些人,大多是上一年由江西逃走的原AB團分子(王禮錫後來轉變為進步作家),又都是江西人。5月,這個委員會在南昌正式成立,由鄒、王、王任常委,周、陳分任組織、宣傳部長,代行省黨部職權。控製黨權後,他們進一步覬覦政權,以“贛人治贛”為口號在省內外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攻擊朱培德的運動。在省外,原AB團首領、在南京任職的段錫朋等利用南京、上海的江西同鄉會“大開其救鄉會,直言不諱地說今日的江西是雲南老[佬]的江西,如今府庫的空虛,共匪的猖獗,人民的不安,都是朱培德、王均、黃實把持省政府的結果”,在上海廣散傳單並登報攻擊第五路軍和江西省政府,要求南京政府改組江西省政府,調走朱培德的軍隊,另編省防軍維持治安,“以江西最有聲望、最有軍事經驗、最有政治能力的人”(指李烈鈞、劉峙)來主持贛政。在省內,他們以中央嫡係自居,到處張貼“反黨務指導員即反中央”、“反黨務指導員即反革命”等標語,拉攏各地青年,快速恢複組織力量,基本掌握了各縣黨部指導委員會、靖衛團和一部分縣政權,並在省黨政權力上與朱培德勢力相爭,曾以“反抗中央,破壞黨務”為名,取得南京支持罷免朱培德派的兩個省政府委員。這樣,以AB團分子為主體掀起的“贛人治贛運動,大有飛黃騰達之勢”,對朱培德的統治形成嚴重挑戰,在國民革命後期已經存在的江西國民黨各派係紛爭(江西尚有改組派、第三黨、大同盟的勢力),趨於激烈。紛爭的實質,是對江西省黨政權力的爭奪。

  麵對AB團的銳利攻勢,掌握軍政權力的朱培德自然不甘示弱。一方麵,他采取以退求進策略,先後三次向南京政府請辭省主席之職,但都受到慰留,而打破了贛人治贛的企圖。同時,在他北伐期間,讓江西籍人並與李烈鈞關係密切的楊賡笙代行省主席職權,用以緩和贛人治贛的情緒和壓力。提出江西訓政計劃,落實中央政府縣組織法的實施期限,製造江西政治已上軌道的跡象,拆解要求改組省政府的借口。另一方麵,朱培德聯合改組派、第三黨乃至大同盟的力量反擊AB團,爭奪黨權和民眾尤其是青年。他們宣稱,要想江西走上訓政大道,隻有打倒AB團才是唯一出路,在全省各地煽起反AB團風潮,指斥南京中央委任的黨務指導委員為“把持黨務,專謀私利,破壞紀律之著名黨蠹”,迫使其或不能入贛、或入贛而先後離去,甚至在九江槍斃了9個AB團分子,全省一度“反AB團的空氣比反共還緊張”,因而AB團勢力在朱培德主政期間,在省一級無甚優勢,大體形成AB團因缺乏武力支持而無法分享政權、朱培德因AB團受到南京保護也不能控製黨權的態勢。其後果則是,由於派別紛爭,幾年間,江西黨部與政府之間、黨員之間、黨部委員之間、縣市與區鄉黨部之間以及黨部與民眾團體之間“鬧意見,互相軋轢,鬧個不休”,全省國民黨黨務實際上陷入混亂狀態。1929年7月,國民黨中央特派員黃宇人考察江西黨務情況後指出:“江西黨務因糾紛迭起,指委幾經更動,而一部分下級黨部及民眾團體,又間有不守紀律、對省指委個人加以攻擊者,使省指委會工作不能順利進行,省縣正式黨部至今尚未成立,中央深以為憾。”這就是當時的實際狀況。

  朱培德主贛兩年半,軍事上先後對外參加過寧漢戰爭、北伐戰爭和蔣桂戰爭,對內或獨自或聯合湘閩“會剿”江西各革命根據地。行政上曾經設立吏治訓練所,訓練縣長及其他縣政人員,基本上按照縣組織法的施行期限,如期完成了縣政府的改組和劃定、成立區公所的工作(劃定與成立村、裏、閭、鄰的工作尚未來得及做);進行過一些建設,如規劃修建江西境內第一條長途公路--贛粵公路,任內修通了南昌至蓮塘段,開辦裕民銀行,組織土地局擬清丈土地,整頓稅收和瓷業,裁撤部分厘金及統稅;實行特種消費稅製等。這也反映出朱培德在執掌一省之政後,期望有所建樹。

  但是,朱培德麵臨的困難是用兵頻繁而軍力不足,軍費浩大而財力短絀,每年實際收入不足預算(1500萬元)的一半而財政瀕臨破產。因此,他更下力氣做的事情是,以辦理靖衛團和聯保聯坐辦法來彌補軍力,以鴉片公賣、征收1925至1927年積欠田賦、增加苛捐雜稅、攤募二五國庫券和向商會勒借等辦法來解決財政軍餉。據記載,從1928年4月起,省政府規定城市住戶、旅客、教員和學生等,實行五家聯保聯坐;農村各地組織靖衛團,並實行十家、五家或三家聯保聯坐。當時,全省約有靖衛團1萬人左右,槍械6000支左右,在贛南、贛西和贛東北有紅軍的地區,“靖衛團已經布滿了各縣市和鄉村”,大一點的縣都有“二百條槍以上”。另一方麵,朱培德想方設法增加收入的結果,繼續引發濫印鈔票和增加苛捐雜稅。1928年夏,全省除正稅外,雜捐雜稅已增至10多種,有煙酒捐、落地稅、二五附加稅、市政捐、一五抵補捐、北伐房捐、北伐鹽附捐、煤油附捐、二五國庫券、燈捐、靖衛團捐、人頭捐、喜喪捐等,“各縣的捐稅為著辦靖衛團更是層出不窮”。貨幣的貶值和苛捐雜稅的增加,極大地加重了民眾的負擔,“因此一般農工以及市民對於政府非常厭恨,異口同聲地說‘國民黨還不如北洋軍閥’,‘朱培德王均比鄧如琢、鄭俊彥還要厲害……’,‘這就是革我們老百姓的命’”。江西民眾對朱培德很是不滿,推舉代表到南京,要求國民政府改組江西省政府。

  二、魯滌平治贛與三省“會剿”

  1929年9月,南京國民政府下令改組江西省政府,朱培德調任軍委會參謀總長,任命魯滌平、王尹西、陳家棟、張斐然、蔣笈、路孝忱、林支宇、熊育鍚為江西省政府委員,指定剛被桂係趕下台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為主席,以王、陳、張、蔣分任民政、財政、建設、教育廳廳長,由此開始了湘係官僚對江西的統治。

  魯滌平當政期間,社會危機又有加深。這時,魯滌平麵臨的最大威脅是工農紅軍的發展。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轉戰贛南閩西,已經基本上將贛南贛西根據地連成一片,方誌敏領導的贛東北以及湘贛、湘鄂贛根據地也已頗具規模。魯滌平在給國民政府的呈文中說,全省“屬縣八十有一,無縣無共匪,全省疆土,三分之一已隸赤色版圖”。國民黨江西省黨部的報告更有詳細的統計:“江西完全匪化者三十三縣,半匪化者二十一縣,餘匪未清者二十縣。總而言之,江西安全無事者,隻有南昌及其附近數縣。”特別是1930年夏,紅一軍團由贛南北上,連續攻克多個縣城、兵臨南昌,震驚全省,嚴重威脅著魯滌平的統治。魯滌平起初也頗有點躊躇滿誌,表示要“拿湖南的屠殺經驗來肅清江西的共匪”,剛上任即親自兼任江西清鄉總局主任,製定過由城市到農村、先贛西後贛南等所謂“分區清剿匪共”計劃和清鄉計劃,並配合福建、廣東、湖南、湖北等省實行三省“會剿”。但以金漢鼎為總指揮的贛閩粵三省“會剿”,於1930年春以唐雲山旅在吉安敗北和金漢鼎部丟失大餘、南雄等地,被紅四軍輕鬆打破;以武漢行營主任何應欽節製指揮的湘鄂贛三省“會剿”,自1930年8月開始後,除了會議和計劃以及進占因紅軍主動放棄的吉安城外,也沒有更多成績。魯滌平懸賞10萬銀元“緝拿”毛澤東、朱德,當然隻留下笑柄。至於所謂清鄉,實際情況是“各縣很少辦理,有的舉辦了亦沒有良好的成績,差不多均被土豪劣紳操縱了,情弊百出:一、尋仇報複,二、乘機詐財,三、巧立名目,多事勒索,四、誣良為匪,賄買賄放,五、擾亂鄉村,無所不為。而各縣縣長又多庸懦不堪”。因此,魯滌平深感“入贛以來,日夜剿匪,心神交瘁”,不能“貫徹鏟共主張”,於是連電國民政府請辭江西省主席職務,“以圖自贖”。

  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也繼續惡化著施政的環境。繼蔣桂、蔣馮新軍閥戰爭之後,這時複有兩廣(張發奎、李宗仁)聯手出兵反蔣的作戰以及蔣馮閻中原大戰。江西駐軍被蔣介石抽調近兩個師分別加入作戰,省內兵力空虛,隻能集中防守南昌、吉安、贛州等幾個中心城市。魯滌平帶湘軍一個師(以張輝瓚為師長的第十八師)入贛,駐守贛南閩西的第十二師(滇軍)師長金漢鼎對其並不買賬,蔣介石任命金漢鼎為贛閩粵三省“剿匪”總指揮,又任命張輝瓚為江西全省“剿匪”總指揮節製所有駐贛部隊,使滇湘兩係矛盾加劇。朱培德離贛和魯滌平入贛,同時又使原來的贛滇矛盾轉變為贛湘矛盾,江西地方勢力由是將攻擊矛頭轉向魯滌平,他們以湘係連吃敗仗、無力“剿共”作為“驅逐湘係的理由”,“到處釀成了一種反客籍軍閥鬥爭,在南京組織救贛委員會,發表宣言痛罵魯滌平的剿匪不力”,並再次紛紛請求南京政府派江西人劉峙回省主政,致使“贛人治贛的聲浪”再度“非常高漲”。由江西人掌控的省黨部,則致電在省外的李烈鈞、熊式輝、劉蘆隱、程天放、桂崇基、曹浩森、周利生等20多位江西籍黨政要員,要求他們“敬恭桑梓”,“聯翩歸來,共抒偉略”,以“謀鄉邦之福利”。這些,使魯滌平的處境更為艱難。

  財政窮困也仍然是施行省政的重大製約。魯滌平任內,建成南昌老營房飛機場和南昌至臨川的公路,也曾整理和發展瓷業、茶業,統計人口,緊縮開支,減低鹽斤附稅,整理靖衛團隊等,但與“訓政”、“自治”的要求相去太遠。為籌措軍費政費,魯悍然發行百萬元流通券,由省政府壓迫民眾使用,遭到抵製,“江西商家不用魯滌平流通券,以致低到三折,市麵無法通行”;全省大部分地區成為紅色區域,賦稅及所有雜捐雜稅均無法收到;用慰勞“剿匪”軍名義向商家募捐,甚至以捉囚手段向有錢人勒捐,引起眾憤;1930年10月,為籌集10萬軍隊入贛經費,省政府以“稅收短絀,庫空如洗”,竟在南昌征借2個月的房租和派員到九江向商界勸銷1萬擔米護照、借鹽款10萬元。加上厲行封鎖政策,全省“交通斷絕,商業衰落,商店關門,工人失業”,“魯政府經濟其實已是山窮水盡”。一直到1931年7月,南京國民政府決定每月由中央撥發10萬元,並允發行短期省庫券,江西財政窘困局麵才略有緩和。

  1930年12月,蔣介石到南昌組織指揮對朱毛紅軍的第一次大規模“圍剿”,成立南昌行營並以魯滌平兼任行營主任,同時針對社會上指責魯滌平、張輝瓚和江西省政府的言論,極力為魯開脫,江西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至此漸趨平息。其後,相繼在1931年1月設立以孫連仲為督辦的“江西清鄉督辦公署”,2月在南昌設立以王金鈺為督辦的“湘鄂贛三省邊防剿匪督辦公署”,3月成立以何應欽為委員長、魯滌平為副委員長的江西省地方整理委員會。整理委員會擁有指揮全省黨政事務的職權,直接對各縣發布命令,實際上取代了省黨部、省政府的職權。6月,蔣介石任命熊式輝為南昌行營參謀長,並設立以蔣介石為委員長,魯滌平、曹浩森、程天放為副委員長的黨政委員會,又在“圍剿”地區44縣設立9個黨政委員分會。江西省政務黨務,由此進一步轉入以協助“圍剿”軍事為中心,省政府、省黨部這時實際上已無獨立主事職能。蔣介石以贛人治贛的意圖,至此也已明朗。12月,國民政府改組江西省政府,魯滌平主贛曆史遂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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