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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1978：三十年前的命運轉折

　　陳家琪

　　一

　　公元1978年的元旦社論是“兩報一刊”的《光明的中國》。

　　今天的大學生們已經不知道“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在那個年代所享有的至高無上的權威性了。

　　這種權威性來自於一種聲音--黨中央的聲音。

　　中國那麽大，聲音又那麽嘈雜，但有一種聲音是必須仔細辨聽的，那就是來自黨中央的聲音。

　　從“文化大革命”中過來的我們已經知道了“黨中央”並不隻會發出一種聲音，所以就需要仔細辨聽，這種能力的訓練應該說是刻骨銘心的，特別對於我們這些關心國家大事的人來說尤其如此；一般來說，什麽聲音最大（所謂“時代的最強音”），我們也就相信這就是黨中央的聲音了。和平年代，人們在硝煙後麵爭奪的是看不見的聲音，以後把它叫做“話語權”。

　　1978年，經過一輪又一輪的階級搏殺，在劉少奇、林彪、“四人幫”等一個又一個“反黨集團”被粉碎（也就是聲音的消失）後，“聲音”自身的權威性也就得到了足夠的保證。所以那時候的“兩報一刊”自身也就象征著“光明”。

　　重提“光明”與“黑暗”的決戰，說明“光明”必將、而且已經戰勝了“黑暗”，這樣的“重提”早已成為一種思維的定式，話語的定勢。人們自然而然地就相信著“前途光明”和“光明必勝”。

　　這是一種曆史觀，決定人的世界觀、方法論、立場、觀點、價值觀等等一切的曆史觀。

　　近代哲學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一種曆史哲學，因為“曆史”無形中成為一個誰也回避不了的“事實”。沒有人會想到這一“事實”其實是被人用語言建構起來的，古人並不如我們這樣看待過去、現在與未來。當然，從這種曆史觀出發，我們也可以說，那是因為他們愚昧、落後，因為他們不懂科學。這種回答方式，等於本身就證明了我們現有的曆史觀的先進與科學。當然，“先進”與“科學”這兩個詞本身的“先進性”與“科學性”就已無可置疑。

　　這個話題先放在這裏。僅就“光明”二字而言，在過去的那個年代，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林彪1968年10月26日的一次關於《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講話，這個講話後來在《新華月報》1980年5月號上重新刊出，其中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現在，我們可以高瞻遠矚地看到全世界上的遠景，看到一個國家能夠空前地影響全世界曆史、人類命運的，推動世界向前進的，促進世界革命，幫助世界革命的，成為世界上最強、最大、最持久的國家，影響世界各國人民命運的，那就是中國。所以中國在世界上的作用，一方麵從革命方麵說，那是最大的，超過蘇聯的；那麽，就是從實際力量的影響上，它超過西班牙，超過英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最革命的國家，最影響人類命運的國家。”

　　（回想起來，在我的記憶中，真正感到自己作為一個“大國”“崛起”了的，還是1958年的“大躍進”和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那時候真是熱血沸騰，激情澎湃，似乎“大國崛起”之夢在做了一百多年後，終於夢醒了，實現了。）

　　我之所以重提這段話，是因為1978年4月6日的《參考消息》上刊登有美國辦公廳主任哈得曼的回憶錄《權力的終結》，裏麵說1969年蘇聯想對中國的原子工廠進行一次“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美國從空中拍攝到了數以百計的核彈頭成堆壘在一起，一萬八千個帳篷一夜之間在九英尺深的雪地上架設了起來。

　　這就是1978年一開始所帶給我的習慣性的期待與恐懼。

　　二

　　提到1978年，就不能不說說那時候所看的電影。

　　1978年1月15日晚，我妻子的工廠露天播放南斯拉夫電影《橋》，當時天降大雪，雪真大，密密麻麻，漫天皆白。那是真正北方的大雪，可比這些日子給南方造成空前災難的雪大多了。但由於人們已經習慣了，而且所有設備似乎也“習慣了”，所以並沒有造成什麽恐慌與破壞，唯一的，就是影響了那場電影。

　　但還是有至少上千人坐在野外看那場電影。大家都自覺地不打傘、不戴草帽（那時候的人的自覺性與安全感也超乎現在的想象，當然，前提是人們什麽東西都沒有，所以也就可以夜不閉戶；由於這場電影與每個人的切身利益關係太大，於是每個人也就都有了不得不遵守某種不成文法則的自覺性）；我每隔5分鍾就必須把妻子和兒子身上厚厚的積雪撣下去，兒子不到三歲，隻露兩隻眼睛在外麵。驚恐地看著畫麵上的槍擊、格鬥、爆炸。這場電影的內容，在我的記憶中早已忘記，但這一幕，在我的一生中卻永不能忘。

　　那個年代的人們到底在渴望什麽呢？自由、平等、幸福、公正，都太抽象、太遙遠。其實，比如我這樣的人所想的，或者說在那個時代還感到不滿足的，其實就兩件事，一是每月的肉票、油票多發一點；二是能有更多的精神享受，如多有些書看，多有些電影看--當然最好是外國的，但這隻能在心中默想，或者祈禱，總之是太過於奢侈的夢想。那時候能看到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的電影就已經是一頓精神大餐了。

　　以後，在那個精神生活極度貧乏的年代，也隻有電影才能帶給人些許歡樂，但那都是些什麽電影啊！《六號門》（隻有裏麵的天津話在音調上讓我記憶猶新）、《汾水長流》、《征途萬裏》、《朝陽溝》、《同誌，感謝你！》、《奴隸的女兒》、《暗礁》、《人歡馬叫》，幾乎全都看不下去，但依舊每演必看；後來“解禁”的一些電影如《羊城暗哨》、《阿詩瑪》、《五朵金花》、《東港諜影》、《黑三角》就覺得好多了；再後來，就開始拚命看外國電影：《百萬英鎊》、《追捕》、《霧都孤兒》、《巴黎聖母院》、《白癡》等等。這裏要特別提一下日本電影《望鄉》在當時所引起的全國大辯論，因為從主題到裏麵的一些鏡頭都超出了人們可接受的程度，非常類似於今天的《色戒》。那時我剛到武漢讀研究生，也卷入了辯論之中，想想真是好笑，後來看刪節版《望鄉》時的感受，也類似於今天看刪節版的《色戒》一樣，一切都似乎在重演。隻是把電影《紅樓夢》一連看了五遍的事是再也不會發生了。

　　三

　　1978年，有幾篇文章是不能不提的。

　　首先是2月17日的《光明日報》上刊登了徐遲的一篇長文：《哥德巴赫猜想》。

　　這篇文章簡直如晴天霹靂一樣把人驚呆了：文章竟然可以這樣寫！世上竟有陳景潤這樣的人，竟有這樣一些稀奇古怪的問題需要解答！一切都匪夷所思！最讓人震驚的還是那種文體，那種介乎中文與譯文、小說與人物傳記、理論思考與報告文學之間的自由灑脫與豪邁大氣。我當時擬出了十個可供討論的問題，感覺到那種喚醒某種情感，讓人在聯想中進一步思索的力量才是最偉大的力量。

　　幾乎自那以後，我就一直在想：哲學，或者說哲學家的傳記，能不能也這樣寫？後來看蘇聯的哲學家阿爾森古留加所著的《康德傳》和《黑格爾小傳》就有了類似的感覺，特別是前者，真正精彩；當然，這也和賈澤林他們幾個人的譯筆有關，後來見到賈先生，我還多次提及此事，而且從不少新入學的研究生口中，也知道了這兩本書的影響之大、範圍之廣。至於由此而造成的“誤讀”，就該是另一個問題了。

　　再就是當時曾對比著讀了波蘭作家顯克微支的長篇曆史小說《十字軍騎士》與姚雪垠的《李自成》，想從中發現我們文學創作之所以不能成為世界名著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裏。

　　就在前幾天，我在報上看到，姚老當年的助手重新修改、完成了這本書。我不知道修改後的《李自成》是什麽樣子，但依舊不想去再看。為什麽？不知道。也許與年齡有關。人過了那個年齡，也就沒有了那種興致。

　　那年5月4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特約評論員”的文章：《科學和民主》，讓人精神為之一振。“特約評論員”的權威性盡管遠遠比不上“兩報一刊”，但也不可小視，因為偉大如毛澤東這樣的人物，也曾化名“特約評論員”寫過文章。但如此文這樣明顯打出“德先生與賽先生”旗號的，以後每到“五四”，就似乎再也沒有刊登過了。

　　5月8日的《參考消息》上刊登出了一篇雷震致蔣經國的長信，有一萬多字，詳盡論述了解除黨禁、開放言論、維護法製的必要。我把它保留下來，覺得很有價值（價值在哪裏？當然也不可料知，至少絕對想象不到它會導致國民黨失去在台灣的領導地位，當然更想象不到這種“失去”本身卻在艱難中確立著另一種不為我們所熟悉的對“話語權”的爭奪方式）。

　　6月14日的《參考消息》上轉載了香港《爭鳴》雜誌的一篇文章：《話說浪費人才》，看了讓人欲哭無淚。那時的《參考消息》不是誰都能看到的，而凡看到的每一份，都如珍寶似的密藏著。

　　那時候的人才，都指的是“有特殊才能的人”，當然首先是自然科學家。這一點很奇怪，不知怎麽形成的。但我相信，恐怕沒有誰會給出一個有關“人才”的定義。

　　6月12日郭沫若逝世，終年86歲。追悼會很隆重，葉劍英主持，鄧小平致悼詞。這位應該與魯迅先生、胡適先生差不多算是同時代的人竟多活了這麽多年，但這到底是福還是禍？郭老的臨終遺囑是把他的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那可是個神奇得不得了的地方，基本上代表著全中國整個的農村。他也終於想回歸大地了。

　　魯迅、胡適、郭沫若，三個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介入政治，同時也以各自不一的方式對待西方文化和傳統文化，其間可說的話似乎很多很多。

　　這一年的第7期《大眾電影》上有白楊的一篇文章，提到1957年郭沫若曾送給白楊一幅“荷花”，上麵親筆題寫了“出汙泥而不染，亭亭玉立，香色雍容，為人民帶來祝福，願世界早進大同”幾個字，讓人忽然在普遍的陰暗中感受到某種美好的東西。那應該是一種很浪漫的情懷。郭沫若就應該是讓這種情懷滋養大的。相比較而言，胡適要冷靜許多，但最冷靜的，恐怕還是魯迅。但誰又能預計出個人的浪漫情懷在某種語境下到底會有多少種表現形式呢？

　　當年的《天安門詩抄》也已作為手抄本流傳到我手中，印象最深的是一首類似於“打油詩”式的《向總理請示》和另一首《兒歌》：

　　“黃浦江上有座橋，江橋腐朽已動搖。江橋搖，眼看要垮掉。請指示，是拆還是燒？”

　　“蚍蜉撼大樹，邊搖邊狂叫：‘我的力量大，知道不知道？’大樹說：‘我知道，我知道，一張報，兩個校，幾個小醜嗷嗷叫。’”

　　最值得記下的，就是在1月10日的日記中，我不知道根據從哪裏看到的材料，把有關社會主義的複雜理論概括成6個問題：（1）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因到底是什麽？（2）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為什麽可以說表現為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矛盾？（3）為什麽說“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矛盾既不是一個經濟形式、也不是一個法律形式的問題，而是一個基本的社會關係即階級關係的問題？（4）出現國家資產階級的根本標誌就是群眾的非政治化，蘇聯社會的保守性是否與整個社會的“非政治化”有關？（5）蘇聯社會的演變過程，“階層”與“階級”這兩個概念的區分與聯係；（6）關於社會的曆史決定論與意誌決定論的關係問題。這篇日記密密麻麻寫了12頁，不知出處，但從文章中可以看出是引自一個叫保羅斯威齊（美國經濟學家，《每月評論》主編）和夏爾貝特蘭（法國經濟學家，法中友協執行主席）的有關言論。

　　四

　　1978年，國家的命運發生著轉折，我個人的命運也同樣發生著轉折。

　　年初，我即獲知我無法參加“文革”後的第一屆高考，具體原因始終不明，隻有各種各樣的猜測；我的好友王世忠參加了，語文、政治都是80分，史地72分，數學58分，平均73分，錄取分數線是58分。這件事讓我極為興奮，幾乎徹夜不眠，一連寫了好幾首詩詞抒情、祝賀。

　　4月18日，決定報考武漢大學外國哲學史專業研究生並獲批準，於是開始複習俄語，最興奮的，是知道考試時可以帶詞典。單位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一批兩打三整頓”運動，具體內容未記，但整天開會，每個人都在清查自己；把我招進這個單位的管教科副科長賀玉祺畏罪自殺。那時我在陝西省某監獄工作，犯人都管我們每個人叫“政府”，所以賀玉祺的自殺在犯人中也引起了不小騷動，傳言“政府吊死了自己”。

　　那年農村旱情嚴重。每次外出看到田野裏的荒蕪景象，都心情沉重，覺得農民又沒有了盼頭。

　　我5月15號在縣城的城關小學參加研究生考試，“四個人圍坐著一個乒乓球台各考各的，始終伴隨著考試的，就是無數小學生在四周唱歌、跳舞，在腿下鑽來鑽去。15號上午政治，下午外語，16號上午基礎課，17號上午專業課。”

　　回來後憑記憶把所有考題記錄在自己的日記本上，“政治題”中有“為什麽說實踐是認識論的首要觀點”和“為什麽說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以及“有關三個世界的內容和指導意義”，可見“試題”都與“現實”結合得很緊密。這種考試的習俗或慣例也一直延續下來，所以許多人也就都學會了“猜題”。當年的“基礎題”中問了“馬克思的辯證法與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區別”，問了“中國古代‘兩點論’與‘一點論’的代表人物的代表思想”；“專業課”考了德謨克利特、柏拉圖、唯名論、百科全書派、四因、我思故我在以及康德的認識論。最有意思的是在附加題中問：“四人幫是如何繼承實用主義的衣缽的。”這最後的“附加題”在今天會把那些研究“實用主義”的人（比如南京大學的陳亞軍）活活氣死。但，這就是30年前的“現實”。

　　然後就是焦急地等待。

　　6月27日收到複試通知。

　　7月13號來到武漢大學，180多名複試人員集體住在體育館裏，熱鬧非凡。那年夏天，武漢極熱，考試的教室裏用冰塊降溫，每天晚上每個人都光著膀子述說著自己的革命曆史和坎坷經曆，淋浴處三個水龍頭下二十四小時水聲嘩嘩不斷，那種興奮，那種莫名的衝動與憧憬讓幾乎所有的人在整整三天時間裏無法入睡。

　　我知道了我“初試”的成績，“專業課”的成績名列第一，這件事讓我興奮得在隨後的“複試”中有些手舞足蹈。真正的打擊是外語的口試。陳老師和楊老師其實也不懂俄語，拿出那篇列寧的《向報告人提十個問題》，讓我讀一遍，說出大意。勉強讀完後（俄語好讀），我隻好承認不知道什麽意思，隻知道標題。這件事，又讓我的情緒一落千丈。

　　但一考完，我還是去參觀了“紅樓”（辛亥革命紀念館），並與剛剛結識的一位朋友丁毅華（他2007年夏天病逝，生前是華中師範大學曆史係的教授，那年未被武大錄取，後再考兩次，最後終於在蘭州大學讀完碩士。在此謹以此簡短的文字致以沉痛哀悼，因為在後來的歲月中，隻要有機會，他就會向我提及這些往事，以後，就隻有我自己孤獨的回憶了）一起去了廬山。

　　上廬山不是去欣賞風景或解除緊張（口袋裏已經沒有什麽錢了，這才是最大的緊張），而是因為在那裏開過兩次決定中國命運的會議。

　　然後就又是等待，那種焦慮，那種祈禱中的期待，那種即將爬到山頂但已無力向上的絕望、懊悔，幾乎掙紮在日記的每一個字中。

　　9月24號，老友二黑專程來陪我等待消息，三天後悻悻離去；也就在他登上回去的火車前，我收到了武漢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追趕，告別，用毛澤東才發表的一首詞中的“熱淚欲零還住”不斷向自己所熟悉的過去告別，似乎一切都將重新開始一樣。

　　10月6日，我到武漢大學報到。

　　1976年10月6日，國家發生了突然事變；1978年10月6日，我成了“文革”後的第一屆研究生，而且所學的正是自己所最感興趣的外國哲學。

　　這裏麵是不是有一種因果關係呢？沒有兩年前的10月6日，也就沒有兩年後的我？

　　到校後就開始用各種看過了的小說交換《英漢字典》，所有書籍的交換價值都自然形成，比如《紅樓夢》、《戰爭與和平》、《唐吉訶德》是第一等，三本合起來換一本精裝的《英漢詞典》；《三國演義》、《紅與黑》、《安娜卡列尼娜》三本交換較小的詞典，或者換《俄華辭典》。我在那裏徘徊良久，最後狠狠心，用一本《吉爾布拉斯》和《切身的事業》換了一本價值4元的薄薄的《英漢詞典》，這本辭典伴隨我度過了三年研究生的英語學習。

　　入校後的第一天晚上，我的導師陳修齋先生就與他的公子，也是我的同班同學、至交好友陳宣良一起到12舍來看我，解釋了為什麽錄取通知發那麽晚。在當天的日記中，我記下了我的準考證號碼是1048，學生證號碼是78207，校徽是04532；並用程光銳先生的一首《沁園春：題東漢出土銅奔馬》的最後幾句表達了自己的心情：“一覺醒來，人間換了，日耀山河別樣紅。重抖擻，送風流人物，躍上蔥蘢。”

　　還是那種“光明就在前頭”的邏輯與情感。在以後的讀書生活中，要使自己從中掙脫出來，而且意識到自己掙脫了出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當然，掙脫出來並不就意味著好。在“前頭”等待著自己的將是無盡的徘徊、相對、無助與困惑。

　　五

　　讀研究生的第一學期，人依舊處於緊張與興奮之中，11月8日聽陳修齋和楊祖陶老師傳達“蕪湖會議”精神。那時開會講究傳達，而“蕪湖會議”據說對我國的哲學研究有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我前不久也收到了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的通知，說今年4月要重在蕪湖開會，主題是“中國哲學界思想解放三十年--紀念蕪湖會議暨兩學會成立三十周年學術研討會”。

　　除了緊張的學習（壓力來自外語），在當時最讓我全身心投入的，還是集體聲援黃克劍的“業餘行動”，要求學校一定要錄取他（具體原因不詳，總之是些與成績無關的外在原因，而幾乎所有的人在一開始都想表達出自己的某種正義感）；11月28日終於在武昌火車站接到從新疆風塵仆仆趕來報到的他，而他到校後的第三天，就感受到了另一種潛伏著的危險與爭鬥--依舊是話語權的問題。這種感受，也使我慢慢從興奮與狂熱中冷靜了下來。

　　但緊接著就是北大的郭教授來校講《關於思想再解放一點》的報告，這個報告引起軒然大波，幾乎所有的人都卷入激烈辯論。北京的局勢動蕩不寧，“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大家又是激烈辯論；研究生人心浮動，中哲史的一位名叫高廣的人走了，據說再也不回來了。黃克劍也要走，我死死挽留，覺得這不僅僅隻是個人的事，要想到妻子、孩子，想到可能會有的未來（除了“光明的未來”，我們幾乎不會說出任何別一種鼓勵的話）。

　　幾乎每天晚上，我們都在嚴寒中沿“巴士底獄”（正式的名稱是“櫻花大道”）走來走去，討論著國家的未來與自己的命運。那時的人們自覺地都把自己的一切與國家連接在一起，這是一種政治激情。這種政治激情是共產黨教育的結果，具體說來又與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曆有關。也正是這種激情使得我們對祖國的未來抱有信心，使得我們熱烈支持諸如“四五運動”這樣的天安門事件，並在以後的讀書與思考中貪婪地閱讀和吸取著一切外來的知識，有著強烈的求知欲望；當然，也正是這種激情，使我們對周圍的一切（包括自己）始終懷疑著、幼稚著，一直到今天。

　　讓人高興的事也有，這就是1978年12月16日中美正式建交。我用大字，用剛剛學會的幾句英文把這條消息寫在自己的日記本上。

　　1978年12月29日，有人給毛澤東貼出了大字報，哲學係所有研究生在一起以開會的形式辯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

　　還有沒有階級鬥爭？有沒有階級敵人？

　　難道階級鬥爭說消失就消失了？我們剛剛“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時刻不忘的一個鐵一樣的事實”，怎麽說沒有就沒有了？我們到底是在用語詞說語詞，還是用語詞說不同於語詞的事物？“階級鬥爭”僅僅隻是一個概念嗎？

　　工業不學大慶，農業不學大寨，你說工業、農業該怎樣發展？

　　沒有人能給出答案。

　　這裏麵已經涉及一些最為“尖端”的哲學問題，還需要我們在以後的日子裏仔細思考。

　　我是毫無保留地支持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但也有了另一種自我解脫的方式。於是盡可能地不說話，我忽然發現自己也真的生活在了一個比過去的危險性更大的環境之中。

　　還是這一年開始時的期待與恐懼，還是在電影世界中的歡樂與悲哀，但這時所看的電影已經是以前連想都沒有想過的外國電影了；雖說還都是“舊片”，但對當時的我來說，就已經足夠。

　　以前隻存在於夢中的幸福就是吃與看，而這兩點，竟如此快捷地得到了滿足。但生活難道僅僅就隻是這些嗎？

　　我覺得這一年幾乎就是以後的30年的濃縮。

　　晚，1978年的第一場、也是最後一場大雪讓我想起了幼時就熟記了的《水滸傳》中的那幾句話來：“正是嚴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漸起，卻早紛紛揚揚卷下一天大雪來。”

　　1979年，似乎就沒有了慣常的“元旦社論”，提不提“兩報一刊”，日記上也沒有，可見這一切正在從人們的視野中淡出、遺忘；現在隻記得1978年12月31日晚看的電影名叫《激戰前夜》，具體內容也早已不記得了。

　　選自《書城》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