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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艾倫金斯堡

　　北 島

　　一

　　艾倫得意地對我說：“看，我這件西服五塊錢，皮鞋三塊，襯衣兩塊，領帶一塊，都是二手貨，隻有我的詩是一手的。”

　　提起艾倫金斯堡，在美國幾乎家喻戶曉。這位美國的“垮掉一代”之父，自五十年代因朗誦他的長詩《嚎叫》一舉成名，成為反主流文化的英雄。他在六十到七十年代席卷美國的反越戰抗議浪潮和左翼造反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他，這半個世紀的美國曆史就會像一本缺頁的書，難以卒讀。

　　我和艾倫是1983年認識的，當時他隨美國作家代表團第一次到中國訪問。在我的英譯者杜博妮的安排下，我們在他下榻的旅館見麵，在場的還有他的親密戰友蓋瑞施耐德（Gary Snyder）。我對那次見麵的印象並不太好：他們對中國的當代詩歌所知甚少，讓他們感興趣的似乎隻是我的異類色彩。

　　再次見到艾倫是五年以後，我到紐約參加由他組織的中國詩歌節。剛到艾倫就請我和我妻子邵飛在一家日本餐館吃晚飯。作陪的一位中國朋友用中文對我說：“宰他丫的，這個猶太小器鬼。”我不知他和艾倫有什麽過節。對我，艾倫彬彬有禮，慷慨付賬，並送給我一條二手的領帶作紀念。但在席間他明顯地忽視了邵飛。都知道他是個同性戀，誰也沒在意。讚助那次詩歌節的是紐約的襪子大王--一個肥胖而傲慢的老女人，動作遲緩，但挺有派頭。據說艾倫的很多活動經費都是她從襪子裏變出來的。艾倫總是亦步亦趨、點頭哈腰地跟在老太太身後，像個貼身仆人，不時朝我擠擠眼。我真沒想到，這家夥竟有這般能屈能伸的本事。

　　此後見麵機會多了，開始熟悉起來。1990年夏天，我們在漢城舉辦的世界詩歌大會上相遇。艾倫總是衣冠楚楚（雖然都是二手貨），跟那些南朝鮮的官員們談釋放政治犯，談人權。讓組織者既頭疼又沒轍：他太有名了。在官方的宴會上，大小官員都慕名而來，跟他合影留念。艾倫總是拉上我，躲都躲不開。有一回，一個地位顯赫的官員，突然發現我正和他們分享榮耀，馬上把我推開。我從來沒見過艾倫發這麽大的脾氣，他對著那個官員跳著腳大罵：“你這個狗娘養的！你他媽知道嗎？這是我的好朋友！中國詩人！”官員隻好賠禮道歉，硬拉著我一起照相，讓我哭笑不得。再碰上這樣的場合，我盡量躲他遠點兒。

　　我問艾倫為什麽總是打領帶。他的理由很簡單：其一，他得和那些政客談人權；再者呢，他狼狽地一笑，說：“不打領帶，我男朋友的父母就會不喜歡我。”

　　在漢城，會開得無聊，我們倆常出去閑逛。他拿著微型照相機，像個間諜似的到處偷拍。一會兒對著路人的腳步，一會兒對著樹梢的烏鴉，一會兒對著小販做廣告的粘滿蟑螂的膠紙。走累了，我們在路邊的草地上歇腳，他教我打坐。他信喇嘛教，最大的願望是有一天能去西藏。餓了，鑽進一家小飯館，我們隨意點些可口的小吃。渴了，想喝杯茶，卻怎麽也說不清楚。我幹脆用食指在案板上寫下來，有不少朝鮮人懂漢字。老板似乎明白了，連忙去打電話。我們慌忙攔住：喝茶幹嗎打電話？莫非誤以為我們要找妓女？但實在是太渴了，我們又去比畫，做飲茶狀。老板又拿起電話，嚇得我們撒腿就跑。

　　晚上，我們來到漢城市中心的夜總會。這裏的陪舞女郎纏著艾倫不放。沒待上十分鍾，他死活拉著我出來，說：“我應該告訴她們，我是個同性戀。”我們迎麵碰上一群美國留學生。他們一眼就認出了艾倫：“嗨！你是金斯堡？”“我是，”艾倫馬上問，“這附近有沒有同性戀俱樂部？”眾人大笑。其中一個小夥子為他指路。但我聲明絕不進去，艾倫在門外轉了一圈，隻好作罷。

　　艾倫很念舊。在紐約他那狹小的公寓裏，他給我放當年和《在路上》的作者克盧雅克（kerouac）一起喝酒聊天的錄音，臉上露出悲哀。他講起克盧雅克，講起友誼、爭吵和死亡。他歎息道：“我那麽多朋友都死了，死於酗酒、吸毒。”我告訴他，我們青年時代為《在路上》著魔，甚至有人能大段大段地背誦。讓我感動的是，艾倫和死者和平共處，似乎繼續著多年前的交談。我甚至可以想象，他獨坐家中，反複聽著錄音帶，看暮色爬進窗戶。

　　前車之鑒，艾倫不吸煙不喝酒，除了偶爾有個把男朋友，他過著近乎清教徒的生活。但他是個真正的工作狂。他最忙的時候雇了三個半秘書。他們忙得四腳朝天，給艾倫安排活動。艾倫反過來對我說：“我得拚命幹，要不然誰來養活他們？”這純粹是資本家的邏輯。艾倫告訴我，他是布魯克林學院的終身教授，薪水不錯，占他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另外版稅和朗誦費占三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一來自他的攝影作品。和他混得最久的秘書鮑勃（Bob）跟我抱怨：“我是艾倫的腦子。他滿世界應承，自己什麽也記不住。最後都得我來收拾。”

　　從艾倫朗誦中，仍能看到他年輕時驕傲和野蠻的力量。他的詩是為了朗誦的，不是為了看的。有一次在新澤西的詩歌節上，艾倫和我一起朗誦。他讀我的詩的英文翻譯。他事先圈圈點點，改動詞序。上了台，他就像瘋狂的火車頭一樣吼叫著，向瘋狂的聽眾奔去，把我孤孤單單地拋在那裏。以後我再也不敢請他幫我讀詩了。

　　去年他過了七十歲生日。他身體不好，有心髒病、糖尿病。醫生勸他不要出門旅行。最近他在電話裏告訴我，他常夢見那些死去的朋友，他們和他談論死亡。他老了。我想起他的長詩《嚎叫》裏的頭一句：“我看見這一代精英被瘋狂毀掉……”

　　二

　　下午有人來電話，告訴我艾倫今天淩晨去世。我把自己關在房間裏，腦子一片空白。傍晚我給蓋瑞施耐德打了個電話。蓋瑞的聲音很平靜。他告訴我最後幾天艾倫在醫院的情況。醫生查出他得了肝癌，還有三五個月可活。艾倫最後在電話裏對他說：“夥計，這意味著再見了。”

　　我記得曾問過艾倫，他是否相信轉世。他的回答含混，幾乎是否定的。他信喇嘛教是受蓋瑞的影響，東方宗教使他那狂暴的靈魂安靜下來，像拆除了引信的炸彈。他家裏掛著西藏喇嘛教的唐卡，有高師指點，每年都到密西根來參加禪習班。他和蓋瑞不一樣，信仰似乎不是通過內省獲得的，而是外來的，帶有某種強製性的。他的禪習班離我當時的住處不算遠，他常從那兒打電話，約我過去玩，或溜出來看我。我叫他“野和尚”。

　　在安納堡（Ann Arbor）有個喇嘛廟，住持是達賴喇嘛的表弟，艾倫的師父。他在喇嘛教裏是個自由派，比如重享樂，主張性開放，受到眾多喇嘛的攻擊。我想他的異端邪說很對艾倫的胃口。艾倫請我去聽他講道。這是我有生頭一回。說是廟，其實隻是普通的房間布置成的經堂，陳設簡樸，地板上散放著一些墊子。艾倫是貴賓，我又是艾倫的客人，於是我們被讓到顯要的位置，席地而坐。聽眾四五十，多是白人，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住持方頭大耳，一臉福相。他先介紹了艾倫和我，然後開始講道。那是一種東方的智慧，講的都是為人之道，淺顯易懂，毫不枯燥。艾倫正襟危坐，雙目半閉。

　　東方宗教有一種寬厚的力量，息事寧人。再說對像艾倫這樣西方的造反者來說，隻能借助基督教以外的精神力量才能向其傳統挑戰。而艾倫在東方又恰恰選擇了一種邊緣化的喇嘛教，把自己和一塊粗獷而神秘，充滿再生能力的土地與文化結合起來。

　　艾倫的眼睛裏有一種真正的瘋狂。他眼球突起，且不在同一水平上。他用一隻眼看你，用另一隻眼想心事。他送過我一本他的攝影集。在這些黑白照片裏，你可以感到他兩隻眼睛的雙重曝光。其中多是“垮掉一代”的夥伴們，大家勾肩搭背，神情渙教，即使笑也顯得很疲倦。在艾倫試圖固定那一瞬間的同時，焦點顯得遊移不定，像他另一隻想心事的眼睛。聲音沉寂，色彩褪盡，他讓人體驗到消失的力量，一種真正的悲哀。有一張是艾倫的自拍的照片。他赤裸地盤腿坐著，麵對浴室的鏡子，相機擱在兩腿中間。他禿頂兩邊的濃發翹起，目光如炬。這張照片攝於二十多年前。他想借此看清自己嗎？或看清自己的消失？

　　艾倫是我的攝影老師。1990年在漢城，他見我用傻瓜相機拍照，就嘲笑說：“傻瓜相機把人變成了傻瓜。”他建議我買一個他那樣的手動的Olympus微型相機。他告訴我，這種相機輕便小巧，便於抓拍，而且一切都可以控製，你能獲得你想獲得的效果。但現在已不生產了，隻能買到二手貨。他警告說，千萬不要用閃光燈，那會破壞空間感，把景物壓成平麵。最好用高感光度的膠片解決曝光不足的問題。第二年春天在紐約重逢，我真買到了一個那樣的相機。艾倫問我在哪兒買的。這位二手貨專家在手裏把玩著，對新舊程度和價錢表示滿意。接著他教我怎樣利用光線，以及在光線不足的情況下如何夾緊雙臂，屏住呼吸，就這樣--哢噠哢噠，他給我拍了兩張。

　　艾倫總是照顧那些窮困潦倒的“垮掉一代”的夥計們。據說他多年來一直接濟詩人科爾索（Gregory Corso），買他的畫，給他生活費。我在艾倫的公寓裏見過科爾索。他到之前，艾倫指著牆上幾幅科爾索的畫，一臉驕傲。科爾索很健碩，衣著隨便，像紐約街頭的建築工人。我們坐在方桌前喝茶。艾倫找來我的詩集，科爾索突然請我讀一首我的詩，這在詩人之間是個奇怪的要求。我挑了首短詩，讀了，科爾索咕嚕了幾句，好像是讚歎。艾倫坐在我們之間，不吭聲，像個證人。然後他請我們去一家意大利餐館吃午飯。路上科爾索跟艾倫要錢買煙，艾倫父親般半信半疑，跟著他一起去煙攤，似乎怕他買的不是香煙，而是毒品。

　　艾倫極推崇科爾索的詩歌才能，建議我把它們翻成中文。他專門帶我到書店，買了本科爾索的詩選《思想場》（Mindfield）送給我，並把他認為重要的作品一一標出。我與朋友合作譯了幾首，發表在《今天》雜誌上。艾倫很興奮，讓我馬上寄一本，由他轉給科爾索。

　　走在街上，艾倫常常會被認出來，有人就近在書店買本詩集，請他簽名。他隻要有時間，會幾筆勾出有星星和蛇神陪襯的佛像，佛爺還會發出哈的一聲，不知是祈禱，還是憤怒。艾倫對我說：“我簽得太多了。有一天我死了，每個簽名也就值兩塊錢吧？”兩年前，艾倫以一百萬美元的高價，把他全部手稿和來往信件賣給了斯坦福大學圖書館，成了一大新聞。艾倫告訴我，如果把他的每張紙片都算上，平均最多才值一塊錢。再說這筆錢繳稅後隻剩六十萬，他打算在附近買個大點兒的單元，把他的繼母接過來。

　　艾倫曾為藏傳佛教在安納堡搞過一次捐款朗誦會，四千張門票一搶而空。這件事讓我鼓起勇氣跟艾倫商量，作為我們的顧問，他能不能也為一直入不敷出的《今天》雜誌幫個忙。艾倫痛快地答應了，並建議除了施耐德，應再加上佛林蓋第（Lawrence Ferlinghetti）和邁可勒（Michael McClure）。朗誦會定於去年十月初，那時“垮掉一代”的幹將雲集舊金山，舉辦四十周年的紀念活動。沒想到艾倫病了，沒有醫生的許可不能出門。蓋瑞轉達了艾倫的歉意，並告訴我，醫生認為他的病情非常嚴重，隨時都會死去。

　　說來我和艾倫南轅北轍，性格相反，詩歌上誌趣也不同。他有一次告訴我，他看不懂我這些年的詩。我也如此，除了他早年的詩外，我根本不知他在寫什麽。但這似乎並不妨礙我們的友誼。讓我佩服的是他對權力從不妥協的姿勢和戲謔的態度，而後者恰恰緩和了前者的疲勞感。他給我看過剛剛解密的五十年前聯邦調查局對他的監視報告。我想這五十年來，無論誰執政，權力中心都從沒有把他從敵人的名單抹掉。他就像個過河的卒子，單槍匹馬地和嚴陣以待的王作戰，這殘局持續了五十年，而對峙本身就是勝利。

　　此刻，我端著杯酒，在紐約林肯中心的大廳遊蕩。我來參加美國筆會中心成立七十五周年的捐款晚宴。在客人名單上有艾倫，但他九天前死了。我感到那麽孤獨，不認識什麽人，也不想認識什麽人。我在人群中尋找艾倫。

　　選自《失敗之書》，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