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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構建和諧社區：新加坡經驗與南山區實踐之比較
畢傑振
在經濟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樣化的大背景下，社區治理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社區自古以來就被認為是人類生活的基本場所。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中指出：“社區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範圍內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城市社區的範圍，一般是指經過改革後做了規模調整的居民委員會的轄區。社區是共同性和親密的夥伴關係。社區體現的人際關係是一種親密無間、守望相助、服從權威且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風俗習慣的人際關係。社區是居民居住的主要區域，社區的和諧穩定是一個社會安定的基礎。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要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機製，擴大基層群眾自治範圍，完善民主管理製度，把城鄉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胡錦濤：《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報告》，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社區治理既要借鑒先進國家的經驗，也要根據本地實際自主創新。一方麵，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城市國家新加坡，不僅在短短的四十多年中取得了巨大經濟成就，在社會穩定方麵也取得了相當驕人的成績。他們的社區建設是社會良好秩序的保障。其成功做法能給予我們有益的啟發。另一方麵，作為我國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城市，深圳市在經濟成績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的同時，在社會穩定上也有比較成熟的做法。深圳市南山區在建設和諧社區中，針對本區的實際情況，采取一係列製度措施，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比較新加坡經驗和南山區實踐，有利於我們更好地探析構建和諧社區的方法路徑。
一、貼近民眾以實現官民和諧：新加坡國會議員接見選民、訪問選民與南山區人大代表工作站（室）履職之比較
新加坡現行的製度是議會共和製，選區的劃分與社區的關係比較緊密。新加坡社區組織是以選區為基礎，社區組織的活動範圍以選區為基本單位。定期接見民眾是新加坡國會議員的一項例行工作，是新加坡實行代議政治的要求。這有助於增強議員的服務性、親和性以增進自身代表力的有效方式。議員接見選民都是利用業餘時間，每星期一次，一般是在晚上開始，往往要到深夜結束。其程序主要包括四個環節：[1]求見登記，即求見議員的選民到議員接見選民的處所進行登記。求見者進門後須交上身份證給工作人員，填一張表格，領取一個號碼，然後在外廳等候。[2]求見者向工作人員詳談所要反映的問題。該環節由5至7個誌願者分別接談，並做詳細記錄。[3]打印談話內容，即由接談者將記錄下來的情況交打印室統一打印到印有“人民行動黨”標誌的專用信紙上。[4]議員按順序接見來訪民眾。由一位工作人員負責將打印好的情況交給議員，並將求見者引見給議員。議員和來訪民眾見麵，進一步核實情況，能夠當場解決的問題當場予以解決，不能當場解決的問題，便在打印好書信內容的專用信紙上簽上自己的名字（該信件被稱為議員的“請願信”），將其傳真給政府有關部門和機構。政府部門和機構則必須在一個星期內直接回複給當事人。也會一周隔一周地輪換著在兩個地方接見選民。為了便於選民掌握會見的時間和地點，議員們會專門印刷一張帶有接見選民日程表的賀年卡。這張帶有日程表的賀年卡製作精美，上麵寫著“新年進步，萬事如意”的吉利話。議員會在頭年歲末將它送到每個選民家裏。選民有了這張卡，按照卡上標明的時間和地點前來拜訪，就定能找到議員。定期接見選民是新加坡國會議員的一項規定要做的工作。人民行動黨議員固然要定期接見選民，反對黨議員同樣要定期接見選民。反對黨議員詹時中先生接見選民的所在地，接見選民的場景，與工作人員的工作之認真、態度之誠懇，同樣令人感動、欽佩。
國會議員接見選民的幾個案例記錄如下引自《國會議員接見民眾觀摩記》，http：//www。qhddj。com。cn/tbtj/defalut-32.asp：
其一，一印度族中年女性，離異，無業，手機欠費200元，稱無錢交納，向議員求助。成漢通議員提出了兩個解決辦法：一是向電信公司反映，爭取分期付款；二是可考慮幫她找一份社區清潔工的工作，獲取收入後，手機費從薪金中直接分期支付給電信公司。中年女性滿意而歸。
其二，一男性老者，看上去70多歲，腿有殘疾，無固定收入，租住一間組屋，無力交納每月50元的房租費，子女也不願贍養，請議員幫忙解決。成姓議員安慰了老者一番，答應給予協調。老人走後，成姓議員對代表團成員說，過去子女不管老人的事情很少，現在有些年輕人既不願意和父母在一起居住，也不為他們交房租，實在是不應該呂元禮：《新加坡為什麽能？》，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56頁。
其三，一對中年夫婦，男為孟加拉人，女為華人。男離異帶一男孩，女前夫亡遺下兩子。兩人結婚後又生一小孩。家庭有困難請求幫助。成議員耐心傾聽，並提出了解決辦法。中年夫婦走後，成姓議員苦笑道：“這關係好複雜啊。”
其四，一年輕女子，帶一9歲女兒。女子為新加坡公民，小孩在馬來西亞所生，因無新加坡國籍，就學遇到問題，要求入籍。成議員當場答應予以解決，母女高興而去。議員對代表團成員講，這個問題以前不好辦，因為新加坡法律規定，夫婦在外國所生子女，如男方是新加坡公民，子女可以擁有新加坡國籍；如男方是外籍，女方即便是新加坡公民，孩子也不能擁有新加坡國籍。這顯然是不公平的。所以，最近國會剛剛通過一個法案，規定即便隻有女方是新加坡公民，在外國生的子女也可以擁有新加坡國籍。一般來說，議員一晚上要接見幾十個民眾，每周進行一次，不管碰到什麽樣的問題，都要耐心解釋，傾心安慰，盡力解決。作為選民的代議士，議員對於選民的要求，往往必須知其不可而為之。而國會議員所能做的，就是在體製條例的隙縫間，為選民爭取個別情況的伸縮破例。
訪問選民。訪問選民是指國會議員進行挨家挨戶的訪問。按照規定，國會議員必須在兩年內遍訪自己選區的選民。走訪時，如果選民不在家，就留下一張印有英文、中文、馬來文、印度文等四種文字的短信。信中說，剛剛到貴戶進行常例訪問，剛巧不在，如有事，請找本人幫助，可以在每星期接見選民的時間（一般在晚上）前來與他會談。上述活動都是服務性質，不收取任何報酬。因為服務選民是議員應盡的義務。國會議員通過接見選民、訪問選民的工作，切實掌握了社區選民的訴求，把矛盾和問題及時給予解決。這種把社區居民的任何事情都不作為小事來對待，從而防止產生大的社會問題的做法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南山區通過人大代表工作站（室）的工作方式，為社區建設提供了新的意見反饋途徑和問題解決渠道。有學者將其稱為“將體製外的民間政治參與訴求‘吸納’到體製內來有序釋放，實現公民自主參與的有序化”黃衛平：《解放思想要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2008年1月8日《深圳特區報》。2004年，南山區創建招商街道人大代表工作室和南山街道月亮灣片區人大代表工作站。前一個試點由區人大和街道、黨工委安排區人大代表深入社區，定期接待群眾來訪，及時將群眾反映的問題轉辦，及時反饋處理結果。為何要在街道設立人大代表工作室？南山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曾源說，以前各街道辦沒有固定的人大代表工作與活動場所，因此，老百姓不方便與人大代表溝通，代表們的活動也較少，為了方便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代表們與老百姓的聯係，區裏決定設立街道人大代表工作室。據介紹，西麗街道人大代表工作室配有主任、副主任和聯絡員各一名，他們將負責代表活動的組織、聯絡、協調、服務等工作，協助代表接待選民、進行專題視察、交流心得，加強代表與群眾的聯係。同時，群眾可隨時到工作室反映問題。“以前想找人大代表反映問題總是要等到代表接訪日，現在則變成天天可接訪。而且轄區14位人大代表的照片、職位和聯係方式都懸掛在代表工作室的牆壁上，一目了然。我們可以根據反映問題的不同類型，選擇不同的人大代表。這樣就可以用最快、最直接的方式向人大代表們反映我們生活中遇到的問題了”南山區和諧社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深圳市南山區和諧社會社區建設資料匯編》，2008年12月，第46頁。設立人大代表工作室的做法已在全區街道推廣。
後一個試點采取聘用人大代表聯絡員的機製，由人大代表聯絡員負責聯係人大代表和居民，定期到社區與居民交流，搜集民情民意；受人大代表委托對社區內一些公共問題進行研究分析，通過人大代表形成提案，提交政府職能部門解決，並跟蹤辦理進度；對片區內的環保、治安等公共事務進行監督和協調，針對熱點問題、重大問題，協助人大代表以及有關組織、政府有關職能部門、公共輿論部門與居民進行討論協商，促使問題妥善解決。最先設立人大代表工作站的月亮灣片區有12個住宅小區，5萬多居民。由於曆史原因，片區存在大量汙染工廠，同時由於其位於港口的疏港大道旁，近年來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片區成了一個集交通、汙染、治安等多種難點問題於一身的問題社區。由於片區內居住環境惡化加劇了居民不滿情緒。政府對群眾的意見很大程度上無法全麵了解，矛盾得不到及時解決解決，導致部分居民出現比較激烈的集體行動，加劇了社區問題的複雜性。2002年5月，由於西麗的垃圾發電廠將要搬遷到月亮灣周圍，這使得當地居民反應強烈，自發組織起來進行抵製，進行對抗行為。針對這一情況，南山街道辦事處發動當地的人大代表到社區居民當中了解情況，通過人大渠道向有關政府部門反映問題、加強政府部門與居民的溝通等措施，多方疏導，頗費周折才平息了事件。2002年底，出於解決社區內各種公共問題的需要，借鑒當年5月份人大代表在參與解決片區問題、溝通居民與政府部門關係、反映片區問題的成功經驗，在南山街道辦事處的支持下，敖建南等五名熱心人士當上了義務聯絡員，以“月亮灣片區人大代表工作站”的名義開展公益性活動。其主要功能是：加強社區居民、人大代表、政府部門等的溝通，將居民的意願反映給人大代表、政府部門；借助本社區人大代表的作用，向有關政府部門開展工作，以使政府部門決策有利於社區居民；同時也向居民傳達政府部門的信息，幫助政府部門做社區居民的工作。2005年4月25日，南山街道辦事處給“工作站”正式掛牌，作為街道辦事處“人大代表工作室”在月亮灣片區的延伸，由敖建南擔任“工作站”的站長。南山街道辦事處為“工作站”提供了辦公場地、設施，聯絡員也增至13人。“工作站”的工作分為三個方麵：[1]受人大代表委托了解民意，開展專題調研，為代表提出建議、意見或議案服務；[2]定期邀請人大代表與居民麵對麵交心座談；[3]參與片區公共事務管理，協助街道和社區解決居民反映的熱點難點問題。“工作站”的具體職責包括：[1]建立人大代表與片區居民便捷融洽的聯係交流機製，使選民對所選代表的了解、支持和監督落到實處；[2]關注片區社情民生的熱點、難點，為充分利用政府和民間的各種有利因素及有效資源解決問題而盡心盡力；[3]協調基層社會利益各方的相互平衡和相互禮讓，促進片區在多方共贏基礎上的和諧共處；[4]維護人大代表的權利和義務，維護片區居民的正當權益，通過不懈努力不斷增強廣大居民的家園意識、法律意識和公民意識。此外，為保證正常運作，“工作站”還建立了人大代表接訪、處理來信來訪、值班等多項工作製度，13名聯絡員每天輪流值班，接訪群眾，收集民意南山區和諧社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深圳市南山區和諧社會社區建設資料匯編》，2008年12月，第309頁。
隨著國家行政權力日益介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各種社會利益主體不可避免地與國家行政權力發生關係全天錫：《“人大代表工作站”運作評析》，雲南省人大常委會網站，會議專題，2007年1月23日。實質上，“人大代表工作站”是隨著社會利益主體與行政權力之間的矛盾關係發展的深化而出現的，它是社會利益主體在與行政權力發生關係時，為進一步節約成本而出現的一個成本節約載體。通過人大代表工作室（站）的製度設計，充分利用現有的政治資源，激發現行人大製度的政治生產力，為代表履行職責提供良好的平台，在居民、政府、人大代表等利益相關主體之間搭建了一座信息溝通、對話協商的橋梁，使各種民意訴求得到有序釋放，解決了社區居民利益的有序表達問題，提高了居民公共參與的製度化水平，從而在操作層麵發揮了人民代表大會製度這一根本性政治製度的優點。
無論是國會議員還是人大代表，都把反映社區居民利益作為履行職責的重要途徑，是代議形式的具體體現。兩者都具有一個相對固定的場所與本社區的居民進行溝通，聽取他們的需求、意願，通過相關程序解決出現的問題。這樣實現了議員、代表貼近民眾的關係，實現了議員、人大代表與社區居民的官民和諧，增強了社區居民的信任感和支持度。
二、加強服務以實現黨群和諧：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無處可見，無所不在”與南山區共產黨員“亮出身份”之比較
人民行動黨是新加坡的執政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工作作風是“無處可見，無所不在”，也就是說人民行動黨是站在幕後工作。在對基層社區的工作中，人民行動黨根據客觀形勢的需要，先後成功地塑造了人民協會、民眾聯絡所、公民谘詢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等一係列基層組織機構。由於統領這些基層組織的人民協會的最高領導人由總理出任，各個基層組織（以選區劃分）也由本選區的行動黨議員出任顧問，各個基層組織的主要領導也是行動黨黨員，這樣，基層組織也就實際上處在行動黨掌控之中。基層組織為民服務，也就是行動黨在為民服務，而基層組織服務內容之詳盡、服務方式之周到，又讓人感覺到行動黨的服務無處不在。人們慨歎：在新加坡社會，沒有黨的領導，隻有黨的服務。基層組織為民服務的重要目的，就在於爭取選民選舉行動黨上台，支持行動黨執政，通過這些組織，時刻同人民保持聯係。這麽做不隻是要了解他們的疾苦，同時也是要把他們組織起來，向他們灌輸對建設新加坡社會有幫助的各種社會意識。人民行動黨每周一次會見社區選民的所在地――人民行動黨黨支部被稱為“事務診所”。新加坡人在這些地方上的“事務診所”所發泄的牢騷，可以看作是這個國家成長過程的一種記錄。在20世紀70年代，人民主要的憂慮是失業和沒有房子住，議員經常替選民寫信申請的士牌照、小販執照或是申請組屋，或是要求在被徙置時獲得更好的賠償。八九十年代，當新加坡在經濟上迅速發展時，人們所憂慮的問題從主要是生活問題轉移到主要是提高生活素質的問題，例如，為孩子爭取名校學額，換一間新的更大的房子，成了新加坡人主要關心的問題。選民所提問題雖然發生變化，但是，套用人民行動黨自己的說法，該黨“至今保持不變的是接見選民的宗旨還是跟以前一樣，那就是為人民服務”。人民行動黨接見選民的宗旨：“接見選民是黨貫徹的基本政策之一。部長、國會議員和政治秘書以及盡職的黨幹部必須遵守這項原則：議員從人民中來，就得回到人民中去，孜孜不倦地、持續不斷地為人民服務。”
接見選民樸素的場景目前依然在新加坡各地重現。例如，在丹戎巴葛集選區的麟記區的議員辦事處辦公的歐進福博士就刻意使用十分簡樸而實用的家具，其中一些椅子和桌子已經用了十年。歐進福博士說：“人們來這裏是要向你傾訴心裏最焦急的事兒，把他們的秘密告訴你，他們需要感到自在，而不是害怕，”而且，“他們需要知道我是個怎樣的人――這就是我，我不是一個喜歡鋪張的人，我不會用一些很考究的家具。我是個要替他們把事情辦好的人。”據統計，1998年，共有5萬名選民在議員每周的接見選民活動中向議員求助，其中許多課題並不容易解決。例如，能否特別允許自己的外籍妻子每次居留超過兩個星期；能否替自己的丈夫申請當永久居民，他們沒有特別的技能，也沒有大學學曆。幫助居民解決這類問題的主要方式是寫求助信到有關的政府部門和法定機構。其他的援助方式來自公民組織和居民委員會，有些是提供財務援助，有些是提供獎學金或其他形式的協助，如捐贈食品，協助居民找工作等。人民行動黨將這些工作視為它同社區居民保持聯係的最重要環節。在為民解困的過程中，發出去的信件數以千計，撥的電話數以百計，不間斷地搭建橋梁，讓提供援助者可以協助需要的援助者。這是國會議員在自己所在的人民行動黨的一支義務工作者隊伍的支援下一直都在做的工作。李顯龍曾談到他接見選民時的一個有趣例子：自己選區的一名選民曾前來見自己。他投訴住家附近蚊子滋生。他還帶了許許多多被打死的蚊子為證，這些蚊子貼在三張紙上。李顯龍把這些蚊子轉交給主管市鎮理事會的陳文煥議員。最後，蚊子的問題解決了。當然，議員對於社區選民的協助並不一定都能成功。例如，那些受歡迎的學校的校長接到多封由國會議員替居民寫來的要求提供學額的信件，他們不可能一一答允所有的要求，校長們有權在執行教育政策時從自己的角度進行考量。為了更為有效地解決自己的問題，有些居民甚至不去向本區的國會議員求助，而寧可到部長接見選民的地點排隊輪候。他們認為，找部長也許可以使他們的個案獲得特別處理。但是，每星期都在豐加選區接見選民的交通及資訊科技部長姚照東說：人民行動黨的部長並沒有特別的權力，可在寄出上訴信時向政府官員施壓。他們隻是嚐試幫忙那些可能不知道什麽才是正確途徑的居民求助，他們提供的協助可能是更清楚地向當局反映他們的問題。
人民行動黨要更加接近群眾，人協將協助它在民眾聯絡所舉辦各種活動，讓民眾參與，以此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傾聽基層民眾的聲音，加強行動黨與群眾的聯係。人民行動黨在社區工作中深入下去，密切聯係它的人民，反映人民的意願。
在和諧社區建設過程中，南山區讓社區裏的黨員和國家公職人員在家門口“站出來”，亮出共產黨員身份，代表社區人的利益。“激活在社區的體製內傳統政治組織資源，將其‘嵌入’到體製外，去主動代表、表達、實現民意”[KG□2]黃衛平：《解放思想要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2008年1月8日《深圳特區報》。讓黨員和公職人員在所居住的社區“亮出身份”、“浮出水麵”，推動他們競選社區業主委員會成員，擔任樓長、片長，參與社區義工隊伍，努力將體製內黨的組織資源“嵌入”到體製外去代表民意、整合利益、引領社會，努力要求黨員、幹部真正成為多數民意的代表者、社會多元利益的整合者，以及人民群眾合法理性維權的引領者。在這一過程中，實行了黨員屬地化管理；黨員和公職人員掛點社區；實行社區黨建“三個全覆蓋”，即社區黨組織的全覆蓋、社區黨員管理和服務的全覆蓋、黨員在社區建設中作用發揮的全覆蓋；構建黨員“四個負責”機製，即在社區實行“黨員責任區”製度，做到黨員負責家庭，黨小組長負責樓棟，黨委（總支）委員負責小區，社區黨委（總支）書記負責社區，以增強社區黨組織及其黨員的凝聚力和滲透力；實行攜手共建和諧社區“十百千萬行動”，即培植、樹立和推廣十類社區組織典型，動員上百名黨員和國家公職人員競選業委會委員，動員上千名黨員和國家公職人員擔任樓棟長，發展上萬名社區義工。在南山許多居民社區，擔任小區黨小組長、業主委員會成員或樓棟長的黨員、國家公職人員，正在成為建設“和諧社區”的領頭人。讓黨員和國家公職人員特別是黨政領導幹部進入業主委員會，是提高業主委員會成員素質和大局意識的一個有益嚐試，南山的共產黨員和國家公職人員已成為建設“和諧社區”、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主導力量，他們在環保和社區管理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化解了小區矛盾，提高了社區黨員的威信。開展黨員“站出來”、“亮明身份”活動以來，小區裏出了問題、鄰裏之間發生了爭執，居民首先找的就是身邊的黨員、身邊的樓棟長，大量的矛盾糾紛解決在社區、化解在萌芽狀態，基本實現了“小事不出社區，大事不出街道”，形成了講文明、樹新風、守法紀、共和諧的良好局麵。以和諧社區建設為平台，創新執政黨的領導方式的做法，為現行體製下的政治和諧、製度和諧、社會和諧探索出了一條有效的途徑。這項創新，有力地促進了黨的領導同社區民主自治相結合，政府施政同群眾利益相統一，加強社會管理同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相協調。通過社區黨員“站出來”，“將體製內傳統政治資源嵌入到體製外去代表民意，整合利益，引領社會”，使黨對社會的領導方式得到了創新。黃衛平：《解放思想要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2008年1月8日《深圳特區報》。
人民行動黨的“幕後”工作與共產黨員的“台前”工作，隻是工作方法上的不同，但作為政治組織，兩個黨的工作目的是相同的，即服務廣大的社區居民，改善黨群關係，實現社區的和諧穩定。
三、增強社區聯誼以實現社群和諧：新加坡社區基層組織與南山區社區群眾組織之比較
新加坡的社區基層組織主要包括公民谘詢委員會、民眾聯絡所、俱樂部管理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民防協商委員會等，這在新加坡這個蕞爾小國，可謂“麻雀雖小，五髒俱全”。這些基層組織主要從事政府不及的社區服務事務，如經營老人樂齡中心、退休人員俱樂部、兒童音樂繪畫班、電腦、健美、舞蹈班，甚至開茶室、收藏室等，組織居民進行交流、搞聚餐活動、節日慶祝、歌詠比賽、搞環境保護等，總之一切能吸引、服務居民的事他們都幹。他們辦的這些活動雖然都是經營性的，但不營利，由於政府有補助，比其他完全商業性的經營廉價許多。此外，新加坡實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租屋比較發達。組屋設有居民委員會，它是義務為居民服務的群眾性自發組織。居民委員會的作用最大，它不僅是政府聯係群眾的紐帶，負責舉辦各種福利事業，而且還是通過組織形式多樣的活動來促進鄰裏和睦、種族和諧和社會團結。這些活動包括：鄰裏守望，民防演練，家政課程，教育旅遊，民眾對話會，唱歌，社區聯歡會等。這些活動使居住在同一組屋區的居民彼此增強認識與了解，更好地理解和響應政策措施。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發起成立的華社自助理事會，旨在資助勞動能力弱、收入低的弱勢群體和幫助在校貧困學生奮發上進。以“人人關愛社會”的共同價值觀營造“溫馨大家庭”的和諧氛圍，倡導成功人士積極參與慈善捐助活動和支持人人甘當“義工”，參與誌願服務。以政策引導人們關注社區事業發展，如捐款人可享受等額稅務扣除，輕微違法者可處罰為社區無償工作，社區診所就醫有優惠補貼。新加坡的這些基層組織――居民委員會、鄰裏委員會、公民谘詢委員會等，在實現建立一個和諧的多元種族國家的建國目標中的獨特作用，是它們存在的重要理由。把不同種族的群眾拉在一起的好辦法，即組織文娛演出。社區文娛演出的節目刻意表現出多元性，使得各族人民都能消除各種族之間的文化歧見，欣賞到彼此的歌曲、舞蹈和音樂。華族、馬來族、印度族和其他種族的緊密團結。維係和促進新加坡種族和諧的重要機製。發揚亞洲價值觀，重視家庭親情，鄰裏和睦，社會兼容。尊老愛幼、助人為樂、尊師重教、謙恭禮讓的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社會得到廣泛傳承張春陽：《新加坡政府主導下的基層組織研究――以角色理論為視角》，深圳大學管理學院碩士論文，2008年6月。
南山區和諧社區建設，是通過居民自己組建的群眾組織進行活動，使居民之間的關係變得融洽；居民通過互動，使鄰裏之間充滿愛心。這就猶如一劑強心針，把社區居民的關係緊緊地粘在一起。例如，粵海街道蔚藍海岸社區創建了“四有”關愛服務隊，目前服務隊有成員180人，他們通過喜事有祝賀、矛盾有調解、病困有慰問、故去有送行的活動，融洽了居民關係，拉近了鄰裏感情。“四有”關愛服務隊，將關愛行動帶進了社區、帶進了家庭，鄰裏關係更加和諧，感情拉得更近，社會治安也變好了。粵海街道浪琴嶼花園業主委員會，通過搭建平台，開展形式豐富的鄰裏活動；規範管理，構建和諧物業管理體係；加強協調，做好政府與居民的溝通橋梁等活動，使本小區的鄰裏關係大大上了一個台階。桃源街道和諧企業園區構建和諧勞動關係，促進和諧社區建設；龍聯社區“五老愛心社”發揮“五老”優勢，讓中小學生在社區健康成長；桃園社區“陽光心語”驛站讓單親母親擁有陽光般的心態。南山區通過各個社區的有特色的互動方式，鄰裏關係變得更加和睦。此外，南山區通過提出“一社一策”的創建要求，打造文化社區活動，使社區居民的文化素養得到提升，社區的和諧環境變得“好起來”。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區提倡孝道為魂，大力打造尊老愛幼為主題的孝道文化，努力建設特色文化社區。花果山社區立足社區，大力弘揚孝道文化；以服務為載體，倡導孝道文化新理念。在花果山，孝已經不是一個字，而是一種行為，一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諧，愛國、敬業、平等、保障、共享、和諧構成了新時期孝道文化的新理念陳海濤、鍾國華：《孝道為魂，努力建設特色文化社區》，南山區和諧社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網站，www。szns。gov。cn/hxb/JyJL/2009010565479，shtml。。針對深圳是個移民城市的特點，非戶籍人口多，很多人都缺乏對深圳的歸屬感的情況，南山區通過業主委員會的形式與外來移民加強溝通交流，保障他們的權益，把在深圳的房產作為他們歸屬的心理依存的載體。通過一係列活動，很多非戶籍人員也感到自己成為了深圳人。南山區的這些群眾組織在社群和諧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分擔了政府的憂愁，增強了社區居民的向心力、凝聚力，使社區的關係和諧起來。
新加坡的社區組織和南山區的群眾組織，都是聯係居民最緊密最有效的組織，這些組織的親和力、影響力是社區和諧的最有利的保障，也是讓社區居民最為值得信賴並參與進來的組織。通過社區組織的聯誼活動，增強了社群的和諧。
總之，以人為本、服務至上的社區發展理念是社區建設的核心，體製是實現社區自治的製度保障，整合社區資源、全方位地為社區提供服務是社區發展的有效途徑，社區居民積極廣泛的參與是社區發展的重要基礎，政府引導、民間自助是推進社區發展的方向。新加坡的國情與我國有很大不同，在社區建設方麵有許多具體做法因為要受到多方麵因素的製約，我們不一定要照搬。但是其先進的思想和科學的內涵我們是應當學習的，應當使其本土化，與我們自己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推進南山社區建設健康發展。
（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研究生）
§§四、“紀念鄧小平訪問新加坡三十周年講座”部分演講
在經濟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樣化的大背景下，社區治理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社區自古以來就被認為是人類生活的基本場所。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中指出：“社區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範圍內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城市社區的範圍，一般是指經過改革後做了規模調整的居民委員會的轄區。社區是共同性和親密的夥伴關係。社區體現的人際關係是一種親密無間、守望相助、服從權威且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風俗習慣的人際關係。社區是居民居住的主要區域，社區的和諧穩定是一個社會安定的基礎。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要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機製，擴大基層群眾自治範圍，完善民主管理製度，把城鄉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胡錦濤：《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報告》，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社區治理既要借鑒先進國家的經驗，也要根據本地實際自主創新。一方麵，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城市國家新加坡，不僅在短短的四十多年中取得了巨大經濟成就，在社會穩定方麵也取得了相當驕人的成績。他們的社區建設是社會良好秩序的保障。其成功做法能給予我們有益的啟發。另一方麵，作為我國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城市，深圳市在經濟成績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的同時，在社會穩定上也有比較成熟的做法。深圳市南山區在建設和諧社區中，針對本區的實際情況，采取一係列製度措施，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比較新加坡經驗和南山區實踐，有利於我們更好地探析構建和諧社區的方法路徑。
一、貼近民眾以實現官民和諧：新加坡國會議員接見選民、訪問選民與南山區人大代表工作站（室）履職之比較
新加坡現行的製度是議會共和製，選區的劃分與社區的關係比較緊密。新加坡社區組織是以選區為基礎，社區組織的活動範圍以選區為基本單位。定期接見民眾是新加坡國會議員的一項例行工作，是新加坡實行代議政治的要求。這有助於增強議員的服務性、親和性以增進自身代表力的有效方式。議員接見選民都是利用業餘時間，每星期一次，一般是在晚上開始，往往要到深夜結束。其程序主要包括四個環節：[1]求見登記，即求見議員的選民到議員接見選民的處所進行登記。求見者進門後須交上身份證給工作人員，填一張表格，領取一個號碼，然後在外廳等候。[2]求見者向工作人員詳談所要反映的問題。該環節由5至7個誌願者分別接談，並做詳細記錄。[3]打印談話內容，即由接談者將記錄下來的情況交打印室統一打印到印有“人民行動黨”標誌的專用信紙上。[4]議員按順序接見來訪民眾。由一位工作人員負責將打印好的情況交給議員，並將求見者引見給議員。議員和來訪民眾見麵，進一步核實情況，能夠當場解決的問題當場予以解決，不能當場解決的問題，便在打印好書信內容的專用信紙上簽上自己的名字（該信件被稱為議員的“請願信”），將其傳真給政府有關部門和機構。政府部門和機構則必須在一個星期內直接回複給當事人。也會一周隔一周地輪換著在兩個地方接見選民。為了便於選民掌握會見的時間和地點，議員們會專門印刷一張帶有接見選民日程表的賀年卡。這張帶有日程表的賀年卡製作精美，上麵寫著“新年進步，萬事如意”的吉利話。議員會在頭年歲末將它送到每個選民家裏。選民有了這張卡，按照卡上標明的時間和地點前來拜訪，就定能找到議員。定期接見選民是新加坡國會議員的一項規定要做的工作。人民行動黨議員固然要定期接見選民，反對黨議員同樣要定期接見選民。反對黨議員詹時中先生接見選民的所在地，接見選民的場景，與工作人員的工作之認真、態度之誠懇，同樣令人感動、欽佩。
國會議員接見選民的幾個案例記錄如下引自《國會議員接見民眾觀摩記》，http：//www。qhddj。com。cn/tbtj/defalut-32.asp：
其一，一印度族中年女性，離異，無業，手機欠費200元，稱無錢交納，向議員求助。成漢通議員提出了兩個解決辦法：一是向電信公司反映，爭取分期付款；二是可考慮幫她找一份社區清潔工的工作，獲取收入後，手機費從薪金中直接分期支付給電信公司。中年女性滿意而歸。
其二，一男性老者，看上去70多歲，腿有殘疾，無固定收入，租住一間組屋，無力交納每月50元的房租費，子女也不願贍養，請議員幫忙解決。成姓議員安慰了老者一番，答應給予協調。老人走後，成姓議員對代表團成員說，過去子女不管老人的事情很少，現在有些年輕人既不願意和父母在一起居住，也不為他們交房租，實在是不應該呂元禮：《新加坡為什麽能？》，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56頁。
其三，一對中年夫婦，男為孟加拉人，女為華人。男離異帶一男孩，女前夫亡遺下兩子。兩人結婚後又生一小孩。家庭有困難請求幫助。成議員耐心傾聽，並提出了解決辦法。中年夫婦走後，成姓議員苦笑道：“這關係好複雜啊。”
其四，一年輕女子，帶一9歲女兒。女子為新加坡公民，小孩在馬來西亞所生，因無新加坡國籍，就學遇到問題，要求入籍。成議員當場答應予以解決，母女高興而去。議員對代表團成員講，這個問題以前不好辦，因為新加坡法律規定，夫婦在外國所生子女，如男方是新加坡公民，子女可以擁有新加坡國籍；如男方是外籍，女方即便是新加坡公民，孩子也不能擁有新加坡國籍。這顯然是不公平的。所以，最近國會剛剛通過一個法案，規定即便隻有女方是新加坡公民，在外國生的子女也可以擁有新加坡國籍。一般來說，議員一晚上要接見幾十個民眾，每周進行一次，不管碰到什麽樣的問題，都要耐心解釋，傾心安慰，盡力解決。作為選民的代議士，議員對於選民的要求，往往必須知其不可而為之。而國會議員所能做的，就是在體製條例的隙縫間，為選民爭取個別情況的伸縮破例。
訪問選民。訪問選民是指國會議員進行挨家挨戶的訪問。按照規定，國會議員必須在兩年內遍訪自己選區的選民。走訪時，如果選民不在家，就留下一張印有英文、中文、馬來文、印度文等四種文字的短信。信中說，剛剛到貴戶進行常例訪問，剛巧不在，如有事，請找本人幫助，可以在每星期接見選民的時間（一般在晚上）前來與他會談。上述活動都是服務性質，不收取任何報酬。因為服務選民是議員應盡的義務。國會議員通過接見選民、訪問選民的工作，切實掌握了社區選民的訴求，把矛盾和問題及時給予解決。這種把社區居民的任何事情都不作為小事來對待，從而防止產生大的社會問題的做法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南山區通過人大代表工作站（室）的工作方式，為社區建設提供了新的意見反饋途徑和問題解決渠道。有學者將其稱為“將體製外的民間政治參與訴求‘吸納’到體製內來有序釋放，實現公民自主參與的有序化”黃衛平：《解放思想要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2008年1月8日《深圳特區報》。2004年，南山區創建招商街道人大代表工作室和南山街道月亮灣片區人大代表工作站。前一個試點由區人大和街道、黨工委安排區人大代表深入社區，定期接待群眾來訪，及時將群眾反映的問題轉辦，及時反饋處理結果。為何要在街道設立人大代表工作室？南山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曾源說，以前各街道辦沒有固定的人大代表工作與活動場所，因此，老百姓不方便與人大代表溝通，代表們的活動也較少，為了方便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代表們與老百姓的聯係，區裏決定設立街道人大代表工作室。據介紹，西麗街道人大代表工作室配有主任、副主任和聯絡員各一名，他們將負責代表活動的組織、聯絡、協調、服務等工作，協助代表接待選民、進行專題視察、交流心得，加強代表與群眾的聯係。同時，群眾可隨時到工作室反映問題。“以前想找人大代表反映問題總是要等到代表接訪日，現在則變成天天可接訪。而且轄區14位人大代表的照片、職位和聯係方式都懸掛在代表工作室的牆壁上，一目了然。我們可以根據反映問題的不同類型，選擇不同的人大代表。這樣就可以用最快、最直接的方式向人大代表們反映我們生活中遇到的問題了”南山區和諧社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深圳市南山區和諧社會社區建設資料匯編》，2008年12月，第46頁。設立人大代表工作室的做法已在全區街道推廣。
後一個試點采取聘用人大代表聯絡員的機製，由人大代表聯絡員負責聯係人大代表和居民，定期到社區與居民交流，搜集民情民意；受人大代表委托對社區內一些公共問題進行研究分析，通過人大代表形成提案，提交政府職能部門解決，並跟蹤辦理進度；對片區內的環保、治安等公共事務進行監督和協調，針對熱點問題、重大問題，協助人大代表以及有關組織、政府有關職能部門、公共輿論部門與居民進行討論協商，促使問題妥善解決。最先設立人大代表工作站的月亮灣片區有12個住宅小區，5萬多居民。由於曆史原因，片區存在大量汙染工廠，同時由於其位於港口的疏港大道旁，近年來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片區成了一個集交通、汙染、治安等多種難點問題於一身的問題社區。由於片區內居住環境惡化加劇了居民不滿情緒。政府對群眾的意見很大程度上無法全麵了解，矛盾得不到及時解決解決，導致部分居民出現比較激烈的集體行動，加劇了社區問題的複雜性。2002年5月，由於西麗的垃圾發電廠將要搬遷到月亮灣周圍，這使得當地居民反應強烈，自發組織起來進行抵製，進行對抗行為。針對這一情況，南山街道辦事處發動當地的人大代表到社區居民當中了解情況，通過人大渠道向有關政府部門反映問題、加強政府部門與居民的溝通等措施，多方疏導，頗費周折才平息了事件。2002年底，出於解決社區內各種公共問題的需要，借鑒當年5月份人大代表在參與解決片區問題、溝通居民與政府部門關係、反映片區問題的成功經驗，在南山街道辦事處的支持下，敖建南等五名熱心人士當上了義務聯絡員，以“月亮灣片區人大代表工作站”的名義開展公益性活動。其主要功能是：加強社區居民、人大代表、政府部門等的溝通，將居民的意願反映給人大代表、政府部門；借助本社區人大代表的作用，向有關政府部門開展工作，以使政府部門決策有利於社區居民；同時也向居民傳達政府部門的信息，幫助政府部門做社區居民的工作。2005年4月25日，南山街道辦事處給“工作站”正式掛牌，作為街道辦事處“人大代表工作室”在月亮灣片區的延伸，由敖建南擔任“工作站”的站長。南山街道辦事處為“工作站”提供了辦公場地、設施，聯絡員也增至13人。“工作站”的工作分為三個方麵：[1]受人大代表委托了解民意，開展專題調研，為代表提出建議、意見或議案服務；[2]定期邀請人大代表與居民麵對麵交心座談；[3]參與片區公共事務管理，協助街道和社區解決居民反映的熱點難點問題。“工作站”的具體職責包括：[1]建立人大代表與片區居民便捷融洽的聯係交流機製，使選民對所選代表的了解、支持和監督落到實處；[2]關注片區社情民生的熱點、難點，為充分利用政府和民間的各種有利因素及有效資源解決問題而盡心盡力；[3]協調基層社會利益各方的相互平衡和相互禮讓，促進片區在多方共贏基礎上的和諧共處；[4]維護人大代表的權利和義務，維護片區居民的正當權益，通過不懈努力不斷增強廣大居民的家園意識、法律意識和公民意識。此外，為保證正常運作，“工作站”還建立了人大代表接訪、處理來信來訪、值班等多項工作製度，13名聯絡員每天輪流值班，接訪群眾，收集民意南山區和諧社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深圳市南山區和諧社會社區建設資料匯編》，2008年12月，第309頁。
隨著國家行政權力日益介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各種社會利益主體不可避免地與國家行政權力發生關係全天錫：《“人大代表工作站”運作評析》，雲南省人大常委會網站，會議專題，2007年1月23日。實質上，“人大代表工作站”是隨著社會利益主體與行政權力之間的矛盾關係發展的深化而出現的，它是社會利益主體在與行政權力發生關係時，為進一步節約成本而出現的一個成本節約載體。通過人大代表工作室（站）的製度設計，充分利用現有的政治資源，激發現行人大製度的政治生產力，為代表履行職責提供良好的平台，在居民、政府、人大代表等利益相關主體之間搭建了一座信息溝通、對話協商的橋梁，使各種民意訴求得到有序釋放，解決了社區居民利益的有序表達問題，提高了居民公共參與的製度化水平，從而在操作層麵發揮了人民代表大會製度這一根本性政治製度的優點。
無論是國會議員還是人大代表，都把反映社區居民利益作為履行職責的重要途徑，是代議形式的具體體現。兩者都具有一個相對固定的場所與本社區的居民進行溝通，聽取他們的需求、意願，通過相關程序解決出現的問題。這樣實現了議員、代表貼近民眾的關係，實現了議員、人大代表與社區居民的官民和諧，增強了社區居民的信任感和支持度。
二、加強服務以實現黨群和諧：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無處可見，無所不在”與南山區共產黨員“亮出身份”之比較
人民行動黨是新加坡的執政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工作作風是“無處可見，無所不在”，也就是說人民行動黨是站在幕後工作。在對基層社區的工作中，人民行動黨根據客觀形勢的需要，先後成功地塑造了人民協會、民眾聯絡所、公民谘詢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等一係列基層組織機構。由於統領這些基層組織的人民協會的最高領導人由總理出任，各個基層組織（以選區劃分）也由本選區的行動黨議員出任顧問，各個基層組織的主要領導也是行動黨黨員，這樣，基層組織也就實際上處在行動黨掌控之中。基層組織為民服務，也就是行動黨在為民服務，而基層組織服務內容之詳盡、服務方式之周到，又讓人感覺到行動黨的服務無處不在。人們慨歎：在新加坡社會，沒有黨的領導，隻有黨的服務。基層組織為民服務的重要目的，就在於爭取選民選舉行動黨上台，支持行動黨執政，通過這些組織，時刻同人民保持聯係。這麽做不隻是要了解他們的疾苦，同時也是要把他們組織起來，向他們灌輸對建設新加坡社會有幫助的各種社會意識。人民行動黨每周一次會見社區選民的所在地――人民行動黨黨支部被稱為“事務診所”。新加坡人在這些地方上的“事務診所”所發泄的牢騷，可以看作是這個國家成長過程的一種記錄。在20世紀70年代，人民主要的憂慮是失業和沒有房子住，議員經常替選民寫信申請的士牌照、小販執照或是申請組屋，或是要求在被徙置時獲得更好的賠償。八九十年代，當新加坡在經濟上迅速發展時，人們所憂慮的問題從主要是生活問題轉移到主要是提高生活素質的問題，例如，為孩子爭取名校學額，換一間新的更大的房子，成了新加坡人主要關心的問題。選民所提問題雖然發生變化，但是，套用人民行動黨自己的說法，該黨“至今保持不變的是接見選民的宗旨還是跟以前一樣，那就是為人民服務”。人民行動黨接見選民的宗旨：“接見選民是黨貫徹的基本政策之一。部長、國會議員和政治秘書以及盡職的黨幹部必須遵守這項原則：議員從人民中來，就得回到人民中去，孜孜不倦地、持續不斷地為人民服務。”
接見選民樸素的場景目前依然在新加坡各地重現。例如，在丹戎巴葛集選區的麟記區的議員辦事處辦公的歐進福博士就刻意使用十分簡樸而實用的家具，其中一些椅子和桌子已經用了十年。歐進福博士說：“人們來這裏是要向你傾訴心裏最焦急的事兒，把他們的秘密告訴你，他們需要感到自在，而不是害怕，”而且，“他們需要知道我是個怎樣的人――這就是我，我不是一個喜歡鋪張的人，我不會用一些很考究的家具。我是個要替他們把事情辦好的人。”據統計，1998年，共有5萬名選民在議員每周的接見選民活動中向議員求助，其中許多課題並不容易解決。例如，能否特別允許自己的外籍妻子每次居留超過兩個星期；能否替自己的丈夫申請當永久居民，他們沒有特別的技能，也沒有大學學曆。幫助居民解決這類問題的主要方式是寫求助信到有關的政府部門和法定機構。其他的援助方式來自公民組織和居民委員會，有些是提供財務援助，有些是提供獎學金或其他形式的協助，如捐贈食品，協助居民找工作等。人民行動黨將這些工作視為它同社區居民保持聯係的最重要環節。在為民解困的過程中，發出去的信件數以千計，撥的電話數以百計，不間斷地搭建橋梁，讓提供援助者可以協助需要的援助者。這是國會議員在自己所在的人民行動黨的一支義務工作者隊伍的支援下一直都在做的工作。李顯龍曾談到他接見選民時的一個有趣例子：自己選區的一名選民曾前來見自己。他投訴住家附近蚊子滋生。他還帶了許許多多被打死的蚊子為證，這些蚊子貼在三張紙上。李顯龍把這些蚊子轉交給主管市鎮理事會的陳文煥議員。最後，蚊子的問題解決了。當然，議員對於社區選民的協助並不一定都能成功。例如，那些受歡迎的學校的校長接到多封由國會議員替居民寫來的要求提供學額的信件，他們不可能一一答允所有的要求，校長們有權在執行教育政策時從自己的角度進行考量。為了更為有效地解決自己的問題，有些居民甚至不去向本區的國會議員求助，而寧可到部長接見選民的地點排隊輪候。他們認為，找部長也許可以使他們的個案獲得特別處理。但是，每星期都在豐加選區接見選民的交通及資訊科技部長姚照東說：人民行動黨的部長並沒有特別的權力，可在寄出上訴信時向政府官員施壓。他們隻是嚐試幫忙那些可能不知道什麽才是正確途徑的居民求助，他們提供的協助可能是更清楚地向當局反映他們的問題。
人民行動黨要更加接近群眾，人協將協助它在民眾聯絡所舉辦各種活動，讓民眾參與，以此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傾聽基層民眾的聲音，加強行動黨與群眾的聯係。人民行動黨在社區工作中深入下去，密切聯係它的人民，反映人民的意願。
在和諧社區建設過程中，南山區讓社區裏的黨員和國家公職人員在家門口“站出來”，亮出共產黨員身份，代表社區人的利益。“激活在社區的體製內傳統政治組織資源，將其‘嵌入’到體製外，去主動代表、表達、實現民意”[KG□2]黃衛平：《解放思想要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2008年1月8日《深圳特區報》。讓黨員和公職人員在所居住的社區“亮出身份”、“浮出水麵”，推動他們競選社區業主委員會成員，擔任樓長、片長，參與社區義工隊伍，努力將體製內黨的組織資源“嵌入”到體製外去代表民意、整合利益、引領社會，努力要求黨員、幹部真正成為多數民意的代表者、社會多元利益的整合者，以及人民群眾合法理性維權的引領者。在這一過程中，實行了黨員屬地化管理；黨員和公職人員掛點社區；實行社區黨建“三個全覆蓋”，即社區黨組織的全覆蓋、社區黨員管理和服務的全覆蓋、黨員在社區建設中作用發揮的全覆蓋；構建黨員“四個負責”機製，即在社區實行“黨員責任區”製度，做到黨員負責家庭，黨小組長負責樓棟，黨委（總支）委員負責小區，社區黨委（總支）書記負責社區，以增強社區黨組織及其黨員的凝聚力和滲透力；實行攜手共建和諧社區“十百千萬行動”，即培植、樹立和推廣十類社區組織典型，動員上百名黨員和國家公職人員競選業委會委員，動員上千名黨員和國家公職人員擔任樓棟長，發展上萬名社區義工。在南山許多居民社區，擔任小區黨小組長、業主委員會成員或樓棟長的黨員、國家公職人員，正在成為建設“和諧社區”的領頭人。讓黨員和國家公職人員特別是黨政領導幹部進入業主委員會，是提高業主委員會成員素質和大局意識的一個有益嚐試，南山的共產黨員和國家公職人員已成為建設“和諧社區”、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主導力量，他們在環保和社區管理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化解了小區矛盾，提高了社區黨員的威信。開展黨員“站出來”、“亮明身份”活動以來，小區裏出了問題、鄰裏之間發生了爭執，居民首先找的就是身邊的黨員、身邊的樓棟長，大量的矛盾糾紛解決在社區、化解在萌芽狀態，基本實現了“小事不出社區，大事不出街道”，形成了講文明、樹新風、守法紀、共和諧的良好局麵。以和諧社區建設為平台，創新執政黨的領導方式的做法，為現行體製下的政治和諧、製度和諧、社會和諧探索出了一條有效的途徑。這項創新，有力地促進了黨的領導同社區民主自治相結合，政府施政同群眾利益相統一，加強社會管理同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相協調。通過社區黨員“站出來”，“將體製內傳統政治資源嵌入到體製外去代表民意，整合利益，引領社會”，使黨對社會的領導方式得到了創新。黃衛平：《解放思想要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2008年1月8日《深圳特區報》。
人民行動黨的“幕後”工作與共產黨員的“台前”工作，隻是工作方法上的不同，但作為政治組織，兩個黨的工作目的是相同的，即服務廣大的社區居民，改善黨群關係，實現社區的和諧穩定。
三、增強社區聯誼以實現社群和諧：新加坡社區基層組織與南山區社區群眾組織之比較
新加坡的社區基層組織主要包括公民谘詢委員會、民眾聯絡所、俱樂部管理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民防協商委員會等，這在新加坡這個蕞爾小國，可謂“麻雀雖小，五髒俱全”。這些基層組織主要從事政府不及的社區服務事務，如經營老人樂齡中心、退休人員俱樂部、兒童音樂繪畫班、電腦、健美、舞蹈班，甚至開茶室、收藏室等，組織居民進行交流、搞聚餐活動、節日慶祝、歌詠比賽、搞環境保護等，總之一切能吸引、服務居民的事他們都幹。他們辦的這些活動雖然都是經營性的，但不營利，由於政府有補助，比其他完全商業性的經營廉價許多。此外，新加坡實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租屋比較發達。組屋設有居民委員會，它是義務為居民服務的群眾性自發組織。居民委員會的作用最大，它不僅是政府聯係群眾的紐帶，負責舉辦各種福利事業，而且還是通過組織形式多樣的活動來促進鄰裏和睦、種族和諧和社會團結。這些活動包括：鄰裏守望，民防演練，家政課程，教育旅遊，民眾對話會，唱歌，社區聯歡會等。這些活動使居住在同一組屋區的居民彼此增強認識與了解，更好地理解和響應政策措施。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發起成立的華社自助理事會，旨在資助勞動能力弱、收入低的弱勢群體和幫助在校貧困學生奮發上進。以“人人關愛社會”的共同價值觀營造“溫馨大家庭”的和諧氛圍，倡導成功人士積極參與慈善捐助活動和支持人人甘當“義工”，參與誌願服務。以政策引導人們關注社區事業發展，如捐款人可享受等額稅務扣除，輕微違法者可處罰為社區無償工作，社區診所就醫有優惠補貼。新加坡的這些基層組織――居民委員會、鄰裏委員會、公民谘詢委員會等，在實現建立一個和諧的多元種族國家的建國目標中的獨特作用，是它們存在的重要理由。把不同種族的群眾拉在一起的好辦法，即組織文娛演出。社區文娛演出的節目刻意表現出多元性，使得各族人民都能消除各種族之間的文化歧見，欣賞到彼此的歌曲、舞蹈和音樂。華族、馬來族、印度族和其他種族的緊密團結。維係和促進新加坡種族和諧的重要機製。發揚亞洲價值觀，重視家庭親情，鄰裏和睦，社會兼容。尊老愛幼、助人為樂、尊師重教、謙恭禮讓的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社會得到廣泛傳承張春陽：《新加坡政府主導下的基層組織研究――以角色理論為視角》，深圳大學管理學院碩士論文，2008年6月。
南山區和諧社區建設，是通過居民自己組建的群眾組織進行活動，使居民之間的關係變得融洽；居民通過互動，使鄰裏之間充滿愛心。這就猶如一劑強心針，把社區居民的關係緊緊地粘在一起。例如，粵海街道蔚藍海岸社區創建了“四有”關愛服務隊，目前服務隊有成員180人，他們通過喜事有祝賀、矛盾有調解、病困有慰問、故去有送行的活動，融洽了居民關係，拉近了鄰裏感情。“四有”關愛服務隊，將關愛行動帶進了社區、帶進了家庭，鄰裏關係更加和諧，感情拉得更近，社會治安也變好了。粵海街道浪琴嶼花園業主委員會，通過搭建平台，開展形式豐富的鄰裏活動；規範管理，構建和諧物業管理體係；加強協調，做好政府與居民的溝通橋梁等活動，使本小區的鄰裏關係大大上了一個台階。桃源街道和諧企業園區構建和諧勞動關係，促進和諧社區建設；龍聯社區“五老愛心社”發揮“五老”優勢，讓中小學生在社區健康成長；桃園社區“陽光心語”驛站讓單親母親擁有陽光般的心態。南山區通過各個社區的有特色的互動方式，鄰裏關係變得更加和睦。此外，南山區通過提出“一社一策”的創建要求，打造文化社區活動，使社區居民的文化素養得到提升，社區的和諧環境變得“好起來”。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區提倡孝道為魂，大力打造尊老愛幼為主題的孝道文化，努力建設特色文化社區。花果山社區立足社區，大力弘揚孝道文化；以服務為載體，倡導孝道文化新理念。在花果山，孝已經不是一個字，而是一種行為，一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諧，愛國、敬業、平等、保障、共享、和諧構成了新時期孝道文化的新理念陳海濤、鍾國華：《孝道為魂，努力建設特色文化社區》，南山區和諧社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網站，www。szns。gov。cn/hxb/JyJL/2009010565479，shtml。。針對深圳是個移民城市的特點，非戶籍人口多，很多人都缺乏對深圳的歸屬感的情況，南山區通過業主委員會的形式與外來移民加強溝通交流，保障他們的權益，把在深圳的房產作為他們歸屬的心理依存的載體。通過一係列活動，很多非戶籍人員也感到自己成為了深圳人。南山區的這些群眾組織在社群和諧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分擔了政府的憂愁，增強了社區居民的向心力、凝聚力，使社區的關係和諧起來。
新加坡的社區組織和南山區的群眾組織，都是聯係居民最緊密最有效的組織，這些組織的親和力、影響力是社區和諧的最有利的保障，也是讓社區居民最為值得信賴並參與進來的組織。通過社區組織的聯誼活動，增強了社群的和諧。
總之，以人為本、服務至上的社區發展理念是社區建設的核心，體製是實現社區自治的製度保障，整合社區資源、全方位地為社區提供服務是社區發展的有效途徑，社區居民積極廣泛的參與是社區發展的重要基礎，政府引導、民間自助是推進社區發展的方向。新加坡的國情與我國有很大不同，在社區建設方麵有許多具體做法因為要受到多方麵因素的製約，我們不一定要照搬。但是其先進的思想和科學的內涵我們是應當學習的，應當使其本土化，與我們自己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推進南山社區建設健康發展。
（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研究生）
§§四、“紀念鄧小平訪問新加坡三十周年講座”部分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