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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加坡經驗與中國的政治發展
（發言稿）
黃衛平
我本人不是專門研究新加坡的，但是因為我的同事呂元禮教授長期研究新加坡，我也跟著他一起對研討新加坡政治很有興趣。現在就在這裏與大家交流一下我個人的一些粗淺看法。因為講新加坡經驗，尤其是講到小平同誌30年前訪問新加坡對於改革開放產生的啟迪和推動，我相信很多朋友會有同感。
一、中國的改革開放決策層為何重視學習新加坡經驗
大家都知道鄧小平30年前即1978年的11月份訪問新加坡，12月份中共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了，1992年小平同誌南方講話特別提到了新加坡，指出新加坡的社會秩序比較好。最近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又在呼籲新一輪的思想解放，也提到了學習、借鑒、“叫板”新加坡的問題。也就是說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中，新加坡一直成為中國學習借鑒的一個特定對象。為什麽會這樣，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是由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特性所決定的。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在中共的領導下，主動、自覺地對黨的傳統政治理念和執政方式的“糾錯”和適應時代潮流的“順勢”而為，可以說有時候“糾錯”和“順勢”的行為是交融在一起的。順應時代潮流就是糾正過去一度背離時代潮流的做法，所以這是一個事物的兩麵。按照官方主流的語言叫做“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這是對傳統體製弊端的糾正，是改革傳統體製機製的弊端，向發達國家開放，實現趕超型現代化。中國實際上從鴉片戰爭之後，一直在救亡圖存，追求能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希望能夠恢複一個大國的尊嚴，追求國富民強。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現代化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也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實現國家現代化。而這樣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是由觀念變革來推動的，這就是為什麽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共要不斷地呼籲著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因為如果沒有這種思想解放，從最高決策者一直到普通老百姓，一直把思想禁錮在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的框架之內，就不敢也不願去推動這個改革。因此在中國粉碎“四人幫”以後相當一段時期，中國的決策者在尋求中國向何處去，未來的發展道路是什麽的時候，曾經在1978年、1979年派出了大批的黨政官員到世界各國訪問，考察和學習，特別是去發達國家，實際上就是要轉變觀念，從“唯我獨革”、“唯我獨尊”的夜郎自大，轉而放眼世界，向發達國家開放，擺脫國民經濟麵臨崩潰邊緣的危機。所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前後，中國有大批的黨政官員到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發達地區去考察，其中就包括了30年前小平同誌到新加坡，也包括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日本，也包括1979年1月鄧小平訪問美國。可以說這是標誌著中國開始向世界發達國家和亞洲現代化先進國家和地區學習，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這都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發生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領導人是高度重視包括美國、日本在內的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並且是以此作為現代化標準的。其實，鄧小平當初在訪問日本，訪問歐美的時候，就提到了中國的現代化目標，就是要在20世紀末達到當時的歐美、日本水平，這是鄧小平當時的判斷。當時他說：“我們所說的在21世紀末實現的現代化，是指比較接近當時的水平。世界在突飛猛進地前進，那時的水平，例如日本就肯定不是現在的水平。我們要達到日本、歐洲、美國現在的水平就很不容易，要達到二十二年以後的水平就更難。我們清醒地估計了這個困難，但是，我們還是樹立了這麽一個雄心壯誌。”鄧小平講得很清楚，他老人家顯然是把發達國家包括歐美、日本的經濟發展程度和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作為現代化追求的重要的尺度和標杆。僅就這一點，對一位老共產黨人而言就極其難能可貴。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領導層是高度重視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現代化經驗，並以此作為中國現代化的參照，但為何又特別強調新加坡經驗？我個人認為是這樣，理由有以下四點：
（1）新加坡是發展中的亞洲國家“趕超型”現代化的典型，包括新加坡引進外資的經驗對中國極具啟迪意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因為歐美都是原生型的、原發型的現代化國家，學習新加坡對中國更有相當的可參照性。
（2）新加坡人口中絕大多數與中國文化相通，有利於激發民族精神。新加坡人口中有相當多的華人，跟中國的文化傳統比較相通，比較適合中國人在政治文化心理上的認同。我記得美籍華人、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教授曾經講過，他認為他所做的貢獻就在於改變了華人認為不如西方人的心態，他認為他至少在科學方麵做到了這一點。中國人理直氣壯地呼籲學習新加坡，在政治文化心理方麵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尤其是我們知道中國官方不會明確直接地說我們要學美國，因為美國在相當長的時期是世界頭號資本主義超級大國，是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的頭號敵人，說學美國往往是當時絕大多數人極其忌諱，連想都不敢想的。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的，當初鄧小平訪問美國的時候，就明確地對美國人民表示：“你們的很多成功經驗對我們很有借鑒意義。我們願意向你們學習。願我們兩國人民友誼和合作之船沿著穩定和富有成果的航線揚帆遠航。”鄧小平所說絕非虛偽的外交辭令，因為，在鄧小平看來，二次大戰後，世界上跟著美國的國家大都富了，而跟著蘇聯的國家都窮。這是鄧小平一個非常樸素而直觀的觀點：蘇聯模式的所謂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國家有競爭力。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在向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學習美國、學習西方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參照。但是美國在很長時期是中國意識形態的對立麵，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領頭老大，中國共產黨非常不適合突然180度掉頭說向美國學習，這在政治上是危險的。另外，鄧小平訪日的時候，也是對他推動改革開放有重大刺激的，鄧小平坐新幹線從東京去關西，馬上就感覺到這個速度在催人奮進。他直言“這次訪日，我明白什麽叫現代化了”，這也是鄧小平的直觀的感覺。中國領導人包括胡錦濤同誌近期在日本訪問時都強調日本在現代化進程中在亞洲國家裏是率先的，值得中國學習。但是由於眾所周知的曆史原因，中華民族也不太適合很高調地說要向日本學習，尤其是還有很多曆史問題、民族感情方麵的顯性或隱性的心理障礙。由於這些因素，中國說向新加坡學習挺理直氣壯的，各級領導都可以說，沒有什麽心理障礙和意識形態的桎梏。
（3）新加坡在經濟市場化的同時，繼續保持了秩序與權威，鄧小平在政治上特別重視這一點。中國為什麽喜歡強調學習新加坡呢？新加坡在經濟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同時，繼續保持了秩序和權威，特別是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這一點鄧小平是特別看重的，這是從政治上對新加坡體製的認同。所以1992年南方講話的時候，鄧小平還特別強調了這一點，強調了新加坡的社會秩序。這對於正處於社會全麵轉型期的中國尤為重要。
（4）新加坡作為現代化的城市國家與中國的香港一樣，其成功經驗特別值得中國沿海一些最先發展起來的城市學習、借鑒。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水平高，尤其是在各種資源比較稀缺的條件下和地緣政治的不利環境中，能夠創造經濟的奇跡，能夠創造很高的經濟效益和發展速度，就全世界而言，都表明新加坡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都很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要講希望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再造幾個香港，而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說要深圳“叫板”新加坡，基本上都是從這個層次上來講的。所以中國的一些沿海發達城市來學習新加坡這樣一個成功的城市國家和學習香港一樣，很有針對性。
從以上四個方麵說明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決策層強調要學習新加坡的原因。
二、中國改革進程中在哪些層麵特別需要學習新加坡
（1）從現代化城市規劃角度而言，新加坡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城市國家，可能不同的人對新加坡模式有不同的看法，也可能有不同的批評意見，但這個不重要，新加坡無疑是亞洲國家中非常成功的典範。有人認為新加坡是個小國，對中國這樣的超大型國家沒有什麽借鑒意義。我不認為是這樣，世界上小國家多的是，有哪一個如新加坡這樣在地緣政治極為不利和自然資源奇缺的條件下，取得如此成功。新加坡的市政規劃、公共治理、環境保護等方麵的具體經驗很值得中國許多城市學習。
（2）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而言，新加坡在各種資源奇缺的條件下，經濟發展成功的經驗，也值得中國許多城市在資源硬約束條件下進一步發展經濟時學習。我覺得我們深圳市的領導對這一點也是深有感觸的。深圳市各種各樣的資源越來越稀缺，土地資源、水資源、能源，包括人才資源都是很稀缺的，而且越來越碰到了發展的瓶頸。今後怎麽發展？所以深圳的上一任的市委書記李鴻忠就已經開始覺得深圳的發展速度可能不能繼續保持了，所以強調要“效益深圳”了。他認為要從“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發展。深圳已經表示不再片麵追求GDP了，不再在中國的大城市中爭老大了。尤其是深圳隻有不到2000平方公裏的土地，廣州約有6000平方公裏，蘇州大概是7000多平方公裏，認為深圳在資源方麵，如土地方麵越來越不占優勢了。GDP總量被廣州、蘇州超越是必然的趨勢了。汪洋同誌來了以後強調要學習新加坡，叫板新加坡，意思就是說拿深圳現有的狀況與香港和新加坡比，還差得很遠，差距還很大，包括在人均GDP方麵。所以從這個角度，我覺得新加坡也是很值得中國的很多城市學習的，深圳要學習新加坡在創造人均GDP，每平方公裏的GDP方麵的經驗，學習新加坡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
（3）從政治和社會建設的角度而言，新加坡的法治、新加坡的廉政、新加坡特色的民主、新加坡的基層組織建設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危機意識，也都很值得中國在進一步深化改革中學習、借鑒。包括深圳等很多基層社區的和諧社區建設，有很多方麵的探索都是在學習和借鑒新加坡的經驗。深圳也建立了一批人大代表聯絡站，無非就是讓人大代表定時、定點、定期接待選民。因為中國傳統的人大代表製度是不強調人大代表去自覺代表自己選區的選民利益的，而是抽象地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人大代表在製度安排上是屬於業餘、義務、兼職的。這種狀況已不再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民群眾日益高漲的法治意識和參與要求。在深圳的個別社區就率先出現了群眾自發的競選人大代表和組建人大代表聯絡站現象，也有社區的“意見領袖”開始探索協助人大代表定時、定點、定期接待選民，聽取選民的意見，以便把選民的意見回饋到政府的決策係統裏麵去。現在深圳正在做這方麵的努力，爭取逐步使人大代表聯絡站製度化，也取得了一定的實效。包括我們的呂教授一直在深圳，在全國各地廣泛地介紹新加坡經驗，對於推動基層社區建設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三、新加坡經驗對中國政治發展的若幹啟示
雖然新加坡是一個很小的國家，而中國是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但有些事我覺得是相通的。
（1）新加坡執政當局沒有意識形態的束縛，隨時根據需要進行變化調適，也就是呂元禮教授指出的李光耀強調以“行得通”為原則，與中國改革決策層不斷解放思想，強調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有異曲同工之妙。
雖然中國和新加坡在形式上是有很大區別的。中國是以意識形態立國的，強調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直到科學發展觀是中共的指導思想，中共執政的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來源之一無疑是意識形態，中國最高領導層必須是馬克思主義的權威解釋者，否則在政治上是危險的。所以從這一點看，中國看起來是非常強調意識形態的，這和新加坡不同。但事實上中國的改革開放最高決策層每次在關鍵時刻就出來呼籲進一步解放思想，實際上就是要突破意識形態障礙。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探討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在當下的特定政治語境中，解放思想的含義是什麽？解放什麽思想，從什麽思想中解放出來？我認為，第一，這個解放思想不是抽象地說從各種錯誤的、不合時宜的思想中解放出來，這個太空洞了，等於是說我們要糾正一切錯誤，這個太抽象了，幾乎是沒有具體內容的“絕對真理”。而實際上當代中國政治語境中的“解放思想”是有特別內涵的。第二，也不是講從西方的政治文明的話語霸權中解放出來。因為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中講不能照搬西方，不能模仿西方，正是中國主流意識形態，把西方意識形態視為是腐朽的，因此否定西方，這是不需要解放思想的。第三，也不是說要從中國傳統文化的思維慣性中解放出來。“五四運動”後中國的革命文化一直是以打倒孔家店為標榜的，一直是把傳統文化看成是封建主義的，雖然，中國的封建主義傳統根深蒂固，但中國官方傳統的意識形態從來是“階級鬥爭”而不是“溫良恭儉讓”和“仁義理智信”。第四，中國當代政治語境中的“解放思想”，實際上是中國改革決策層要從中國共產黨自己的傳統意識形態框架中解放出來。
文革以後的第一次解放思想就是1978年的真理標準討論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真理標準的討論是從哪裏解放出來的呢？就是從毛澤東晚年的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教條中解放出來的，從“兩個凡是”中解放出來，簡化地說就是從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與悲劇中解放出來。如果我們不從那裏解放出來，就談不上改革開放和結束文革，就談不上鄧小平出來主持工作，就不可能將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從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中來。
第二次思想解放就是1992年小平同誌的南方講話和中共十四大。這一次思想解放是從哪裏解放出來呢？實際上是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帶有猜測和假說性質的理論教條中解放出來，如果沒有這次思想解放，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怎麽可以搞市場經濟呢？在意識形態上說不通，所以鄧小平要推動這次思想解放。正是因為有這兩次思想解放才有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
所以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的領導層，一方麵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傳統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基礎，另一方麵，它又強調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它把這兩者看成是相互辯證的關係。我最簡單地舉個例，最近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三十周年有一個重要講話，這個講話中就有一段強調我們既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要堅持改革開放，要把這兩方麵統一起來。他講“既以四項基本原則保證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又通過改革開放賦予四項基本原則新的時代內涵”，在我看來這是有很高政治智慧的，既強調了改革開放的政治導向和價值導向，堅持了共產黨對改革開放的領導；同時又強調了四項基本原則也必須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不斷解放思想，更新內涵。那就是說四項基本原則是必須堅持的，但四項基本原則的內涵和解釋卻必須與時俱進，要隨著改革開放不斷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這就是呂元禮教授喜歡講的從“社會主義就是好”轉變為“好的就是社會主義”。這是一個非常理性和現實的判斷，正是有這樣一套有很高政治智慧的特殊政治語言，實際上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高度的彈性、靈活性和開放性，所以體現了中國領導人和決策層的理性與睿智。而這一點我認為是和新加坡李資政的“行得通為原則”不謀而合的。如何在特定意識形態的前提下，將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統一起來，表現了中國領導人的遠見卓識。
（2）新加坡的法治建設與新加坡特色的民主政治，基層組織建設，對於中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民社會的逐步成長和人民政治參與的漸進發展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中國的領導人從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接受人類所共同追求的一些最基本的價值，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自由平等、文明和諧。我認為是在不斷地認同這些價值。中國領導人既肯定人類有共同的基本價值，又強調中國特色；既尊重曆史，又順應潮流；是既讓人民對未來不斷抱有希望和期待，又充分考慮現實利益格局和力量對比的明智之舉。因為大家都知道政治是一個可行的藝術，它在現實生活中必須考慮到各種力量的對比，不是說可以率性而為，想當然的。現實中的中國，由於改革開放的發展，利益已經高度地分化了，所以這個社會就會經常出現一些矛盾和衝突，存在問題實際上也是非常正常的。那麽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走什麽路會不時地擺到中國的改革決策層前麵。
胡錦濤在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代表黨中央明確指出：“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這是很有現實針對性的論斷，引起海內外媒體關注。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和轉型。很多人喜歡用狄更斯在當年描寫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小說《雙城記》開頭的名句來描述中國的情況：“這是最好的時期，也是最壞的時期；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任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無量，同時又感到希望渺茫；我們一切奔向天堂，我們全都走向另一個方向……”
毫無疑問，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推動著中國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可以說，這三十年的發展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好的曆史時期，中國的改革開放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不斷解放思想，循序漸進，先易後難，逐步發展，保持了長期的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的基本穩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深入，各種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自由、平等、和諧、人權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中國已經在經濟總量、綜合國力和承擔的國際義務上日益成為世界上名副其實的“負責任的大國”，並正在應對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中發揮重要的積極作用。
但同時，由於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社會體製（包括教育、醫療、社會保障）、文化體製，特別是政治體製的改革相對滯後，產生了一係列的嚴重問題，不僅表現為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嚴重，更表現為社會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日益嚴重的腐敗現象難以遏製，社會道德滑坡，誠信缺失，貧富懸殊，各種社會矛盾加劇，近來更是重大的群體性事件和公共安全事故頻繁發生。這對中共領導的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帶來了極大挑戰，改革麵臨著如下困境：
一方麵是有人因目前社會麵臨的各種矛盾加劇和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尚待完善而出現的各種問題，而否定我國改革的市場化、民主化的發展方向，要重走“僵化封閉的老路”，總想用“文革”時代習以為常的“階級分析”方法和“階級鬥爭”理念來解讀改革開放；他們表麵上否定的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實際上沿襲了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前極左時代的思維邏輯，將人類創造的大部分優秀文明成果如“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統統歸到“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名下。這不僅嚴重敗壞了社會主義的聲譽，而且還堵塞了社會主義的自我更新之路，本質上是以“鬥爭”為本和以“階級”為本，來煽動民粹主義情緒；不僅與中共關於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念不符，而且與“以人為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四位一體的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相對立，實際上是與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新時代背道而馳。這種現象固然與舊的傳統習慣勢力有關，但更主要的是與改革開放帶來的新的巨大的利益分化有關。由於改革開放以來的曆次思想解放隻是在公共政策的製訂中衝破了一些已經陳腐了的意識形態理論教條的束縛，但尚未在理論上係統地對這些教條做價值清理，因此，當現實中出現問題和矛盾時，有人就會自覺不自覺地用傳統理念來解釋，借助傳統意識形態教條來掩飾和維護自己的特定利益。如果這些人的邏輯能夠成立，那就是要重走“文革”反“走資派”的老路，這必將是中華民族的巨大災難。
另一方麵是又有人以各方麵改革尚未配套，各種體製性障礙有待破除，“黨和國家工作中還存在缺點和不足，人民群眾還有不少不滿意的地方”，而懷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急於要“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否定黨對改革開放的領導，不顧中國的曆史發展和現實國情，想要篡改當代中國政治語境中“改革開放”和“政治體製改革”的原意是在中共的領導下社會主義政治製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試圖照搬西方政治製度的模式，本質上是否定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從而勢必挑起嚴重的社會分裂和對抗。鄧小平早就指出“其實有些事情，在某些國家能實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國家也能實行。我們一定要切合實際，要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決定自己的製度和管理方式”，如“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權分立，多黨競選，等等。我們並不反對西方國家這樣搞，但是我們中國大陸不搞多黨競選，不搞三權分立、兩院製。我們實行的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製，這最符合中國實際”。這裏鄧小平並沒有從價值層麵上去否定西方國家的製度，而是從現實的可行性層麵否定了簡單模仿西方製度的可能性，並充分肯定了開發和挖掘現行政治製度資源的合理性。也正如胡錦濤所指出的“我們需要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絕不照搬西方政治製度模式”，因為“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模式”。對於一個經過艱苦卓絕的長期革命戰爭，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價而贏得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對於一個已經有六十年曲折發展曆史，並正在改革開放中獲得偉大覺醒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幻想“改旗易幟”的政治企圖，都是極其錯誤的。因為其完全忽視了中共的執政地位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曆史的選擇和人民的選擇，完全忽視了中共領導的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而任何企圖推行斷裂式製度變遷是必然需要支付高昂的社會成本，由此必然引發的社會分裂、政治動亂對廣大人民群眾更是巨大的災難。
針對上述兩種傾向，胡錦濤代表中共再次重申“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必由之路”；“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績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並明確“我們既不能把書本上的個別論斷當做束縛自己思想和手腳的教條，也不能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東西看成完美無缺的模式。我們要適應國內外形勢新變化、順應人民新期待，堅定信心，砥礪勇氣，堅持不懈地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繼續推進經濟體製、政治體製、文化體製、社會體製改革創新，加快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步伐，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製機製弊端”，就是要堅定不移地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不移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從而斬釘截鐵地拒絕了前述兩種絕然相反，又殊途同歸的選擇。
但同時胡錦濤又充分認識到持有前述相互對立不同價值觀的社會群體畢竟也是人民群眾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極具政治智慧地表示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既以四項基本原則保證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又通過改革開放賦予四項基本原則新的時代內涵，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於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也就是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改革開放的價值導向，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中共執政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基礎，是必須堅持的，但同時又必須隨著改革開放不斷解放思想，更新其內涵。中國改革開放的意識形態是從鄧小平理論開始，包括“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胡錦濤認為“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從而體現了改革開放決策層既有平衡現實各種利益需求和協調不同價值追求的政治考量，又有高瞻遠矚的深謀遠慮，既最大限度地協調各方立場，又堅定不移地把握了當代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循序漸進地推進改革。
中國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清楚的，那就是在中共建黨100年時“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改革的具體目標則是模糊的，那是需要通過複雜博弈來逐步明晰的，就如30年前沒有人能預測到今天中國的局麵一樣。但重要的是中共已認識到要“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自覺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製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正如胡錦濤再三向全黨發出警告，重申了“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明確了中共必須在新時期為保持、鞏固執政地位而奮鬥，必須在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引領當代中國發展進步中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確保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這實際上是為進一步的改革開放指明了政治方向。可以預見，在未來中國的改革進程中，在以人為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四位一體的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指引下，在經濟體製改革不斷深入發展的基礎上，社會體製改革、文化體製改革，特別是政治體製改革必將在改革的總體戰略中扮演更加重要角色。
當年鄧小平針對關於市場經濟是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果斷做出“不爭論”的決策，也就是要求抓住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機，不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意識形態爭論所束縛，鼓勵全黨全國人民大膽解放思想，銳意深化改革，通過改革開放給人民和國家帶來的真實而巨大的利益，來逐步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現在胡錦濤在麵對如何看待改革三十年來所出現的問題和如何推進改革進程的爭議時，明確提出了“不折騰”的主張，要求全黨全國人民牢牢把握千載難逢的中華民族和平崛起的戰略機遇期，排除各種幹擾，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大旗，堅持不懈地走鄧小平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讓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輝煌成就來不斷團結和激勵全國人民。這對於當前中國正在迎接由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所引發的金融危機時，尤為重要，這是西方資本主義的重大危機，有可能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生機，國人需要努力，執政黨需要主動、自覺地改革，向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學習，不斷增強危機意識，將可能性變為現實性。從鄧小平的“不爭論”到胡錦濤的“不折騰”是一脈相承的，充分體現了我國改革開放最高決策層在極其錯綜複雜的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矛盾衝突中的高超政治智慧。
所以中國現在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其實就是在探索這麽一條道路，就是既要尊重曆史，照顧現實的利益格局，同時又要向前看，要順應時代潮流。那麽正是在這樣一種現實的博弈中，中國的改革決策層還是堅持了這樣兩個方麵：一方麵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決策層實際上始終沒有放棄過政治改革的旗幟，中國的改革發展到今天，越來越多的問題跟政治問題相聯係。中國改革開放決策層也從來都強調中國的改革是全麵的改革，是包括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在內的全麵的改革。現在的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強調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它們是統一的。鄧小平早在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就高瞻遠矚地，甚至在我們現在很多人看來是超前地提出了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他1980年就講關於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一直到1986年強調了十次，實際上有人跟我講是十二次，就是強調要“政治體製改革”。可以說這是當時黨內大部分人還沒有這種意識的時候，鄧小平就強調了。鄧小平強調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他真的想退休，真的想在一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去建設一種比較文明的製度，去突破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沒有解決的最高政治權力的製度化的和平轉移和交接的問題，這是很深謀遠慮和有高度政治責任感的。從此，中國的決策層從來沒有放棄過“政治改革”這個旗幟，這是在理論上。
另一方麵在政治改革的操作層麵又是極其謹慎的。因為在這個問題上稍有不慎，可能會引發社會動蕩，引發社會的分裂。就像胡錦濤講的“決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決不走改旗易幟的斜路”。那麽在我看來顯然就是有人想要走，如果沒有人想走就不必要說這個話，說了這個話就一定是針對有人想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有人想走改旗易幟的斜路。這兩撥人本來就水火不相容，在這兩者中選擇任何一種道路就是導致分裂，就是導致衝突。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實際操作層麵就必須非常謹慎。既要讓人民始終對政治改革抱有期待，決不可讓人民群眾絕望；又在操作層麵要充分協調好複雜的利益關係，必須考慮到人民群眾中非常不同的利益取向和價值追求。
我個人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一直是包含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以往的改革不能單純地說是經濟改革，實際上中國的改革在本質上就是政治改革，因為我前麵講了中國的改革就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是“文革”悲劇後共產黨的自我拯救，因為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對中國造成那麽大的災難，就不可能有“文革”後的改革開放。這個變化是非常大的，是曆史的重大進步。曆史的災難成為曆史進步的重要代價。那麽在這個過程中首先是思想解放，我認為有了思想解放才有了改革開放。這個思想解放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就是政治意識形態的解放，就是要從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理論中解放出來，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帶有猜測和假說性質的理論教條中解放出來，既要從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中解放出來，也必須從“文革”模式的社會主義中解放出來。而中國原有的計劃經濟體製既是經濟製度也是政治製度。俄共主席久加諾夫在總結蘇共倒台和蘇聯瓦解的根本原因時就講了三條，“對財產、權力和真理的壟斷，它斷送了國家，導致國家上層的腐化和變質，直接出賣民族利益”。那麽，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後建立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卻是有著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優良政治傳統。早在1978年通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就已經成功地化解了領袖對真理的“壟斷”問題，確立了人類實踐和理性的權威；而在1992年關於“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中，更是自覺地放棄了對財產的“壟斷”，開始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確信，在日益開放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正在“以擴大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這將有助於再一次推動黨的意識形態思想大解放，具體探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的各種實現形式，使全體中國公民充分地享有和行使他們應有的政治權利。
中國已有的改革很多是寓政治改革於經濟改革之中。我們通過經濟改革，通過市場化的改革本身，來推動政府職能的轉變，政府對經濟管理的方式的轉變，拉動法治建設，這本身既是經濟改革也是政治改革。因此在很長一段時期中國經濟改革的內容包括法治，這些內容都是包括在適應市場經濟體製的發展過程中，所以我叫做寓政治改革於經濟改革之中。那麽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發展，又出現了很多新問題，也很尖銳，包括民生問題、社會利益衝突問題。現在中國強調民生建設，又強調社會建設，特別是中共提出了和諧社會建設，這個和諧社會建設是重大的意識形態轉變，共產黨過去是強調階級為本，階級鬥爭為綱的，現在強調以人為本，強調和諧社會，這是重大的理念轉變。而這個和諧社會怎樣實現，和諧社會的標準是什麽？用胡錦濤的話說，首先強調民主法治、公平正義。是把民主法治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第一要義，首要定義。從這個概念上說，中國政治改革的很多內容被放在民生建設、和諧社會建設中來推進的，是寓政治改革的內容於社會體製改革中，想要以這樣的一種置換的方式進行隱性的政治體製改革，來實現政治改革的很多目標。包括現在中國的和諧社區的建設，和諧社區建設就是培育社區的中間機構、民間社團，推動基層居民委員會的直接選舉，把居民委員會從過去的政府附屬機構變成群眾自治組織，推進社區的多元治理。這些內容是社會建設，但是也包括了政治改革的深刻內容。當然現在也有人在呼籲進一步推進政治改革，從而促進中國社會的全麵進步，這是一個重要的發展過程。從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強調以人為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全麵協調、可持續地發展，這是一個主觀願望和實際操作相結合的過程，它的成效是要假以時日的，有人就說中國的各種問題和改革在賽跑，看改革的過程能不能為緩解社會利益衝突和為解決各種複雜問題創造條件。我想今天就在這裏把個人對一些問題的認識和大家交流一下。我講錯了的地方，歡迎大家批評，謝謝大家！
（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
黃衛平
我本人不是專門研究新加坡的，但是因為我的同事呂元禮教授長期研究新加坡，我也跟著他一起對研討新加坡政治很有興趣。現在就在這裏與大家交流一下我個人的一些粗淺看法。因為講新加坡經驗，尤其是講到小平同誌30年前訪問新加坡對於改革開放產生的啟迪和推動，我相信很多朋友會有同感。
一、中國的改革開放決策層為何重視學習新加坡經驗
大家都知道鄧小平30年前即1978年的11月份訪問新加坡，12月份中共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了，1992年小平同誌南方講話特別提到了新加坡，指出新加坡的社會秩序比較好。最近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又在呼籲新一輪的思想解放，也提到了學習、借鑒、“叫板”新加坡的問題。也就是說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中，新加坡一直成為中國學習借鑒的一個特定對象。為什麽會這樣，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是由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特性所決定的。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在中共的領導下，主動、自覺地對黨的傳統政治理念和執政方式的“糾錯”和適應時代潮流的“順勢”而為，可以說有時候“糾錯”和“順勢”的行為是交融在一起的。順應時代潮流就是糾正過去一度背離時代潮流的做法，所以這是一個事物的兩麵。按照官方主流的語言叫做“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這是對傳統體製弊端的糾正，是改革傳統體製機製的弊端，向發達國家開放，實現趕超型現代化。中國實際上從鴉片戰爭之後，一直在救亡圖存，追求能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希望能夠恢複一個大國的尊嚴，追求國富民強。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現代化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也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實現國家現代化。而這樣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是由觀念變革來推動的，這就是為什麽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共要不斷地呼籲著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因為如果沒有這種思想解放，從最高決策者一直到普通老百姓，一直把思想禁錮在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的框架之內，就不敢也不願去推動這個改革。因此在中國粉碎“四人幫”以後相當一段時期，中國的決策者在尋求中國向何處去，未來的發展道路是什麽的時候，曾經在1978年、1979年派出了大批的黨政官員到世界各國訪問，考察和學習，特別是去發達國家，實際上就是要轉變觀念，從“唯我獨革”、“唯我獨尊”的夜郎自大，轉而放眼世界，向發達國家開放，擺脫國民經濟麵臨崩潰邊緣的危機。所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前後，中國有大批的黨政官員到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發達地區去考察，其中就包括了30年前小平同誌到新加坡，也包括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日本，也包括1979年1月鄧小平訪問美國。可以說這是標誌著中國開始向世界發達國家和亞洲現代化先進國家和地區學習，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這都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發生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領導人是高度重視包括美國、日本在內的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並且是以此作為現代化標準的。其實，鄧小平當初在訪問日本，訪問歐美的時候，就提到了中國的現代化目標，就是要在20世紀末達到當時的歐美、日本水平，這是鄧小平當時的判斷。當時他說：“我們所說的在21世紀末實現的現代化，是指比較接近當時的水平。世界在突飛猛進地前進，那時的水平，例如日本就肯定不是現在的水平。我們要達到日本、歐洲、美國現在的水平就很不容易，要達到二十二年以後的水平就更難。我們清醒地估計了這個困難，但是，我們還是樹立了這麽一個雄心壯誌。”鄧小平講得很清楚，他老人家顯然是把發達國家包括歐美、日本的經濟發展程度和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作為現代化追求的重要的尺度和標杆。僅就這一點，對一位老共產黨人而言就極其難能可貴。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領導層是高度重視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現代化經驗，並以此作為中國現代化的參照，但為何又特別強調新加坡經驗？我個人認為是這樣，理由有以下四點：
（1）新加坡是發展中的亞洲國家“趕超型”現代化的典型，包括新加坡引進外資的經驗對中國極具啟迪意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因為歐美都是原生型的、原發型的現代化國家，學習新加坡對中國更有相當的可參照性。
（2）新加坡人口中絕大多數與中國文化相通，有利於激發民族精神。新加坡人口中有相當多的華人，跟中國的文化傳統比較相通，比較適合中國人在政治文化心理上的認同。我記得美籍華人、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教授曾經講過，他認為他所做的貢獻就在於改變了華人認為不如西方人的心態，他認為他至少在科學方麵做到了這一點。中國人理直氣壯地呼籲學習新加坡，在政治文化心理方麵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尤其是我們知道中國官方不會明確直接地說我們要學美國，因為美國在相當長的時期是世界頭號資本主義超級大國，是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的頭號敵人，說學美國往往是當時絕大多數人極其忌諱，連想都不敢想的。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的，當初鄧小平訪問美國的時候，就明確地對美國人民表示：“你們的很多成功經驗對我們很有借鑒意義。我們願意向你們學習。願我們兩國人民友誼和合作之船沿著穩定和富有成果的航線揚帆遠航。”鄧小平所說絕非虛偽的外交辭令，因為，在鄧小平看來，二次大戰後，世界上跟著美國的國家大都富了，而跟著蘇聯的國家都窮。這是鄧小平一個非常樸素而直觀的觀點：蘇聯模式的所謂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國家有競爭力。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在向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學習美國、學習西方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參照。但是美國在很長時期是中國意識形態的對立麵，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領頭老大，中國共產黨非常不適合突然180度掉頭說向美國學習，這在政治上是危險的。另外，鄧小平訪日的時候，也是對他推動改革開放有重大刺激的，鄧小平坐新幹線從東京去關西，馬上就感覺到這個速度在催人奮進。他直言“這次訪日，我明白什麽叫現代化了”，這也是鄧小平的直觀的感覺。中國領導人包括胡錦濤同誌近期在日本訪問時都強調日本在現代化進程中在亞洲國家裏是率先的，值得中國學習。但是由於眾所周知的曆史原因，中華民族也不太適合很高調地說要向日本學習，尤其是還有很多曆史問題、民族感情方麵的顯性或隱性的心理障礙。由於這些因素，中國說向新加坡學習挺理直氣壯的，各級領導都可以說，沒有什麽心理障礙和意識形態的桎梏。
（3）新加坡在經濟市場化的同時，繼續保持了秩序與權威，鄧小平在政治上特別重視這一點。中國為什麽喜歡強調學習新加坡呢？新加坡在經濟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同時，繼續保持了秩序和權威，特別是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這一點鄧小平是特別看重的，這是從政治上對新加坡體製的認同。所以1992年南方講話的時候，鄧小平還特別強調了這一點，強調了新加坡的社會秩序。這對於正處於社會全麵轉型期的中國尤為重要。
（4）新加坡作為現代化的城市國家與中國的香港一樣，其成功經驗特別值得中國沿海一些最先發展起來的城市學習、借鑒。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水平高，尤其是在各種資源比較稀缺的條件下和地緣政治的不利環境中，能夠創造經濟的奇跡，能夠創造很高的經濟效益和發展速度，就全世界而言，都表明新加坡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都很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要講希望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再造幾個香港，而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說要深圳“叫板”新加坡，基本上都是從這個層次上來講的。所以中國的一些沿海發達城市來學習新加坡這樣一個成功的城市國家和學習香港一樣，很有針對性。
從以上四個方麵說明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決策層強調要學習新加坡的原因。
二、中國改革進程中在哪些層麵特別需要學習新加坡
（1）從現代化城市規劃角度而言，新加坡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城市國家，可能不同的人對新加坡模式有不同的看法，也可能有不同的批評意見，但這個不重要，新加坡無疑是亞洲國家中非常成功的典範。有人認為新加坡是個小國，對中國這樣的超大型國家沒有什麽借鑒意義。我不認為是這樣，世界上小國家多的是，有哪一個如新加坡這樣在地緣政治極為不利和自然資源奇缺的條件下，取得如此成功。新加坡的市政規劃、公共治理、環境保護等方麵的具體經驗很值得中國許多城市學習。
（2）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而言，新加坡在各種資源奇缺的條件下，經濟發展成功的經驗，也值得中國許多城市在資源硬約束條件下進一步發展經濟時學習。我覺得我們深圳市的領導對這一點也是深有感觸的。深圳市各種各樣的資源越來越稀缺，土地資源、水資源、能源，包括人才資源都是很稀缺的，而且越來越碰到了發展的瓶頸。今後怎麽發展？所以深圳的上一任的市委書記李鴻忠就已經開始覺得深圳的發展速度可能不能繼續保持了，所以強調要“效益深圳”了。他認為要從“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發展。深圳已經表示不再片麵追求GDP了，不再在中國的大城市中爭老大了。尤其是深圳隻有不到2000平方公裏的土地，廣州約有6000平方公裏，蘇州大概是7000多平方公裏，認為深圳在資源方麵，如土地方麵越來越不占優勢了。GDP總量被廣州、蘇州超越是必然的趨勢了。汪洋同誌來了以後強調要學習新加坡，叫板新加坡，意思就是說拿深圳現有的狀況與香港和新加坡比，還差得很遠，差距還很大，包括在人均GDP方麵。所以從這個角度，我覺得新加坡也是很值得中國的很多城市學習的，深圳要學習新加坡在創造人均GDP，每平方公裏的GDP方麵的經驗，學習新加坡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
（3）從政治和社會建設的角度而言，新加坡的法治、新加坡的廉政、新加坡特色的民主、新加坡的基層組織建設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危機意識，也都很值得中國在進一步深化改革中學習、借鑒。包括深圳等很多基層社區的和諧社區建設，有很多方麵的探索都是在學習和借鑒新加坡的經驗。深圳也建立了一批人大代表聯絡站，無非就是讓人大代表定時、定點、定期接待選民。因為中國傳統的人大代表製度是不強調人大代表去自覺代表自己選區的選民利益的，而是抽象地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人大代表在製度安排上是屬於業餘、義務、兼職的。這種狀況已不再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民群眾日益高漲的法治意識和參與要求。在深圳的個別社區就率先出現了群眾自發的競選人大代表和組建人大代表聯絡站現象，也有社區的“意見領袖”開始探索協助人大代表定時、定點、定期接待選民，聽取選民的意見，以便把選民的意見回饋到政府的決策係統裏麵去。現在深圳正在做這方麵的努力，爭取逐步使人大代表聯絡站製度化，也取得了一定的實效。包括我們的呂教授一直在深圳，在全國各地廣泛地介紹新加坡經驗，對於推動基層社區建設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三、新加坡經驗對中國政治發展的若幹啟示
雖然新加坡是一個很小的國家，而中國是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但有些事我覺得是相通的。
（1）新加坡執政當局沒有意識形態的束縛，隨時根據需要進行變化調適，也就是呂元禮教授指出的李光耀強調以“行得通”為原則，與中國改革決策層不斷解放思想，強調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有異曲同工之妙。
雖然中國和新加坡在形式上是有很大區別的。中國是以意識形態立國的，強調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直到科學發展觀是中共的指導思想，中共執政的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來源之一無疑是意識形態，中國最高領導層必須是馬克思主義的權威解釋者，否則在政治上是危險的。所以從這一點看，中國看起來是非常強調意識形態的，這和新加坡不同。但事實上中國的改革開放最高決策層每次在關鍵時刻就出來呼籲進一步解放思想，實際上就是要突破意識形態障礙。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探討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在當下的特定政治語境中，解放思想的含義是什麽？解放什麽思想，從什麽思想中解放出來？我認為，第一，這個解放思想不是抽象地說從各種錯誤的、不合時宜的思想中解放出來，這個太空洞了，等於是說我們要糾正一切錯誤，這個太抽象了，幾乎是沒有具體內容的“絕對真理”。而實際上當代中國政治語境中的“解放思想”是有特別內涵的。第二，也不是講從西方的政治文明的話語霸權中解放出來。因為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中講不能照搬西方，不能模仿西方，正是中國主流意識形態，把西方意識形態視為是腐朽的，因此否定西方，這是不需要解放思想的。第三，也不是說要從中國傳統文化的思維慣性中解放出來。“五四運動”後中國的革命文化一直是以打倒孔家店為標榜的，一直是把傳統文化看成是封建主義的，雖然，中國的封建主義傳統根深蒂固，但中國官方傳統的意識形態從來是“階級鬥爭”而不是“溫良恭儉讓”和“仁義理智信”。第四，中國當代政治語境中的“解放思想”，實際上是中國改革決策層要從中國共產黨自己的傳統意識形態框架中解放出來。
文革以後的第一次解放思想就是1978年的真理標準討論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真理標準的討論是從哪裏解放出來的呢？就是從毛澤東晚年的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教條中解放出來的，從“兩個凡是”中解放出來，簡化地說就是從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與悲劇中解放出來。如果我們不從那裏解放出來，就談不上改革開放和結束文革，就談不上鄧小平出來主持工作，就不可能將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從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中來。
第二次思想解放就是1992年小平同誌的南方講話和中共十四大。這一次思想解放是從哪裏解放出來呢？實際上是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帶有猜測和假說性質的理論教條中解放出來，如果沒有這次思想解放，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怎麽可以搞市場經濟呢？在意識形態上說不通，所以鄧小平要推動這次思想解放。正是因為有這兩次思想解放才有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
所以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的領導層，一方麵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傳統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基礎，另一方麵，它又強調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它把這兩者看成是相互辯證的關係。我最簡單地舉個例，最近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三十周年有一個重要講話，這個講話中就有一段強調我們既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要堅持改革開放，要把這兩方麵統一起來。他講“既以四項基本原則保證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又通過改革開放賦予四項基本原則新的時代內涵”，在我看來這是有很高政治智慧的，既強調了改革開放的政治導向和價值導向，堅持了共產黨對改革開放的領導；同時又強調了四項基本原則也必須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不斷解放思想，更新內涵。那就是說四項基本原則是必須堅持的，但四項基本原則的內涵和解釋卻必須與時俱進，要隨著改革開放不斷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這就是呂元禮教授喜歡講的從“社會主義就是好”轉變為“好的就是社會主義”。這是一個非常理性和現實的判斷，正是有這樣一套有很高政治智慧的特殊政治語言，實際上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高度的彈性、靈活性和開放性，所以體現了中國領導人和決策層的理性與睿智。而這一點我認為是和新加坡李資政的“行得通為原則”不謀而合的。如何在特定意識形態的前提下，將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統一起來，表現了中國領導人的遠見卓識。
（2）新加坡的法治建設與新加坡特色的民主政治，基層組織建設，對於中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民社會的逐步成長和人民政治參與的漸進發展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中國的領導人從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接受人類所共同追求的一些最基本的價值，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自由平等、文明和諧。我認為是在不斷地認同這些價值。中國領導人既肯定人類有共同的基本價值，又強調中國特色；既尊重曆史，又順應潮流；是既讓人民對未來不斷抱有希望和期待，又充分考慮現實利益格局和力量對比的明智之舉。因為大家都知道政治是一個可行的藝術，它在現實生活中必須考慮到各種力量的對比，不是說可以率性而為，想當然的。現實中的中國，由於改革開放的發展，利益已經高度地分化了，所以這個社會就會經常出現一些矛盾和衝突，存在問題實際上也是非常正常的。那麽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走什麽路會不時地擺到中國的改革決策層前麵。
胡錦濤在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代表黨中央明確指出：“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這是很有現實針對性的論斷，引起海內外媒體關注。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和轉型。很多人喜歡用狄更斯在當年描寫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小說《雙城記》開頭的名句來描述中國的情況：“這是最好的時期，也是最壞的時期；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任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無量，同時又感到希望渺茫；我們一切奔向天堂，我們全都走向另一個方向……”
毫無疑問，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推動著中國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可以說，這三十年的發展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好的曆史時期，中國的改革開放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不斷解放思想，循序漸進，先易後難，逐步發展，保持了長期的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的基本穩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深入，各種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自由、平等、和諧、人權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中國已經在經濟總量、綜合國力和承擔的國際義務上日益成為世界上名副其實的“負責任的大國”，並正在應對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中發揮重要的積極作用。
但同時，由於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社會體製（包括教育、醫療、社會保障）、文化體製，特別是政治體製的改革相對滯後，產生了一係列的嚴重問題，不僅表現為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嚴重，更表現為社會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日益嚴重的腐敗現象難以遏製，社會道德滑坡，誠信缺失，貧富懸殊，各種社會矛盾加劇，近來更是重大的群體性事件和公共安全事故頻繁發生。這對中共領導的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帶來了極大挑戰，改革麵臨著如下困境：
一方麵是有人因目前社會麵臨的各種矛盾加劇和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尚待完善而出現的各種問題，而否定我國改革的市場化、民主化的發展方向，要重走“僵化封閉的老路”，總想用“文革”時代習以為常的“階級分析”方法和“階級鬥爭”理念來解讀改革開放；他們表麵上否定的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實際上沿襲了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前極左時代的思維邏輯，將人類創造的大部分優秀文明成果如“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統統歸到“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名下。這不僅嚴重敗壞了社會主義的聲譽，而且還堵塞了社會主義的自我更新之路，本質上是以“鬥爭”為本和以“階級”為本，來煽動民粹主義情緒；不僅與中共關於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念不符，而且與“以人為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四位一體的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相對立，實際上是與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新時代背道而馳。這種現象固然與舊的傳統習慣勢力有關，但更主要的是與改革開放帶來的新的巨大的利益分化有關。由於改革開放以來的曆次思想解放隻是在公共政策的製訂中衝破了一些已經陳腐了的意識形態理論教條的束縛，但尚未在理論上係統地對這些教條做價值清理，因此，當現實中出現問題和矛盾時，有人就會自覺不自覺地用傳統理念來解釋，借助傳統意識形態教條來掩飾和維護自己的特定利益。如果這些人的邏輯能夠成立，那就是要重走“文革”反“走資派”的老路，這必將是中華民族的巨大災難。
另一方麵是又有人以各方麵改革尚未配套，各種體製性障礙有待破除，“黨和國家工作中還存在缺點和不足，人民群眾還有不少不滿意的地方”，而懷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急於要“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否定黨對改革開放的領導，不顧中國的曆史發展和現實國情，想要篡改當代中國政治語境中“改革開放”和“政治體製改革”的原意是在中共的領導下社會主義政治製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試圖照搬西方政治製度的模式，本質上是否定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從而勢必挑起嚴重的社會分裂和對抗。鄧小平早就指出“其實有些事情，在某些國家能實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國家也能實行。我們一定要切合實際，要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決定自己的製度和管理方式”，如“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權分立，多黨競選，等等。我們並不反對西方國家這樣搞，但是我們中國大陸不搞多黨競選，不搞三權分立、兩院製。我們實行的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製，這最符合中國實際”。這裏鄧小平並沒有從價值層麵上去否定西方國家的製度，而是從現實的可行性層麵否定了簡單模仿西方製度的可能性，並充分肯定了開發和挖掘現行政治製度資源的合理性。也正如胡錦濤所指出的“我們需要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絕不照搬西方政治製度模式”，因為“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模式”。對於一個經過艱苦卓絕的長期革命戰爭，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價而贏得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對於一個已經有六十年曲折發展曆史，並正在改革開放中獲得偉大覺醒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幻想“改旗易幟”的政治企圖，都是極其錯誤的。因為其完全忽視了中共的執政地位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曆史的選擇和人民的選擇，完全忽視了中共領導的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而任何企圖推行斷裂式製度變遷是必然需要支付高昂的社會成本，由此必然引發的社會分裂、政治動亂對廣大人民群眾更是巨大的災難。
針對上述兩種傾向，胡錦濤代表中共再次重申“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必由之路”；“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績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並明確“我們既不能把書本上的個別論斷當做束縛自己思想和手腳的教條，也不能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東西看成完美無缺的模式。我們要適應國內外形勢新變化、順應人民新期待，堅定信心，砥礪勇氣，堅持不懈地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繼續推進經濟體製、政治體製、文化體製、社會體製改革創新，加快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步伐，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製機製弊端”，就是要堅定不移地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不移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從而斬釘截鐵地拒絕了前述兩種絕然相反，又殊途同歸的選擇。
但同時胡錦濤又充分認識到持有前述相互對立不同價值觀的社會群體畢竟也是人民群眾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極具政治智慧地表示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既以四項基本原則保證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又通過改革開放賦予四項基本原則新的時代內涵，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於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也就是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改革開放的價值導向，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中共執政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基礎，是必須堅持的，但同時又必須隨著改革開放不斷解放思想，更新其內涵。中國改革開放的意識形態是從鄧小平理論開始，包括“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胡錦濤認為“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從而體現了改革開放決策層既有平衡現實各種利益需求和協調不同價值追求的政治考量，又有高瞻遠矚的深謀遠慮，既最大限度地協調各方立場，又堅定不移地把握了當代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循序漸進地推進改革。
中國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清楚的，那就是在中共建黨100年時“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改革的具體目標則是模糊的，那是需要通過複雜博弈來逐步明晰的，就如30年前沒有人能預測到今天中國的局麵一樣。但重要的是中共已認識到要“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自覺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製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正如胡錦濤再三向全黨發出警告，重申了“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明確了中共必須在新時期為保持、鞏固執政地位而奮鬥，必須在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引領當代中國發展進步中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確保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這實際上是為進一步的改革開放指明了政治方向。可以預見，在未來中國的改革進程中，在以人為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四位一體的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指引下，在經濟體製改革不斷深入發展的基礎上，社會體製改革、文化體製改革，特別是政治體製改革必將在改革的總體戰略中扮演更加重要角色。
當年鄧小平針對關於市場經濟是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果斷做出“不爭論”的決策，也就是要求抓住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機，不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意識形態爭論所束縛，鼓勵全黨全國人民大膽解放思想，銳意深化改革，通過改革開放給人民和國家帶來的真實而巨大的利益，來逐步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現在胡錦濤在麵對如何看待改革三十年來所出現的問題和如何推進改革進程的爭議時，明確提出了“不折騰”的主張，要求全黨全國人民牢牢把握千載難逢的中華民族和平崛起的戰略機遇期，排除各種幹擾，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大旗，堅持不懈地走鄧小平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讓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輝煌成就來不斷團結和激勵全國人民。這對於當前中國正在迎接由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所引發的金融危機時，尤為重要，這是西方資本主義的重大危機，有可能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生機，國人需要努力，執政黨需要主動、自覺地改革，向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學習，不斷增強危機意識，將可能性變為現實性。從鄧小平的“不爭論”到胡錦濤的“不折騰”是一脈相承的，充分體現了我國改革開放最高決策層在極其錯綜複雜的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矛盾衝突中的高超政治智慧。
所以中國現在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其實就是在探索這麽一條道路，就是既要尊重曆史，照顧現實的利益格局，同時又要向前看，要順應時代潮流。那麽正是在這樣一種現實的博弈中，中國的改革決策層還是堅持了這樣兩個方麵：一方麵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決策層實際上始終沒有放棄過政治改革的旗幟，中國的改革發展到今天，越來越多的問題跟政治問題相聯係。中國改革開放決策層也從來都強調中國的改革是全麵的改革，是包括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在內的全麵的改革。現在的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強調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它們是統一的。鄧小平早在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就高瞻遠矚地，甚至在我們現在很多人看來是超前地提出了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他1980年就講關於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一直到1986年強調了十次，實際上有人跟我講是十二次，就是強調要“政治體製改革”。可以說這是當時黨內大部分人還沒有這種意識的時候，鄧小平就強調了。鄧小平強調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他真的想退休，真的想在一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去建設一種比較文明的製度，去突破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沒有解決的最高政治權力的製度化的和平轉移和交接的問題，這是很深謀遠慮和有高度政治責任感的。從此，中國的決策層從來沒有放棄過“政治改革”這個旗幟，這是在理論上。
另一方麵在政治改革的操作層麵又是極其謹慎的。因為在這個問題上稍有不慎，可能會引發社會動蕩，引發社會的分裂。就像胡錦濤講的“決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決不走改旗易幟的斜路”。那麽在我看來顯然就是有人想要走，如果沒有人想走就不必要說這個話，說了這個話就一定是針對有人想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有人想走改旗易幟的斜路。這兩撥人本來就水火不相容，在這兩者中選擇任何一種道路就是導致分裂，就是導致衝突。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實際操作層麵就必須非常謹慎。既要讓人民始終對政治改革抱有期待，決不可讓人民群眾絕望；又在操作層麵要充分協調好複雜的利益關係，必須考慮到人民群眾中非常不同的利益取向和價值追求。
我個人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一直是包含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以往的改革不能單純地說是經濟改革，實際上中國的改革在本質上就是政治改革，因為我前麵講了中國的改革就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是“文革”悲劇後共產黨的自我拯救，因為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對中國造成那麽大的災難，就不可能有“文革”後的改革開放。這個變化是非常大的，是曆史的重大進步。曆史的災難成為曆史進步的重要代價。那麽在這個過程中首先是思想解放，我認為有了思想解放才有了改革開放。這個思想解放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就是政治意識形態的解放，就是要從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理論中解放出來，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帶有猜測和假說性質的理論教條中解放出來，既要從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中解放出來，也必須從“文革”模式的社會主義中解放出來。而中國原有的計劃經濟體製既是經濟製度也是政治製度。俄共主席久加諾夫在總結蘇共倒台和蘇聯瓦解的根本原因時就講了三條，“對財產、權力和真理的壟斷，它斷送了國家，導致國家上層的腐化和變質，直接出賣民族利益”。那麽，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後建立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卻是有著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優良政治傳統。早在1978年通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就已經成功地化解了領袖對真理的“壟斷”問題，確立了人類實踐和理性的權威；而在1992年關於“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中，更是自覺地放棄了對財產的“壟斷”，開始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確信，在日益開放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正在“以擴大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這將有助於再一次推動黨的意識形態思想大解放，具體探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的各種實現形式，使全體中國公民充分地享有和行使他們應有的政治權利。
中國已有的改革很多是寓政治改革於經濟改革之中。我們通過經濟改革，通過市場化的改革本身，來推動政府職能的轉變，政府對經濟管理的方式的轉變，拉動法治建設，這本身既是經濟改革也是政治改革。因此在很長一段時期中國經濟改革的內容包括法治，這些內容都是包括在適應市場經濟體製的發展過程中，所以我叫做寓政治改革於經濟改革之中。那麽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發展，又出現了很多新問題，也很尖銳，包括民生問題、社會利益衝突問題。現在中國強調民生建設，又強調社會建設，特別是中共提出了和諧社會建設，這個和諧社會建設是重大的意識形態轉變，共產黨過去是強調階級為本，階級鬥爭為綱的，現在強調以人為本，強調和諧社會，這是重大的理念轉變。而這個和諧社會怎樣實現，和諧社會的標準是什麽？用胡錦濤的話說，首先強調民主法治、公平正義。是把民主法治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第一要義，首要定義。從這個概念上說，中國政治改革的很多內容被放在民生建設、和諧社會建設中來推進的，是寓政治改革的內容於社會體製改革中，想要以這樣的一種置換的方式進行隱性的政治體製改革，來實現政治改革的很多目標。包括現在中國的和諧社區的建設，和諧社區建設就是培育社區的中間機構、民間社團，推動基層居民委員會的直接選舉，把居民委員會從過去的政府附屬機構變成群眾自治組織，推進社區的多元治理。這些內容是社會建設，但是也包括了政治改革的深刻內容。當然現在也有人在呼籲進一步推進政治改革，從而促進中國社會的全麵進步，這是一個重要的發展過程。從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強調以人為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全麵協調、可持續地發展，這是一個主觀願望和實際操作相結合的過程，它的成效是要假以時日的，有人就說中國的各種問題和改革在賽跑，看改革的過程能不能為緩解社會利益衝突和為解決各種複雜問題創造條件。我想今天就在這裏把個人對一些問題的認識和大家交流一下。我講錯了的地方，歡迎大家批評，謝謝大家！
（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