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九卷）

第9章 為了永遠不告別

　　潘向黎

　　二〇一〇年四月，我的第一部長篇《穿心蓮》出版了。用了這樣鄭重的口氣說這件事，在大多數人看來，應該是很可笑的。許多才氣橫溢的作家，十幾二十歲就出了長篇，而且一部接一部，像我這樣，寫了二十年的中短篇和散文，人到中年才慢吞吞出第一部長篇，按照過去的評判可能說是胸無大誌、等閑白了少年頭。按照現在人的直截了當，可能連笑都懶得笑，立時興趣全無的。

　　在給一個多年的朋友的書上，我忍不住抄了一遍宋人陳與義的《臨江仙》。真是太共鳴了！“長溝流月去無聲……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從一九八九年發表第一篇小說起，整整二十年，我都幹了些什麽呢？時間怎麽就那麽快、那麽快地溜開，讓人驚訝、感歎、總也猝不及防呢？

　　曾經，很長時間，我的寫作心態就是“玩”，覺得有趣、寫得開心，就寫，想寫什麽就寫什麽、想怎麽寫就怎麽寫，想什麽時候寫就什麽時候寫。而且，生活永遠放在第一位。讀書的時候讀書，旅行的時候就旅行，戀愛的時候更是心無旁騖昏天黑地，還一直是個上班族，還放棄了成為專業作家的機會……我不是什麽作家，最多就是一個票友，寫不寫，無所謂的。這是我長期的感覺。就像一個出身在衣食無憂的家庭裏的女孩子，自己喜歡繡花，雖然一來二去手藝可能還過得去，但終究隻是私底下的愛好，因為既不指望它掙錢糊口，又不指望它傳揚出去揚名，因此沒人把它當了正經營生。為了養活自己，我也確實一直保持一份“正經營生”。應付生計之餘，還熱衷於烹調、茶飲、插花等零零碎碎的樂趣。也不是玩物喪誌，因為我本來就沒有什麽“誌”。我甚至幾乎從不在晚上寫作，因為要和家人隆重地吃晚飯，晚飯後要喝茶聊天，還有，不願意影響睡眠——事實上，寫作是否影響睡眠，我至今不太清楚。

　　前幾天一位朋友給我的信中說：人到中年了，似乎應該重新立誌。我給他回信中說：“我一向沒有誌向，而且偶有立誌一定不成，而且碰一鼻子灰。”結果這個朋友笑得不得了，說這簡直是他的寫照。看，不是我一個人，而是有一種人，不但沒有誌向，而且不能立誌。

　　唉，我肯定“浪費”了許多可以用來寫作的時間，如果我把那些時間都用來寫作，現在大概會頗不一樣的。但是念及那些時間帶給我的充實和滋味，回想起來，倒也並不太後悔。

　　這樣說，顯得我對文學有點冷淡了，或者說，有點傲慢。其實不是，我真的愛文學，而且自認是很純粹的那種愛。我不用它來改變命運，用它來掙錢糊口養家，我不明白為什麽喜歡文學就一定要弄成職業，就像喜歡一個人就一定要死乞白賴地結成夫妻、柴米油鹽那樣。如果可能，我願意對文學就一直“純粹”下去，與生計無關。

　　我可以不寫什麽，但是我肯定我會終生閱讀文學作品，也就是說，我隨時可以放棄寫作者的身份，隻以讀者的身份親近文學。從學齡前背誦父親抄在紙上的“床前明月光”和“怒發衝冠”起，文學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像血緣一樣無法剔除。文學是絕對必需的，但是成為一個作家，不是必需的，成為用納稅人的錢供養的“專業作家”更不是。

　　我父親對我來說身份是多重的：父親（嚴加管教為主，細節寵溺為輔）、啟蒙者、最嚴格的導師、最到位的欣賞者、最知心的朋友。我要努力控製我的淚水。許多事情我現在還不能平靜地記錄。幾年前，在他病重的時候，悲傷萬分、疲憊不堪的我，竟然搖搖欲墜地飛去北京，領來了莊重文文學獎的獎杯和證書，親手捧到他眼前讓他看。他要看獲獎證書已經有點吃力了，於是他的學生蹲在他身邊一字一句念給他聽。我永遠忘不了他那認真的神情。

　　說實話，對於寫作和因此獲得的外界評價，我總是沒有他在乎，還曾經覺得他過分在乎了。後來我突然理解了，對於他自己的用心血煮出來的文章，他是希望能流傳得廣一點（衝破一些人為的阻攔）、久一點（衝破時間的阻攔），而對於我的文章，他的在乎其實更多的是出於對女兒的愛。他不可能在乎我每個月掙多少錢，吃什麽飯店，穿什麽牌子的衣服，那些他全不在意而全然不懂，他隻能用在乎我的創作、在乎外界對我的評價來表達他的愛。我自以為清淡，其實是太自以為是了。他是一個價值觀單純而感情豐富的人，雖然因為經曆和處境往往遮蔽得很厲害。他的孩子、他的學生都會感覺到他內心的溫熱。

　　當時的父親，可笑的現代醫學已經對他沒有任何幫助的可能了。因此，我對獲獎就從未有過的在乎——我把獎杯和證書帶回來的心情，是一個痛苦而無助的孩子給自己父親帶來一盞參湯，能喝一口就喝一口，明知沒有用也想做點什麽。我想因此我應該表達對那屆莊重文文學獎評委特別的感謝（特別是其中的李師東兄，他從我寫作早期起就通過《青年文學》給了我許多提攜），是他們給了我一次溫暖的鼓勵，而且特別及時，讓我的父親還來得及和我在同一時空分享，是來得及讓他感到欣慰、而我能親眼看見他的欣慰的。第二年，當我以《白水青菜》獲得魯迅文學獎的時候，想到父親，我感到的已經不是遺憾而幾乎是“來得太晚不如不來”的痛苦了，大概父親不願意看到我那樣，於是出來一位朋友對我說：“看人家多麗絲·萊辛八十八歲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難道她也指望她的父親活著看到嗎？”我被當頭棒喝，為這種不倫不類的相比啼笑皆非的同時，倒也漸漸平靜下來。我慢慢接受了父親不在我身邊，但是也隻是不再在我身邊，但是我的一舉一動他還是知道的，絕對是那樣的。

　　說起來，這部長篇真是來得太遲了。父親和許多朋友都覺得我應該寫長篇，說了有十幾年，但是我就是悠閑地混日子，一點不著急。後來有了孩子日子就忙碌起來，生活的嚴峻掀起了麵紗，心裏開始有點著急了，但是著急也真的沒用了——真的沒有時間了。每一次聽到人家談論各種寫作的難處和技巧，我的心裏就有一個聲音：我沒這麽複雜，給我時間！給我時間！我的寫作隻有一個難處：沒有時間。

　　中間的曲折不去說了，現在的結果是好的，就像錯過季節的花，意外地開了出來。這本書對我有幾個意義：第一是，我終於寫了一個長篇，打破了從未寫過長篇的心理禁忌。第二，它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多少作家都特別看重這家出版社。

　　要感謝凱雄兄。印象中，雖然認識多年，但是彼此從來沒有談過寫作、出書這檔子事。好幾年前他到上海開過一次組稿會，把我也叫去了。我暗想：他知道我寫東西？後來有一回到出版社，在他辦公室，我半開玩笑地說：“也不給我出本書。”他馬上露出“出版商”的“猙獰麵目”說：“小說集不行，散文集更不行，要出就是長篇！而且要寫得好！”我當時寫許多散文、不少短篇、少少的中篇，就是沒有寫過長篇，他這樣說，不是“刁難”，簡直就是拒絕。我後來從他書架上抽走了很多書，幾乎可以看作一種發泄。所以當我有了第一部長篇，當然就想給他看看。我毫不懷疑，如果他覺得不好，會再次冷血地回答我。結果，是一星期後他給我發來一條有史以來最長的、顯得有點激動的短信：“看完了，我愣了。真的很好……”我當時在蘇州一個園子裏喝茶，看到這條短信，心裏真是激動，我得到了一位不輕易褒揚的評論家的肯定。得幹金不如得此一評啊。

　　長篇出來了，我的第一反應是：要是爸爸在，該多好。我沒有說，但是所有認識他的人都這樣說出來。我先是無語，漸漸就微笑起來，我說：他知道的，他很高興啊。

　　隻不過我聽不見他搖著頭作出不理解的表情說：“你寫起來就像雞啄米，怎麽這麽快？”或者似乎很不服氣地說：“我寫起文章那麽難那麽苦，你寫起來怎麽這麽輕鬆這麽容易啊？”我一般不回答，過幾秒鍾回頭看，他肯定在無聲地笑。隻不過看不見他晚上多喝幾杯，然後故作漫不經心地說：“我現在喝了酒，隨便說說，你這個小說，那還是不差的。”我說：“好啦好啦，你少喝點，早點休息吧！”他有點生氣了，就大聲說：“我對你的評價不是作為父親，而是作為評論家說的！”

　　我知道，爸爸，對於許多人來說，“潘旭瀾”這個名字意味著一位嚴謹深刻的評論家、一位卓有成就的學者，但是對我，你就是一個父親，你擺脫不了父親的立場，你以為你夠客觀公正，但是你真的就是一個愛女心切、望女成鳳的父親啊。好了好了，我不和你爭論了，這麽多年，我們所有爭論，哪一次有個明確的結果呢？血緣就是一本又哭又笑、血淚和流的糊塗賬啊。

　　我已經知道了，我會一直寫下去，父親會一直在乎下去，高興下去的。不在於他是評論家還是別的職業，就因為他是我父親，我是他女兒。我的每一點長進，每一點聲響，對他來說，都是和天一樣大的。這一點，每個為人兒女的都知道，每個兒女為人父母之後就更加知道。人，一代代不就是這麽回事嗎？人生，很寂寞也在此，給人力量也在此。

　　在乎我的寫作的，絕不止父親一個人。還有我的親人們，他們憐惜我、照顧我、支撐我、包容我。還有那麽多作家、評論家、編輯家、教授、書畫家、醫學專家、各行各業的讀者……他們的鼓勵和注視讓我受寵若驚。其中也有一些人已經不在這個時空了，比如在送這本長篇時，我總覺得有一個重要的人沒有送，又想不出來是誰，突然想出來——是李子雲。這位我尊敬又喜歡的評論家，這位知我、賞識我的恩師、這位性格鮮亮而風度優雅的前輩、忘年好友，我已經無法將我的新作送到她的手中了。那一瞬間，心裏感到巨大的空。如果不是怕自己再次陷入傷心，我真想在《夏天最後一朵白玫瑰》之後，再為她寫一篇文章，題目就叫作《世上已無李子雲》。是啊，世上已無李子雲，世上既無李子雲，這個世界就不一樣了。

　　讓人感到這種悵惘的，還有羅洛、周介入、陸文夫……

　　但是他們又永遠活在文學中。那麽隻要和文學在一起，就是和他們在一起。我們今天打開前人的作品，麵容如現，氣息浮動，作者不是都在嗎？那是穿越時代、連綿不絕的生命力。作品不朽，風範不朽，作者便也永遠活著。

　　總是為蘇東坡的《永遇樂·夜宿燕燕樓夢盼盼因作此詞》所傾倒，這首不朽傑作的結尾是“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黃樓夜景，為餘浩歎”。懷古傷今的同時，清晰地表明了一種人生代謝但異代同心因此情懷不滅的認識。這種認識既悲涼又溫暖，是大無奈，也是大通透。我們讀到這裏，不但準確地發出蘇東坡所預感的那種浩歎，而且又產生了“後人也當如此，為今日浩歎之人浩歎”的預感。所謂“思接千古”，文學就是這樣可以打通古今，連接起不同時空的。

　　不知不覺寫了二十年，這不能說明任何資曆，也沒有給我帶來足以安慰自己的果實，隻說明時間流逝之快之無情。但是，畢竟是二十年，而且是一個人生命中最好的二十年。我雖然仍然遠遠沒有成熟，但也不好意思一直無知懵懂下去，漸漸也開始尋找自己寫作的理由。

　　今天我覺得我找到了，或者是我願意將這個當作寫作的理由：有一些人對我的寫作和內心極其重要，他們寫過所以他們在，而我寫著故我在，我一直寫下去，是為了和他們一直交流下去，為了永遠、永遠不告別。那些人，那些書，那些事——圍繞“大象人物書係”的點滴往事成豔編輯部來了個新人，每逢給作者打電話時，她總是醞釀再三，然後手裏拿著標上了一、二、三……注意事項的紙條，小心翼翼地與作者通話，一副唯恐冒犯、唯恐遺漏的模樣。瞧她那樣，我總會想起自己大學畢業剛進出版社裏那年，和作者們打交道的情景。

　　在出版社實習期間，第一次接觸到的稿子，就是“大象人物自述文叢”裏的一本——《邵燕祥自述》，書的具體內容已記不清了，但書中所記北京老城的各胡同巷子卻印象深刻，諸如禮士胡同、燈草胡同、翠花胡同、麻線胡同、門樓胡同……後來我聽老北京人說：“有名的胡同三百六，無名胡同似牛毛。北京曾有胡同六幹多條，若把這些胡同連起來，長度不亞於萬裏長城！”嘿，常言“北方的胡同南方的巷”，這北方中國特有的胡同文化，也就因著這些文章、因著這本書，由著作者的筆傳達到我的心裏，傳遞到每一個讀者的視野裏。

　　因為學的是中文專業，所以在半年的實習期後就分到了出版社科類圖書的綜合編輯室，開始負責“大象人物聚焦書係”和“大象人物自述文叢”的編輯工作。自然，負責“大象人物書係”主編工作的李輝老師，就成為我第一個打交道的對象。而自此，我的電話本上的第一個聯係人就未曾改變過。第一次打電話，我記得是件小事，似乎是從主編那打聽一個作者的聯係方式。原本是向領導匯報了這一需要，希望領導能和主編聯係，然後把作者的聯係方式給我，結果領導當即寫下主編的電話號碼，讓我直接和主編聯係。我究竟是如何的忐忑，如何的謹慎，大抵也就如上麵的新同事那般。幸甚！李輝老師也是湖北人，如此想來不覺就親近了許多，加之其爽快的性格，頓時讓我舒了一口長氣。好的開頭是成功的一半，這讓我在後來的工作中和作者打交道時信心增加不少。而負責“大象人物係列叢書”的排版工作的但漢瓊居然也是湖北人，因為她住在北京，送拿校樣，和北京的文人作者們的聯係，往往就由她跑腿了。談及我們三個湖北人共同圍繞這些人物係列圖書的製作時，常常有人會說：喲，這麽巧翻看工作使用的Yahoo信箱，發現收件箱中最早的一封是二〇〇三年六月十二日，來自蘇州大學的王堯老師——《餘光中：詩意盡在鄉愁中》（“大象人物聚焦書係”）一書的作者。來信的內容相當簡潔：

　　成豔：

　　你催得我喘不過氣了。沒有見過的朋友，最近好嗎？

　　王堯而附件的內容則是《（餘光中：詩意盡在鄉愁中）寫作劄記》。從來信內容判斷，我當時一定隔三岔五就催作者交書評文章。現在想來，真是慚愧不已。高校任務原本瑣屑而繁重，而我當時卻不曾設身處地想過，隻想著為圖書作宣傳，一個勁地催人家。這位蘇州大學的朋友，至今未見麵，但同事出差蘇州時，卻帶回來他送我的特色豆腐幹，色香味美，鮮甜可口。

　　接著往下，一邊翻一邊讀著，竟然也回憶起不少有趣的往事。比如在二〇〇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信箱裏存有一封題為“二〇〇三年工作總結之書評登記”的信件。打開附件內容，裏頭登記的全是二〇〇三年作過宣傳的圖書，其中有一篇是賈植芳先生的文章《曆史的見證》（《致胡風書信全編》的序文）。

　　其實之前我已知道“賈植芳”這個名字，這源於我們社剛出版過的一本《賈植芳：老人老事》。但我讀的時候完全是把他當作某風雲人物來看待的，想著那是個遙不可及的人物。直到這篇序文，才讓我和賈先生有了第一次聯係。因為要給先生開稿費，所以，打電話過去向先生要銀行賬號之類的信息。通話時的神態、語氣等已忘卻，印象深刻的卻是先生的回話：我與銀行素無往來，稿費你就通過郵局匯給我吧。這讓我詫異不已，在電子銀行悄然興起的二十一世紀，居然有人竟然和銀行沒有打過交道？！於是，“上海國順路××弄××號”就成為日後我與賈先生聯係的地址。

　　二〇〇四年上半年，我開始負責賈植芳先生的日記——《早春三年日記》的編輯工作，因為書稿中的疑點詢問、校樣往返、日常的電話問候，和賈先生聯係較多，甚至還通過好幾封書信。可惜，因為辦公室和住家先後搬遷，昔日的書信再無影蹤。如今想想，懊悔不已。隻記得先生凡事都很認真，具體到寫信這樣的小事也是如此。先生的字寫得大而有力，但因為年紀大了視力不佳，有時會有串行的情況，而有些字不熟悉的人又難免認不清，於是，信後往往還附一份保姆（印象中先生在電話裏提過，可能有誤）謄寫的信。先生和夫人伉儷情深，先生曾在電話裏提及任敏先生的往事，還贈送我兩冊他親筆簽名的書——《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肖像：賈植芳畫像》和《做知識分子的老婆：任敏女士紀念集》。如今先生已駕鶴西去，又得與夫人同處。而想起編書時同先生一段時日的交往，不勝唏噓。

　　自從二〇〇四年書簡、日記類係列圖書開始推出後，我的工作重心也開始由編輯傳記類圖書轉向史料價值更強的資料性圖書。首次接觸的日記是《巴金日記》和《聶耳日記》，兩位均是中國現當代史上人所皆知的人物，但日記記錄的內容無非是上班、開會、買書、創作、會友、宴請等等。那是一個對我而言很陌生、很隔閡的年代，一種對我來說有些乏味的生活，實在無法引起我的興趣。現在看來，隻是因為我從未認真體會過那些文字，所以其中透漏的很多信息都無意中被忽視了。

　　後來，陸續出版了《北大荒日記》、《早春三年日記》等，再後來，又有了《施蟄存海外書簡》、《延安四年》的加入，然後才真正引起我的注意。我開始比較電視劇、小說裏的北大荒和日記中真實的北大荒，開始審視上世紀四十年代女性在延安的地位、生活以及人生觀等，甚至從《劉節日記》這本學術氣息比較濃厚的日記裏看到了“除四害，打麻雀”的真實記錄。有些內容是時時出現在日記中的，而有些就是那三兩句，一筆帶過而已。從名人到民眾，從學術研究、文學創作到談戀愛、結婚……貌似一本本呆板的日記、一封封家常的書信，貫穿起來，展示的就是一幅幅真實的生活畫麵、一個個如在眼前的鮮活的人物。

　　轉眼間到了二〇〇四年六月十九日，這是在我的編輯生涯中值得珍藏的一個日子。那天，北京百年翰林府舉行了一個文化展示會。那天，在這家翰林府擺上大象出版社推出的“大象人物係列”圖書。不少文化老人和記者朋友都來參加了。我第一次那麽近地見到那麽多的文化老人：王世襄、丁聰、方成……會上鬱風老人發言的一段話，在我後來編輯近現代文化人的傳記或書信、日記時常常在耳邊響起：

　　有些特別精彩的人物，我們的曆史源流、文化的傳承，恰恰在他們身上開了花結了果，如梁思成、巴金、豐子愷、聶耳，在座的王世襄先生等。然而這套書係中也有特別不幸的人物，被曆史的車輪，錯誤地出了軌的車輪，碾死在輪下，如鄧拓，如老舍，他們永世不會被人忘記。通過這小小的但又初具規模的人物聚焦書係，他們再一次被人們痛心地紀念，也引發人們的沉思。

　　一個質的轉變需要量的積累，也需要一個突破口。這需要一種機遇。那些自述的作者們，幾乎每個人都親身曆經了一個命運坎坷、起伏跌宕的年代，那些幸或不幸，總讓今天的人感慨萬千。而對於我而言，這一次近距離地聆聽老人們的講話，真正觸動了我的心靈，我第一次從閱讀者的身份跳出來，開始走進現實去思考出版這些圖書的意義：真正地、能多層麵地呈現行走在曆史滄桑中的知識群體。四隨著“大象人物係列”圖書的陸續推出，二〇〇六年一月，由大象出版社主持的一場名為“一個出版社和一個文化人”的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大家對史料性圖書的出版以及文化人與出版社的合作等都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並提出了一些探討。

　　親耳聆聽這些出版界、學界的文化人對人物係列圖書的深刻理解，麵對麵地旁觀他們之間的辯論和探討，讓我也不由得從理論的角度重新審視了這些圖書。它們並非隻是一種自傳、一種記錄，折射的其實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曆史，具有著更深遠的意義。

　　我偶爾想，在這個不寫信、不記日記的年代，以後的人們拿什麽來證實、來研究往昔。盡管今天的人們熱衷於E-mail、博客、微博等，依然能溝通、能交流，但我總是覺得沒了提筆前的凝重、思索，沒了那種淡淡的筆墨書香，似乎一切都僅僅隻是為了交流，而少了些雅致。因為從事的這份編輯工作，我還能收到一些傳統人士的來信，比如浙江桐鄉的葉瑜蓀先生，每次的來信總是工工整整，賞心悅目。而我最喜歡的，是編《劫餘古豔》時黃裳先生的來信，寥寥青竹做底的薄薄信箋，幾句簡單的話語，卻盡顯出老輩文人的傳統文化底蘊和謙虛。

　　圍繞在現當代的文化老人以及作者們身上的故事還有不少，比如，曾向方成致電而獲得先生對《打漁殺家》這一經典劇目的詳解，因錯失去福州冰心文學館參加冰心老人的紀念活動而耿耿於懷，和現代文學館的傅光明先生對書稿意見相左而悶悶不樂，與古吳軒出版社的王稼句兄偶爾相互贈書，還有與諸位江浙老文人關係密切的鍾桂鬆先生的古道熱腸、多次相邀……偶爾我也想，這些趣事也罷，樂事也好，或許在多年以後，也會成為一段段值得回憶、值得回味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