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難民,就是逃難之民,即由於自然災害、戰亂、饑荒、瘟疫等原因逃離家園的民眾。難民營是指難民集中聚居的地方,可以是政府建立的,也可以是難民自發形成的。難民營這個概念的要素有二:一是純難民或難民為主體;二是集中居住甚至形成村落或城鎮。
按照我的這個定義,難民營也可以叫移民營。如果難民在安置區定居下來,也就成了移民。
現在來看看,蜀漢帝國像不像一個難民營。
劉備於公元217年在漢中稱王,算是正式建國。此時蜀國地跨荊、益兩州。公元219年的襄樊之戰,關羽丟了“荊州”。公元221年,劉備在成都稱帝的時候,蜀國的疆土相當於今天的四川、重慶、滇北(南中)、陝南(漢中),擁有整個長江上遊流域,以四川盆地為中心。
成都的西部是東西走向的橫斷山脈,再往西是青藏高原;西北麵是巴顏喀拉山餘脈;北麵是岷山。漢中的北麵是秦嶺;滇東北的南麵是烏蒙山。整個蜀國的地形,三麵環山,一麵(東麵)向水,像一個撮鬥向東傾斜。
四川盆地的出口是長江三峽,水流湍急,地勢險要,是四川盆地狹窄的門戶。從地形地勢來看,四川盆地活脫脫就是一個囚籠。
這樣的一種地勢地形,理論上來說,易守難攻。隻要派兵守住北麵的幾個山隘和東麵的長江三峽,便萬事大吉。現實是,容易守住的地方,也就是難以出去、難以擴張的地方;擋住了別人的同時,也就困住了自己。
成都平原,土壤肥沃,雨量充沛,氣候溫和,四季分明,又有都江堰的灌溉,沃野千裏,自古號稱天府之國。在農耕時代,成都平原是個活命過日子的好地方。即使在生活節奏飛快的今天,成都人生活的悠然自得,也是全國大都市中首屈一指,讓人想得打噴嚏。
在大動亂的年代,所謂的三戰之地、四戰之地,往往是那些經濟發達地區或政治中心。這個時候,封閉的四川盆地就是“民”道樂土了,肯定會有大量的難民(逃避戰亂之民)湧入。
四川盆地又像一座營壘(不是堡壘,堡壘建於高處),關起門來,自成一家,自成一統。老百姓生活在這樣一座營壘裏,外麵風吹浪打,我自閑庭信步,感覺肯定很好。統治者生活在這樣一座營壘裏,會有幾分洋洋自得,夜郎自大;同時,與世隔絕,坐井觀天,可能會有幾分恐懼、沮喪。
正是統治者的這種內心的自得與沮喪並存,安全感與恐懼感混雜的心態,加上四川盆地的地緣、經濟特征,使動亂時期的西南政治和政權獨具特色。
所謂特色,就是區別於其他事物的表征,也就是少見的東西。少見則多怪。自然,大動亂時期四川盆地政治、經濟的這種特色,呈現在人們的眼前,就顯得有些怪怪的了。
東漢後期,益州政治權力的脫離中央,始於益州牧劉焉。
劉焉為皇室遠支,“少仕州郡,曆任洛陽令、冀州刺史、宗正(管理皇族事務的長官)、太常(九卿之一,管祭祀禮儀)”。黃巾動亂後,乘勢而起的各地軍閥、郡守、豪強權勢日重,劉焉上書漢靈帝劉宏,建議改刺史為州牧,遴選清名重臣出任州牧,以加強中央集權。
東漢王朝的州,並不是行政單位,而是監察單位。每個州設一個刺史部,派駐一名刺史,負責本州的吏治、風紀監察。州牧則是擁有軍政大權的地方首腦。理論上講,州牧們可以拱衛中央——前提是,他們乖乖地聽話。表麵上看,劉焉的這個建議的確不錯。
劉焉建議設州牧,並非出於公忠體國。這時候,劉焉意料,天下即將大亂,東漢王朝國將不國。劉焉的本意,是想趁機謀個州牧的幹幹,遠離朝廷的政治漩渦而避禍。
原先,劉焉是想到交趾(今兩廣和越南北部)任州牧的。侍中董扶告訴劉焉,益州有天子氣。劉焉便心猿意馬起來,遂屬意於益州這個地方。恰巧益州刺史郤儉橫征暴斂,激起民變,被益州黃巾馬相攻殺,劉焉也就遂了心願,順利地當上了益州牧。
可以說,劉焉是以難民的身份進入益州的——政治避難。劉焉到任後,把州政府搬到綿竹(今四川省德陽市),招降納叛,廣施恩惠,陰謀自立。劉焉殺豪強以立威,鎮壓反對派,派他情婦的兒子督義司馬張魯進入漢中,斷絕通往關中的棧道,殺害中央政府委任的漢中官吏。
益州形勢很快安定下來,劉焉掌握了益州的實際權力。“劉)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批準自己享受起皇帝的待遇來,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劉焉赴益州上任時,隻帶侄子劉瑁同往,三個兒子劉範、劉誕、劉璋都留在皇帝身邊。劉焉反誌漸露,獻帝派劉璋去益州勸誡他的老爸,劉焉將劉璋留在身邊,不予遣返。
公元194年,劉焉陰使劉範串通西涼軍閥韓遂、馬騰,襲擊長安,與郭汜、樊稠戰於長平觀,韓、馬大敗,劉範戰死,劉誕被殺。議郎龐羲收留劉焉在京城(長安)的孫子,並送到益州。恰好綿竹城失火,劉焉越級享受的一些待遇如車具之類被燒毀殆盡,並殃及百姓。
劉焉痛失二子,又感天災報應,將益州牧的治所搬回成都,發背疽(背部的化膿性感染)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