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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節 殺人有理還是慘無人道

  曹操從一介書生,到名將、能臣,再到封公稱王,在戰場上殺人無數。戰場上的殺人如麻暫且不論,因為戰爭本身就是殺人的遊戲,不殺人,不大批地殺人,那還叫什麽戰爭?曹操在戰場上的殺人,除屠城以外,也沒多少可譴責之處。

  問題是,在朝中,在自己的身邊,曹操也一路殺將過去,鮮血淋漓。這就讓曆朝曆代的全國各族人民義憤填膺了。

  我們來看看,曹操在朝中殺了哪些人,怎麽殺的,為什麽殺,殺得對不對。

  殺國舅

  董承是董卓女婿牛輔的部曲,董卓和牛輔相繼敗亡之後,董承帶著牛輔的部屬,成了草頭王。公元195年,董承被政府招安,與楊奉等護送獻帝從長安回洛陽。公元196年獻帝遷都許縣後,封董承為衛將軍,董承將自己的一個女兒獻給獻帝,被封為貴人(《三國演義》說董貴人是董承的妹妹)。公元199年獻帝將董承晉升為車騎將軍。

  公元200年正月,官渡之戰開戰前夕,車騎將軍董承等被曹操誅殺,並夷三族。這就是建安初年的“衣帶詔”事件。

  曹操為什麽要殺董承?董承所持的衣帶詔是真是假?董承同夥之間有無立券書名、簽字畫押?劉備是否參與其中?這些問題史學界一直爭論不休。

  這些問題之所以一直還在爭論,原因在於僅僅圍繞事件本身而爭論。“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陷於事件內部,不及其餘,不辨來龍去脈,不察前因後果,就像古人所說的置身廬山看廬山一樣,峰嶺不辨。

  世間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曹操要殺董承,即使師出無名,也不可能無緣無故。我們來看看獻帝遷都許縣後做的幾件事,就知道董承必死。

  董卓廢少帝劉辯,立獻帝劉協的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劉協這孩子有當皇帝的素質,不像他哥哥劉辯,窩窩囊囊的。這就說明,劉協是個有膽識,有權謀,不甘長久雌伏的主。

  公元196年,剛逃離西涼軍閥魔爪,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生命朝不保夕的叫花子皇帝劉協,隻是個16歲的大孩子(劉協與諸葛亮同年生,同年死)。劉協回到洛陽,又遷到曹操的大本營,有飯吃,有衣穿,有班上,曹操也比較恭敬,當然對曹大將軍感激涕零。

  世間的男人,酒醉飯飽之後,不僅思淫欲,還思權欲。何況,公元199年的時候,大孩子劉協,已長成19歲的男人,雄性荷爾蒙在血中的濃度達到生命中的高峰,隨著性欲的勃興,權力欲也已完全覺醒。同時,此時的曹操恐怕也沒有當初那麽恭謹,大權獨攬,視皇帝如無物,並且在皇帝的周圍布上了監視網。

  20歲左右的男人,是最容易對抗,最不容易容忍的。獻帝在這幾年間肯定采取了針對曹操權威、權力的某些行動。

  當初曹操派曹洪到洛陽迎接獻帝的時候,董承是反對的,並派兵阻攔,隻是受到韓暹、楊奉的攻擊,才轉與曹操聯合。獻帝投奔曹操後,曹操的職務是司空(最高監察長),錄尚書事,行車騎將軍(大將軍的位置讓給了袁紹),軍政、行政一把抓。

  東漢順帝以後,車騎將軍位比三公。如今,獻帝不僅把董承的女兒晉升為貴妃,還把曹操的車騎將軍這一軍職拿去,交給自己的嶽父,這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剝奪曹操的軍權。

  獻帝的這些安排,肯定是有針對性的,有圖謀的,最可能的圖謀,就是準備對曹操下手。當然,下手不等於一定要殺人,架空曹操也是一種做法。

  已經45歲,老謀深算的曹操,怎麽會看不透19歲的小青年的如此一個小把戲呢?少不更事的獻帝做出這樣孟浪的安排,情有可原。愚蠢的是董承,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吃幾碗飯,也不看看對手是誰,明目張膽地把自己的脖子伸到曹操的鬼頭刀下,還在做著黃粱美夢。

  從獻帝的這些人事安排來看,他在賜給董承的衣服的衣帶中藏一份密詔,詔命董承誅殺曹操,真實性應該是很大的。即使獻帝沒有這樣的安排,哪怕曹操用誣陷的手段,甚至用莫須有的罪名,也會將董承置於死地。

  原因是,以董承為首的一個外戚集團,正在獻帝的周圍形成、膨脹。曹操不僅痛恨宦官擅權,也痛恨外戚秉政,他的理想,是要恢複西漢初期的丞相製。且不說這些高尚的東西,就拿自家的身家性命來說,如果曹操不毅然決然處置董承,那被置於死地的,將是曹操自己。

  所以,我認為,獻帝有沒有給董承衣帶詔,並不重要;是詔書還是口頭指令,也不重要;董承與他的同謀是否立券書名、簽字畫押更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是獻帝對曹操的一個動作、一次反擊,小皇帝想奪回本該屬於自己的權力。同時,也是曹操與新興的外戚集團的一次較量。

  雙方還未交手,“少機警,有權數”的曹操便把他的絆腳石踏了個粉碎。從此,劉協這個血氣方剛的年輕皇帝再也與皇權無緣,隻好把他的雄性荷爾蒙發泄到皇後和妃子們的身上去了。

  在“衣帶詔”事件中,還有讓人們口水滿天飛的爭議是,劉備是否涉案。

  我們來看看史書的記載。《後漢書·孝獻帝紀》:“五年(200)春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種輯受密詔誅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殺董承等,夷三族。”按照《後漢書》的記載,董承欲誅殺曹操,是奉了獻帝最高指示的。劉備有沒有參與,不得而知。

  《三國誌·武帝紀》:“袁)術欲從下邳北過,公(指曹操)遣劉備、朱靈要(攔截的意思)之……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按照這種說法,劉備在去徐州攔截袁術(公元199年)前,肯定,而且主動參與了董承的密謀,這也是他背叛曹操,占據徐州避禍的原因。

  《三國誌·先主傳》載:“先主未出時,獻帝舅(嶽父)董承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

  《三國演義》也持這種說法,並排布了一出“青梅煮酒論英雄”的好看戲目。按照這種說法,劉備起先是沒有參與董承密謀的,被曹操試探性的一席話,嚇出一身冷汗,也就幹脆參與董承的謀殺活動。隻是正巧被曹操派去徐州攔截袁術,趁機溜之大吉。

  看看,同樣一件事,兩個作者,三個傳記,就有三種不同的說法。所謂的曆史,有時候確實讓人看不懂。難怪後世的一些讀書人,專做一種考證的工作,既風光當世,名利雙收;又名垂千古,蔭及子孫。

  對於我個人來說,凡是同時涉及曹操和劉備兩人的事情,我寧願相信《後漢書》,而不相信《三國誌》。盡管很多曆史學家認為《三國誌》是嚴謹的曆史著作。但在對待曹操和劉備兩個人的時候,《三國誌》對曹操多有曲筆,而《後漢書》多為秉筆直書。這是範曄和陳壽兩人的政治立場和曆史態度決定的。前者以蜀漢為正統,後者奉曹魏為正統,誰為誰說話,不言自明,腦袋跟著P股轉嘛。

  其實,我們用不著皓首窮經,煞費苦心地“考證”,隻要把公元199年前後幾年的一些比較靠得住的史料串聯起來,劉備是否涉足“衣帶詔”一案,就可以得出一個八九不離十的結論。

  公元194年,陶謙病死,時任平原相的劉備代理徐州刺史。

  公元196年,呂布打敗劉備占了徐州,劉備投了曹操。公元198年,劉備依靠曹操剿滅了呂布,隨曹操回到許都。劉備一到許都,一方麵,獻帝馬上認了這個八竿子也打不著的皇叔,給劉備寄予厚望,要劉備隨時為朝廷(注意,不是為曹操)建功立業;另一方麵,“曹公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

  估計獻帝與和董承策劃針對曹操的某些動作,就在劉備的這次回首都期間。這次回京的劉備,不僅是劉皇叔,儼然是一個英雄了。

  從上麵簡要的敘述可以看出,獻帝、曹操都在極力拉攏劉備。劉備得勝進京,就成了兩個權力對立陣營的香餑餑。劉備隻好裝聾作啞,到自家後花園種菜養花,“以行韜晦之計。”世人都以為,劉備的這個“韜晦之計”,是針對曹操的,以顯示自己沒有野心。其實,劉備的韜光養晦,既是針對曹操的,也是針對獻帝和董承的,以顯示自己不願摻和某些是是非非。兩方都不能沾邊,兩邊都得罪不起,隻好韜之晦之。

  對於劉備是否涉案的問題,合理的解釋是,獻帝和董承想拉劉備打聯手,甚至與劉備有過這方麵的接觸,但深沉而又狡猾的劉備不會像董承那樣愚蠢,貿然答應。曹操則在籠絡、提防、試探劉備,也就經常請劉備吃吃飯,喝喝酒,搞一些“青梅煮酒論英雄”的戲目。

  深沉而又狡猾的劉備已經意識到,獻帝的反擊已箭在弦上,董承的野心已蠢蠢欲動,自己已跟他們有了接觸,曹操在懷疑自己,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許都是沒法呆了。

  公元199年,山窮水盡的袁術想經徐州北上投靠他在冀州(今河北省中、南部)的堂兄袁紹,機會來了。劉備主動請纓,要去徐州攔截,曹操答應了,劉備便帶上曹操送的兵馬,腳底抹油,永遠地與老領導、大恩人曹操分道揚鑣。

  劉備背離曹操的原因,曆來大致有三種說法。一、劉備參與了董承的誅曹密謀,主動逃而避禍。二、劉備參與了董承的密謀,恰巧被派去徐州攔截袁術,僥幸得免。三、劉備是英雄,終不肯寄人籬下;無論參與董承密謀與否,隻要有機會就要離開曹操,另立門戶。

  上述的第一、第二種說法,用一個事實就可以駁倒。公元200年,官渡之戰前,曹操東征徐州,把劉備打了個落花流水,妻離子散。劉備幾乎是單槍匹馬投了袁紹,曹操把關羽和劉備的妻女一並俘獲。如果劉備真的參與了董承的誅曹密謀,曹操手上又有真憑實據的話,心狠手辣的曹操怎會放過關羽和劉備家小,讓關羽帶著嫂嫂、侄女“過五關,斬六將”,一路絕塵而去?

  至於第三種說法,說劉備是英雄,是英雄就不肯終居人下。這恐怕是文人的詩情畫意。當時寄生蟹似的劉備能活命就不錯了,還談什麽英雄不英雄。

  我的看法是,劉備到中央政府以後,在獻帝/董承與曹操之間,不能兩邊討好,又不能得罪任何一方;甚至被其中一方裹挾去謀殺的幹活,又受到另一方的高度懷疑;一邊是皇帝,一邊是權臣;一側是刀山,一邊是火海;靠向哪一方都可能死無葬身之地,不如趁機走人了事。

  劉備背離曹操的根本原因,是劉備背了一個倒黴的皇族身份。因為劉備有這個身份,獻帝肯定會拉攏他對付曹操。因為他有這個身份,曹操肯定會提防他,防範他與外戚合流。在中央政府裏,劉備是風箱裏的耗子,兩頭受氣,兩頭不討好。上上之策,是三十六計裏的最後一計——走人。

  我猜測,劉備開溜,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政治嗅覺極其敏銳的劉備,已經認識到曹、袁之間的權力決戰必然地、很快地來臨,這場決戰勝負難料,甚至曹操敗的可能性要大。用心極其狡猾的劉備,已經不得不要離開曹操,而且還要主動地離開曹操,並且要占一塊地盤自立,等待鹿死誰手,然後出手割一塊肉,至少分一杯羹。

  順便一提的是,幾乎所有的曆史學者,都把曹操與劉備煮酒論英雄時說的話,當成劉備在成為英雄之前,就已經是英雄的證據。曹操的確對劉備說過“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袁紹字本初)之徒,不足數也。”

  這句話記載於《三國誌·先主傳》,真實性還是很大的。用曹操的話來證明劉備是英雄,其實是事後諸葛亮式的一種推理。意思是,既然心高氣傲、能征善戰、文武全才、不可一世的曹操都認為劉備是英雄,那麽,劉備肯定是英雄了。

  我不反對說劉備是英雄;我也認為,劉備是英雄。問題是,用曹操的話,作為劉備是英雄的先驗論,總是有些勉強。這句話是在酒桌上說的。喝酒嘛,給對方戴一堆高帽子,融洽融洽一下氣氛,聯絡聯絡感情,是很平常的,屬於公關語言。曹操不是在籠絡劉備麽?曹操說這句話,最可能的用意是,戴高帽子的同時,試探、敲打劉備。言下之意是,兄弟你的確有兩把刷子,我老曹也高看你一眼,可你小子野心也不小呀,可得當心點哦。

  劉備是個政治嗅覺極其敏銳的人,可能這個時候就下定決心,要盡快離開這個是非之地了,難怪拿在手裏的筷子掉到地上。

  因為劉備沒有參與董承的密謀,又有可能被拉下水,所以,當劉備申請去徐州攔截袁術時,曹操也就答應了。《三國誌》在董昭、程昱等人的傳記中,都說董昭、程昱、郭嘉等曾去勸阻曹操,不可放走劉備,曹操後悔莫及,但無可挽回。曹操是什麽人?奸雄一個,恐怕不會那麽傻。

  以我小人之心,度曹丞相君子之腹,曹操當時的認識是,殺掉劉備,沒有證據;讓劉備離開許都,正好自己少個潛在的對手,獻帝和董承少個幫手,也遂了劉備外出避禍的心願。當謀士們來勸阻時,他隻得裝出懊悔的樣子糊弄他們。暗地裏,可能曹操的腸子在肚子裏笑得繞彎彎。

  不過,聰明的曹操這一回的確是笑錯了。

  殺作家

  與袁紹決戰前夕的公元200年,曹操殺了董承,除去了一個握有軍權的實力派對手,去除了一個潛在的、正在成長中的外戚集團。八年之後,曹操已統一了北方,有些“權”大氣粗,鄙睨天下了;對獻帝的態度和行為,漸漸地專橫。此時,曹操集團裏的武將,要麽是子弟兵,要麽是新近加盟的心腹,都樂滋滋地跟著曹操打天下,立功勞。

  而朝中的文臣中,就有人不甘寂寞,跳出來跟曹操唱起了反調。其中,禰衡和孔融尤為表現突出。

  禰衡的死,後麵還要談到,暫不說它。我們來看看孔融之死。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第二十世孫,是曹操的同輩人,僅比曹操大兩歲。

  讀過《三字經》的人都記得有一句“融四歲,能讓梨。”這個“融”就是孔融。

  的確,孔融聰明早熟,少有才名,曾為司空掾、虎賁中郎將、北海相、將作大匠、少府。此人不愧是孔聖人的後代,書讀得好,口才也好。當然,正因為他是孔聖人的後代,又是大作家,脾氣也就特別大。

  孔融的性格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好為人先,好為人師,好出風頭。《後漢書·孔融傳》載:“每朝會訪對,(孔)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意思是說,每逢朝廷開會討論國家大事,隻有孔融一人唾沫橫飛,奇談高論,滿朝文武沒有說話的分,隻是來報個到,點個卯而已。

  還有,凡是孔融看不慣的或者不合法、不合規的任何事、任何人,他都會挺身而出,討個說法。路見不平一聲吼,不該出手也出手。

  孔融剛入官場,為司徒府的秘書,上級要他糾察貪官汙吏,他舉報的都是權勢熏天的太監們的近親。

  靈帝的大舅子何進由河南尹遷升為大將軍,眾官員都手忙腳亂拍馬屁。孔融被他的領導司徒楊賜派去何府祝賀,他老先生一生氣,把上司給何大將軍的賀信摔在地上,拂袖而去。何進的部屬們當然也很不爽,差點把孔融幹掉。

  董卓專權亂政(公元189—公元192年),擅行廢立,孔融時為司空掾(最高監察署秘書長)。對於董卓的橫行不法,也敢發匡正之議,不怕忤逆殘暴的董卓,董卓一生氣把他降為議郎。

  獻帝東歸遷許之後,中央政府的大權落在曹操手上。隨著曹操權勢的增大和野心的顯露,孔大才子又跳出來跟曹操討說法了。

  官渡之戰前,孔融在朝中散布袁紹不可戰勝的論調。曹操北征烏桓,孔融蠱惑軍心。

  曹操為節約糧食頒布禁酒令,孔融屢次上書反對。

  孔融又上書朝廷,建議恢複古製,首都千裏之內,不封諸侯。曹操當時是武平侯(縣侯,武平即今天的河南鹿邑縣,當時屬兗州,在許都與曹操的老家譙縣之間,離許都很近),顯然是針對曹操而言,想把曹操的部分勢力排擠出中央。

  “曹)操疑其所建論漸廣,益憚之。然以(孔)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怨正議,慮鯁大業。”意思是說,曹操害怕孔融的這些言論形成強大的反曹輿論,但孔融名重天下,不好處置,隻好表麵上裝作寬宏大量的樣子,內心裏卻憎恨孔融,擔心他壞了自己的千秋大業。

  禦史大夫郗慮讀懂了曹操的心思,又與孔融有過節,找個理由把他免職。

  對於孔融的死,很多曆史學者都忽略了一個細節。在曹操與孔融的矛盾白熱化的時候,曹操曾給孔融寫了一封信,勸孔融以大局為重,以團結為要,有什麽不同意見,可以溝通,可以商量。曹操的信的最後一句是:“又知二君群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事,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通狡獪)之徒,計有餘矣。”

  明擺著,在信的結尾,曹操把孔融定位浮華狡獪之徒,還放了狠話,如果您孔大人實在不回頭,我老曹就不客氣了,幹掉你們這些誇誇其談的文人名士,俺老曹的力量還是綽綽有餘的。

  孔融回信,表示悔改,孔融回信表態後,曹操還恢複了孔融的工作。但孔融實際上仍一意孤行,越走越遠。再次免職之後,還“不思悔改”,頻開派對,大宴賓客,酒酣耳熱之餘,非議“曹”政。

  曹操忍無可忍了。公元208年,曹操統一北方之後,南征劉表之前,曹丞相終於舉起了屠刀,哢嚓!血淋淋,慘兮兮。

  站在法治和人道的立場,毫無疑問,曹操“濫殺無辜”,這是典型的以言治罪。但是,在極權社會理,站在統治者的角度,以言治罪也沒有什麽冤不冤的;別說以言治罪,就是“腹誹心謗”也可治罪。

  曹操固然慘無人道,但孔融也自有他的取死之道。如果孔融僅僅是看不慣曹操的作為,僅僅是鬧一點個人意見,僅僅是摜一點作家兼高幹的派頭,曹操應該是不會殺他的。曹操這個人,有足夠寬的胸懷,否則,他混不成曹操。

  我們沒有必要為曹操辯解,但曹操殺孔融是有理由的(有理由不等於正義)。

  首先,孔融可惡,有事攪事,無事找茬。

  其次,孔融儼然成了輿論界的首領,並以清流派自詡。

  再次,孔融有一個堅定的信念,俺老孔是孔聖人的後代,著名作家兼理論家,又是清流派首領,何進、董卓也敬我三分,讓我三分,怕我三分,誰敢拿我怎麽樣?在曹操看來,孔融江山不改,本性難移,茅坑裏的石頭一塊,那就隻有讓他走最後的一條路——黃泉路。

  其實,上述理由,都不是曹操殺孔融的根本原因。曹操殺孔融,真正的原因,是清除袁紹一派在朝中的殘餘勢力。

  官渡之戰前夕,孔融為什麽要在朝中散布袁紹不可戰勝的言論?袁紹哪一階層?士族。孔融是什麽人?儒家,而且還是儒家的傳人和當世代表。曹操的體製(這是指政體,而非政權)代表哪個階層?法家寒族。

  這就一目了然了。在曹操心目中,孔融、袁紹原來是一丘之貉,儒家加士族等於儒家士族。袁紹是儒家士族的總代表,孔融是袁紹一派的吹鼓手、代言人。

  盡管曹操比董卓強百倍,但現在——在掌握最高權力之後,曹操遇到了與董卓一樣的難題:儒家士族的不買賬、儒家知識分子的不依不饒。在袁紹、孔融他們看來,董卓赳赳武夫一個,沒有資格執政,你曹操閹宦遺醜一個,自然也沒有資格執政。

  儒家士族對董卓、曹操這樣的寒族代表執政為什麽如此堅定不移、視死如歸地反對呢?

  首先,一大批寒族的崛起,必然剝奪士族的既得利益。利益是有限的,新興權勢階層利益的取得,意味著世族既得利益的喪失。

  其次,在儒家知識分子的靈魂深處,坐而論道,安邦濟世,是他們這些讀書種子的事,哪容得下他人置喙、插手?這是一種群體心理。心理上的排斥,喪失既得利益的恐懼,兩者加起來,就是一種排山倒海的反對力量。

  八年前,曹操清除了手握軍權又為帝舅(嶽父)的董承,如今大作家、輿論領袖孔融以袁紹的幽靈出現,出來擋路,清除之。殺雞給猴看,如此而已。

  孔融鄙視何進,何進不殺他。孔融忤逆董卓,董卓不殺他。這回,老曹下手了。何進不殺,董卓不殺,你老曹敢殺,當然是要背上千古罵名的。

  但曹操就是曹操,他認為該殺的時候,誰他都敢殺的。當然,曹操敢殺的其中一個理由,連殺人的水平,也要比董卓高。

  殺導師

  曹操的政敵孔融身首異處四年之後,曹操又舉起了屠刀。

  出人意料的是,這回曹操殺的是自己人。

  與董承、孔融不同,荀彧、崔琰、楊修是曹操集團內部的人,曹操視他們如心腹,依他們為肱股。

  荀彧出身名門,潁川郡(今河南省中部禹州市一帶)人,比曹操小八歲。冀州刺史韓馥是荀彧的同鄉。靈帝時,荀彧意識到自己的家鄉很快會遭殃,黃巾之亂前北上投靠韓馥。袁紹從韓馥手上劫取冀州時,荀彧隨了袁紹。但荀彧很快便發現袁紹非成事之主,便於同年(公元191年)脫離袁紹,投效曹操。

  荀彧年輕時即被當世之人視為“王佐之才”,屬於張良、蕭何之類的人物。曹操迎獻帝、遷許都(公元196年),即是荀彧的建議。曹操奉迎獻帝之後,荀彧為侍中、尚書令,在獻帝身邊工作。

  曹操常年在外帶兵作戰,遇到重大決策,總是要谘詢身在朝廷的荀彧,荀彧的每次謀劃,都切中要害,不偏不倚,招招可致奇功,是曹操的首席謀士。

  讀史的人都知道而且都同意,荀彧是曹操的首席謀士。很多讀史的人,卻經常忽略其他兩個事實,荀彧不僅是曹操的首席謀士,還是曹操的救命恩人和精神導師。

  公元194年,曹操為兗州(今河南省東北角和山東省西南部,治所在東郡)牧,東征徐州牧陶謙,曹操部將陳宮(時鎮守東郡)背叛,聯合陳留郡太守張邈,潛迎呂布,兗州幾乎全部響應陳宮。是忠勇雙全、足智多謀的荀彧幫曹操保住了鄄城、範縣、東阿三縣,否則,曹操將失去老巢,死無葬身之地。

  公元196年,獻帝東歸洛陽,曹操欲迎獻帝,遷都於許縣。曹操的下屬多持反對意見,荀彧為曹操提出“奉主上以從人望”、“秉至公以服雄傑”、“扶弘義以致英俊”,這“大順、大略、大德”的三大綱領,堅定了曹操的決心。荀彧的這次進言,不是一般的獻言建策,而是為曹操製定政治綱領。

  公元197年界橋之戰後,袁紹基本上統一了河北之地,氣焰也就高漲起來,書信中對曹操盛氣淩人。適逢南征張繡失敗,曹操怒火攻心,想與袁紹拚命。試想,東有呂布,南有張繡,曹操渡過黃河去攻擊袁紹,結局會是怎樣的一個情形?隻要呂布往西,張繡北進,切斷曹操的河南歸路,曹操不是死路一條麽?

  荀彧,隻有荀彧,使曹操冷靜下來,勸他先東擊呂布為要。因為此時袁紹的北邊還有公孫瓚,袁紹又是個繡花枕頭,不敢貿然南下,端曹操的老巢。果然,次年(公元198年),曹操就滅了呂布,袁紹無所作為。

  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戰,曹操居於劣勢,上下恐懼,孔融為首的反對派在朝中散布失敗論調。開戰後,打得非常艱苦,糧食將盡,曹操實在堅持不下去了,幾乎意誌崩潰。曹操去信與荀彧商議,能否退兵回許都,誘敵深入,以圖再戰。荀彧激勵曹操,咬牙堅持,伺機用奇,終於扭轉戰局,大敗袁紹,取得了統一北方的決定性戰役的勝利。

  曹操孤掌難鳴的時候,荀彧力排眾議,堅定地支持曹操。曹操喪失理智的時候,荀彧給他潑水降溫,回歸理性。曹操精神崩潰的時候,荀彧給他予激勵,幫他咬牙堅持。

  這不是精神導師麽?一個比曹操小八歲的人,能做一代雄傑曹操的精神導師,會是怎樣的一個人?在那個英雄輩出的時代,有誰配做曹操的精神導師?曹操甘做誰的精神上的乞兒?

  曹操“奉天子以令諸侯”之後,荀彧為侍中,守尚書令(後為實任)。侍中相當於皇帝的政治侍從,尚書令為宮廷秘書長。從荀彧的作為和任職來看,荀彧無疑是曹操的心腹,安插在皇帝身邊的監視者和聯絡人。

  荀彧是曹操的精神導師和首席謀士,又是曹操安插在獻帝身邊的耳目和打手,這就難辦了。

  荀彧以精神導師的身份(而不是以謀士的身份),阻止了曹操幹兩件事。

  公元204年,曹操功攻克鄴城(魏郡和冀州的治所,今河北省臨漳市),自領冀州牧。當時全國分為十三個州,有人建議曹操恢複古時的九州建製,並把幽、並二州和司州(長安、洛陽兩個首都之間的地區)的大部分劃入自己的冀州,這樣曹操就可雄視天下。

  荀彧對曹操說,現在北方初定,如果您把別州的領土劃入自己管轄的冀州,不僅顯露了政治野心,還會引起那些占州據郡者的疑懼,導致眾叛親離,天下洶洶。現在河北袁譚尚在,劉表據有江漢,這樣一來,天下就難以安定了。

  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北定袁譚,南製荊州,修複舊京(指洛陽),號令天下,這才是社稷長久之利。曹操權衡利弊,還是聽從荀彧勸諫,遂罷九州之議。

  公元212年,董昭等人上躥下跳,四處活動,欲推曹操為魏公。當然,這麽大的一件事,怎麽也得探詢、征詢荀彧的意向、意見。

  當董昭去征求荀彧的意見時,荀彧裝著很吃驚的樣子對董昭說:“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正漢朝,雖勳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以荀彧的聰明睿智,哪裏不知道這其實是曹操的心思?隻是裝糊塗,故意責備董昭等拉曹操下水,曲折地希望曹操適可而止,就此打住。

  按照漢朝的祖製,非劉氏不得為王(東漢王朝的草創階段除外)。曹操於公元196年已封為武平侯,是最高等級的侯爵,公元208年之後,職務是一人之下的丞相。暫時又不能封王,曹操政治地位要上升,隻能封王與侯之間的公爵。

  公爵與侯爵是有本質區別的。封侯者,隻是得到一塊食邑,享受此地的稅賦,而不能在這塊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官僚機構,不能行使治權;有的侯爵純粹是一種榮譽,如關內侯。封公國就不一樣了。某某公不僅抽食此地的稅賦,還在這塊土地上建立自己相對獨立的行政機構和軍事機構,對這塊土地行使雖不完全獨立但相對完整的治權。

  荀彧深知,曹操隻要走出了這一步,必然沿著公—王—皇的道路,毅然決然地前行,漢王朝遲早完蛋。

  荀彧不能同意,因為他家世食漢祿,因為他的政治道德觀是維護漢室,曹操的篡漢意圖突破了他的道德底線。荀彧阻止曹操恢複九州,諷止曹操封魏公,都是為了維護漢室。德高望重的荀彧反對,曹操封魏公的事隻能作罷。但“曹)操心不能平”,此事沒完。

  但事情總得有個完,怎麽完?隻有兩個辦法——荀彧閉嘴,或曹操乖乖地當他的丞相,不要有什麽野心。後一個辦法是不可能的,隻能是前一個辦法。前一個辦法中,要荀彧暫時閉嘴是可以的,永遠閉嘴是不可能的,因為荀彧是有政治原則的人。那就是讓不可能成為可能:永遠閉嘴。

  人的死法,無非有以下幾種:病死、意外死亡、自殺、他殺。荀彧生活在宮廷之內、皇帝身邊,意外死亡的可能性很小。沒有高血壓、心髒病,像諸葛亮那樣突然病死也不太可能。剩下的隻能是自殺或他殺兩種可能。

  據《三國誌·荀彧傳》記載,公元212年,適逢曹操南征孫權。曹操上表朝廷,請求讓荀彧到譙縣勞軍。荀彧到曹操的軍營後,就被曹操扣留在軍營裏,以侍中、光祿大夫的身份,作為丞相府的參謀長,隨軍效力。曹操率大軍向濡須口(今安徽蕪湖長江北岸的裕溪口)進發,荀彧因病留在壽春(今安徽壽縣),憂鬱而終,享年五十歲。

  《後漢書·荀彧傳》的記載則不太一樣,範曄說,荀彧阻止曹操稱魏公以後,適逢曹操南征孫權,曹操上表請求荀彧到譙縣勞軍。荀彧到軍中以後,曹操又上表將荀彧留在軍中效力,皇帝也同意。曹操率大軍向濡須口進發,荀彧則因病留在壽春。有一天,曹操派人給荀彧送來食品,荀彧打開一看,食盒中空空如也,便服毒自盡。

  關於荀彧死亡的上述兩種說法,哪種更接近真實,哪種更合情合理一些呢?

  按照《三國誌》的說法,荀彧“以憂薨”,拿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憂鬱而終。憂是憂慮、焦慮,鬱是精神壓抑,情緒低落,憂和鬱本身不可能直接引起人的死亡。

  可以肯定,荀彧出發勞軍之前,身體是棒棒的,否則,曹操不會提出,獻帝也不會答應,荀彧也沒有可能前去勞軍。荀彧到譙縣時,身體仍然是好好的,否則,曹操不會上表朝廷,請求荀彧留在軍中效力,還要他當自己的參謀長。當時曹操是從譙縣出發,經壽春進攻濡須。

  翻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就知道,從安徽亳州騎馬(以荀彧的地位不可能步行)走到壽縣,不會超過一個星期吧?怎麽幾天之間就病倒了,還病死了呢?腦卒中?心髒性猝死?惡性腫瘤?在醫學上都難以解釋。人一憂,就薨了,在十天半月的時間內憂鬱而終,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科學道理。

  根據《後漢書·荀彧傳》的記載,曹操送食物給荀彧,荀彧打開一看,是個空食盒,便明白了曹操的意思,仰藥自盡。按照《後漢書》的說法,荀彧之死,是曹操逼迫他自殺所致。

  我認為,《後漢書》中曹操逼荀彧自殺的這個說法,是合情合理的,至少比《三國誌》“以憂薨”的說法更合乎當時的情況,更合乎常理,也更符合科學道理。為什麽呢?

  首先,曹操的權力欲望突破了荀彧的道德底線,荀彧極盡全能維護漢室。曹操在權力擴張的道路上總是要前進的,也是不得不要前進的,可前進的道路上碰到一塊巨石。曹操既然要繼續前進,要麽繞過它,要麽鏟除它。起初,曹操是想繞過去的,但怎麽也繞不過去,因為荀彧實在是清心寡欲,德高望重,凜然不可侵犯。那麽,隻好鏟除他。

  其次,荀彧有大功於曹操,既對獻帝曲意回護,又對曹操忠心耿耿。盡管他在思想上、道德上尊崇漢室,維護皇帝,但在行為上並沒有損害曹氏集團。

  我想,鏟除荀彧,可能是曹操一輩子最無可奈何的一件事,傷心、痛苦、沮喪、無奈、憤恨、惱怒,充滿了曹操的心胸。必須鏟除他,但不能親手殺害他,不能公開殺害他,更不能殺全家、夷三族,隻能讓荀彧自我了斷。

  如果我是曹操,當我送出這個空食盒的時候,肯定會站在窗前,望著使者遠去,眼眶裏滾動著淚水,向著北邊,默默地說:“我的導師、我的朋友、我的戰友,永別了。可是,事情為什麽要這樣?不這樣,我又能怎樣?”

  再次,荀彧有自殺的心理動機。能做曹操精神導師的人,其心智之高遠,意誌之堅強,肯定非比常人。荀彧追隨、服務曹操二十年,曹操的事業就是荀彧的事業,曹操的功名就是荀彧的功名。

  公元212年這個時候,赤壁之戰過去了四年,曹操已統一了北方,三國的局麵已初露端倪。荀彧五十歲,曹操五十八歲,荀彧知道,曹操在有生之年要統一全國是不可能的。

  一方麵,他和曹操的事業到此為止,繼續下去隻能是畫蛇添足,不如找個合適的時機主動地結束自己的生命和事業。

  另一方麵,曹操的事業和功名雖是荀彧的事業和功名,但曹操的現在的理想不是他的理想,理想和事業發生強烈的衝突,事業在否定理想。對視理想和事業如生命的荀彧來說,內心分裂的痛苦可想而知。

  既然活著是一種痛苦,那麽,死亡也算是一條出路。

  我們可以往更深一個層次探討,曹、荀之間,為什麽最後分道揚鑣,一個進了天堂,一個入了地獄?曹操為什麽非要置荀彧於死地?

  通常而且流行的解釋是,荀彧與曹操之間,理想不同,政見不同,所以他們分道揚鑣了;荀彧阻止曹操的政治野心,又德高望重,門生布滿朝廷,所以曹操痛下殺手。當然,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都說得過去。

  我認為,他們分道揚鑣的根本原因,是他們之間的道德尤其是政治道德不同,不同到不可調和的地步。

  所謂理想,主要是指目標而言;所謂政見,主要是指策略、方法而言。目標不同,以強者的目標為目標;方法不同,可以協商、妥協,用不著你死我活。曹操和荀彧都不是庸人、俗人。如果僅僅因為理想、政見之分,鬧不到這個地步。荀彧可以選擇告老還鄉,曹操可以把荀彧削為平民。

  荀彧的政治道德底線是,我老荀可以竭盡全力輔佐你曹操成就霸業,但絕不能讓你或你的子孫篡逆。在曹操看來,王朝更替就像日出日落一樣自然,何況我也沒有辦法,我該做什麽,還得做什麽,誰擋我的路,隻好對不起。這是不可調和的,不可妥協的,惟一的問題是,采取什麽方式來解決。

  荀彧是有道德,至少是有道德底線的人,這種人的人格是不可能分裂的。一旦自己的道德底線被強行突破,要麽拚死反擊,消滅對手;要麽親手消滅自身道德的載體——自己的生命。反擊曹操是不現實的;何況,曹操的事業也有自己的一份。那麽,隻好選擇剩下的惟一的一條路——自殺。我猜測,荀彧到譙縣後,肯定與曹操有過全麵、深入、深刻的溝通、交流、探討甚至爭執、爭吵,隻是不為外人知。就是這次交流,彼此亮了底牌。

  我認為,荀彧的自殺,是曹操和荀彧的共同選擇,是他們彼此之間最後一次默契的合作。睿智的荀彧肯定知道,曹操請他來勞軍的真正目的,自己的生命該到盡頭了。於是,到了壽春,停下不走了,等待自己和曹操最後一次默契的到來。

  曹操痛下辣手的根本原因,並不是荀彧的威望和影響力,這個時候,再有威望和影響力的人都威脅不了曹操。曹操必須鏟除荀彧,是因為曹操無法麵對自己的精神導師荀彧。

  曹操權力的擴張、地位的上升乃至於最後取漢朝而代之,既是主動的,又是被動的;既是賞心悅目的,又是無可奈何的。自從“挾天子以令諸侯”以後,曹操就走上侯—公—王—皇(這最後一步讓兒子曹丕完成)這條不歸路。

  恐怖的是,自己的精神導師那雙憂鬱而堅定的眼睛,幽幽地盯著他,讓他如坐針氈,使他如芒刺在背。

  打個比方來說明曹操當時的心理處境。

  如果和幾個流氓在一起,你可能毫無心理障礙地參與輪奸一個可憐的婦女。如果你的母親站在你的背後,你想幹那缺德事,恐怕你下身的那個玩意怎麽也硬不起來。如果你決意要幹那齷齪事,隻好一掌把老娘推開,關在門外,摔死拉倒。

  我的這些說法,可以說是心理分析,但不是憑空臆測。讓我們來看看公元212年的曹操南征孫權是怎麽回事。

  《後漢書·獻帝紀》對此次的曹操南征孫權沒有記載。《三國誌·武帝紀》僅有簡單的一句:“冬十月,公征孫權。”提示荀彧到譙縣勞軍,是該年十月的事,《三國誌·吳主傳》倒是有寥寥數語:“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公攻濡須,(孫)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歎其齊肅,乃退。”

  此次的曹操南征孫權,是公元212年十月出發的,至次年的正月,才進攻濡須。從現在的安徽亳州到蕪湖,整整走了三個月,而且沒有什麽實質性的進攻動作,相持一月餘,看到孫權軍隊齊整,也就班師回朝。臨走時發一通感慨:“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劉表字景升)兒子若豚犬耳!”

  這像曹操一貫的軍事作風麽?沒有明確的戰役目標,率領幾萬大軍,勞師費餉,大老遠地視察了一下孫權新建的軍港工程,表揚一番後起之秀孫權,回家。

  我懷疑,曹操的這次像旅行似的所謂的南征孫權,隻是一個幌子,是用一次軍事行動來解決一個極端棘手的政治問題。

  順便提及讀史者容易忽視的一個細節:荀彧與曹操是兒女親家。荀彧的長子荀惲娶了曹操的一個女兒,也就是曹丕稱帝後封為安陽公主的那位。這樣說來,荀彧臨死惟一可以放心的是,曹操不會傷害自己的家人和家族。

  上麵說過,荀彧是有自殺動機的,不排除一種可能,曹操根本就沒有逼荀彧自殺,自殺是荀彧自己的選擇。荀彧是個智者。一個智者,懂得怎樣活,為什麽活,為誰活;也懂得為誰死,為什麽死,什麽時候死。對一個智者來說,生又何歡,死也何懼?

  在三國這場世紀大混戰中,英雄多如牛毛。真正的智者,卻隻有一個,那就是荀彧。

  曹操的屠刀已然舉起,就不可能再立地成佛。不能立地成佛,就還會繼續殺人。

  讓人費解的是,曹操不僅繼續殺人,殺的還是個女人。更不得了的是,這個女人,還是第一夫人。

  殺第一夫人

  曹操殺的第一夫人是獻帝的第一位皇後——伏皇後。

  伏皇後之死,正史有三處記載。

  據《三國誌·武帝紀》記載,獻帝的皇後伏氏,早先給她的父親、已故屯田校尉伏完寫過一封信。信上說,獻帝因董承被殺怨恨曹操,信中的一些話不堪入耳。這封信被揭發,伏皇後被廢、被殺,兄弟們也全部被誅。

  《後漢書·孝獻帝紀》載:“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丁卯,曹操殺皇後伏氏,滅其族及二皇子。”

  《後漢書·皇後紀》對伏皇後之死的記載,大約如下。公元200年,曹操誅董承時,要把董承的女兒、獻帝的董貴妃一起殺掉。獻帝以董貴人有妊在身為由,求曹操手下留情。曹操不答應,還是殘忍地將董貴妃殺害。伏皇後又懼又恨,便給他的父親伏完寫了封信,細述曹操殘逼之狀,叫她的父親伺機除掉曹操。伏完不敢下手,也沒有把這封信公開。

  公元214年,此事被揭發,曹操大怒,逼獻帝廢伏皇後,並假造聖旨,將伏皇後廢黜,關進暴室(宮中關押犯法女人的監獄性質的機構),幽閉而死,她所生的兩個兒子被毒死,兄弟及宗族被殺者達一百餘人,母親等十九人流放涿郡(劉備的老家)。

  根據《後漢書·皇後紀》的記載,曹操派去收捕伏皇後的是禦史大夫郗慮和接替荀彧職務的尚書令華歆。兩大員帶兵至宮中,獻帝招呼郗慮落座,皇後躲到房中的夾牆裏去了。華歆領人進入房中,命士兵砸開牆壁,一把揪出皇後,往院外拖。伏皇後披頭散發、赤腳跣足,經過外殿坐著的獻帝身旁,拉著獻帝的手,苦苦哀求,說,陛下,你就不能救救我麽?獻帝說,我也不知命在何時!獻帝回過頭對郗慮說,郗公,天下竟有這種事嗎?

  《後漢書》的記載,真實不真實不好說,但很逼真。逼真的事,多半是真實的。

  問題是,曹操為什麽要殺一個弱女子,還要株連無辜?

  多數曆史學者認為,曹操因為伏皇後多年前給其父親的一封信,信中辱罵了自己,就誅殺伏皇後。

  此說於理不通。

  著名曆史學者呂思勉先生在他的《三國史話·替魏武帝辯誣》中說:“這話很有可疑。凡做一番大事業的人,總是有人說好,有人說壞的,根本上沒法子使個個人都說好。所以做大事業的人,總是把毀譽置之度外的。魏武帝難道是個怕人謗毀的人?要是有一封信說他的壞話,就要發怒而殺人,那他生平,不知道要殺掉多少人才夠?”按呂先生的說法,以曹操的胸懷,伏皇後給自己的父親寫封信,罵罵曹大丞相,他應該不會發怒殺人。

  問題是,呂先生和其他持此觀點的學者忽略了一點情況。《後漢書·皇後紀》的說法是,伏皇後在給她父親的信中,不僅辱罵曹操,而且“令密圖之”,也就是叫她的父親伺機幹掉曹操。如果真的是這樣,曹操殺伏皇後當然完全可能。

  呂先生可能也注意到了“令密圖之”這幾個字,但他為了替曹操辯誣,竟認為這封信的有無及其內容的真實性,都是靠不住的。

  既然伏皇後的信的有無及其內容的真實性都是靠不住的,也就是說,《三國誌》和《後漢書》的記載都是靠不住的,那麽,呂先生進一步推測:“所以我說伏皇後的被殺,一定另有政治上的陰謀的,不過其真相不傳於後世罷了。”

  論證了伏皇後有(針對曹操的)陰謀之後,他就得出結論:“則魏武帝一身,既然關係大局的安危,自不得不為大局之故將她撲滅。”

  這樣的一番分析、論證下來,呂先生得出結論,曹操殺伏皇後就是正當的、正義的了。可見,呂先生為曹操辯誣,是動了感情,動了真格,發了脾氣,還真正地用了心思的。

  易中天先生在他的《品三國》中,十分讚成呂思勉先生的觀點,並進一步分析:“這件事隻有一種可能,就是背後有一個天大的陰謀。這個陰謀是衝著曹操來的,伏皇後卷入了其中,或者必須借皇後的一顆人頭才能殺一儆百……也正因為陰謀太大,誰都不能公開說出來,這才胡亂找了個小岔子來做掩飾……這裏使用‘陰謀’一詞,是站在曹操的立場上說的。如果換一個立場,就應該說是‘反抗’。也就是說,這件事的背景,很可能是那位獻皇帝一次徒勞的反抗。”

  按照易先生的說法,獻帝策劃了一次對曹操的一次“反抗”,說得通白一點,就是獻帝謀劃了對曹操的廢黜或謀殺。那麽,我們就接著易先生的思路再分析下去。

  此時的尚書令(宮廷秘書長)是華歆,曹操的心腹、死黨。獻帝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是曹操的眼線,獻帝形同軟禁,即使獻帝親手寫好罷黜曹操的詔書並蓋上皇帝的玉璽,交給誰?誰能宣布?宣布是否有效?罷黜曹操,一點可操作性都沒有。

  再者,即使獻帝要幹掉曹操,能指使誰去謀殺曹操呢?要麽是曹操的近侍,要麽是曹操身邊的大臣,要麽是能飛簷走壁的俠客。曹操常年征戰在外,收兵後並不在許都,而住在鄴城,在軍營裏謀殺最高統帥,並不現實。獻帝身邊的侍衛,都是曹操的心腹,獻帝恐怕指揮不動。獻帝身邊的大臣呢?也隻有一個荀彧有此能力,其實荀彧是在獻帝身邊工作。何況,荀彧早在兩年前自殺。

  更何況,如果荀彧策劃了對曹操的謀殺,曹操不會這麽輕易地放過荀彧,不管你什麽親家不親家,非滅荀彧三族不可。如果荀彧與獻帝一起策劃了對曹操的謀殺,皇後也卷入其中,那麽,曹操在處置荀彧的同時,也會剮了伏皇後,怎麽會等到兩年以後再行處置呢?

  至於什麽俠客,到軍營裏謀殺最高統帥,隻能屬於“神話”“戲說”一類,“正說”是辦不到的。

  我同意這些學者這種意見的前半部分,即伏皇後的書信及其內容很可疑,甚至完全是曹操的杜撰或誣陷。至於說曹操殺伏皇後,一定是獻帝和皇後有針對曹操的“陰謀”,這種說法未免太過武斷,是值得商榷的。

  據《後漢書·皇後紀》的記載,獻帝的第一任皇後伏壽,是於公元195年獻帝十五歲時立為皇後的。公元196年,即獻帝投奔曹操的那一年,獻帝拜皇後父親伏完為輔國將軍,讓其享受三公的政治待遇。

  伏完是個老實人,看到曹操已大權在握,考慮到自己為皇親國戚,政治上有嫌疑,便主動辭職,任個中散大夫的閑職,後為屯騎校尉,相當於現在的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公元209年,也就是伏皇後被殺前五年,伏完去世。

  從這些記述來看,伏完是個有自知之明、又膽小怕事之人。身處政治漩渦中心的女兒,給了自己這樣一封可能招致滅頂之災的信件,當然不會交給曹操。以伏完的謹慎個性,肯定會趕緊銷毀,絕對不可能保存到身死之後。如果有人把伏皇後給父親寫信的事捅到曹操那裏,肯定沒有信件的原件。口說無憑,曹操不好大開殺戒吧?除非,曹操指使手下人塞一封信在伏皇後的房內。

  我倒是認為,曹操殺伏皇後,並不是因為獻帝策劃了針對曹操的什麽“陰謀”,倒是曹操針對朝廷上下的一個“陽謀”。

  考察一個曆史事件,不能孤立地看問題。正確的方法是,從孤立事件的前因後果中,取得順藤摸瓜的效果。

  我們來看看,曹操殺伏皇後前後,做了哪些可能與此相關聯的事。

  公元212年正月,曹操從西征馬超、韓遂的前線回到鄴城,弄了個“參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的政治待遇,為封魏公吹了風,造了勢。他指使董昭試探荀彧對自己封公建國的意見,受阻。十月從譙郡出發,南征孫權,在南征途中,前來勞軍的荀彧自殺。

  公元213年正月,象征性地與孫權打了一仗,還未回軍,朝廷指示(也就是曹操的意思),並十四州為九州,極大地擴充了曹操為州牧的冀州地盤,並撤銷了司州,滅了大漢王朝的首都地區,公元204年荀彧阻止曹操做的事,曹操今天終於做成了。本年四月曹操回到鄴城;五月被冊封為魏公;七月建社稷宗廟,嫁三個女兒給獻帝,未成年者在國中繼續撫養;十一月,建立魏公國的行政組織架構。

  至此,荀彧極力阻止曹操做的兩件具有開端性的大事終於被曹操做到了。

  公元212年,曹操五十八歲。這一年,是曹操一生的轉折點。此前,曹操拚拚殺殺,是實實在在地幹事,是為了統一全中國。此後,曹操統一全國的理想破滅,沙場的征戰隻是個幌子——實現個人野心的幌子,曹操的所作所為,都是撈取政治資本,並為兒子的篡漢做好準備。荀彧的自殺,為什麽在這一年,是值得深思的。

  公元214年三月,曹操獲得“魏公在諸侯王上”的政治待遇,並授金璽、赤紱、遠遊冠。七月又去征討孫權,十一月回到洛陽,殺伏皇後;十二月建立魏公國的司法係統。

  公元215年正月,獻帝立曹操的女兒曹節為第二任皇後。

  公元216年二月,曹操從平漢中的前線回到鄴城,三月封為魏王。

  公元217年正月,又一次南征孫權,三月回軍,四月“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辦齊了皇帝的全部行頭。

  好了,就此打住。從以上六段文字的簡短敘述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一個規律性的現象。

  從公元212至217的六個年度中,幾乎是,曹操每年春天出去打一仗,夏、秋回來後提一級,直至封王,行使皇帝全套禮儀,好像“組織部”是他家的夫妻店。

  在這段時間,每年出去打一仗,幾乎都是虛晃一槍。對外軍事行動是幌子,是手段;解決朝中的政治對手,解決自己的政治待遇是實質,是目的。

  公元200年的殺董承,曹操主要是為了解決政治上的生存問題。以董承為代表的外戚集團的崛起,必然威脅到曹氏集團的生存,所以必須解決董承。

  公元208年,曹操統一了北方,地位已經鞏固,接下來要解決的是權力的擴張問題。孔融這個輿論領袖,荀彧這個衛道者,必須除去,隻是使用的手段不同,方法各異。

  公元213年,曹操成了魏公。邁出了上述幾步,接下來的必然是這一步了。

  這時,曹操的司馬昭之心已經昭然若揭了。人們尤其是朝中大臣們,都盯著曹操,你到底想幹什麽?

  曹操知道,輿論上、組織上的阻力已經清除,可是人心不服啊,至少是不少人心存疑慮。早在公元210年,曹操就發布了一個叫做《讓縣自明本誌令》的教令,明確宣告:權我是不交的,官是照做的,但我本人不會篡漢,不會危害皇室和皇帝本人的安全。可大家還是不相信。

  今天(公元214年),我還是要告訴你們,我不是於去年七月嫁了三個女兒給皇帝麽?我總不至於殺了女婿,讓我三個女兒在如花似玉的年紀,就開始守寡吧?可你們仍心誹腹謗,喋喋不休。你們到底要我怎麽辦?

  幹脆,一不做,二不休,我把一個女兒立為皇後,皇帝成了我的嫡親女婿,你們總該放心了吧?我的女兒要當皇後,那姓伏的孩子就得讓位。皇後讓位這件事,以什麽理由辦,怎麽辦,那是郗慮、華歆他們的事。誰叫你們不信我的語言承諾,非要我拿出行動給你們看呢?

  以我小人之心,度曹丞相君子之腹,大概曹操當時就是這麽想的。曹操一邊做好篡漢的一切準備,一邊又嫁三個女兒給獻帝,是不同尋常的。這件事,似乎沒人去解讀過。

  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伏皇後是公元214年的十一月被殺的。前一年七月曹操嫁了三個女兒給獻帝為夫人;伏皇後被殺的當年同時封為貴人;伏皇後被殺的次年,曹操的女兒曹節即被立為皇後。

  曹操嫁自己的女兒給獻帝,又殺付完已嫁給獻帝的女兒,是不是有些怪怪的?一口氣嫁三個女兒給皇帝,最小的還未到成婚年齡。女兒嫁過去之後,提拔得也太快,最小的還呆在娘家,就被封為貴人。

  以我的愚見,曹操清除了曹氏建國的反對派之後,找個莫須有的罪名,除掉伏皇後,再獻出自己的三個女兒,其中一個立為皇後,以此作為自己這輩子不篡逆、不謀害皇帝的“投名狀”。曹操不會逼荀彧交投名狀,自己卻被現實、被形勢逼得交了一個“投名狀”。

  這樣分析下來,伏皇後的被殺,不是因為獻帝/伏皇後有什麽針對曹操的天大“陰謀”,而是曹操權力擴張道路上的一步棋,是曹操給滿朝文武開出的不危害皇室的一張信用證,是曹操的一出“陽謀”。

  與各位學者的“獻帝/伏皇後(針對曹操)陰謀論”一樣,我的“曹操陽謀論”也找不到證據,僅是我的理解和推測。對於事情的結果,在找不到證據的情況下,隻能靠常理推測之。老古姑妄言之,各位姑妄聽之。

  曹操的殺人,告一段落,但還在繼續。

  殺組織部長

  曹操的殺人在繼續,又為什麽說,告一段落呢?

  一般都認為,曹操的殺董承、殺孔融、殺荀彧、殺伏皇後,與殺崔琰,其動機是不一樣的。前者是為了自身權力擴張的需要,後者是為了安排身後事。這種說法似乎成了曆史的定論。

  君王的身後事,無非指兩件事:一、指定誰做接班人;二、為繼任者的順利掌權掃清人事障礙。

  我們就來看看,崔琰的死,是否與曹操安排身後事有關,是否僅僅與曹操安排身後事有關。

  崔琰原是袁紹的下屬,袁紹死後,其子袁譚、袁尚爭搶著要他,崔琰對誰也不買賬,結果被關在大牢裏。

  公元204年,曹操破鄴城,崔琰得以重見天日,為曹操的別駕從事(曹操此時是司空兼冀州牧。別駕從事,是冀州牧曹操的行政助手)。公元206年,曹操征並州,留曹丕守鄴城,命崔琰為曹丕的師傅。

  曹操自任丞相(公元208年)後,崔琰則為丞相府曹掾。毛玠為東曹掾,崔琰則做過東、西曹掾,與毛玠共同負責人事選舉,相當於現在的組織部部長。公元213年,魏公國建立後,崔琰為魏國尚書,負責魏國的行政管理。曹操稱魏王後,崔琰為中尉,是近衛軍司令。

  崔琰是怎樣一個人呢?《三國誌·崔琰傳》記載:“崔)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須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從這個記載中可以知道,崔琰相貌堂堂,剛正不阿,堪為人師表,連曹操也怕他三分。

  這樣一個德高望重的人也要死麽?當然,隻要曹操認為有必要。

  崔琰之死,《三國誌·崔琰傳》的記載大概是這樣的:

  崔琰管人事的時候,推薦了一個叫楊訓的巨鹿人到朝廷做官。此公雖沒什麽能為,口碑倒是比較好,所以曹操也就批準了。曹操稱王(公元216年)之後,可能是知恩圖報的意思,楊訓上表對曹操大大地歌功頌德一番。那些看不順眼的人,痛批楊訓“稀世浮偽”,馬屁成精,進而追究崔琰舉薦不當,用人失察。

  崔琰取來楊訓的表章看了看,給楊訓去了一封信,信中說:“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

  完了。什麽叫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崔部長的生命,就是最無情的注釋。

  崔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這句話是什麽意思?崔琰是不能告訴我們的了。我的理解是:“我看了你的表章,寫得很好嘛。隨著時間的過去,人們慢慢會理解的。”

  曹操的語文學得比我好。對崔琰的這句話,他是這樣理解的:“我理解你表章裏的意思。曹某人封王這件事,還說得過去嘛。時勢總是在變化的,我們就等著瞧吧。”《三國誌·崔琰傳》的記載是,太祖(曹操)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曹操即以誹謗罪罰崔琰勞動改造。崔琰呢,也就樂滋滋地去做苦力,沒有一點痛改前非的表現,也沒有半點洗心革麵的樣子。曹操得知後大怒,說,崔琰這家夥,犯了法,判了刑,罪減一等,罰做苦力,卻不好好勞動改造,反而還結交賓客,門庭若市;跟人說話,吹胡子瞪眼睛的,肯定對政府不滿,那就叫他死吧,於是,賜崔琰死。

  崔琰被殺的原因,曆來有幾種說法:一是曹操報複殺人,二是曹操神經過敏,三是曹丕、曹植立儲之爭的犧牲品。

  上文說過,崔琰剛正且有威嚴,連曹操也怕他三分。這是有緣由的。公元204年,曹操攻破鄴城,自領冀州牧,剛把崔琰從監獄裏放出來,就被崔琰狠狠地教訓了一頓。

  有一天,曹操得意洋洋地對崔琰說:“昨天,我看了一下本州的戶籍統計,可征之兵達三十萬之多,冀州可真是個大州啊。”崔琰冷不丁地回敬一句:“如今國家四分五裂,袁氏兄弟自相殘殺,冀州哀鴻遍野。主公您據有冀州,未見您布王道,行仁政,救民於水火,卻斤斤計較能得到多少兵士,這就是冀州民眾所期望主公您的嗎?”曹操連連認錯,在座的賓客無不心驚肉跳。

  唉,這個崔琰,也真是的。人家曹大州牧,剛把你從牢房裏放出來,又賦予重任,人家也正在打了勝仗、占了土地的興頭上,為什麽非要敗人家的興致,掃人家的顏麵呢?何況,還當著眾人的麵。真是不懂事啊。這件事,曹操肯定會記一輩子,想起來就不爽。

  曹操之所以是曹操,因為他是肚裏能撐船、額頭能跑馬的宰相。在曹操看來,這事能算什麽深仇大恨?吃了崔琰的一通搶白,常常鬧心、堵心倒有可能,若說因為這件事就動殺機,與曹某人的為人風格、行事風格不符。

  何況,這件事過去十多年了,沉渣泛起,就要了崔琰的老命,也難以用常理解釋。所以,曹操報仇殺人一說,我認為還是暫且存疑的好。

  崔琰死因的另一種說法是,曹操神經過敏。所謂神經過敏,也就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意思。剛剛奉迎獻帝的時候,對獻帝和朝臣們來說,曹操是英雄、忠臣,是救世主。隨著曹操權勢的擴大、作風的專橫,隨著封侯、封公、封王的得寸進尺,那些忠於漢朝、維護獻帝的大臣們,有的憂心忡忡,橫眉冷對(如楊彪);有的冷嘲熱諷,口誅筆伐(如孔融);有的磨刀霍霍,伺機下手(如耿紀、韋晃);有的離心離德,分道揚鑣(如荀彧)。

  鑒於崔琰此人的脾氣品性、行為表現,曹操對他有些神經過敏,是很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曹操的神經怎麽過敏,也不至於過敏到歇斯底裏、喪心病狂的地步。曹操殺人,並不像晚年的孫權,喝醉酒說殺就殺。曹操殺崔琰經過了一個免職—勞動改造—賜死的過程。

  平時神經過敏是很正常的,真的要動刀殺人,曹丞相總得拿出一點像樣的證據,總得給自己心理上有個交代吧?所以,說曹操因神經過敏殺崔琰,並不是輕易講得過去。

  至於說崔琰是曹氏立儲之爭的犧牲品,似乎有點道理。據《三國誌》記載,曹操最中意的接班人是曹衝。

  另一個堪當大任的是曹操的長子曹昂。可惜,曹昂在公元197年曹操南征張繡的宛城之戰中陣亡。

  曹操有個“黃須兒”曹彰,武藝高強,深得曹操喜愛,但隻是一介武夫。曹操隻好在曹丕、曹植兩人之間選擇接班人。曹植貌美而有才,曹丕深沉而穩重,曹操在立儲問題上確實猶豫過,搖擺過,但最終拋棄了花花公子曹植,選擇了曹丕。於曹操稱王的次年,即公元217年,曹丕正式被立為魏太子。

  這就是所謂的建安年間的“立儲之爭”。至少,文人學者們向來就是這麽說。

  崔琰的死,真的與曹操立儲有關嗎?

  《三國誌·崔琰傳》記載:“時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惟(崔)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指曹丕)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意思是說,曹操立太子之前,喜歡才華橫溢的曹植,在曹丕、曹植之間舉棋不定。曹操以背靠背的方式征求大臣們的意見,算是搞了一次“官”意調查。

  別的大臣都匿名作答,唯獨崔琰露板回複,誓死捍衛曹丕繼位,堅決反對曹植接班。所謂“露板”,是指回函署名,不封緘,也就是公開作答。我也搞不懂,崔琰為什麽總是要那麽標新立異,特立獨行。

  這個大動作,效果“很好”。“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遷中尉。”意思是說,曹操對崔琰的高風亮節讚歎不已,馬上把崔琰提拔為近衛軍司令。

  曹操所立的接班人,的確是曹丕。崔琰的觀點與曹操的做法是一致的。充其量,崔琰標新立異的做法讓曹操反感而已。崔琰的讚成立曹丕,肯定不是拍馬屁,搏前程,而是出於捍衛立長立嫡的傳統道德,或者說,捍衛當時的皇位繼承法。所以,崔琰的“露板作答”,冠冕而堂皇。

  問題的另一麵,可能也有崔琰的私心作怪。曹植的正妻,是崔琰的侄女,據說因為穿了一條花裏胡哨的衣服,就被曹操以“違製命”的理由賜死。曹操的這個做法,已經明確暗示大臣們,選誰做接班人,俺老曹早已成竹在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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