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二卷）

第9章 流氓為什麽流亡

　　◎劉春水

　　二〇〇八年去世的賈植芳先生有兩枚閑章：“洪憲生人”、“秦坑餘民”，一九三六年出生於羅馬尼亞的的諾曼·馬內阿卻是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一九四一年，五歲的他與全家人一起被遣送到烏克蘭的一個集中營，但他活到了德國戰敗，死裏逃生返回羅馬尼亞。對於這段經曆，馬內阿在他的回憶錄《流氓的歸來》（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中寫道：“一九四五年四月，我是個九歲的老男人。”然而，四十一年後的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已是五十歲的馬內阿借出訪之機，在外滯留不歸，再次開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活，在西柏林盤桓一年後，方到美國，從此長居紐約。

　　究竟是什麽原因讓已是知名作家並獲過多次大獎的馬內阿放棄自己的祖國而流亡天涯呢？在諾曼·馬內阿隨筆集《論小醜：獨裁者和藝術家》（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中，其中一篇寫於一九九〇年春天美國巴德學院的《審查者報告》為我們揭開了這團疑雲。

　　原來，就在馬內阿再次流亡的那一年，他在羅馬尼亞出版了被評論界認為是他最好的文學作品：長篇小說《黑信封》。然而，小說的出版卻經曆了“一場持久的消耗戰”，馬內阿在《審查者報告》中記錄這場荒謬的戰鬥：他們不斷“提出可笑的新要求，整整半年我每天都在為某些章節、某些句子，或是某個單詞和他們爭執”。在文中，馬內阿附錄了一份長達十二頁的當時審查者的報告。報告中，審查者指出，小說展示了一個“完全消極、壓抑和醜陋”的布加勒斯特，對小說的主題、人物、場景、語言等都作了詳細的評判，並拉了一個長長的修改清單，指令作者刪去部分章節和“過於嘲弄怪誕的評論”，其中僅要求被刪除的日常生活負麵現象就有十二條，如關於街道、泥濘、垃圾、黑暗、隊伍、商品緊缺、疲倦而野蠻的人和混亂的描寫；縮減關於精神病院裏少年酗酒的章節；關於由於經濟原因縮短殘疾人受教育時間的法律等等。此外，還要求作者“加入一些正麵肯定的文字”，如以“美麗的春日”來突出首都的“明媚和充滿生機”等。雖然，三易其稿後，作品終於出版，但作家的痛苦和恐懼並沒有因為這表麵的勝利而減輕，這份冗長審查報告喚起馬內阿內心深處關於集中營和獨裁恐怖統治的可怕回憶，並最終促使他離開了自己的祖國，“羅馬尼亞文學被迫在隱蔽而機敏的符號中尋找避難所，以含糊不明的形式生存下來。”這是他真正意義上的流亡。

　　對此，一位羅馬尼亞女詩人對他說：“不管發生什麽，我們都得生活在這裏，我們要在自己語言環境裏，堅持到最後。”

　　馬內阿回答：“但是為了寫作，我們首先得活著。墳地裏滿是不能再寫作的作家。他們留下來了，在墳墓裏，他們不再能寫了。”

　　雖然，馬內阿認為，流亡不是最好的選擇。除了內心的流亡，隻要是流亡，都應盡一切可能去避免。離開你的國家、家庭、朋友、書，還有你的文化和根基，隻能是一種最後的、絕望的、終極的辦法。但在堅持與流亡之間，馬內阿還是選擇了流亡。因為隻有選擇流亡，去遠方寫作，他才能說出真相。而對知識分子的流亡有著切身之痛的薩義德曾說，我們都是在遠方寫作。流亡前夜，馬內阿對自己說：“實際上，所有幸存者在適應的都是生活，無論他們是黑色、綠色或紅色專政的幸存者。他們這麽做了，以不合理的常態，而這種常態就是生活本身。”

　　十年後的一九九七年春天，幸存者馬內阿第二次重返羅馬尼亞，對自己的祖國進行了為期十二天的訪問，“在太遲的九年之後，我終於出現在我母親的葬禮上，以及我祖國的葬禮上。”然而，他發現：“在抵達了這個直到有一天為止一直是‘家’的地方，我卻想念我留在身後的那些東西，在美國的那些東西。”最後，他回到了他流亡生活的最後庇護所，地點是在紐約，上西區，曼哈頓。

　　詩人北島曾說，在外漂泊，中文是唯一的行李。在英語的世界中，在遠方，幸存者馬內阿堅持用羅馬尼亞文繼續自己的創作。而在羅馬尼亞的文化和曆史中，“流氓”一詞有一種特殊的含義，它意指被放逐者、局外人、孤獨的人、獨立的思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