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二卷）

第10章 鴻爪掠影（三）（之二）

　　◎王學泰

　　（續上卷）

　　三、初進三中隊三小隊

　　1.號內人物掃描

　　□ 三個執行號

　　我被分在三中隊三小隊一組。我住的監室中有兩個“監齡”最長的老號，一個是執行員劉永誌。大約有六十來歲，他資格是最老的，是一九四八年就被關起來了（1948年平穀就已經解放，他是在該地被捕的），一九七六年還沒有到期，已經蹲了二十八年大牢。他是個反革命殺人犯，其實“反革命”有點勉強，他的犯罪動機可能就是圖財害命。那還是一九四〇年代，他與父親在平穀給一個老板打工，為貪圖財物，父子倆把老板殺了。這個老板是個地下黨，平穀解放後，通緝他父子。劉永誌把他爸爸出賣了，結果父親被判死刑，他檢舉有功，輕判死刑緩二。死緩一般就不處死了，兩年後改判為無期，無期八年後改判有期二十年或十八年，他因為表現好，受到過減刑，我到三中隊時他還差兩三個月就到期了。這個在監獄中過了大半輩子的老人已經與監獄生活合二而一了。在監獄中，他是那樣協調自然，從沒有不自由和別扭的感覺，也許除了監獄，他也沒有過過多少時候的正常人的生活，即使過過，也是遙遠的過去了，早已忘卻。

　　他睡在大通鋪左端（執行員一般睡在通鋪的兩端），行李、日常生活用品都收拾得幹幹淨淨、整潔有序。人已謝頂，頭皮光亮，再生布的小白短褂，洗得刷白。他常常靠在屬於他的小角落裏叭噠叭噠抽小旱煙袋。通常，他一語不發，隻盯著別人，隻要發現與監獄氛圍有不和諧音，立馬就會製止、或者匯報。比如人家談到老婆孩子，他就會製止：“嗨！說點別的，這不利於改造！”談吃談喝談女人是監獄中永恒的主題，人家一說到吃，他馬上就會嚴厲質問：“監獄吃得不好嗎？我覺得比我小時候在家吃得好多啦！”他心中隻有監獄這一本詞典，一開口就是監獄語言，其詞匯不能溢出監獄詞典之外，別的話不會說，別的詞也沒有。他最引為自豪的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改造窯台（就是現在的陶然亭公園）工程，包括拆永定門到右安門那段城牆。他常說：“那時，每天我們幹十個鍾頭，解放軍端著‘三八大蓋’（大約他就知道這一種大槍）押著，我們抬土、背磚，我光跑鐐就趟斷了十來副，二十天一副。那是鬧著玩的！”所謂“跑鐐”是指細長的腳鐐，犯人外出勞動時帶的。他說這些洋洋自得的勁頭，仿佛是當官的炫耀權力，有錢人晾曬財富，就憑這一點他就有權看不起那些隻會圍著機台轉來轉去壓塑料涼鞋的犯人。

　　我初到這個監室就感覺到，這個人無知又討厭，你不招他，他會管你，而且無事不管；隻有在我旁邊的“反革命流氓犯”徐連生能夠製服他。他年輕，自稱流氓，什麽髒話都能罵出口來。劉永誌一衝他來，徐便指著臉罵他，揭他的老底，口若懸河，穢語連珠，罵得他張口結舌，直到氣得喘不過氣來為止。此時全屋的人都想笑，真是惡人自有惡人磨。幸虧他快到期了，很快就離開三中隊，到了出監隊，我們才逃脫了一場惡夢。

　　另一個執行員叫董清旻，他年輕，才三十來歲，為人精細，手也巧，經常做點小東西，寫美術字。長得有點女相，仿佛明代仕女圖上的人物，很文氣，平常老抱著琵琶彈練習曲，有時也彈《春江花夜月》《十麵埋伏》（當時“評法批儒”它被定位為法家代表進步古曲，而《霸王卸甲》被定為儒家反動古曲。理由是前者讚美擒獲項羽，後者同情項羽）。他也是“現行反革命罪”（無非也就是議論了一下“文革”）被判十年。他認罪，每開會發言必然聯係自己的罪行，批判一通。他的口頭禪是“老想出去，出去幹什麽？裏外還不是一樣”。聽多了，有一次我駁斥他說：“你這是對監獄的美化，還是對社會的醜化。”他隻是神秘地笑一笑，不反駁，也不回答。

　　他是中專畢業生，學的是印刷裝訂，現在北京印刷學院大約就是這個中專發展來的。其所在學校在現今的孔廟。他跟我談過好幾次“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紅八月時，在孔廟大成殿廣場上批鬥北京文藝界的“黑幫”，破“四舊”。他繪聲繪色，說：老舍、侯喜瑞、荀慧生一幫三四十人，圍成一圈兒，有的跪著，有的低頭彎腰站著。中間把京戲行頭、盔頭、道具、古今書籍堆得像小山一樣，點起大火開燒。八月天正熱，這些“黑幫”像烤鴨一樣接受熊熊烈火的熏烤，紅衛兵拿著演戲用的刀槍把子，打那些老頭，老舍就被打破了頭，血流滿麵。這些學生也真下得去手。老人一個個冒著油汗，在臉上留下黑的、紅的（有血）、白的（京劇行頭上的銀粉）道子，又可笑、又可憐。批鬥完之後，孔廟的鬆柏樹上掛滿了金粉銀粉，都看不到綠色了。紅衛兵感覺到勁還沒有使完，又找來梯子斧子去劈大成殿上麵的“大成至聖先師”的匾額。不想常年不動匾額的後麵有馬蜂窩，斧子一劈，驚動了馬蜂，傾巢而出。那個勇敢的紅衛兵從梯子上滾了下來，摔個半死。董數次對我說到此事，可能這場大批鬥以及焚毀文物給他的刺激太深了。

　　在監室中，董清旻是個抹稀泥的角色，比如劉永誌挑毛病，他往往會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徐連生痛罵劉永誌時，他也在徐基本上盡興之後，出麵製止一下。安慰一下劉永誌。劉永誌出監後，換了木匠馬宜來替劉，馬宜也是個忠厚人，從此監室的氣氛好多了。我在這裏呆了兩年，始終沒有感到特別受壓抑，與董、馬這兩個執行號有很大關係。

　　董清旻一九七九年平反。出監後，從文字學家康殷學習篆刻，給旅遊中國的外國人刻章。他買了一台摩托車作交通工具，跑各大飯店接活，連夜刻完第二天送到旅館，不耽誤人家的行程。那時我住六鋪炕，他住鼓樓後街，常騎著摩托到我那裏坐一會，因而得知他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董結婚時我曾到他家祝賀，見到他的老爸，八十多了，依然精神矍鑠、衣履儼然、風度翩翩，仿佛隨時準備出席什麽重大典禮。他是位老醫生，日本占領東北時學的西醫，生活自律頗嚴，聽說享壽百歲。結婚不久，董清旻就到日本謀生了，最初也是以篆刻，開個小店，後來連家屬也接了去，做起了買賣，十多年前入了日籍。回來探親，有時還到我家坐一坐，示我以“司馬清民”的名片。我們談起一監往事，恍若前塵。

　　馬宜是個極為靈巧的木匠，三十多歲，可是初一看，簡直就像五十多歲的。門牙也沒了，臉上能打褶子的地方也都打了褶子，滿麵風塵，一臉滄桑。他是門頭溝區的，小時候家裏窮，當過和尚，辦法事，放焰口都跟著師傅去；吹拉彈唱，不說樣樣精通，大多都能拿得起來。大躍進，破除迷信，和尚沒飯吃了，不得已，才還俗。他喜好說笑，最初聽他說自己是小和尚以為是開玩笑，馬宜為了證明他真的當過和尚，一次睡覺前在室內念起大悲咒（梵語，他不懂意思，隻是死記那些“音”），人們才信當和尚一事並非是神侃。為了維持生計他改行當了木匠。馬宜是因為參與武鬥，又有點“反動言論”才被判了八年。像他這樣輕刑犯也被留在一監，大約與他會木工有關。看守很相信他，給他單開了一個木工室，地點就在我們所住筒道的頂端。小屋裏擺滿了斧子、砍刀、鋸子、刨子等，這些都能成為凶器的工具是監獄當局特別關注的，嚴禁犯人接觸的。三中隊大約隻有他才能單獨掌握使用這些工具。馬宜手藝心思與他的粗陋的相貌成反比，他不僅能做各種家具，三中隊從房子到工具的維修都是他一人擔當，還能給隊長幹點私活，如打把椅子，修修立櫃等。他還會做樂器。三中隊有個能作曲、並能擔任樂隊指揮的人，名叫馬貴峰。政府叫他組織了一個樂隊，領導大家唱革命歌曲（也就是現在所謂的“紅歌”）。這個樂隊除了董清旻有自備琵琶、還有三四把小提琴和監獄原有的鑼、鑔、鼓之外，其他二三十個人的樂器都是馬宜做的。包括中提琴、大提琴、貝司，二胡、四胡、月琴，各種笛子、嗩呐等。我看他做大貝司，真是辛苦，都是用砂紙一點點打磨的，而且邊調音、邊美化琴的外觀。笛子、嗩呐馬宜都能吹，他的門牙都掉了，攏不住氣，為此他用硬塑料做了一個假門牙戴在嘴上，練習、排練、演出時用，平時摘下來，否則會妨礙他吃飯。他愛笑，一笑就應了過去蒙學書中說的“狗竇大開”，顯得特別滑稽。他也把監獄當成家，也許在外麵他沒有任何親人了。馬宜是憑著自己的能力和憨厚在幹部中留下的好印象的，這一點與劉永誌不同。

　　□ 同監室的另外幾位

　　前麵說這個監室有兩個“監齡”長的老號除了劉永誌之外，還有一個是雜務張貴。他是個近郊的農民，四方臉，頭很大、頭頂全禿，他的習慣動作就是用拇指殘缺的右手（開注塑機時壓的）撫摸自己的光而亮的頭皮，仿佛他老有難解之事似的。張貴一九五〇年就進來了，到一九七六年他也快六十了，牙快掉光了。吃窩頭時都是把窩頭碾碎了，泡在菜湯裏然後灌入口中慢慢用牙床子咀嚼。他上過幾年學，當過一年國民黨青年軍。國民黨從北京撤退後，他就自動回家了。家裏有媳婦和女兒。有一次村裏宰了羊，村民分肉，村子的支部書記在井台上洗肉，血水湯子流了一地，也流到井裏。張貴去打水，看著書記這樣做他有氣，認為把水井弄髒了，就與他吵了起來。書記說，你一個國民黨兵，哪有你說話的份？那是在解放初，有大小曆史問題的人們還沒有“夾起尾巴做人”的意識。張貴脾氣火爆，就與書記吵了起來。兩人跳著腳對罵。張貴氣得大叫：“看我不花了你。”（意為用碗打破頭，使之血流滿麵）書記說：“看我不送了你。”張貴還強嘴說：“你送！你送！”結果書記真的叫兩個民兵把他綁了送到派出所。張貴最初以為，就是個打架的事，關兩天也就出來了。不料正趕上了鎮壓反革命運動，把他定為階級報複，一下子判了無期徒刑。後來書記換了十來個了，那位跟他打架的書記也因為強奸罪被判徒刑了，聽說也從一監經過（如被判刑必然經過一監）。可是張貴照舊服刑，照舊還是“反革命階級報複”。不過，我聽同室的犯人議論這些時，張貴也快到期了，已經不在車間幹活，在筒道當雜務了。掃掃地，傳達個事情，平常沒事也就在筒道口一坐，除了隊長從那裏走過，他要稍抬抬P股，表示起立外，真是很清閑。

　　張貴也是監獄坐久了，好像不覺得是在監獄，平常一幅散淡的樣子，很難看出他是犯人。張貴談自己的經曆也很坦然，似乎也不覺得那些就是苦難。徐連生很愛學她的女兒數年前一次接見時說的話“爸，我和我媽就跟我叔一塊過了”。張貴聽了也就憨厚地笑一笑：“反正肥水沒流外人田。”惹的滿屋子人大笑。

　　挨著張貴的是個工人，名叫劉義山。這是個大塊頭，大四方臉黢黑，雙眉間有個黑痦子。一雙胳膊肌肉鼓鼓的，好像現在練健美的。他是石油部門的建設工人，專門建設煉油廠、石化基地等工程。劉義山是管工，接管子、套絲、漲管這些力氣活他都幹得很熟練，因為我也幹過一段管工，所以常與他聊幹管工的事。大約也就是這種強力勞動才使得他如此健壯吧。劉義山沉默寡言，隻要閑著，他總是坐在小板凳上、趴在炕頭寫。我以為他在寫上訴，一次下工偶然問起，他回答：“哪敢上訴，我判的是死緩，一上訴，拉出去斃了，我老爹還不急死。”“那你寫什麽？”“就是練字，旁邊有什麽就照著寫什麽。有報紙就抄報紙，有毛選就抄毛選。”這也是一怪。後來才漸漸知道他的案子在當時是個“驚天大案”，不僅轟動北京，而且形成中央文件，舉國皆知。

　　劉義山就是父子二人，很貧困，他隻念到小學就去當學徒工了。大約覺得自己沒文化，字寫得難看，下了工沒事就練字。他買了小學生用的橫格本，一筆一畫在上麵抄寫，用完了再買一本，不知抄了多少本了。作為石油部的基建工人是四處流動的。劉原先在湖南一個基地搞基建，得到一本手抄本的小說《第二次握手》。他沒事就抄這本小說，抄完了，基建也完工了。他們轉到北京東方紅煉油廠（現今叫燕山石油化工廠）搞基建，就把這本手抄小說帶到北京。從此這本小說就在北京流傳。那時人們的精神生活太枯燥了，就這樣一本藝術性一般的小說，因為題材新穎，被人們狂抄，抄來抄去，很快就在北京流行起來。我都看到過一本，是我弟弟他們工廠流傳的。後被北新橋街道一個“小腳偵緝隊”的老太太發現了，作為階級鬥爭新動向上報到北京市委，北京市委管意識形態的報送到主管意識形態的姚文元那裏。姚文元批示說“這是一本很壞的東西，實際上是搞修正主義，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他寫了一個科學家集團，如郭老、吳有訓，寫了很多人。如果不熟悉情況，不可能寫出來。還寫了與外國的關係，如寫了吳健雄。這不是一般的壞書，也決不是工人能搞出來的”。既然知道決不是“工人能搞出來的”，可是這個隻是傳抄了一下的工人還是被判了死緩。劉義山還是以抄寫打發時間，有一次看守隨便翻翻他的抄寫本，突然，他很驚訝，責備他說：“怎麽你還抄江青的‘為人民立新功’啊？”劉義山回答說：“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麽？反正抄的都是監號裏有的書。”幸虧，此時人們已經不太計較這個了。

　　上麵說的都是認罪的。室內還有兩位不認罪的，一個是睡在我旁邊的，上一章我曾談到過的、在K字樓被從嚴處理判二十年的那位。到了一監我才知道他真正的案情。原來他身處高幹家庭，看的內部材料多，“文革”當中生產下降，經濟麵臨崩潰的情景，令他十分憂心。他給毛主席寫了二十封信，指責中央犯了左傾錯誤。這個案子當時鬧得很大，有一次預審中去了將近一百多個預審員。他悄悄跟我說：“真他媽的嚇人，將近一百個預審員，黑壓壓一片，跟聽我講課一樣。我就咬住了一點。我給毛主席寫信，怎麽到了你們這裏。是毛主席轉給你們的？有毛主席轉信的指示嗎？沒有！那你們就是剝奪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收信自由。你們才是犯罪。後來他們打我……”說著他對著我轉轉腰“你聽，這腰都被打壞了，一轉動就響”。粉碎“四人幫”不久（大約一年），他就保外就醫了。我平反後，還到他家去過。他父親是北京舊市委的領導，彭真被打倒後，他也被鬥過，後來被解放，本來已經作為領導幹部進了新市委的班子，因為兒子出事，再度受到牽連。

　　另外一位不認罪的是石景山的中學語文教師劉。他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戴著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個不高，也就一米六多，臉也小，腳也小，手也小，真有點小巧玲瓏的感覺。他真是個很執拗的人，收工後大家都在筒道裏歇著閑聊、或抽煙，室內隻有三人老不出屋，一個是董清旻坐在他的小角落裏撥弄琵琶，一是劉義山像小學生一樣在練習本上一筆一畫地寫字。這位劉老師就是寫上訴。我勸他說：“沒有用”。他也隻是笑笑，不置可否。寫完上訴後，他開始寫小說了。這是經過政府許可的，所以他買了稿紙，一本正經地寫。聽他說小說寫的是他們家鄉早年的革命事跡的。其家在湖南益陽，旁有資水流過，他的小說名就叫《悠悠資水》。每當他寫累了的時候就在筒道裏背著手散步，走到我身旁會低聲對我說說他的小說的進度，或詭秘地笑一笑。我平反出獄前，他的小說已經寫完了，放在監獄保管室裏。粉粹“四人幫”後瞬息萬變的政局是他最關心的，這時他常常悄悄地與人交換對政局的看法，實際上此時已經沒有必要像他那樣神神秘秘地與人交換意見了。

　　□ 還有一個可憐人

　　在我左側隔著上書毛主席的那位，是個快六十的老人。號裏的犯人對他沒有好臉色，幾乎誰都罵他。他長著一幅冬瓜臉，但臉蛋子兩側的肌肉鬆弛，已經完全耷拉下來。一幅八字眉，仿佛隨時準備哭。他姓張，北京密雲人。公子哥出身，學過醫，解放後自己行醫，“文革”來了，被禁止了。再加上有些曆史問題，弄得衣食無著。他急得給“中央文革”小組寫信，給江青寫信，沒人理他。此時碰巧台灣對大陸廣播，他聽說國民黨幫助支持大陸的反共人士。於是他按照廣播中告訴他的地址，給台灣寫信，說他們是反共地下組織，要台灣支持，快寄錢來。信寄出去了，錢沒來，公安局來了，把他抓了起來。當時還以為他有多大的組織，審訊了很久，張連句整話都說不利落，先以為他裝傻，後來才知道這是真的。他就是窮瘋了，才出此下策。判了十五年，來到一監。張臃腫貪吃，地震逃跑時還摔斷了一隻胳膊，在監獄裏接了接也沒有完全恢複，一隻胳膊老是端著，穿衣吃飯都不利落，弄得又髒又邋遢。而且不論幹什麽，比如集合出工，上床睡覺，打飯都比人們慢半拍，要人催，連董清旻那麽溫和的人，也常常因為他會誤事而申斥他，弄得人人討厭。他又有“同性戀”傾向，據說曾經摸過挨著他睡的一個小青年的下體。純粹的男人群體中（比如監獄、軍隊）對於這類人十分痛恨，這大約是他特別招罵的最重要的理由。粉粹“四人幫”後，批判“文革”中的種種極“左”的不人道行為，大家很開心，他也跟著傻笑。徐連生就說他：“你笑什麽？這有你什麽事？”張伯華急扯白臉地笑：“我也高興，我也反‘文革’，判決書裏還寫了呐……”徐搶白他：“那你幹嘛給江青寫信？江青是你幹媽？”張支支吾吾說不出一句整話來，臉上呈現出一幅痛苦的樣子。後來他身體越來越差，連咳嗽帶喘，監獄把他送到延慶的老弱病殘隊了。不知道他結局如何？人老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是不是寬容點，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呢！

　　2.本筒道的雜務

　　這是我初到三中隊三小隊一組監室的情況，除了這些人外，每天與我們打交道還有本筒道的雜務。雜務也是三班倒，是三人，除了張貴外，另外兩個姓張與姓孫。

　　姓張的外號叫“大了”，不知誰給他起的（“文革”前，反革命中隊中多是舊社會來的各種人物，自然也有不少北京痞子，估計是他們起的）。舊社會妓院男掌櫃的俗稱“大了”（或稱大茶壺），因為娛樂業、下處等處都是多事的場所，主持這種行業的人黑白兩道都得說得上話，吃得開，這樣才能化解各種矛盾衝突，平安喜樂地賺大錢，因而這個總管事的被稱為“大了”，含有讚美之意。這個人五十多歲，聽說“三反五反”時（1950年代初）就進來了。他的一張大長臉上，長著一坨猶大式的鼻子，一看就是幅“奸臣”的樣子。他嘴非常碎，經常嘮嘮叨叨，幾乎挑所有人的毛病，給人的印象非常壞。一些老號老拿他開心，讓人感到有些侮弄他的意思，但很少有人同情他。後來“大了”到期走了，人們才公正地說：“大了，‘人不壞。他說你，怕你出事。他很少給人匯報。犯人在筒道出點事，到他那裏也就給’了了。”

　　孫姓雜務，比“大了”更老，六十多了，花白頭發，圓臉。他往往很有尊嚴地在筒道門口的凳子上一坐，不管犯人還是隊長從他前麵過，他都是一動不動，穩穩地坐在那裏，很少管事。有時三個雜務張貴、“大了”、老孫都坐在雜務值班的筒道口，當看守從此路過時，老孫紋絲不動地，坐在那裏，好像什麽也沒發生一樣；張貴就隻抬抬P股，而“大了”就會突然立起站得筆直，並向隊長獻媚地笑一笑，盡管他的笑容很難看。後來才知道，老孫在進監獄前原是個部長級的幹部，老革命，山東人。“文革”初期抄家，抄出了他的日記，日記中議論了他的老鄉江青、康生，便被抓了起來。像這樣級別的幹部一般就由公安部送到秦城了。不知怎麽搞得把他整到了K字樓，因為證據確鑿（寫在日記本——按照文明規則，這種取證方式就是野蠻的、不允許的），經過當時的軍管法院被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八年。他為人耿直，在監獄中還堅持一點個人尊嚴，不過三中隊的幹部也不怎麽為難他。他與幹部很少說話，跟犯人話很多，我新進監的與他尚不相熟，有一次他還問我，《水滸傳》中的李逵是不是監獄裏的雜務啊？我回答他說：“李逵是個小牢子。相當幹部中的小隊長。李逵還能外出跟人賭錢，同宋大哥一起到潯陽樓上喝酒吃魚呢？您能嗎？”他笑起來：“我和李大哥還是不能相比。”老孫之所以能堅持點尊嚴，不全因為他原來的身份，也在於他自尊自愛，幾年一貫；不像另一位高幹，每當看守中指導員或隊長訓話，其實說的大多是監獄套話，他也站得筆直聆聽，不時地還要點點頭，仿佛是在享受妙語綸音，“點點滴滴到心頭”似的，令人目不忍睹。不過老孫還是蹲滿了八年的，粉碎“四人幫”不久，他也到期了，轉到出監隊。那時北京的社會上還很僵化，他出去了，反而覺得沒有能談話的人了，有三中隊的犯人到出監隊去取東西時，他捎進一首五律，前六句記不得了，其結尾兩句是“舉目無談者，長籲自惋傷”。出去了反而沒有能夠談話的人了，可見當時他的心境。我平反之後在報上看到他的消息，他不僅平反，一度官複原職，後來好像又進了全國科協的領導班子。大約於一九九〇年代去世。老孫是個好老頭。

　　3.在勞改廠

　　“清河”是北京犯人勞動場所的總名。我所在的是“清河塑料廠”，生產塑料涼鞋。我所在的車間有五台臥式注塑機，七八台立式的。臥式注塑機壓製聚氯乙稀（俗稱硬塑料）涼鞋，大多是十七號以下的小孩鞋，立式注塑機壓的是發泡的聚乙烯（俗稱泡沫塑料）涼鞋，是大人穿的。我被分配在三號臥式機上工作，我接一小隊的班，二小隊接我的班，三班倒，因為注塑機一開動就沒法停，停了一定要把塑料使用幹淨，再啟動很麻煩，調好機筒溫度，需要較長的時間，耽誤生產。

　　在“臥三”上幹活的一小隊的是李少白，二隊的叫李佐新。粉碎“四人幫”後，我與少白先後被平反出獄。而李佐新是門頭溝“大峪紅旗”的，他隻是在“文革”中參加武鬥，死了人。原未判刑，隻是在一監押著（因為武鬥不好定性），“文革”後定為反革命的“打砸搶”，於是這個小青年被處死了。

　　少白與我同歲，刑期也一樣，都是十三年，不過他進來早，一九七〇年代初就入監了，屬於老號。他愛好足球，最初考上了北京體育學院足球係，上了兩年，轉到北京郵電學院，所以“文革”時還沒有畢業。他在家裏與兄弟、老媽等人議論過江青及“文革”，“一打三反”時被揭了出來，這在當時是了不得的大罪狀。結果弄得兩人被判刑（少白與他的弟弟少文），母親被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交給革命群眾監督改造。母親當年也是民國間的名媛，真是情何以堪！

　　李少白消瘦，戴一副近視眼鏡，頗有書生氣。父親是北京郵電學院教授，但喜歡西洋音樂，希望兒子能學音樂，給他起名為“舒伯”（舒伯特的縮寫）。不想兒子卻愛好體育，不好音樂，而且寫的字像火柴棍堆積，或說像甲骨文，簡單“舒伯”兩字寫不好，於是，刪繁就簡，改為“少白”，許多人以為慕李白而取了少白。雖然少白不喜歡音樂，但對詩、對藝術確有很好的感覺。他的新詩寫得不錯，在監獄時常常要搞些文藝活動，要寫點應景的歌詞、小詩一類，就這些應酬的作品少白寫的也往往有新意。可惜平反後，他專力於藝術攝影，不寫詩了。當然在這物欲橫流的時代也沒有詩，現在他是“紫禁城”的專職攝影師，還組織了“影友會”，很活躍。我初見到他時，他顯得比較“悶”，不善言辭。我接他的班時，他簡單地問了問我的情況，這時他有點高興了，“這下子好了，來個學中文的，以後我們不懂的古詩就問你了”。於是他收拾好自己幾個小卡片，上麵寫的都是他在班上背誦的英文與詩詞。少白此後與我交往頗多，下麵再補充。

　　我第一天上機台幹活，有點手足無措。壓製塑料涼鞋不是一個特別簡單的活。機筒的溫度低了，塑料沒有充分熔化，擠出的塑料疙疙瘩瘩，顏色也不一樣；溫度高了塑料糊了，便會有些糊點散落在鞋麵上，很難看，成為廢品。塑料注入進了模具後，什麽時候開機取出，太早，鞋軟而燙，而且易於變形；晚了，鞋變硬了從模具上取不下來，這也是兩難。我正感到特別尷尬時，同監室的徐連生來了。他是三小隊的保全工（中隊的保全工上正班，小隊的保全工跟班走），負責機台維修和排除故障。他幫我設置好自動協調，壓鞋正常了。徐連生便坐在放置生產成品的工作台上考起我來。提的都是文學與詩詞上的問題，特別多的是一些詩詞中典故的解釋。大約他常用這種態度考新來的有一定學曆的犯人，很隨意。我很快一一回答了他，而且大大超過他的提問。他突然走了，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他就我的回答去問保全工中的一位老號李聘偉去了。李是一九五八年劃為右派，後來升級進了監獄的，被判無期。他讀過大學，因為坐牢久，讀書也多，文學與詩詞的知識自然要比隻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徐連生高許多，得到他的肯定後，徐連生回來了。對我說，您今後就是我師傅。這句本來是開玩笑的話，後來他還是常管我叫師傅，又說“我是小和尚，你是老和尚”（在監獄都被剃禿頭）。董清旻給我起了一個老夫子的綽號，徐也跟著叫我夫子。

　　徐連生比我隻小六七歲。當時他二十七，我三十四。然而從外觀上看，他顯得小。他十七歲就進了局子，十八歲被判二十年，在監獄裏已經呆了近十年。但監獄是個“保鮮盒”，人一進了監獄，歲數就停滯了，進來時多大，出去時還多大。當然不是生理上的“保鮮”，而是心理、心態或性格上的“保鮮”。人一進了監獄，原有社會關係中斷了。原來在社會上積累一切，頃刻消失。在社會他可能是丈夫、父親，可能是老師、教授，可能是領導、或受到一定人群尊重的長者。到了監獄，這些統統消失了，你隻是個徒具姓名的犯人，有的監獄還不許叫名字隻許叫“某號”（一監沒有這個傳統）。人幾乎被還原為赤裸裸的沒有正常的社會聯係的自然人。這個地方沒有任何人買你的賬、尊重你，除了靠自己的定力重新積累人望，但那也需要低調和謙卑。三中隊二小隊有個據說是美國特務的陳虛威（有人質疑他說，你真的是美國特務？尼克鬆訪華之後，怎麽不把你要走。每當此時，老陳或急不擇言地與人爭辯，或是雙眼黯淡下來，一語不發）。他從一九五〇年代就被押在秦城，一九七〇年代被判二十年，送到一監，牙都快掉光了，兩腮深陷，可是還覺得自己是個青年，動不動就雙手握拳，要與小夥子玩玩拳擊。徐連生也是這樣，他還覺得自己是初中生，少不更事，調調皮沒多大關係。也許真的是來得久了，他調皮也沒有見過看守責罰。這樣，像我這三十好幾的人，當然可以做他師傅了。

　　徐連生是門頭溝城子人，祖父是辦教育的，從解放前就做小學校長，在當地有威望。他從小好鬧，一到“文化大革命”，停課了，成了脫韁的野馬，攪亂社會秩序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文革”中的哪個學生不攪亂社會秩序呢？毛主席鼓動他們起來不就是讓他們打亂秩序、把世界攪得亂亂的嗎？可能這個放蕩不羈的徐連生又說了一些“反動話”，遂以“反革命流氓”罪被判處重刑。

　　徐連生雖小，但由於入監時間久，保全工活動範圍大和隊長對他不太計較，在三中隊他的活動能量是比較大的。他又與我同一監室，睡在我的右側，經常問我點問題，於是便到處替我宣揚，使我很快融入三中隊。（下卷待續）

　　現代風險帶來的思考

　　大千世界，每天都發生著許多意想不到的變化，各種問題，各種疑惑迎麵而來，答案在哪裏？不妨到書本中去找找。“書友圓桌”這個欄目，就是書友通過閱讀，發表對某一問題見解的園地。

　　——編者

　　一場海嘯引起的核危機，全球一係列的連鎖反應，足以說明現代風險社會的某些特征：難以感知卻影響深遠的破壞形式，時刻等待著自然災難趁勢而起。在資本流動與現代傳播模式下，現代風險裹挾著種種恐慌、利益、爭奪在全球範圍內快速轉移。這便是日本福島核電站的核泄露事件為何如此牽動著異邦人心。

　　在這場近距離的危機中，一係列風險理論學家關心的問題在我們周遭近距離的呈現。這裏，我們借助閱讀來思考現代風險引發的一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