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老家那一帶的鄉下,車把上掛紅綢子的有兩種可能,一是結婚迎親的,一是劁豬的。
我有記憶的時候,花轎和花車都早已成了“四舊”,祖輩父輩們的婚慶工具全掃進了曆史的垃圾堆,代之以兩個輪子的自行車。良辰吉日,十幾個男女,早早吃罷早飯就喜洋洋上了路,每人臉上如沐春風,大路牽引著喜悅的眼睛,那邊有等待他們的新娘。領頭的新郎官車把上掛著耀眼的紅綢子,既是一種標誌,又符合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潮流,兩全其美。
如果這個自行車車隊領頭的車把上沒有紅綢子,那一定是公社組織的農業或計劃生育大檢查,領頭的應是公社書記一類的官員,緊隨其後的各村支書隊長都懶洋洋地心不在焉,他們在心裏想著中午能否到公社食堂吃上一頓饅頭熬白菜。當然,那時的物質條件也決定了他們不可能一頓飯吃一頭牛的豪華胃口。多年後,一個曾經是公社幹部的鄉鄰頗為失落地對我說:“那會兒檢查工作比現在差遠啦,就騎車子到各村轉轉,中午到公社吃頓便飯,有時還吃窩頭。要是現在,不坐飛機也要坐火車,去北京也要想法路過日本。”
如果在鄉路上瞧見一個人騎著自行車,而且車把上掛著一條窄窄的紅綢子,不用問,那準是劁豬的。你想,脾氣再急的新郎官到新婚大喜這天也要控製住激動的心和顫抖的手,不可能迫不及待地單槍匹馬去迎新娘,除非這小子欲火燒壞了大腦。
結婚迎娶是為了繁衍生命,而劁豬是為了限製生命的肆意蔓延。兩種目的幾乎相反的活動都以紅綢子作為標誌,這實在是一個有趣的話題和現象。
劁豬的進了村,專門在有豬的農戶門前吆喝:劁——豬。聲音短促有力,透著不可抗拒的雄壯,一聲緊似一聲,直喊得豬圈裏的豬們焦躁不安地拱牆刨地,直喊得主家今天不把豬劁了就覺得對不起劁豬人車把上一直隨風招手的紅綢子。
那年代越計劃日子越緊張,作為人的附屬品的豬自然日子也不會好過。況且,那時農家的豬是資本主義這個怪物身上寄生的為數不多的尾巴之一,在農民眼裏,其商品價值遠遠大於雞P股的功能。所以,從一頭幼崽到一頭標豬,農人們都眼睜睜地數著豬毛過日子。一頭豬寄托一家人一年的希望,甚至一頭豬就可能為單身的兒子換來一個如花似玉的女人。如此看來,車把上的紅綢子倒成了人與豬價值轉換的一種無形的平衡質介。
其實,在人類對自身計劃生育認識還很低的時候,對豬的計劃生育就已有了很高的覺悟。這覺悟是他們經濟上沒能力和政治上沒膽量的結果。母豬必須劁,母豬的繁殖能力比人強多倍,一群孩子都難養活,若再添許多豬崽,其結果可想而知,如果把豬崽拿到集市上出售,還要冒著被打成資本主義尾巴的危險。公豬必須劁,一般農戶都不指望它成為出售精子的種豬,農人都清楚過剩的荷而蒙常常會讓公豬的是非根自覺不自覺地招惹是非,無端消耗精力,不僅影響長膘,也影響一家人的如意算盤。
社會的發展催生著職業的分工。本來是獸醫分內的事情,在那時又派生出了劁豬這個專門行當,就像有皇帝必須有太監一樣,劁豬這個行當也是政治和經濟的副產品。但讓我一直不解的是,結婚娶親是喜事,掛紅綢子當在情理之中,而劁豬的車把上掛紅綢子到底寓意何在?
後來我就想,假如劁豬的人這天成了新郎官,娶親這天他一定要把握好自己,萬一走了神,看見車把上的紅綢子就犯了職業病,對著新媳婦猛不丁吆喝一聲:劁——豬。那場麵該是如何熱鬧?不過我的假設現在不用擔心了。現在鄉下結婚迎親基本上沒有人再騎自行車了,條件差的用機動三碼車,大多數都用上了轎車。冬春農閑時鄉下結婚相對較多,常常見鄉間土路上娶親的機動車浩浩蕩蕩,塵土飛揚,雖有點像國軍潰退時的狼狽,但確實氣派多了。那劁豬的是否也鳥槍換炮,他們是否也像娶親的那樣開著三碼車或轎車在鄉間土路上奔跑?現實給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近幾年,回鄉下老家我從來沒有見過有劁豬的在村裏吆喝。我猜想,這主要是這種手藝掙不了多少錢,再說現在豬也正二八經成了商品,人們惟恐豬的產量不高,喂增長劑打激素,用化學手段拔苗助長,甚至注水增加重量,千方百計提高利潤,豬們真正走出了計劃經濟的束縛。倒是人越控製越多,所以就不得不當成大使事來抓。如今,看見大街上那些掛紅綢子的迎親車隊,我就常想起那些鄉下劁豬的。是紅綢子撩撥了我的記憶,還是對人自身的擔憂?連我自己也說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