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下卷）

1、曾經，我們都是“戶口兵”

　　李忠公

　　“戶口兵”這稱號是有特定含義的。那是1967年初，我們老知青造反派中部分敢作敢為者，組織起來鬧回城。這勇敢率真的行動，這合理合法的要求，革命的紅衛兵們不但不理解，反而輕蔑地給老知青扣了一頂“戶口兵”的黃帽兒。

　　37年過去，歲月如煙，鬥轉星移，時空變換。如今再來細看那“黃帽兒”，再來細品個中滋味，苦澀澀酸嘰嘰直教人難咽難納又難受。

　　從戶口簿在家中如貴重物品被鎖在了櫃子的抽屜時起，上麵所登記了姓名的人，也猶如那不起眼的本本一樣，被鎖在了它規定的空間裏，由不得你願意不願意，高興不高興。從懂事時我就知道了它的珍貴、它的分量。記得小時父親說過：“哪朝哪代不是這樣，官得管民嘛！國民黨統治時期不也有保甲製嗎？”特別是它上麵登記的家庭成分一欄，更是重要，大意不得，亂寫不得，因為從讀小學開始……隻要填報什麽表之類的東西，就得照著它來。

　　下鄉上山的老知青中，有豪情滿懷的，有天真幻想的，有躊躇滿誌的，也有無可奈何的、逃避現實的、賭氣的……不管什麽類型的，都明明白白地或糊裏糊塗地上了山下了鄉。殊不知，那些隻有十五六歲，甚至更小的知妹知弟們，相信了別人的鼓動，真心誠意從父母鎖著的箱箱櫃櫃裏千方百計偷出戶口來，讓別人從上麵抹掉了自己的名字。

　　經過三兩年荒山野嶺的搓磨，在風裏雨裏泥裏摸爬滾打，嚐到了世態炎涼悲哀人生的苦楚，才翻然醒悟，才意識到那小本本對自己人生的重要。又適逢那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洶湧澎湃的浪潮，於是乎便有了走回頭路的人，便有了“戶口兵”之說。

　　我算不了先知先覺那一類，隻屬於明明白白之列。高考前，在南岸區糧食公司守大門的父親對我說：“老八，今年你考上了大學算你運氣好，考不上是符合規律的！”1962年考入四川大學的七哥說：“我們那年是看在自己成績好、表現好的分上才被錄取的，雖然你條件比我還好，但今年有點懸！”父親掐指都能算出我的命運，自己又何嚐沒有預感呢！

　　1964年高中畢業教育時，同學們熱烈討論“一顆紅心，兩種準備”，為論題“工人農民與工程師教授對國家誰的貢獻大”爭論得麵紅耳赤。身為班長、學生會學習部長的我，毫不含糊地支持“工程師”論，沒想到在校畢業生大會上學校教導主任黃大永居然說此論是鼓吹“白專”，不點名地批評我。那不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嗎？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巨大的壓力，高考前竟失眠而服安眠藥。填報誌願時專選最差的大學和冷門專業，連“西南民族學院漢語言專業”也囊括在內，即使明白畢業後是到少數民族地區當個語文老師也在所不辭。符合規律地，我落榜了……而班上“不一定論”的領頭陳玉華同學，雖然成績差，卻留校當了專職團總支書記。

　　在家如坐針氈，苦熬時日。經過百日煉獄，懷著視死如歸的氣概向父親要來戶口簿，決定到農村去找出路。父親長籲短歎道：“其他弟兄讀不成書我不心痛，唯你讀不到書我真心痛！”無奈之下父親讓我把自己的名字從戶口簿上抹掉了。

　　1967年初，知青們的造反毫無結果，識時務者都各自散去，各找自個兒的出路去了。不少老知青加入到了“戶口兵”的行列中，以各種形式欲索回那本該屬於自己的、憲法賦予公民人身基本權利的象征――戶口。

　　1968年8月，重慶造反派武鬥升級，著名的“八・八海戰”過後，很多重慶人躲避武鬥去了成都。由於林場已被砸爛，好多知青都回到了家中。鄰水縣風埡林場老知青餘立和我，還有華鎣林場的蔣光曦、古路林場的張益庭、柑子林場的曾敬文等不約而同地到省城成都上訪，大家是住在“省革籌”接待站時相遇的，我和餘立根本不知道他們心懷鬼胎，蔣光曦算是先知先覺者類，他給我倆透露了天機。

　　“好多人都在辦戶口，你們還不曉得嗦！”他笑道，“在知青中這是公開的秘密了。”

　　“辦戶口？啷個辦？”

　　“你們到成都來不辦戶口又幹啥子？”

　　“看看形勢嘛，反正吃飯又不要錢噻！”我們真是沒那打算，隻是巧遇了。

　　在我看來，那戶口哪是恁好辦的。“你恁個不開竅，辦法總是人想出來的，大道不行有小道，正門不行還有歪門嘛！”於是乎他如此這般戳破了那層紙，道出了不曉得是哪位聰明人被逼而出的歪點子來。

　　“那都得行嗎？”

　　“當然得行啦，前麵有人辦都辦回去了，你還不信嗦！”

　　戶口簿上屬於自己的那一頁，對我們來說，拿出去容易，拿回來難矣！摸到良心說，哪個老知青不想把戶口弄回城去？上學也好，工作也罷。該立於世立於業立於家時還糊不了口，連自己都養不活，哪還能言其他。說齊天杵齊地，那個東西栽在了農村，這輩子隨便啷個整，都有點惱火了。

　　要歸功於那“十年浩劫”，對我來說那是一次思想解放。我不再聽信空洞的說教……開始懷疑那“脫胎換骨”之說，動搖了過去的清教徒式的虔誠。雖然從造反那天起，便背叛了先前的“背叛”，但真要讓自己置身於真槍實幹的“戶口兵”之列，真的要點勇氣，還得三思而後行。

　　其時，心裏非常矛盾。顧慮有三：一則怕“偷雞不成，反蝕把米”，戶口沒辦到……真給戴上了“黃帽兒”，以後有機會安排工作恐怕也給攪黃了；二則怕辦到了拿回去上不起，哪來口糧吃；三則怕退回去挨整日子更難過。但那天邊升起的希望之星，真的好誘人，真的好迷人。能回城，能回家，就是掃廁所都願意！餘立對我說：“那些顧慮都是多餘的，辦得成還有一線生機，辦不成充其量也是當農民而已！”

　　“憲法不是賦予我們公民有遷徙的自由麽？即使辦不到也犯不了好大一個法！”

　　蔣光曦說，“現在都橫掃了一切，打倒了一切，當官的都自身難保，哪個還來管你辦不辦戶口！”

　　大家心裏都有一種渴求，都有一種奢望，一個明明白白的目標，但必須通過反叛……通過鬥爭，甚至要犧牲明天才能得到，這真是用青春去賭明天。

　　思想雖然通了，我仍是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和一種負罪感，成了真正的“戶口兵”。

　　在去上訪接待站之前，我們幾個老知青聚在一起商量策略。曾敬文首先告誡大家……“呃，我說，就是我們幾個曉得這事，就莫要再給其他人說了，耍得再好也莫說，曉得的人多了都去辦，我看都會搞不成。”蔣光曦考慮得更細致，他說：“這幾天，我們不要一同去，各去各的最好，免得讓上訪接待的工作人員懷疑。”

　　他接著說：“理由也不能寫成一樣，編也要編得像點才行，不然別人一看，這兩天啷個鄰水恁多知青來開證明？一個電話打下去，煮熟的鴨子也飛了。”

　　翌日上午，餘立先去四川“省革籌”上訪接待站，沒多久他便得勝而歸。他詳細地把整個過程講給我聽，“省革籌”接待站的同誌很同情知青，要返回當地要求開證明的有求必應。下午，我獨自一人去了上訪接待站，上訪的知青不多，在我前麵的隻有兩三個。我坐在長條椅上細心地聽前麵的人講話，接待的工作同誌邊聽邊作記錄。當輪到我時，先申報家門，接著便講了些社辦場的問題和知青的艱難處境，言詞懇切。最後，以上訪耽誤了“抓革命、促生產”回去怕遭打擊迫害為由，要求接待站開證明，說明情況，特別寫明不能歧視、迫害等條款。工作同誌聽我反映的問題實際且具體，和顏悅色地又開導又安慰，表示一定把問題反映上去，要求我們回當地“抓革命、促生產”。

　　看到他把證明寫好遞給我時，懸在嗓子眼裏的心才落了下去。其實寫什麽一點不重要，要的是那個省上訪接待站鮮紅的大印。當我們每人懷揣一張命運的路條馬不停蹄地往回趕時，為希望即將變為現實而興高采烈、歡呼雀躍。但冷靜下來後……心中又升起一種莫名的悲哀與憂思，瞻念前程，無盡的渺茫。

　　第一仗順利地取得了勝利，莫高興得太早，以後的路是坦途？是小道？還是萬丈懸崖？誰也說不清！

　　1968年8月底，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回到鄰水，縣政府早已被打翻在地……取而代之的是“縣革籌”。革命派鬥鬥停停、合合分分，為瓜分政權鬧得不可開交。“縣革籌”是由各派力量湊攏來的，成立的生產指揮部等組織，主事者都來自縣武裝部，對很多政事他們並不熟悉。

　　張益庭在知青朋友陪同下，來到縣生產指揮部，找到管戶口方麵的同誌，要求開具證明到公社下戶口回城。開始他們總是推諉、搪塞。氣憤之下，知青們便與他們大吵起來。最後，他們一是看知青氣勢洶洶，再則又有“省革籌”接待站鮮紅大印的證明擺在眼前，無奈之下便為張益庭出具了到公社下戶口的證明。拿著縣裏的證明到公社，便立即辦到了日思夜夢的戶口遷移證。

　　看見張益庭成功的前例，我心釋然，“縣革籌”那班人馬我與他們素不相識，不會見了尷尬難堪。沿其路徑如法炮製，我毫不費力就拿到了那夢寐以求的一紙戶口，好像獲得了遷徙自由權利似的著實高興了一陣。而那似幽靈般的悵惘與虛空總是時不時來叩心扉，讓人心神難寧。去成都的幾個老知青，先後數日都拿到了戶口遷移證，其時公元1968年9月初。

　　蔣光曦、張益庭、餘立和我都順利地辦到了回城的戶口，但沒有哪一個心裏踏踏實實地高興過，一時的興奮總與僥幸結伴而行，似乎兆示著前景光明。雖然以後的那段經曆各不相同，但老知青的命運卻始終是一樣的。

　　我懷揣戶口遷移證回到家，家已今非昔比，根本不敢向父母親提及戶口遷移之事……父親癱臥病榻一年有餘，氣息奄奄。為伺候病父，母親上街買菜，天雨路滑，急匆匆摔倒在石梯上，摔成了腦震蕩合並腦溢血，在醫院昏睡了七天，瞳孔都已放大，醫生告訴家屬準備後事了。或許是牽掛臥榻的老伴，還有不能自立的老八……她到了陰曹地府的門口止足不前了，奇跡般地活了過來。

　　後來母親勉強能下地行走，做點輕巧的家務。十幾個兄弟姊妹的特大家庭，隻有在瑪瑙溪生產隊當農民的九弟與兩位病老長相守。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終日裏挑大糞抬連二石，累得來站著就想坐著，坐著就想睡著，睡著就不想起來，根本無法照料生病的父母，我歸家便承擔起照料父母的擔子。

　　能幹好強的母親哪裏要我頂起幹活，“三分病，七分撐”是她的口頭禪，除了給父親翻身、換床單之類的重活她幹不了的讓我幹外，煮飯炒菜沒我的份。父親越來越不行了，屎尿在床，褥瘡潰爛，隻能活天天了。1968年10月家父辭世，唯其八子獨自一人在床邊坐看父親喘了最後一口氣，靜靜地閉上了那雙看透了世事的慧眼。我居然沒有一滴淚，然心痛至極，勸慰痛哭中的母親不要過分悲慟傷了還未複原的病體。

　　送走父親後，摸出那戶口遷移證，也不敢給母親講，隻給九弟提及了此事。他說……“能辦回來又怎麽樣？你看這家啷個辦嘛！我在家也是當農民，你又能幹啥？”前思後想，我還是向瑪瑙溪派出所走去。然數過其門而不敢入，不知為什麽，竟在關鍵時沒了勇氣。

　　新中國誕生後，雖然二姐參加了誌願軍，家有一塊“軍屬”牌牌，沒有誰找過多少麻煩。但每況愈下，特別是“文革”初，已有紅衛兵進過家門“破四舊”了，以後如何，難以預料。或許是不想再給這般衰敗的家找麻煩，或許是怕派出所識破自己拙劣的做假伎倆，碰到管段戶籍哪敢開口，看到他一臉峻相便不寒而栗，急忙躲開。在那人鬼不分的年代，我們這等家庭隻有衰落破敗之份，哪敢有團圓興旺之想，更何況心懷忐忑，惴惴不安，似做了賊一般，揣著那遷移證如懷揣著炸彈。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連母親的戶口也從本本上給抹掉了，要退回原籍。因為我們那本本上成分欄中的“工商業兼地主”裏沾上了“地主”的邊，連“工商業兼地主按照工商業者對待”的老政策也全然不要了。母親的戶口都給吊在了半天雲……哪裏都上不起。我就更不敢奢望了，隻好把它揣在懷裏。

　　夕陽餘暉，黃桷晚渡，下河街22號河邊的家，雖然窮愁潦倒，還是名噪過一時的……解放後我家七個兄姐弟妹同時讀書，哪個在班上不是名列前茅？濟濟一堂的熱鬧，著實讓鄰居們同學們讚揚和羨慕不已。那熱鬧的人氣已隨河風飄散，那興旺之象已隨長江水向東逝去。

　　這家恐怕是回不成了，但我也不輕易死心，揣著那來之不易的遷移證，提著油畫箱在重慶、成都、樂山、宜賓的南溪縣，給造反派畫大幅毛主席像“毛主席在延安”、“毛主席去安源”，三米、四米高的大幅像換來讚揚、同情和一口飯吃……

　　……

　　結果，餘立的戶口上了。那是一個偶然的原因，派出所新來的女所長值班，既不熟悉政策而又自負的她看到手續齊備便辦了上戶手續。後來清理戶口時，辦事員是他母親的一個學生，見他又是獨子，睜隻眼閉隻眼也就算了，沒有再回山鄉了……但等待他的是多年的臨時工和體力活，混口飯吃而已。老知青的命運不管回城還是下鄉皆如斯。

　　張益庭回城後沒有上到戶口，又沒有了口糧，不久就“兵退”林場，後來在古路公社插隊落了戶。蔣光曦的戶口通過在長江橡膠廠當人事科長的哥哥找關係給上了，直到老知青插隊後，街道清理戶口時，怕牽扯到其兄，他才又把戶口拿回了鄰水縣。又不好回原華鎣公社，遷到了古路公社去落了戶。

　　我直至林場知青插隊前，才把戶口拿回公社去上了，還領到一年多的糧票，賣了好幾十塊錢。後來的當權者們，也沒有給“戶口兵”定一條罪狀，不知是法不治眾還是網開一麵的大度。

　　插隊落戶，留給老知青們和後來的新知青是同一條路，但老知青這條路仍然泥濘……坎坷、艱辛、苦難得多。在我們偉大的共和國裏，在我們這一群老知青身上烙上的是原罪的印痕，絕非我們可以選擇、可以逃避得了的。美好前程，也不是我們可以用無價的美好青春去賭得來的，無論是在鄉村還是在城市，這就是我們的厄運。

　　俗話說：“樹挪死，人挪活。”鄧公小平複出後，知青開始調工作。“先上船，後起坎”，後來者新知青走了，先來者仍無路可走。大學恢複高考了，一年不行……兩年，三年，老知青中原來的初中生中的佼佼者，通過不懈的努力，也走了。

　　而六四、六五屆高中畢業生，無論多優秀，仍然無路可走，連考大學的資格因年齡較大亦被剝奪了。隻有父母可“頂替”的走了，剩下的是多數，最終名正言順地以各種病、殘之名，把戶口遷回了城。等待他們的，仍然是最差最苦最累的工作。

　　看眼前的年輕人，國內國際上大學，全球各地找工作，好不風光，好不快樂。就連農民工現在也可以“打飛的”全國去打工，到城市去買房安家。遷徙自由不再是一紙空文，也不再是憲法的華麗裝飾，而真正給予了人民，這是曆史的進步。

　　由是觀之，我並不為曾經是“戶口兵”而感到慚愧，感到內疚。對我來說，“戶口兵”是我今生今世不會忘卻的心痛，“戶口兵”是我們老知青心上的一道創痕……一塊傷疤。祈願泱泱大中華的曆史不要把它忘卻，也不要讓它重演。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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