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7、兵團戰友阿蔡

　　董大南

　　2001年夏天，我出差又回到多年未去的上海。

　　幾年不見，上海的市容變化巨大，幾乎不認得了。地鐵、高速公路（還分內環。

　　外環）我出國時連影子都還沒有呢，現在全冒出來了。最顯著的市容變化，要算那些高樓。原先的上海展覽館（最初叫中蘇友好大廈，兩國吵翻後改了名）

　　國際飯店，它們還在那兒，隻不過夾在那些大高樓中間，像個小娃娃，完全不顯眼了。

　　在上海忙完公事，還有一點時間，該看看老戰友，首先想到的，就是阿蔡。

　　天已擦黑了。多年沒有聯係，上海的電話號碼早已從6位數滾到了8位數。聽說阿蔡還住在原來的家，不如直接走到他家去找他，順便再走一次當年常走的馬路。

　　記得當年我和阿蔡常在馬路上邊走邊聊，憧憬著將要去新疆過的那種戰天鬥地的生活。現在回想起來，什麽滋味都有……

　　這是徐匯區武康路，兩邊冒出了不少新建築，然而，兩旁的法國梧桐依然是那麽熟悉。那條熟悉的小弄堂，依然縮在梧桐樹影裏。阿蔡家的小房子居然還是老模樣，隻不過顯得更加破舊，也更加寒酸了。阿蔡家門虛掩著，一推開門，就看到輪椅上坐著阿蔡。他背對著門，正在看一件小東西。

　　“阿蔡，還記得我嗎？”

　　阿蔡轉過身來，目光有些遲鈍。大概是為了方便輪椅移動，房間裏就擺一張桌子……椅子和凳子都堆在一張空床上。這樣的擺設對來訪的客人很不方便，還得把凳子搬下來才能坐。

　　阿蔡隻猶豫了一會，眼睛裏就閃爍出火花，當年的阿蔡又回來了。

　　“啊哈，×××，我當然記得，就怕你把我忘了呢。”

　　好多年沒聽過別人這麽喊我，當年在農場，差不多每人都有個不那麽雅的外號。

　　阿蔡這小子，嘿嘿，你也跑不掉，等一會兒瞧我叫你的外號。

　　隔了這些年，我們都老了。阿蔡看起來發胖了，那不是正常的胖。據說下肢癱瘓的人，由於人體的代償功能，會使上身發胖。當然，整天用手搖輪椅，上身鍛煉的機會也多些，可能也是另一個原因。我總覺得小房間裏少了些什麽。

　　“你爸爸媽媽呢？”

　　“他們都過世了，是前幾年。我能給他們送終，也算盡了一份孝心。”

　　“現在就你一個人？”

　　“是呀。我白天有時到上海殘疾人協會幫忙，當義工。”

　　“記得你還有個弟弟。”

　　“他成家了，搬出去住了。”

　　我還想問些什麽。比如怎麽做飯，怎麽洗衣呢？怎麽上床，怎麽解手呢？就一個截癱人怎麽生活？然而，看一下房間裏簡陋的擺設，什麽也不用問了。

　　阿蔡的編製還在新疆兵團。他已經退休了，靠農場的退休工資維持生活，農場每隔三個月把退休工資寄給他。多年下來，農場的幹部換了好幾茬，寄工資的人也換過幾個。新的人已不認識他，他的故事早就像吹散的雲煙，被人遺忘了。有時農場忘了給他寄工資，他還得寫信去，反複解釋，折騰幾回，才能把工資要來。

　　然而，阿蔡沒有忘掉農場，更沒有忘掉當年共患難的知青哥們兒。

　　阿蔡的記憶極好，他還清楚地知道有哪幾個知青還留在農場，誰誰誰現在幹什麽……有的我已經記不起他們的名字，阿蔡就會提醒我。

　　“不記得了？當年和×××打架的那個。”

　　“哎呀，你怎麽把他忘了！不就是當年死追×××的那個嗎？”

　　他還告訴我，一年前，回城的農場老知青們為紀念進疆35周年，特地組織了一次聚會。那次真熱鬧，連農場的寧波知青也結伴來到上海參加聚會。誰誰把老伴也帶來了，誰誰把孩子們都帶來了。還有誰誰誰來不了，他已不幸去世了。

　　隨著阿蔡的敘述，記憶的閘門悄然打開了。

　　1965年初，上海市公安局通知我可以報戶口，我終於結束了沒有戶口的日子。之前因為我被北大稀裏糊塗開除退回上海時，沒有任何證明。誰知道我有沒有殺人放火，有沒有現行反革命呢？市公安局要調查，當時沒同意我報戶口。

　　戶口剛報上，街道裏委馬上通知我參加社會青年活動。

　　當時的社會青年，就是失學青年。所謂的社會青年活動，無非是裏弄幹部車輪大戰，動員你報名去新疆。能動員的，早已報名走了。留下來的，都是身經百戰，不管你怎麽動員，“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

　　說是社會青年，社會地位其實是很低的。連小孩子都會在街上追著他們叫：“社會青年勿要老嘎，老嘎叫儂到新疆去。哈哈哈！”

　　於是社會青年趕緊低著頭走開，就像當年的孔乙己在眾人哄笑中離開鹹亨酒店。

　　第一次去參加這樣的活動，我就告訴裏委幹部，不用對我動員，我早就決心去新疆了。要不是去年考上北大，去年我就走了。裏委幹部喜出望外，她們告訴我，裏弄裏還有一個不用動員就決心去新疆的，他就是阿蔡。

　　一

　　第一次看到阿蔡，就在這次活動。一看就知道是個精明能幹的青年。他理著短發……性格活躍，一副精力充沛的樣子。他去年初中畢業，其實他和我同年，我因為念書早，去年高中畢業。在學校裏，阿蔡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過去還是少先隊大隊長呢。這樣一個好學生，怎麽連高中都考不上呢？

　　還不是因為家庭出身。阿蔡的母親，是“地富反壞右”中排行老四的壞分子。說真的，這“黑五類”中，其他四類常常看到，就這黑老四還是第一回見識。更離奇的是，阿蔡的母親不知得罪了哪個裏委幹部，所以並非是她的工作單位，而是裏弄把她打成了壞分子。直到現在我還沒弄明白，這小小的裏弄幹部怎麽會有那麽大的權力。

　　�，別想了，那個年代，弄不明白的事多著呢。

　　其他的社會青年，有意識地回避我和阿蔡，擔心我和阿蔡動員他們報名到新疆去……這樣，我和阿蔡接觸的機會更多些。

　　其實我和阿蔡的思想覺悟並沒有那麽高。我們當然希望多一些人決心去新疆，大家也熱鬧些。但我們還不至於去做別人的動員工作。咱連團員都不是呢。不去新疆的人中間，倒是有一些團員。我們倆有一點是共同的，在學校裏都是三好學生……班幹部，幹什麽事都積極，從來都是在讚揚聲中長大的。因此，我們都不想背社會青年這個名聲，希望早一點解脫。

　　但我們決心去新疆的動機，卻不完全相同。

　　當時我的書呆子氣極重，整天喜歡想些社會、人生的大道理，已經被整成那個熊樣，還好像自己是黨委書記似的。我是為了尋找真理去新疆。因為廣播中講的，報紙上寫的，和我看到的現實根本對不上號。我要弄清這到底是為什麽，我要知道真理。

　　阿蔡不但是個好學生，他還是個出色的航模愛好者，當時已經是個二級運動員了……但在航模高手如林的上海，他還排不上號。可在新疆，他的水平可以進省隊了……他相信，隻要自己在新疆兵團好好表現，就可以抵消出身不好的負麵影響，可以進省隊的。

　　新疆建設兵團的招生一開始，我們倆就第一批報了名。那一陣子，我們每天都興奮得像個天真的小孩子。報紙上、雜誌上，隻要是新疆的消息我們就愛看。廣播裏，隻要是新疆的新聞、故事我們就愛聽。

　　晚上，我們倆喜歡在法國梧桐籠罩的馬路上漫步。我們互相激勵要經得起邊疆艱苦的考驗，我們互相提醒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和體能上的準備。

　　有人說，有理想的生活才是真正充實的生活，是任何金錢也買不到的。這話不假……可以說，那一陣子，我們的生活是相當充實的。但是，如果你現在問我，假如時光能倒轉幾十年，再讓我重新作一次選擇，我會不會還選擇走這一條路呢？我對自己走過的路，並不後悔。從樸實善良的父老鄉親那裏，我學到了課堂上學不到的知識。然而，如果我知道上山下鄉的真實背景，絕對不會再走這一條路。

　　二

　　要出發去新疆了。我們兩個裏委的支邊青年組成一個班，我和另一裏委的一位知青擔任正副班長，阿蔡就在我們班裏。

　　告別大上海，大部分支邊青年心情沉重，愁眉苦臉。阿蔡是為數不多的露出爽朗笑容的人之一。我也有心事，主要是對這一個班的人多半不了解，對能不能帶好這個班心裏沒底。

　　火車一開，車廂裏、月台上，哭聲震天撼地，尤其是那些女知青。雖然到新疆是自願報名，報名的動機卻形形色色，有相當一部分是在裏委幹部軟硬兼施壓力下無奈的選擇。平時為了不讓父母傷心，他們會強裝出笑容，在和親人分別的最後瞬間，內心的真情衝破一切偽裝，決堤了。

　　阿蔡沒有哭，他是笑著告別親人的。在車廂裏，他還不斷地安慰鼓勵其他知青。

　　雖然他從來也沒說過，我總覺得，他自願報名去新疆的心靈深處，包含希望用自己的行動，減輕母親在裏弄所受壓力的成分。為了不讓母親為此傷心，他把這種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在最後分手的時刻也沒有流露。阿蔡夠堅強的。

　　在吐魯番下了火車，又坐上了大卡車。整整開了十天（途中休息一天，共11天）

　　才到農場。一上大卡車，知青們好不容易平靜下來的心情，又開始動蕩了。黃沙……灰霧、茫茫戈壁，開幾個小時車不見人煙、房屋和樹木。顛簸的道路，發麻的雙腿，幹裂的嘴唇，身體不時彈起來腦袋撞上卡車頂篷。想到今後要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又有女知青開始哭了。有的開始後悔，鬧著要回家，死活也不肯上卡車。

　　要穩定大夥兒情緒，而且要把大夥的情緒提上來，班長的工作不好做。難得的是……不是幹部的阿蔡不但自己情緒穩定，還不斷鼓勵大家，想著點子把大家逗樂。

　　途中歌詠比賽開始了。卡車和卡車，班和班，裏委和裏委，挑應戰不斷。阿蔡領著大夥做拉拉隊，嗓子都喊啞了。

　　戈壁沙塵中，顛簸的卡車裏，傳出一陣陣歌聲，“我們年青人，有顆火熱的心，”革命時代當尖兵。

　　哪裏有困難，哪裏有我們，“赤膽忠心為人民……”大夥的情緒高漲起來。有趣的是那幫女知青，哭得最凶的是她們，笑得最歡的也是她們。那一年支邊青年中，據說我們這一批途中的情緒最高，紀律最好。可能和我們這一批中，有相當一部分像阿蔡這樣主動要求到新疆改造自己的“狗崽子”有關吧。

　　三

　　我們的農場屬於農一師四管處，位於昆侖山腳下的戈壁灘。這兒應當算離上海最遠的團場。當然，如果朝西繞地球的另一個方向量，這兒是離上海最近的團場。

　　“文革”中想家時，我們常用這樣的玩笑自嘲。一年後（1966年）兵團以農一師四管處為基礎成立了農三師，從此我們就是農三師了。

　　兵團素有“富八師，窮三師”之說，這話不假。我們這兒土地貧瘠，物資缺乏，交通不便，連喝的水都是鹽堿水。一天至少拉兩回肚子，大田勞動時不時有人扔下砍土镘往兩邊奔。男男女女也顧不得羞恥，男的往一邊奔，女的往另一邊。有的奔到沙包邊還來不及蹲下就開始解褲帶，幹什麽好事不說也知道。

　　一係列艱苦的考驗，阿蔡都經受過來了。不多久，他已在各項勞動競賽中名列前茅。

　　三個月後，我和阿蔡同時調到農場值班連。

　　值班連是農場的武裝連隊，通常隻有出身好的才有資格進。我們兩個“狗崽子。”

　　怎麽混得進來，這真是個謎。也許這回真的是重在表現，黨和組織把我們當做好同誌了？我們倆真是受寵若驚，感激涕零。皇上英明啊，老佛爺吉祥！

　　那段時間，阿蔡幹活簡直像玩命。冬季軍訓結束，阿蔡的名字列在優秀射手名單中。

　　1966年春天，我調出值班連。那年冬天，阿蔡也調出值班連。阿蔡回到了原來的農業連隊，我調到另一個農業連隊，我們從此分開了。

　　1966年是全國人民難忘的一年，文化大革命就是那年開始的。兵團是軍管單位，1967年初才正式開展“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支邊青年的遭遇大不相同。

　　有成為革命派的，有入黨做官的，也有被揪鬥的。進疆時和我搭檔的副班長，僅僅和其他幾個上海支邊青年開玩笑說不打算找對象結婚，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團揪鬥。他被迫自殺，碎屍五段，埋在沙包裏。

　　奇怪的是，阿蔡的消息一點也聽不到。既沒有被揪鬥，也沒見他揪鬥別人，群眾大會上也見不到他，就好像他已從地球上蒸發了。阿蔡跑哪兒去了？

　　一次，我正好有事去阿蔡連隊，順便打聽了一下阿蔡的下落。原來，阿蔡被安排在戈壁灘放羊，一個人單獨住在戈壁灘，連隊每兩個星期派人給他送一次東西。

　　正好這天連隊有人去給他送包穀麵，我二話沒說，跳上送麵的牛車一塊兒去看他……

　　牛車在荒涼的戈壁灘上吱吱呀呀地前進，兩旁長著些駱駝刺草。戈壁灘上本來沒有路，牛車碾過幾道，也就成了路。這種大軲轆車，關內已很少看到了，西漢古墓的壁畫上，倒是可以看到。要是我們能穿上那時的袍子，簡直就是劉邦的部下了。

　　在牛車上晃悠了個把小時，趕車的把式指著遠方告訴我：“快到了，就在那兒。”

　　遠遠的，我望見一座孤零零的羊圈。阿蔡就在那兒。是嗎？我真難想象。

　　還沒到羊圈，一條大黃狗躥了出來，惡狠狠地朝我們吼叫。

　　“阿黃，阿黃，別叫。給我們送吃的來啦。”

　　隨著聲音，一個人走出門外。大黃狗圍著他轉了兩圈，狂吠變成了嗚嗚的哼聲，眼睛還瞧著我們，不過眼光溫和多了。這個人就是阿蔡。他是阿蔡嗎？

　　阿蔡的模樣變了好多。頭發亂蓬蓬的，好久沒理發了。身上的衣服被駱駝刺鉤破了好多地方，任那些布片掛著。腰上縛著一根麻繩。

　　看見我的到來，阿蔡又驚又喜。

　　“×××，什麽風把你刮來啦？”

　　真是的，就記得我的外號。

　　“×××，你怎麽這副模樣？”

　　我也還了他一個外號，一比一，咱們扯平了。

　　我們把包穀麵帶到屋內。屋內地上堆了些麥秸，鋪上被褥就當做床鋪了。牆角的一隻壇子是放包穀麵的，還有些瓶瓶罐罐，就是全部家當了。

　　屋子中間吊著盞煤油燈，窗戶沒有玻璃，用裝化肥的塑料袋封住，隻能透過一點朦朦朧朧的光線。陣風吹過時，塑料袋會發出嘭嘭的響聲，房頂的草叢也會����，抖出一捧灰塵。羊糞味無孔不入，鑽進屋內每一個角落。隻有阿黃最忙碌……跑進跑出，用鼻子在地上嗅來嗅去，想發現什麽好吃的東西。

　　阿蔡最迫不及待的，就是能找人說話。他問了農場情況，老戰友們的情況，還有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我盡我所知，把大小新聞告訴了他。

　　阿蔡對外麵的情況了解很少，對文化大革命的想法甚至有點天真。可以看得出，他是非常渴望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我能夠理解，對一個什麽運動都積極參加的人來說，這麽偉大的一場運動到來，卻偏偏無法參與，心裏是多麽難受。但是……文化大革命帶來的這麽迅猛的變化，好端端的人一夜之間就可以變成反革命。

　　我的腦袋也是亂哄哄的，根本不可能三言兩語對他講清楚。何況，有些心底的想法，我也不敢對他講。一旦透露出來，就可能有滅頂之災呀。

　　一個青年，終年累月，孤單單地住在戈壁灘上。陪伴他的，隻有一隻忠實的牧羊犬。這種孤獨寂寞，沒有堅強的意誌是無法堅持下去的。

　　我行嗎？我不敢回答。忽然想起了蘇武牧羊的故事。

　　時間不早了，我們該回去了。阿蔡依依不舍地送我們到門外。阿黃跟了出來，非常友好，它已經相信我們是朋友了。

　　牛車走遠了。暮色中，阿蔡還站在門口，阿黃還在搖著尾巴。

　　四

　　1967年秋天，全國各地派係對立，武鬥升級。又是文攻武衛，又推出什麽支左，生怕天下亂得不夠。

　　我們封閉在荒涼的戈壁灘上，對外麵的情況基本是漠然無知的。

　　一天下午，戈壁灘上突然開來了幾輛大卡車，其中一輛開進了我們連隊。

　　全連立即收工，緊急集合。連長拿著一份名單，說是有緊急任務，報到名字的上卡車，去喀什參加文化大革命。聽到可以去喀什參加文化大革命，我心裏癢癢的……巴不得自己能混上卡車。一則可以親自體驗大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二則在戈壁灘上待了兩年，也實在悶壞了，真想出去開開眼界。當我聽到了自己的名字時，真是喜出望外，又一次受寵若驚了。

　　卡車一共四輛，在團部集合後馬上出發了。開始那兩個小時，我還籠罩在興奮之中。好久沒出農場了，看到什麽都新鮮。慢慢地，腦子裏有問號了。怎麽這次緊急任務都交給農業連隊的人了？其中還有不少“狗崽子”。怎麽連去什麽單位，去幹什麽都不告訴我們？喀什怎麽缺人了，非要把我們這幫什麽也不知道的人請去？

　　天擦黑時分，車子開進緊貼喀什的疏勒縣一處高地。大家跳下車洗把臉，這時，我看見了阿蔡。阿蔡興奮激動的心情，遠遠超過了我。可以想象，常年累月孤零零地生活在戈壁灘羊圈裏，突然被點名到喀什參加“文化大革命”，這是黨和組織的信任啊！就像從原始社會一下子蹦到了共產主義，天壤之別，能不興奮嗎？

　　我有點納悶，這麽久了，阿蔡一直是被遺忘的角落，怎麽這次想起他了？

　　這次行動的背景，過了好久才慢慢弄清。當時我們是完全不知情的。

　　簡單地說吧。新疆的群眾組織分裂為打倒王恩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紅二司和擁護王恩茂、打倒武光（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的一、三司兩大派。喀什紅二司占上風，武鬥中把一、三司趕出了喀什。一、三司向兵團求援。兵團各級領導是王恩茂的老部下，當然要為老首長出把力。然而中央有明文規定，兵團不得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師裏的頭頭還是決心介入，隻要能找到個借口向上級交代。

　　一、三司占據的疏勒縣和喀什隻隔一條大河，河上的一座大橋是連接疏勒和喀什的唯一陸上通路。紅二司在河邊修築工事，在橋中央修築了碉堡，架起機槍，封鎖交通，嚴守喀什。兵團武裝部隊在河這邊早已修好工事，架起槍炮，隻等一聲令下，強攻喀什。萬事俱備，隻缺一個借口。

　　如果有一批赤手空拳的兵團人員經過這座大橋，碉堡內的機槍必然開火，這批兵團人員必然壯烈犧牲。於是，紅二司打死了手無寸鐵的兵團人員，這不是一個絕妙的借口嗎？讓誰來充當這批烈士呢？領導想起了我們這些被遺忘的角落。

　　洗完臉開始吃晚飯，一大盆紅燒肉端上來了。哇，我們好久好久沒吃過肉，見了紅燒肉，我的眼光發直，眼珠都不會轉了。不一會兒，我們這批“蝗蟲”就把它幹得盆底朝天。那一頓飯的滋味真是終生難忘。空氣中彌漫著紅燒肉的香味，偶爾有流彈從頭頂上嗖嗖地飛過，河對岸喀什城內燈光閃閃。還有比這更浪漫的嗎……

　　吃完飯，給我們每人發了一塊毛主席語錄牌。我們的任務是，高舉毛主席語錄牌……進喀什城宣傳毛澤東思想。

　　任務布置完畢。上車，出發！

　　卡車向著大橋急速開去。後來回想起來，師裏這些頭頭也真是煞費苦心。赴刑場前讓死囚美美地吃一頓，是中國人道主義的優良傳統，《水滸》中就有不少這樣的描述。何況，我們還不是死囚犯，是選拔出來當革命烈士的呢。一頓紅燒肉，體現了領導同誌對我們的親切關懷。

　　每人一塊語錄牌，這個設計更是頗具匠心。試想一下，這些烈士的屍體橫七豎八地倒在卡車上，手裏還緊緊抓著毛主席語錄牌，這是多麽壯烈而感人的畫麵啊！

　　南疆軍分區得到了兵團準備對喀什發動進攻的消息，派了一位參謀趕來阻止這項行動。在卡車上，我清晰地看到，一輛軍用吉普沿著河邊的便道急速地往前開，幾乎和我們卡車平行地前進。就在卡車要轉上橋時，吉普把我們攔住了。

　　參謀傳達了軍分區命令：立即撤回去！

　　卡車按原路返回，原定的進攻計劃流產了。埋伏在河邊指揮軍事行動的師參謀長氣得大罵：

　　“叛徒！戴帽徽領章的叛徒！”

　　臨時決定，我們中間留下兩個班的人在喀什待命，其他的人連夜返回農場。

　　我要返回農場，阿蔡留在喀什。分手前，我匆匆地向阿蔡告別。這一係列事情發展太快，我腦袋裏嗡嗡的，還理不出個頭緒。但是，離開農場時興高采烈的心情早就一掃而光。阿蔡的興奮期好像還沒有過，他還為能留在喀什參加文化大革命感到高興。

　　這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健康的阿蔡。

　　我們回到農場沒幾天，從喀什傳來一個消息。農場留在喀什的兩個班中，有一個人受了槍傷，傷勢嚴重。

　　這個人正是阿蔡！

　　那天阿蔡奉命在哨位上站崗，剛交完崗走在回駐地的路上，一顆子彈射過來，阿蔡一聲沒吭就栽倒了。這不是流彈，是河對岸狙擊手射來的子彈。

　　子彈從阿蔡的左腰射進，從右腰穿出，阿蔡當時就昏迷了。

　　五

　　阿蔡回到農場，已經是一年以後了。

　　阿蔡中彈後，立即送到南疆軍分區醫院。醫生們立即進行搶救，命總算保住了，但是，脊椎已被打壞，從腰部以下徹底癱瘓了。

　　然而，這個手術隻是控製了傷勢，要真正恢複體力，還必須休養一段時間後，再進行康複治療。這兒隻有喀什市人民醫院有條件做這種康複治療，可是，通往喀什的道路已被紅二司封鎖，怎麽把阿蔡送進人民醫院呢？

　　據說有一位神通廣大的人物，他可以和喀什市內紅二司頭頭掛上鉤。通過這位大仙的安排和協助，紅二司的前線人馬讓運送阿蔡的幾個人過封鎖線，阿蔡終於住進了人民醫院。

　　在醫護人員的照料下，康複治療是成功的。但是，阿蔡的脊椎被那顆要命的子彈徹底打壞，從腰部以下的癱瘓卻是無藥可救了。

　　回到農場的阿蔡，如果腦袋靈活，說一些領導愛聽的話，也許會受到熱烈歡迎，說不定他的癱瘓還會變成什麽英雄事跡，成為大家學習的榜樣呢。

　　據說，領導開始也確有這樣的打算。隻要阿蔡能夠領會領導的意圖，控訴喀什城內那些暴徒的打砸搶行徑，鼓動一下農場職工的革命熱情，就可以撈個先進模範當當。

　　可是，不識時務的阿蔡，卻偏偏說出了領導最不愛聽的話。阿蔡說，紅二司的人不是暴徒，不是壞人，紅二司和一、三司一樣，都是革命群眾組織。阿蔡還說，雖然他的脊椎是紅二司的人打壞的，但他不怨恨紅二司的群眾。

　　唉，阿蔡呀，你這不是自找苦吃嗎？

　　阿蔡悄悄地回到了農場，幾乎無人知曉。因為阿蔡的生活已無法自理，他被安排在衛生隊一間病房裏，養著。每天衛生隊開飯有他一份，餓不死而已。他就像一塊用過的抹布，被扔在牆角裏，幾乎被人遺忘了。

　　然而現在的阿蔡不再是剛從戈壁灘羊圈出來，說什麽都信的阿蔡，他開始思考。

　　在喀什待了大半年，對“文革”的體驗，他遠遠超過了我們。一年多前，在戈壁灘羊圈裏，他傻呆呆地聽我吹“文革”的消息。現在輪到我張著嘴，傻呆呆地聽他講城裏“文革”的故事。

　　1969年初，我們同一裏委出來的一位女知青在衛生隊病故。

　　這位女知青剛住進衛生隊時，我還去看過她，順便看望了阿蔡。她看上去精神很好。那一天下午，我們三個還在阿蔡的病房裏說說笑笑。我們回憶起進疆前夕一起向往新疆的心情，還回想起裏弄生活中有趣的點點滴滴。分手時，她還關照阿蔡要注意勤換衣服。

　　誰能想到，這一分手竟成永別呢？

　　她在上海就患有嚴重的風濕性關節炎，高中畢業時因為這關節炎不能參加高考。

　　像她這樣的身體是不應該到新疆來的，可是她堅決要求，反複要求，最後街道批準了她的請求。

　　真不知道，關節炎竟會這麽致命。

　　到團部參加這位戰友的追悼會時，我再一次探望了阿蔡。

　　阿蔡的神情十分沮喪，他喃喃地說：

　　“真想不到，幾天前她還在這兒和我聊天呢。”

　　阿蔡更為無法參加她的追悼會而沮喪，他讓我代他向這位老戰友告別。

　　“會的，我一定會的。”

　　我們裏委那一年共有七位知青到新疆兵團。還不到四年，現在死的死，傷的傷，瘋的瘋，鬥的鬥，隻剩下兩位能參加她的追悼會。代表戰友們向她告別，抬著她的棺木去墓地安葬，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

　　追悼會會場的前方，掛著老戰友的遺像，遺像四周披著黑紗。像中的她還是在裏弄時的模樣，帶著微笑，嘴巴微張著，好像要給我們說些什麽。

　　說些什麽呢？好像聽見了，就是她在裏弄時常說的，走革命先輩走過的路。

　　先輩走的是什麽路？我腦袋轟轟響，理想和現實在撞擊，一個個書本上、生活中的人物走了過來。

　　林道靜走出了舒適的小家，加入了街頭的遊行隊伍，“抗日！救國！”

　　祥林嫂走出廟門，滿臉紅光，“我捐了門檻了！我捐了門檻了！”

　　森林裏，渾身泥漿的保爾和共青團員們，要趕在入冬前修築一條鐵路。

　　孔乙己用手指蘸著茶水，在地上示範，“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種寫法……”

　　敲鑼打鼓的人們在歡送，哭得驚天動地的親人們在火車站的月台上告別。

　　躺在棺木裏的老戰友，戈壁灘上放羊的阿蔡，吊死在禁閉室的副班長……

　　我們走的是什麽路？誰能告訴我？

　　戈壁灘上一塊高地，孤零零地露出幾十個墳堆。

　　我們的老戰友，長眠在這兒，這一片她立誌貢獻青春的土地。

　　這兒沒有鮮花，沒有鬆柏，也沒有青草。但是，這兒可以望到無邊的農田，可以聽到嗚嗚的風聲，風沙小的清晨，還可以看到浮在天邊的昆侖山。寫到此處，心裏響起一首後來的電影歌曲，那是一支男聲小合唱。

　　“啊，朋友，再見吧，再見吧，再見吧！”

　　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岡，“再插上一朵美麗的花……”幾十年後，人們又探討起上山下鄉這場運動的曆史定位。曾經卷入這場運動的老知青們，又開始反思自己的經曆。由於每個人的境遇不同，結局不同，看問題的視角不同，反思的結果不可能相同。出現了爭議。

　　對這些長眠在大地懷抱中的老知青們，我想，就不必拷問他們是有悔還是無悔。

　　還是讓他們靜靜地躺在那兒，懷著他們的青春夢想吧，不管他們的夢想今天看來是不是幼稚可笑。

　　六

　　一晃，十幾年過去了。

　　這十幾年，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文革”結束了，“四人幫”倒台了，高考恢複了，上山下鄉不提了，絕大多數在農場農村的知青通過各種政策返回了家鄉。我的冤案也平反了，重返北大學習……

　　阿蔡怎麽樣了？

　　阿蔡到上海後，腿上的肌肉早已萎縮，兩條細細的腿，軟軟的。農場是按長病假待遇給他發工資（70%工資）這點阿蔡無法接受。他並不是生病而癱瘓的，有這樣的病嗎？他要求按工傷待遇（100%工資）這農工一級可憐巴巴的工資，就是拿100%也沒有多少。阿蔡要的是這個名目。阿蔡的道理是，他是執行上級布置的任務時受的傷。至於這個任務是不是正當，那是策劃者的事，不能由不知情的群眾承擔。但是，工傷是要經過有關領導簽字批準才算。哪個領導敢簽字呢？形勢已經變了，我們那次去喀什的行動，已經變成了一隻燙手山芋。現在各級領導躲都還來不及，誰還敢去接呢？

　　一場足球大賽開始了。

　　新領導把球踢給了老領導。老領導把球踢給了新領導。

　　阿蔡的問題在團裏，師裏沒法解決，他決定到兵團上訴。

　　第一次到兵團還是在冬天。一個從腰部截癱的人從上海趕到烏魯木齊，即使有他弟弟同行，也不是件容易事。特別在冰天雪地裏，把他從車站背到兵團大院，他的弟弟累得滿頭大汗。

　　兵團機關工作人員很多，卻難以找到一個管阿蔡這件事的。這個部推那個部，這個處推那個處。阿蔡累了，不願像皮球那樣被踢來踢去。哪個處也不去了，就待在接待處辦公室，你們看著辦吧！

　　兵團也有困難呀，總不能光聽你一麵之詞，也得給我們時間調查一下吧。何況，武鬥中受傷怎麽處理，什麽待遇，上級也沒有文件規定，我們也得研究請示呀。

　　你的情況我們一定會向領導匯報的。你先回去，大冷天的，待在這兒還不把身體凍壞了。等我們弄清情況，就會通知你。

　　說得也蠻有道理的，那就先回去等吧，反正兵團領導已經知道阿蔡的情況了。

　　等了一年，又是一年，這件事像石沉大海，毫無音訊。

　　再一次去兵團，再一次回來等待，再一次石沉大海。

　　多次去兵團上訪，多年的交涉，阿蔡終於踢進了一球，他的要求達到了。到底是個什麽政策，到底根據什麽名目，阿蔡沒具體講，我更無從知道。

　　阿蔡十多年的生活經曆，相當一部分竟然消耗在這麽一樁小事上，我不禁感歎噓唏。值嗎？12年的時間，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可以從一年級上到高中畢業，能學到多少東西呀。人生能有幾個12年呢？

　　然而，對一個生活不能自理的自腰部截癱的人，他的後半輩子也許就靠這一點工資生活。他如果不爭取到這一點權益，還能指望什麽呢？

　　我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

　　一個當年的三好學生，一個二級運動員，一個充滿朝氣的青年，怎麽會落到這個地步？

　　七

　　一晃，又是十幾年過去了。

　　回到了2001年，回到了武康路阿蔡的小窩，兩個飽經風霜的老知青還在長談。

　　這十幾年，阿蔡又是怎樣走過的呢？

　　在改革開放的年代，阿蔡又找到了自己的新“組織”――上海市殘疾人協會。在這裏，阿蔡結識了許多生理缺陷類似、生活困難類似的夥伴。殘疾人協會一有活動，阿蔡總是當義工，發通知，布置會場，加入拉拉隊。在這裏，阿蔡的生命又迸發出火花。

　　在多次上訪申訴的過程中，阿蔡悟出了一個道理：要懂得用法律來爭取和保護自己的權益。隨著“文革”結束，改革開放深入，中國開始了向法製社會的轉型。

　　有了法，老百姓的權益就有了基本保障，各級領導就不容易胡作非為，有關人員執行政策就不好陽奉陰違。

　　然而，有了法而不懂法，這一切還是白搭。生活中，不少善良的老百姓被違法亂紀的權貴欺淩，被愚弄、被迫害，卻不知道如何申訴，不知道如何討回公道。這樣的例子還少嗎？

　　阿蔡萌生了一個想法：自學法律，將來當一名律師，幫弱勢群體講話，為老百姓討個公道。

　　上海圖書館，成了阿蔡常去的地方。在那裏，阿蔡借閱有關的法律書籍，教材，以及專業雜誌，記筆記，做練習。

　　清晨，阿蔡的輪椅夾雜在擁擠的上班族自行車隊中，在馬路上緩緩地行進。用雙手的力量，撥動載著全身重量的輪椅的大輪子，朝著上海圖書館行進。從武康路到上海圖書館的距離不近，然而，有了目標，撥一圈就近一點。隻要堅持，目標就可能達到。生活的道路，不也是這樣麽？

　　數年如一日，堅持下來不容易。阿蔡做到了。大部頭的法律教材，啃下來了。深奧難懂的法學詞匯，記下來了。國家規定，學法律的專業人士，必須通過一個什麽考試，才有申請當律師的資格。阿蔡以自學成才、同等學力的名義報名參加考試，居然通過了。

　　離當律師的美夢隻差一步之遙了。然而，這一步卻像一道深壑，阿蔡無法逾越。

　　弄不清是目前國家政策上有什麽限製，還是阿蔡的身體條件有什麽限製，反正阿蔡目前不符合當律師的條件，哪怕有了那一張證書也不行。

　　阿蔡沒有氣餒，他繼續學習充實自己，他繼續等待。時代在前進，改革開放在深化，國家的政策也可能進一步放寬。今天辦不到的，明天有可能辦到。

　　阿蔡有了自己的生活。

　　然而，晚上呢？

　　夜幕降臨，夜上海燈紅酒綠，下了班的人們開始了形形色色的夜生活。阿蔡卻龜縮在這靜靜的小窩裏，沒地方可去，沒有人交往，看看書而已。不孤獨嗎？

　　“阿蔡，你不想找一個伴侶？在你的生活中，有沒有遇上合適的人？”

　　“×××，好小子，你又拿我尋開心呀！”

　　天地良心，我真是替阿蔡擔憂，沒有一點尋開心的念頭。然而，對照現實，我問的這句話真的和挖苦差不多。

　　“我已經習慣了。”

　　阿蔡又補充了一句。

　　“在生活中慢慢接觸了解，一切都隨緣吧！”

　　我也補充了一句。

　　阿蔡沒有頹廢，沒有消沉，我為他高興。

　　上海變了，新興的高層建築林立，嶄新的市容連我這個老上海也不認識了。上海的人也變了。束縛人們思想的緊箍咒一旦解除，那種裝腔作勢，三句話離不開“最高指示”的高調不見了。

　　社會變得多元化，人們也顯得更個性化了。當年把胸脯捶得嘭嘭響的“左左先生”，現在手持大哥大，出入歌舞廳，十分投入地唱著“給我一個吻，可以不可以”。相反地，當年被貼上資產階級思想標簽，吃足苦頭的落後分子，現在卻關心起國家大事，甚至為物欲橫流的社會風氣擔憂了。

　　嶄新的上海，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華麗的時尚、成功的人士、搶眼的新聞上。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被人瞧不起，被人遺忘的社會底層，還有著像阿蔡這樣一批人……他們守著自己的信念，他們有著自己的追求，他們過著自己的生活。

　　時間不早了，我向阿蔡告別。

　　我告訴他，今後回國時，我還會來看他的。

　　夜深了，我又沿著當年經常漫步的路，走著。

　　明天一早，太陽又會從東方升起，阿蔡又會加入浩浩蕩蕩上班的人流，喧鬧的馬路上，又會出現一輛輪椅，慢慢地向上海圖書館行進。

　　作者簡介

　　請見《通往新疆之路》後的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