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8、在哥哥走後的日子裏

　　孟企平

　　善良的人性，是暗夜中的月輪，雖然朦朧卻給夜行人以勇氣；是久旱中的甘霖，雖然稀少卻給焦渴的土地以希望；是三九嚴冬中的陽光，雖然微弱卻給饑寒交迫的人們以溫暖。她更是岩石下的草根，乍看不見，但你翻開岩板，會看到在那麽嚴酷的條件下，草依然在頑強地潛滋暗長，總有一天會衝破岩石的重壓探出頭來……點染出一片春色。

　　在文化大革命那腥風血雨、摧殘人性的年代，人的天性中惡的成分被充分釋放並成為主導，但善良仍在。在哥哥走後的那些日子裏，是人性的點點星光照耀著我……給我勇氣、溫暖和希望，陪伴我走過那段淒風苦雨的日子。

　　1968年初冬傳來哥哥去世的消息，使人怎麽也不能相信。這可能嗎？哥哥孟鐵強是1965年9月從長沙市五中高中畢業，響應號召，上山下鄉，帶隊下放到邊遠的湘西南靖縣五四園藝場的。在學校，他是學生會主席、校團委委員，下鄉後他是團支部書記、知青隊長，勞動不怕苦，事事帶頭幹，為救火負過傷，出席過地區的知青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1968年他還不滿23歲，正是意氣風發的青春年華，怎麽會說走就走呢？我們的父親早逝，母親患癌症剛做過大手術，我因學校停課鬧革命且家庭經濟困難而退學在家，還有一個因病弱智、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弟。長兄當父，哥哥是全家的主心骨，他怎麽會棄我們而去呢？然而，與哥哥一起下放的知青學友吳鎮泰的一封靖縣來信卻把這樣一個冷酷的事實擺到了我的麵前。天塌了！山崩了！地陷了！

　　哥哥去世的消息讓人猝不及防。這消息太突然了，他不是一個多月前才在母親的病床前告別，按通知要求返回靖縣就地鬧革命去的嗎？雖然聽說知識青年成立的群眾組織成了運動後期清理打擊的主要對象，縣裏派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園藝場這個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他也在受審查之列，但不是還有那麽多同窗數載……同勞動又三年的同學，還有一條天天掛在嘴上的口號“相信群眾相信黨”嗎？

　　母親和我天天牽腸掛肚盼來的竟是他的死訊？不！不能讓母親知道！少年喪父……中年喪夫已經讓她嚐夠了人間的苦楚，病痛折磨和無辜受辱又雪上加霜，現在老天還要把老年喪子的最慟加之於她嗎？

　　哥哥去世的噩耗令我手足無措。不讓母親知道是很難的。一個親人長期沒有信息會令人生疑，何況我們所在的母親工作的工廠有數百幹部職工，人多嘴雜，“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裏”，何況是死人的大事，紙裏包不住火，沒有不透風的牆……中國雖然科學通訊不發達，消息傳播得卻是出奇的快，上個月廠裏一位女職工的丈夫在內蒙古草原上被另一派用馬刀劈成了兩半，不脛而走的消息不到半個月便傳遍了各個車間、宿舍。加上母親又被打成了“牛鬼蛇神”（這恐怕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使用範圍極廣的專用政治名詞一直遺傳到現在，隻要你在中文計算機的鍵盤上輸入“niuguisheshen”這一串拚音字母，它就會自動生成這個觸目驚心的詞匯）天天出門右臂上都戴一個黑袖章，上麵一個大大的“牛”字。同事們有必要對階級敵人抱有同情、保守秘密嗎？想瞞，太難。想不瞞，更難！那豈不是要了母親的老命嗎？

　　怎麽辦？令人窒息的現實擺在了少不更事的我的麵前。幾夜無眠，無法可想，索性一咬牙，一跺腳，能瞞一天是一天！於是擦幹了腮邊的淚水，強睜開紅腫的眼睛，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神情，悄悄地察看著母親和周圍的動靜。半個月過去，居然風平浪靜。母親終於有些疑惑：“鐵強怎麽快兩個月沒來信了？”她每天跑到廠門口傳達室去問，而每次得到的都是失望：“如今到處搞運動，信哪裏會及時�？莫性急，再等幾天！”幾天又幾天，幾天是多久？分分秒秒牽動的是母親盼兒的愁腸！

　　隻有一個辦法―造假信！而這又何其難。哥哥一筆瀟灑流暢的好字，讓我關起門來背著母親苦苦模仿了十多個夜晚。然後把假信裝進另一個信封，寄給了千裏之外靖縣的知青朋友吳鎮泰―唯一可以給我提供幫助的人。他把假信在靖縣投遞，信又寄到了長沙。那天，傳達室的門衛終於給了母親一個喜訊：“你靖縣的兒子來信了！”母親揚著信興奮地回來，急不可耐地撕開，在昏黃的燈下閱讀，頭也不回地告訴我和身邊的鄰居王姨：“他們那裏運動搞完了，園藝場解散，安排到了附近的塘湖大隊，條件比園藝場還要好！”王姨驚訝地抬起頭來：“咦―不是聽說……”話未說完，被我的一個眼神、一個手勢製止。“這個好消息我要趕快打電話告訴你姨媽，她擔心好久了！”母親匆匆出門去了廠傳達室。王姨才接著把話說完：“廠裏人都在議論說，你哥哥在縣裏被掛糞桶遊街，後來被逼自殺了……可惜一個好伢子！未必是造謠的？”我回想起來，半個月來，許許多多異樣的眼神，許多次欲言又止的神態，原來知道真相最晚的竟然是我們母子！

　　於是便出現了這樣奇怪的現象：在路上，許多人走過來，不聲不響地摸摸我的頭……拍拍我的肩，而在我母親麵前都守口如瓶，聽她興高采烈地複述每一封靖縣來信的內容，附和著她的每一個評論。在她被監督勞動的車間裏，人們默默地為她分擔了勞作。在我家的窗台上，常常發現工友們悄悄送來的食物和用品。在批鬥“牛鬼蛇神”的高台上，有人為她特別擺上一把椅子，而批鬥主持人也視而不見……讓她坐著接受批鬥。我懂得：不管政治態度如何，他們都還是不忍心傷害一顆母親的心啊！

　　然而春節臨近，麻雀也要歸巢，母親去信要哥哥回家。吳鎮泰焦急地把母親的信轉寄給我，商量對策。於是在正月初三那天，兩個風塵仆仆的身影出現在家門前……那是來自靖縣的五中同學周學禮和湖南師院附中知青好友劉達旦。他們告訴母親，我哥哥因為公社留他突擊寫材料實在是走不開，隻能委托他們來看望母親了……他們帶來了靖縣特有的雕花蜜餞還有醃製的楊梅，掂掂分量不夠，又在廠外商店買了兩個柚子。家徒四壁，母親就剝了一個柚子待客，那柚子不知是什麽孬品種，既酸又澀。但母親一邊大口吃，一邊不絕口稱讚：“靖縣的柚子真好，又大又甜！你們快吃！”我實在咽不下去，托故跑出門來，對著曠野放聲大哭一場。

　　不料這集體合力營造的善意的謊言竟然能繼續維持下去。其間，靖縣方麵寄回了哥哥的遺物―一隻破舊的皮箱，盛著幾件舊衣、幾本日記，此外沒有片言隻字。

　　傳達室悄悄地通知了我，我不敢拿回家，廠裏開恩給我在集體宿舍安排了一個床位，好把箱子安放在床下。睹物思人，肝腸寸斷。我噙著淚讀完了哥哥的日記，那是一個積極上進的青年急切希望擺脫家庭出身陰影，投身革命的心路曆程。他批判父母，鞭撻自己，期望像哪吒那樣把全部的骨肉都歸還給生身父母，成為一個完全脫胎換骨的新人，去贖前世的罪孽。母親省下生活費給他買了一件襯衣寄去，他在日記裏寫道：“這樣的城裏公子哥兒穿的硬領襯衫，怎麽能夠在農村穿呢？怎麽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呢？我要告訴媽媽，再也不要給我寄任何東西了，我要靠自己的雙手建造新的生活。”在另一篇日記裏他寫道：“今天到縣城挑糞……有位同學的糞潑了出來。我雖然用手幫他把糞捧回糞桶裏，但動手前卻還有著猶豫。分析起來，不是大糞臭，而是自己的思想深處仍然有不幹淨的東西，需要長期改造，培養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他在日記裏表示：希望像當年“火線入黨”的戰士一樣，用自我改造的行動來表達對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赤膽忠心。

　　哥哥究竟是怎樣死的，我終於從一些他的知青同學那裏了解到一些情況。哥哥在知青下放前後一直是被當做背叛剝削階級認真改造思想的典型來培養的。擔任團支部書記、隊長也好，選為學“毛著”積極分子也好，上麵的意思是讓他在知青中帶個頭，利用他的威信協助管理這些難管的知青。但是哥哥在返城期間接觸到許多新的思潮，開始反思社會和人生，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回到靖縣後，他再也不是原來老實聽話的領頭羊，反而參與組織成立了知識青年的群眾組織，造了縣委縣政府的反，並提出了許多為知識青年爭取權利、改善待遇的要求，團結大多數知青在當地形成了一派重要的政治力量。這大逆不道的行為觸怒了當權者……槍打出頭鳥，擒賊先擒王，於是在軍宣隊、工宣隊、農宣隊聯合進駐園藝場。

　　宣布解散知青群眾組織的行動中，他很快被隔離審查，被掛上“知青反動組織壞頭頭”的牌子在全縣大會上批鬥，脖子上掛著糞桶遊街示眾。之後又押回園藝場監督改造，發動知青揭發批判。由於當權者揚言將立即撤銷園藝場，對哥哥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將所有知青分散，根據政治表現再次下放插隊到生產隊，在威脅利誘下，有的知青不得不昧著良心與哥哥劃清界限，甚至有個別知青在批鬥會上動手打了哥哥。嚴酷的政治形勢和相處多年、情同手足的知青兄弟反目成仇，使年僅23歲的哥哥萬念俱灰，他看不到出路在哪裏，在批鬥會結束後的深夜，乘看守瞌睡溜出監房投塘自盡了。當權者不準收屍，還張貼出了“畏罪自殺、死有餘辜”的標語。幾天後屍體有了異味，才由知青乘夜悄悄以蘆席裹著就地淺埋。又過幾天後，野狗刨開墳堆，撕扯出一些衣服和肢塊，還是知青們再次培土築墳。

　　而園藝場所有的知青果然在不久以後就形單影隻地全被分散安插到遠離縣城的公社生產隊，曾經成為全縣乃至地區一麵紅旗的知青園藝場從此不再存在。我們沒有理由過多地責備那些屈服於壓力的知青同伴，我們不能原諒的是那個時代和當權者。他們需要的隻是俯首帖耳的走狗和奴才，一旦奴才走狗覺醒起來，要想擺脫奴性，做回自由人，他們是決不會心慈手軟的。哥哥的悲慘遭遇就是極好的證明。

　　母親大約聽到了一點風聲，寫信要哥哥寄一張近照回來。幸而在哥哥留下的日記本裏夾有一張在靖縣的照片底片，於是到照相館放大了頭像，洗了一張“寄”來……照片裏的哥哥依然是容光煥發，洋溢著青春朝氣。母親端詳審視了半晌，高興地說：“還好，看來救火還沒有在臉上落下傷疤！”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吳鎮泰來信說，同樣沒有出頭之日的他要離開靖縣轉點去離長沙不遠的望城農村，信，不能幫我轉寄了。這又是一個極大的難題。收發過信件的都知道，一封信上必然有兩個郵戳：一個發出地郵戳，一個收到局郵戳，不從靖縣轉寄長沙，這兩個郵戳哪裏來？情急之下，便無師自通地學會了偽造。

　　用萬金油的空盒子周邊塗上黑油墨，蓋在信封上，用細細的竹簽蘸點油墨畫出兩道橫線，再寫上“中國人民郵政”和“靖14支”的細字，然後用毛邊紙吸去多餘的油墨，擦模糊了，就是靖縣的郵戳。拿著這封假信跑到距廠不遠的郵電所，遞給值班的伯伯或是阿姨，他（她）們抬起頭來似有所悟地看我一眼，接過信來，也不做聲，“啪”地蓋上個郵戳，順手就丟到一堆剛收到的信裏去了。

　　最困難要算我下鄉的前夕。本來鑒於我家的特殊情況，1968年知青大下鄉時街道就沒有催我去，反而安排我做臨時工，就是國民黨反動派抓壯丁也隻“三丁抽一”嘛。但到了1969年底，風聲更緊了，母親所在工廠派人到街道注銷了我的戶口……通知我下放湘西永順縣。臨行前，我找到廠革委會主任，請示是否廠裏把哥哥去世的事情與靖縣有關部門交涉清楚，通知我母親算了，因為一旦我下到湘西，假信幾乎就無法再造了。素來不苟言笑的主任一反常態地溫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偉大領袖的號召，誰敢不積極？至於你哥哥嘛，聽說是個不錯的青年，運動的事嘛，一時也說不清。考慮你母親的身體情況，還是不告訴她為好。你還是克服困難，下去後再想想辦法嘛。”於是，這一套造假的工具便跟隨我來到了湘西農村。白天，我的身體勞作在永順的山林，到了晚上，我的靈魂卻遊蕩在靖縣的田野，編造出一個又一個新的情節。而那些每兩個月一封的靖縣來信按時從永順縣寄給了在長沙與我母親關在同一“牛棚”的“牛友”，再由她們完成我沒有做完的工作。與此同時，我還必須用另外一種筆跡書寫我自己寫給母親的家書。

　　如果沒有後來發生的那件事，我和那些好心的人們會努力把這件事一直做下去。

　　然而，世上真沒有永久的謊言，否則我願意為購買它付出任何代價。最擔心的事在我下鄉一年以後終於發生了！

　　我母親勞動的班組燒了一台小馬達，卻沒有人承認，破壞抓革命、促生產的罪名很自然地落到了母親這個階級敵人頭上。急於表現的生產組長組織了批判會，其實他出身地主，比我還差。見工人們都低頭不語，他隻好自己開了大炮：“你這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壞家夥，全家沒一個好人，你丈夫、你兒子都死有餘辜……”如晴空霹靂，母親被驚呆了，她再也聽不見後麵罵了些什麽，她隻是挨個地問：“告訴我，我兒子怎麽啦？”從工友到領導沒有一個人正麵回答她的問題，她隻能給遠在千裏之外的我寫信一問究竟。當這封信輾轉到達我手中時，正是臘月二十六，我在大雪飄飄的水庫工地上抬石頭。我知道母親希望我堅決地否認這個令人崩潰的事實，但我已經無法繼續隱瞞下去了。寫了回信寄出，我便立即請了假，趕了幾十裏山路，終於跳上了兩天行程的長途汽車。當我在風雪裏闖進母親的小屋，母親正在昏黃的燈光下，坐在床沿邊，捧讀我的來信。母子抱頭痛哭……那慘痛我至今不敢落筆。

　　直到林彪死後的第二年，靖縣知青安置辦給母親單位來了一份公函，說“孟鐵強同誌被林彪、黃永勝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迫害致死，經研究，予以平反”。以後……廠領導又說要恨就恨禍國殃民的“四人幫”。

　　雪總要化，天總要開，四十年彈指一揮間。那些作惡多端的家夥一個個死的死，關的關，還有一些人，他們的靈魂將要日日受到良心的譴責和拷問。母親廠裏那個曾躥紅一時的生產組長也早就身染惡疾離開人世，而我曆盡苦難的母親卻像一株遍體鱗傷的老樹、一棵傲然挺立的枯草，以85歲的高壽頑強地活在今天！冥冥之中正應驗了那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古訓。

　　狂風暴雨的日子終於過去，善良的人們已經很難相信和想象曆史上曾經有過那樣一個瘋狂殘暴的時代。但親身經曆過的我們卻不會輕易忘記，哥哥的冤死，就是那個時代的罪孽的鐵證。如今他孤獨地長眠在靖縣那塊土地上了，在他的墳頭上“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陶潛詩雲：“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40年過去，那仍然是我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永遠的傷痛……我也知道，在文化大革命和知青上山下鄉中夭折的青年遠不止他一個。這不光是我們一家人的悲哀，這也是一代人的悲哀，這是天下人的悲哀，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哀！

　　善良的人們啊，感謝你們曾經給我的關愛，我深深地愛著你們，祝福你們，願幸運之星永遠在你們的前麵照耀。我也祈願人性的光芒繼續照亮我的人生之路，直到那一天，指引著我進入天國，去陪伴我那親愛的孤獨的兄長！

　　作者簡介

　　孟企平，男，1949年2月出生。1967年在湖南省長沙市第五中學高中肄業，退學做臨時工。1969年12月下放到湘西自治州永順縣插隊落戶。1973年在修建枝柳鐵路時被招工到古丈縣劇團。1979年調回長沙外貿企業。1982年―1985年以自考生身份不脫產學習，在廣播電視大學學習漢語言文學專業，1985年―2004年在湖南省外貿係統工作，擔任秘書科長、辦公室主任、公司經理等職。2004年因病內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