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4、我莫名其妙就成了殺人犯

　　龔聯宇

　　在“四人幫”橫行的黑暗年代裏，我正在涼山州普格縣五道箐農場當知青，是農場一百多知青中的一員。正當我們這些天真無邪的小青年熱火朝天地開荒、種樹……築房建設新農場的時候，災難降臨到我們頭上。那是1969年，新到任的革委會主任李肅仁來到了五道箐農場。他上任不久就利用各種卑劣的手段在我們知青中間製造了一起又一起的冤、假、錯案，其中血腥和殘暴的程度至今說起來都令聞者不寒而栗―知青們所流的鮮血，僅僅被李肅仁用來達到染紅自己頂子的個人權欲目的。現在僅從我本人遭受冤屈的一例中可見一斑。

　　那時的我不幸成為其中的受害者之一，不但精神上蒙受著極大的冤屈，身體也遭受到了殘酷的折磨，最後差點被判極刑含冤而死。這使我深切地感受到，在那個黑暗年代，李肅仁的卑劣、狠毒、可恥。

　　事情起源於農場南充女知青羅某因感情問題想不開，而在一天夜裏偷偷上吊自殺了。本來這是農場皆知，清清楚楚再簡單不過的殉情事件。當時普格縣公安局也派了兩位公安人員來調查，並開了座談會了解具體情況，並得出了自殺的結論。

　　一段時間後，大家已經淡忘了此事。沒想到這件自殺事件竟被李肅仁製造成了一起震動五道箐農場，轟動全川乃至全國，讓很多知青想起來都膽寒的反革命強奸凶殺集團案。而跟此毫無關係的我，竟被打成了該案件的首犯！

　　死者的男友成為嫌疑對象。當時他正在跟我學小提琴，因出於師徒關係，我曾坦誠地問過他：到底跟該女知青發生過性關係沒有，發生過什麽過激衝突沒有？他都斷然否定。我輕信了他，並告訴他隻要沒有這些事，他女友的死就和他沒有太大的關係。並幫他寫過一篇《辯白書》（因為他隻是小學畢業）沒想到幼稚的我的這些單純的做法，竟成為證據，最後使我成為李肅仁所炮製的反革命強奸凶殺集團的首犯。

　　原來，自殺事件正好給對知識青年懷著刻骨仇恨、伺機尋找專政對象而苦於找不到證據的李肅仁帶來了絕好的借口。在那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黑白顛倒……混淆視聽的年代裏，他利用這件當事人已死，相關人物在他的淫威之下為明哲保身，隻有嫁禍他人的有利條件，把這件本來與我毫無關係的簡單自殺事件，硬是屈打成了多名知青參與的勒死女知青羅某的反革命強奸凶殺集團案。

　　從這事件可看出李肅仁的醜陋、卑劣、殘忍的本性。他可以無視當事人女知青的《絕命書》，誣陷是我教她寫的；他可以無視當時普格縣公安局的第一次座談會的調查結論，誣陷該會是我組織的人員參加（實際是農場各方麵的人員都參加了的）他沒有任何證據，完全是用嚴刑拷打、刑訊逼供完成了自己杜撰的故事。

　　我與他無怨無仇，過去並不認識。他的目的就是鎮壓知識青年，想用無辜知青的鮮血染紅自己，以顯示自己的政績，達到升官的目的。

　　1970年元旦之夜，當時農場的知青自發聚在一起聯歡唱歌，迎接新的一年。活動在高潮時，我正在拉小提琴，李肅仁就衝進來煞有介事地說：普格的反革命分子在暴動！然後又到了他的辦公室，給拖木溝區政府打電話：農場的反革命知青在造反，請派武裝民兵來鎮壓！緊接著他組織了一批打手衝進了知青聯歡會場，揮舞著棍棒、繩索對手無寸鐵的知青進行肆無忌憚的毒打和捆綁。荷槍實彈的區武裝民兵也來了……這就是震驚普格的“一・一反革命事件”。有十多名知青被抓進了他私設的集中營―集訓隊。我也在“一・一事件”裏作為重犯被抓進了集訓隊。

　　為了蒙蔽廣大不知情的群眾和欺騙相關的專政機關，李肅仁把我製造成一個名副其實的反革命強奸凶殺集團的首犯，指使其打手對堅決不肯就範的我實施了慘無人道的酷刑，我經常長時間被迫跪碎瓦片、反吊在門框上毒打、打肋部，左肋被打斷兩根，為了自療，我隻能喝自己的尿。不準吃飯，不準睡覺地接受審訊，天天都是鼻青臉腫。晚上睡覺也戴著私製的刑具背銬……

　　集訓隊另有一人被李肅仁誣陷成盜竊犯遭受到殘酷的毒打，他不堪忍受罪名和暴虐，上吊自殺了。這一件事，也被李肅仁加以利用，說是我為了轉移鬥爭大方向……叫他自殺的，以此來威脅“革委會”。對我又是一頓批鬥和毒打。我真是叫天天不應，身體和心靈遭到了空前的重創，我真想用死來解脫這些痛苦。我找過一位朋友，請他幫我找一瓶農藥……但遭到了拒絕。我知道他是為我好，相信總有一天能澄清事實。

　　李肅仁又利用一些年幼無知的小知青寫大字報製造輿論，並在他的導演下舉行各種侮辱人格的批鬥會，要我承認如何殺死羅某。麵對莫須有的罪行，年輕而無辜的我怎會承認？

　　李肅仁深知，沒有我這個首犯的招供，反革命強奸凶殺集團的故事就無法成立，也就無法達到他的目的。既然硬的不行就來軟的，於是他設計了一個圈套。李肅仁自己寫了一張紙條：今晚查清羅某不是自殺、是他殺，是龔聯宇、袁某、孫某將其勒死後製造的假現場；查清他們是怎麽密謀殺人……然後李肅仁又指使一位女知青趁打掃審訊室的時候，做出同情我的樣子，將這個紙條揉成團扔在我的腳邊。當時他們正在逼我寫怎麽殺死羅某的交代，我看見紙團就拾了起來，展開一看就明白了，這明明就是給我下的一個不得不鑽的誘供圈套。我的思想激烈地鬥爭著。自己的清白要維護，但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和在經受著無止境的滅絕人性的刑訊逼供的小環境裏，我還能挺得過來嗎？我不承認就很有可能被打死；承認了，還有可能暫時緩一緩。最後在萬般無奈之下，我隻好按照紙條上的誘供方向交代了。

　　同時，我也深知那張誘供紙條將可能是最終還我們清白，並能夠證明是李肅仁有意迫害我的重要證據。因此我必須設法保住它。但要怎樣才能保得住呢？在那個黑白顛倒、毫無法紀的年代裏，在我這個當事人身陷囹圄、沒有自由、得不到清白而旁觀者膽小怕事、不明就裏又無法信任的情況下，一個孤立無援的受害知青能保住這張誘供紙條嗎？我真不知該怎麽辦！

　　第二天早晨，集訓隊“犯人”在放風入廁時我碰見了同是集訓隊“犯人”的胡義遷（也是被李肅仁迫害的知青）他責問我：“你怎麽會幹那種事？”我說：“我是清白的。”看到周圍沒有打手：“這就是他們陷害我的證據！”把紙條塞給了胡義遷並告訴他：“請幫我保存好，這就是我的命！”

　　我於1970年4月被關進了涼山州普格縣公安局看守所，成了一名等待槍決的死刑犯……離開了李肅仁暗無天日的統治，我理所當然地否認了強加在我身上的罪行。我一再提起申訴，憑著各種證據等待著時機，並揭露李肅仁殘害知青、製造冤案的種種伎倆，讓世人看清這一切的本來麵目。公安機關也把那張胡義遷偷偷藏起來的誘供紙條從廁所牆縫裏挖了出來。在這裏，我要特別感謝成都知青胡義遷，他不但沒有用這紙條去邀功請賞，還為證據的保護盡了自己的力量和道義，為這件冤案順利澄清創造了條件。

　　隨著“十年浩劫”進入尾聲，國家法製開始恢複，定罪開始注重證據。我被關押了四年多，於1974年7月和其他被冤枉的知青們終於得到平反，無罪釋放，恢複名譽，補發工資，安排工作。

　　如今，幾十年過去了，我也由一個意氣風發的小青年變成華發滿頭的老人，在每天逗著孫兒怡享天年之餘偶爾也會想起那人生沉淪、法度全毀、人權被踐踏的可怕年代，深感一個安寧、和諧、法製健全的社會對每個人都是多麽重要啊！

　　作者簡介

　　龔聯宇，男。1965年成都七中高中畢業後在知青訓練班學習，1966年2月下鄉。1974年在涼山州昭覺工作，1986年在涼山州有色金屬公司工作。199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2001年退休。

　　誤入“主戰場。”

　　何隆華

　　1970年9月的大巴山，又開始陰雨綿綿，挖完紅苕就該忙著種小春了。生產隊派我下山去背化肥，在場上碰到一同插隊的知青江誌勝。他說：“我們去公社革委會請趙文書喝一頓酒，再請他給出張證明，跟我一道去看看我哥，行嗎？”我說：

　　“你哥在哪裏？”他說：“在廣元煤礦，我媽媽寫信來叫我去看看他。”

　　我一下興奮起來，早就聽說廣元煤礦是國營大煤礦，我倆去一定能蹭到幾頓飽飯……興許還能吃上肉。連日裏在陰雨天挖紅苕，腰酸背痛的還真想出去走一走。於是想方設法搞了一斤酒，提起去找公社文書趙世榮。趙在酒精和肉麻的討好話。

　　恭維話作用下，大筆一揮，“最高指示：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要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等等。下麵是：“茲有我公社革命知識青年江某某、何某某因事前往廣元煤礦，請沿途準予食宿，特此證明”雲雲。落款南江縣正直區勝利公社革命委員會，上麵蓋上一個鮮紅的印章。我倆歡跳著跑回生產隊去請假，信簽紙寫的證明不敢放在衣袋裏，一直捧在手上，生怕弄花了上麵鮮紅的神聖印章。

　　背著幹糧步行九十多裏山路到了東凡，摸出證明走進東凡公社供銷社小旅店，旅店管理員仔細分辨證明上的印章後，在證明上批上“已於某年某月某日在我店住宿”並蓋上旅店的章，才給我們登記。四角錢住一晚上的床位是供兩人合睡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倆按計劃在東凡至旺蒼的公路上選擇了一處坡陡彎急的地方埋伏下來，一邊抖落身上的虱子，一邊等候過路的貨車。終於，一輛從東凡開往旺蒼的貨車來了，趕緊尾隨而追，在汽車爬坡減速時翻身而上，上車後立即躲進車廂兩旁駕駛員反光鏡看不見的死角裏。數小時後，汽車快到旺蒼縣城了，我倆跳車趕快逃跑，被駕駛員抓住是要挨黑打的。接著就趁夜幕爬小火車，和一群盲流一起半夜扭開車門，鑽進停在車站運耕牛的車廂裏，忍受著牛糞的熏陶和耕牛的擠壓。天快亮了，盲流告訴我們：如果火車頭掛旺蒼方向的車廂就趕快跳車，掛廣元方向可以悄悄地不要動。經過小火車一天的顛簸，我們終於和耕牛一起抵達廣元。

　　當我們在廣元火車站下麵的河邊洗幹淨臉、整理好衣服，一臉從容地跨進國營廣元快活煤礦的大門時，天色已經晚了。在接待室坐了一會，一位穿軍裝的幹部匆忙趕來，看了看我們放在桌子上蓋著鮮紅印章的證明，客客氣氣地把我倆帶到礦部招待所。幹部說：你們先到澡堂洗澡，我去食堂為你們安排夥食。我活了二十多年，第一次進澡堂，在空暢的澡堂裏，熱水嘩嘩地衝去淤積多年的猥瑣與自卑……我和江誌勝互相打鬧著，感覺幸福來得太突然。洗完澡，在食堂吃著熱騰騰的菜飯和久違的豬肉，接著又躺在招待所幹淨、柔和、溫暖的被蓋裏，我倆感慨得輾轉難眠，當一名國企職工竟然是如此幸福。

　　第二天吃早飯時，幹部又來核對我們要找的人的姓名。他到礦部去查了人事檔案告知我們要找的人在七中隊，並安排生活車送我們到了七中隊。在七中隊辦公室……幾名幹部仔細研究了我們的證明後，進裏屋去抱出一大堆檔案來翻閱，一個幹部突然神色嚴厲地喝道：“江誌勝，你和王複生到底是什麽關係？”江說：“他是我哥呀！”“什麽！你們兩個為什麽冒充外調幹部？”我說：“我們沒有哇！”“你們知不知道王複生是改造對象，人民的敵人！”

　　我倆一下傻了，糊裏糊塗地我們成為了階級敵人的同夥。這時，我悄悄抬頭才注意到牆上到處是“抗拒改造，死路一條”、“階級鬥爭要天天抓，月月抓，年年抓，越抓越靈”、“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殺氣騰騰的標語。我們被帶到房間的角落站著，麵壁接受訓話：1.廣元快活煤礦是省屬軍事管製勞改單位，階級鬥爭主戰場，不是隨便什麽人都能夠進來的；2.王複生是有現行的被鎮壓地主階級狗崽子，他小時候吃江誌勝母親的奶是壓榨、盤剝勞動人民，王與江家的關係是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3.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應該好好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不能到處亂跑，更不能與王接觸，以免中毒，必須限時離開。我倆一下掉進了冰窖裏，幸福來也匆匆去也匆匆，走得太突然。

　　我們空著肚子，垂頭喪氣地走在七中隊到礦部的公路上，心裏卻在愁這幾百裏路……身無半文怎麽能夠回到生產隊。走在我們前麵的一個人慢吞吞地彎腰係鞋，當我們經過他身邊時，他突然遞給我們一個紙包，手指了一下公路對麵的小樹林，匆匆離去。我倆抬頭看見樹林裏一個礦工打扮、瘦高英俊的青年在向我們招手，“那是我哥。”江說。打開紙包，裏麵是20塊錢和一張寫著“兄弟保重”四個字的紙條。

　　星移鬥轉，時過境遷，30年悠悠離去。曆經人生的坎坷和滄桑，這段經曆我本早已淡忘。一天，江誌勝在樓下喊：“老何，我哥回來了！”我向門口迎去，未見其人已聞其聲。“砰、砰、砰”是金屬與地板的猛烈撞擊聲。打開門，隻見江誌勝扶著一個滿頭白發，滿臉滄桑，拄著一根鐵拐棍的瘸腿老人進來。“你還認識他嗎？他是王複生！”江向我介紹。“哪個王複生？”我莫名其妙。“1970年我們去廣元煤礦―”我恍然大悟，簡直不敢相信眼前這個瘸腿老漢就是當年那個英俊小夥。“你的腿？”我指著他的下麵。他搖搖頭，“在裏麵，這種事太平常了……你現在看到的好多了，我在地上爬了一年多，總算活出來了……”

　　在他哥倆的擺談中，我才弄明白，原來江誌勝的母親是王的奶媽。王的父親在廣安因地主身份被鎮壓，母親病故，失去雙親後，江誌勝的母親把王當成自己的兒子帶到重慶。初中畢業後，王在重慶港務局參加了工作。從小在江家長大的王一直把江家當自己的家，把江的母親當自己的母親，把江家的弟妹當自己的弟妹。

　　不料“文革”中，港務局清理階級隊伍，原本是朝天門碼頭理貨調度員的王，被查出其生父是廣安被鎮壓的惡霸地主，加上他本人不滿港務局裏造反隊幹擾生產……被造反派誣陷。批鬥之後，軍代表一張條子，就被送到了廣元快活煤礦。

　　江家的兄妹都長大成人，結婚後分開外住，陪伴九旬高齡的母親共度殘生的竟是六十開外仍然獨身的瘸腿養子王複生。中國人半個世紀後才開始修補與恢複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和親情。夢醒之後不該再有噩夢。

　　作者簡介

　　請見《南江紀事》後的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