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3、―三十九年前知青點風雲突變回憶

　　魏寬達

　　晴天霹靂，禍從天降

　　放下手中那封沉甸甸的征稿通知，望著窗外的綿綿秋雨，思緒不由得又回到那不堪回首的39年前。

　　同樣是初秋的9月末，同樣是下著這令人心煩的連陰雨，同樣是一個灰蒙蒙的傍晚……在陝西省眉縣最西端的一個小村莊―第五村公社餘管營大隊的泥濘村路上，我深一腳淺一腳地冒雨趕往村小學校。幾分鍾前，一位小學生跑到知青點告訴我，我的同學―一起下鄉的知青德安從縣城回來，叫我趕快去小學校見麵，有急事找我。我邊走邊想，我同德安還是兩個多月前在母校的上山下鄉動員會上見了一麵……當時我和他都是被邀請回陝師大一附中，給1968年準備上山下鄉的校友作先進事跡匯報和動員的。那以後，我在村上忙於大隊實驗種子農場的生產，他則在縣革委會幫忙工作。今天他冒雨步行十幾裏路趕回來，肯定是出了什麽大事。但能出什麽大事呢？全大隊知青大部分都在隊裏參加生產，還有兩位在寶雞、西安隨團參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宣傳動員，不可能出什麽事呀？

　　當我忐忑不安地推開德安的房門後，隻見他神色凝重地望著窗外，半晌才回過神來問我：“你知道一隊知青的事嗎？”我告訴他也隻是知道個大概，怎麽出事啦……他告訴我：今天下午縣革委會召開大會，吳主任宣布，一隊知青前一段出的事定性為“階級報複打死貧下中農”罪，並命令縣公檢法軍管組立即前往該隊抓捕罪犯。晴天霹靂啊，我站立不穩，跌坐在土坑上。德安搖著我的肩膀說：“你要冷靜，要挺住，想一想，這事與你有關嗎？”我對他講了這件事情的大致經過……

　　年輕的代價

　　1968年四五月份，隨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步伐，眉縣各村都在批鬥走資派和“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我大隊第一生產隊的知青們依據大隊革委會和隊委會的安排，借此批鬥之風，翻出了六七年前本隊棉花失竊的積案―一個冬季的晚上，存放在小隊倉庫中的1000斤棉花不翼而飛，當時縣公安局偵查了很長時間，終因證據不足一無所獲，將此案擱置了下來。明眼人都認為是內盜，矛頭直指當時的隊幹部。

　　第一生產隊為此成立了專案組，對重點懷疑對象―原生產隊隊長李生榮隔離審查……在審查中，一隊知青自然成了專案組的主角。成為主角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文革”的大形勢使青年學生成了運動的主力軍；二是下鄉知青在隊上無親無故……無牽無掛，沒有戶族矛盾。膨脹的“革命”情緒，導致他們極不慎重地將審查室設在知青院子中。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這些涉世不深、遠離父母親人、缺少正確引導的年輕學生，在審查李生榮的過程中采用了流行的逼供手段。到7月初，李生榮一隻胳膊因捆綁時間長而發青（原因是譚永寧睡過了頭，沒有及時給李生榮鬆綁）急送縣醫院搶救，後又轉寶雞市中心醫院治療，8月初李生榮死於該院。事情發生後，當時公社革委會委派一名公社幹部和我（我在第二生產隊，是全大隊知青負責人）去寶雞市中心醫院索取死亡證明，醫院開據的死亡證明中注明李生榮死亡原因是：病人長期拒絕飲食，脫水致死。證明拿回公社後，公社革委會認為李生榮抗拒交待……自殺身亡。公社革委會在宣布此定論的同時，對第一生產隊部分知青采取的私設公堂和逼供手段提出了嚴厲批評。

　　正因為我受公社革委會委派參與了李生榮死因的調查，從而粗略得知，第一生產隊知青在審查李生榮期間為了保密，沒有跟其他小隊的知青通氣，更沒有同我這個負責人打招呼；也得知審查李生榮過程中有該隊隊委會幹部參與其中。

　　紅旗變黑旗

　　聽我講述完，德安長出了一口氣，連聲說：這就好，這就好，基本與你無關。至於抓人的事隻能看形勢的發展再說了。

　　同德安見麵的第二天，縣公檢法軍管組冒雨進村了。當晚在三小隊馬房召開全大隊貧下中農會，全體下鄉知青被要求參加會議（我們當時下鄉，根據上級有關精神，下鄉知青參加貧下中農會議）

　　會議開始不久，縣公檢法軍管組一個紅臉膛的幹部發表了如下講話：我們是根據縣革命委員會吳主任的命令來大隊抓人的，抓捕對象就是一隊的部分知青。這些知青出身反動家庭，實施階級報複，打死貧下中農李生榮。有人說餘管營大隊的知青是全國知青的一麵紅旗，是什麽紅旗？是黑旗！他們是一夥小蔣介石！就是要鎮壓！

　　當時在場的知青們無法接受這種攻擊，群情激憤、據理力爭。我公開要求發言，我說：我們全大隊四十多名知青從1964年到村上後，自覺接受貧下中農教育，苦活累活搶著幹，訪貧問苦，用少得可憐的生活費接濟生活困苦的貧下中農；我們組織宣傳隊和科研組努力改變農村的精神麵貌和生產麵貌；完全同貧下中農融為一體戰天鬥地，被共青團中央和陝西省委命名為全國下鄉知青的一麵紅旗。你們說是黑旗，用心何在？醫院證明李生榮不是被打死的，這也是公社革委會的定論……你們憑什麽說是被打死的？把你們的證據拿出來給全體貧下中農看看。說我們是小蔣介石，小蔣介石能當先進典型嗎？

　　那個紅臉膛的幹部被問怔了，他指著我大喊：你叫什麽名字？醫院的證明不用給你們看，你們這些小蔣介石！就是要鎮壓！

　　知青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第三天開始，第一生產隊知青林源生、夏偉生、譚永寧等七人被看管、隔離起來……並逐個進行審訊（當時全大隊知青曾組織一部分知青趕往西安到省革委會反映申訴，但無人給予伸張正義）幾天後，譚永寧（時年18歲）在高壓下偷喝農藥自殺了，公檢法小組放言：死一個譚永寧怕啥，還要抓出幕後操縱者和打人凶手……

　　大概十天後，公檢法小組在大隊召開公捕大會，抓走了“幕後操縱者”林源生（時年22歲，是知青小組長）“打人凶手”夏偉生（時年20歲）其餘凡是參與此事的第一生產隊知青數人除大會陪綁、反複接受批鬥外，還出資受罰。召開公捕大會時，大標語、大喇叭聲稱我是幕後操縱者，要求逮捕我，要我到會陪綁。

　　接受批鬥，我稱病拒絕到會。終因證據不足，我沒有被定為幕後操縱者，逃過一劫。用那位紅臉膛幹部的話講，隻要查出我參加過一次李生榮的審查，就可以按幕後操縱者抓我，他還說我太囂張了，竟敢跟公檢法小組對抗！要求公社、大隊對我進行批鬥。因此，撤銷了我的大隊種子實驗農場場長職務，並多次受到批鬥……

　　全國知青的一麵紅旗倒下了，餘管營四十多名知青四年時間用辛苦換來的榮譽掃地了！此後，他們大部分人備受歧視、被打入另冊，挨批鬥成了家常便飯。

　　20世紀70年代初，一位在第五村公社駐隊的軍宣隊黃營長聽說這件事後，曾多次召開知青和貧下中農座談會了解真相，並組織駐隊工作組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取證……試圖為該事件平反，但不知何故，黃營長突然被調回部隊。全大隊知青的心徹底絕望了。

　　隨後開始的下鄉知青大招工，我們這些在農村苦苦勞作六七年的老知青就因為“黑旗”、“小蔣介石”沒人敢推薦，沒人願意接納。我們中大部分拖至1975、1976年乃至1979年才返城，那時年齡最小的知青也已三十歲左右，返城後的窘況可想而知。

　　林源生、夏偉生在公捕一年後公審判刑20年，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才被釋放。夏偉生，這位提筆能作畫、吹拉彈唱具有一定水平的多麵手已經精神錯亂，出獄時前妻和女兒不敢相認，幾年後淒慘地死於勞改場。林源生曾多方奔走呼籲，終因勢單力薄、證據不足，沒人給予平反。

　　反思那段曆史，李生榮和第一生產隊的部分知青都是“文革”的犧牲品。前者和他的家人蒙受巨大的精神及物質上的損失，留下了永久的痛；而後者，更是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憶往昔崢嶸歲月稠”，1964、1965年幾千西安知青抱著改造自我、改變農村落後麵貌的理想上山下鄉。當年的追求、困惑和失落，如今變成了我們這些親曆者刻骨銘心的記憶。

　　作者簡介

　　魏寬達，陝西西安人，1964年高中畢業於陝西省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因曆史的原因於同年11月25日到陝西眉縣第五村公社餘管營大隊二小隊下鄉插隊。1975年招工進寶雞石油鋼管廠工作，曾任該廠技工學校教務主任，現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