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1、泣血的映山紅

　　孟華

　　這是2007年春節的前一天。我和妻子上街采購了一大批年貨回家，晚上兒子夫婦倆將帶著我那乖巧的小孫女回家團年。

　　路過三峽廣場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忽然有人叫我：“孟華哥！”我循聲回頭看去，叫我的人是一個老婦人。隻見她頭發花白，臉上溝壑縱橫，身上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棉襖，手上挎著一個大塑料袋，活脫脫一副魯迅筆下的祥林嫂形象。

　　我懷疑她認錯了人，但她分明叫出了我的名字。她見我愣愣地看著她，臉上立刻現出淒楚的神情，低下頭說：“你真的認不出我了？我是李玉英……”李玉英？

　　這名字好熟！我拚命在大腦裏翻動著記憶，幾秒鍾就定格：“啊，你是李玉英…………”她欣喜地點點頭，盡管眼角掛著淚珠。

　　可我印象中的李玉英絕不是這個樣子。

　　四十多年前，我家和她家同住在沙坪壩一條老街上。我和她的大哥李誌強是初中同班同學，1961年我升入高中後，她也來到這個學校讀初一。那時的她是一個漂亮活潑的女孩，皮膚白皙，身材勻稱，有一頭自然卷曲的黑發，臉上常帶著微笑……她喜歡唱歌跳舞，在學校組織的新年文藝演出中，她在《有一個美麗的地方》傣族舞蹈中表演孔雀舞，曼妙的舞姿轟動全校，後來大家就叫她“孔雀公主”。

　　她也很想將來能在這方麵得到深造，走上正式的舞台。

　　可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擊碎了她的美麗願望。

　　她不幸出生在資產階級家庭。她的父親是歸國華僑，“抗戰”時從新加坡回國效力，出資開了一家小糖果廠，生產糖果糕點出售。如果是現在，他肯定會被列入民營企業家的行列，沒準兒還會被推薦當上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可惜那是國民黨時代。解放後，她父親因雇有十多名工人，被定為資本家，廠子也在1956年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中被公私合營了。從此以後，她家就每況愈下。她父親仍在廠裏上班，每月有四十幾元工資（這工資一直到他1980年去世都沒再加過）她母親在街道運輸隊拉板車送貨，每月沒有固定收入。靠這點工資要撫養李玉英兄妹六人是很艱難的。大哥李誌強為了減輕家庭負擔，初中畢業後盡管成績優異，仍放棄繼續升學將來報考大學的機會，去讀不收學費的重慶煤校。在嚴厲貫徹無產階級教育路線的1963年，他還沒畢業就被趕出學校，發配到重慶鬆藻煤礦去當挖煤工。但和後來陸續下鄉當知青的弟妹相比，他又無疑算最幸運的。1964年，李玉英初中畢業，因父親是資本家，她自然不能繼續升學……戴著“資本家”、“特嫌”、“裏通外國”頭銜的父母，經曆了多次政治運動的批鬥，早已成驚弓之鳥。街道剛開始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他們就趕快替女兒報了名，根本沒考慮女兒此去麵臨的凶險。李玉英於是同年9月上山下鄉去了地處大巴山區的通江縣社辦林場落戶。她是一個溫柔孝順的女孩子，理解父母的難處，到農村去好歹可以使家裏少一個吃飯的人，讓不堪重負的父母能鬆一口氣。

　　我和弟弟在1964年高中和初中畢業時，因父親是曆史反革命分子也雙雙失學。為讓我留下照顧母親，弟弟於當年9月去了巴中縣社辦林場落戶。但街道上的幹部並沒因此放過我，仍天天上門糾纏動員，實在待不住，我也在1965年5月下鄉到通江縣社辦林場。

　　臨行前，李誌強聞訊趕來為我送行，他囑咐我有機會關照一下李玉英，說她性格柔弱，容易被人欺負。我滿口答應。到通江縣後，才知道我所在的林場離李玉英很遠，況且大巴山區交通極其落後，我連見她一麵都不可能，“關照”更無從說起，真是愧對朋友的叮囑。

　　1966年5月，“文革”狂飆發難，不久就波及到大巴山。當年滿懷豪情上山下鄉的知青們，理想和信念早已被殘酷的現實擊得粉碎，大家想的是怎樣早日離開農村……回家和親人團聚，於是喊出了“砸爛社辦場，我們要回家”的口號，也起來造反了。

　　1967年5月初，通江縣各社辦林場派代表到縣城開會，協商如何統一行動，決定林場的去留命運。我當時是林場的團支部書記，受全場知青的委托出席了會議。會後，因造反派奪權，交通癱瘓，我們一行人決定結伴走回林場。我所在的林場距離縣城近百裏山路，要兩頭黑走整整一天，但還不算最遠的。

　　清晨天未亮，我們在縣城匆匆吃了早飯就上路了。

　　中午時分，我們到達毛浴河邊。為了節省每人五分錢的擺渡費，有人提議遊過去……大家欣然同意。於是各自把衣褲脫光，裹成一團頂在頭上，先後跳入河中。

　　初夏時分，毛浴河水還冰涼激人。我的水性本來不錯，可能因為走熱了突然被河水一激，再加上沒吃午飯，遊過大半便眼前慢慢發黑，四肢發軟，身子往下沉。

　　我情知不妙，掙紮著大聲呼救。眾人慌忙向我遊來，七手八腳架著我趕快向岸邊遊去。好不容易腳踩到了沙灘，眼前一黑就什麽都不知道了。

　　醒來後，我已經躺在床上，有人說：“好了，好了，他醒過來了！”我睜眼一看……眾人圍在床邊，一個很麵熟的女孩子正笑盈盈地望著我。

　　“孟華哥，你終於醒了，可把我們嚇死了！”那女孩說。

　　我這才認出她是李玉英，三年未見麵，她出落得更漂亮了。

　　我隻是不明白怎麽會在這裏。大家七嘴八舌告訴我，上岸後我就昏迷不醒，撐渡船的老漢說我是發了急痧，要趕快找醫生看。但這裏前不挨村後不挨店，到哪裏找醫生？大家商議後決定先到最近的一個林場落腳再說，於是眾人輪流背著我到了李玉英所在的林場。玉英是林場的衛生員，略懂醫術，她急忙用銅錢沾上菜油在我背上刮痧，又喂我吃了“十滴水”，我這才醒來。

　　這時大家饑腸轆轆，玉英他們趕快煮飯給大家吃。飯後，眾人急著趕路，我本想跟著走，但玉英堅決阻攔，說我沒有完全康複，還要好好休息。我也自覺頭暈，決定第二天再走。

　　這天下午，玉英一直在床邊陪我。在擺談中，我知道這個林場的知青全是同校的高、初中畢業生，也幾乎全是“黑五類”家庭出身，大家平時團結和睦，親如兄妹。我聽後也放了心。當時林場很多知青都趁亂回重慶了，我問她怎麽沒回去。

　　她說在這裏種糧種菜，好歹有飯吃，回去反而增添父母負擔，再說回去有什麽用……她這樣體貼父母真讓我感動。

　　第二天上午，我去向她告別。她和另三個女孩住一間屋。走進她的寢室，隻見房間收拾得幹幹淨淨，幾張木板拚成的桌子上整齊地擺著一碼書，全是初中的數理化等課本。我問她：“你現在還看這些書？”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說：“沒事的時候翻一翻。”桌子當中一個玻璃瓶裏插著一枝正開得繁茂的映山紅，花兒紅得耀眼，花瓣上還掛著水珠，顯然受到主人精心嗬護。

　　玉英知道我要走，說：“你沒來過這裏，路不熟，我送送你。”我先推辭，後見她執意要送，隻好同意。

　　我倆沿著山間小路向山頂爬去。在山腰一塊平地上有一所村小，孩子們正在上課……玉英停住腳步，凝神望著，充滿向往地對我說：“我經常來這裏……如果我能在這裏當一名小學教師，教孩子們唱歌跳舞該多好啊！”難怪她一直在複習功課……依她的性格，我想她完全可以成為一名優秀的鄉村女教師，但這可能嗎？她又問我：“孟華哥，你說我們真的要在大巴山當一輩子農民嗎？”我無法給她準確的回答，因為政府當初動員我們到山區安家落戶，恐怕就沒準備再讓我們回城市……我們根本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我隻好安慰她：“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事，大巴山有一萬多知青，政府總得考慮我們的出路。”

　　走上山頂，這裏少有人來，遍坡的映山紅在朝陽的照射下一片火紅。玉英說：“我就不送你了。你看，翻過前麵那兩座大山就是你們林場了。孟華哥，你多保重……”說著她拿出一個紙包，裏麵是幾張烙餅，叫我帶上餓了吃。這姑娘真細心，我從心裏感謝她，也祝福她。

　　我走了很遠後回頭望，在初升的朝陽映襯下，還見她站在映山紅叢中向我揮手，這一幕永遠定格在我的記憶裏。

　　從那時起我沒再見過她，後來回重慶見到她大哥李誌強，才知道她遠嫁到河南省去了。那時社辦林場被解散，知青們分散插隊落戶，很多知青結婚真的準備紮根農村一輩子了。不少女知青千方百計想通過婚姻來改變命運，隻要男方有工作有工資，能把戶口辦出農村，就不管對方是跛子瘸子，一嫁了之。至於婚姻幸不幸福，那就隻能聽天由命了。

　　今天在這裏遇見她，我的第一感覺就是她過得一定不妙。

　　我和妻子邀請她到家裏去，她很高興地答應了。

　　在我家客廳裏，我仔細問起她這40年來的經曆，她沉默一會兒後竟失聲痛哭起來……我不知所措，妻子示意讓她哭，一個人受的痛苦太多，哭出來才好受些。

　　哭了好一陣，她才斷斷續續講了這40年的經曆。這是一段催人淚下的曆史，我今天如實把它記錄下來，隻為後人能客觀地評論那個時代。

　　以下是她的講述：

　　1969年初，林場要撤銷了，知青們都在聯係各自要去的生產隊。一天晚上，同林場的男知青王旭悄悄找到我，把一張紙條塞到我手裏就跑了。

　　王旭是我的初中同班同學，他的父親是重慶某大學的教授，在1957年反右時被打成右派分子。王旭的學習成績在班上是最好的，可是初中畢業時也沒考上高中。

　　他是一個靦腆的男孩，平時和女孩說話都要臉紅，今天給我塞紙條不知是鼓足了多大的勇氣。

　　我進屋在煤油燈下打開紙條，上寫“玉英：要下隊了，我倆交朋友吧，你同不同意？”紙條沒有落名。

　　我第一次收到男孩子求愛的紙條，臉一下就紅了。我知道王旭是很不錯的男孩子……忠厚善良，家庭教育很好，就是書呆子氣很重。

　　我拿不定主意，馬上寫信回家告訴父母，征求他們的意見。家裏很快回信嚴厲製止我和王旭談戀愛，說兩人家庭出身都不好，將來孩子怎麽辦？他們要我趕快回重慶，他們已經給我物色了對象。

　　第二天，我找到王旭，把父母的回信拿給他看，委婉地拒絕了他。王旭臉色鐵青……一言不發地把信還給我，扭頭走了。我知道傷了他的自尊，為此我後悔了一生……

　　回到重慶後的第二天，家裏就來了一位四十多歲的客人。他個子高大，看起來很富態，身穿一件藍色中山服，說一口普通話，一看就是國家幹部樣。他帶來了不少禮物，有臘肉、香腸、白糖等當時要憑票供應的緊俏物資。

　　媽媽喜笑顏開，熱情地招呼他進屋坐。憑著少女特有的敏感，我知道這人肯定和我的婚姻有關。

　　來人作了自我介紹，他是四川省財政廳宣傳處處長，南下幹部，老家在河南省沈丘縣，此次來重慶是專為弟弟娶媳婦相親。他的姨妹和我父親同在糖果廠工作，就向他介紹了我，今天按照北方風俗特地上女方家送聘禮。

　　婚姻是人生大事，一步不慎，帶來的將是人生悲劇。我不願意就這樣草率地把自己嫁給一個從未謀麵的男人。我把母親悄悄叫到屋外，告訴了我的想法。她又氣又急地說：“人家出身是貧農，他大哥是國家幹部，條件那樣好，你還有什麽不滿意？再說你快滿21歲了，也該出嫁了。你下麵還有四個弟妹要靠我和你爸撫養……你現在這麽大了連自己都不能養活，隻有嫁人這條路，你好好想想……”

　　那時生產隊一個勞動日十分工才一角多錢，我一天最多掙七分工，也就是說勞動一天得不到一角錢。如何養活自己？我心裏矛盾極了。

　　那人看出了我的心思，對我講他弟弟忠厚老實，個子和他差不多，家裏條件很好……絕不會讓我吃虧。他許諾我和他弟弟結婚後，一定設法給我安排工作。

　　他最後一句話打動了我。能有個正式工作，每月發工資，這是當時每個知青心中最大的祈求。我考慮再三，提出一個條件：可以先去看看，如果不滿意要允許我回來。那人滿口答應，拍著胸膛說先去看一個月，不習慣就回來。

　　第二天，那人帶我登上了東去的火車，臨走時我身上沒帶一分錢。

　　我第一次出遠門，稀裏糊塗地跟著一個剛認識的男人轉了一道車又一道車，幾天後一個下午乘汽車來到河南省東南部的一個縣城。那人說快到家了，當晚就宿在縣城一家客棧裏。那人說客棧隻剩一間屋，屋裏剛好有兩張床。我當時並未在意……因為他一路上對我照顧都很周到，又是國家幹部。

　　但是我錯了。半夜時，困倦中熟睡的我突然感到有人在脫我的衣褲，驚惶中睜開眼，隻見那人正撲在我的身上。我憤怒地叫道：“你怎麽能這樣做？我馬上就要和你弟弟結婚了！”他嬉皮笑臉地說：“重慶姑娘太漂亮了，我一見你就被迷上了。那小子有豔福，今天你得先讓我嚐嚐！”

　　我拚命掙紮著不讓他得逞。那人惱羞成怒地說：“你的命現在捏在我手裏，你還想不想要工作？”

　　我被他掐得頭發昏，一股絕望湧上心頭。

　　那一夜，他把我強暴了！

　　而這僅僅是苦難的開始……

　　第二天下午，我們到了目的地―河南省沈丘縣張家村。這是豫東南的一個農村，“抗戰”時國民黨為阻擋日軍掘開了花園口黃河大堤，使這裏成為黃泛區，到處都是沙質土地，不積水，莊稼收成低，吃的糧食主要是麥子和紅苕，每人每年隻分七八十斤麥子，其餘就是紅苕，還比不上通江。

　　到了張家，我首先見到了我要嫁的男人。他叫張旺財，在家排行老五，今年29歲……接我來的那人是他大哥。張旺財個子確實像他大哥一樣魁梧，黑紅的臉膛，頭頂上包著毛巾，一副北方莊稼漢模樣，後來才聽說他沒上過一天學，是文盲。他大哥讀過幾年書，淮海戰役時是民兵隊長，後來當上縣委副書記。劉鄧大軍南下時，他隨隊來到四川，後分到財政廳工作，當上處長。

　　村裏人聽說張家小五子未過門的媳婦來了，都跑來瞧稀奇。圍觀的人群紛紛議論……“你瞧，四川的女子長得多俊啊！”“是啊，是啊，你看她那臉多嫩，掐得出水來……”“小五子真有福氣！”

　　聽著這些議論，屈辱的我坐在屋裏又氣又惱。

　　張家父母是兩位善良的老人，他倆見我臉色不好，連忙將圍觀的人群勸走。

　　第二天，張旺財讓我坐上馬車去公社趕集。在公社辦公室裏，他逢人就敬香煙，嘴裏不停說著我聽不懂的當地土話。那些人都笑嘻嘻地望著我。不一會兒，張旺財就拿著一張紙又趕著馬車和我回家。我問他拿的是什麽，他遞給我看，原來是結婚證書。我氣憤地說辦結婚證的人還沒征得我的同意怎麽就辦了？他說別人都是這樣辦的（2006年我和他離婚，出示結婚證時，那上麵仍沒有我的簽名）

　　回到張家，我哭鬧著要回重慶。張家的人七手八腳拉住我，不讓我出門。我要見張家老大，這時他不知躲到哪兒去了。我身陷絕境，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孤苦無援，身無分文的我即使想回重慶也無可能了，我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當天晚上，張家辦了幾桌酒席，我和張旺財就算正式結婚了。後來才知道，因為貧窮，當地的姑娘大多嫁往外地，使這裏男多女少，男人娶媳婦要送女方很大一筆聘禮，很多男人因此娶不上女人，於是就千方百計到南方貧困地區去騙女孩子甚至拐賣女孩子。幾年後，一個四川省巫山縣的女孩才16歲也被騙來這裏。她長得非常清秀，常到我家玩。她想念父母多次鬧著要回家，她男人把她看管得很嚴……走哪兒都有人跟著，直到她懷孕七個月後才稍稍放鬆看管。有一天她悄悄找到我，哭著要回老家。我給了她200元錢作路費，讓她跑了，至今她男人都不知道是我把她送走的。

　　第二年初我就為張家生了一個兒子。臨產時，沒錢上醫院，就請農村的接生婆接生。她竟然將手伸進產道將胎兒硬拉出來，造成我的宮頸撕裂，流了大量的血，差點死去。孩子出來後，按照當地的習慣做法，用高粱稈皮割斷臍帶。

　　張家見我為他們生了個兒子，非常高興，盡量讓我吃好有充足的奶水喂孩子。

　　此後幾年，孩子一個接一個地生下來，七年間就有了兩個兒子兩個女兒，後來還人工流產兩次。張旺財和北方其他漢子一樣，身體強壯，性欲亢奮。盡管白天莊稼活很累，可到了夜晚他在床上永遠不知疲倦似的沒完沒了地折磨我。我不堪忍受，偷偷跑到公社衛生所安節育環，可還是懷孕。後來醫生檢查後告訴我：生第一個孩子時宮頸撕裂傷口恢複不好，宮頸口已變得嘴巴一樣寬，根本安不穩，環是什麽時候掉的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這裏的農民生活很苦，一年到頭隻有過年過節才舍得吃幾頓白麵，其餘時間就隻能吃紅苕。他們把紅苕切成片曬幹，然後磨成粉，吃的時候再加水調成麵團，用手拍成餅或蒸或烙，就著缺鹽少油的菜湯吞下肚完事，沒有一顆大米吃。我真懷念老家的生活，那裏有親人，有白米飯，盡管也吃不飽。

　　但就是這樣的苦日子老天爺也不讓我平靜度過。1999年底，我帶四個孩子第一次回重慶探親，張旺財和村裏的一個年輕寡婦勾搭上了，那女人竟然住進了我家。

　　我探親返回後很快就知道了這事，氣得差一點兒發瘋。我為他付出了一生，他竟然這樣回報我。我絕望中想吞農藥自殺，是孩子們哀哭著勸阻了我。我向張旺財提出離婚，他堅決不同意，孩子們也苦苦哀求我，但我實在不願意再延續這個噩夢。抗爭幾年後，張旺財終於讓步了。

　　2006年5月，我孑然一身回到久別的重慶，父親早已去世，母親身患重病，大哥和弟妹們都已各自安家，境況也不大如意。

　　我離開重慶時是一個青春少女，現在是一個頭發花白的老太婆，且一身傷病，既有肉體的，也有心靈的。

　　我租了一間屋安身，撐著有病的身體去找工作。我當過清潔工，做過保姆，給藥房守過夜，每月靠幾百元工資養活自己。我不好意思去見過去的同學，他們也沒人能認出我，我隻想默默無聞地打發掉人生剩下的日子。

　　空閑的時候，我愛獨自一人坐在三峽廣場的石凳上，打量從身邊走過的一對對歡樂的少男少女，從他們陽光般的笑臉上追憶我失去的青春年華。我真羨慕他們能自由戀愛，隻要心心相印，而不會計較對方是什麽家庭出身。他們升學、就業可以自由選擇，再也沒有人去追查他們的父母甚至爺爺輩曾經做過什麽了。現在的年輕人多幸福啊！不知他們意識到這種幸福沒有……

　　聽著玉英的講述，我和妻子早已淚流滿麵。

　　高爾基曾說：人生是漫長的，但緊要處隻有幾步。玉英因輕信別人而對婚姻作出了錯誤的選擇，由此釀成了一生的悲劇。可這能全怪她嗎？對別人而言，噩夢總有醒來的時候，而玉英做了一生的噩夢，她能醒嗎？誰能回答她？

　　注：應文中女主人公要求，李玉英係化名。另鑒於隱私權方麵的考慮，作者也用了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