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9、南江紀事

　　何隆華

　　川東北，大巴山南麓的南江縣，自古苦寒之地。上個世紀1933年，呼啦一聲成了川陝革命根據地腹地，“幹人（窮人）鬧翻身，分田、分地、分糧、分房子、吃飽飯”等當年紅四方麵軍政治部、紅色蘇維埃書寫的標語，在大山的崖壁上還隨處可見。“文革”前的1964、1965年，1174名十五六歲不諳世事的孩子被送到這裏，分散安排在南江縣59個公社辦的農、林、牧場裏。他們來自重慶市南岸區和北碚區，大多數是因為家庭出身“不好”而不能夠升學的中小學畢業生。我就是其中之一。缺衣少食，饑寒交迫，大山以它固有的荒蠻和饑餓在社辦場幹部的助虐中，突然向這些遠離父母的城市少年展開了生活最嚴酷的一麵。

　　人最害怕沒有希望，在“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物質和精神雙重貧困、人基本沒有自由的年代裏，這批孩子從娘胎裏出來就被打入了“另冊。”

　　……要求與“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或有問題“的父母劃清界限，到大巴山的貧瘠山區去紮根務農，脫胎換骨。其實他們在城市並沒有受到什麽教育，到農村後甚至連當地農民所享有的權利也沒有，不能讀書、不能參軍、不能被招工，甚至不能投親靠友、拜師學藝，隻能在遠離家鄉七八百公裏的大山裏掙幾分錢一個勞動日的工分。”

　　大巴山的雨季是漫長的。1964年秋天，從9月中旬開始，連續下了兩個月淅淅瀝瀝的秋雨，我所到的南江縣黑潭雲頂山社辦場臨時搭建的茅棚裏裏外外都是水，蝸居其中的我們被澆得個透心濕。早上天剛亮，公社駐場幹部就敲響掛在樹上的鐵軌，催命般把我們趕到山上，套著沾滿泥土露出腳趾的破鞋，身材瘦小的知青（當時筆者身高不到1.5米，體重不足40公斤）艱難地在泥濘的山地裏勞作，耳邊不斷傳來公社駐場幹部的大聲吆喝：“一來趁早，二來趁飽，莫要偷懶。”少得可憐的一頓午飯要半下午才送到地頭。天黑收工後，知青還要餓著肚皮，背一百五十斤重的窯柴在泥濘中爬行幾十裏山路回家。

　　當時勞動一天的工分就值八九分錢，還因為林場管理混亂，年終從來兌不到現。

　　這樣的日子知青們並不感覺得苦，苦的是他們當中一些人為了早日“脫胎換骨。”

　　……在幹部慫恿下打小報告掙表現；苦的是領導宣布要在這“廣闊天地”裏紮根。

　　開花、結果，永遠不要想回家；苦的是這樣的生活似乎永無出頭之日。

　　大山的冬天總是來得早，雨季剛過，山風夾雪，刀子一樣刮得饑腸轆轆的少年東偏西倒。在家心比天高，出門命比紙薄，眼淚隻能在眼眶裏流淌。買不起照明的煤油，漫長的冬季夜晚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收緊捆在腰間的草繩，蜷縮起凍得發抖的身軀，竄到鄰近農家的火塘邊去烤火。

　　1965年，南江縣整頓社辦場，縣、區組織的工作組下到各公社。正直區8個公社林場“表現不好”的知青被通知集中到菩船公社辦學習班；鄰近的長赤區紅光林場揪出了15歲的“強奸犯”陳春明，宣布逮捕法辦（此冤案達縣地區公安局1978年5月8日才通知否定撤銷，詳見楊興全文章《凋零的花季少年》）南江縣安置辦公室殺雞給猴看地向全縣59個社辦場發出整頓通告。工作組向農民宣布：知青是來接受改造的，誰要不好好勞動調皮搗蛋，就把他一根繩捆起來送到縣上。不少林場的男知青被吊打、被毛整，有的女知青甚至被強奸。“文革”開始後的混亂日子裏，山裏的叢林原則撕碎了一息尚存的城市文明和孩子們尚未形成的道德底線，曠日持久的饑餓和寂寞終於使他們失去了耐心和是非觀念，當地淳樸的山民也成了他們不分青紅皂白的發泄對象。他們成年累月地在打群架、被批鬥、逞凶……偷雞、摸狗、扒竊和百無聊賴的絕境中拋擲著無價的青春。

　　有兒不用教，“通南巴平”走一遭

　　南江縣與巴中縣交界處有一片蒼莽的群山，其中圓頂子（現改名雲頂）土地埡……方家山、龍耳山，九重崖（當地農民叫撞鼻子崖）是這片群山中海拔最高的地方。按照當時“林場辦在山頭，不與農民爭地”和“越是艱苦越是安置知青紮根的好地方”的原則，正直區8個社辦場大都辦在這些山頂上。山上氣候多變，一年中大半年都在下雨，雲多、霧多、濕氣大，衣服總是濕漉漉的。山上道路陡峭，“看到屋，走得哭”，“兩山喊話能見麵，相見得一天”。山上土地貧瘠，石頭多，地少，當地農民主要種植包穀、紅苕、洋芋，靠的還是原始的刀耕火種。

　　俗話說：“養兒不用教，通南巴平（指通江、南江、巴中和平昌四縣）走一遭。”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通南巴平地區被稱為饑餓之鄉毫不誇張，落雪天能夠披蓑衣穿棕靴出門的算家境好的人家。好多社員一家人隻有一條像樣的褲子，誰出門誰穿，十幾歲的大姑娘衣不蔽體躲在家裏火塘邊烤火。農民買不起煤油，晚上燒鬆光（鬆樹的油節疤）照明。趕場天到供銷社稱鹽的農民，大多數隻買得起二兩一包的分零鹽。絕大多數農戶家中唯一的鼎罐或者鐵鍋裏一天兩頓煮的不是糧食，而是紅苕葉、胡豆葉、蘿卜葉和一些不知是什麽植物的葉子，黑糊糊的一大鍋。

　　有一次，我們來到當地一個農民家裏，看見衣衫襤褸的一家老小正圍在鍋邊，赤身裸體的大小娃兒眼睛盯著鍋裏，嘴邊吊著涎水，隻等大人說一聲：“可以吃了……”就你一碗我一碗地狼吞虎咽起來。搶完，娃娃們挺著被這些植物葉子撐得發亮的肚子到泥濘的地裏玩去了。我們知青們雖然餓得心慌，看到這場麵也感到心酸，轉身準備走開。

　　“知青莫走！”老農說著，捧出藏在裏屋的稀飯，無論如何要從遠方來的知青吃下。知青們三下五除二把稀飯倒進肚裏才發現碗底藏著一片農家做油的臘肉。這時，老農吧嗒著葉子煙，臉上露出為自己傑作而得意的詭笑。

　　離開大巴山許多年了，我仍然能夠清晰地感覺到饑餓的滋味：那是一種注意力長時間不能集中的心慌和總是有什麽小蟲子在啃噬自己的內髒和腸胃的感覺。2003年，我和單位一幫年輕人去珠海、廣州一帶公費旅遊。用餐時，雞鴨魚海鮮啤酒讓大家酒足飯飽，一盤油膩的沙河炒粉動都沒人動。我拿過來開始吃，突然大家都不講話了。我一抬頭，年輕人全都用一種奇怪的眼光看著我說：“何老師真能吃。”我解嘲地說：“我十一二歲身體發育時遇到災荒年，十五歲下鄉當知青餓飯，二十四歲回城前基本沒吃飽過飯。”雖是戲語，倒是實情，這麽多年了總是看不慣浪費糧食。

　　光P股滾澡

　　下鄉後的第一個夏天，知青們還不習慣光著P股在黑潭河裏滾澡，便穿著內褲跳下河，當地人裏三層外三層圍在岸邊看熱鬧，“哼！知青小衣（當地人稱褲子為小衣）二個二個地穿，可惜了唄。”

　　日子長了，知青們終於明白了山民的歎息。跟在婦女身後割麥子，不小心一抬頭就看見婦女衣服下碩大的白晃晃的P股，不醒事的小知青悄悄撿泥塊扔向白色旁邊的“筷子篼”，引來農婦的厲聲叫罵：“啥起馬子事得，哪車打來的！”（這是當地罵人最厲害的話）後來才知道山裏的農民無論男女都是不穿內褲的。

　　不會過日子的知青哪裏曉得，扯布做衣服不僅要錢還要布票，而按人頭配給的布票農民是要悄悄地拿到黑市去賣掉一部分，換成錢補貼生活的。所以，當地農民一般幾年才做一次衣服，睡覺時衣服褲子全脫光，叫做“打細困”，說是怕衣服在篾席上磨壞了可惜。

　　當時通南巴平幾乎所有的鄉場上都有一家特殊的行當――漂染店。農民春節賣了豬兒，買來半匹白布就到這店來染成統一的深顏色，一家大小，男女老少一人做一套衣服過年穿。春節期間，穿著這種低劣染料製作服裝的男女老少成了趕場天一道奇怪的景觀：褲子全部不分正反兩麵穿，叫做“稱砣包包二馬駒”（短及小腿）據說這樣耐穿省布。

　　人工調配的染料深淺不一，基本上是一家一種顏色，恍眼看去鄉場上仿佛行走著八國聯軍。不過這也有好處，誰家的孩子走丟了不用著急，按顏色找去就行了。

　　當然，穿著這樣的小衣是不能下河滾澡的，因為這種染料染的衣服見水就掉色，既汙染河水又染花P股，所以當地人都光P股下河滾澡。

　　偷盜

　　現在人們提起當年的知青，似乎都是偷雞摸狗之徒，事實上偷盜之事有之，但既不是人人都參與，也非下鄉的全過程都有發生。我們剛下鄉時，國家供應一年的口糧，但必須每月派人下山到糧站去背米。黑潭林場19個知青（14男、5女）的夥食由公社派來的一名叫陳官忠的會計管理，陳是林場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兼會計（場管會主任是公社副書記，副主任、場長張朝萬倒是個好人，沒文化一字不識，場裏的事務基本被陳把持。陳一家人常住林場辦在公社河邊的紙廠裏，從來不上山到林場。陳委派一個叫王正富的知青（工人家庭出身）負責知青的夥食，陳每月買好米就通知王派另外的知青下山去背。我們勞動了回來，隻感覺到飯越來越少，菜基本沒有，米湯裏麵撒一把鹽就是菜。後來，餓得實在不行，知青江誌勝和趙成真就為了爭奪那點撒了鹽的米湯，竟在廚房裏打將起來。江誌勝端起搶到手的米湯缽，趙成真手持鐵鍋鏟說：“一人一半。”江不依，趙手中的鐵鍋鏟就對直戳了上去。筆者聞聲趕到時，隻見江誌勝還端著紅白一片、麵上全是鮮血的米湯缽不肯鬆手。這些年來，每當知青聚會，看見兩鬢斑白的江誌勝喉嚨下前胸上那兩寸長的暗紅色終身傷疤，聯想到現在餐館、高校食堂隨處可見扔掉的食物，我真不知道該為我們當年的爭奪說什麽。

　　高強度的勞動，每天少得可憐的那麽一丁點包穀飯，十五六歲身體正在發育的知青們白天走路打偏打偏的。晚上，餓得實在撐不住時，有些膽大的知青就去搞“襲擊”。他們在電筒上蒙上一塊黑布，黑燈瞎火摸下地，地裏有什麽偷什麽，甚至刨出潑了糞的紅苕母子，回到寢室裏，關上門，連夜連晚架起臉盆煮來吃。

　　一天夜裏，我們林場的知青又下地偷吃的，吃完還不夠，又準備出門。忽然聽見門外有人說話，打開門一看，門口虎視眈眈站著幾個山區大漢，每個手裏拿著一根粗大的柴塊子，後麵還圍著一群婦女、兒童看鬧熱。知青們紛紛抄家夥準備打架。相持了幾分鍾後，一個姓侯的大漢歎了口氣，粗聲粗氣地說：“你們知青為什麽要偷我們地裏的東西，莊稼嘛，隻要你開個荒，種上它，就會有收成，自家就可以正藍齊白地砍來吃了嘛！”說完搖搖頭轉身離去。另一個婦女走進來悄悄說：“你們知青何必去偷嘛？開點荒，種點吃的，公社又不好批判你們搞資本主義的。”其他人也慢慢離去。農民幾句簡單的語言，居然說出了一個顛覆不破的人生哲理，這是若幹年後，知青們在漫長的人生旅途中慢慢領悟出來的。

　　直到“文革”開始，知青江誌勝、賀亞倫、李大發、趙成真等到南江縣城參加了“知造司”，帶了槍回公社，才弄清楚林場會計陳官忠勾結王正富貪汙克扣知青口糧的事實。陳每月把19個知青的糧油從糧站足額稱出，然後賣掉一部分，拿一部分回家去，再通知王正富派知青下山來背。王在山上又賣掉一部分，並用賣米的錢回了一次重慶。公社街上和林場附近的農民都證明從陳、王手中買過林場的米和菜油。更為嚴重的是，公社的大紅人、早有家庭的林場會計陳官忠不僅貪汙了知青的補助款，還以吃食和留在公社街上林場紙廠做輕工作為誘餌，居然先後把林場5個不懂事的女知青全部都哄上了床。

　　水紅籽

　　幾年前，我隨單位到九寨溝旅遊。正在欣賞清澈見底的河裏橫七豎八的圓木時，聽到一個同事喊我：“何老師，你認不認得到這些植物，好好看咧！”我轉身一看，久違了！河灘上長著一大片我熟悉的、結著小小紅色果實的荊棘，雖然至今我都不知道這種植物的學名是什麽，但是它那酸酸帶澀的滋味卻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記憶裏。

　　距黑潭公社10公裏左右的花橋河邊和大山的小溪畔，到處生長著這種結紅色小果子的荊棘植物，當地俗稱水紅籽。社員告訴知青：“莫小看這些水紅籽，災荒三年當主糧，救了不少人的命。”1965年我們在花橋河上的九重岩上挖幹田，收工歇氣時，饑餓的知青和本地場員們都爭先恐後到花橋河溪邊去摘水紅籽吃。這種荊棘植物長滿了刺，采集起來有一定的困難。我們一邊采，一邊吃。由於它的果實很小，我們好像越吃越餓。於是就有知青提議去把砍刀拿來，砍倒一片，提到石壩上去一陣抖，然後用掃帚把紅色的小果果收集攏來。當時好像吃夠了，可是回家就開始吐清口水，一汪一汪地吐，小便都是紅色的，最後翻腸倒肚，四肢發腫，頭重腳輕，起不了床。所以，我記住了它那酸裏帶澀的滋味。

　　我因吃多了水紅籽，上吐下泄，渾身發軟地來到公社郵政代辦所，想給家裏寄封信要點糧票。頭上包著白帕子的郵政代辦員譚兆孟說：“老何，聽說你們知青早晨起來站成一排，嘴裏搞得白泡子翻翻的，是不是真的？”他一邊問一邊用黑指甲從嘴裏黃牙上刮下牙垢來粘貼信封上的郵票。我說：“那是在漱口呀！”他說……“嘴巴是吃飯的又不是茅坑，涮什麽涮！我看你們還假得到幾天。”一些好心的大嫂也圍攏來勸和我一起趕場的知青：“當什麽蟲鑽什麽木，你們知青趕場就背鋪蓋衣服到河裏洗，還做什麽活路？下了鄉就要像農村人那樣過日子，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莫刷口，鋪蓋衣服染成黑的，省得洗。”

　　2004年，我回訪黑潭，當我到公社郵政代辦所原址打聽譚兆孟時，一個時尚的小青年推門出來，他穿著名牌T恤衫牛仔褲，頭上一撮頭發染成金黃色，正是譚兆孟的孫子。想起當年那些從不出遠門、頭上捆著帕子、身上穿著一圈圈汗跡破爛黑衫的山區父輩，意識到早已星移鬥換。

　　上個世紀的1959-1961年，身體正處於發育階段的老知青們（大多十一二歲）不幸遇到“人造荒年”。他們在城市裏吃過鬆毛（鬆樹葉）蕨根、發酵的糠殼。

　　小球藻等代食品和革新飯（把米反複浸泡，反複蒸煮，一斤米煮出了十幾斤，於是推而廣之的飯）因饑餓得過水腫病；看到過街上打“抓精”（當時對站在街上冷不防抓了別人的食品，吐些口水在上麵，任憑別人拳打腳踢，隻顧把搶來的食物塞進嘴裏的人的俗稱）忘不了那些蓬頭垢麵站在餐廳、食堂裏等著舔碗。

　　舔盤子饑餓的人們。到南江後，食品更加匱乏，隨著身體的發育和對食物需求的增加，他們對饑餓的認識更進了一步。

　　我曾經試圖把水紅籽的故事講給我14歲讀初二的女兒聽，因為她也快接近我下鄉的年齡了。可是她正煩她媽媽想她長好身體，成天要她多吃點東西。她居然說：

　　“水紅籽肯定很好吃，你帶我到南江去吃嘛！我最不喜歡吃家裏麵這些東西了。”她還說，有一天她下樓，聽見樓下的小妹妹在和家長吵，小妹妹惡狠狠地說：

　　“你們現在一天買些雞蛋、水果來牯倒我吃。等我長大了，也去買些雞蛋、水果來牯倒你們吃，看你們啷個辦？”“你們這些家長一天就知道要娃兒多吃東西。”女兒的這番話真是讓我哭笑不得。

　　區級幹部待遇

　　機關工作20年，印象最深的就是講究級別、規格和待遇。這一整套講究被組織部門提高為幹部“講政治，懂規矩”的基本素質。倘若哪一次你一不小心，馬虎了……恐怕夠你一輩子受用。什麽級別，出行接待是什麽規格，享受什麽待遇，倒是無可非議。但是，機關內還有很多潛規則。比如講話，要按級別排序，級別最低的先講，然後按級別順序，觀察著在場最大官的臉色變化依次發言，最大的官最後總結時，不管他說什麽，大家都要作認真記錄狀，並且不斷地點頭。走路，一定是官大的在中間最前麵，其餘的人根據自己的級別，走在適合自己級別的位置上，一定不要走快或走慢了。本人有一次在電梯裏，事急又站在電梯的門口，電梯一到，跨步就想出去。突然聽到有人哼了一聲，抬頭正看見區委伍副書記嚴厲的目光。我馬上躬身彎腰，讓伍書記領頭，其餘官員按級別順序魚貫而出。後來……一般情況下，我就不乘電梯了，幹脆走路。由此，我回憶起40年前的大巴山，在那些年代，其實屙屎擦P股都是要講級別的。

　　在貧瘠的大巴山土裏刨食，肥料是最寶貴的（當時還很少用化肥。一般人大小便都要夾回家去。知青們剛來不知道，趕場天內急了滿街找廁所，農民說全區隻有一個廁所在區公所，於是聞其味而尋去，終於在一個豬圈旁邊找到區公所的專用廁所。進門就看見牆上掛著一個竹筒，裏麵裝著一些小竹片，旁邊還寫著“請節約使用”等字樣。原來是區公所的老炊（炊事員）分管此事，煮飯之餘就為區級幹部方便準備大便後刮P股的竹片。

　　享受了區級幹部待遇後，知青們才弄明白，各公社辦的舀紙廠生產工藝非常複雜……先把竹子砍下來放在池子裏用生石灰浸泡幾個月，再撈起來用牛拉著石碾子反複碾細，然後倒在木盆裏攪拌均勻，榨壓後用簾子一張一張的舀，接著還有砸幹……裁角、揭紙、晾曬、收衣等等複雜的手工工序。社辦舀紙廠的收入是當時各公社重要的財政收入，這種土法生產的又硬又厚的草紙全都得賣給供銷社，供縣以上的幹部享用。區裏幹部用竹片，公社幹部用樹葉，農民的娃兒屙了屎一般喚狗來舔。這種事情知青們用了好長一段時間才慢慢習慣。

　　現在的讀者讀到這一段文字，也許認為是天方夜譚，經曆過40年前那種社會生態環境的人對此一定不會陌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森嚴在50年時間裏進一步發酵和強化。級別突出的是官本位，而官本位帶來的是你想象不到的諸多好處。於是乎，鄉變鎮，縣建市，市爭直轄；歌星授中將軍銜（相當於省部級幹部）和尚定級別，社會各業爭級別，中國終於變成了一個追名逐利的大染缸。

　　莫得思想也莫來頭

　　“文革”期間，“靈魂深處鬧革命，在三大革命中改造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

　　是人們叫得最響的口號。早請示、晚匯報、飯前飯後、收工之餘都要深挖思想。

　　知青中有一少年，下鄉時尚未滿十四歲，小學都沒讀完，因隨哥哥下鄉，也獲街道辦事處批準。這娃在學習中無論如何也弄不懂思想為何物。

　　大概是年幼不耐餓，在漫長難熬的夜晚，他總是深夜兩三點鍾悄悄�上鞋溜出門去。時間一長，引起大夥注意，於是跟蹤，發現他在偷吃豬食。原來他每天煮豬飼料，到保管員處領來定量包穀麵摻進黑糊糊的豬草煮時，並沒有攪拌，而是等到夜深人靜時就獨自去享用那人間美味。

　　真相大白，群情激憤！偷吃豬食就是破壞“抓革命，促生產”！在無數次深挖思想、查找根源的學習批判會上，巴山戰友們紛紛上綱上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要腳踩汙泥，眼觀全球，放眼世界。全世界勞苦大眾還在水深火熱之中，解放全人類、縮小三大差別就全看我們革命的知識青年了，你如何能做出這等醜事雲雲。

　　終於，小崽兒被弄得疲憊不堪，情急之中居然背誦出一句毛主席語錄：“忙時吃幹，閑時吃稀，平時半幹半稀，雜以番薯蔬菜瓜果。”小崽兒還說，我們不論忙時閑時，一天隻吃兩稀，還要定量不管飽。這下激怒了幹部，他們大聲武氣地斥責道：“亂用毛主席語錄屬現行反革命，找根煙繩把你吊起來！”隨後氣勢洶洶地要小崽兒深挖思想根源：“你腦子裏到底裝的什麽思想？”小崽兒也急了：“我腦子裏莫得思想也莫來頭！”這句南江方言，反把當地幹部弄懵了。思想既有好孬之分，就有有無之別，如果他腦子裏根本就沒有思想，你批判他什麽？在大夥的哄笑聲中，幹部瞠目結舌。

　　五個窩棚一鍋端

　　刀耕火播、廣種薄收是20世紀60年代山區的主要生產方式，在“向荒山要糧食。”

　　的鼓噪聲中，人們寒冬臘月背著紅薯和被蓋上山了。手持砍刀剃頭似的把一個個山頭的樹木全砍倒，春天再沿山腳一把火，今年燒這幾匹山，明年燒那幾匹山，謂之輪種。燒山後開始點包穀，每人背個笆簍，裏麵裝著拌有桐油柴灰的包穀籽……為了在陡坡上站住腳，左手抓住尚未燒焦的草根，右手緊握點鋤，啄個洞丟幾顆包穀。一個山頭通常隻能收大半背篼七長八短的包穀，且要在齊腰的荒草中去尋找，糧食可是比命還金貴。

　　為了不讓野獸糟踏這寶貴的收成，人們隔幾個山頭便用茅草搭個窩棚護秋。於是到窩棚去敲鑼、趕野獸、看糧食成了人人都向往的輕鬆工作，一來可以偷偷弄幾個包穀燒熟充饑，二來可以白天晚上算雙工分。但是，轉業軍人生產隊長宣布：

　　這份美差男知青莫要想，要照顧女知青，一人看一個窩棚。五個少女立刻歡呼雀躍，收拾行李背著鑼鼓上了山頭。

　　晚上，隊長提著馬燈也上山了。山上夜裏伸手不見五指，女孩們沒有想到鑼鼓可以轟走偷糧食的四隻腳野獸，卻轟不走糟踏人的兩隻腳禽獸。在那人人都餓得打偏打偏的年代裏，身穿黃軍裝的轉哥（轉業軍人）隊長卻吃得滾瓜肚圓，精力特好，一晚上連續端掉五個窩棚。黑燈瞎火的夜晚，女孩們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事後，她們終日以淚洗麵，神色癡呆。隊長在鄉間到處繪聲繪色地吹噓他的輝煌戰果，聽故事的當地無賴也借此用不堪入耳的話來糟蹋女知青。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男知青呼嘯而散。五個未成年少女沒有地方吃飯，被迫嫁給了當地條件最差的農民，消失在大巴山的群峰深處。

　　1968年，四川武鬥日盛。為混口飯吃，不少林場知青受雇於當地造反派組織充當武鬥前鋒，因作戰英勇，名聲大振。一日打恩陽戰鬥結束，打死、打傷對方組織戰鬥員若幹。大卡車上架上機關槍，亡命少年吊在車門兩廂，一路高歌抬頭望見什麽星，心中想念什麽神，凱旋至巴中縣棗林公社附近，前方一農婦蓬頭垢麵，負重扶棍而行。任憑汽車喇叭叫，農婦充耳不聞，仍然各自在公路中間輾轉慢行……“你聾了哇？”盛氣淩人的武鬥少年火暴暴地跳下車來，掄起皮帶準備一陣猛抽。“羅華溪！”農婦突然叫出少年的名字來。少年睜大眼睛，他實在不敢相信……當年嘻嘻哈哈、走到哪裏都扔下一串銀鈴般笑聲的同窗、街坊吳朝玉，就是眼前這個佝僂肮髒、滿臉滄桑的農婦。

　　尚未成年的花季少女因守窩棚而加速了“再教育”進程，轉業軍人生產隊長在廣闊天地裏提前為她們完成了“再教育”科目。40年之後，男知青回憶起當年重慶菜園壩火車站依依惜別時，女知青家長“出門要互相照顧哈！”的一再囑咐，大多感到心悸。當年在農村，聽到農民傳言“林場的5個女娃兒，都被某某搞了”時……他們沒有憤怒，沒有心痛，不但沒有保護好自己的患難姊妹，反而覺得她們都是賤貨，竟為了那麽點吃的出賣自己，有的甚至提議把5個女娃兒趕出林場。當我們也為人夫、為人父時，已經沒有為自己十五六歲時的愚蠢行為懺悔的資格了。

　　步行回重慶

　　“文革”初期，紅衛兵大串聯如火如荼。一天，我們一幫人到正直壩趕場，適逢縣城紅衛兵下鄉宣傳革命：“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知青們聽得如癡如醉，躍躍欲試。但是，老知青這一特殊群體是時代的棄兒，既非可以參加紅衛兵的學生，亦非當時享有充分政治權利的貧下中農。公社宣布：知青隻能在生產隊接受再教育，好好勞動，否則以破壞領袖戰略部署論處。強烈的自卑籠罩心頭：都是同齡人，為何無緣無故被打入“另冊”，成為再教育對象，沒有革命的資格？憤懣之餘，他們決定：回老家，走也要走回重慶！

　　於是，南江到達縣的山區公路上出現了一支奇怪的隊伍。他們是南江縣正直區黑潭公社林場的羅華國、羅華溪、王正富、李大發、趙成真、江誌勝、尹渝漢、耿建國、朱毓龍、汪濤生、邱仁傑、袁德禮等。出發之前，他們從山上林場背了幾百斤穀子到糧站換成麥子，把麥子磨成麵做成餅子，連同紅苕、洋芋、鋪蓋、口杯、土巴碗，裝在幾個喇叭背篼裏。一個知青貢獻出一床床單，拿到公社漂染店去染紅，寫上“紅衛兵”三個字，沿著公路開始了從南江正直黑潭公社到重慶的步行串聯。領頭的羅華國雖然扛著寫著“紅衛兵”的旗幟，卻沒有正宗紅衛兵組織的書麵證明，沿途紅衛兵接待站都不予接待。這支既不像學生又不像當地農民……不倫不類的隊伍，引來沿途趕場的人紛紛側目與議論。“抬起頭，挺起腰，虛啥子虛！”羅華國突然一聲吆喝，底氣不足的老知青們打起精神，目不斜視地往前走。他們口渴了喝溝邊田角的水，肚子餓了吞自帶的幹糧，天黑了睡農戶的屋簷。一千五六百裏路，十二天行程，硬讓他們步行著踩了過來。在故鄉重慶望龍門碼頭的輪渡上，老知青們互相看著磨穿了底的膠鞋和流著黃水潰爛的腳，忍不住互相抱頭痛哭。

　　20世紀60年代，這群脫離了主流社會“多餘的人”變極度自卑為扭曲的自尊。日後，他們以生命為代價縱橫於整個川東北，成為通南巴平及原達縣地區人見人怕的打、砸、搶、抄、抓武鬥精英。以至於當地民間發生糾紛，也要請他們到茶館去“擱平撿順”。時至今日，他們當中超級“天棒”的名字和故事還在當地人口中流傳。

　　戶口啊，戶口！

　　報載：重慶直轄之初，3000萬人口中75%是農村貧困人口。現年均46萬人口“農轉非”城鎮化水平達35.4%，城鄉差別一步步縮小，經濟快速發展。嗚呼！中國社會“戶口人格化”的現象終於逐漸淡出。

　　但是，你可曾知道，在長達近五十年的時間裏，戶口是衡量一個中國人存在價值的主要標準。從娘胎裏落地之日起，緊隨而來的戶口就基本決定了你這輩子的社會地位。在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這兩大類中，又分別有：山區山上農村戶口、河邊平壩農村戶口、鄉場非農業戶口、區鎮非農業戶口、縣城戶口、地區戶口、大城市郊區糧農戶口、菜農戶口、郊區城市戶口、大城市市中區戶口等等，九等十八級，各級各類戶口等級森嚴，差別明顯。含金量最高的當屬大城市市中區戶口……最不值錢的是邊遠山區山上農村戶口。

　　戶口遷移可以從城市往農村遞次向下遷移，絕不能從農村往城市向上攀升。整個計劃經濟時期，國家按各級各類非農業戶口的級差，供應不同檔次的糧票、肉票……油票、煤票、布票、鹽巴票、火柴票等給城市戶口的人購買生活必需品。持城市戶口的人還享有政府統一安排的就業機會。而持農村戶口的人不僅沒有供應，還要交糧、交錢、接受派工等承擔各種義務。這種不可逾越的差別使中國的戶口體製就像池塘裏的水圈，核心是大城市中心戶口，一圈圈向外延伸，最邊緣的就是邊遠山區山上農村戶口。處於外圈邊緣戶口的人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都千方百計向內圈核心遊。

　　那時候的婚姻也因戶口而變得尷尬。非農業戶口的老漢可以輕而易舉找個年輕體健的村姑；農村戶口的小夥為了進廠、進城屈娶非農業戶口老嫗；山區山上的姑娘為擺脫貧困降低條件爭著嫁往平壩；平壩的姑娘嫁鄉鎮；鄉鎮的姑娘嫁區縣；區縣的姑娘嫁地區；地區的姑娘嫁郊區；郊區的姑娘嫁市區；市區的姑娘向往京……津、滬……形成基本固定的婚姻走勢。人格因地區差價各異，仿佛全國人民都在圍繞戶口轉。

　　混亂的60年代末期，知青們切身地感受到他們含金量最高的大城市戶口忽然變成了邊遠山區山上農村戶口，社會地位一落千丈已經墮入社會最邊緣時，明顯地缺乏邊緣人生存必需的謀生手段、能力和心態。饑寒交迫之際，他們還受到當地一些吃國家供應糧的鄉場非農業人口、收入較好的山下平壩農村戶口人的奚落。這樣，江青輕描淡寫的幾句話“小青年愛玩槍”，“好人打壞人應該，壞人打壞人活該，好人打好人誤會，壞人打好人經受鍛煉”激活了他們心中鬱積已久的怨氣……煩躁和憤懣。在武鬥遍及全國的時候，知青與知青、知青與農民、知青與幹部之間的群體械鬥演變成了一場真正的混戰。在這場混戰中，雙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天羅地網

　　1968年，雨季農閑，長赤區紅四林場的39中同學周治中、王保明等約我和一群男女知青去長赤區趕場。經十幾裏山路跋涉，我們來到進長赤集鎮路口，發現當天趕場的人少得出奇，多數街上居民伸出頭張望後趕緊縮身關門關窗，少數膽大的望著知青竊竊私語後也抽身回屋。忽然，一個女知青說：“你們看，對麵山上糧站怎麽這麽多人送公糧，每個人手裏還拿著根打杵子（山區背東西歇氣的工具）呢！”話音未落，街上的一些門忽然劈裏啪啦地打開了，一些人手持棍棒衝將出來，大叫：“打呀！把這些狗日知青的屎擠出來！”我們見勢不妙，拔腳就跑，殊不知天羅地網早已形成。對麵糧站的人包抄過來，田坎、路口、糞坑旁，到處是組織嚴密，手持刀槍棍棒的人在圍追堵截。

　　知青突然成了反特電影片中落入人民戰爭汪洋大海的空投特務，抱頭鼠竄，逢岩跳岩，逢坎跳坎也插翅難逃。開始我們還不想跑，心想我們又沒幹什麽壞事。可是看見那些拿著棍棒、刀、火藥槍的人已經打紅了眼，不分青紅皂白，隻要看見是知青就打。前麵十幾名男女知青已經被分隔包圍打倒在地，隻聽到他們喊爹喊娘，鬼叫狼嚎。周治中隨手不知在那裏拖了一根扁擔，帶領我和王保明不要命地跑，王保明和我的鞋子跑掉了，赤腳被紮得全是血。一群人圍過來，王保明急中生智從背包裏拿出報紙包著的準備打菜油的瓶子高舉著大吼：“手榴彈！”趁人們猶豫時，我們鑽進了山林。

　　後來，在一個長赤區當地知青（他曾經在長赤街上當剃頭匠）的帶領下，我們躲進農民的豬圈，半夜起來過三江壩闖廣元，躲過沿途民兵和“群專”（當時稱之為革命群眾專政隊）盤查混火車回到重慶。回渝後，才知道，這次打知青是縣武裝部長點頭、自上而下有組織的行動。長赤區鄰近的沙河區團結公社打死知青3名……重傷2名（詳見楊興全《南江風雲》一文）

　　盡管當時社會上到處都是“油炸某某，火燒某某”、“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砸他個稀爛，滾他媽的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等恐怖口號和革命行動，但一下子死傷這麽多知青畢竟不是小事，悲痛欲絕的家屬親友不依不饒。

　　多次上訪未果後，他們聚集到菜園壩火車站準備臥軌強行爬車進京告狀。

　　時值重慶市內“8・15”和“反到底”兩派之間武鬥升級，先是重慶軍分區交通艇在郭家沱水域巡邏時被高射炮擊沉；繼而登陸艇、炮艇沿江而上，炮擊東風船廠、朝天門碼頭及沿岸建築和船隻，長江交通中斷，人心大亂；然後空壓廠的坦克開進市區，南山建起了高炮陣地，不時向上新街和市區發射炮彈。

　　此時此刻的菜園壩火車站已成死港，站台上胡亂擺著幾具亂槍打死的死屍發出陣陣惡臭，沒有火車，也沒有司機。欲哭無淚的死難知青家屬們困獸般在火車站折騰了幾天後，分期分批赴京開始了漫長的上訪之路。殊不知此時造反派之間的派性鬥爭已演變成全國性的大規模武鬥，局勢失去了控製，中央信訪部門被造反派接管根本無暇過問此類小事。

　　經過兩年的煎熬，重慶天府煤礦一名老實巴交的井下礦工使事情有了轉機。此人小名狗兒，大名吳金全，陰差陽錯作為產業工人代表被選進“九大”任候補中央委員。一日在北京開會分組討論，周恩來總理到四川組聽取匯報。在總理親切目光的鼓勵下，老吳實在按捺不住，戰戰兢兢站起來，吞吞吐吐地說出了自己侄兒和其他知青一起被無辜打死的冤屈，說完話這個木訥的挖煤工已經大汗淋漓，淚流滿麵。

　　在中國，通了天的事情就好解決，加之領袖已經發出“12・22指示”，大批的知識青年還要下鄉。中央正好出台了保護知青、懲辦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的人的政策……1969年秋天，在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李大章的親自督促下，成都軍區派出部隊撇開達縣軍分區、達縣地革委，將組織基幹民兵濫殺無辜知青的團結公社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何碧忠等7名區鄉幹部逮捕法辦。

　　帶著硬傷回城

　　70年代開始，大規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種種弊端暴露無遺。在這一運動中，知青是悲劇的主角。他們既不能如領袖所希望的那樣解決因為“文革”而積壓起來的上千萬城市中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也不能完成“防修反修”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曆史使命。相反，全國1683萬中小學生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抗戰時期，淪陷區的學子在炮火中，顛沛流離到西南維係了國家的教育，而上山下鄉運動卻使中華民族的文化道德傳承史無前例地出現了斷層。大批缺乏知識……思想糊塗的青年既是政治運動的犧牲品，又是當時和後來中國社會混亂無序和文化衰敗的製造者。盡管國家和企事業單位為安置知識青年花費了100多億元，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仍然嚴重傷及農民、知青、知青家長和社會，社會各界怨聲載道。70年代中後期知青開始大返城，這是建國以來就業問題最嚴峻的時期，為了通過頂替、招工、病殘、參軍、被推薦當工農兵學員等脫離農村返回城市，全社會都行動起來通關係、走後門、找門路、公開行賄、多少無錢無勢的女知青隻好含淚出賣自己的身體。世風惡化，前所未有。後患無窮的裙帶關係網社會不僅死灰複燃，而且變本加厲，逐漸演變成組織嚴密，控製中國社會一切領域的既得利益集團。

　　匆匆返城的知青們年齡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大多數都沒有專業知識還思想茫然……在大城市的生存競爭中是從頭開始和準備不足的一代，他們在農村埋葬了自己的青春與夢想，回城後猛然發現自己早已被時代所拋棄。許多人在困境中奮起掙紮，真正出類拔萃者為數區區。相當多的人苦苦掙紮後，過早地喪失了生活熱情和社會責任感。他們漠視社會，為了生存在社會最底層輾轉掙紮。日後企業改製與改革中又輪到他們紛紛下崗，老之將至，衣食不保，知青終於構成城市弱勢群體的主要部分。

　　如果還有人津津樂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對青年的成長是一種難得的磨煉，認為這段特殊的人生經曆是其他時代青年所不能得到的精神財富的話，阿Q就真有理由笑話那些頭上不長癩子的人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對國家、民族、個人都是一個沉重的話題，因為它傷害的不僅僅是知青。“青春無悔”的是那些知青中鳳毛麟角的“成功人士”，“劫後輝煌”的是那些“龍生龍，鳳生鳳”、下鄉鍍了金的太子黨高官。麵對絕大多數草根老知青的慘淡人生，我們不能脫離開傷害去奢談磨煉，而應該首先弄清楚這種磨煉的性質。別林斯基說：“悲劇是一所最好的大學。”但是離開了一定的條件，悲劇隻能是深淵，永遠成不了大學。

　　作者簡介

　　何隆華，重慶市人。1948年出生。1964年8月初中畢業上山下鄉到四川省南江縣正直區黑潭公社林牧場，1969年撤場插隊。1972年至1986年在重慶市南岸區上新街運輸合作社做了近15年搬運工人。1986年至1989年受聘到長壽縣長壽湖聯合企業公司子弟中學，教過初、高中，任過教導主任、副校長。曾在重慶市某機關供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