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3、西山坪上的“小右派”

　　李北蘭

　　1960年，共和國饑饉的年代。因父親右派問題被捕勞改，我當年高小畢業沒考上初中。為了生存，也為了“贖罪”，便和本區同齡或大三歲（初中畢業沒考上高中）的右派子女，以及部分右派分子，來到重慶市北碚區朝陽街道公社所辦的西山坪街道農場勞動改造，直到1962年農場撤辦。

　　寒夜裏的兩盞“紅燈籠。”

　　1961年1月17日晚上，輪到我和同組的另外兩個小夥伴成小眉、譚必全到“下屋基”值夜班守菜地―因附近的饑民常常在夜裏成群結隊地到農場來偷菜，故場裏讓場員輪流值班，以保護集體財產。

　　“下屋基”是一幢破敗的土牆房子，離場部有一裏多遠，四周是農場的菜地，故專用做值夜班輪換之用。下半夜，瘦得像一把鐮刀的上弦月落山，夜黑沉得愈發叫人發悚。盡管值夜班守菜地也不是頭一回，但不知怎麽的，卻總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感覺籠罩在我們的心頭――今晚該不會出什麽事吧！那時，全國上下正在學習據說因為保衛集體財產被階級敵人殺害的少年英雄劉文學，剛剛才摘下紅領巾的我們自然也曾舉起拳頭在英雄遺像前宣誓。然而，一旦那些手持砍刀、被饑餓折磨得近乎於瘋狂的偷菜的農民真的出現在眼前時，卻又難保不拔腿往回跑……

　　恐懼、寒冷、饑餓輪番“轟炸”，我們不由得緊了緊在凜冽的寒風中猶如一張薄紙的棉襖，在最佳�望哨―一塊突兀的大石頭上蜷縮成一團。

　　好在我和小眉因家庭環境熏陶自幼愛看書，肚裏都裝著一籮筐故事，於是，便你一個《十日談》，我一個《聊齋誌異》地擺起龍門陣來，直到困倦和疲憊陣陣襲來。“好像有什麽聲音？”迷迷糊糊之間，忽聽得譚必全喊。“偷菜的……”我一個鯉魚打挺跳了起來。“不，不，是飛機，飛機！聽……”小眉說。果然，一陣飛機的轟鳴聲由遠而近。抬頭一看，隻見茫茫的夜空中有兩盞又大又圓的“紅燈籠”，紅得驚心，紅得駭然，還沒等我們反應過來，那“紅燈籠”便隨著低沉的轟鳴聲從我們的頭頂掠過。不知為什麽，我竟想起小時候鄰居家死了人，在夜空裏施放的孔明燈。

　　興奮，疑惑，不安，直到另一組值班的小場員到坡上來接替我們（每三小時換一次班）我們都還在爭論：“那‘紅燈籠’肯定是飛機的前燈！”“飛得那麽矮……該不會是敵特的飛機吧？”“敵特的飛機能深入到咱們四川腹地來嗎？”“恐怕還沒過邊境，就被解放軍打下來了……”然而，不說“敵特”還好，一說“敵特”，大家都兀自緊張起來，即便回到生有一堆篝火的值班房，還時不時看一看四麵通風的門窗，害怕有“空降特務”衝進屋來。畢竟還是13歲的孩子，最後我們還是架不住瞌睡蟲的催促，在忐忑不安之中，迷迷糊糊地打起盹來。

　　離天亮大約還有兩個多小時，該我們三個小夥伴值最後一班崗―以往的竊菜事件幾乎都發生在黎明前的黑暗，而半夜時分的那兩盞“紅燈籠”的陰影尚未消散，一種莫名的恐懼感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盡管害怕，盡管留戀值班房裏那堆像母親一樣散發著溫馨的篝火，但我們還是互相鼓勵著衝進寒氣逼人的曠野。

　　再坐到已凝上一層薄霜的最佳�望哨時，我們已全無睡意，雖“沉默是金”，但我們的心裏卻在不停地祈禱：快快天亮，快快天亮……拂曉時分，天黑得像一口倒扣的大鍋，使勁睜大眼睛，也看不清眼前的一草一木。頭天晚上那頓打了折扣的“吹吹”稀飯早已化成幾泡尿，餓得前胸貼著後背，我便摸到菜地邊掐了幾根白菜頭，不辨滋味地嚼起來。“小聲點……有賊！”機靈得像一隻獵犬的譚必全“呼”的一下掀開棉帽的耳朵。我們屏住呼吸仔細傾聽了幾秒鍾。“嚓嚓嚓，嚓嚓嚓……”下麵月亮田裏的砍菜聲明白無誤地傳入我們的耳鼓。“有人偷菜！”

　　我們幾乎是下意識地往月亮田那邊跑去。夜霧茫茫，我們看不見偷菜人，隻看見無數把雪亮的砍刀在夜霧中閃動。

　　“過來嘛，過來就砍死你們幾個小崽兒！”尚未跑攏，便聽得一聲低沉的斷喝。

　　我們赤手空拳，自然不敢上前去阻攔，但“責任”卻使我們不敢拔腿往回跑，於是便跑到迎風坡上扯著嗓子向場部大喊：“場長，有人偷菜！場長，有人偷菜……”兩股顫顫，那喊聲自然也不利落，遙遙的拖腔在漆黑曠遠的夜空裏顯得格外淒楚、悲涼。一會兒，忽聽得場部響聲大作，叫罵聲、吆喝聲、犬吠聲、雞鳴聲……一陣急促的腳步聲伴隨著幾聲朝天開的槍響，“嚓嚓嚓”的砍菜聲驟然消失。

　　正呆若木雞之時，卻見高大健壯，有著一副男人大嗓門的場長肩扛槍，手持電筒向我們跑來，身後還跟著幾個農場的民兵。“為什麽不早一點喊？月亮田的蓮花白（即卷心白菜）幾乎全被砍光！”還好，她沒有像往常那樣拿我們的“高成分”來上綱上線。正兀自慶幸時，卻聽得她嘴裏吐出一串國罵：“……值班不負責任，扣你們的罐罐飯！”斯時餓得人生菜都能吞下肚，“扣罐罐飯”的懲罰比挨打還要令人絕望。

　　天剛蒙蒙亮，我和小眉像霜打的茄子蔫蔫地回到場部，準備“享用”值夜班掙下的半天休息時間，並相約著等午飯時間過了再起床，免得被場長“扣罐罐飯”後看見人家吃午飯時餓得更厲害。

　　路過離場部不遠的長滿水草的大堰塘時，我們不由得停下腳步，堰塘邊那塊光滑的洗衣石旁，分明漂浮著一張折疊的紙。受好奇心的驅使，我們用一根小木棍將那張紙撥到塘邊。拾到手裏，卻見那紙折了四折，邊沿還訂了一顆訂書釘。“這是什麽紙呀？還用得著訂這麽牢？”扯掉訂書釘，將紙展開一看，我們卻傻眼了……原來是一張印有“台北”字樣的彩版宣傳畫……“哇，果真是敵特飛機！”我們不約而同地想到昨晚掠過頭頂的那兩盞“紅燈籠”，隨即便像開水燙了手似地將那傳單扔在地上。然而我們明白，現在就是扔掉傳單也脫不了幹係―扯掉的訂書釘不可能完全複原，如果這張被人拆看過的傳單被搜山的民兵拾到，清查下來……我們篤定吃不了兜著走。商量過去商量過來，我們最後還是決定拎著那張濕漉漉的反動傳單到場長那兒去“自首”。

　　沒有多少文化、但階級鬥爭的弦一向繃得很緊的場長還沒等我們“申辯”完，便暴跳如雷：“好哇，丟菜的事還沒了結，現在又看反動傳單……等我搜完山再跟你們幾個‘小右派’算賬！”說罷，便氣哼哼地帶著幾個武裝民兵搜山去了。盡管惴惴不安，我們回到宿舍後還是一覺睡到吃午餐的鍾聲敲響。也許是場長太忙……忘了對我們進行懲罰，我們端著碗到夥食團去，竟順利地打到了飯菜。

　　吃飯時，方知場部已下命令：凡拾到反動傳單、空投食物不交者，一律送交公安局；凡傳看反動傳單、偷吃空投食物者，格鬥勿論。

　　忐忐忑忑一直挨到晚上，也不見場長的蹤影，其間聽得場員們紛紛傳說：昨晚的敵特飛機是從西藏方向低飛入四川盆地的，過西山坪時撒下傳單，過白羊壩和二岩時還撒下了麵包、臘肉、糖果等食物。據說，白羊壩和二岩的老百姓不聽幹部和民兵的勸阻，悄悄將“有毒”的食物撿回家去“打牙祭”。“怎麽不給我們空投點食物呢？就算是有毒我也要把它們吃下去，死了也是個飽死鬼！”傳說者傳說之後，往往還要不無豔羨地添上這麽一句。

　　第二天早上起來，還沒見場長回來，我們心裏才稍微放鬆了一點：她忙她的階級鬥爭去了，一時半會是顧不上來“理麻”我們的！

　　第三天上午，場長帶著幾個神情疲憊的武裝民兵回到場部，她當即宣布：“晚上開鬥爭大會！”一聽到這個消息，我和小眉的心直往下沉―看來是在劫難逃了……

　　……

　　晚上，當場長在馬燈霍亮的鬥爭台上大喊“把人給我押上來”時，我們才發覺民兵的槍不是對著我們，而是對著幾個平時“不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和“專與領導作對”的搗蛋分子。“你跟空降特務有什麽聯係？”“空降特務給你布置了什麽破壞任務？”“你吃了‘刮民黨’好多麵包和臘肉？”“你們的聯絡信號是什麽？”這“痛打落水狗”的鬥爭自然是既觸及靈魂也觸及皮肉，不鬥得被鬥爭者趴到台上不能動彈，是不會罷休的。這鬥爭當然沒有結果，因為沒有什麽“空降特務”，這些被鬥爭者也不可能吃到扔在十幾裏外的二岩和白羊壩的“有毒”的麵包和臘肉。

　　由於場裏一連數晚上都開鬥爭會，場長早把要對我們幾個“小右派”實施懲罰這件事忘到九霄雲外。

　　擋路的“大石頭。”

　　1961年春節前的那個星期天，氣溫驟然下降，從中午開始，便紛紛揚揚地下起了重慶鮮見的大雪。盡管天氣惡劣，但回北碚街上休假（農場每周日休息一天）的場員們傍晚時分還是冒著大雪陸陸續續歸場，一來是為了趕那頓屬於自己的晚餐（過時作廢）二來也是怕場長每周日晚上的大點名―若遲到或曠工，輕則被扣“罐罐飯”，重則挨批鬥。

　　吃罷晚飯，正待在寢室裏等場長來點名，忽聽得男寢室那邊一陣大嘩。“這家夥吃了豹子膽？竟敢不按時歸場？恐怕又是去搞什麽破壞活動了……”原來，場長點名點到其中一間寢室時，發現少了一個姓李的右派分子，故而大發雷霆。同寢室的另一個右派分子遲疑了片刻，便立正著說：“報告場長，李某某已經生了好幾天的病了，會不會……”話音未落，便被場長的一聲怒喝打斷：“閉上你的臭嘴！你和那個家夥狼狽為奸，以為我不知道？我問你，那家夥哪一頓少吃過一口……分明是裝病，逃避改造！”場長手中揮舞的棍子，差點敲到那個“多嘴多舌。”

　　的右派的頭上。

　　剛剛跨出寢室門，場長便氣急敗壞地喊道：“下山去把他給我抓回來！”幾個武裝民兵不敢怠慢，立即背上槍冒著風雪下山去了。

　　長年睡陰暗潮濕的地鋪，有一段時間，我的腿腳夜夜抽筋。這位懂醫的李姓右派曾主動為我紮了幾次銀針，使我的病情大大緩解，我因而對他頗有好感（雖然有時也暗暗批判自己沒站穩階級立場）再加之他是我們這個組的組員和監管對象（小右派監管大右派）朝夕相處，多少有點息息相關。故我半夜睡在床上竟不能成寐，心裏一直都在嘀咕李某某：若被民兵五花大綁押回來可就慘了！

　　第二天清晨起來，山野一片銀白，鋪在石板路上的積雪足足有半尺厚。吃早飯時……便從其他場員的口中得知，昨晚，冒著風雪下山的民兵和李姓右派至今尚未歸場。這一下，心中更是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看來，是凶多吉少了！”

　　十二三歲的孩子都是忘憂草，吃過早飯，我和同組的幾個小夥伴扛著鋤頭，打著雪仗，嘻嘻哈哈地順著鋪雪的石板路向遠處的田地走去。剛剛轉過離場部約一裏路的鬆林坡，一位眼尖的小夥伴便停住腳步大喊起來：“看，那是什麽？”原來前麵石板路的中央，橫亙著一大坨積雪覆蓋的東西。“大驚小怪，不就是坡上滾下來的一塊大石頭嗎？”“走，我們去把它掀開，免得擋路。”然而，當我們用鋤頭勾著那“石頭”準備往坎下掀時，卻發覺有點不對勁：“這是什麽石頭嗬？怎麽軟塌塌的？”三鋤兩鋤刨開積雪，卻見一件看上去有點眼熟的黑色棉大衣，再仔細一看，棉大衣裏還蜷縮著一個僵硬的人……“我的媽呀！”還沒看清楚那人是誰，我們便哇哇大叫，丟下鋤頭往回跑，後麵跟來的幾個小夥伴見狀，也慌不擇路地四下逃散。

　　聽了我們的報告後，場長鐵青著臉，從牙縫裏擠出一聲國罵：“他媽的！”隨即便帶著場部的幾名“官員”直奔現場。驚驚惶惶之中，有消息傳來：死者正是那位李姓右派，據說從他的身上搜出了病假條和一張住院通知書。“這人也是，看都看得到場部的燈光了，怎麽就倒在雪地裏了？其實，隻要再堅持十分鍾，就有活的希望……”“重病、饑餓、寒冷、勞累等交替‘轟炸’，他能從北碚街上走上山，都算是奇跡了！隻可惜……”“肯定是回農場來請病假的，誰不怕場長的‘周日大點名’呀……”也許是“兔死狐悲”吧，那天上午，我們這組的大右派和小右派皆無心做活路，第一次有了“共同語言”。

　　中午時分，幾個武裝民兵也一溜一滑地返場。他們聲稱，他們當晚就趕去了李姓右派的家，但卻撲了一個空―據李姓右派的家人說，李姓右派已在兩小時前出發返回農場。“既然這家夥已經返場，那我們也用不著再回農場去了。”因風雪太大，民兵們便“梭”回各自的家“溫暖”了一夜……當他們得知李姓右派已用不著他們那根粗壯的繩子“伺候”時，全都像泄了氣的皮球蔫了。

　　山路“蹉跎”的端午節

　　1961年端午節的早上，我和12歲的許陵陵抬著一隻足足有我們半人高的糞桶，跟著場裏其他擔大糞的大人和半大人，說說笑笑地向十幾裏路外的二岩和白羊壩走去。白羊壩是嘉陵江溫塘峽裏的一個碼頭小鎮（後因泥石流全部搬遷）二岩是緊靠白羊壩的一座山崖，崖上就是廣義的西山坪。

　　二岩的筆陡早就有所耳聞，曾從一個反革命罪行展覽會上看到，某人嫌妻醜，便把妻子騙到二岩推下萬丈深淵……雖有思想準備，但一旦真的站到林木幽深、地勢險要的二岩頂，我們的心還是提到了嗓子眼。斧劈刀削般陡峭的崖壁上，一道用人工鑿出的石梯幾無曲折地一沉到底，別說走，光看一看也叫人眩暈！然而，返回是不可能的。如果無功而返，今明兩天的罐罐飯要被扣掉不說，還有可能被上綱上線。於是隻好硬著頭皮慢慢往下“躦”，“躦”到有兩尺高的石坎時，我們兩個“矮打柱”就隻好拖著空糞桶往下“梭”。膽戰心驚地下完最後一道石梯……高度緊張的神經才得以放鬆。

　　常言道：“上坡容易下坡難。”但當我們把滿滿一桶大糞從糞船上抬到二岩的山腳下時，還是愁了個“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這麽陡的路，這麽高的坎，我們怎麽爬上去呀？試著向上抬了一小段，最後還是被嚇得退了下來―使出吃奶的勁……也沒能把那隻沉重的糞桶拖上兩尺高的坎，還險些潑了自己一身大糞。其實，我們並不怕髒和臭，但卻怕滿桶糞抬回場部隻剩半桶糞，不好交代。於是，我們把糞桶擱在路口，眼巴巴地看著同去的場員（年齡多比我們大）抬著或挑著糞桶……上一步台階喘一口粗氣地上岩而去。雖然不好意思說出口，但我們內心還是希望哪位上了二岩之後，再下來幫我們一把。然而，我們把眼睛都望穿了，也不見有“雷鋒”下岩來―時近正午，跟我們一樣早上隻喝了一碗清稀飯的大場員們也自顧不暇了！

　　二岩是白羊壩通向西山坪最近的一條路，但不是唯一的路。據當地居民說，沿著白羊壩左邊街口延伸出去的那條彎彎曲曲的窄公路也能上山（公路的盡頭是西山坪勞改農場）不過，至少要多走兩倍的路。已是午炊時分，容不得再猶豫了，我們便抬著糞桶走上碎石鋪就的公路。

　　這條狹窄的公路靠著嘉陵江邊的一段還比較熱鬧，濤聲、船夫的號子聲、廣播聲（江對麵是澄江鎮）在河壩練操的解放軍的口哨聲、“嘩嘩篤篤”的造船聲，合奏出一支嘉陵江交響曲，使我們暫且忘記饑餓和疲勞。那一刻，我們甚至還有點慶幸自己走了這條遠路，而免去了潑掉大糞、摔下懸崖的危險。

　　然而沒想到的是，越往西山坪腹地走，越是人煙稀疏，漸漸地，一種大雁失群的孤獨感開始啃齧我們的心。累、餓、渴，再加之白花花的太陽曬得人頭昏眼花，我們歇氣的次數越來越多，有時一坐下來就不想再爬起來。眼見著太陽已經打斜……如不加快步伐，今晚就要露宿山野了。在理智的支配下，13歲的我強打起精神……充當起姐姐的角色，不停地給小我一歲的同伴講故事，還時不時給她畫一隻“大餅”充饑：“回到農場，我們就可以午飯和晚飯合並享用了……”

　　下午5點多鍾，我們終於抵達公路盡頭的西山坪勞改農場，這裏離我們農場隻有七八裏路，而且沒有坡坡坎坎。勝利在望，我們猶如打了一劑強心針，不禁停下糞桶朝農場方向打了幾聲吆喝。正“忘乎其形”時，迎麵來了一群放學回家的頑童……見我們這副狼狽相，便拍手大喊起來：“小右派！小右派！”“右派右派，夾個尿罐！”並揮著拳頭唱起了《社會主義好》的歌：“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我們實在有點忍不住，就與其對罵了幾句，可這一下卻捅了“馬蜂窩”―這些比我們年齡小的孩子竟撿起石頭向我們擲來。寡不敵眾，且身負“重擔”，我們不敢戀戰，便連忙抬起糞桶冒著“槍林彈雨”逃之夭夭，不想卻因禍得福―腳下速度竟大大加快。

　　轉眼工夫，太陽落山，夜霧漸起，黑黢黢的鬆樹林裏不時傳來“謔謔謔”的聲響……早出的貓頭鷹在林間飛來飛去，時而發出陣陣怪叫。女孩子本來就膽小，再加之很少走夜路，我們的神經末梢都豎了起來，心怦怦地差點跳出胸腔。我們一邊走，一邊還是壯著膽子四下張望，生怕什麽地方鑽出一頭怪獸把我們給拖了去。

　　正腳手軟之際，卻見前麵齊刷刷地射來幾束手電光，“北蘭，陵陵……”

　　原來是我們同組的幾個小夥伴（沒有一個場領導和大人）―他們見天黑盡了我們都還沒有返場，下班後沒顧上吃晚飯，便邀約著前來接我們了。

　　擱下糞桶，我和許陵陵都大哭起來。

　　作者簡介

　　李北蘭，女，1947年出生於重慶北碚。1960年高小畢業因父親右派問題未考上初中，到北碚西山坪街道農場勞動一年多，農場撤辦後，又到北碚蜂窩煤廠勞動大半年，1962年考上重慶市二十二中。1965年初中畢業未考上高中，當年10月上山下鄉到南江縣坪河林場，1968年底插隊落戶到南江縣碾盤公社長坪大隊一隊。1979年6月返城到重慶北碚日用百貨公司工作，後調至北碚商業職工學校任教，1997年初退休。為重慶市作家協會、世界華文詩人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