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2、成都有個“青訓班”

　　唐龍潛

　　“青訓班”的全稱叫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開辦於1964年，其組織領導機構是當時的共青團成都市委。

　　1964年是怎樣的一種情況呢？一方麵上山下鄉正進入一種熱烈的輿論準備，《人民日報》開始辟出“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專欄，河北的邢燕子、天津的侯雋，以及江蘇的董加耕等下鄉、回鄉而“大有作為”的事跡正在廣泛宣傳報道。但從全國來看，還未形成一種運動，一定規模，理論上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特別是如何組織實施的手段方麵還需要進一步摸索、探討、總結。另一方麵，潛在的上山下鄉對象已經在全國各大中城市廣泛存在。他們是在高中、大學升考中被淘汰而又無法在城市就業的待業青年。在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是由於近年來貫徹階級路線被貫徹下來的人，時髦的稱謂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為家庭沒有什麽問題的青年，即使被升學的分數線拒之門外，也大多能夠通過就業這一關。那時當個工人或售貨員什麽的是隻需“政審”而無須進行文化考核的。隻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才會因為過不了“政審”而在升學和就業中被同時“雙開”，從而成為在城市待業青年中最沒有出路的群體。所以當共青團成都市委將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的大旗一舉，迅疾投到麾下的便首先是這些年輕的末路人。不知道全國其他城市的情況怎樣，但在成都正是這批人充當了有組織的成批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先驅。以我所進入的第二期“青訓班”為例，在五百多學員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屬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於是這裏出現了一個悖論：按當時的宣傳，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史無前例的創舉……是移風易俗的革命行動，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重要途徑，總之是非常光榮而又偉大的事情。見諸報端的那些典型也都個個光芒四射，或已身兼各種領導職務，或成為各種代表出席各種會議，甚至受到超規格的禮遇―如有幸同偉大領袖握手，並一同拿起筷子吃飯（進餐）這樣意義深遠而又前程無量的事本該是“根紅苗正”的正統接班人的事業選擇，結果卻荒謬地落到了從正統的眼光來看在接班問題上大可懷疑的人身上。這宣傳和實際的矛盾其實絕大部分人也都心知肚明是宣傳的虛假，“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們也心知自己和革命接班人之間有著怎樣的天壤之別。但當時的情況用青訓班學員的話說叫“三麵架機槍，隻準走一方”，奈何？

　　“青訓班”自開辦起來很快奇跡般地膨脹，一期、二期、三期、四期，由幾十人到幾百人，到幾千人，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才壽終正寢。

　　我是1964年12月9日走進梁家巷那座小院的。八月望斷高考落榜，接著各種就業渠道均被堵死，連老“社青”所不恥的到山區修路的申請也因“政審”被駁回，頓覺末路途窮滿目蕭然，整日焦眉愁眼度日如年。忽然聽說有這樣一個所在：不政審不填表不查三親六戚隻要報名就成，不交夥食費進去就有飯吃，而且是放開吃……總算網開一麵，我立馬報了名，並破天荒地迎來了辦事處幹部的笑臉和一張大紅喜報。原想弄個十天半月就下鄉去吧，不想卻由於種種原因一待就是整整七個月，得以親眼目睹和切身感受了這個既不像學校也不像軍營的時代怪胎的全部運作方式，幾十年後想來這幾個月還真是值得總結―算是解剖一隻麻雀吧。

　　“青訓班”首先是營造了一種環境，一種高揚的革命化的環境。一走進這裏滿眼所見都是革命的口號標語，紅紅綠綠貼滿走道、食堂、寢室、操場甚至廁所周邊……其中有不少是偉大領袖的語錄。大喇叭裏成天播放著“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誌昂揚……”“我們年輕人，有顆火熱的心……”等革命歌曲。“青訓班”還有一條規矩：先到的要隨時作好準備熱情歡迎後來的。所以每一位提著被蓋和網兜的人一進來，立即便會被蜂擁而上的男男女女所包圍，代提行囊，噓寒問暖，熱情介紹，細心安排，雖然大家素不相識卻能瞬間親如一家。按那時的觀念應該是比一家還親，因為這時是隻講階級不講家庭的時代。按民族的文化傳統，中國人原本是很重家庭的，但在那時革命早已深入到家庭，家庭親情、家庭關係……家庭紐帶正被階級、路線、革命衝擊得七零八落，傳統意義的家已不複存在，每個人都成了直接聽命於黨的社會一分子，其外化形式就是由黨所建立的深入到社會各個領域的嚴密的組織係統和層級管理。

　　凡進來的人，多是東碰西碰碰得滿麵塵灰還是找不到廟門的年輕人，在這座城市的僻街陋巷獨自領受落魄和孤獨，煢煢孑立，形影相吊。現在一下子掉進了這熱氣騰騰的革命大家庭裏，又有了組織，有了隊伍，有了戰友，有了領導，心頭不熱也熱，頓時便會生出些終於又被革命接納了的豪壯，進而依稀感到人生價值的提升。私下還有一層心底的隱秘：原來不止我一個啊，起碼這裏還有這麽多人嘛……這又會有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親切。

　　針對這批人的實際，“青訓班”製定了思想教育的重頭戲，簡化為：放下包袱，開動機器，背叛家庭，劃清界限，從現在起抬起你的腿邁出革命化的第一步。那步驟自然是要先割尾巴。這方法特有效，大家不能升學，不能就業，原來都是娘老子害的，窩了一肚子氣，現在總算找到出氣口了。不用怎麽動員，很快便形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競相大罵娘老子的熱潮。小組罵，大組罵，上午罵，下午罵，別人幫著罵，老師指導罵，罵的水平越來越“高”，分析得也越來越透。譬如說老娘給買了一件花衣服，其實質是誘以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要求認真讀書，是鼓勵走“‘白專’道路”，灌輸“學而優則仕”的腐朽人生觀。而如果父母叫你聽黨的話，那性質就更嚴重：這是以假象掩蓋反動麵目，因為什麽階級說什麽話，狗嘴裏吐不出象牙啊！

　　最絕的是全大隊集中開展的大暴露大批判。幾百人擠在飯廳裏，上方設一講話台……學員自己走到台前暴露家庭，批判影響，表達誓死背叛的決心，其熱烈踴躍的場麵令人歎為觀止。輪得上走出來亮相的多是大反動：大地主、大資本家、大右派、大特務、大將軍……大反動的子女們站了批判台，令小反動的子女們隻好作壁上觀。批來批去有點走調，有的人把握不好就老是在西服領帶洋房汽車上兜圈子，竟成了好像在展示“先前闊”。我認識的一位哥們氣不過，臨機一動，將其父連升三級由局員擢升為局長，硬是風風光光地擠上台去過了一把癮。

　　我無法用嚴肅的筆調來記述這一切，因為這實在像荒唐的鬧劇，但我知道很多人那時是真誠地在做。至於我自己，一方麵是說不清不好說（家庭成分沒有問題，關鍵是父親，但他當時是公民，有選舉權，頭上也沒有帽子。多年後才知道他當時便已被定為叛徒、特嫌、內控對象）另一方麵是還沒有發昏到那地步。所以大會小會我基本上沒發言，隻是冷眼旁觀。

　　有了生活也就有了藝術。在“青訓班”學員自編自演的節目中爆出了一個“精品”―話劇《革命化的第一步》。劇情大意是一個名叫龍兒的資本家的兒子如何背叛家庭，立誌下鄉（就是進了“青訓班”）當時在成都劇場公演時座無虛席，頗贏得了不少巴巴掌。劇中那位反對兒子下鄉的資本家太太有這樣一句台詞：“龍生龍，鳳生鳳，我們的龍兒呀，一定要成龍，不會成蟲的！”扮演者那嗲聲嗲氣的調門，扭腰撅腚的姿態，使每次演到這裏時總要掀起一個小高潮，引來一陣哄笑。這笑聲既是對演員惟妙惟肖演技的讚賞，也是對那位不識時務的資本家太太的嘲笑。也許正因為如此，這句台詞和由它引出的熱鬧便同時打入我的記憶，至今不忘。

　　中國受血統論之毒何其深也！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如那位資本家太太輩均一體供奉。時光流逝，世事詭譎，有趣得很，這劇無須改動便由正劇變鬧劇變喜劇了，如果現在再來演一回我敢保證仍不乏哄笑之聲，隻是其意態情趣另有所鍾罷了。然而笑不出來的會是當年“青訓班”的知青們，被那位混賬太太不幸言中，果然成“蟲”亂竄了一陣之後的苦澀豈能輕易抹去？回首挺身前驅的豪情和真誠……荒唐和荒謬焉能不刺痛那早已不再年輕的心？誰道是青春無悔？

　　但是，多年來常常令我心靈震顫的卻不是這藝術的一幕而是生活的一幕。

　　那是1966年吧，“文革”高潮中，一條很普通的陋巷，我去看一位也是在“青訓班”受過訓的戰友，老遠便聽到那位仁兄如雷的吼聲：“你隻有規規矩矩接受改造，否則隻有死路一條。變天複辟？白日做夢！癡心妄想！無產階級專政……”

　　我的心一下收緊，趕緊加快腳步。

　　隻有幾平米的一間破屋子裏立著雙目圓睜的那位戰友，房間角落裏站著個幹癟老頭，前襟上露著個大洞可以一眼瞥見肋骨。麵對麵的戰鬥還在繼續：

　　“你說！不是想收聽敵台搞個收音機幹什麽？”

　　“我沒想，沒想，也收不到……”

　　“你沒有收怎麽知道收不到？還想狡辯，真是頑固到底，反動到底，死路一條！”

　　這第二次聽到“死路一條”，老頭子開始嗚嗚了，接著就蹲到地上辯解，說沒人跟他說話啦，沒人睬他啦，他也是沒辦法隻有聽聽收音機啦之類……大概覺得說到理直氣壯的地方了，聲音忽然大起來：“你這沒良心的東西，我到底把你養了這麽大……”戰友冷笑一聲，大義凜然地怒斥道：“少來這一套，是你把我養大的？是黨和人民把我養大的……”

　　盡管是父子，但現在已分屬兩個階級。一麵是咄咄逼人，一麵是有苦難言。這就是革命？

　　據我所知，這位老兄這些年來就跟著這位地主分子的父親在生活，多年來他父親的工作是負責三所公廁的清潔衛生，也還算得勤懇，不偷奸耍滑。成天弓腰駝背地捏著把掃帚，提著隻破桶臭烘烘地來往於三所公廁和一個家之間，即使不掛著分子的黑牌，那實在的臭味也要令人敬而遠之。按說環境嚴峻，生活艱難，相互間本應該有些相依為命的感覺吧，不想卻是怒目相向，鬥室成仇。

　　我看見桌上確實有個小黑匣子，拿起來看了看是最原始的礦石收音機，心想這該沒有什麽吧……老頭忽然躍起，搖晃著身子靠過來攤著手求我還給他。我正猶豫間戰友卻一把奪過去揣進褲兜裏，同時拋出斬釘截鐵的一句：

　　“不行！必須上交派出所！”

　　我渾身戰栗了一下。

　　四十多年過去了，每當想到那情景還是戰栗。老頭當早已作古，不知他是否曾活到揭“帽子”的那一天。那位仁兄後來失去聯係，至今音信杳無。我想，今天他倘還健在，也該早為人父了，該有些別的想法了吧，願他的靈魂已經得救。

　　“青訓班”有非常嚴密的組織管理體係和層級保密製度。最高領導層是由團市委派來的幹部組成，也就五六個人。其中職務最高的是秘書長和宣傳部長，我們稱某秘書長和某部長，其他幾人大概是一般幹部，我們統稱“老師”。全部學員為一個大隊，下分為若幹中隊，中隊下再分為若幹小組，每個小組大概10-15人。

　　大隊、中隊設委員會，有隊長、副隊長和各種名目的委員。小組設組長一人副組長二人。所有學員幹部都是由最高領導層直接任命，不搞選舉。我想他們任命的根據一是檔案材料，二就是他們自己的觀察和好惡，包括和自己關係接近的親疏……“青訓班”陰盛陽衰，很出了一批才貌雙全的女幹部，我想主要是她們更容易引起領導的注意。“青訓班”幾乎每天都在開會，各種層級不同的會，而且基本上都在晚上。反正大家食宿在一起，方便。我在“青訓班”是很落後的，所以連副組長都沒弄上一個。因為我對這一切本能的反感，一點熱情都沒有，隻是在熬著，應付。所以那些各級幹部們在開些什麽會我不知道，也不關心。並且那些幹部們好像很快就受到嚴格訓練，每次會議下來個個守口如瓶，決不向外透露半個字。在這種高揚的革命氛圍和嚴密的層級管理的組織控製下，“青訓班”弄得很有些像軍隊，一眼看去那真是紀律嚴密，行動一致，萬眾一心。比如，我們凡是出去參加勞動（做零工）或別的什麽活動，來去的路上不論人數多少都是整隊行進，隊前有人舉著寫有“上山下鄉”字樣的紅旗，隊列旁邊有人吹著“左右左。”

　　的口哨，一路走還要一麵唱著適合行軍的“四二”拍的革命歌曲，如“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誌昂揚……”之類。每頓吃飯前也要立隊集合唱一首革命歌曲，然後再一起進入飯堂。

　　別人的感受怎樣我不清楚，但我自己卻覺得非常別扭，非常壓抑，非常不適應，隻希望這一切趕快結束，快點下到農村去。也許是這種情緒在不經意間流露出來了，結果拉響了一次警報。

　　那是一天很晚的時候，一個和我私交較好的同學（他當時是另一個小組的組長）

　　滿麵陰沉地把我拉到一個僻靜的地方，低聲說：“昨晚開組長會，例行匯報各小組成員的思想動態，你們組的組長在匯報中說你的思想有些消極，對‘青訓班’現在的做法流露出不滿。某老師很重視這個情況，把你的名字都記在本子上了，並說要嚴密注意，隨時匯報。”

　　這按說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事，但在那時就是天大的事了！在夜色沉沉中我不由倒吸了一口涼氣，心裏頓時生出對那位匯報同學的厭惡，同時覺得這“青訓班”真是像一個實行嚴密思想控製的特務環境。難怪他們成天都在開會，原來就是幹這些？從此我三緘其口，謹慎小心，並對那位當組長的同學高度警惕。直到在農村幾年以後，我和他才冰釋前嫌，化為笑談。他說他當時也沒想到會那樣嚴重，說過之後看到那位老師的神態自己也感到緊張。

　　“青訓班”吃飯是不交夥食費的，但其實這夥食費得自己去掙。明白地這樣說大家心裏肯定會不舒服，所以公開的說法是：背叛家庭，革命化的第一步已經走了……現在要走第二步，過“勞動關”。於是到處聯係看哪裏需要臨時工，不論幹什麽，隻要有活幹我們就去幹。我們成了成都市最龐大的有組織的臨時工隊伍，攬過各種各樣的活。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成都市第三磚瓦廠幹活的那一段。記得進去的時候是熱天，我們幾百號人黑壓壓的一大片，看去比磚廠本身的人還要多得多。大概磚廠的運作方式主要是依靠臨時工，這用起來價廉物美。我們一去，廠裏就把所有的臨時工都打發了，實質上就是我們搶了很多人的飯碗。攬到這樁活，“青訓班”的領導都很興奮，暗暗在算著經濟賬，幹兩個月下來能夠掙多少多少錢，起碼後幾個月的生活費沒有問題了。當然，這算盤隻是放在肚子裏，最多是最高領導層決策會上拿出來算算賬。

　　按照製磚的流程，所有人員編為幾個作業組。原泥組：把黃泥挖出來，裝上滑車運到磚機旁，作業手段是挖、挑，包括“放神仙土”和點火放炮。磚機組：把黃泥裝進磚機，再把製出的磚坯抬上架子車。架車組：負責用架子車把磚坯運到晾曬的磚場。磚場組：負責下車、晾曬，並將晾曬幹的磚坯運到燒結窯。可以看出所有工序都是屬於重體力，而且帶有一定危險性。我編在架車組。俗話說：“七十二行，架車為王”，這個組挑的都是身體條件比較好的男生，因為一人拉一輛車，獨立操作，全無幫襯。一車濕磚坯有九百多斤，來回有三公裏，還要上坡下坡過纜車等。我們架車隊清一色的裝束是短褲、背心、墊肩、草鞋。隻要車帶一上肩，拉出幾百米，便要汗流如注，不論吃多飽隻要拉一趟，肚子隨即就感到空洞洞的。24小時三班倒，每班要拉近二十車，單行程就一百多裏。磚機的轟鳴聲響徹雲霄，兩個出磚口磚坯流水似的滾出，磚機組的人總是在大喊：“架車，架車，快！快！”所以卸掉磚坯後放空返回，基本上都是在開跑。

　　我常常一麵跑一麵就在想卓別林主演的無聲電影《摩登時代》（Modern Times）

　　……這機器真是害死人啊！我伺候的那台磚機說是慈禧太後時洋務派進口的德國造……雖說是老掉牙了，但當時仍是所有磚機中產量最高的。在累餓中苦撐苦熬的時候真是對那“西太後”的吼叫充滿怨毒，唯一愜意的時候就是“老佛爺”病了。

　　年代久遠，“老佛爺”難免要常常出點小毛病。隻要突然一下磚場清靜下來，別說那心裏有多暢快了，就暗暗希望這老掉牙的家夥一病不起。然而這是不可能的……檢修人員隨時就待在旁邊，不等熱汗晾幹，那令人背脊發麻的轟鳴聲便重新會鋪天蓋地而來。

　　在磚廠的整個勞動中，出現過幾次險情，所幸未造成重大傷亡和傷殘。但堅持不住病倒的人越來越多，隻要不是臥床不起，養病的人就到廚房幫忙，狀況再好點的就安排在坡道口，上坡時幫我們架子車推一把。在當時的那種高昂的革命氛圍下，除非是真病得實在熬不下去了，沒人願意自認趴下了來幹這些事。我不明白“青訓班”當時為什麽要攬這樣重的活，說是過“勞動關”也該循序漸進啊！據我所知男同學情況還好一點，有一些女同學可就是在這段超負荷的勞動中落下了病根。

　　磚廠的勞動幹了近兩個月，也許是錢掙夠了，也許是別的什麽原因，總之“青訓班”的領導喜氣洋洋地宣布勝利結束，撤離返回。大家總算鬆了一口氣。

　　我們離開成都前做的最後一項工作是分派到各個街道辦事處去動員待業青年上山下鄉，也就是為“青訓班”找新學員。領導說這是我們接受了半年的訓練，現在為黨做的第一項工作。於是我們開始走家串戶，或慷慨激昂，或苦口婆心，還真是“忽悠”了一大批人報名。

　　1965年7月11日，“青訓班”第二期終於結業了，在陰沉沉的天空下，裝載著我們的車隊頂著蒙蒙細雨，從人民南路廣場出發，十萬人夾道歡送。我至今不明白，我那時怎麽就能從十萬人群中一下子看到了母親的淚眼：她老人家一麵揮手，一麵拭淚，一麵強裝笑臉。篷車一晃而過，但這一瞬卻永遠定格在我的腦海裏，永遠都是那樣鮮活。

　　作者簡介

　　唐龍潛，1964年在成都三中高中畢業，1965年7月下鄉插隊到西昌縣高草公社，現在四川省委黨校工作（已退休）關於知青的文字有73萬字長篇小說《滄桑路》大型歌舞劇《中國知青魂》、《毛澤東和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互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