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1、“脫胎換骨”路漫漫

　　李自森

　　“人生沒有筆直的路，路是人走出來的”。這是人們常說的話。幾十年來，我與父親兩代人走過的人生路如出一轍，正好是對此話的一種詮釋。

　　一

　　我的父親出生在四川省達縣地區窮鄉僻壤的農村，祖祖輩輩是佃農。他六歲給地主的兒子作書童，伴讀，上私塾，念小學，憑著過人的天賦，通過不斷的拚搏，在南京中央大學畢業，到了重慶謀生，後來娶了大資本家胡子昂的妹妹為妻……成了地主。這樣，他脫胎換骨，從“被剝削者”變成了“剝削者”，由達縣人變成了重慶人。由於出眾的才幹，父親仕途亨通，他加入了國民黨，當過國民政府合江縣征收局長，涪陵田賦管理處副處長。1949年後，父親先在西南貿易部工作，繼在四川省對外貿易局工作，後來調到重慶合作商業局。最後在重慶棉麻站工作至退休。

　　我出生在喧鬧繁華的山城重慶，在那裏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由於是地主的兒子，是國民黨員的兒子，1964年高考自然落榜，上山下鄉去了達縣地區。經過頑強努力，我在那裏入了團，參了工，參加全國成人高考脫產讀了大學，追求進步二十多年入了黨。我娶了工人的女兒為妻。這樣，我徹底脫胎換骨，從“二等公民”變成了“無產階級先鋒隊”戰士，居然當了達縣外貿局局長，達縣地區外貿公司總經理，副處級退休。四十多年過去，我由重慶人變成了達縣人。兩代人的經曆真可謂“脫胎換骨”路漫漫。

　　1964年8月，我在重慶名牌學校重慶六中（現名求精中學）高中畢業。當時我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除了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之外，還是學校籃球隊長、校報《朝霞》主編、班上的英語科代表兼語文科代表。我躊躇滿誌，十分自信：不是大學選我而是我選大學。殊不知自己竟名落孫山，升學無門。一時我陷入迷惘，幻滅，在學校十幾年正統教育中接受的信念瀕於坍塌。

　　那時的重慶城，毛主席的教導天天在播放―農村是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董加耕、邢燕子的事跡到處在宣傳―農村是天，天高任鳥飛；農村是海，海闊憑魚躍。達縣來接知青的人更是繪聲繪色地在各個街道辦事處鼓動―大巴山人傑地靈，是革命老前輩王維舟、張愛萍的故鄉，是徐向前、李先念、王樹聲、許世友等成千上萬紅軍將士浴血戰鬥過的地方。紅色大巴山的山水一定能把你染紅。

　　我從困惑中醒悟：駿馬得在崇山峻嶺中奔馳，蛟龍得在驚濤駭浪中遨遊，雄鷹得在狂風暴雨中搏擊，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人得走脫胎換骨之路。九月初，我告別了山城，告別了父母，父親百感交集地說：“孩子，去吧，去老家恢複祖業吧。”我隨著那成百上千的知青大軍奔赴達縣，來到了地處該縣邊緣的新橋公社林場……

　　二

　　林場建在達縣、開江、梁平三縣交界的連綿起伏的群山裏，一個當地人叫鷹嘴岩的石峰下麵。這裏，傳說幾百年前是鄉民躲避匪禍的山寨，山門上依稀可見“天音寨”三個字。這裏，荒無人煙，雜草叢生，枯樹橫弋，荊棘遍野，常有麂子。

　　野豬、野兔、豹子出沒。建場初期，我們常聽到麂子在夜裏淒涼地哀鳴，我們曾目睹野豬偷吃包穀留下的一片狼藉，我們在大白天曾親眼看見豹子叼著小豬逃竄……

　　第一年，林場有26名知青，分別來自重慶、達縣城關、萬家公社街道。場長叫顏魯海，是當地農民，四十開外，複員軍人，據說曾參加過淮海戰役，擔任過大隊黨支部書記。他與知青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深受知青愛戴。

　　白手起家建林場，艱苦到極致，創業之艱辛不堪回首。

　　由於我們住在大山上，所在公社無糧管所，幾乎每兩天就得派人到二十多裏外的萬家公社挑米，購油，風雨無阻。

　　煮飯沒有灶，我們與當地社員一樣，沿襲古代人的方式，在屋梁上吊下一個可以升降的鐵鉤，將鐵罐子掛在鉤上，底下生火。頭幾個月知青炊事員劉俊芳、周誌英缺乏經驗，煮的飯不是生就是糊。吃飯無好碗。無論是飯碗、菜碗，統統是從山下碗廠撿回來的缺碗，那些土碗有如出土文物。

　　長期沒菜吃，幾乎頓頓是鹽巴米湯泡飯，當地社員沒種菜賣的習慣。有時社員送點醃菜，也是杯水車薪。

　　解手無廁所。林場二十多人僅有一個用茅草搭的“人”字棚，一個蹲位，棚口又無遮擋，常常發生“撞車”。多數知青解手是在一人多高的茅草地野外作業。真是到什麽山唱什麽歌，我們常哼著：大雪滿山坡，屎脹莫奈何，風吹P股冷，留到明天屙。更讓人為難的是，解大便沒有手紙，知青被迫學當地農民，用篾片刮……

　　住宿更麻煩。幾十個人住在一個長二十米寬十多米的大茅草屋裏，屋的四周及中間隔牆都是不到兩米高的土牆，四麵透風，地麵是原生態的地，不少地方仍長著青草。每人一架小床，鋪上稻草、席子或床單，掛上安置辦公室發給的小蚊帳，蓋上“安辦”發給知青的薄棉被，睡到天亮周身都是涼的。因為潮濕，床下的鞋子兩三天不穿就要生黴。饑餓成天伴隨著我們，寒冷隨時襲擊著我們，政府發的每月兩元錢生活補貼實在捉襟見肘，男場員的頭發幾乎都是相互用剪刀理成清一色的“馬桶蓋”，相當多的場員隻能用鹽巴刷牙。城市與農村，如此大的生活落差時刻考驗著我們，我們堅持著，咬緊牙關挺著。一天天，一月月，我們深深地明白，脫胎換骨就得闖過生活關。

　　當時，我們曾創作演出過“詩朗誦―紮根在紅色的巴山。”

　　……

　　山城的兒女啊，

　　紮根在紅色的巴山。

　　三個石頭砌個灶，

　　茅棚裏麵把家安。

　　喝的是高山的清泉，

　　吃的是鹽巴米湯下飯。

　　說苦，比城市裏難道不苦！

　　苦中有樂，我們仍然覺得幸福。

　　說甜，比舊社會難道不甜！

　　甜中有苦，我們更不忘幸福來之不簡單……

　　幾個月後，我們搭起了廚房，建起了大灶，蓋起了“豬樓”，有了廁所，基本上解決了“進出口”難題。一年半後，我們修建了一樓一底的瓦房，得以安居樂業……

　　三

　　林場，顧名思義應該是育林，造林，護林單位，可是上級要求我們在一至兩年內達到糧食自給，經濟自立。國家將在一兩年後取消每月六元錢的夥食補助和兩元錢的生活補貼，簡稱“斷奶”。

　　不管叫林場還是叫農場，我們首先要解決糧食問題，大麵積的開荒種糧自然是當務之急。寒露胡豆，霜降麥，農時不可誤，季節不等人。幾十號人緊鑼密鼓，早出晚歸，燒荒挖地，累得我們喘不過氣。成天腰酸背痛，雙手打滿血皰，我們堅持再堅持，決不退縮。公社黨委劉廷壽書記帶領公社幹部上山支援開荒，武裝部楊啟富部長帶領公社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來開荒挖地，接受監督改造。我一看這些“五類分子”，除了十幾個老頭和中年人外，其餘都是年輕人……特別是還有兩個乳臭未幹的毛頭小夥。我有點納悶，怎麽這點年紀也是“五類分子”呢？中午吃飯時，一打聽才知道，那些老“分子”年邁體弱上不了山，由他們的兒孫來頂替。我恍然大悟，這叫父債子還。短短二十多天，我們就開荒整地好幾十畝。

　　為了解決種子難題，我與五位場友遠征南嶽公社挑麥種。從林場到南嶽往返有一百多裏地。那天，天下著小雨，山路很滑，我穿著一雙長筒膠靴，一大早就出發下山。中午，趕到南嶽已深感體力不支。吃過中飯，挑起六七十斤的麥種往回趕……上路不久，肩膀就開始痛起來，於是把擔子在兩個肩頭之間換來換去。硬是邁不開步，一路上總是掉隊。我咬緊牙關走了15裏地，到了大樹公社，兩隻膠靴有如一副鐵鐐，寸步難行。於是我脫了膠靴，成了寇準背靴，赤腳大仙。場友黃昌政是本地知青，他比我年長體壯，幫我挑起了膠靴和衣物，我頓感輕鬆了許多，步子也快了點。走出大樹公社場口，踏上那碎石路，赤腳經不住渣石的折磨，不能走了，隻好又穿上膠靴。哪裏知道腳上的泥沒洗幹淨，那泥腳在膠靴裏滑來滑去，腳又痛起來了。此時此刻，腰酸，背痛，腿軟，腳底有如針刺。我咬牙跟著走，老是跟不上，雨水、汗水、淚水混在一起不停地往下淌。好不容易才走到萬家公社，在昌政家洗了那已是血肉模糊的腳，換了雙解放鞋，又把口袋裏的麥種倒了些給昌政，再一同去追隊伍。來到山腳下，天也快黑了，我給昌政揮揮手說……老哥，我不行了，你挑得重，先走吧。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說：“我先走了……回場後再下來接你。”

　　陡峭的山，崎嶇的路，我爬一陣歇一陣，好不容易才到了半山煤廠。天已黑盡，我終於倒下了。等到戰友們打著火把將我接回去，我似乎隻有一口氣了，躺倒就睡。第二天我堅持參加播種，那麥種播在土裏，那麥種永遠種在了我的心裏。

　　播種結束，進入農閑。為了給林場創收，我們又組織了副業隊下山挑煤。半山煤廠到山下碗廠有五裏多路，我起早貪黑從每天挑五趟到挑六趟，從每挑100斤到120斤。一個月後，肩上磨破的皮、腳上打起的皰都好了。在此期間，我又學會了使用打杵，有了打杵，我每挑都在150斤以上。生產隊的社員和碗廠的工人伸出大拇指讚不絕口：“知青崽兒硬是不簡單。”我心裏明白，我要用勞動來洗刷自己的靈魂，若要脫胎換骨，就必須闖過勞動關。

　　脫胎換骨需要正式的認可。下鄉不久，我就向公社機關團支部交了入團申請書。

　　這是我繼初中、高中後第三次申請入團。

　　到林場一個月，場長顏魯海在會上宣布：經請示公社黨委同意，任命李自森、連麗先二同誌為林場管委會委員。我心裏洋溢著受到組織信任的喜悅，幹勁倍增，髒活、重活、累活搶著幹，下山挑米，上山施肥，特別是推磨，將購回的包穀在社員家的直徑約七十公分的大石磨上磨成粉幾乎成了我的專利。不少場員轉上幾圈就頭暈目眩，我一推就是半天，甚至一天。我嘴裏說推磨不暈，其實，那也是把昏與累藏在心裏而已。

　　更考驗我們的是那次山林火災。那天，場員陳國清為了加快開荒的進度，燒山時火巷沒有留夠，一點火又遇上風，釀成山火，整個山林一片火海。火光就是命令……明知火燒人，偏要闖火海。幾十個場員衝向火場，我衝在最前麵。見到陳國清還在地上一邊打滾，一邊叫喚：“我要去勞改了，我要遭勞改了！”我不由分說……衝上前踢了他兩腳，“趕緊起來滅火！立功補過。”

　　我們幾十人每人摘下幾根鬆樹枝，用它們撲打火苗。眼看火快撲滅，我們稍微鬆勁，火又燃起來了。火仍在蔓延。累，真累慘了。口幹，似乎喉嚨在燃。忽然一陣大風，火借風勢，死火複燃，四麵是火，大火險些將我吞噬。衣服著火了，在地上滾滅，後來我幹脆脫了衣服，赤膊上陣。顏場長不停地高喊：“大家再加把勁，決不能讓火翻過山，不然就撲不滅了。”大家拚命，真的拚命。我的身上已經散發出那烤乳豬的焦味。說來也怪，也許我們的行動感動了上帝，天上突然下起雨來。有老天相助，我們在山梁上終於擋住了野火。幾十個人全部躺在山梁上……至少半個小時，沒有人說話沒人動。望著梁那邊連綿的原始山林，那一片接一片的竹山，我真是不寒而栗。看看一個個燒焦頭發、燒光眉毛的場友，宛如麻風病人，我險些見到死神，我的“胎”、我的“骨”，連同我那“階級的烙印”差點被熊熊烈火燒為灰燼。

　　兩個月後，公社黨委劉書記找我談話：“重慶知青中，你表現不錯，還需要堅持……公社準備發展你入團。”我心裏非常激動，總算看到了脫胎換骨的希望。

　　四

　　不久，轟轟烈烈的社教運動開始了。社教運動也叫四清運動。四川省在達縣地區試點，達縣地區又在達縣試點，我們公社首當其衝。社員們在喊“運動了，運動了”，我們也在喊“運動了，運動了”。其實對於我們這些年僅十五六歲、十七八歲的知青來講，啥子叫運動，一問三不知。過去隻是耳聞：土改運動給他爹戴個地主帽子；三反運動給他爹戴個不法資本家的帽子；肅反運動給他爹戴個曆史反革命的帽子；反右運動給他爹戴個右派分子的帽子。我想：我都下鄉戴了農民的帽子了，還可能戴個“外星人”的帽子嗎？沒有譜，難免有點緊張。後來一打聽，這次運動的特點是首先讓所有各級幹部一律靠邊站，逐個接受社教工作隊。

　　組的審查，問題搞清楚了才讓出來工作，這叫幹部“洗澡下樓”。

　　很快，社教工作組進駐剛建幾個月的林場。一夜之間，場長顏魯海、副場長趙平順被責令停職審查，我和幾個成分不好的場管會委員被免職，接下來是林場場員按成分排隊，不排不知道，一排嚇一跳。除了馮在興、劉方明、周錫蓉、陳澤蘭等幾個十四五歲小知青成分好外，其餘是一挑沙罐下岩―沒得一個好的。這些人不光是資本家和所謂地富反壞右，還有其他諸多頭銜，如國大代表、綏定府中級法院院長、國軍師長、黃埔N期少校、國軍連長等等。工作組很快任命馮在興為副場長，上述幾個好成分組成了新的場管小組。

　　林場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徹底打亂了。一時間，我感到天低雲暗，空氣變得如此的緊，讓人喘不過氣來。

　　工作組羅組長是巴中最偏僻的公社大隊小學校長。他工作一絲不苟，總想在林場揪出幾個四不清“的幹部。他帶領四個文化都在初小以下的好成分知青，天天晚上組織我們學習。台上五個人一盞馬燈，台下二十來個人圍在火堆旁靠柴火照明。台上，羅組長天天念文件，翻來覆去地念，馮在興就跟著羅組長說，雖然磕磕巴巴，但總還可以翻版。劉方明就是那幾句：無產階級打江山，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我就是無產階級。兩名女領導幾乎一言不發。下邊的人鴉雀無聲。這樣的會維持了幾天。”

　　這天，全體場員下公社參加民兵組織成立大會。碗廠工人和林場場員大家整整齊齊站在操場上，公社武裝部楊部長講話後宣布：“從今天起，公社機關成立了新的民兵組織，碗廠是基幹民兵連，林場是民兵直屬排……任命馮在興為直屬排排長。下麵請馮排長講話。”馮在興雄赳赳氣昂昂上台就講：“我們林場現在正式成立了民兵組織，我們叫植樹造林排，我們的任務就是植樹造林。”下麵一片嘩然，捧腹大笑。楊部長瞪了他兩眼，大聲糾正他：“直屬排，直屬排。”小馮仍然不理解：“植樹排就是植樹……”楊部長罵人了：“奶奶的，立正！散會！”

　　人散盡了，馮排長愣頭愣腦地還站在台上。

　　工作組羅組長主持的學習會天天晚上照例開著，他念完文件，馮排長不說話了，劉方明話自然多起來了。他說：“我就是無產階級，我一無所有，是毛主席共產黨解放了我。我沒讀過書，不像我們萬家壩大地主梁子中，他把萬家壩的好田好土占了一大片，他兒子還讀了清華大學。我們林場還有些地主兒不老實，硬要安排我放羊，工分是最低的。”劉方明的話含沙射影刺傷了場員梁尤仲（梁子中是他伯父）梁尤仲立馬在下麵講起了劉家的故事：劉家祖上在萬家壩算得上是赫赫有名的富人，有田土、產業。到了劉方明父輩，不爭氣，成天賭錢，吸鴉片，家業一天天衰敗，到解放前幾年，成了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的窮人。土改時……他家當然是響當當的貧民�。他說是共產黨救了他，街上的人說是他爹救了他……不然他也不是貧下中農。聽完梁尤仲講的一席話，我暗自思忖：這真是一個富人變窮人脫胎換骨的故事。梁尤仲的回馬槍顯然擊中劉方明的要害，以後的會上……就很難聽到他作報告了。

　　工作組羅組長組織的學習會仍然在艱難地進行。台上其他四個好成分，一個二個不說話，成了他的獨角戲。已經幾天一個樣，文件念了又念，幾個小時沒人發言……純冷場。這天，夜已經很深了，在場的場員有的睡醒了一覺，有的仍在閉目養神，連台上的人也在打哈欠了。羅組長終於按捺不住性子，拿出在學校訓學生的把式，一拍桌子，一聲大吼：“不許打瞌睡，開會不發言，成何體統？有話就說……有屁就放。”話一落音，屋角傳出一個悠長的響屁。整個會場頓時喧笑起來，幾個膽子大的知青趁機開了腔：“這個同誌配合領導很及時，領導喊放屁就放屁……”接下來的情況一發不可收拾：會場上屁聲大作，長屁、短屁、連環屁，此起彼伏，小青年們肆無忌憚，笑得前仰後合。笑聲之中，羅組長憤然退場。以後連續幾天晚上開會，都是屁聲不斷，幾乎沒有幾分鍾的消停。的確，那段時間，林場主食是紅苕，吃了脹氣。場員們對現狀又有氣。顏場長是“四清”還是“四不清”懸起的；幾個工作積極能說會道的場管會委員又莫名其妙被免了職。成分好……沒文化、不會說話的坐在台上；成分壞、有文化、會說話的坐在台下。隻有屁響，而無發言，很自然。

　　這天晚上，羅組長又惱怒了，罵罵咧咧地說：“知識分子還要打屁，今天晚上，我們就討論‘屁’的問題。”會實在開不下去了，羅組長也厭倦了。從此很少開會學習。

　　“社教”期間，知青們照常聚在一起，或在火旁，或在月光下。林文瀾、王小林動情地唱起了憂傷的歌：

　　離別了故鄉，不知多少天啊！

　　親愛的故鄉，

　　望了又望，眼睛都望穿啊，

　　美麗的故鄉，

　　什麽時候才能夠回到你的身旁？

　　我不是不愛你呀，

　　親愛的故鄉，

　　為了祖國到處都是春天，

　　要離開你呀，到遠方。

　　……

　　一條小路曲曲彎彎細又長，

　　一直通向迷霧的遠方。

　　我要沿著這條細長的小路，

　　跟著我的朋友上戰場。

　　從未離開過家的小知青們常常以淚洗麵，一個人哭馬上引來一群人抱頭痛哭。

　　場員們傷痛的心一片空白，時時感到涼如冰霜。連日的大雪鋪天蓋地，我們的心情更是霜上加雪。這天半夜，突然一聲巨響把我們從夢中驚醒，起來一看，廚房被一尺來厚的積雪壓垮了。借助油燈的光亮抬頭看，大家不約而同地聲聲尖叫。

　　哎呀！不得了嘍，隻見那茅棚的脊檁以及其他好幾根檁子被積雪壓成U字形，有幾根柱子也變彎了，似乎整個茅棚即將垮塌。命懸一線，危在旦夕，我頓時直冒冷汗。撤也無處撤，躲也沒處躲。顏場長用電筒四處觀察，對我們說，中間堂屋因長時間生有火，棚上積雪要薄一些，檁子明顯彎得小一點。他當機立斷，命令大家統統穿好厚衣褲，立刻到堂屋去，多生兩堆火，烤火。我們迅速到堂屋，圍坐在火堆旁。剛坐定，又一聲巨響，女生寢室又垮了半間。真是太險了。此時此刻……北風呼嘯，茅棚不時吱吱地響，我們心裏格外緊張。楊胖子和幾個女場員呼爹喊媽地哭成一團，驚恐，抱怨，哀歎，空氣異常凝重。在這十分艱難的時刻，我很快意識到我們必須立即振作精神，我想起了馬雅可夫斯基的詩：無論是歌，無論是詩，都是炸彈和旗幟，歌手的聲音可以喚起階級。我立馬與趙場長商量，一拍即合，趙場長招呼大家：“來來來，來唱歌！”他與我率先唱起了：“我們年輕人，有顆火熱的心，革命時代當尖兵……”接著大家齊聲唱起了：“年輕的人……火熱的心，跟隨著毛澤東前進……革命人永遠是年輕，他好比大鬆樹冬夏長青……他不搖，也不動，永遠挺立在山巔……”激昂的歌聲一首接一首，歌聲在夜空回蕩，我們的心暖和多了。一直緊繃著臉的顏場長，臉上也露出了一絲微笑。他深情地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你們這些年輕人，將來一定會住上高樓大廈……”我暗自沉思，說得有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日子一定會實現。

　　天亮了，雪住了，我們正忙著用準備蓋豬樓、廁所的木料去撐那些彎得厲害的檁子。忽然，炊事員劉俊芳哭兮兮地跑來說，廚房的碗全部被打得粉碎了。我說：

　　“哭啥子嘛，反正都是些爛碗，破碗破摔沒關係，隻要我們人不出問題，不破人破摔就行了。正好昨天我收到哥哥從青海寄來的20塊過年錢，我馬上下山去買新碗，送給大家。順便還買點肉回來，慶賀我們躲過一劫。”顏場長點頭一笑，我拿根扁擔，張文敏背個背篼一同踏雪下山，去為大家找回一點好心情。

　　麵對著運動中遭受不公的待遇，麵對林場嚴峻的局麵，我脫胎換骨的決心始終沒有動搖，工作組來林場不久，我再次向工作組交了入團申請書，主動接受運動的洗禮。林場的社教運動出現如此局麵，公社社教工作隊黃隊長十分生氣。大概因為黃隊長是巴中縣稅務局局長，長期生活在城市，對知青上山下鄉有相當的認識……來新橋後，又多次與林場知青比賽籃球，對知青的情況有一些了解。他狠狠地批評了羅組長，怎麽能按照你教小學低年級學生的辦法來對待這些響應毛主席號召從大城市來的知青呢？那些成分不好的知青中也有表現好的，要求進步的嘛，哪能統統一棍子打死呢？黃隊長又找來了林場顏場長談話，了解情況，分析問題……打消了顏場長離開林場回家種地的念頭。黃隊長還是個籃球迷，常常邀我參加他們工作隊的球隊對外打比賽。我馬到成功，場場皆勝，黃隊長十分欣賞。他常利用這些機會教育我，鼓勵我爭取進步。

　　羅組長再度上山，很快顏場長、趙場長恢複工作。接著我和幾個被免職的場管會委員複職，林場又恢複了生機。

　　不久，工作組羅組長找我談話，他說：“你交了入團申請書，年輕人要求進步是對的，關鍵在行動。”接著他又說：“林場有人反映你每天在學英語，是想偷越國境跑出國？”我說：“學英語是事實，但是絕對沒有想跑出國。”他說：“你在林場學點林業知識、農業知識方麵的書是對的，讀英語是為啥呢？不學行不行……”我很快意識到，任何解釋都徒勞，似乎我學英語是犯了錯誤，便斬釘截鐵地說：“我不學了。”羅組長笑了，說：“這就對了。”從此我就把英語知識還給了老師。英語不敢學了，但我求學之心不死，仍悄悄地堅持自學中文。1965年秋……我參加西師函授考試，被西南師範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錄取。讀完一學期，卻又因文化大革命停課鬧革命，我的大學夢再次破滅。

　　又過了一個月，我再次交了入團申請書，羅組長又找我談話，這次是關於我父親的問題。他十分嚴肅地問：“你父親是貧下中農的後代，家裏很窮，為什麽能讀大學？為什麽又能娶大資本家的妹妹做老婆？”我一五一十地給他講述了我父親從貧下中農到地主的故事。

　　我的父親祖祖輩輩是達縣地區渠縣琅�鄉的佃農，幼年時，在鄉裏有神童的美譽……他六歲給地主老爺的兒子蔣道彬當書童，讀私塾，作伴讀念小學，背兩個書包……做兩份作業。13歲時恰逢偽政府要裝點門麵，重慶川東師範在上川東和下川東取兩名窮家子弟讀公費生，我父親有幸考中。畢業後，隨本鄉地主孫老爺的兒子孫定遠（王維舟的學生，地下黨員，烈士）出川，給孫定遠的南京醫社當收費員……後由孫定遠資助考入南京中央大學。一年後，孫定遠被軍閥孫傳芳捕殺，父親也難逃牢獄之災，經校方保釋才出獄。出獄後，父親衣食無著，隻好休學教書一年，再複讀一年，再休學再複讀，曆時八年才大學畢業。畢業後，回母校重慶川東師範教書，同時兼授重慶女師的課，這樣我父親結識了川東師範的校長甘典夔（甘是軍閥劉湘的血親）後來劉湘任四川省主席，甘即升任省財政廳長，為培植親信，委任我父為合江縣田賦管理局局長，後又任涪陵田賦管理處副處長。父親在重慶女師授課期間，通過在該校讀書的胞妹認識了正在該校就讀的胡家幺小姐（胡子昂的胞妹）上演“師生戀”，遭到胡家舉家強烈反對。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此事眼看成泡影。關鍵時刻，父親一封求婚信直送胡家老爺。胡家老爺係清末秀才，辦學教書幾十年，他讀信即眼前為之一亮，甚讚信的文筆，更對信上一手工整的毛筆字倍加稱道：此後生就這一手字這輩子不會受窮……態度急轉。於是派胡家大小姐率人赴渠縣，微服私訪。父親得此信息，連夜派人趕回老家，托當年伴讀的同窗蔣少爺巧作安排“借雞下蛋”。胡家大小姐一行由父親的胞妹帶路到了老家，直奔蔣老爺家。我家爺爺早已身著蔣老爺的服飾，頭戴蔣老爺的瓜皮帽，正坐堂屋，一言不發，概由蔣少爺張羅，給胡家大小姐介紹：這是李老爺的寒舍，這一彎彎是李老爺的田，那一片片是李老爺的地（其實都是蔣老爺家的田、地）……胡家大小姐一一記在心中，很快返重慶如實回稟“可謂門當戶對”。胡家老爺欣然答應此門親事。擇良辰吉日，我父母終結秦晉之好，購置田產，脫胎換骨，由被剝削者變成剝削者。

　　羅組長聽了我講的故事，似信非信。後來，工作隊黃隊長也問過我一次，聽後深信不疑。黃隊長說他老家有位同學，是貧農的兒子，後來參加解放軍到部隊，被一位將軍的女兒愛上了，結了婚，現在這位同學已是副師長了。

　　打那以後，我每月交一次入團申請書，先後交了八次，直到社教運動快結束時，為了體現社教運動能把“五類分子”的子女改造教育過來，展示運動成果（當時我們林場二十來個壞成分知青中僅有我一個人寫了申請，在爭取入團，全公社的“分子”子女幾百人中也隻有我一個人寫申請爭取入團）1965年5月10日，在社教工作隊黃隊長的親自關懷下，團支部通過了我的入團申請，並上報公社團委。

　　沒幾天，我們林場其他三名新團員和公社各大隊上報的新團員都批下來了，我的申請卻沒有批。我去支部書記老餘那裏打聽，結果大吃一驚。老餘說：“公社團委唐書記說，你本人表現很好，沒啥說的，但你家庭成分太高了，情況複雜，還需要考驗。”我問：“有好複雜？”老餘說：“就好比麻子加土斑再加癩腦殼，你是地主加資本家再加國民黨員。拐就拐在這國民黨員了，我們這裏十裏八鄉難得有個國民黨員，就連我們公社被鎮壓的惡霸地主周奎都還不是國民黨員嘛。”

　　於是我又向公社團委交了我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認識，對國民黨員的認識，一篇接著一篇。同時堅持不懈地努力工作。

　　又過了兩個月，知青陳開益、楊麗君申請入團，團委很快又批下來了。老場長顏魯海實在看不下去，找到公社最後一個“下樓”的領導黨委劉書記，說：“李自森的進步問題直接影響著林場那一大片成分不好的場員的思想。”在劉書記的過問下，又過了兩個月，到9月12日，公社團委才批準我入團。我終於完成了脫胎換骨的第一步。我既激動又高興，立即將此好消息寫信告訴遠在北京的大舅父胡子昂（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我很快收到了大舅父的親筆回信。老人家在信中說……“我們祝賀你到山區一年來的勞動鍛煉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充分說明一個人的家庭出身是沒有辦法選擇，但每個人的前途是完全可以由自己選擇的……先後八次申請入團，不怕丟麵子，不怕碰釘子，一心向黨，接受一次又一次的考驗，這更算得一項值得稱許的過硬本領。但是必須看到，入團是開始靠攏黨，接受黨的領導的萬裏長征第一步……一直到申請批準入黨，一直到入黨以後，不驕不躁……永遠作一個黨的忠實兒子。”舅父的教誨有如指路明燈，我進一步看準了前進的方向，隨即向公社黨委交了入黨申請書。

　　五

　　1965年的春夏之交，鷹嘴岩下早已是一片蒼翠，希望的田野上，麥浪滾滾，金黃連著金黃。間種的玉米苗長勢可愛，青菜蘿卜鬱鬱蔥蔥，豐收在望。小鳥叫個不停，場員們歌聲嘹亮。

　　在陣陣歡迎聲中，新一批重慶知青來到了咱林場。我們的隊伍壯大了，達到了38人。公社又派了一位曾擔任大隊會計的年輕幹部來林場任場長、團支部書記，老場長改任指導員。林場成立了團支部，設立了農業組、林業組、畜牧組、副業組……後勤組。組織機構日漸完善，生產經營逐步走上正軌。

　　我負責部分副業組的工作。我先是帶領鄧光軍、張延統兩名新團員赴大隊碗廠學做碗，不到兩個月，林場又抽我帶領王小林、杜光明、安定、黃昌政到深山老林的“老窪溝”利用大辦鋼鐵時留下的廢煤井辦煤廠。“老窪溝”真像電影《林海雪原》中的“夾皮溝”，離林場、離公社、離萬家壩都有十多裏，周圍極少人家……白手起家辦煤廠之難，可想而知。我們聘來了廠長，招聘了工人，大家齊心協力搭建茅棚，整理煤井，完善設施，很快投入了生產經營。我做煤廠會計，賣煤……其餘幾位場員下井拖煤。

　　煤廠是“原始人”的部落，一群“原始人”在這裏淘金。每天，幾個全裸的男人圍著火爐穿脫，換上窯衣窯褲，包條頭布，頭上插個桐油壺點火照明，下井。鑽過幾千米高不過80公分的巷道進入工作麵，挖煤，拖煤。下班出來赤條條地洗澡……吃飯，有時是一絲不掛吃了飯才洗澡。知青們也是一樣，經常是一臉黝黑，隻見兩隻眼睛在動。日子一久也就習以為常了。

　　我日複一日的工作是：生火，做飯，燒洗澡水，過秤，記工，賣煤，收款，記賬……發工資。三十來個平方的煤壩子有時要堆幾萬斤煤，還得將出班煤一鏟鏟甩到幾米高的煤堆上。我常常從早幹到半夜。偶爾，因運煤工排班排不過來，我還得下井去拖煤。

　　場友們換了一批又一批，我一個人一幹就是一年多，幾乎寸步不離煤廠，煤廠裏經常隻有我一個人。到夜裏，那一大片山溝也隻有我一個人。北風呼呼地吹，井水潺潺地流，不知名的野物聲聲嘶叫令人毛骨悚然。我不止一次獨自流淚到天亮……最難熬的是春節，每逢春節倍思親。上年春節，我與場友們在一起，或打籃球……或下生產隊演出文藝節目，豐富多彩的集體生活衝淡了許多感情的東西。而今在煤廠，放廠停工了，工友們、場友們都走了，我既要守煤，又要守廠，寸步難離。失群的孤雁啊，真的度日如年。背叛家庭，脫胎換骨，經受考驗，隻能把那濃烈的想家之感，思鄉之情強忍於心中。場部常派場友送來年貨，轉來郵政信件……陪我半天、一天。場友一走，濤聲依舊，我又重複著孤獨。親人、同學的來信……我讀了一遍又一遍，止不住的淚水一個勁地往外流。一把破二胡，拉著那《牧羊姑娘》、《康定情歌》、《數九寒天下大雪》、《思鄉曲》度過這多愁善感的日子。

　　公社黨委劉書記，林場顏指導員經常寫信鼓勵我：“要堅持，要挺住，黨是相信你的。”在那極其艱難的日子裏，我總是向前看，水是涼的，我的心是熱的；煤是黑的，我的心是紅的。我的心中燃燒著征服未來的熊熊烈火。

　　由於我們經營得體，管理精細，也由於煤礦的煤層厚，煤質好，產量高，銷路暢……煤廠成了林場的經濟支柱。滾滾財源流到林場，加速了林場的建設，提高了場員的待遇。我的工作成績得到了林場領導和同誌們的稱道，受到了公社黨委的讚揚。我先後出席了達縣地區首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代表會和共青團達縣第五次代表會。我更堅定了積極創造條件爭取入黨的信心和實現脫胎換骨的決心。

　　久已期盼，激動人心的時刻終於來了。1966年6月29日，這是我終生難忘的日子，我生平第一次參加黨支部大會。開會時，公社機關黨支部書記吳國全說：“今天我們準備討論發展五名新黨員，他們是王幫傑、周錫蓉、陳開益、馮在興、李自森。我們一個個地來。”“聽說今天要討論我的入黨申請，我的心像觸電一樣緊張。”（摘自我的知青日記）

　　討論入黨，程序比較多，三個下來就到了半夜兩點鍾。吳書記征求了一下劉書記的意見，說：“今天的支部大會就開到這裏，餘下的同誌下次會議再討論。”我的心裏充滿了希望。我這類的青年人，真的是給點陽光就燦爛。回到煤廠，我更加幹勁衝天，忘我地工作，期待著“下次會議”。怎麽也沒想到，這個讓我朝思暮想的“下次會議”一等就整整等了20年！

　　在林場當知青是我人生的起點，艱難困苦的磨礪鑄就了後來的堅強。自那次參加入黨審批會，仿佛我就是個黨員了，我始終堅持以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在後來的“文革”中，在插隊落戶期間以及參工後，我一步一個腳印往前走。從農民到工人，從工人到幹部，從基層到縣委機關工作，做到了永不掉隊。

　　1985年我參加全國成人高考，以高出錄取線160分的成績上了大學，圓了二十多年前的大學夢，證明1964年的不錄取是“曆史的誤會”。1986年，我在達縣黨校參加了苦等20年的“下次會議”，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了無產階級先鋒隊戰士。我用22年的艱辛，終於甩掉了父親“脫胎換骨”從貧農到地主給我背上的沉重的“成分”包袱，完成了一個逆向“脫胎換骨”的過程。

　　入黨一年後，我就擔任了達縣外貿局局長、書記；三年後，上調地區外貿局工作……後又擔任了地區外貿公司總經理，直到退休，加入達縣地區（現稱達州市）離退休老幹部的行列。在紅色的大巴山，我獻了青春，獻了終生，實現了展示老知青才智和捍衛老知青榮譽的心願。

　　六

　　悠悠歲月，無論當年有多麽困惑，總讓人時常回憶。林場的山山水水並不秀美可愛，總叫人有揮之不去的思念。是愛，是恨，是怨？說不清，道不明。幾十年來……我和場友們多次回那受苦受難的山村，一踏上那條路，便頓感喜怒哀樂，酸甜苦辣，五味雜陳。1986年，我和一些當年的知青夥伴一起相約回到林場舊址。當年我們曆經千辛萬苦蓋起的樓房沒了蹤影，我們住過的茅草棚蕩然無存，那些屋基和球場已遍布雜草，那成片成片被開墾的土地長滿了齊人高的芭茅草，那當年栽的成千上萬棵樹一棵也不見了，路也沒了。唉！太陽還是那個太陽，藍天還是那片藍天，山也還是那座山，梁也還是那個梁。啊！五年多的血汗付諸東流。“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我該向誰去討回那逝去的青春？

　　1995年，我與知青戰友帶著愛人和孩子再次回山村。本打算登山赴林場，走到半山腰，都走不動了，且沒路可走了。大家站在山間，喘著粗氣，望著山巔。曾經讀過我的《知青日記》的女兒感慨地說：“當年爸爸能挑100斤的大米上山簡直是個奇跡。”我接著說：“如今我自己也不敢相信那是真事。”

　　歸途中，女兒向我提出一個十分嚴肅而且很尖銳的問題：“看到你們這些知青叔叔��，一路上談笑風生，親親熱熱，你們當年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在一起朝夕相處五年多，怎麽就沒有一對耍朋友？更沒有一對結為夫妻呢？”我艱難地回答了這個沉重的話題。“當年，我們林場真是被愛情遺忘的角落。我們這些知青的身上幾乎都背著沉重的成分包袱，扭曲的靈魂讓我們有愛卻不敢愛，隻能殘酷地把愛深深地埋在心底。設想，如果兩個需要脫胎換骨的知青墜入愛河，後果就嚴重了。”女兒非要一問到底：“有好嚴重？”我隻得簡而言之：“當時，我們知青們都有共識―地主兒娶地主女兒等於大地主家庭；地主兒娶資本家的女兒等於大資本家家庭。那他們的子女肯定升學無門。地主兒娶工人的女兒等於上中農家庭，那他們的子女升學就有希望。你就是屬於後者，所以你能讀重點小學、重點中學、重點大學。”在場的知青們笑了，那些孩子也笑了，我女兒很不服氣地說……“我可是硬考的，高考分超過重點錄取線幾十分，並不是因為你們倆都是共產黨的書記，根紅苗正，我才讀成的！”我抱歉地說：“當初，我們哪裏知道現在不講成分了呢？”

　　2007年10月，我們林場23名戰友聚首達縣，共慶下鄉43周年。在專程從深圳、成都趕來的孫世謀、程裕坤的倡導下，大家再赴魂牽夢繞的林場，來到山腳下，遙望鷹嘴岩、天音寨，年過花甲的場友們“畏途�岩不可攀”，望而卻步。我們來到老場長顏魯海的墳前，揮淚燒紙，祈禱，追憶當年他帶領我們艱苦創業的情景……仰望蒼天，緬懷英年早逝已離開我們十多年的其他四位戰友，我無論如何也忘不了那些“脫胎換骨”的同行者。他們當中，有的始終未能改變不幸的命運，日子過得相當艱難。有的身體經不住“脫胎換骨”的磨煉―當年女知青標兵唐善莉……30歲便癱瘓，40過點便撒手人寰；當年體壯如牛的知哥黃昌政，而今剛滿60就拄著拐棍，行動艱難。有的冤裏冤枉背著沉重的“成分”包袱，走這“脫胎換骨”的路―知哥鄧光軍，其母戴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帽子，後來落實政策時居然找不到任何一丁點資料說明她是右派，原來她不是右派，僅是一個誤會。知姐王能旭，其父解放前為國大代表、城口縣副參議長。解放前夕，配合地下黨迎接解放軍，為城口縣的解放作出貢獻。解放後，其父積極參與新政權的工作，任城口縣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第一副主席。然其好景不長，1952年其父以政治土匪罪被城口縣法院判極刑。37年後的1989年，城口縣人民法院一紙判決……“原判的政治土匪罪科處，顯然不當……撤銷原判，應予糾錯”；其母曾因不實和不應定罪的罪名被判曆史反革命罪、現行反革命罪，1987年達縣市人民法院一紙判決“撤銷原判，宣告無罪”，父母都得到平反昭雪。得知戰友們的那些情況，我的心真的在流血，深感自己原來是不幸中的大幸。如果我算是成功者，那這種成功如履薄冰，機會太小了。在那漫漫脫胎換骨的路上，到處是階級鬥爭的旋渦。身背沉重的成分包袱的知青們，“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

　　我有幸倚仗著重慶求精中學打造的校籃球隊長和校報《朝霞》的主編那一武一文兩根拐杖踏冰前行。1971年，憑著出類拔萃的籃球技藝和近乎瘋狂的亡命拚搏，我入選了達縣業餘籃球代表隊。以知青為主力的達縣男、女籃球隊在地區運動會上一鳴驚人，雙雙奪冠，改寫了達縣籃球的下遊曆史。我隨十多名知青球員首批被特招參工到達縣商業局。正在慶幸當權派執行階級路線網開一麵，得知商業局按成分排隊分配我們去下屬公司，成分好的到棉麻公司、日雜公司、幹果公司，差一點的到農資公司，我是最差的分配到廢品公司。我想，需要脫胎換骨的我，在當權者眼裏屬於“人中廢品”，自然該去管那些需要再生的廢品，也許這叫對號入座，物以類聚。

　　同時被招為工人的知青球員，到各公司報到後，糧食定量幾乎都是27斤或30斤，工種為業務員、采購員、保管員，唯有我一個人很受“關愛”，糧食定量為43斤……工種為打榨工。公司安排我去了廢品倉庫，操作古老的人工打榨工具。沒過多久，又安排我去廢品加工廠當鐵匠。我暗自好笑，讓一個從12歲起就戴一千多度散光眼鏡的人去打鐵，真可謂閉眼瞎遇到睜眼瞎。但我二話沒說，服從安排，且好好地幹，因為我有七年知青蹉跎經曆墊底。我拿出當知青一小半的勁，就被大家評為公司先進。我感歎著：“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裏也。”我指望著“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中國大地，運動不斷，革命在繼續。1971年11月，聲勢浩大的“批林批孔”運動開始了，上級要求各單位必須張貼標語，辦好大批判專欄。公司周經理為找不到人辦此事而發愁，想起了李鐵匠，急招我回公司，問我會不會辦專欄，我猶抱琵琶半遮麵，心裏一陣竊喜，應承了這差事。很快，橫幅大標語拉上大街，大批判專欄如期上牆。上級領導讚不絕口，召開現場會。接下來，專欄一期接一期，標語寫了又寫。不久，四川日報刊登了我寫的中篇報道《廢品堆裏鬧革命》，從此……公司辦公室多了個位子，廢品廠少了個鐵匠，我站到了幹部隊伍中。

　　爾後，我又借助那武拐杖調到了縣體委作籃球教練，再借助那文拐杖作體委辦公室負責人。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撥亂反正”，小平理論的踐行，中國人前進的道路變得寬闊，我抓住了青春的尾巴，扔掉助殘的拐杖，在人生的路上夙興夜寐地展示，不遺餘力地衝刺。然而，時光不可倒流，青春不會回頭，一轉眼，老知青人雖未老，一刀切的年齡到了。

　　數英雄，論成敗，我們更應想想那百倍於我、千倍於我的失敗者，他們失去了寶貴的青春，以至於失去了太多，太多。他們是失敗的英雄。

　　“文革”前的老知青這個群體，幾十年來渴望公正和光明，今天特別珍惜社會和諧。可惜，對於我們的許多夥伴，和諧社會來得太遲。

　　青春的歲月像條山路，望著那彎彎曲曲的山路，回首自己走過的人生路，我情不自禁地朗誦起《三國演義》的開篇詞：

　　滾滾長江東逝水，

　　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

　　白發漁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

　　一壺濁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談中。

　　作者簡介

　　李自森，男，1946年9月1日生。1964年於重慶求精中學高中畢業，當年9月9日下鄉到四川省達縣地區達縣新橋公社林場務農。1965年考入西師漢語言文學專業（函授肄業）1969年林場撤場，於當地插隊落戶。1971年3月，因入選達縣籃球隊參工到達縣商業局土產公司。1984年調達縣體委任辦公室負責人兼達縣男籃主教練。1991年調達縣地區外貿局，後任達縣地區外貿公司總經理。達縣第十四屆人大代表。2003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