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3、滴血的光榮花

　　楊友維

　　1964年7月，我高中畢業參加高考，感覺考得很滿意，想到自己即將成為一名大學生心裏暗自得意洋洋。我是學習委員，又是團幹部，學習成績和平時表現均是名列前茅，母校安順二中是全國文教先進單位、貴州省紅旗學校，高考錄取率每年都是百分之八十左右，因此，我自信考上大學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

　　填報高考誌願時，考慮到父母工資低，我們兄弟4個都在上學，讀師院可以免交學費，減輕父母負擔，因此，我填寫的第一誌願是貴陽師範學院。但是，班主任陳容舒老師卻說我“沒有雄心大誌”，他叫我填的第一誌願是北京師範大學。我服從了班主任，心想即使沒考上，至少貴陽師範學院能夠錄取我。

　　走出考場那天，同班同學胡紹源把我叫到街上飯店吃飯，看他一臉愁容，我大惑不解地問：“你怎麽啦？考累了？”他說：“我是沒有希望的，你和我去吃一餐飯吧！唉―”我說：“何必破費呢？在學校食堂吃吧！”因為那年月，我這樣的窮學生到飯店吃飯是一種奢侈。他垂頭喪氣地說：“同學一場，吃頓散夥飯吧！”一邊說一邊拉起我就朝一家飯店走去。

　　他家庭富裕，父親是一名老公安，還有一個哥哥在省城貴陽工作。他年齡比我大兩歲，對我很關心，我非常羨慕這位老同學有這樣一個好家庭。他不僅要了幾個菜，還要來一瓶白酒，我一看連忙製止：“中學生守則規定不準抽煙喝酒，不要酒吧！”他淒然一笑：“現在我們不是中學生了！自由一點吧！”

　　我堅持遵守規則不喝酒，他拗不過我，自己倒了一杯酒，抬起酒杯後異常認真地說：“你的學習一貫都很好，肯定能考取重點大學；我成績不好，是考不取的。”我看他滿臉沮喪，連忙安慰他：“不要緊的，你明年再考吧！”

　　他咕的一聲喝了一杯酒，然後緊鎖雙眉，一字一句地說：“明天，我就到貴陽去……我不回來了，考不取大學，沒有臉見人呀！我……等你的消息，到時候我在貴陽送你上大學。”不管我怎樣安慰，他總是堅信不疑地說：“我考不取，你肯定是重點大學！”

　　第一批錄取通知下來了，沒有我的。我想等第二批吧！可是，第二批錄取通知發下來了，仍然沒有我的，而胡紹源卻被貴陽醫學院錄取了！天哪！上帝和我開了個玩笑吧？最後我得到的竟是“不錄取通知”！我們這一屆兩個高中畢業班共計74名學生，9人因為家庭政治審查不過關不錄取，兩人未達錄取線而落榜，其餘的63人均跨進了省內外大學的校門。

　　年輕無知的我哪裏知道，因我父親曾是國民黨安順縣黨部副書記長，1950年被關押勞改5年（於1979年特赦）家庭曆史政治審查過不了關而上不了大學。沒想到升學錄取時，高考成績竟會一文不值，家庭出身居然成了決定性因素！按那時的政策，像我這種家庭出身的人屬於政治不可靠之類，當然不屬於培養對象。我感到絕望了，我成了社會的棄兒，不知道前途在哪裏，痛苦、無奈、鬱悶，整天不說話，也不願意和誰見麵。

　　家裏人也不說什麽，偶爾親友來家說到我的事，祖父母和父母親都隻是長歎一口悶氣。好在親友們也明白事理，有的還安慰我說：“要不是你父親問題影響，你肯定是個名牌大學生了！”我知道，這樣的話，對我是一種寬慰，卻又是對我和父親的一種鑽心之痛。我流著淚哭不出聲音，把頭重重地往板壁上碰，嚇得年邁的祖父心疼地大叫起來：“不要碰！不要碰呀！”政治，政治是什麽東西呀？

　　一個上進的青年無緣無故地受到了它的迫害！

　　8月初的一天，校長張維叫我到他辦公室去。這位校長是北方人，南下老幹部，對我這位好學生曆來很關心。他無可奈何地說：“你是團幹部、班幹部，你帶頭上山下鄉吧！”我堅決地說：“我回老家！我的老家在農村，那裏有我的親人。”

　　張校長停了一會又說：“上級要求我們組織一批學生上山下鄉，插隊勞動，你帶上高中課本去，一邊勞動一邊複習，明年再考吧！”說了半天，校長硬要逼我帶頭上山下鄉！我是一名太聽話的學生，心裏感到張校長是愛莫能助，於是屈從了校長。上山下鄉成了我不得已的出路。

　　1964年8月中旬，我們學校的11個同學連同一中的10來個同學和幾個社會青年共計25人，作為黔中大地安順縣的首批知青，下放到寧穀公社（今安順市西秀區寧穀鎮）插隊落戶。出發時，我們胸前戴著一朵大紅花，背上背著一個印有“紅在農村，專在農村”8個紅字的鬥篷，在歡送的鑼鼓聲中走出學校大門，人們都用異樣的目光斜視著戴著大紅花的我們，就像觀看一群怪物。喪失讀書權利的我們在被逐出家園之際，卻又被戴上光榮花為自己遭受的不公遊街宣傳，這是多麽殘酷的折磨呀！我低頭凝視胸前的光榮花，卻看不到任何光榮，隻有滿腔屈辱，我的心在滴血！

　　低垂著頭，強忍著悲傷，我一定像是參加送葬那樣走在大街上。走到大十字，一位在公路工程公司工作的朋友突然大叫我的名字，我抬頭一看，他朝我走來，驚奇地問：“你們這是搞哪樣名堂？”我無言以對，大滴大滴的眼淚流了出來。朋友睜大了眼睛又問：“你下哪樣鄉？到我們那裏去上班吧！”我顫抖著說不出話……眼淚像斷了線的珍珠一樣落在紙做的光榮花上，紅色的花瓣上立即出現一個又一個的黑斑，接著又變成一個又一個黑洞……

　　到了寧穀公社，我的知青生活，我的蹉跎歲月開始了。

　　我們學校的11個同學住進了同一間房屋，組成了一個集體戶，為了區別於封建性質的“家長”，同伴們戲稱我是“家主”。然而，我僅是個不懂油鹽柴米的學生……大多數同學又不會做飯，好多時間吃的都是夾生飯。第一年，政策對知青很優待，我們每人每月由國家糧店供應40斤大米，還有10元錢的生活費，在農村可算是富戶人家了，但是，我們的心卻是空蕩蕩的。尤其是進入大學的同學來信時，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落榜下鄉的我們心裏陣陣隱痛，眼前一片迷茫。我看著牆上掛著的光榮花，總覺得是我的心滴血染紅的，因為我的心總是在滴血。這是滴血的光榮花！

　　作者簡介

　　楊友維，男，漢族，1944年11月出生。1964年7月於貴州省安順二中高中畢業，同年8月，下鄉到安順縣寧穀公社插隊勞動，後考入中央民族大學。曾是中學教師。

　　文物管理所所長，後當記者至退休。已發表百餘萬字作品，專著《大明屯堡第一屯―鮑家屯》一書由四川巴蜀書社出版。

　　無奈上山下鄉，

　　終未“脫胎換骨。”

　　張學�

　　1966年3月3日這天，二十多輛解放牌大卡車，車頭上紮著大紅花，車廂側麵和後麵掛滿“有誌青年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革命青年誌在四方！”、“真金不怕火來煉真金更要火來煉！”等標語，車廂裏載著我們千多名成都團市委第四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訓練班畢業的知青，從成都北門梁家巷緩緩出發。從北門到南門，從武侯祠到簇橋沿街十多裏路上，成千上萬市民夾道相送，其場景大概不亞於當年抗日救國“母親送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的光景。當我們揮淚告別了遠送的父母和親人後，汽車浩浩蕩蕩地開往上山下鄉目的地―涼山州西昌縣。

　　三天的行程，第一天晚上住雅安。當車到雅安時，我們班上考上雅安四川農學院的黃玉微同學早已等候在我們要住的招待所了。她聽說我是我們班唯一一個堅決要下鄉的同學，感到異常驚奇，特地趕來問我，她說：“你為什麽非走這條路不可？”我信心十足但又顯得有些無奈地用早準備好的體麵、時髦話回答她說：“我們這些人，隻有上山下鄉，才能脫胎換骨嘛！”

　　說實話，我內心其實很痛苦，很不情願。對老同學的回答不過是打腫臉充胖子罷了。對那個年代的學生，金榜題名上大學，大學畢業後當國家工程技術人員或成為國家機關幹部的人生軌跡誰說不是首選？我小學畢業以優異成績考入成都九中……初中畢業又以優異成績升入該校高中。在這所全省著名的重點學校讀書，學習成績又一直保持優秀。早在升入高中時就立下誌向：“高中畢業一定要考入我國名牌大學去讀書。”奇怪的是，臨近高中畢業時，人生的選擇卻變成上山下鄉了……這是為什麽？難道真正隻有上山下鄉才是唯一的選擇嗎？

　　每當我回想起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和過程時，心裏就難受，就怨氣衝天，就產生無名孽火高三千丈。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了，為了平衡心態，保持愉悅心情，爭取晚年健康長壽，我時常告誡自己：“盡快忘記痛苦的過去，經常憧憬美好的未來。”但是，根本做不到。隻要一提起上山下鄉的初衷，那些令人感到無奈、可悲、可惡的往事就浮現在眼前。有人說：痛苦的事情徹底說出來反而痛快些。好……那就讓我從讀高中那個年代的政治背景和我們學校的情況說起吧。希望年輕的讀者能夠原諒我的宣泄，從中了解我們這一代人，特別是“文革”前上山下鄉的老知青的經曆。

　　我讀高中的三年是1962年至1965年，這幾年正值黨中央決定在全國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誰勝誰負的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學校這樣講：資本主義複辟的突破口就寄托在我們這代身上，搞不好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拋頭顱灑熱血打下的江山就斷送在我們手中；要求我們深挖細查自己頭腦中存在的資產階級思想，要批深批透並與之徹底決裂；用無產階級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這是關係到以後能不能接“革命班”（分配工作）的大問題。學校裏大會、小會開個不停，人人過關……個個拿話來說。其實，作為我們這個年紀的學生，都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沒有任何社會經曆，思想單純，一心一意讀書學知識，會有什麽罪惡東西值得深挖細查？

　　記得那是1963年9月，高二上期開學第一天我們班主任老師在班上慎重地給大家宣布了一個誰都沒有意料到的決定：根據學校有關精神的要求，我們班的班長和團支部書記分別由李××和陳××擔任，原呂×和沈××不再擔任班長和團支部書記的職務。大家都十分困惑。原班長和書記幹得好好的，又沒什麽錯；一般新班第一學年的班幹部才是班主任指定，第二學年即使不稱職也是由全班同學一同來改選。這到底是什麽原因，班主任沒有明說，隻說幹部要做到能上能下。不久我們得知其他班的班長和團支部書記都一樣地更換了，而且換上的人都是清一色的革命領導幹部子女。我們班新換上這兩位同學的父親就分別是當時四川省政府和成都軍區領導。我們終於明白學校這樣做是為了切實貫徹落實黨中央推行的階級路線和相關政策。

　　那時推行的階級路線和政策重在解決無產階級革命應該依靠誰、團結誰、孤立誰……打擊誰的問題。以毛澤東著作《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中“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分清敵我，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等一係列論述作為依據，把社會上的每個人都按其所處的政治地位、社會職業、資產狀況劃定成一種階級成分。然後根據階級成分確定屬哪個階層，最後站在革命陣營的高度來區分敵我，確定對其采取什麽對待方式。那時被定成革命幹部、產業工人、貧農、下中農、城市貧民的是最好的階級成分（“文革”時期統稱“紅五類”）屬無產階級階層，是革命依靠對象；被定成小販小商、中農、醫生、職（教）員、自由職業者的是不好不壞的階級成分（“文革”時期統稱“麻五類”）屬小資產階級階層，是革命教育、團結的對象；被定成地主、富農、反動資本家（奸商）國民黨反動派、罪犯壞分子（包括“關管殺”）右派分子的是最不好的階級成分（“文革”時期統稱“黑五類”）屬資產階級階層，是革命打擊對象。

　　我們是十六七歲的未成年人，論成分，我們隻能是學生。該劃成什麽階層呢？都劃不上！那麽學生就該大家一視同仁了？不行！沒有階層就這樣辦：就看其父母的階級成分，即按該學生的家庭出身來劃群分類。因為家庭出身是不可改變的，按當時階級分析的觀點：出身什麽階級，就受到什麽階級思想影響必然是鐵板釘釘的。因此不知不覺我們學生就按家庭出身分成前述的“紅五、黑五、麻五”三大類了！那時填寫的任何表格都設計了家庭出身這欄。

　　我父親解放前在偽政府當職員，因而我的家庭出身是偽職員，受到的家庭影響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對當時的革命陣營而言，我應屬教育、批評和團結的對象……但不幸的是我父親解放前有一段反動曆史，讓我對自己本來不是很壞的家庭出身失去了自信。成都九中是當年省市搞的幹部子弟學校，我們和那些出身“革幹”家庭的省市委、省市府、省市軍區首長的子女同校，我們班裏出身“紅五類。”

　　的同學人數幾乎占到三分之二。因此剩餘的我們這些少數既是弱勢群體，又是眾矢之的就毫無疑義了。好事沾不了邊，倒黴事一串串。有三件事印象最深，受到的衝擊最大，對我高中畢業後是否升大學，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1963年高中二年級上期，我校的階級教育搞得如火如荼，學校上下，階級鬥爭政治空氣濃得使人窒息。沒有想到，學校居然在學生中抓階級鬥爭教育的典型，在各個班上都要找出幾個所謂走資產階級“白專”道路的學生讓大家進行麵對麵的批判。記得那時在班主任的策動下，班委會組織我們對我班學習成績相當好，但政治思想方麵不積極要求進步的謝××等三位同學開批判會。他們三人被認定為已走上資產階級“白專”道路的典型（他們的家庭出身當然不是“紅五類”）

　　批判他們埋頭讀書，隻顧自己成績好，不願幫助成績差的同學（主要指“革幹。”

　　……“紅五類”子弟）一起進步，是他們資產階級自私自利的東西在作祟；批判他們埋頭讀書，兩耳不聞窗外事，不積極參加政治思想方麵的活動，不要求進步，是中了資產階級“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腐朽思想的毒；批判他們埋頭讀書……不願為班集體多費心多出力，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是腦子裏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在泛濫等等。總之，說他們頭腦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流毒太深，這樣下去跟我們黨要求的走又紅又專的道路是背道而馳的。我們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不需要這種人，必須懸崖勒馬，否則，無可救藥雲雲。批判會開得很認真，氣氛很嚴肅，簡直像對犯罪分子開批鬥會。其中一個叫毛×的女同學每次開會都在哭……一邊哭一邊檢討自己；男生謝××雖然沒有哭，但他說話時聲音和身體都在不停地顫抖。

　　其實，我的心早已跟著他們一起顫抖了。我意識到我並不比他們強多少。出身“麻五”，劃定為小資產階級家庭，先天接受的家庭影響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

　　今後我還能埋頭讀書，發奮學習嗎？成績再好有什麽用？到頭來落個“白專”的名，豈不前功盡棄嗎？這是給我單純地埋頭讀書，以優異成績考入名牌大學理想的一次較大衝擊。

　　第二次受到的衝擊是高中二年級下期（1964年5月）的“選飛”體檢。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某部以招滑翔員的名義到我校選拔飛行員，高一至高三全體男生都必須參加非常全麵而且細致的體檢。體檢實行淘汰法，隻要查出某一科（項）不合格……就立即走人。我記得那時體檢占用了我一周多上課時間，從內科查到外科，從五髒六腑查到眼耳口鼻，從頭到足全身查遍，從小醫院查到大醫院。什麽坐轉椅……拉平行筷子、滾翻倒立辨方向等等功能、體能項目都測評。查來查去，原來的三四百人隻剩下了兩人（我和高六五級二班的李林同學）可謂過五關斬六將，一直過完最後一道關，全部合格。我沒想到，爸媽給我的身體居然那麽好。我裸眼視力到現在都還保持2.0（即現行最高標準：5.3）回到學校，當班主任把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招兵登記表交給我填寫時，班上同學們無不投以羨慕的眼光。

　　我也很激動，同時也有點猶豫。我想：我這就去參軍，不讀書，不能實現讀名牌大學的美好理想，太可惜了。但又想：當飛行員這麽不容易，100個人難挑一個，能被選上，這也是我一生的福氣。班主任問及我有什麽想法時，我如實地回答說……“我本想讀書考大學，但祖國需要我當空軍保衛祖國的領空，是無上光榮的，我也很願意。”之後，我按登記表要求認認真真地填表，填寫了對人民空軍的認識；填寫了“三代”（本人、父輩、祖輩）情況及認識；填寫了對“三反、五反”的認識等等。填完表交給班主任時，班主任對我說：“你安心學習，等待通知……若是被錄取，暑假期間會有車來你家接你。”我真的盼著這一天的到來。

　　暑假到了，我一直在家一天都不敢離開，眼看著暑期一天天過完，一點音訊也沒有。我感覺到已經沒望了，一開學我就去找到二班的李林同學。我疑惑不解地問他：“你怎麽也沒走成？”他一點也不遺憾，麵無表情地回答說：“我們這樣的家庭出身再加上我還有個國民黨的地主爺爺，政審就過不了關嘛。”他這麽一說……我恍然大悟：我的家庭出身比李林更差，我出身在有反動曆史的偽職員家庭，父親解放前在川大讀書時，曾參加過中共地下黨，白色恐怖時期脫了黨，大學畢業後在偽政府工作又加入了國民黨，並成為其一特務組織成員，因無罪過、交代清楚、態度端正而被政府留用；我外祖父是土改時被鎮壓的惡霸地主（“文革。”

　　後平了反）說起來，我出身的那個“麻五類”家庭比“黑五類”還要“黑”。

　　那個年代誰敢把反動曆史家庭出身、家族裏還帶有“關管殺”的子女送入中共軍營，還把如此貴重的飛機給他駕駛？這件事情對我的打擊很大，使我完全領悟到家庭出身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是不可改變的，同時心理承受力開始增大，碰到好事，不會高興得太早。

　　第三件事是我受到的最大的一次打擊，也是對我升學理想的致命打擊。那是高三上期（1964年底）的一天下午，全校停課，全體師生一千多人集中在大操場召開批判大會。我驚異地看到，低頭站在台上，帶著高帽子被批判的人竟然是我們敬仰的王用舒教導主任。在我們絕大多數學生和老師印象中，王主任對人和藹可親……對工作負責認真，能力強，威信高，是一個難得的好老師、好領導。這次不知為什麽竟成階級異己分子被批鬥。那天學校大操場上鴉雀無聲，氣氛很嚴肅，空氣很沉悶，大家都專心地聽著剛來不久、麵孔陰險、嘴上不時叼著香煙的劉校長（兼黨委書記）數落王主任犯下的“十大罪狀”。這十大罪狀主要是跟階級、階級鬥爭有關。具體哪十條記不清了，但使我刻骨銘心的一條是：竭力將黑幫子女塞入大學，把“革幹”、工農子弟排斥在大學門外。

　　更使我驚訝無比的是，他列舉的“黑幫”子女竟然是正寄住在我們家裏的同鄉兄長黃顯亞。黃顯亞的父親跟我父親是四川富順縣老鄉，他們家在成都暫時沒有住房，我爸就讓他們全家搬到我家來住，大家相處得和睦、親密。黃家是四兄弟，黃顯亞行二，比我大一歲，高我一個年級。他很聰明，讀書讀得很輕鬆，學習成績非常優秀。他父親是個知識文化水平相當高的人，卻沒有在大單位上班，而是在一家搬運隊拉板車，幹重體力活。這次才知道他父親解放前是國民黨軍統特務……又是什麽“袍哥”組織的小頭頭。

　　大會上的發言人聲色俱厲地批判王主任故意不執行我們黨的階級路線，竟敢為黑幫子女黃顯亞的高考開綠燈，為其升學保駕護航，強行塞入北京某重點大學，而把某某幹部子女排斥在大學門外。

　　此後，成都市招生辦確實傳出一段精彩的故事：1964年高考沒有公布考生成績。

　　黃顯亞的高考成績非常好，經查實，他各科成績都在85分以上，是成都市理科第一名。他第一誌願是清華大學，第二誌願是北師大，第三誌願是北京鋼鐵學院。

　　錄取過程中，清華、北師大的招生工作人員猶豫很久，不敢要。北鋼的招生工作人員得到後就不肯放手。他們說：這麽好的學生哪裏找？他們不要我們要。北京鋼鐵學院決定立即錄取，當天下午就把錄取通知書交給了郵電局。第二天一早，市招辦主任接到市教育局某領導打來電話，要求馬上扣壓這份錄取通知書。市招辦主任放下電話就往郵電局跑，到郵電局一找，晚了一步，說郵遞員剛帶走。市招辦主任決定盡最後的努力追。他先打電話問好黃家地址，再請郵局派人快速趕到黃的家門口去攔截。結果不妙，派去的人趕到黃家時，剛好遇見送通知書的郵遞員走出門來。木已成舟，無可奈何。聽說，黃顯亞非常珍惜這個機會，在北鋼學習不到兩年就把專業課自修完，學院圖書館的相關書都翻了一遍，第三年考上本校研究生。

　　其實，這事並不是王主任要把黑幫子女黃顯亞塞入大學，而是因為北京鋼鐵學院的招生人員還有幾分良知和勇氣，根據考生家庭和成績自主地擇優錄取而已。從批判會不難看出：為了在後來的招生推薦工作中切實貫徹落實階級路線，學校當局要抓一個典型，搞殺雞儆猴的勾當。

　　這件事情給我的打擊很大，使我對升大學的想法產生了絕望。論成績，我不及黃顯亞；論家庭出身之差，有過之而無不及（前已述及：我的家庭出身裏麵比黃多了一個“叛徒”性質和“關管殺”成分）姑且算我成績過關，那個嚴格的政審關就難過了，新上任的教導主任絕對不敢步王主任的後塵！我已清楚地意識到，擺在我麵前的1965年高考將有一個令人心寒的結果（那一年畢業的考生檔案裏都附上了學校推薦意見。據我們年級二班田毅生同學說，他的學生檔案被“文革。”

　　造反派抄出來，上麵學校推薦意見欄寫的是“該生不宜上大學”。他沒有想到斷送他大學夢的竟然是自己的班主任和母校）

　　我該怎麽辦？1965年最後下半學期都沒有專心讀書，而陷入了深沉的思考、激烈的鬥爭和痛苦的抉擇之中，一味要升大學的想法開始向上山下鄉轉變。

　　對每一屆高中畢業生，學校都要作“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宣傳教育，對我們這屆學生作的是“一顆紅心，多種準備”宣傳教育。也就是說，除了升學與就業兩種準備，我們還需要有待業、無業等多種準備。在階級鬥爭路線指導下，出身“黑五類”的學生就有必要作好這些準備（事實上，六四、六五兩屆出身不好的學生待業而街道辦事處不予分工作的太多了）其實我在想，就算我走運，沒升到學而讓我就了業，高中畢業當徒工去賣體力，我還真不願意幹；況且最關鍵的問題是背上背著出身不好的皮，隨便在哪裏就業都一樣受歧視，何時出得了頭？“文革”期間廣為流傳的“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等反動血統論更使出身不好的人抬不起頭。人活著就這樣低著頭，夾著尾巴過日子有什麽意思？我想，我們還這麽年輕，總不能因出身不好而沉淪下去吧。要想辦法，要思變！那麽，想什麽辦法，怎麽變呢？輾轉反側地想完了，最後結論隻一個：“脫胎換骨”吧！

　　“脫胎換骨”意味著出身不好的學生能真正背叛家庭，能真正與父輩的反動思想……言行劃清界限，做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當時黨的政策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家庭出身重在看本人表現。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要爭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脫胎換骨”意味著到最艱苦的地方去，“苦其心誌，勞其筋骨”，吃得苦中苦……方為接班人；意味著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意味著到艱苦的地方去，“真金更要火來煉”！

　　最艱苦的地方在哪裏？在邊疆，在貧困的山村，在無人願去的窮地方！

　　那兩年，“有誌青年，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等等之類的標語、口號比比皆是。幾乎所有報紙雜誌都大幅刊登某某知識青年放棄城市的舒適生活，主動上山下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事跡。全國著名的知青有邢燕子、董加耕；四川著名的知青有巫方安、孫傳其；成都也有，名叫張宏道。張宏道曾被請到我校給我們作過一次報告，講述了他如何毅然決然地回到家鄉―鳳凰山，如何把一個荒山變成花果山，如何從一個不起眼的果農變成一個遠近聞名的園藝師，如何從普通勞動者提拔為鄉鎮領導。回鄉知青董加耕有一句話：“吃得苦中苦，方為接班人”。確實，堅決要求到艱苦貧寒大涼山插隊落戶的成都市十一中學高中畢業生巫方安、孫傳其，不到一年就分別被推選為當地人大代表，入了黨，還都身兼當地政府要職，政治地位高了，名氣也大了。而她們原家庭出身並不怎麽好。

　　我想，他們能選擇這樣的道路，我就不敢嗎？我怕啥？不就是“用青春賭明天。”

　　嘛！那時真有點“寧肯站著死，不願跪著生”的氣度。幹脆來個“不成功則成仁”的做法又如何？這個想法給幾個相好一交流，立即產生共鳴。暗中串聯後，我們高三四個班共十來個人聯名向成都市團委發去一封“請允許不參加高考，堅決要求到大巴山革命老區插隊落戶”的申請報告。這十來人中有大半是出身不好的，他們很認真，出身好的人不多，大多是鬧著玩的，他們中最後有一個是真下了鄉）團市委對我們上山下鄉的決心非常支持，但要求我們必須參加高考。最後除袁學鑫同學外都去參加了考試，袁學鑫一直在考場外給大家守包包，無論怎麽勸他都堅決不考試。為表示決心，三班的任倫同學從寫申請那天開始，天天打光腳，一直堅持到下了鄉都未穿過鞋。

　　我也動了真格。成都有個編號叫“102”信箱的國防工廠（現在的西南金屬結構廠）給我送來當工人的招工錄取通知書，被我毅然拒絕。我父母和好友親臨成都上山下鄉知青訓練班苦口婆心地勸我，我沒動搖，而是把招工錄取通知書上交給了知青訓練班領導。因此我的下鄉決心引起轟動，受到當局嘉獎，在獲獎學員中排名第一。就這樣我堅定不移地走上了上山下鄉這條能使人“脫胎換骨”的艱苦道路。我們成都九中最後一起踏上這條人生艱苦曆程的高中六五級同學共20人，初中六五級同學共三人。其中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現在看來真是又可笑又可悲。下鄉五年，我既沒有脫什麽胎也沒有換什麽骨，隻是徒然消磨了青春歲月！

　　作者簡介

　　張學�，男，漢族，1946年8月生。1965年成都九中（現為成都樹德中學）高中應屆畢業生，1966年3月到四川省涼山州西昌縣高草人民公社插隊落戶。1971年12月調回成都市食品公司搞獸醫衛生檢驗。1977年至1981年在成都大學學習，畢業後在成都市食品公司職工學校任教師、副校長、校長。1987年調省鄉鎮企業管理局企業指導處任質量管理工程師。1992年調四川省鄉鎮企業培訓中心主持全麵工作……任副主任、主任、書記。2003年至今在四川淩峰礦業公司任副董事長、副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