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2、天路迷茫

　　李忠公

　　上山下鄉�人都能活，難道我不能？

　　我的上山下鄉是深思熟慮的抉擇，而不是“熱血沸騰”。

　　1964年高中畢業時，我已是一個20歲的成熟青年，在校是學生會幹部、班長，成績在年級名列前茅，年年被評為三好學生。高考前父親就對我說：“今年你考上了，算你運氣好；考不上是符合規律的。”不該落榜的我“符合規律”地落榜了……我心中是有準備的。但我是一個有理想有誌氣的青年，渴望讀書，夢想上大學……好大學考不上，孬大學總該有一個吧。心存幻想，我忐忑不安地等待了三個月……同學們的通知來了，沒有我的。那時真是心慌啊！迷惘、惆悵、失落，亂糟糟說不清是啥心境，隻覺得心慌氣短，魂不守舍。緊接著在落榜生中調工作，也沒有我的份。在家苦悶彷徨，如坐針氈，猶如熱鍋上的螞蟻。

　　五哥、六哥1958年同時考取西師美術係，因為那時不看成分；七哥1962年考入四川大學政治經濟學係，是因為當時四川省高教廳廳長康奈爾的德政（他“運氣好”，屬於可收可不收的“好學生”）我就背時了，運氣不好，碰到了要命的1964年！

　　我們家有11個兄弟、三個姐姐，共14個兄弟姐妹，我排行老八。新中國成立後，家境貧寒，從五哥到十弟另加幺姐七個孩子同時讀書，全靠大的哥姐相助。自反右運動後，兄弟們厄運接踵而至：在外工作的二哥、四哥被迫“勸其退職”回家……一直沒有正式工作。1963年四哥主動下鄉到大足漁場去了，二哥因為已成了家……隻好在街道辦的手工作坊當了工人。1961年，我、九弟和十弟同讀南坪中學，“三丁抽一”，讀初二年僅15歲的九弟就被學校趕下農村當了農民；十弟1963年初中畢業沒考上高中，進廠當了學工。他們都不是成績差的調皮搗蛋學生，而是成績名列前茅的好學生。何故至此？都是因為可惡的家庭成分。

　　我出身在一個“剝削階級”家庭，我們這個家，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就經曆了一場生死之變。大哥追隨地下黨革命，因叛徒出賣被國民黨抓進了監獄，同時把父親和三哥也抓走了。大哥背叛了，父親和不到15歲的三哥出獄了。新中國建立後，大哥被槍斃，李莊的家產和家族墓地全部被收繳，評了個“工商業兼地主”成分……分得了在家對麵小丘上的一座茅草房和一份土地。這樣一個大家要裝進一座茅屋，談何容易！二姐、三哥參軍走了，大姐、二哥、四哥參加革命工作離開了家……父母、15歲的五哥和我留下當農民，不滿周歲的小弟送與農民為子，其餘兄弟和幺姐暫時跟奶媽、跟外婆、跟哥嫂去了。不到兩年，茅屋被狂風吹塌，我們一家便逃離農村。父母親咬著牙挺過了那道翻天覆地的生死難關，我知道那有多麽艱難。

　　達觀開朗有大丈夫胸懷的父親，看到在艱難困境中漸漸長大的孩子們被不公正的政策斷送了學業，內心是何等的憂憤！由於長期的精神壓力和窘迫的生活，1964年我高中畢業前，他患了直腸癌。

　　在給四川大學讀書的七哥的信中父親感歎道：“你來信述說家中的事，使弟兄們也知道破碎家庭的父母教養子女費盡心思，希望個個獨立。盡到責任原是應該的……並不想得到將來的報酬。你能知道貧困父母教養這麽多子女真是不易的事，這個苦心，已算是深入兒輩了，我內心已獲得無比的安慰。”（原信附後）

　　我是一個很懂事聽話的孩子，深知父母親心中的困苦和家庭經濟的窘迫，特別是有時等錢買米的時候，我也心如貓抓！失學、無業的我再也不能增加父母的負擔……再也不能呆在家中吃閑飯了！堂堂七尺男兒，一個血性漢子，該是自找路走的時候了！

　　是賴在家裏等工作當“社青”呢？還是上山下鄉去“鬧革命”呢？升學、就業。

　　參軍，條條路都堵死了，等工作看來也是奢望，留給我唯一的就隻有上山下鄉這一條通往“理想境界”的大道。小時候一年多的茅屋生活和初中、高中那些年的支農勞動，讓我對農村、農業勞動已是非常熟悉了。九弟比我小都已在農村當農民三年有餘，雖然沒離開家，但他已能自食其力了。明知上山下鄉是一條坎坷的山道，也得去闖！為什麽？因為在我和我的父母看來那是一條正道，是一條冠冕堂皇的革命化道路，是一條通天大道，革命青年不走這條道又走哪條道！它包裹著革命的紅色外衣，閃爍著希望的光芒，不管它是何等的微弱，總還是點燃了我們這些出身“不好”卻又偏偏追隨“革命”的年輕人的激情。

　　我寫信給剛解放就參加自願軍的二姐征求她的意見，我知道，她是我們家革命的榜樣。她來信支持我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革命化道路。她說：“別人都能活，難道你不能？要看到將來，要從長計議，不要計較眼前利益。”並囑咐我千萬不能長期呆在家裏。在街道辦事處搞會計工作的二嫂是做上山下鄉動員工作的……得知我要下鄉時勸我別去。她說：“我又沒動員你，你去幹啥？在家慢慢等工作嘛！”在那個到處充滿“革命”的年月，誰還敢有人性的選擇？特別是我們這種家庭的孩子，事事都得從“革命”出發。別人可以在家坐等，我就不能在家坐等。

　　我主意已定，當晚和父母親談自己被困的處境和家中的經濟窘況以及上山下鄉的打算。母親流著淚說：“你大姐現在也沒在市勞動局工作了，一點都幫助不了你……你的運氣硬是不好。”（1963年大姐在勞動局工作，十弟進長安廠當了學工）

　　我們一直談到半夜三更，最後父親語重心長地說：“你沒能上大學讀到書是我最大的心痛，以後的路隻有靠你自己了。”翌日我就下了戶口報了名，懷著惶恐的心情自覺自願下了鄉。

　　我的畫家夢

　　立誌，對人生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常言道，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童年之誌會像向導一樣引導著自己的人生腳步。

　　我的父親在舊社會時就喜愛收藏中國書畫，不惜巨資購得幾大箱藏於家中，有陳半丁、張大千、傅抱石、黃賓虹、徐悲鴻、齊白石等名家的得意之作。每到過年前才拿出來張掛，年後又收藏進箱。“土改”前夕，他叫四哥、五哥挑了一大挑……背了一大背到四伯家去藏。看到那麽多名家作品，他們也不敢收留，結果全被收繳不知去向。

　　二哥不喜歡政治，讀書時就喜愛繪畫，他愛臨摹徐悲鴻的奔馬，還把畫的奔馬掛在自己的床頭牆上。1950年，二哥考上美院，沒錢去讀書而進銀行工作了。在他的影響下，五哥、六哥在1957年初中畢業後考上了吃飯不要錢的西南師範學院美術係，學習五年。受他們的影響，我從小就夢想著長大了當個畫家。

　　上小學四年級時，我的語文老師王次椿見我辦黑板報時畫得不錯，送我一大卷素描紙，並囑咐我把畫好的畫給他保存，請美院畢業的師母給我指導。可惜到了五年級時，學校不見了他的身影。從師母那兒得知，他成了右派，被弄去勞動改造了。當時身為少先隊大隊長、班長的我，無論怎麽樣也不明白為什麽王老師會是壞人。

　　學校的黑板報每期都是我一人選稿、編排、寫畫全部包攬。南坪中學小小的教師閱覽室，唯我可以進出。《新觀察》、《知識就是力量》、《蘇聯畫報》等好多雜誌的美術畫頁皆被我“收藏”了（至今還存在我的書櫃中，上麵還蓋有學校圖書室的印章）我陶醉在俄羅斯巡回畫派大師們的名畫中，叩拜在大師們的腳下……佩服得五體投地。列賓的《伏爾加河上的纖夫》、蘇裏柯夫的《近衛兵臨行的早晨》、瓦斯涅佐夫的《三勇士》、謝羅夫的《女孩和桃子》，那希什金的森林……列維坦的充滿陽光和空氣的俄羅斯風光，那《深淵邊》神秘幽深的氛圍令我神往。從此，我癡迷於繪畫練習。

　　五哥看了我的素描和水彩風景寫生習作說：“要想當個畫家必須知識廣博，特別要打好文學基礎。”假期他們回家給我輔導，還跟他們全班同學一起到南泉寫生……就是睡在仙女洞旁的第十中學教室的地上我也歡天喜地。十多天一晃就過去了……喜得一摞南泉風景寫生畫。哥哥留給我的水彩紙舍不得用，用僅有的一點零用錢到解放碑的外文書店買蘇聯宣傳畫反過來當做畫紙用。很便宜，紙很好，但太光滑，可以畫水彩，這一招也是五哥教我的。

　　光影造型，黑白灰五大層次，質感、量感、空間感，素描的整體性，色彩、色階……色調，從習作中去解讀這些概念，在練習中去領悟從整體到局部，再從局部回到整體的素描基本法則、透視規律和空氣透視法則。讀書讀畫讀教材，習作實踐……觀看美展，雖用去我所有的空餘時間，但對培養自己的觀察力、空間想象力。

　　形象思維能力都起到極大的作用，同時也培養了我極強的自學能力。

　　黃桷晚渡的餘暉，水碼頭層疊曲折的石階，階旁高大的黃桷古樹下楠竹捆綁房的茶館，長江邊過渡的木船小躉，“官老殼”的石岩、石灘湍流，下河街的老屋和吊腳樓，盡皆收進我的畫夾和速寫本。

　　從小學到中學，除唱歌外，門門功課均是五分，且學得極其輕鬆愉快。讀初二時……我就遞交了入團申請，因資產階級出身和大哥的曆史問題，遲遲未被批準。對大哥曆史的反複交待，幾乎讓我喪失要求入團的信心，然而初三時我的申請居然被批準了。畢業前選擇誌願，學校不推薦我報考美術院校附中，要我帶頭填報普高。“高中畢業後再考美術院校對你更好。”班主任老師對我說。結果我賭氣坐在中專考場中參加了升學考試。而後，在學校領導的再三勸說下，帶頭改報了普高。就這樣，全年級頂尖的年年的三好學生也沒能考進重慶的重點中學。

　　那一段時光是我人生最美最美的年華，也是我初嚐苦澀人生滋味的端首。初三畢業時，任學生會主席兼班長的我，卻感到了政治前途的迷茫，已領略到自己前途所承載的家庭出身的分量。

　　高考落榜讓我的畫家夢斷，但我沒有放棄我的追求，沒有放棄我手中的畫筆，背著草綠色的畫夾上山下鄉去了。但天路迷茫，無論如何我也要在艱難的上山下鄉生活中繼續我的追夢年華。

　　初到林場

　　我從跨出家門那一刻，就明白自己走上了一條崎嶇坎坷的人生道路。我知道，那是一條滿布荊棘的山道，那是一條迷茫的天路！但我有勇氣走下去，因為看到了前麵有希望的亮光，隻要有希望，生活就會充滿朝氣和陽光。

　　剛到公社那天，小街上鑼鼓喧天，紅旗獵獵，知青們受到夾道歡迎。我背著一個大畫夾，很顯眼，引起了公社書記的注意。他問我：“會畫畫？好啊！有一技之長能為貧下中農服務嘛！”

　　11個知青中，我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在公社填登記表時，都推我一一代勞。當我在“本人成分”一欄裏填“學生”時，一旁的公社秘書老林連忙糾正說：“不能這麽填！”我竟一怔，語塞起來。見狀，林秘書頓了頓，用手指著表上那一欄說……“該填無業者，現在你們已不是學生了。”我隻覺得頭嗡嗡直響，呆頭呆腦不知所措。我們這些不該失學的學生已成了無業者？我們已從城市像垃圾一樣被掃地出門了？我的心被冰凍似的頓時透涼下來。

　　霎時，隻覺得我們頭上的光環消失了，一種被欺騙、被愚弄、被出賣的悲哀忽襲初涉世事的我，緊縮的心似被馬蜂蜇過般生痛。

　　緊接著便恍然大悟――這是一種頓悟，一種對“上山下鄉鬧革命”美麗口號實質的朦朧的頓悟；又是一種感知，對世態炎涼、世事險惡的感知。

　　那短暫的一瞬間，我覺醒了，覺著自己這時才真的長大了，成熟了。

　　我的知哥知妹們正沉浸在新鮮與興奮之中，我的心卻沉甸甸的悶得慌。

　　初到林場的那些日子，勞動不多，秋來又多雨天，閑暇不少。那些天，心裏一直不好受，對迷茫的未來充滿惆悵，充滿惶惑，甚至還充滿了恐懼。陽光下勞動流汗心裏倒還坦然舒暢些，陰雨連綿蜷縮在土屋裏好難受，連畫畫的興致也沒有。

　　一天，場長對我說，公社張書記叫我去一趟，有事找我。

　　連綿數日的秋雨驟停，山霧彌漫。沿著曲曲彎彎的羊腸小道，從山腰的林場連滾帶爬地下到了溝底。褲腿已被道邊茅草濕至膝部，滴著水，我踏上去公社泥濘的田坎路。深秋雨後，遠處灰褐的丘陵，襯著泛灰藍天光的殘留稻樁的彎彎水田，株株塔柏散亂地點綴其間壟上，群群白鶴在田間覓食，泥濘小道蜿蜒其中。恰似那留蘇畫家羅工柳筆下的油畫風景。獨自一人，無心欣賞，隻顧埋頭前行，格外小心，生怕滑跌到水田裏。

　　趕到公社時，解放牌膠鞋上的稀黃泥快爬上了腳背，已糊滿了兩個褲腿。經過那條“場頭跌跤，場尾撿帽子”的小街時，有些人用和善的眼光注視著我那狼狽相……雖然沒有了前些天剛到公社時夾道歡迎的熱烈，沒有了爭睹城裏來的姑娘小夥的新奇，卻依然能感覺到背後那些盯著我的視線和小聲的議論。

　　坐落在山丘上的公社，兩層穿鬥結構青瓦房。沿著街邊石階，小心翼翼地進到公社辦公室。“啊，來了啊。”秘書林亨文先招呼我。我問道：“張書記找我有啥事？”他放下手中的鋼筆，立即站起來，“你坐，我去問一下。”他挺客氣的。

　　一會兒他回來領我去書記在樓上的辦公室兼作臥室的屋裏。三十開外，麵相和善的張書記笑容滿麵地推開藤圈椅站起來，還是那句“來了啊，坐”。讓我在辦公桌旁的方木凳坐下，語氣溫和地問我生活習不習慣，說靠山的我們公社窮，條件艱苦，還鼓勵道：“剛下鄉嘛，肯定不習慣，時間長了就好了。”

　　我低首無語，心中直嘀咕，究竟要我幹什麽？“你們知識青年有文化，在農村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嘛。農村需要知識，需要文化。”我隻能點頭稱是。他遲疑了片刻說道：“聽說你會畫畫？”我笑道：“隻是愛好，隻是愛好而已。”

　　他打開抽屜，取出一張兩寸發黃的老人照片：“你看看，能不能幫我畫張像？”

　　他把那老照片遞到我手上。看了看，也沒問照片上的老人是誰，我便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他的要求，連紙也願幫他出。“這段時間紮雨班，沒什麽事，畫好後等下個趕場天我就給你帶來。”說到畫像的尺寸，我說畫八開行不行。“八開大小有多大？”他問我。“有半張報紙的半張那樣大。”我笑著對他說，手也比比畫畫。“好，好好！這就麻煩你了。”

　　張書記笑容可掬，給我留了個好印象，他還留我在公社食堂吃午飯，“不了，還早呢！”送我出門時，嘴裏還不停地謝我，好客氣。我似乎受寵若驚，心想，我的一技之長在農村也還有用武之地。

　　我們林場，其實就隻有一棟孤獨的小青瓦土屋，其中兩間七柱房，一抹水的廚房靠在左邊，連著四柱八扡的豬圈。右邊有一小土壩，壩邊涓涓小溪，屋後山坡連著石岩，聳入雲霧之中。青瓦屋簷滴著水滴，天陰沉沉，心陰沉沉。有的知青在看書，有的在吹牛，有的在睡覺，各幹各的。

　　從給張書記畫過一張老人像（後來聽說是他父親）得到大家的好評後，心情又好多了。我倒喜歡這種不出工的天氣了，不是躺在床上讀書，就是畫速寫，畫頭像……在初中時，我這個三好學生經常上課給老師畫像，目不轉睛地望著老師，老師還以為我在專心致誌地聽課呢。

　　老場員葉四請我幫他畫像已好久了，雨班不出工，正是好時機。他背靠土牆側身坐在床沿邊，眼看窗外，四分之三側麵臉龐上，明暗分布優美，立體感強，我常愛取這角度畫頭像，“頭別動，你看著窗外，好，就這樣。”

　　第一印象在寫生頭像畫中至關重要，五哥常對我說，應當把它保持到畫完那一刻……才不至失神。在初中畢業時，我已具備了很強的寫實功夫，素描基礎打得牢，五哥說考中央美院附中沒問題。不料高中一畢業，我就失學了。隻能在這野山溝裏自行修煉。心頭之痛，無以言表！

　　葉四捧著畫好的速寫頭像，笑眯了眼，“像！”都說抓住了特征，畫出了精神。

　　農村孤兒，沒了爸媽，活得像沒了主的狗，沒了家的貓。從他們臉上能捕捉到失落與感傷、悲戚與蒼涼人生的陰影。他們並沒有“成分”重壓的傷痛，卻有著生死存亡的焦慮。

　　林場的“莽三”沒姓沒名，心地善良，傻得可愛，我們都很喜歡他。二十多歲的他，隻有三四歲孩子的智力，矮篤篤活像大頭娃娃，錢多一點就數不清。有時不如意，會像孩子一樣慪氣，要人哄哄，但也不是那種什麽事也不會幹的大傻瓜。

　　髒活、粗活他從不推辭，又愛幫助人，尤其是女知青叫他幫忙，有求必應。衣無二件，鞋無一雙的他，腳板如牛皮，不怕石子錐，不怕刺來紮。大風大雨中敞放的羊兒沒回來，淋得似落湯雞的他獨自一人把它找了回來；沒收的工具他會收，掉下的糧食他會撿，一般農活都會幹，可憐他一字也不識。家境好一點的知青紛紛拿出自己的衣物送給他。

　　我們林場11個知青，餘立、湯文詮、餘眉父、張澤華、洪忠萍（女）是十七中的應屆初中畢業生，我是高中畢業生。在校時他們都認識我，離開家鄉時，來送行的父母特地托咐我下鄉後要帶好他們。祝玉輝（女）是五中的高中畢業生，小女孩向玲和韋素珍是小學畢業生，陳昌吾是民辦中學畢業生，隻有蘇輔琪是所謂的“社青”。其中祝玉輝與韋素珍是工人成分，其他都是黑五類子女。聰明好學的陳昌吾，因地主成分，l961年就沒考上公辦中學。成績優秀的餘立是獨子，母親是十七中數學教師，其父因曆史問題被放逐內蒙改造。餘立雖與離了婚的母親相依為命，也逃不過失學的厄運。

　　我的知青朋友們洋溢著青春氣息的娃娃臉、學生味、渾身的稚氣與清純，老場員們的質樸、憨厚，風霜雨露、烈日暴曬，斑痕累累的形象，幾個月來，利用閑暇……我把他們盡收畫夾並保留在我心深處。

　　勞了筋骨苦了心誌

　　初到林場的幾個月，心思一直放在了畫畫上，秋後農閑，又乍到林場，把帶下鄉的紙都畫得差不多了。知哥知妹們雖然過著常吃白飯喝清燉氯化鈉的日子，卻成天嘻嘻哈哈，說說笑笑，歌聲不絕於耳。從第二年的春天開始，我們才真正開始了農民生涯，那是今生今世決不會忘記的一段日子。

　　天快亮時，山雨驟來，將我從噩夢中驚醒。我雙腿一伸，翻過身來，心想：今天該睡睡懶覺給筋骨鬆鬆綁了。噩夢的驚嚇過後續來了美夢，飄然若仙歸故裏，母慈父愛，好似墮入溫柔鄉。忽聽得一陣敲門聲，“起來，起來！”又是場長那敲二錘似悶頓的聲音。我翻身下床，開門讓場長進屋。此時天微明，淅淅瀝瀝下著雨。“今天還要出工？”望著陰霾的天，場長背過身去：“趁下雨上山一趟，去砍點樹！”

　　陣雨忽大忽小，小溪水渾黃起來，春末雨晨寒氣襲人。頭戴鬥笠，身披蓑衣的七個男知青和幾個老場員，拿著橫料大鋸，在手握板斧的場長的率領下，消失在環山堰溝道上。

　　轉過兩道彎，根本沒有路，穿過沒過頭頂的茅草和雜樹林，爬過一麵坡，來到一山埡。這是風埡公社與相鄰的九峰公社交界處，唯有一片密密的國有鬆林。在雨霧中，蒼蔥迷蒙，其色幽冥，淒神寒骨。我屏息而立，四下環顧，木癡癡不知所以，心裏空蕩蕩直發虛。

　　隻聽一聲：“專門找長得直的砍，動作利麻點！”又是場長悶錘似的聲音。無人言語，一片死寂中隻聽見呼呼響的鋸木聲。我和餘立剛悄聲議論起來，場長立即噓聲製止道：“不要開腔！”

　　我們已意識到自己行為的性質，林場就有看管山林的職責，居然我們敢去盜伐國有林木！盡管我們先前不明真相，昏昏噩噩上了山，而身為副場長的我，此時卻不敢道一個“不”字。

　　不一會，十多根碗口粗丈五有餘的小鬆樹直挺挺躺在了地上，被場長用板斧劈得光溜溜沒了手足。場長讓我們知青撿細一點的搬。活濕的樹重如鐵石，好在返回之路是下坡，連扛帶拽搬回了林場，忐忑之心踏踏實實落了地。真似一場激戰呀……過後，才發現濕透的衣褲被野棘劃破，手足也掛彩出了血。

　　“人家發現了找來啷個辦？”

　　“啷個辦？又不要你負責。有場長，有公社，關我們屁事！”

　　端起飯碗，和著鹽米湯，把餓得巴了背的肚皮吃得脹鼓鼓。我和餘立倒躺在疊好的被蓋上，他看著我憂心忡忡的樣子道：“你又起得了啥子作用？又不該你負責……何況場長選了好日子，大雨天，恁個早，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鬼才曉得！”“我們公社的山，1958年大煉鋼鐵前，水桶粗的鬆樹滿山，遮天蔽日，落下的丫枝也燒不完。現在像啥樣？滿山遍坡找不出一根碗大的樹！”老場員劉甲金用惋惜的口吻常對我們說。“現在這些小鬆樹林，還是前些年飛機播種才長起來的，不得行，做不了啥事。”他的話，讓我想起俄羅斯著名風景油畫大師希什金筆下那長滿參天大樹的森林，那是一個民族寶貴的財富，那是一個民族千秋萬代的福氣……

　　百年千年，祖祖輩輩留下的青山綠水，毀在那狂熱的年代，是為了一句“超英趕美”。而今為了給我們修一間女生宿舍，我們這些“林場工人”竟然去盜伐僅有的一點點碗口粗的林木。古人“十年之計，莫若樹木”之說，恐謬以千裏。唯以斯人而教化，“百年樹人”將適得其反矣！大自然要恢複元氣，數載千年也恐難實現，這是我中華民族之大悲哀！

　　1966年春公社決定搬遷林場，由原來的山溝底遷到山坳上，圖謀發展。為此，公社還淘神費力到縣林業局批了點木料，指定到我們林場背後的九峰公社去砍伐。

　　啥都得靠自己，“打青山”也得靠我們自己。

　　林場組織了“打青山”小組，成員主要是知青，隻請了個木匠昌師傅，工具全由他帶來。我們已相識，原來林場的豬圈就是他做的。四十開外的人，說話詼諧，知識不少，經驗豐富，農村有“木秀才”之稱，可見其在農民心中的地位。場長辦好手續，聯係好住地後，由我帶隊上山。

　　來到目的地，那是一片鬆柏混交林，鬆樹已所剩無幾了，拳頭粗的柏樹還不少，鬱鬱蔥蔥，在初夏的陽光裏，透著勃勃生機。昌師傅早知我們幾個知青眼尖手快……會“偷師學藝”，半年多的勞動又練得渾身是勁，沒有拿不下的活。不過，“拉改鋸”這活得使巧，不能蠻幹。雖見別人做過，也曾偷摸過幾下，但像這樣真槍實彈幹個十天半月，啥滋味心中終究沒有底。昌師傅調侃道：“要不了三天，叫你幾個崽兒屙屎都蹲不下去！”

　　頭天下來，腰酸膀痛，呼呼大睡一夜，第二天大天亮了也不想起床。三天下來真還有點如師傅所言，腰又酸臂又脹，效率也慢了下來。我們都有個經驗：筋骨之勞三天是道坎，堅持下來就好了。果不其然，十多天完成任務後，陳昌吾、蘇輔琪和我已是熟練的“改鋸手”了，全部的椽子、板子都出自我們之手。

　　新屋土牆是請了匠人來築的，那一套技術非實踐不能掌握，如若塌了下來，那可不像拉改鋸“走了墨”那麽簡單。新屋“斷水”遷入以後，膽大的我們自己動手築起豬圈廁所的土牆來。老場員葉四在生產隊幫人幹過，把他當了師傅，借來牆板，乒乒乓乓順順當當山牆也上了巔。大家歡歡喜喜吃午飯，場長還派人上街割肉打酒以示慶賀。笑談間，忽聽一聲巨響，大家啞然相視。回過神來時，異口同聲“糟了！”爭相奪門而出，隻見最後築的那壁山牆，已轟然倒下。“還好，還好！如果人還沒下牆就遭了！”師傅葉四脫口而出，說來真還有點後怕。來到倒牆前細究其因，不是牆未築正氣，是第二輪處泥土含水量過大，承載不住上部牆重，竟從該處崩裂開來。

　　“你以為土牆就那麽好築！”場長教訓起葉四來了，“你衝殼子得行，當師傅還差得遠！”葉四聽了一臉的不了然：“又不是我一個人充行事硬要築，還不是你們說要自己築！”葉四竟賭起氣來。“不要怪哪個人了，失敗是成功他媽，來過不就成了。”知青們七嘴八舌總結了經驗。本來很簡單的事，對沒有靈性的人來說自然就難了；雖然有靈性，不經實踐，也有錯謬之時。那頓未吃完的慶賀飯也早冷了，已變得索然無味了。

　　新場比舊場高了許多，新房坐落在山凹的底部，坐西向東，三麵臨坡，東邊是陡坎，小路依次曲折而下。山下遠處是九龍平壩，日出東山，開門即見，壩上鋪一層輕煙薄霧，山丘頂若隱若現，恍若天上人間。

　　包穀苗已半尺許，綠黃黃的，早該澆肥了。行間還留有麥樁，土也早該翻了，糞水肥料還需到下麵舊場去挑，理所當然是我們男人的事了。下去挑一趟糞水，要四十來分鍾，下坡一溜煙，輕鬆愉快，上來就惱火了。八九十斤的擔子上了肩就不能落地，坎窄路陡，桶也隻能裝九成，不能太滿。每次爬上了溝頂，長籲粗氣一口，步履也輕快起來。一次，不知是抬頭看天，忘乎了所以，還是“黑暈症。”

　　突發，我竟一腳踏空，撲跌下尺餘高的路坎，恰好帶倒一桶糞水，從頭上衝澆而下，爬起來滿麵臭水彌漫。急忙跳到溪中“牛滾氹”，顧不了冷熱，滾了個頭遍……見者無不善意地微笑道：“今天你背了時，也沒得啥子，糞淋了還長得快些！”炊事員趕忙燒熱水，抹了肥皂，從頭頂到腳板心都洗了個遍。

　　或許這就叫爬一身泥巴，滾一身糞水，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難道這就是我的脫胎換骨？當我每天睡在那80公分寬的木床上時總要質疑現實與理想的矛盾。

　　開初，握了鋤把的手，幾乎握不緊拳，吃飯拿筷都不聽使喚。拿起鉛筆，木然似斷了神經，筆尖竟然沒了方向。真心痛起自己的手來。問自己：我還能畫畫麽？

　　請鋼琴家用彈奏美妙樂曲的雙手來握握堅木的鋤把，讓舞蹈家赤著腳走走這滿是碎石的山路，那會是啥滋味呢？

　　我不是畫家，更不是舞蹈家，但我從小就夢想當個大畫家。

　　遙望藍天上雄鷹翱翔，近看蒼翠的青鬆聳翠，凝視山邊的危岩矗立，聆聽小溪的流水潺潺，我一陣茫然。

　　就是挨刀，也要圖個痛快

　　金色，是富貴的象征。自從有了統治階級，自從有了三皇五帝，金色就是他們至高至尊的象征。然而在廣袤的山鄉農家，金色象征收獲，象征著勞動結出的果實……

　　1966年金秋的林場，滿目金燦燦：收完黃澄澄的穀穗，收完金黃黃的包穀，再挖完遍坡的紅苕，扯回10月黃金豆，囤滿倉盈，我們林場被點染成了金色，滿屋充溢著稻菽的香氣。特別是紅苕，多得沒處放，在西坡岩邊看好點兒，專挖了兩個大窖，似備戰備荒般存好。

　　我們林場豐收了，就紅苕平均每人一千多斤！做“紅苕泡”，熬紅苕糖，缸盛碗裝，新鮮時喝半碗，就“傷”得來聞都不想聞了。串門的知青們來了，它們就成了招待客人的禮物。人吃豬吃，天天吃，蒸、煮、炒，攪包穀羹羹吃，吃得我一輩子都不想吃了。三個月光吃紅苕，有哪個招架得了？知妹們更是吵著要吃白米飯。話又說回來，吃久了雖“傷”人，但知姐知妹們一個個長得胖乎乎的。俗話說“無娘兒天照顧”，酷日暴曬，大雨驟淋，不記得有過什麽病痛，吃過什麽中藥西藥，最多不過喝點薑湯而已。當然�，也仗著人年輕，體力勞動也能強身健體，一個二個都被整成了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傻家夥了。

　　一天，場裏開會，傳達縣裏派到公社的社教工作隊的文件，說什麽要抓緊階級鬥爭，搞好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場長還神秘秘地說“林場也不是真空”，也有階級鬥爭的表現，要求大家努力學《毛選》，勇於“鬥私批修”，大搞“人人下樓。”

　　……搞“背靠背揭發”。

　　場長私下叫我寫入黨申請，背地裏卻找成分好的知青收集材料，說我要“篡黨奪權”。“知青們不聽他的話而聽你的話”，團支部書記祝玉輝對我說，這就是場長的根據。我隻是一笑而罷，嗤之以鼻：“太低能了，平常看起正正派派的人，居然也搞這一套。”

　　“聽他說這恐怕也是工作組的意思。”祝玉輝也挺心細的，她出身工人家庭，心地善良，正直溫順。她雖然勞動有點“溫”，動作又慢，加之眼睛又近視，做事自然就有點“笨”。但她人品好，在林場同樣贏得大家的尊敬，就像大姐姐樣。

　　11月份深秋的山邊梯田，水冷紮骨。我犁完最後一鏵把牛索解下，牛兒在坡上吃草，我坐在田邊歇氣。這小塊塊一坡梯田，是生產隊劃給林場的，不知哪朝哪代這兒是個窯罐廠，稀泥裏暗藏著硬利的瓦片。不下田哪裏知道厲害，當赤腳踏進柔軟軟的淤泥時，頓感有硬棱在小腿上刮過。待爬上田坎，洗去腿泥，細皮嫩肉的小腿順水滲出條條細絲絲鮮紅的血道，才顯出了慘狀，血滲了好一陣才凝止了……猶如茅草劃破皮，或許久而久之便會習以為常，或許如農民皮粗肉厚就劃不破了。這點皮肉之疼筋骨之勞我不怕，還是那心誌之苦教人難受。

　　我怎麽也想不通，我們這些夾著尾巴做人，生怕惹是生非，甚至是謹言慎行，在野山溝裏老老實實埋頭改造世界觀兩年未回過一次家的人，哪點又出了問題？我們這些聽話的知哥知妹們又何罪之有？又何錯之有！我有了不祥之兆：為什麽要加之虛有的罪名？篡黨奪權如此之大帽，冠之以匹夫，誰又經受得了？越想越氣……心頭之痛更甚於那破瓦片劃破小腿。好在我還不是那圈內之徒，哪來篡奪之說……君子之心明如鏡，靜以觀之，看你把我又其奈何哉！

　　我的朋友蔡鐵昌同學突如其來的一封書信，化解了我的一切疑團。蔡鐵昌也是1964年下鄉的老知青，他在信中傳遞了關於“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消息……我頓時振奮不已。

　　是夜，我把朋友的來信的內容告訴了知哥知妹，大家都興奮得通宵達旦合不了眼……滿以為勞其筋骨的日子該結束了，幻想著山外的世界該有幾多精彩屬於自己。

　　我即決定次日先到縣城窺探形勢再作計議。盡管聽說“大革命”已經近半年了，大城市都鬧翻了，在那閉塞的與世隔絕的窮鄉僻壤，我們仍然不敢輕舉妄動。

　　縣城裏秩序依舊，但大字報滿街，已有工人造反派扯起了大旗招兵買馬，喇叭裏播放著造反歌曲。紅衛兵串聯路過縣城，戴著紅袖章，穿著軍色衣褲，其意洋洋……那些“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標語橫幅已扯上了街，過去平靜的小縣城已潛藏著暗流與危機，氣氛凝重，一副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我該咋辦？我們老知青該何去何從？是夜，住在縣城朋友家，輾轉反側通宵達旦……清晨，告別朋友，踏上歸途。從縣城乘車到合流（漢渝公路離城最近的區）

　　再徒步翻中山回場（鄰水縣地形分三山兩槽，我們林場在中山東側）中途可在禾豐林場歇腳。到達禾豐林場時已近中午，有一二知青相識，並引見他們林場的“高參”蒲遠華。這位因在校和女同學戀愛被迫退學的大學生，身材修長，戴副眼鏡，文質彬彬，言語不多。他不是那種愛激動的人，這恐怕與他的經曆有關。

　　跟他談及山外形勢和造反打算，一拍即合。林場頓時沸騰起來，知哥知姐們歡笑……吵鬧、摩拳擦掌，似乎明白了什麽，又似乎什麽都不明白。但他們都願聽蒲眼鏡的，讓他拿主意。我們商定，發動全縣知青造反，組織重慶知青造反兵團，殺回老家鬧革命。在場的知青當即取來紙筆，由我起草了一封《告全縣知青同胞書》，慷慨陳詞，闡明形勢，回顧展望，呼喚造反，激奮之情見於字裏行間，無畏之心掬之可視。我們約定一周後（1966年12月初）在鄰水離重慶最近的壇同區集中，舉旗徒步回城造反。最後決定把《告全縣知青同胞書》以風埡公社林場與禾豐公社林場的名義向全縣每個林場寄發。油印此信，寄發都由蒲眼鏡他們立即動手，製作大旗則由我們負責。午飯後，我告辭翻山而去。

　　天擦黑時我跑回林場，歇了口氣後就與知弟妹們商議我們的行動計劃。決定走之前日到公社與工作組辯論，在公社拉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同時到公社取錢取糧為返城作好準備。一切都暗地裏進行，平日照舊出工，不讓場長事先察覺而有所防備。舉事當天，我們11個知青全然如一人，雄赳赳氣昂昂直赴公社。那天逢場……人潮湧動，我們把縣裏派來的工作組的組長“請”出來站在公社大門外石梯上……知青們在下一字排開，雙方展開了對答式的辯論。農民們把我們圍得密不透風……工作組長鐵青著臉，語無倫次地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旁觀的農民朋友們看見這種情況，也為我們捏了一把汗，悄悄對我說：“你們不怕以後挨整啦？”

　　挨整，誰不怕？要挨，躲也躲不脫，就是挨刀，也要圖個痛快。在林場悶了兩年……耗費了青春熱血，一無所獲，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心裏窩著一團火！再整，不外乎麵朝黃土背朝天，不外乎在這野山溝呆一輩子！於是無所畏懼了，想說的話敢放開嗓門說了，要出的氣也敢挺起腰杆出了。

　　看著石階上組長緊張瑟縮的窘態，心中有一種莫名的快感。我們並不想有什麽結果，隻是想公開宣布：我們開始造反了！我們非常明白，縣委工作組、公社能起什麽作用呢？政策又不是他們製定的，在公社造反毫無意義。餘眉父專門負責取錢取糧、訂做大旗，當他告訴我們一切辦妥時，我們立即撤退回場了。

　　翌日早晨，天朗氣清，我們收拾停當，準備出發。此時，我才對場長說：“我們要回重慶造反了，場裏的錢、糧我們取完帶走了。”他瞪著雙眼看著我，愣了一會驚詫地說：“那我們在場的老場員還吃啥子？”“場裏的包穀紅苕還吃得完嗎……”我略帶嘲諷的口吻反詰道。他點著頭，哭喪著臉，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此時，老場員們也全鑽出門來，惶恐地看著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

　　我們還要回來，再見了！可愛可憎的野嶺荒山，我們的林場我們共同的家。我們背著包，一個跟著一個越過了屋後的山梁，回頭隻見幾個老場員站在土壩上呆頭呆腦地目送著我們。

　　雄赳赳回城造反，灰溜溜返場生產

　　壇同，一個漢渝公路上的小場鎮，是鄰水至重慶的咽喉，兩地相距近百公裏。有百十號人按時到達，大家歡欣鼓舞，興高采烈，吵吵嚷嚷，小鎮也沸騰了。大家規定了紀律，大張造反紅旗，向重慶進發。預計兩天走完近兩百裏路任務很重，傷病者隨時可乘車。出發前就派了人先坐車趕回重慶聯係已在渝立足的觀點一致的造反組織，聯係接待站吃飯住宿，兵馬未到糧草先行。

　　頭天夜宿江北縣興隆場，次日天亮出發取道寸灘小道，至傍晚時分大部隊才到朝天門。迎接大家的先遣戰士告訴我，大竹縣知青成立的造反兵團先到重慶好幾天了，觀點和我們相同，也是要砸爛社辦場。我與蒲眼鏡等臨時負責的頭頭商量後立即決定加入該組織。

　　由於鄰水知青的參加，造反兵團在重慶壯大起來，總部由鄰水和大竹分團組成，改選了頭，大家推舉我總負責，蒲眼鏡借故回家再也沒來了，大竹縣的負責人是馮昆華。兵團成立了宣傳隊和材料寫作小組，宣傳隊成天排練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節目，有歌舞、表演唱、說唱之類的形式，好不熱鬧。我多數時間負責材料整理……進度很慢，目標不明確，找不到出路。最後整理出社辦場的“八大罪狀”，提出“砸爛社辦場”的口號，要求給予工作安排。我們派代表去市上山下鄉辦公室……市接待站、市信訪辦、市政府辦公廳送材料反映問題，哪家也答複不了，都說你們知青的事情隻有等中央的指示。

　　我們駐紮在市外貿大樓，看辯論，練節目，逛街串門，折騰了一個多月，等來了周總理的指示：就地抓革命、促生產。

　　接待站一斷炊，咋辦？大家一合計，隻能各回各的縣。

　　回到鄰水縣，接待站設在縣磷肥廠。那時縣城裏的工人造反兵團人多勢眾，要我們參加一起造反。我思索再三，認為我們造反的性質不同，目的不一樣，那些工人造反派有點烏七八糟，名聲不大好，不願參加。在縣裏，我隻想弄明白，我們的檔案上給我們這些黑五類子女寫了些什麽？要達到這個目的，隻有抄安置辦公室！當晚，我提出了第二天的行動計劃，又特別告誡知哥知妹們：不能硬來，隻能文來！

　　翌日上午，組織了各林場代表直奔縣安置辦公室，找到安辦主任餘代祝。主任陰沉著臉，“你們來啦！”他“馬”著臉說。“餘主任，我們想看看檔案，大家擔心裝了黑材料。”我用平靜的口吻說。我和他太熟了，在縣知青中我算是脫胎換骨的先進代表，原來在各種代表會上早已相識。在這種場合，似乎有些尷尬。“現在安辦哪還有啥子檔案！”餘主任叫著苦。知青們群情激奮，出言不遜：“餘代祝，你老實點！哪有安辦不整知青的！”“把檔案拿出來我們看，現在藏到整不得行了！”主任掏出鑰匙，打開每個櫃子，什麽也沒有。此時我才猛醒，他們早早就是有防備的，此舉太愚蠢！我立即對大家說，到此為止，以後再說。

　　在縣城呆了四五天，什麽也沒幹成，在接待站吃閑飯。下一步何去何從？城裏朋友悄悄告訴我，縣裏準備要拿知青開刀，要抓工人造反軍的幾個頭目，其中就有老知青張金陵。我們幾個的名字還沒聽說，不過已有傳言，說我們搶東西，搶飯吃，這是在逼我們走。我認真地回顧了近兩個月的造反經曆，重新審視了我們造反的目的和眼前的形勢，意識到再呆下去，不會有結果，反會害人害己。決定三十六計，走為上策。

　　入夜開會，各林場頭們研究下步行動，聽完我的意見，大家失望了，不少人反對就此撤離。沒法，最後決定第二天早上開全體知青大會，由大家決定。夜深沉，心如焚，我站在室外籃球場上仰望天空，漆黑一片，冷風颼颼，全無倦意，我仰問蒼穹，我們知青的出路在哪裏啊？

　　一大早，天氣陰沉，全體知青集中在籃球場，我站上一方凳，一雙雙期盼的眼睛緊盯著我。看著他們，我無法開口，是歉疚，還是無奈？我也說不清。緊咬雙唇……雙眼慢慢平掃一周，用沉重的語調說出我平生無法忘記的一席話：“同誌們，我們知青造反為什麽？不就是想找一條出路，說白了我們應當有個工作，不當農民。憲法規定我們有工作的權利，有受教育的權利，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有結社、言論自由。這些權利和自由，對我們來說，早就成了奢望，從上山下鄉開始……我們的這些權利都被剝奪了。我們為什麽考不上高中？考不上大學？是我們成績不好，還是我們表現不好？都不是！是因為我們家庭成分不好。”激奮之下，我慷慨陳詞，在場的知青望著我，全場清斯啞靜。“前段時間造反，我們知青的問題反映到了中央，結果如何？周總理一句話‘就地抓革命、促生產’把我們從老家又趕了回來。才在這裏住了幾天，又能幹啥？縣裏恨死了我們，已往我們身上潑‘打、砸、搶’的汙水了！”我是個愛激動的人，說得很動情。

　　“我們是‘秀才造反’鬥鬥嘴而已，還能幹啥？還敢幹啥？與縣工人造反軍合流……我不願幹。我們的出路在哪裏？現在怎麽辦？隻好聽天由命了。”

　　頓了一會，我用平靜的語氣，態度堅決地說：“識時務者為俊傑，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回場抓革命促生產，靜觀形勢的變化！”

　　“哦！”不少的知青異口同聲大聲吼起來。

　　“那兵團啷個辦？”有知青高聲喊道。

　　“就此解散了。”我平靜地說。大夥議論起來了，失望了，責怪起來了，甚至憤恨了。

　　“害怕了嗦！”帶嘲諷的口吻。

　　“叛徒！逃兵！”雙龍林場的夏文富大聲責罵起來。

　　我有點不能自製了，聽到“叛徒”二字如芒在背，如針刺心，極大地傷了我的自尊心。大哥的下場忽閃而過，此刻，我更堅定了退出“造反到底”的決心。

　　“要走就走，要留就留，悉聽尊便！”我放開嗓門喊道。我跳下凳，對我們林場的知青下令似地叫道：“我們走！”我們又率先當了“叛徒和逃兵”。一個個林場的知青如鳥獸散，各自歸去，“造反兵團”亦土崩瓦解了。

　　回到林場，隻見男生宿舍竟變成了牛圈。原來我們知青造反離場後，場長和老場員多數都回家去了，隻剩下一個人守場。豬、牛圈離宿舍有一段距離，晚上怕牛被偷，便將牛關進了我們男生宿舍。打開房門，臭氣衝天，我掛在牆上的畫夾不翼而飛！床挪到屋一角，鋪草已被牛吃得所剩無幾。我的畫夾呢？當我的視線搜尋到地上時，隻見我在林場的全部畫作被牛的排泄物和著泥蹂躪得稀裏糊塗一團糟，畫夾被牛擦背時從牆上拱了下來，被它千踏萬踩地糟蹋了。自己的一時疏忽……讓我悔恨終身。

　　退出了兵團，退出了造反派當了逍遙派，我心裏踏實了，那段�撞的造反經曆讓我更成熟了。後來，我又自己做了一個油畫箱，提著它在重慶、樂山、南溪、大竹、鄰水為造反派畫巨幅毛主席像和巨幅《毛主席去安源》了。

　　我告訴自己：今生也許成不了畫家，但總還可以當個畫匠。

　　作者簡介

　　李忠公，男，重慶人，1964年高中畢業，同年上山下鄉到達縣地區鄰水縣九龍區風埡公社林場，後撤場插隊。1972年因有美術特長留在鄰水縣工作，曾當過中學教員、縣川劇團美工。後調中共重慶市委黨校工作，現已退休。1983年加入美協四川分會，現為美協重慶分會會員。曾在《四川畫報》、《中國婦女》、《四川農民報》、《巴山文藝》等多種刊物上發表過水印木刻、黑白木刻，有30本封麵設計作品麵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