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

第十四章 突圍

　　從莫斯科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回來後，烏布利希就開始著手改造大體上仍然為臨時建築的柏林障礙，他要讓它更加耐用，而且固若金湯。

　　那些被認為容易受到重型車輛，如卡車和公共汽車，撞擊損壞的地方已進行了防撞擊加固。1961年10月底，專家向昂納克的“中央同誌”提交了一份報告。之後，軍事工程師們就開始對現存的設施進行“擴展”，一方麵是為了讓圍牆更加堅固，另一方麵也是為了讓此類設施在一些具有象征意義的地方不那麽礙眼。

　　經過10月22日到29日“查理檢查站”對峙引起的騷亂，加強邊界安全的需要變得越來越緊迫。10月27日晚上，在法國占領區，約105名西柏林青年聚在一起，試圖打開那裏的帶刺鐵絲網屏障；相當數量的西柏林警察被派去驅散他們。據《紐約時報》報道，僅此一夜，就有22名東德人趁機逃跑，其中包括一名身穿製服的海關官員。

　　盡管鎮壓浪潮在1961年底已接近尾聲，但東德的宣傳攻勢還在繼續，逮捕行動也沒有停止。很快，表麵順從就成了東德人民的主要情緒。

　　然而，東德政府並未鬆懈下來。9月，政府開始聚集效忠者，尤其是自由德國青年組織中的青年狂熱分子，鼓勵他們暗中監視並引導家庭成員及朋友的思想。在一次“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廣播節目閃電戰”——即反對所有的西方電視節目和廣播節目的活動中，這些年輕人被組織起來。孩子們爬上屋頂，轉變天線的方向，阻止它們接收西方的電視或廣播信號。年輕的狂熱者們嘲笑那些怕被人知道在收看西方電視節目或者收聽西方廣播節目的成年人。有時候，一些罪大惡極的人還會被報告給政府當局，然後他們的收音機或者電視會被沒收。

　　從某種程度上說，政府的緊張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各種各樣的西方顛覆分子，特別是外國人和西德人，依然可以非常自由地在東西柏林之間穿行，隻要他們不讓自己的身份過於明顯。

　　8月13日，正在搞竊聽的西方情報人員被抓獲，但是，間諜網骨架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重新建立。1961年11月6日，中央情報局柏林行動基地（BOB）報告稱，雖然有新的邊界控製措施，它還是設法與在東柏林行動的25個特工保持或者重新取得了聯係。判斷出一些地方的進出可能會受到限製，聰明的柏林行動基地官員開始給特工提供收發兩用無線電設備或者采取投信方式，取代了邊境開放時候標準的麵對麵報告。不過有時還是需要親自聯係，正如11月6日的報告所提到的，盡管8月13日以來大量的西方人仍然可以往返自如，但實際上這段通道越來越多地受到物理和文件方麵的控製。

　　盡管中央情報局的活動被柏林牆阻礙，但BOB仍然十分清楚東柏林人的情緒，那裏的經濟狀況，以及共產主義體製控製下的警方行動，這對西方盟國軍事代表團的報告作出了大有裨益的補充。在8月13日邊界封鎖後的一年裏，柏林行動基地在東柏林的30個特工通過收發兩用無線電設備提供現場報告262次，支持並執行行動50次。盡管東柏林有史塔西和克格勃強大的反間諜網絡，但這些行動完全沒有遭到破壞。

　　有一件事情很明顯：那就是中央情報局再也不能積極地在東柏林建立任何形式的“抵抗”網絡。盡管以前中情局對此還抱有幻想，但自柏林牆建立之後，幻想完全破滅。柏林行動基地所能做的就是保護殘餘人員和網絡，並以明智的方式使用他們所提供的信息；比如，利用這些信息去影響雙方的宣傳戰。一位會說德語的BOB代表被安插到詢問東德難民的小組中，尤其是像康拉德·舒曼這樣的軍隊和邊界警察叛逃者。這名BOB 人員的工作就是迅速消化被采訪者提供的材料，挖掘他們離開、對東德政府不再抱有幻想等的原因。代表不必等待整個詢問報告結束，因為被詢問者提供的遭遇經曆很可能很快就會變“冷”，所以要立即將其變成強有力的書麵材料。憑借中央情報局與新聞界的良好關係，這些材料很快就會進入西柏林和全世界的新聞之中。

　　對於被囚禁在新建的柏林牆之後的人們，西柏林和盟國能夠並且願意做多少來幫助他們呢？

　　西柏林和西方盟國也不清楚。沒人想去招惹東德人和蘇俄人，讓他們進行更多的邊界跨越幹預，因而，西柏林市民的暴力示威是不被鼓勵的。另一方麵，西柏林警方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東德人的逃亡活動中，他們竭盡全力幫助難民，甚至還會為他們進行火力掩護。從嚴格意義說，這樣的事情是被禁止的，但規矩總有漏洞。西柏林的警察可以說他們遭到東德的射擊，被迫開槍自衛。因為逃跑活動大都在黑夜，所以很難證明誰對誰錯。

　　同樣，勃蘭特市長本人也在理性與情感之間掙紮。12月初，他在一次會議上宣布：

　　從長遠來看，我們不僅不能禁止任何人談論他們對柏林牆的感受，也不能禁止他們以激烈的言辭來表達自己的感受。要讓所有人都知道當他們在為反抗不人道而進行示威時，我們派警察鎮壓是多麽艱難的決定。

　　幾天之後，他說得更加明確：“我們的警力……是在那裏維持西柏林的秩序，而不是保護柏林牆。”

　　因為獻身於德國社會民主黨，西柏林內閣參議員約阿希姆·利普希茨於1949年被迫離開東柏林。他積極訓練一支新的準軍事性質的警察部隊，以保護西柏林不受來自東柏林公開或隱蔽的襲擊。戰爭年代，利普希茨是一個勇敢的社會主義地下活動領導人，一位有目共睹的實幹家，如果英國的官方報道可信的話，他甚至還積極參與製訂一個在1962年的元旦炸掉部分柏林牆作為抗議的計劃。1961年12月11日，這位年僅43歲的參議員猝死，使得這一切都成了一個謎。

　　從1961年的最後幾周到1962年初，柏林牆確實遭到幾次來自西柏林的烈性炸藥襲擊。規模最大一次的當屬1962年7月對波茨坦廣場上的邊界牆的攻擊。因為害怕會有人被殺害，在那之後，西柏林當局被迫采取行動。這些爆炸幾乎可以肯定是“格爾曼小組”成員搞的。“格爾曼小組”是一個由學生構成的逃跑與顛覆組織，基地在西柏林自由大學。除了一定的抗議價值之外，他們的行動並沒有取得什麽實際的效果。不過，他們確實給統治東德的朋友們造成了一點恐慌。烏布利希很快接到了關於這類事件的冗長報告。依然掌控在東德當局手中、途經西柏林的城市輕軌，也收到過幾個小小的炸彈。這些都是西柏林人抵製東德當局掌控城市輕軌火車的一種暴力反抗，它在整個60年代一直持續，並延續到70年代。

　　但真正使德國統一社會黨老板們感到害怕，同時激勵著柏林人以及全世界同情他們的人的是那些逃跑者。他們證實了柏林牆並非無法逾越，而且還給上千萬深陷囹圄的東德人民帶來了希望。

　　早期，英雄主義和悲劇是聯係在一起的。成功逃到西德的隻有幾百人，更多成百上千的人因為試圖逃跑而被逮捕，並被判處長期監禁。從1961年8月13日到1961年底，在試圖從東柏林逃往西柏林的人群當中，有13人喪生。

　　在這些最初的死者中，有4人是摔死的，從8月到10月期間，他們試圖從貝瑙爾大街的窗戶和屋頂逃離。自此之後，住在靠近西柏林邊界的市民都被遷走，所有的窗戶和門都被用磚封起來。

　　另外有6人在試圖遊泳到西柏林時喪生。兩名死於泰爾托運河，一名試圖遊過洪堡港，兩名試圖遊過施普雷河，而另外一名試圖遊過波茨坦和西柏林之間的哈弗爾河。他們中3人被槍殺——包括8月被殺害的岡特爾·利特芬和羅蘭·霍夫，還有3人是因為太過冒險，被淹死的。

　　死於哈弗爾河的受害者是一個巡查波茨坦邊界的“預備警察”部隊二等兵。他試圖遊過冰冷的河水前往西柏林的萬塞湖岸，結果卻是徒勞。他被從河裏逮捕拉回。然而，此時的他已經奄奄一息，在送往醫院的途中，因寒冷和肺部積水死去。

　　25歲的烏多·杜利克是東德火車站的工程師，由於在與同事進行政治爭論時表現出反共產主義的情緒而被開除。幾天之後，也就是1961年10月5日，他試圖遊過介於東柏林與西柏林克羅伊茲堡區之間的施普雷河。盡管邊界巡邏隊朝他開火，但並沒有打中他。最後，可能是精疲力竭，可能是寒冷的河水，也可能是恐懼殺死了他。他的屍體被西柏林警方從水裏打撈出來。

　　杜利克沒有帶任何證件，好幾天都被認為是“柏林牆的無名受害者”。後來他住在瑞士的弟弟趕到西柏林認出他的屍體。住在東柏林的父母焦急擔憂，直到此刻才得到確認。他們的兒子在西柏林的安葬備受矚目。他的父母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因此被允許在東柏林外幾公裏的魯菲爾德公墓小教堂舉行安靜的悼念活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史塔西提出一個強製性的條件：給杜利克念悼詞的牧師不能談及他死亡的原因或者任何有關情況。這類強製條件變成了在東德為柏林牆遇難者進行悼念的規定。

　　1961年的最後一起柏林牆之死最讓人心碎。早在幾年前，21歲的英戈·克魯格就訂婚了。他的未婚妻住在西柏林，英戈住在東柏林。雖然他們住在邊界的兩邊，但是在8月13日之前，隻是有點不太方便而已。幸運的是。他的未婚妻有西德護照，可以常來東柏林看他，但是這種情況還是讓人難以忍受。

　　英戈·克魯格有一個秘密法寶，那就是他是一名潛水冠軍。他決定穿著濕式潛水服，戴上呼吸設備，潛水去西柏林。知道這個計劃的隻有他的幾個朋友以及他的未婚妻。1961年12月10日，星期天，英戈的未婚妻看望他後，就返回西柏林，她將在寒冷的冬夜迎接他到達西柏林，一切都準備就緒。

　　那天晚上11點鍾，英戈和他的3個朋友來到弗裏德裏希大街火車站下邊的斯科夫保達姆大街，施普雷河的東岸。他在那裏和3個朋友告別。他脫掉掩飾潛水服的外套，潛入水中。他並不打算從東岸直奔西岸，英戈潛入水的地方距離邊界還有一段距離。英戈想用潛水服和呼吸設備潛遊大約500碼，那是一段施普雷河位於東柏林的彎道，再遊過另外一座大橋，最終到達西岸的一個點，從那裏登上硬實的帝國議會河岸。河岸被以前的德意誌帝國國會弄得很堅實，而且那裏已經是在西柏林境內幾碼的地方了。這條路徑可以讓他躲過邊界護衛的注意，因為他們會在距離西柏林最近的點查看東德的逃亡者。

　　這是一個大膽的計劃，但不莽撞。英戈是一名運動健將，一名出色的遊泳者，而且攜帶了所有的設備。她的未婚妻穿著足以抵禦12月寒冷天氣的衣服，在帝國議會河岸焦急而又滿懷希望地等待著他。

　　大約晚上11點半，一艘東德海關汽艇在馬斯科附近的水域中發現一具男性屍體，這裏是前往西柏林的最後一座橋。英戈·克魯格的未婚妻隻能在距離200碼的西方，眼睜睜地看著在泛光燈照著的地方一具屍體被打撈出來。很快海關汽艇就消失在黑暗中。

　　這位恐懼的年輕女士一定已經明白了是怎麽回事，但她還心存一絲希望。她不斷地給英戈的母親寫信，不停地說服自己相信那具屍體可能是別人的，自己心愛的人已經被逮捕，可能呆在監獄裏，但他仍然活著。然而信件沒有任何回音，直到1962年初她才知道她愛人的母親被禁止與她通信。就在英戈試圖逃跑的兩天後，12月12日，克魯格夫人確認了兒子的遺體。遺體上沒有任何傷痕。是英戈低估了12月份施普雷河河水的寒冷，也高估了自己的禦寒能力。

　　不過，也有壯烈的勝利。1961年深秋，在反車輛障礙加固以及“禁止通行”區域延伸之前，有一些卡車成功地突破障礙進入了西柏林。

　　12月5日，27歲的火車司機哈裏·迪特靈駕駛一列定期的旅客列車全速衝過阻擋在火車軌道上的邊界障礙，艾爾伯雷茨霍夫邊界火車站的鐵路，自8月以來就被邊界障礙封鎖。他到達這個邊界火車站後，繼續大膽地駕駛著火車，沿著還存在的鐵軌前進幾百碼，進入西柏林斯班道的安全區域。火車上有32個人，其中的24人，包括迪特靈的7名家人以及他的司爐工哈姆特·裏奇都對這次逃跑知情。迪特靈謹慎地挑選他們加入他稱為“通往自由的最後列車”。當火車加足馬力穿過最後邊界障礙的時候，子彈如冰雹一樣向他們襲來，所有的人都蜷縮在車廂的地板上。但對迪特靈的計劃全然不知的包括列車長在內的另外七名乘客，隨後返回了東柏林。另外一名不知情的乘客，一位17歲的女孩兒，因為柏林牆被迫與父母分開，當即決定留在西柏林。

　　這樣的逃亡要麽是因為非常幸運，要麽是因為謀劃仔細，要麽就是兩者兼而有之。即使在柏林牆全部加固之前，正麵或者隻身一人接近邊界都是很危險的事情。據史塔西的統計數據，在1961年8月13日到12月31日之間在逃跑中被逮捕的人數總計為3041人。試圖徒步逃離的人數最多，共計2221人，占總數的73%。火車逃亡的有335人（11%），乘機動車的有244人（8%），通過海（波羅的海）有114人（4%），通過遊過河流、運河或者湖泊的有96人（3%），爬下水道的有31人（1%）。

　　因此，對專家幫助的需求增長之快速，數量之龐大並不足為奇。

　　逃亡組織在第一時間形成，正如反對柏林分裂的抗議行動一樣，早期的逃亡組織是基於理想主義，其中大多數都是西柏林的學生。其中一個組織始建於1961年8月13日邊界封閉的那個晚上，地點就在西柏林自由大學（FU）的艾康姆留學生宿舍區。

　　如果說有一個特別的小組適合組織逃亡的話，那當屬學生社團。他們年輕，身體健康，大多數白天不用上班，也不用承擔家庭的責任。他們樂意與廣泛的，甚至是世界範圍的網絡聯係，這些人和他們誌趣相投，並且通常具有影響力。而且，多數情況下，這些學生擁有重要的專業知識，比如語言、工程、法律等等。

　　自由大學逃亡小組的3個主要成員創建這個逃亡組織最初是基於同學之間的相互忠誠；這3個主要成員是學習法律的德特夫·格爾曼和狄特爾·希姆，以及稍後加入的學習神學的多多·科勒。8月13日之前，自由大學的學生中有很大數量的學生（大約500人）住在東柏林。這3個陰謀家決定與“東柏林”的學生取得聯係，幫助他們逃到西柏林完成學業。

　　格爾曼和希姆都剛30出頭，即使是在德國，也算年長的學生。實際上他們在學校做管理工作，主管東德“前學生”的福利發放。所以，他們有機會得到這些學生的注冊信息，包括他們的地址、個人信息，以及照片等。

　　這個組織的組建者都是西柏林人。8月23日被嚴令禁止進入東柏林之後，他們不得不找那些持有西德或外國護照的學生去尋找那些‘前學生’。這些聯係者被稱作“通訊員”。

　　最初，與孤立無援的東德學生聯係是一件非常冒險的事情。其中一個日後參與了多起逃亡事件的“通訊員”名叫伯克哈特·維格爾，是一名持有西德護照的醫科學生。他描述了一旦發現“前學生”後通常采用的接近方式：

　　通訊員或潛在的逃亡者當然不是沒有危險的，因為如果史塔西聽到風聲，兩個人都會被逮捕和審訊，一個會被認為是逃亡組織者，另一個則是“共和國的叛逃者”。因此每個通訊員在去拜訪‘前學生’之前都要編造一個無害的故事，也就是為什麽要去拜訪，比如去問這個‘前學生’是否願意給他一份期末考試試卷，反正無論如何，‘前學生’要願意去西柏林和自己的教授會麵。這些編造的故事必須要完全可信，也要完全無害，這樣大不了通訊員看起來是一個善意的傻瓜，而絕不是‘罪犯’（東德行話）。隻有在你確信沒有旁人偷聽，或者通訊員確信“前學生”是“安全的”，例如，他不是一個間諜或者沒有被史塔西“轉化”，隻有這個時候你才能謹慎地進入下一個階段……

　　一旦確信聯係人是安全的，就要向他解釋逃往西方的可能性並給予指導。這些幾乎完全是以一種官僚態度進行的。要填寫表格並將個人信息備案，其他的重要信息可以從官方學生資料庫獲得。

　　在最初與“前學生”聯係的時候要確定好口令和簡單的代碼，以便讓聯係時間和足以定罪的談話縮到最短。這在安排逃亡約見的時候尤為重要。據維格爾稱，逃亡者會接到一個自稱‘約瑟夫大叔’的人打來的電話，並向他推薦一個特殊的廣播節目，這就意味著要在節目剛剛開始的時候見麵。或者打電話的人會問“前學生”是否需要“透透氣”，對此正確的回答是“是的，但是不幸的是我有點兒感冒。”

　　在這類事情上需要嚴格守時，幫助逃亡的人被授命隻能多等幾分鍾。在東德這樣的集權社會，任何閑逛的人，尤其是身穿西德服裝的人，都會遭到監視。如果在此過程中延遲太久，幫助逃跑的人就會離開，並重新安排會麵。如果此類情況再次發生，那麽聯係將會終止。

　　現實中的逃亡方法各種各樣，不管采用什麽方式，所有的逃亡項目都會被稱為一次“旅行”。

　　但是最受歡迎的辦法是為逃往西柏林的人提供假證件，至少在開始的時候，所謂的“格爾曼組織”可以依賴西柏林以及西德當局容忍甚至非正式的支持。當然，由於法律的約束，他們經常也會自己采取行動。在正常情況下，他們所采取的行為屬於欺騙、偽造以及犯罪。

　　但是在8月13日之後的幾周裏，西柏林人和全世界的民主人士都認為時局不‘正常’。由於學生組織有廣泛的外國人聯係，可以‘借用’外國和西德的護照，尤其是當打算逃亡者與護照的真正持有者長得相似的時候。另外，通過外交圈和官方有同情心的人，他們也可以拿到空白護照。9月底之後，西德居民去東德旅遊要求必須具備出入境簽證，於是取得外國證件就變得極為重要。

　　維格爾代號為“黑鴿”（Schwarzer），他不僅前往東柏林做“通訊員”，還會去一些外國城市，收集聯係者提供的大量空白護照。一次，他去蘇黎世，見到一名瑞士將軍的兒子羅夫·布雷徹，後者利用他的地位拿到很多瑞士的身份證明。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失敗之後，布雷徹也曾為蘇聯控製的匈牙利難民提供同樣的服務。

　　有時，外國的同情者還會主動來找他們。維格爾記得其中一個人來自比利時，提著一大箱子護照，還有一枚家鄉城市的官方印章，這枚官方印章可以證明護照是有效的。有時候，維格爾猜想，也許提供這些珍貴證件的人在20年前也曾為逃離納粹的難民提供過同樣的幫助。

　　有200到300個空白護照就是通過這種方式獲得的。這個組織更喜歡使用比較小的歐洲國家的證件。因為使用英國、美國或者法國的護照可能會使這些占領國在與東德打交道的時候麵臨尷尬。

　　這個組織很快學會熟練地“篡改”現存護照，這種才能讓他們的工作更加如魚得水。一旦這些證件被送到東柏林，逃亡者們不得不了解護照持有者的“生平”，並要與護照的細節一致。如果是外國護照，他們就會接受訓練，學習一些所謂的該國語言中的常見短語。最後，還要教他們怎麽填寫出境文件，應付東德邊境官員提出的任何難堪的提問。

　　8月13日後的前5個月，“護照”的方式非常有用，不過這並非逃往西柏林的唯一方法。

　　還有其他的途徑，比如，下水道就是其中一個。其實在8月13日之前，東西柏林之間的下水道就已經被鐵柵欄擋了起來。這些鐵柵欄很多都是在20世紀50年代安裝的，目的是阻止犯罪分子在蘇占區與盟國占領區之間進行香煙和其他物品走私。這些柵欄很結實，但是西柏林學生意誌堅定。他們從西柏林帶來弓鋸並在鐵柵欄上鋸開一些洞。

　　最初利用下水道組織逃亡的人是一群高中學生，時間可以追溯到1961年9月初。和自由大學的策劃者一樣，他們也在尋求辦法幫助8月13日後被困在東德的同學，希望幫助他們在西柏林繼續他們的新學年。這些青少年，依靠自己的努力，經過反複的實驗和失敗，才學會怎麽識別下水道檢修孔。然後他們找到一個直接從東柏林通往西柏林的下水道。

　　同樣，西德護照持有者需要在東柏林做研究工作。他們最終在距離邊界5百碼的地方找到一個檢修孔。檢修孔位於一個廠區，晚上周圍都不會有人。這條下水道穿過邊界，通往西柏林的克羅茲堡區，出口在西柏林一塊廢棄的空地。整個路線大約半英裏。沿著街道鋪設的下水道在邊界後有一個輕微的30度斜坡，因而任何從西柏林爬進爬出的人都不會被東柏林眼光銳利的邊界護衛發現。簡直太完美了。然而，還有一個主要的問題：要在東德人民警察不知情的情況下弄開下水道某個地方的鐵柵欄。

　　他們花了幾天的時間才在鐵柵欄上鋸出一個足夠逃亡者爬過的洞，最大的問題是，逃亡者在爬過大約半英裏正在使用的下水道之後，身上會沾滿垃圾，而且臭氣熏天。需要組織洗衣服務，因為這些高中生並不想被父母發現。那樣他們可能會被要求停止這個行動。

　　幾天之後，不知道確切的數量，但肯定的是，大量的東柏林孩子被他們的朋友經由下水道安全地帶到西柏林。對於十幾歲的孩子來說，這簡直是令人驚訝的成就。沒有汙水溝的平麵圖，沒有專業工具、或者其他的專業知識，也沒有被東德人民警察發現。但是，因為臭味，這個行動不能被完全保密。“格爾曼組織”有高效的情報體係。

　　狄特爾·希姆，創建“格爾曼組織”的一名自由大學學生，決定以一種更有野心的方式利用下水道。護照的方法很好，但有時也會引起一些混亂。例如，現存的護照可能很難與一個打算逃亡的人配對。還有，如果逃亡者來自東柏林郊區的話，那麽可能在城裏沒有一個方便的公寓作為中轉點對其進行基本的“培訓”（包括了解護照持有者那些無聊並且問題多多的“生平”）。

　　不過，下水道路線也有一些問題。希姆和他的同事們希望通過這條路線幫助更多的人。那麽，相應的，也得向東德派出更多的通訊員。

　　隨著人數的增加，故意或者意外暴露的風險也在增加。西柏林人認為，最好是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告訴逃亡行程。最好是在他們即將離開的當天，而不是讓他們在東柏林的最後一晚輾轉反側。這個晚上他們很可能會讓其他人為自己分憂，而其他人中就可能會有史塔西的特工。

　　這樣做增加了安全係數，但加重了組織者的負擔。一次，一個通訊員要幾天裏通知好幾個逃亡者，因為時間緊迫，他不得不把兩個女同學從大學講演廳裏喊出來。要是等到她們回家的時候再挨個通知，時間就會更緊迫。

　　通常情況下，天黑之後每隔半小時，就會有一小隊逃亡者進入下水道，而他們正是利用那些高中生前一個月發現的檢修孔。“格爾曼組織”事先安排好一切，每一個逃亡者都被指派到一個小組並製定逃跑時間，以及相應的通知，最重要的是精確和守時。

　　西部還要提供另外一個關鍵服務，在當夜的逃亡行動結束後，要有人將東柏林那邊沉重的檢修孔蓋放回原地。因為不準西柏林人進入東部，所以這件事情要由西德人或者外國人穿過邊界去做。

　　兩名勇敢的學生自願在下水道計劃中擔此重任，一個是來自西德的學生，代號為“蘭格”（意為高個）；一個是奧地利人，名叫狄特爾·沃爾法特。“蘭格”將騎著一輛黃蜂牌小型摩托車前往東柏林，而沃爾法特會開著一名逃亡者留在東德的汽車。汽車不隻是交通工具，還有其他重要作用。沃爾法特會把車開到有檢修孔的廢棄場地和“蘭格”見麵。把車停在檢修孔的正前方，這樣人們就不會注意到檢修孔蓋被打開。然後沃爾法特和同事將用力掀開檢修孔蓋，為第一批逃亡者做好準備。

　　沃爾法特會隱藏在工廠場地的某個地方。“蘭格”會留在那裏迎接第一批人。依照計劃，他們會在晚上8點天色剛黑的時候到達。他將指導恐慌的第一批逃亡者進入下水道，告訴他們怎麽使用那架粗糙的梯子以及該往哪個方向走。一旦確信這批人已經上路，他就會跨上他的黃蜂牌輕便摩托車，穿過兩個街區到達海因裏希·海涅大街的檢查站。出示西德護照之後幾分鍾，他就可以安全地返回西柏林。在那裏，他會告訴組織者們，他們的第一批客人正在邊界下臭氣熏天的黑暗中緩慢且小心翼翼地跋涉。

　　一小隊接待委員會的成員會提前到達鐵柵欄旁，為到來的逃亡者們提供必要的幫助。穿越下水道可不像聽起來那麽容易，開始的時候會比較輕鬆，下水道在東柏林的入口處大概隻有160厘米高（5英尺多一點兒），但是隨著逃亡者們逐漸進入安全地的最後一段路程，下水道慢慢變窄，他們不得不用力彎腰，臉都快碰到臭氣熏天的汙穢垃圾的表麵。不過，隻要他們堅持，幾分鍾之後就能呼吸到西柏林那邊的新鮮空氣了。另一方麵，那些守候在鐵柵欄旁的接待委員會成員們不得不輪流長時間地等待，雙膝跪地，更糟的是，沒在齊膝深的垃圾中。當學生們的特殊朋友——身處高位的參議員利普希茨得知此事後，他保證給這些崇高的誌願者們提供柏林衛生部正式員工那樣的長筒橡膠靴子。

　　每個逃亡小組的最後一個人有義務等候、迎接，並指導下一組的第一個逃亡者。奧地利幫助者沃爾法特將在他的藏身處觀察，準備在出現嚴重問題的時候出來幹預，否則，就算最後一個逃亡小組離開了他也不會現身。通常行動完畢已過半夜，這就是為什麽要派沃爾法特執行這個任務的原因。作為外國人，他可以在東柏林待到淩晨2點，而西德人則必須在半夜12點之前返回。

　　等到最後一名逃亡者進入下水道後，沃爾法特還會多待幾分鍾，以防有人遲到。然後他會繞到下水道入口處，將檢修孔蓋拉回原來的位置，並讓一切看起來都正常。做完這些之後，他會把車開到不顯眼的地方停下，以備第二天晚上使用。最後他會步行穿過檢查站返回西柏林。

　　第一天的行動開始於1961年10月8日天黑之後，該計劃的組織者狄特爾·希姆從西部邊界的公寓大樓頂上觀察，在那裏他可以看到東柏林的廠區。一個又一個小時，希姆注視著那些逃亡小組的人進入下水道。接連4個晚上，一切都進展順利。依據學生幫助者提供的非正式名單，共有134人成功逃亡。維格爾認為實際人數應該更多，因為精確計算人數並不是最要緊的事情，而且名單隻準確地記錄了最後兩個晚上逃亡的人數。

　　成功逃到西柏林之後，滿身汙泥的難民會被送上一輛大眾牌公交車，載到自由大學的一個學生宿舍。他們可以在那裏洗澡，之後會有人拿幹淨的衣服給他們換上。抉擇的時間到了，他們要去馬林菲爾德難民營登記，並用編造的故事解釋他們的逃亡，因為在難民營管理部門有東德史塔西的特工。

　　1961年10月12日，也就是利用下水道逃亡的第五個夜裏，很糟糕的意外發生了。

　　午夜來臨。最後一個逃亡者已經進入下水道。沃爾法特把檢修孔蓋子放回去，然後離開。看起來這個晚上又成功了。

　　當時希姆正在西柏林查看，突然他抽了一口冷氣。這位學生領導看到一輛陌生的車開進廠區並緊急停下。一小隊全副武裝的東德人民警察湧出來，掀起他們能發現的所有檢修孔蓋子。他們用衝鋒槍掃射那些入口。

　　東德人民警察並沒有打算立即進入下水道。當然，受驚的希姆沒有時間去猜測他們最終的意圖。他急急忙忙來到下水道在西柏林的入口。他必須警告接待委員會成員，因為他們還蹲在鐵柵欄旁，在準備幫助最後的逃亡者。鐵柵欄位於邊界的東部，任何人被發現都會立即被逮捕，或許還會更糟。

　　幸運的是，最後的逃亡者已經安全穿過下水道，幫助他們的人正準備爬出位於西柏林的出口。確認之後，希姆再次回到他的守望點。直到第二天早上6點，東德人民警察仍等候在開著的檢修孔旁。他們絕不敢進入下水道裏。

　　最成功的下水道逃亡路線被關閉，是有人告密，還是東德人民警察發現了蛛絲馬跡而采取行動？不得而知。希姆通過在西德情報局的聯係人得知東德在下水道內設立了更堅固、笨重的鐵柵欄，弓鋸對它根本無能為力。

　　10月中旬之後，東德似乎已經對這類下水道做了普遍的加固。但有謠言說，至少還有一個組織仍在通過一個防暴雨下水道網絡幫助東德人逃跑，它連接的是西柏林法國占領區的賴尼肯多夫區與東柏林的潘科區。但即使是維格爾這樣消息靈通的逃亡組織者對此都沒有確切的消息。同“格爾曼組織”一樣，很多這樣的組織者都對他們的逃跑路線三緘其口，目的是挫敗在西柏林社會保障和登記機構中的史塔西特工。

　　在最初的日子裏，組織者們沒有向媒體談起這件事。一些逃到西柏林的人卻向媒體講述了他們的經曆。到達西柏林之後，一些東德的逃亡者想要吹噓他們的成功。後來，希姆告訴一個采訪者：“是的，媒體確實毀掉了我們的一些逃亡路線，但多數還是被難民自己毀掉的。這完全是自斷後路，哪管洪水滔天的態度，這些人急不可待地想當英雄”。

　　與此同時，到1961年9月底，“格爾曼組織”已經挖掘好了第一條地道。柏林的沙土雖然讓挖掘工作很容易，但是地道相對疏鬆。因此，需要適當的支撐，支柱和頂板，從而保護下邊的挖掘工作。

　　第一條地道的長度剛剛超過25碼，是從舍恩霍茲貨運站旁一個小棚屋的地下室開始的，這個小棚屋剛好位於西柏林境內。地道直接經過邊界抵達東柏林的潘科區，更確切地說，是抵達潘科區的都市墓地。東部的入口位於一個很醒目，並被照管得很好的墳墓紀念碑下。那年秋天，兩周內有23名東柏林人通過這個狹小恐怖的入口到達西柏林。後來史塔西從西柏林一個雙重間諜處收到消息，於是東德人建立了一個觀察崗。12月29日，兩位年輕的東柏林婦女在試圖進入地道時被逮捕，並遭到監禁。

　　然而，真正讓“格爾曼組織”聞名的並不是地道逃亡，而是護照逃亡。隻不過地道比較激動人心、具有戲劇色彩，並且還能吸引公眾的想象力，但從為此所做的努力、花費以及風險來說，隻要還有別的方式，地道逃亡就不如別的逃亡方式劃算。

　　1961年8月13日後的幾個月內，“格爾曼組織”幫助了約5千名受困的東德人在西德獲得新生活。剛開始，他們隻是希望幫助圍困在圍牆後麵的自由大學的學生能夠回到西部繼續學業。到1962年初，這個組織變得越來越大。有消息稱，隻要是在東德的聯係網絡確認的逃亡者，“格爾曼組織”都願意接受他們。

　　他們更喜歡的辦法是偽造或修改證件，這看起來非常簡單，到1月份，這個組織居然沒有失敗過一次，也沒有失去過一個逃亡者或幫助者。維格爾回憶說，他們曾以這種方式一次性幫助6個難民逃到西柏林。

　　然而開初的成功卻在1962年1月6日戛然而止。那天，伯克哈特·維格爾再次用他的西德護照來到東柏林。在那裏他和一對逃亡夫妻碰麵，並和往常一樣，給了他們兩個外國護照。接著，當他們在弗裏德裏希大街火車站排隊等候辦理過境手續的時候，這對夫婦突然被東德人民警察喊出去問話並被立刻帶走。他們打算乘坐的那趟城市輕軌已開往西柏林。維格爾等候著，希望這對夫婦能馬上回來。然而，他們再沒有出現，於是他很不情願地遵從組織逃亡的規定，爬上開往西柏林的城市輕軌列車。幾分鍾後，他安全地到達柏林牆的另一邊。

　　後來，維格爾聽說，這對夫婦被帶走後，立刻向史塔西坦白了一切。他所乘坐的列車是最後一輛開往西柏林的城市輕軌列車，之後東德警方就關閉了城市輕軌，並封鎖火車站。要是維格爾再多等幾分鍾的話，他就會像被老鼠夾夾住的老鼠一樣無路可逃。

　　這次突發的災難導致了一個直接的後果，同一天，也就是1月6日，東柏林政府當局針對外國人實施一個新措施。從那以後，所有通過邊界進入東柏林的西方人都要在他們的護照中插入一個入境許可證。當他們經過檢查站返回西柏林時必須上交這個入境許可證。因此，任何企圖離境而護照中又沒有這種入境許可證的就一定是東德的逃亡者。這與9月底向西德人推行的措施類似。

　　同樣是在1962年1月，東德人開始在邊界障礙之後修建一條路，隻供邊境護衛、車輛以及軍犬自由跑動，而這也是“自由射擊區”的開始。任何膽敢踏足此區域的人會被立即宣布有罪，並成為全副武裝的東德邊防警察射擊的對象。

　　東德正逐步並且無情地強化他們的規則，很快，西德人在前往東柏林的時候要經過嚴格的簽證限製，而且邊界係統經過調整後，利用護照進行逃跑的方式變得更加艱難。

　　這個貓和老鼠的遊戲過程複雜、節奏緊湊，而且將會持續幾年的時間。在此過程中，雙方鬥智鬥勇，智謀和冷酷都達到極點。但最終隻會有一個贏家。

　　畢竟，在這個巨大戰場上發號施令的是烏布利希政權。

　　到1962年初春，維格爾成為東德安全部門的知名人物。史塔西文件顯示，3月24日，他進入史塔西需要打擊的幫助東德人逃跑的重要人物名單。史塔西已經下令要對這個幫助很多人逃跑的膽大妄為的人進行“積極的鬥爭”，並簽發了對他的逮捕令。

　　他們的活動已經遠不止是學生的胡鬧行為；東德開始猛烈抨擊西德，並且強烈譴責他們，指控那些地道挖掘者和為東德人逃跑提供便利的人是西方間諜；當然，實際情況非常複雜，而且很快會變得更加複雜，烏布利希政權不失時機地把維格爾和他的同誌們列為恐怖主義“破壞者”和冷酷無情的“人販子”。

　　1962年5月23日，東德政府當局發起了一次重大的針對西柏林逃亡組織的宣傳攻勢。彼得·戈林，21歲，是東德第一邊界警察部隊的二等兵，在柏林傷殘軍人公墓附近服役防守邊界。因為斯班道大運河的緣故，在這裏的邊界防守變得更加困難。那天彼得當班，他們發現一個人在攀爬邊界障礙。等到邊界警察整好隊，逃亡者已穿過最後一個柵欄並跳進運河。遙遠的河對岸就是西柏林，盡管聽到了警告的叫喊和槍聲，他還是繼續朝對岸遊去。

　　逃亡者是一個年輕的高中生，名叫沃爾特·圖斯，來自東德城市埃爾富特，他來柏林就是為了逃跑。剛到火車站他就買了一份旅遊地圖，並依照這份地圖臨時決定逃跑路線。他去西柏林的決心很大，也可以說非常天真，盡管沃爾特身高有1米8，但隻有14歲。

　　當他遊過三分之二的路程時，沃爾特被機槍擊中，受了重傷。盡管如此，他還是努力浮出水麵，朝著遙遠的對岸遊過去，並在運河牆的凹處找到藏身處。現在他是在西柏林的英國占領區，幾個全副武裝的西柏林警察已經趕來，並努力想把這個男孩兒從他的藏身處救出。

　　東德的邊界部隊可以向逃亡者開槍，但是有兩個附加條件：不能對婦女和兒童開槍，不能朝西部的領土開槍，但兩條規定立刻都被違反。盡管沃爾特身高與眾不同，但他依然是個孩子；而且，已經到達西柏林的領土。然而，他還是不得不繼續在東德邊防警察的子彈中前行。為了救他，西柏林的警察也不得不頂著東邊射來的子彈，並開槍回擊。

　　最後，雙方的射擊停止。一個市民把一條繩子扔給沃爾特，讓他抓住。他們把這個傷得很重的孩子拉到安全地帶，並把他送往醫院。小沃爾特·圖斯奇跡般地活了下來，但是由於在逃跑的時候受了傷，落下殘疾，並在以後的幾十年中都伴隨著他。

　　此時此刻，在遙遠的另一邊，邊界警察部隊將迎來他們的第一個烈士。在雙方的交火中，戈林倒下了。他三處受傷：右手被子彈擦傷，一粒子彈打穿他的左肩，致命的一槍是在他左腎附近，他快要死了。還有一個衛兵被打中大腿，但沒有生命危險。

　　東德政體立刻並且無情地抓住這個宣傳機會，二等兵戈林被授予各種榮譽，並享受國葬。東德的很多街道、部隊、營地和學校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才改變。死後，他被提升為中士。而且，進入學校教材，經常在德意誌自由青年組織的大會上被宣講。

　　戈林死後一周，“中尉格勞”為他創作了一首詩，刊登在東德的一份周報上。兩句詩奠定了事情的基調：

　　你歧視敵人的不忠，

　　忠於我們和你自己的誓言，

　　剛好看透他無恥的謊言，

　　因此遭到懦夫的謀殺。

　　你奉獻你的全部，堅持不懈，

　　你為我們而犧牲自己，

　　實現了自己的願望，寶貴的青春，

　　你為我們驕傲的共和國而倒下。

　　在以後的幾年內，這首打油詩經常被重印和選登。

　　當然，詩中並沒有提及這位烈士試圖殺害的那個14歲的男孩兒，同樣的，在東德發表的報道中也沒有提及。官方報道稱戈林和他的戰友被誘入“恐怖分子”設計的圈套，在“精心設計的邊界挑釁”中受到危險的襲擊。他們誇大說，“西柏林部隊……手持美國武器，襲擊東德人民警察的邊界安全部隊。”東德士兵沒有向西德的領域開過一槍。東德檢察長懸賞1萬馬克（西德馬克），抓獲那些為此負責的人。

　　實際上，東德自己的調查員提交的秘密調查報告和西德警方的調查都表明兩件事情：第一，東德人射出的子彈數遠遠超過西德人，總數為128比28.第二，戈林違背了上司的命令，擅自離開掩護去找一個更好的位置，以便打死這個逃亡者。是他將自己暴露在從西邊射過來的子彈中。還把自己手裏的槍設置成“自動射擊”。

　　戈林死後，東德政府為“被謀害”的邊界護衛創立神龕，把他在兵營內的房間保持原樣，並放上他家人的照片以及他的物品等等。成群的新兵、小學生以及青年組織的成員被帶來參觀這有紀念意義的地方。導遊將宣講反西方國家的宣傳標語，痛罵西德人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戰爭販子的“挑釁”，是他們在東德的全盛時期毀掉了這個年輕人。

　　彼得·戈林是柏林邊界犧牲者中的第一個，東德政府試圖塑造一個“神聖邊界保衛者”的神話，並在自己的部隊裏創立一種“集體榮譽感”（esprit de corps）。

　　後麵的那個任務肯定沒那麽容易，從最近解密的文件來看，很明顯戈林本人是東德最熱心的仆人之一，迫不及待地去執行國家的命令。其他人可就沒有這麽熱情，而且他們的家人更是如此。據報道，第一邊界警察部隊一個軍士長的妻子在報紙上看到戈林死亡的消息以後跟他講：“不管怎樣你也不要再服第二年的兵役了。”這個婦女被傳喚到連長那裏進行了一次“澄清談話”。

　　柏林牆存在期間，共有25名東德邊界警察死於柏林，其中幾乎有一半，即11名，事實上是被逃跑的戰友殺害的（其中一次，一名逃跑的蘇聯士兵殺害了他的戰友）。和大多數其他的逃亡者不同的是，這些逃亡者也全副武裝，能夠開槍回擊。

　　19歲的軍官學員彼得·波姆在波茨坦的軍營接受訓練，並於1962年4月16日夥同一名戰友逃跑。他們攜帶著槍支和彈藥，頭兩天成功地躲開了大規模的追捕。4月18日，兩個年輕人打算爬過有軍事要塞的邊界進入西柏林，偷偷地從波茨坦地鐵火車站格裏伯尼茨進入西柏林萬塞區的一小塊三角形地帶。但他們被發現了，交火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波姆被打死，而他的同夥軍校學員甘德爾被捕。

　　同逃亡者進行決鬥的巡邏隊頭兒也被擊中，並很快死亡。在一份描述絕望的年輕人試圖逃離東德的官方報告中，喬根·史密德陳被描述成被“匪徒”殺害。盡管這位邊境警察死於執行任務期間，而且還比彼得·戈林的事件要早很多，然而並沒有被授予“烈士”稱號。或許是因為他的死亡牽涉到兩名企圖逃跑的理想破滅的東德士兵，牽涉有軍官學員，如果封他為烈士的話將會引出很多不方便的問題。

　　1962年1月，東德政府開始采用征兵製。8月13日之前，他們不敢采用征兵製，因為擔心會引起逃兵役的浪潮；年輕人會逃往西部，躲避服兵役。現在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去了，於是可以強加到他們身上。征兵的法律於1962年開始生效，第一批被強製征募的人沒有任何延擱地被趕往訓練營地。

　　最初，招募工作麵臨著巨大的社會和情感壓力。在學校和工廠，教職員和來訪的招募者竭盡全力讓這些孩子自願簽名服兵役。自由德國青年組織的組織者需要完成一定的招募人數任務。自願服兵役的人有經濟獎勵，而且，如果一個年輕人簽署名字去為社會“出一份力”的話，他將會在以後的生活中受到優待。

　　一旦屈從，這個年輕人就必須服從國家的安排。例如，18歲的哈根·科赫本來申請參加東德海軍，但是據他講，他發現自己被強製調入東德史塔西的軍隊，費尼克斯·德熱直斯基近衛團。因此，在1961年8月那個特殊的日子，他不得不在查理檢查站用油漆和刷子畫出那段著名的白線。

　　另外有一個和哈根幾乎同齡的東德年輕人，他拒絕了來他們學校征兵的招募者的誘哄。他就讀的高中在盧肯瓦爾德，在柏林之南約40公裏。事實上，他還不僅隻是拒絕了征兵招募者的誘哄。在學生大會上，他站出來說明了原因，然後寫信給學校的校長。他在信中宣稱：“我的母親無法忍受她的4個兒子都去參加戰爭。我們厭惡戰爭，渴望和平。”這名誌向遠大的學生，也是一名獲獎運動員，發現他的分數在自動降低。他的夢想是成為一名體育記者，現在局勢很明顯，如果他不去服兵役，那麽將不能上萊比錫大學，更不可能去從事自己喜歡的職業。

　　不過，這個男孩兒被錄取為西柏林滕佩爾霍夫高中的走讀生。兩年來，他一直穿梭於家和城市之間，為他的高中會考（Abitur）而學習，在東德他被拒絕參加大學入學資格考試。1961年8月11日，星期五，這個21歲的年輕人再次從盧肯瓦爾德起程。他的哥哥用摩托車載著他來到泰爾托運河，即城市輕軌的起點。他從那裏前往西柏林。兩天之後，邊界被封鎖了。

　　這個年輕人名叫魯迪·杜契克。他獨自一人待在西柏林，沒有成為體育記者，卻成了自由大學一名政治科學家。他一直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但與烏布利希不同類。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杜契克的國際知名度越來越高，成為西德激進學生起義中最著名和最有魅力的領導者。

　　柏林牆建立之前，警察和軍隊中就一直存在士氣問題和逃跑行為。邊界封閉後，情況並沒有好轉。先是幾十個，後來幾百個人逃往西德，通常是兩個人結伴或者幾個人為一個小組。

　　一些是由於一時衝動才逃跑的。駐紮在郊區的一名交通警察排長，1961年12月和一名同誌逃亡西柏林。他描繪了逃亡前的秘密談話：

　　我們躺在那裏，他突然對我說：“我要是離開的話你將怎麽做？”我回答說：“這個嘛，我隻能說一件事情，作為一個基督徒，我是不會向別人開槍的。”因此他直截了當地說：“我要逃跑。你和我一起嗎？”

　　猶豫一會兒，排長決定和他一起逃跑。他們跨過柵欄，穿過帶刺鐵絲網，每當探照燈照過來的時候就迅速趴到潮濕的地麵。最後，他們跌跌撞撞地走入西柏林的一個花園，並向吃驚的戶主自我介紹。戶主給了他們每人一支香煙，並打電話叫來警察把他們帶走。

　　局勢變得很糟糕，有人向東德政治局打報告，稱有一些年輕人加入邊界警察部隊的目的就是為了接近柏林牆，找機會逃跑。所以，12月，那些被認為不可靠的人被從邊界警察部隊中除名，比如與西德家庭有密切聯係的，有犯罪前科的，或者發表過如“讚美西德境況”等顛覆性言詞的。在8月13日之前，通常僅僅是去過西柏林就足以除名，尤其是那些“去那裏看電影和參加舞會”的人。

　　每次發生重大的叛逃事件之後，都會進行緊張的討論，試圖找出為什麽這個人或者這個小組“背叛”他們的職責。“西方聯係人”也經常受到指責，同時受到指責的還有“西方人販子”提供的誘人條件。

　　有這樣一個案例，一個邊界警察有一個15歲的女朋友，住在西柏林。女朋友每天都站在邊界的另一邊請求他過去和她在一起。最後，他穿過了“邊界鐵絲網”。盡管他們被明確教導不能與邊界西邊的人進行交談，然而，他們還是不停地告訴她，她的男朋友什麽時候以及在什麽地方值班。對這群年輕人來說，對個人和團隊的忠誠明顯超過軍事責任。調查文件悲傷地總結：“他的同誌，並沒有從這名年輕無邪的女孩兒身上看到階級敵人。”

　　在搜索年輕逃亡者房間的時候，發現有扭曲心智的西方搖滾樂磁帶，西柏林或者西德朋友寫給他們的信件，甚至臥室房間的整個牆麵都貼滿了埃爾維斯·普雷斯利的照片。

　　然而有時候一些細微的聯係是無法預測到的，陸軍少校布魯諾·科拉朱斯基是東德第二邊界警察部隊的高級軍官。他的權力很大，多年以後，在一些紀律文件上還能找到他的簽名。作為戰前的共產主義者以及德國統一社會黨的黨員，少校看起來是一個完美的、政治上可靠的人民警察。官方的職位為“特別事件調查次級部門領導”，他基本上就是所在團的麻煩解決能手和實施者。隻要有事發生，包括有人企圖逃亡或成功逃往西方，就要找科拉朱斯基去進行調查。他的職責是寫報告建議紀律措施，以及如何防止不幸事件。

　　然而，1962年12月7日，這個抓賊的人變成了賊。在一個寒冷冬夜的淩晨，這個過去兩年來一直在檢查邊界防禦缺陷的人帶著妻子和三個孩子以及另外一家人悄悄地出現在一個邊界湖（沒有提及具體的位置）的東岸。在黑暗的保護下，他們悄悄地爬上一艘小船並渡過這個湖。

　　科拉朱斯基選擇那個冬夜不隻是因為那夜的漆黑，還因為當時這個湖正籠罩在厚重而且飄浮的霧氣之中。正如對這個事件的報告所評論的那樣：

　　科拉朱斯基十分清楚邊界地區的路線，並且知道我們的巡邏船會因為大霧不能快速前進。與西德的巡邏船不同，東德巡邏船（他也知道）並沒有安裝雷達……

　　少校、他的家人以及朋友輕輕地劃著船，在大霧中穿過湖麵到達西柏林，並向那裏吃驚的警方報告。西德人原來以為沒有人能逃過東德的巡邏船。或許這位超忠誠的科拉朱斯基少校是為數不多能做成此事的人。

　　關於這位專家的逃亡報告送到烏布利希主席手上。報告將此事歸咎於科拉朱斯基少校妻子的影響，因為她曾在一家化工廠的出口部工作，並與西德的客戶聯係頗密切。

　　不過令人失望的是，這位大人物對此的反應並沒有被記錄下來。

　　隨著新的簽證規定的執行，原來相對簡單的護照逃跑路線被關閉；而且，所有地方的邊界障礙都被加固，除了超重型車外，任何車輛都不可能再通過撞擊穿過邊境障礙。逃亡的人數在減少，手法卻越來越專業。

　　其中的一條線路就是所謂的斯堪的納維亞旅遊。這條線路利用的是還在使用的鐵路，從東柏林的柏林東站到波羅的海的兩個港口，瓦爾納明德港和薩尼茨港。從那裏，可以渡船到達丹麥，而丹麥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國。

　　逃亡組織的“通訊員”會為東柏林的逃亡者提供非西德護照、車船票、旅遊證件，甚至還有行李，讓他們看起來就像是從西柏林動物園火車站出發，換車前往哥本哈根的外國旅客。逃亡者要煞有介事地混入柏林東站站台的人群之中，幾個小時之後，他們就會安全地到達丹麥；然後可以非常容易地前往西德。

　　這個“斯堪的納維亞旅遊”的逃跑線路成功存在了幾個月，後來被代號為“佛郎茨·費希爾”的東德史塔西特工告密。這位史塔西特工成功地騙取到“格爾曼組織”的信任，甚至還成功地擔任通訊員職務。在最後一次逃亡旅程中，逃亡者和通訊員都被捕獲，還被判處重刑。這名斷了他人生路的史塔西特工是柏林自由大學一名謙恭有禮的希臘籍醫學生，名叫喬治斯·瑞普提斯，幾十年後，他的這次告發讓所有認識他的人都大吃一驚。多年以後，格爾曼還會繼續把這個希臘人描繪成“一個可怕的家夥”。

　　隨著相對容易的“護照路線”被關閉，1962年夏到1964年夏就成了地道挖掘者的時代。地下路線代價昂貴。需要很多勞力，而且和其他逃跑方式相比還有別的危險。逃亡者如果穿越柏林牆，那麽他們會冒著被擊斃的危險；想遊過湖泊或者運河除了要冒被射殺的危險之外，還有可能被淹死；然而，地道挖掘者卻冒著被活埋的危險。柏林地下土壤多沙，容易挖掘，但也容易坍塌。並且如果一個支撐不夠的地道坍塌或下沉的話，即使挖掘者沒有死，地麵也會有明顯的下沉和滑動痕跡，那麽警覺的邊界巡邏隊很快就會發現。

　　地道主要有兩種：短、淺、窄的地道幾天之內就可以挖好，而更長、更大、更深的地道則需要更長的時間。

　　哈裏·賽德爾更喜歡第一種地道。賽德爾是前東德的騎自行車冠軍，因為不願被迫服用興奮劑，逃到了西柏林。賽德爾非常厭惡他拋棄的那個政體，邊界封鎖之時他正在西柏林，但是8月13日之後，他多次越過帶刺鐵絲網回到東部，把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救出。他在邊界被抓捕，然後又逃掉。從那以後，賽德爾決定挖掘地道。

　　22歲的賽德爾是一個有著傳奇色彩且魅力非凡的人，超級健康、強壯、勇敢，是真正的東柏林工人階級的一員。他喜歡與邊界另一邊的人保持緊密的個人聯係，這就使得他更能找到想要逃亡的人，而且從理論上來說也更安全。很快他就會因為自己的功績而聞名，但也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1962年6月11日，星期一，哈裏·賽德爾挖好一條地道，從新克爾恩區（西柏林）海德堡大街一直通往特雷普托區（東柏林）埃爾森大街。這條地道橫斷麵隻有80厘米（2英尺7英寸），隻能容一個普通的人鑽過。實施這個工程既可以說是勇敢，也可以說是非常有勇無謀。

　　3月27日，賽德爾和他的團隊也在這附近挖過一條地道，但是被東德人民警察發現。他和一個助手海因茨·哲卡在地道的另一端被包圍。東德人民警察開了槍，哲卡肺部中槍。賽德爾又拖又拽地把哲卡拉回來，並且瘋狂地挖土把地道的入口堵住。等到東德邊界警察努力找到並重新挖開地道的時候，兩個人已經回到西柏林。不幸的是，哲卡的內髒出血並沒有被止住，在專業醫藥救護趕到之前，海因茨·哲卡停止了呼吸。

　　賽德爾並沒有被嚇倒，6月，他再次回到那個地區。他把總部設在西部邊境一個酒館的地下室，從那裏開始挖掘至兩三米（6-10英尺）深的地方，地道剛剛位於地下水位之上。挖掘的時候，他把沙子鏟進身旁的袋子裏。等到袋子裝滿，他就會把它推回給一個助手，再由助手把它運回地下室內儲存起來。

　　賽德爾的安全係於這些小且相對較短（大約20到30碼）的地道。沒有支撐物，也沒有任何的照明設施。地道內的氧氣不多，連蠟燭也沒法點燃。在壓抑的地道內，唯一的新鮮空氣來自於一個吸塵器吹出的風。為了確保地道不會坍塌，賽德爾讓一輛裝滿煤的車在地道線路的第一段上碾壓，看看會否有坍塌的跡象，並沒有。據維格爾回憶，他曾經與賽德爾一起合作挖掘過多條地道，沒有哪一條地道坍塌過。

　　賽德爾的地道一般是通到東柏林某個人家的私人房間。一旦地道挖通之後，逃亡者就可以開始他們的逃亡旅程了。地道裏麵一定有讓人無法描述的恐怖狀況，裏麵的空氣也是臭烘烘的，但最終有54人成功地從這條地道逃走。事實證明，賽德爾的工程技術非常的棒。40年後，當建築工人偶然發現這條新克爾恩·特雷普托地道，記者和其他尋求感官刺激的人還會把頭伸進地道，看看地道究竟通往哪裏。

　　在其短暫而壯烈的地道挖掘生涯中，賽德爾至少還帶出了其他兩個挖掘地道的團隊。1962年，賽德爾被出賣，遭到逮捕。東德政府想殺雞儆猴。他是一個運動英雄，由共產主義國家養大，但恩將仇報，也許這隻是東德政府的觀點。最初，臭名昭著的東德司法部長希爾黛·本傑明（因“血腥希爾黛”而聞名）提議判處賽德爾死刑，但同事們擔心會引起強烈的國際反應，駁回了他的提議。在審判賽德爾的過程中，東德要求“僅僅”判處他終身監禁。賽德爾在東德的監獄中服刑4年，後來因為東西德之間的一個交易，賽德爾恢複了自由之身，但那是後來的事情了。

　　越細致、寬大和堅固的地道就越耗費時間，並且更昂貴。1962年6月28日，連接塞巴斯蒂安大街（西柏林）與海因裏希·海涅大街（東柏林）的地道挖掘了整整50天。很多參與挖掘這條地道的都是那些妻子和家人都住在東柏林的男人，男人們迫切地希望把她們接到西柏林，這是一場愛的勞動。他們被一個史塔西雙重間諜出賣，這名史塔西雙重間諜24歲，代號“潘科”。他宣稱自己的妻子也住在東柏林，想要救出妻子，所以偷偷地進入了挖掘現場。他說的表麵上是事實，然而，他的妻子並沒有焦急地等待營救，而是享受著“潘科”從史塔西拿到的高額薪水，並且薪水是以西德馬克支付的。

　　在地道挖掘者挖通到達東柏林的地道前三周，史塔西就已經知道了一切。在一場精心設計的“鼇刺”行動中，一些逃亡者和3名地道挖掘者被當場抓住。其中一人名叫齊格弗裏德·諾夫克，22歲，非常希望把妻子帶到西柏林，他被一名驚慌的史塔西警察擊中。諾夫克受了重傷，躺在東柏林一個地下室的地板上，接受史塔西的審問，在送往醫院的途中，停止了呼吸。

　　西柏林人很快就決定要武裝自己，這些年輕人通常都找理由憎恨共產主義政體，他們覺得沒有理由一味地投降或讓自己遭受屠殺。問題在於，他們的武器通常是非法持有的，盡管在初期，西柏林甚至西方盟國當局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是一旦有讓人震驚的事情發生，他們會被迫否認那些逃亡組織者是西柏林人。

　　隨後，雙方出現軍備競賽。6月28日，齊格弗裏德·諾夫克的死或許是因為等候在地道出口的一名史塔西人員驚慌所致。而史塔西如此緊張的原因可能是因為10天之前，即1962年6月18日，在距離查理檢查站不遠的地方發生的一件事情。

　　邊界衛士在發現西部有異常行動的時候提高了警惕，西柏林的媒體巨頭阿克塞爾·施普林格所屬的綜合辦公樓頂部安裝了攝像機，而這棟辦公樓正好位於柏林牆的旁邊。東德人民警察接著發現一群行蹤可疑的人正打算進入柏林牆東部的一棟樓。後來的報告稱，這些嫌疑人，包括一個男人，兩個婦女和一個孩子，無視東德人民警察進行證件檢查的要求。當邊界守衛走近的時候，那個男人突然從上衣裏掏出一把槍並開火。他打中一名東德的巡邏人員，20歲的二等兵萊因霍爾德·胡恩，逃亡者很快就消失在建築裏。後來東德人民警察在樓裏發現一條地道入口，持槍男人和他的夥伴就是通過這條地道逃到西柏林的。

　　實際上，在這個成功逃跑的小組中，有一個男人、一個婦女和兩個孩子。開槍打死胡恩的是魯道夫·穆勒，那位婦女的丈夫和兩個孩子的父親（其中一個孩子被東德人民警察誤認為是成年婦女）。在三個兄弟、其他朋友及其家人的協助下，穆勒從施普林格大樓空地上挖出了這條地道。東德的報告沒有提到的是，在他們追捕穆勒及其家人的時候，另一個逃亡小組被逮捕。另一方麵，胡恩並沒有主動恐嚇或者拿武器指著穆勒，他隻是要求對方證明自己的身份。

　　不幸的二等兵胡恩很快又被東柏林塑造成烈士，他被殺害的耶路撒冷大街也更名為萊茵霍爾德·胡恩大街，一些學校、工廠和機關也為紀念他而改名。他的遺體在故鄉圖林根被風光大葬。

　　東德國家的宣傳有事實支持，事實就是強烈反對共產主義的施普林格以及西方的情報機關很可能與魯道夫·穆勒的逃亡活動有關係。媒體事先獲得了信息，因此在逃亡活動發生之前相機就安裝到了施普林格大樓的頂部。

　　魯道夫·穆勒事件在冷戰期間鬧得滿城風雨（cause celebre）。西柏林政府當局聲稱胡恩是被自己戰友的子彈打死的，西德人對此深信不疑。安全回到西柏林後，穆勒很快就接受了采訪，他承認自己至少開了一槍。彈道證據日後被曝光，但那些知道是穆勒開槍打死了胡恩的人，依然辯稱這是一起自衛案件。

　　問題又來了：穆勒是從哪裏得到槍的呢？根據盟軍占領法，德國人私自持有武器是重罪，這條法令在西柏林依然有效。從技術層麵上說，很有可能被判處死刑。私自持有槍支是違法行為，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使用合理嗎？在冷戰高峰期，大多數西德人都思考過這個問題，但是這並不隻是一個道德層麵的案件。

　　隨著1962年夏天的慢慢過去，觀望者們所懷有的顧慮很快就被柏林牆的存在帶來的明顯且殘酷的惡行衝走。這個惡行就是彼得·費查被害案。

　　東德政體滿懷疑慮地期待著柏林牆一周年紀念日到來，1962年8月13日至14日，邊界部隊得到命令要“加強警戒”。就在紀念日那天，西柏林召開政治會議，伴隨政治會議的還有嘈雜、時帶暴力的示威活動。參與示威活動的多數是年輕“流氓”（東德經常如此稱呼西德的示威者），而且人數超過1500人。西柏林警察奉命禁止示威人群靠近邊界20碼以內，事件嚴重到超出他們的控製。

　　真正的危機發生在4天後，也就是8月17日。

　　18歲的彼得·費查是東柏林反叛青少年中的一員，他們認定可以大規模地一起突破障礙前往西柏林。正如預料中那樣，在接近計劃日期的時候，他們中很多人都失去勇氣並退出，隻剩下費查和他的一個好朋友。

　　8月17日下午，兩人躲過區域邊界後麵禁區內的巡邏隊，藏到柏林牆附近一棟廢棄的建築物內。和一年前相比，現在的邊界障礙，或者應該說是一係列障礙，變得更難逾越。他們看到了查理檢查站，著名的美國邊界崗哨。

　　鼓足勇氣，他們最終離開掩護，開始他們極度冒險的衝鋒。當他們攀上第一道鐵絲網障礙的時候，他的朋友衝在前邊而費查在他之後2到3碼，邊界警察從大約50碼的地方用自動武器開火。他們繼續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