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

第六章 王儲

　　20世紀50年代，隔著冷戰的政治分界線，兩個年齡相仿的德國人在柏林正式交鋒了。兩人都是出生卑微的左翼分子，年輕時都堅決反對納粹。

　　兩人都不是土生土長的柏林人，都來自德國最邊遠的地區。埃裏希·昂納克，德國統一社會黨官員，後擔任東德領袖；1912年8月25日出生於威貝爾斯克慶，德國西部薩爾州的一個礦業小鎮。維利·勃蘭特比昂納克小16個月，1913年12月出生於德國北部邊陲，後成為西柏林市長。古老的波羅的海港口呂貝克港孕育了勃蘭特，而離那裏最近的陸地卻是丹麥。

　　日後，埃裏希·昂納克會建造柏林牆，維利·勃蘭特會竭盡全力保證被柏林牆圈起來的那個孤島能夠存活。他們都經過漫長的等待才成為期待已久的領導，而且倆人在同一年內先後成為領導。在兩人的對抗之中，其中一人會徹底打敗另一個，然而最後卻發現自己取得的勝利根本就沒有任何意義。

　　埃裏希·昂納克的體內流淌著共產主義的血液。他的父親是一名煤礦工人，早在1919年就加入了德國共產黨。昂納克繼承了父親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從10歲開始就積極地參與政治活動。

　　18歲的時候，昂納克一邊學習蓋房頂，一邊在具有準軍事性質的“紅色先鋒團”內學習。後來，他被作為青年精英錄取到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畢業之後，昂納克回到家鄉薩爾州（依據《凡爾賽條約》，國際聯盟管理薩爾州的行政事務，而法國則管理其經濟事務），他放棄了蓋房頂的學徒生涯，轉而成為共產主義青年運動組織的領導。1933年，他進入共產主義青年運動組織中央委員會。

　　希特勒掌握德國政權之後，昂納克開始從事地下活動，後來，他以假身份混入柏林。在柏林進行了3個月的地下活動之後，1935年12月，他被蓋世太保逮捕。

　　1937年6月，24歲的埃裏希·昂納克被納粹人民法庭判定犯有“密謀叛國罪”，並被判處10年重勞役。他服刑的地方正是臭名昭著的勃蘭登堡——戈登監獄，位於西柏林。

　　“二戰”時期，戈登監獄成為納粹集中營體係的中轉站，同時也是死囚監獄所在地。1939到1945年，包括吉普賽人、猶太人和政治犯在內，約有2000名犯人在這裏被處死。1940到1943年，昂納克在一家生產玩具士兵的工廠內服勞役。此後，因為曾經學習過蓋房頂，他被派往獄外建築施工隊，去修補被炸損的建築。

　　1945年4月27日，紅軍攻占了勃蘭登堡的戈登監獄。因為堅定的政治信仰，昂納克很快獲釋，並向位於柏林弗裏德裏希斯費爾德的蘇軍司令部匯報了自己的情況。他向蘇俄人提交了自己的簡曆，被蘇俄認為是一個可吸納的新成員，因而很快就被推薦到了烏布利希的領導團隊。

　　昂納克的任務就是招募年輕人，以便讓德國共產黨重獲青春。不到一年，他就被任命為德國統一社會黨青年組織——自由德國青年組織（Freie Deutsche Jugend，簡稱FDJ）的全國主席。昂納克是一個恪盡職守、不知疲倦的工作狂，擔任自由德國青年組織全國主席9年。後來，他進入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和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代表大會。那時，昂納克還隻有30多歲，而與之共事的都是比他年長15歲、20歲，甚至35歲（比如威廉·皮克）的男女領導。

　　1958年，昂納克成為德國統一社會黨最最核心的圈子——政治局的正式成員，任職安全事務秘書。安全事務秘書責任重大，監督警察和軍隊，這讓昂納克更有希望成為烏布利希的繼任者。昂納克工作能力強，立場非常堅定；對他來說，黨就是他的生命。在陡峭的事業道路上，共產主義國家總是對充滿激情、勇敢無畏的工人階級後代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而這一點在昂納克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那麽，在這樣的事業中，昂納克是否離他的家鄉薩爾州越來越遙遠了呢？從地理位置上來說，確是如此。然而，昂納克卻常常回想起那個生他養他的故鄉。這個男人看上去近乎完美，是個機器人一般的共產黨員（apparatchik）；在他心裏，意識形態高於一切。然而，他居然會如此鍾愛那個偏遠的工業區，這的確讓人覺得非常奇怪。

　　多年以後，昂納克在勃蘭登堡——戈登監獄的一位獄友宣稱，自己可以帶著聽眾神遊威貝爾斯克慶，因為昂納克在蓋世太保監獄曾無數次對他講述過自己的家鄉。人人都說，昂納克經常思念自己的家鄉。即便在成為共產黨高層領導之後，他也常常如此。他經常盯著易北河與奧得河之間的區域，而這個幅員隻有幾百公裏的區域就是他的故鄉。

　　從小到大，維利·勃蘭特說話都帶著濃厚的呂貝克口音。呂貝克是一個古老的波羅的海港口，曾經孕育出的最著名人物就是作家托馬斯·曼。托馬斯·曼出生於富裕的貴族世家，而勃蘭特出生時的名字既不是維利，也不是勃蘭特，而是赫伯特·卡爾·弗拉姆。勃蘭特生於一個單親家庭，母親瑪莎·弗拉姆在一家雜貨店做工。勃蘭特在聖·勞倫茲粗陋的郊區長大，小時候經常奔跑於“田間小道”上。

　　童年時代，外公對勃蘭特的影響最為深遠。勃蘭特的外公名叫路德維格·弗拉姆，來自梅克倫堡州極度貧窮的農村，曾經當過工人，後來成為拖拉機駕駛員。小時候，維利管外公叫“爸爸”。小維利的母親工作特別繁忙，所以他經常幾天見不到母親的影子，而且他從來都不能確定應該把哪裏稱為家。

　　後來，勃蘭特和他的傳記作者探究了童年生活對勃蘭特性格產生的影響：在友誼的麵具之下，他會與其他人保持距離；傾向於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而矛盾的是，他總是持續地尋求別人的陪伴，特別是女性，所以總有數不清的風流韻事。

　　十來歲的時候，勃蘭特擺脫呂貝克的工人階級亞文化圈，進入了更為廣闊的世界。他聰慧過人，14歲就獲得了城市獎學金，使他能夠前往約翰諾伊姆求學。在這所自費高中，勃蘭特和呂貝克富裕的中產階級子弟一起學習古代經典、曆史、語言和自然科學。

　　不管怎樣，小赫伯特·弗拉姆沒有失去對一起長大的夥伴的忠誠。新學校給他帶來的自豪感以及強烈的求知欲都從未阻止他積極地參與政治活動。15歲的時候，弗拉姆當選為當地社會主義青年組織的主席，而且很快就在社會民主黨的地方報紙上發表文章。

　　在民主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脅之時，弗拉姆成了激進的左派。1930年，德國開始出現經濟大蕭條。然而，保守的天主教總理布魯寧仍在依賴總統的法令進行半獨裁統治。社會民主黨當權派容忍了布魯寧的半獨裁統治；而社會民主黨的極端左派，大部分都是年輕人，則開始鼓吹革命和軍事行動才是解決經濟危機和納粹崛起的不二法門。如此一來，極端左派距離社會民主黨越來越遠，而距離德國共產黨則越來越近。

　　麵對德國的經濟和社會危機，赫伯特的幻想破滅了。1931年，他退出社會民主黨，加入一個分裂出來的理想主義集團——社會主義工人黨（SAP）。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創建者希望能同時獲得社會民主黨和德國共產黨的支持，從而形成對抗納粹的統一戰線。對於年輕的赫伯特來說，脫離社會民主黨，加入社會主義工人黨意味著非常重大的個人犧牲。作為一個年輕且很有前途的社會民主黨群眾運動的組織者，赫伯特本來完全有可能獲得黨的資助，進入大學深造；但現在，這一切都不可能了。1932年2月，他從學校畢業，成為一家船運經紀公司的實習職員。但他還是把所有的業餘時間都投入到了政治活動中。

　　毋庸置疑，社會主義工人黨並沒有得到廣泛的支持。首先，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員不到12000人。其次，1932年經濟大蕭條時期，德國曾經舉行過兩次選舉，第一次選舉，社會主義工人黨獲得了0.2%的全國選票；而第二次選舉僅獲得了0.1%的選票。盡管年輕的赫伯特孜孜不倦地宣傳社會主義工人黨，而且事實證明他也的確是一個傑出的演說家，但社會主義工人黨在呂貝克的選舉還是一敗塗地。當納粹浪潮席卷整個德國的時候，未滿20歲的弗拉姆已經非常出名了，然而這種名聲對於他的個人安全來說並不是什麽好事。

　　希特勒當權後，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的幾個成員相繼被蓋世太保抓捕。其中一個委員在前往挪威首都奧斯陸創建社會主義工人黨流亡基地時被捕。這位領袖讓弗拉姆接替他的職位——或許是因為他信任弗拉姆的能力，或許是因為絕望。1933年4月，弗拉姆藏身於一艘漁船中，偷渡到了奧斯陸。

　　就這樣，赫伯特·弗拉姆離開了德國。同時，他還放棄了赫伯特·弗拉姆這個名字。希特勒掌握德國政權之後，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委員會正式解散了該黨。然而很多成員並不願接受失敗，其中最堅決的就是從呂貝克來的赫伯特。這些不願接受失敗的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員在德累斯頓附近秘密召開了一次會議。會議上，赫伯特首次使用了日後讓他聲名遠播的假名（nom de guerre）——維利·勃蘭特。

　　從踏足挪威，一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赫伯特·弗拉姆永遠地成為了維利·勃蘭特。維利·勃蘭特非常迷人、聰慧，而且口才好，很有語言天賦。他很快就學會了挪威語，而且不到一年的時間就能用挪威語發表演說。

　　1936年，為了替社會主義工人黨刺探情報，維利·勃蘭特來到柏林。他使用的是一個借來的挪威護照，護照上的名字是以貢納·伽思蘭，身份為學生。由於當時正值柏林奧運會，柏林市內到處都是外國人，所以勃蘭特得以蒙混過關。在柏林（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海外流亡者把這個城市稱為“大都市”），勃蘭特驚呆了。納粹並不像馬列主義者所堅稱的那樣，是一個傑出人物強加給這個國家的一種不穩定的暫時現象。柏林的現實情況表明：希特勒已經牢牢地掌握了德國，而且多數德國人對他都很忠誠。

　　在那些日子裏，勃蘭特的作家天賦也顯露出來。他在挪威、荷蘭、瑞士，以及瑞典的刊物上發表文章，還成功地出版了一部名為《為什麽希特勒可以在德國成功？》的書。

　　同時期，勃蘭特緩慢但卻平穩地遠離了極端主義。1937年，他在西班牙經曆了西班牙內戰中的屠殺與混亂；同時，蘇聯的血腥清洗以及希特勒與斯大林之間最終達成的契約，都讓他相信與共產主義者的合作充滿了很多問題。盡管勃蘭特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已經開始采取溫和而民主的社會主義立場；而且，“二戰”後他還成為這一立場的領導人物。

　　1938年9月，蓋世太保的法令讓很多德國流亡者失去了德國國籍，勃蘭特也未能幸免。流亡挪威期間，勃蘭特娶了一個名叫安娜·卡洛塔·索吉爾德森的挪威女人為妻；之後，勃蘭特申請成為挪威公民。就這樣，挪威成了他的“家”。

　　不幸的是，不久之後他就不得不放棄這個家。1940年4月，德軍侵入挪威。如果不是一個朋友借給他一套挪威軍服，勃蘭特很有可能會被看出他的德國人身份並會以叛國罪遭到逮捕。不知情的德軍士兵隻把勃蘭特當成了一個普通戰犯，而且很快就把他釋放了。由於挪威已被德軍占領，勃蘭特無法保證自己的安全，幾個星期之後，勃蘭特越境逃到了中立國瑞典。

　　流亡瑞典的挪威政府承認了勃蘭特的挪威公民身份，後來還授予他記者實習證。他和兩位當地人一起創辦了瑞典——挪威通訊社，報道瑞典和被德國占領的挪威的局勢；同時，他也是美國和英國一些通訊社的特約記者。毫無疑問，勃蘭特也在為盟國情報部門工作。

　　戰爭結束後，勃蘭特享受到了短暫的快樂，但很快他就麵臨一些艱難的抉擇。勃蘭特偕同妻子和家人一同回到了奧斯陸。但希特勒的戰敗讓他不得不再次作出抉擇。他究竟應該在哪個國家生活呢？

　　嚴格說來，許多流亡的德國政治家根本就沒有國籍，所以他們要等上許多年才被允許返回自己的祖國。而勃蘭特已經成為挪威公民。1945年11月，挪威勞工黨所屬的報社派勃蘭特去報道紐倫堡審判。

　　見證戰犯審判之後，勃蘭特寫了一本書，題目為《罪犯和其餘之德國人》。他強烈反對民族集體罪這種觀念。勃蘭特承認，對戰犯的審判是合理而且必要的，但他卻非常激烈地提出，審判戰犯的法官中應該至少有一位德國人——代表那些反對納粹體製，並且也是納粹罪行受害者的德國人作出陳述和譴責。

　　勃蘭特的觀點沒有被盟國接受，也沒有被挪威接受。在挪威，有人說他是在為德國辯護。漸漸地，他發現自己的思想和祖國的命運已經緊密相連，而且，婚姻的破裂也讓他堅定了回國的念頭。

　　1947年，勃蘭特作為挪威軍事代表團駐柏林的新聞發布官返回德國。他身穿挪威軍服，拿著陸軍少校的薪資（必須遵守軍事代表團的規章）。日後，他的對手將譴責他那時享受著“挪威軍官”的特權，而自己的同胞卻在忍饑挨餓。勃蘭特在柏林的挪威同事娜特，後來成為他的妻子。娜特如此寫道：

　　我們住在征用來的房子裏，用著征用來的家具，睡在征用來的床上。所有的日用品（主要是糧食）都是從外麵運來的：我們在盟國餐廳吃飯，在盟國商店購物，用盟國軍隊的錢（英鎊或者美元）付賬，去盟國電影院和俱樂部休閑。那是一種反常的殖民生活。事實上，從人性的角度來看，這是可恥的，一些人生活相對富足，而另外的一些被摒棄於這種生活之外，忍受苦難……

　　死亡的氣息依然縈繞著柏林。飽受折磨的德國人，戰爭時期的轟炸和戰鬥中遺留下來的痕跡，都深深地撞擊著勃蘭特的心。最後，經過將近一年的心靈折磨，勃蘭特作出了艱難的抉擇，接受了社會民主黨的柏林代表一職。此舉意味著他必須放棄挪威國籍，再次成為德國人；而當時的德國甚至還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勃蘭特斷了自己的退路。

　　這是一個新的開始，勃蘭特將從一個同情共產主義的年輕革命者變成德國統一社會黨堅定的敵人，從一個精力充沛的記者變成一個國際政治家。維利·勃蘭特的經曆是一次心靈和頭腦的曆險，而且，他的經曆深深地改變了他。昂納克的經曆與勃蘭特完全不同。

　　在與納粹進行鬥爭的時候，昂納克表現出了極大的勇氣和決心，但他的觀念或感受並沒有因為自己的經曆而發生任何改變。盡管自己在蓋世太保的魔爪中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歲月，但戰後德國統一社會黨對反對者施加的迫害並沒有引起昂納克多少關注。照他看來，為了正當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昂納克忠誠而且毫不遲疑地支持建立德國統一社會黨，還協助在東德建立了很多控製性的分支機構。他工作勤奮，組織能力強，最重要的是有服從精神，所以能夠在權力的階梯上一步步地往上爬。

　　勃蘭特從來都沒有覺得服從會讓人舒心。1949年，勃蘭特已經成為社會民主黨內抱負極高的青年之一。一群抱負很高的青年緊密地團結在柏林新任市長恩斯特·羅伊特的周圍，而且，社會民主黨的未來都掌握在這些青年的手裏。

　　“二戰”結束後，社會民主黨的很多領導人都是前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政治家，現在他們已經50多歲、60多歲，甚至70多歲了。一些政客還遭到過納粹的囚禁。勃蘭特曾經不客氣地把這些人描述為“拖著白胡子的大肚子”。在勃蘭特這樣的年輕人看來，這些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政客都應該因為他們的勇氣而受到尊敬，但還應該受到一點小小的蔑視，因為他們沒能阻止希特勒。

　　當然，勃蘭特在其他方麵也不同尋常。大多數的同齡人要麽被確定為納粹分子，要麽就是因為戰爭時期被征兵前往戰場，然後就再也沒有回來。1947至1948年，勃蘭特的同齡人中還有很多依然身陷囹圄。德意誌第三帝國時期的小孩和成年人此時仍舊是光複的一代，還在一天天地挨日子。勃蘭特是成功回歸德國的流放者，屬於那一小撮幸運的人。他既沒有牽涉到納粹的罪行之中，也沒有在為希特勒打仗的時候受到任何損害。

　　早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德國共產黨“聯姻”產生德國統一社會黨的時候，勃蘭特就意識到這是一樁短命的婚姻。盡管如此，他還是寄希望於和平條約能讓德國成立一個位於柏林的民主中央政府。1948年夏，蘇聯封鎖西柏林後，他的幻想徹底破滅了。

　　盡管勃蘭特仍然支持當時社會民主黨關於國家所有製和國家監督的政策，但人們已經看出他是一個堅決反對共產主義的人。勃蘭特從恩斯特·羅伊特那裏學到了很多。作為曾經的布爾什維克，恩斯特·羅伊特相信要想建立一個民主的德國和民主的柏林，必須以西方為靠山。羅伊特是勃蘭特的前輩，而且是為數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在勃蘭特的眼裏，或許羅伊特就像他從未謀麵的父親，是他一生的良師益友。

　　1949年，有人提議讓勃蘭特負責柏林的交通管理，而這正是羅伊特以前做過的工作；但遭到了勃蘭特的婉言拒絕。勃蘭特作為柏林代表團的成員去了波恩。鑒於柏林無法進行直接選舉的特殊狀況，市議會直接提名一些人組建了柏林代表團。成為柏林代表團成員之後，勃蘭特就一直不停地往返於柏林和萊茵蘭之間，直到1957年他當選為西柏林市長。

　　當然，成為西柏林市長還是後話。其實，一直都有人認為勃蘭特是羅伊特的繼承人，但是當廣受尊敬的羅伊特市長於1953年9月突然離世的時候，剛剛過完40歲生日的勃蘭特並沒能繼承羅伊特的職位。因為在1950年的柏林大選中，基督教民主右翼聯盟及其盟友贏得了與社會民主黨同樣多的席位，但由於羅伊特更受歡迎，基督教民主右翼聯盟的候選人退出了對柏林市長的競爭。羅伊特去世之後，基督教民主右翼聯盟表達了他們對柏林市長這一職位的渴求。於是，自從“二戰”以來，西柏林出現了首位非社會民主黨市長，而作為社會民主黨成員的勃蘭特則成了在野的政治家。

　　1954年12月，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贏回了一些席位，再次執掌西柏林的政權。然而，幸運女神並沒有站在勃蘭特這一邊。柏林封鎖時期的英雄、資深的奧托·蘇爾再次讓勃蘭特被大眾忽略。蘇爾作為柏林議會下院的主席，曾經勇敢地抵製過共產主義者對選舉的擾亂；當時，狂暴的共產主義者正試圖恫嚇柏林新選出來的代表。無奈，勃蘭特接過了蘇爾以前的工作，那是西柏林第二重要的職位。

　　1957年8月，蘇爾去世，勃蘭特最終如願以償地掌握了西柏林的最高權力，成為西柏林市長。年輕英俊的市長和他迷人而時尚的挪威妻子娜特成為柏林的時尚佳話，仿佛他們就是柏林的傑克·肯尼迪和傑奎琳。競爭對手經常嘲笑勃蘭特的“美國”風格和他的淺薄；然而，隨著電視機逐漸出現於柏林的尋常家庭，搖滾樂和對青春的崇拜充斥著媒體的各個角落，那些論調漸漸銷聲匿跡。

　　相反，埃裏希·昂納克1955年就正式告別了青春，盡管那個時候崇拜青春正是一種潮流。43歲以後，昂納克就沒有再擔任德國統一社會黨青年組織（自由德國青年組織）的主席了。擔任自由德國青年組織主席期間，昂納克為這個組織建立了上百萬個強大的機構；這些機構牢牢地掌控著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戰後的一代。卸任之後，昂納克被派往莫斯科的蘇維埃中央委員會培訓學院學習，而所有成功從這所學校畢業的學生都會成為黨政機構的最高領導人。對於一個年輕且誌向遠大的共產主義者來說，這是一件令人陶醉的事情。

　　可以肯定的是，從莫斯科回來後不久，昂納克就成為東德中央委員會安全事務秘書，還成為了政治局常務委員。經曆過1953年6月17日的危機之後，烏布利希就一直堅持要親自掌握這個重要的職位。現在，他願意把這個職位交給昂納克，表明他十分信任昂納克。

　　勃蘭特通過自由選舉成為了西柏林的市長。與此同時，昂納克也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掌握了一個重要的職位，盡管他不是通過選舉方式獲得這個職位的。1953年，烏布利希麵臨著被打倒的危險，而昂納克是少數幾個支持他的東德領導人之一。“小胡子”瓦爾特絕不會原諒叛徒，但也沒有忘記擁護自己的人。

　　1953年的起義和1956年的波蘭及匈牙利叛亂給東德領導人帶來了嚴重的心理創傷；自此以後，安全問題在東德政府政策中的重要性就上了一個台階，成為最重要的國家事務。的確，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經濟狀況必須改善；但需要優先解決的是保持德國統一社會黨的當權地位，然後才是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讓這個政體更受擁護。同時，顛覆活動和不同意見必須壓製。當然，這是為了人民的利益。

　　東德人口銳減最厲害的一年是1953年。其原因非常明顯，就是因為那一年的反抗和東德政府的鎮壓。在那悲慘的一年，將近40萬人逃往西德。1954年，逃亡人數降到了不足20萬；之後又開始攀升，在接下來的三年內，每年逃往西柏林的人數都基本保持在25萬。從1949年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成立到1958年，即昂納克擔任安全秘書整整一年之後，共有210萬東德人逃離東德。在接下來的三年內，還會有將近100萬人逃離。東德成立12年間，總共失去了將近1/6的人口。

　　1953到1954年，東德頒布了“新路線”，旨在稍微改善那些意圖逃跑的人的生活。這些人大都是小生意人、科學家、醫生以及熟練工匠；而且所占的比例不小。雖然烏布利希千方百計才抓牢了權力，但看起來這個體係的改革是無法避免的。1956年2月，蘇聯共產黨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公開譴責更增加了東德政府體係改革的希望。

　　東德中央政治局內的自由主義者開始向烏布利希發起挑戰。這些自由主義者包括東德秘密警察首領恩斯特·沃爾韋伯和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負責幹部事務的秘書卡爾·斯基德萬。烏布利希不確定他們是否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所以不敢輕舉妄動。然而，這兩個中央政治局委員對他的權力造成的潛在威脅，讓他無法視而不見。烏布利希就是烏布利希，他永遠都不可能忽視這樣的威脅。

　　1956年6月，波蘭的暴亂愈演愈烈。赫魯曉夫指定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擔任波蘭共產黨的領袖。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是一個相對的自由主義者，在斯大林統治時期還為此遭到過囚禁。赫魯曉夫授予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進行市場和經濟改革（包括停止農業集體化）的權力，但有一個條件，那就是他必須與蘇聯的國際路線保持一致。對於其他國家的改革者來說，這看起來是個好消息。

　　麵對危機，烏布利希並沒有慌張。昂納克早已讓舊部親信占據了安全部門和統一社會黨機構中的重要職位，利用昂納克和自己的密友，烏布利希已經一步步地把自由主義者孤立起來。1956年12月，新上任的安全事務秘書昂納克指責沃爾韋伯在追捕國家敵人時未盡其責。他要求沃爾韋伯定期上交關於失職問題的報告，使得這位斯塔西的首領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都在努力為自己進行辯護。同時，昂納克還協助創建了一份關於沃爾韋伯莫須有的失職文件，而這些文件足以讓沃爾韋伯無法翻身。1957年年底，經濟改革的策劃者、卡爾·斯基德萬的親密盟友格哈特·澤勒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受到烏布利希的嚴厲批評。麵對巨大的壓力，澤勒隻能選擇自殺。

　　澤勒的自殺預示著主張走強硬路線的人舉起了殺戮的屠刀。1958年2月，沃爾韋伯、斯基德萬和部長會議副主席、溫和派弗雷德·厄斯納，都被指控搞“宗派主義”，並被逐出東德中央委員會。

　　從此，昂納克就成了一位重要的監督者；全權負責安全事務、軍隊和黨組織。簡而言之，所有與這個政體權力相關的重要事件都要先過他那一關。昂納克掌握著一些同誌的政治命運，並向那些人發出了明確的信息：“攻擊瓦爾特·烏布利希的人就是在攻擊德國統一社會黨！”這種想法一直伴隨著昂納克，直到十多年後有一天他自己決定要推翻烏布利希。

　　1958年7月，在德國統一社會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烏布利希掌握了東德的最高權力。他向被脅迫參與會議的同誌宣布了經濟和政治政策，而這些政策又回到了以前那個“建設社會主義”計劃。在1953年夏以前，烏布利希一直都在瘋狂地實施這個計劃。計劃包括給日益減少的私人企業和手工作坊增加更多的限製，強製恢複農業集體化。此外，烏布利希還作出了一個更讓人吃驚的聲明：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很快就會在食品和消費品製造方麵趕超西德。

　　幾個星期之後，烏布利希的聲明變得更為大膽和具體。烏布利希預言，東德和西德將會在1961年實現完全的平等。很顯然這隻是一個大膽的幻想。即便一些樂觀的官方數據也表明，東德的工業和農業方麵的產值要比西德低25%-30%，重要的是，東德境內有經驗的工人正在通過開放的邊界向西柏林流失。

　　烏布利希的王牌是他可以依賴赫魯曉夫。和烏布利希一樣，新上任的蘇聯領袖赫魯曉夫也主張打倒一切可能的敵人。烏布利希能夠和赫魯曉夫合作的重要原因就是赫魯曉夫決定重啟“柏林問題”。

　　1958年10月27日，在東柏林中心弗裏德裏希皇宮劇院內召開的群眾大會上，烏布利希發表了演講。他不僅猛烈抨擊了整個西方，還質疑了西柏林的存在權利。整個夏天，烏布利希都在玩弄修辭學，要求西方承認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簽署和平條約，認可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在歐洲的戰後安置。這一次他做得太過火了。他把整個柏林，包括西方盟國控製的區域在內，都說成是“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

　　作為回應，新當選的西柏林市長勃蘭特嘲笑烏布利希是“薩克森出產的列寧贗品”。不祥的氣氛在空中彌漫。一個月之後，局勢已經非常明朗。莫斯科走了一著棋，而這著棋是任何一個西柏林人都不願看到的。

　　蘇聯成功地將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史潑尼克（Sputnik）送入軌道。這讓尼基塔·赫魯曉夫感到飄飄然。任何人都明白，火箭既然可以把人造地球衛星發射升空，就有可能把核彈頭發送到紐約或費城。1955年，蘇聯的第一顆氫彈試爆成功，從此西方失去了核壟斷。現在，蘇俄遠程導彈研發成功，美國再也無法依賴距離來保護自己國家的安全了。

　　同時，美國還麵臨著另外一個直接的挑戰。赫魯曉夫聲稱，幾年之後蘇聯將在生產能力和經濟繁榮方麵超越西方。赫魯曉夫的張狂可能對烏布利希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所以烏布利希才會在德國統一社會黨第五次黨代表大會上同樣草率地發表宣言。

　　斯大林在世的時候很喜歡羞辱自己的追隨者，常常告訴他們說，隻要自己一死，資本主義者就會“像勒死瞎眼的小貓一樣勒死他們”。赫魯曉夫對這種輕蔑的言辭感受頗深；1956年，他在蘇聯中央委員會上開始了報複行動，強烈抨擊斯大林。1958年初，赫魯曉夫開始打擊蘇聯共產黨內的“反黨團體”（這和烏布利希打擊德國共產黨內的“宗派主義”非常相似），此後，他就高枕無憂地掌管著蘇聯。作為蘇聯政府的首腦，赫魯曉夫攫取了所有的權力。一切準備就緒之後，赫魯曉夫決定向斯大林的幽靈表明自己的能耐。

　　外交方麵，赫魯曉夫決定向柏林施壓，因為西方在柏林的力量最弱。他把柏林比做“西方的睾丸”。他說，“每次我想讓西方尖叫，我都會用力擠壓柏林”。在公開場合，他更微妙地表示，柏林問題讓他“如鯁在喉”，總欲除之而後快。

　　在烏布利希關於西方盟國在柏林的權益問題大放厥詞兩周之後，赫魯曉夫發表了一個強有力的聲明，強烈呼籲1945年波茨坦協議的簽署國“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首都開創一個正常的局麵”。他說，蘇聯很快就會把自己在柏林的所有職能移交給東德。盟國想要解決柏林問題，就必須和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進行談判。赫魯曉夫在聲明結束時威脅道：“作為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盟國，蘇聯將會履行自己神聖的職責”。

　　一開始，赫魯曉夫的話讓艾森豪威爾非常憤怒。他告訴代理國務卿克裏斯琴·阿奇博爾德·赫脫：“如果俄國人打算為柏林問題挑起戰爭，那就讓他們放馬過來吧。”不過，美國政府最後還是決定對赫魯曉夫的挑釁不加理會，靜觀其變。

　　他們等待著，也看到了。1958年11月27日，星期四，下午4點，赫魯曉夫走進一個莊嚴的橢圓形房間。房間用紅木裝飾，是蘇聯部長會議的會議室。這是赫魯曉夫首次在克裏姆林宮召開的官方新聞發布會。由於提前通知的時間很短，美國記者為了趕上這次新聞發布會，不得不忍痛放棄了感恩節大餐。

　　矮胖的赫魯曉夫剛從克裏木半島度假回來，全身都曬成了古銅色。他宣布自己已經決定要為柏林動外科手術，切除柏林的“惡性腫瘤”。他向到會的記者鄭重宣布，那天早上他已經給西方盟國的大使們發出了長達28頁的外交照會，內容包含一項戲劇性的最後通牒：西方盟國必須在6個月內同意簽署德國和平條約；同時必須“清除占領機製”，讓西柏林成為一個去軍事化的“自由之都”；如果西方拒絕，赫魯曉夫將與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簽署單邊協議，並把進出柏林的控製權移交給德意誌民主共和國。

　　消息送達的時候，艾森豪威爾總統正在喬治亞州和家人一起共度感恩節。總統非常惱怒，他決定要給蘇聯一點顏色看看。然而幾天之後，他再次退縮了。不管怎樣，保留占領機製和進出柏林西部區域的權力依然是美國政策的核心。美國讓莫斯科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態度：因為美國對西德的承諾和義務，如果有必要的話，美國會不惜動用核武器來保衛自己的權益。

　　赫魯曉夫究竟希望通過11月27日的記者招待會達成什麽目的？想要弄清楚這點可不太容易。一旦西方盟國拒絕讓步，而他還一意孤行地將自由進出柏林的控製權交給烏布利希，那麽烏布利希就實際擁有了決定戰爭還是和平的權力。出於與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有“莊嚴的同盟關係”，蘇俄肯定會堅定地支持烏布利希。與此同時，西方盟國也開始調整部署，發表了將在軍事上團結一致的聲明。危機越來越嚴重了。

　　赫魯曉夫發動柏林危機之後，整個世界開始惶恐不安。這種感覺就如同一個賭徒把所有的骰子拋向空中，等待它們落下來時的心情一樣。

　　當時，赫魯曉夫的兒子謝爾蓋隻有23歲。他問父親，一旦最後通牒上規定的期限到了會怎樣。會打仗嗎？當然不會！赫魯曉夫告訴兒子，沒有誰願意因為柏林問題而打仗。在最後期限到來之前，他的威脅將會嚇到西方，從而迫使他們同意進行談判。如果談判失敗了呢？謝爾蓋繼續問道。赫魯曉夫有些生氣地回答：“那樣的話，我們會嚐試一些其他的方法，事情總會有轉機的。”

　　首先，英國首相沉不住氣了。1959年1月，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對蘇聯進行了正式訪問。訪問過程中，他提出，各方應該進行高層磋商。麥克米倫的提議給了赫魯曉夫台階，赫魯曉夫撤消了最後通牒上的最後期限。

　　西方盟國同意就德國和平條約問題召開會議進行談判。礙於麵子問題，赫魯曉夫令人咂舌地扭曲了事實真相。他裝作根本就沒有出現過什麽最後通牒，並且堅持是西方盟國誤會他了。

　　會談並沒有取得什麽結果，不過危機暫時解除了。關於柏林問題的曲折爭鬥持續了兩年多，直到艾森豪威爾任期結束，美國新任總統上台。有時候，柏林問題是人們生活中的一個熱點；有時候，人們可能根本就不會去談論它。然而不管人們的態度如何，柏林問題都始終存在。

　　後來，一位俄羅斯曆史學家弗拉迪斯拉夫M。祖伯克如是說：

　　赫魯曉夫一定相信他可以一石多鳥。他用力地擠壓西方盟國的這顆“橡果”，從而阻止美國在遠東的活動，及其搶先從西德向東擴張（Drang Nach Osten）的舉措；同時，他還為烏布利希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內的政體提供了果斷的援助。所有的這一切都打著世界和平的幌子，而這幌子讓世界輿論無法抗拒。

　　柏林仍然是西方最敏感的區域，而赫魯曉夫要做的就是用力擠壓它。

　　看起來赫魯曉夫是支持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但是政體的安全並不是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領導們唯一憂慮的事情。誰來保證領導們自身的安全呢？誰來保護這些蘇聯的保護者呢？

　　戰後初期，德國統一社會黨的領袖們依賴蘇聯控製區的保護，都住在柏林東北部帕卡諾郊區征用來的別墅群內。烏布利希、皮克、格羅提渥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員都住在這裏，彼此相隔僅數百米。這片綠樹成蔭的區域環繞著馬葭科斯基林，距離申豪森城堡很近（皮克的官邸所在地）。這個“重要人物區域”（VIP quarter）的周圍有防護欄，還有衛隊把守。

　　1956年8月28日，即匈牙利事件發生前兩個月，德國中央政治局在一次會議上討論了關於領導成員的安保措施問題。會議記錄總結道：“著手準備一個新住處。”毋庸置疑，1956年10月的匈牙利叛亂讓德國中央政治局成員更有緊迫感，他們希望可以盡快搬出柏林。

　　但是去哪裏呢？烏布利希是一個健美狂熱者，渴望居住在空氣清新、有樹有水的地方。他們討論了各個可能的地方。最後有人提到了柏林北部的一個地方。那裏靠近迷人的小鎮萬特利茲，可能適合中央政治局成員非常特殊的住房需求。

　　萬特利茲在柏林以北35公裏，靠近貝爾瑙鎮的國家森林，樹木繁茂，星星點點的美麗湖泊點綴其間。萬特利茲距離柏林足夠遠，可以提供高質量的生活；但又不是特別的遠，因為任何一個部長或中央政治局成員的豪華轎車在離開家半個小時之內就能到達亞曆山大廣場。萬特利茲在旅遊宣傳小冊上的口號就是“在柏林的門口和大自然親密接觸”。更重要的是，蘇聯大使的避暑別墅就在不遠處的列普利茲湖濱，往來非常方便。

　　1958年春，一群來自東柏林的官員突然出現並開始視察這塊區域，讓那裏的林業工作者感到既迷惑又稍微有點緊張。這片土地會有“特殊用途”的消息很快就傳開了。

　　到了夏天，貝爾瑙鎮接到通知，60公頃（約145英畝）的土地將被征用，後來增加到了101公頃（約240英畝），最後是357公頃（約860英畝）；而且還要修建一條公路，用來連接自北往南的高速公路。為了讓這個地方更隱秘，除了已有的林地之外，還要培植新的林地，種植灌木叢；但這些都不能影響居住和工作在這片區域的人們的視野，同時還要為他們提供個人保護和好的局部小氣候。

　　“森林住宅”（Waldsiedlung）的基建工程1960年2月竣工，但這個住宅工程很快就變得聲名狼藉。這片住宅區沒有街道名稱，而且永遠都不會有。住宅區內的房子寬敞舒適，但並不是大多數人認為的那種豪華壯麗；各棟房屋隻是簡單地進行了編號，總共有23棟房屋。修建房子所用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事先配置好的，即使在當時都顯得有點落伍；但是，每棟房子都配有怡人的花園。

　　多年之後，一個名叫薇拉·奧斯基勒格爾的演員加導演，嫁給中央政治局的某位成員之後，住進這個地方。她非常討厭這裏，對於這個人稱“首領們的天堂”的地方，她這樣寫道：

　　“這裏的房子像火柴盒一樣漂亮、對稱。它們沒有靈魂，和旁邊的沙灘與鬆樹格格不入……這是個貧民窟，住在這裏，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個在家的外來移民。每天早上，同樣的黑色沃爾沃會準時停在花園門口，每棟房子裏都會走出來一個老人；每個老人身旁都會有一個年輕人護衛著他，幫他拿包，為他打開車門……”

　　其實，她講述的已經是東德後期的事情了，因為那時東德黨政領袖們的座駕已經換成了特別加長加固的沃爾沃。最初，東德領導的標準座駕是蘇聯生產的海鷗牌轎車，20世紀50至70年代，“海鷗”牌轎車是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部長以及黨領袖的標準交通工具。黨領袖們都發有一個所謂的A執照，所以他們可以不用遵守常規的交通規則，特別是可以不受時速的限製（而這條規則對於普通人來說是嚴格強製執行的）。

　　1960年初冬，中央政治局的先生們搬進了他們樸實而寬敞的家，不遠的地方有一個私立診所。夏天，領導們可以沿著私家小徑前往湖濱屬於自己的一塊地方，那裏還配有浴室和船塢。為了防止不測，在重要人物住宅區幾百米遠的地方建有一套防空掩體。一旦冷戰的局勢發生變化，戰爭爆發，德國統一社會黨領袖的家人就可以用這個防空掩體作為避難所，而他們的一家之主將會悄悄地轉移到這個區域的某個地下機構，繼續在那裏指揮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為生存而戰。

　　他們還可以隨意使用住宅區內一個龐大而寬敞的公務員會所係統（稱為F-俱樂部）。這個係統含有一個電影院和一個遊泳池。此外，在會所的餐館內，德國統一社會黨官員及其家人可以以極低的價格用餐（烤鹿肉的價格隻要區區4馬克），這裏的廚師都是美食家，他們可以根據領導人的要求烹飪每道菜。在部長辦公室或者黨辦公室辛苦工作一天之後，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們可以在下車之後來這裏的酒吧喝上一杯啤酒。

　　住宅區內還有一個大商店，出售新鮮的食物和（通常都是進口的）家用必需品。盡管商店內有食物出售，但因為會所餐廳內食物的價格驚人的“合理”，所以東德政府的官員及家人更喜歡去餐館用餐。和會所的餐館一樣，這個商店也保證隨時都有最好的產品供應，其中包括史塔西通過秘密渠道從國外和西德弄來的貨物。

　　據記載，第一書記的夫人洛蒂·烏布利希特別鍾愛“喬納森”牌蘋果，所以商店專門派人去保加利亞給她弄了一些這種蘋果。烏布利希通常在早上6點起床，做一些運動，之後會長距離散步，去湖上劃船。電視上經常可以看到他揮動著體操瓶裝棒，或帶領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內狂熱的市民做大眾柔軟體操。盡管年事漸高，他的乒乓球依然打得很好，很有進攻性。飲食方麵，烏布利希常常吃生蔬菜和雞蛋。

　　幾年過後，森林住宅區內園丁的數量增加到了30個，還搭建了一係列大型溫室，這些溫室可以不間斷地為這裏的人提供新鮮蔬菜和鮮花。格羅提渥退休之後，維利·斯多夫接替他成了東德的總理。維利·斯多夫對蔬菜種植有著狂熱的興趣，當他覺得史塔西沒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的時候，他甚至會讓他們來自己的蔬菜苗床上做事。維利·斯多夫被認為是一個冷血而殘忍的人，據說在東德政府中他是最不受歡迎的一位高層領導。

　　東德領導和家人生活的區域被稱為“內環”。600位為政治局委員住地提供服務的服務員、警官和保安人員，大都居住在附近不起眼的房子裏。他們居住的地方被稱為“外環”。所有這些人，包括廚師、管家和園丁，都對史塔西“個人保護首要部”負責，並依照史塔西評定的軍銜等級領取薪水。因為某種原因，廚師的軍銜始終都在中尉以下。

　　領導住宅區員工的雇傭條件非常苛刻。史塔西的首領埃裏克·米爾克在招聘員工時告誡他們要“表現出溫順和專業的態度，能夠靈敏地履行自己的職責；要讓領導們保持良好的心情”。員工諷刺地把他的告誡稱為“愛我指令”。

　　不管他們的漂亮話聽起來多麽平等，這裏的氣氛還是極像傳統的封建領地。年老的昂納克在打獵的時候，為了更好地瞄準，把槍架在一位守門人的肩膀上。這位守門人因此喪失了右耳的聽力。盡管如此，依然有很多人希望能到森林住宅區來工作。即便是做最低級的苦力，能夠接近權貴也讓他們覺得沾了貴氣。此外，那些進口來的好東西也能偶爾落到他們手裏。

　　60年代，東德政府的高官可以隨意去森林住宅區以北20到30公裏的狩獵保護區內打獵。這片區域曾是希特勒的密友、狩獵大師、德意誌第三帝國陸軍元帥戈林獨占的禁地。為了紀念他的首任瑞典妻子卡琳，戈林修建了一棟大宅子，取名為“卡琳堂”。戰後，這棟宅子被搗毀，但戈林和其他獵人住過的房子還在，而且已經被中央政治局委員租用下來，隻不過租金少得可憐。外國訪問者，特別是像赫魯曉夫的接班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這樣的政壇要人，都會被邀請去“森林住宅區”附近的野生動物保護區打獵。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領導精英們周末偶爾也會在多棱茲的狩獵木屋內召開高層會議。

　　有時候，森林住宅區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掩映在茂密叢林中的政治保留地。每天夜裏，住宅區會迎回它的主子，仿佛在說，對他們以及對人民來說，在外麵閑逛都是很危險的。盡管住宅區內的生活比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內的其他地方都要奢華，但幾乎沒有哪位領導精英是出於自願或者渴望才住進來的。住在這裏的很多人後來都承認，他們本能地感覺到了一種幽閉恐怖症。

　　20世紀80年代，君特·沙博夫斯基進入中央政治局以後就搬去了森林住宅區。他說那裏根本就沒有真正的友誼，也沒有真正的社交生活。誰要是和萬特利茲的某個居民來往過於密切，一定會被懷疑有陰謀企圖，或是想要“組成宗派”。瓦爾特和洛蒂·烏布利希從來不和居住在此的其他人來往。除了公事之外，他們家唯一的外來者恐怕就是他們的女兒，因為她每個周末都要從柏林回到這裏來。女兒回來之後，在他家裏服務的人都會被支開，因為烏布利希一家希望自己家庭的私人生活不為外人道。

　　這種由於焦慮而導致的親密關係失調會造成一種惡果：森林住宅區內的居民要麽呆在家裏和家人在一起，要麽就去F-俱樂部。因為在F-俱樂部，他們的出現是安全的，而且是“集體”的一部分。整個20世紀50年代，烏布利希都在鏟除一個又一個對他的領導地位形成挑戰的異己，所以他很喜歡把黨的領導都聚在萬特利茲，以便自己可以隨時監控他們。他的部下在外邊權力很大，然而隻要踏進住宅區的大門，就能真切感覺到自己受到的監視。

　　盡管德國近代史沒有對萬特利茲進行濃墨重彩的敘述，但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大眾口裏，這個地方還是被稱作“上帝們的貧民窟”，或簡稱為“貧民窟”。囚禁別人的人現在也做了囚徒，而這個“森林住宅區”就是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領導精英們的金絲籠。

　　自從1960年森林住宅區竣工，住宅區的外麵就有一道圍牆。圍牆長8公裏，高2米，上麵還有瞭望塔，一直都有人監守。這個宏偉的、處處充斥著疑心的建築，掩映在樹木和新種植的灌木從中。灌木叢內有杜鬆、十大功勞和杜鵑花，它們長勢迅猛，很快就把裏麵的住宅完全擋住了。如果不仔細看，你根本就不可能發現住宅區究竟在哪裏。

　　據一位目擊者記載，“從萬特利茲高速公路出口5公裏處，往左轉彎”：

　　那裏有兩個玻璃崗亭，裏麵站著穿製服的護衛……還有一個紅綠燈。當然，在你看到這些之前，一路都會有讓你“停下”的指示和警告信號，信號顯示“未經授權車輛”禁止從主道轉彎。即使通過了這個電動控製的入口，你還得非常仔細才能看到茂密森林中那一堵兩米高的牆。

　　作為安全事務秘書，埃裏希·昂納克非常成功地讓這個森林住宅區得以保密和安全。接下來的一年，昂納克將要麵對有生以來的最大挑戰。東德的領袖們將自己小心翼翼地封閉起來，與充滿敵意的外界隔絕，現在他們在考慮如何讓自己的人民也被封閉起來。

　　所有的1700萬東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