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

序

　　2009年11月9日，星期一，是柏林牆倒塌的20周年。20年前那個戲劇性的夜晚，象征著德國分裂及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分界線的柏林牆轟然倒塌，表明冷戰完全結束了。

　　在人類的曆史長河中，20年的時間也就恍然一瞬。作為個體的人，在我們慶祝20歲生日的時候，我們會有太多的東西可供展望，或許我們會首次覺得自己也有很多東西可以回顧。20年前，冷戰結束了，如同我們個體的人一樣，現在冷戰後的世界也進入了成年期。

　　1989年，以蘇聯為主導的蘇式社會主義製度崩塌，同時，以美國為主導的資本主義製度獲得了表麵的勝利。我之所以說“表麵”的勝利，因為巧合的是，現在這種製度自身也麵臨著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問題，盡管這種巧合讓人不快。20年前，這些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問題並沒有露出任何端倪。

　　現在，我們不僅要慶祝柏林牆倒塌20周年，還要繼續曾經的夢想。現在的生活依然讓人焦慮，而且有時依然讓人摸不著頭腦。對於那些曾經期望甚高的人來說，現在的生活並沒有帶給他們好的感覺。

　　或許我們真的會懷念冷戰的那些日子。當時，我們的確麵對著核毀滅的持續威脅；然而，如果我們能忽略這種威脅（當時大多數人的確能忽略這種威脅），相對來說，當時的生活更安定，變數更少。而且東西方都一樣。

　　現在，統一的德國出現了一種所謂的“東德之痛”的現象。東德人還懷念著那種簡單而安定的社會主義製度下的生活：有保障的工作，國家分配的住房，快樂的青年營，官僚統治的社會，卻真的非常穩定。當那些出生於前東德時期的人抱怨他們失去了太多的時候，他們的西德同胞就會稱呼他們為“愛抱怨的東德佬”（Jammerossis）。當然，作為回應，東德人會輕蔑地稱呼他們為“無所不知的西德佬”（Besserwessis）。盡管東西德已經統一20年了，西德人依然會直白地訓斥前東德同胞不願努力工作，不願為自己的生活承擔責任，一味地依賴國家來照顧他們的一切。雙方都創造了一些陳詞濫調，然而，這些陳詞濫調卻反映了一些真實的東西，至少反映了雙方在世界觀方麵的真實衝突。這種衝突植根於東西德分裂時期雙方不同的經曆。

　　東西德人經常會為這樣的衝突發生爭吵。為了紀念柏林牆倒塌20周年，最近在前東德所轄的地方開了一個文學會議。東德媒體的一位資深人士嘲諷地宣稱（當然，他的話並不是事實），他從來就沒有見過西德人為前東德的重建出過一分錢。他的話立刻招來了一個西德人的謾罵。這個西德人也是媒體人士，而且更加有名，他駁斥了東德人對於西德人的錯誤看法。這是東西德國佬之間一場經典的口水戰，更有趣的是他們居然絲毫不顧及台下坐著的眾多聽眾。第二天，我遇到一個德國曆史學家，碰巧他也見識了這場口水戰。他苦笑著說：“作為一個關注東西德人的英國人，你當時一定感覺到自己是在調查兩個原始部落的爭端。”當時，我沒來得及告訴他一個事實。如果他看到英格蘭人和蘇格蘭人因英國政府分配政府稅收而進行的爭論，他也一定會有同樣的感覺。

　　我想，不管怎樣，東西德人都無法否認一件事情：在1990年的競選中，即東西德統一後的第一次選舉中，科爾總理許諾要“振興”東德，可是他頂多實現了部分諾言。21世紀初的經濟低迷時期，1989年後才引入東德的新工業並沒有顯示出穩定的跡象。比如，在我非常熟悉的德累斯頓，這個通常被認為是前東德所謂的財富“地標”中心，人們期望甚高的微芯片工業也遇到了麻煩。2009年3月，一個主要的芯片生產商——奇夢達，已經落入破產企業管理人之手，而且，“重組”已經開始了。即使是在傳統的汽車工業中心，比如埃森納赫和茨維考，雖然它們曾經成功轉產，從生產東德的特拉貝特牌汽車和瓦爾特堡牌汽車轉而生產大眾和歐寶，但依然存在一種危機意識，並且這種危機意識已經蔓延到了當地的汽車零配件工業。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20年來，德國重新統一後呈現出來的特點反映了整個世界的現狀。在很多方麵，冷戰時期那個冰凍的世界是醜惡的；但在兩種體製對抗的邊緣，盡管存在堅冰，局勢卻非常穩定。當堅冰融化，洪水泛濫，我們才開始意識到這種融化的堅冰也可能為我們的社會帶來一些不好的現象，如極端伊斯蘭教和新納粹主義。穆斯林世界中的基地組織，歐洲的極端民族主義和納粹主義集團，俄羅斯的“愛國者”和德國的國家民主黨，這些都是整個社會中不和諧的因素。

　　讓人不安的是，和20多年前比起來，極端右派亞文化在前東德的地位更加穩固了。最近的一次研究表明，在極端右派團體中，15歲以下的男性成員比例正在逐漸增加，盡管他們對於20世紀90年代和冷戰都非常陌生。其中大約有1/40的成員承認自己加入了這樣的極端團體，還有1/7的人表達了他們對外國人的“極端”仇視。誠然，在統一後的德國，年輕人暴力行為的整體水平有所下降，而且年輕人的教育水平越高，這種偏執的態度就越少，但現狀依然讓人非常擔憂。

　　和其他國家相比，德國的國情不一樣。不管怎樣，德國不可能像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這些國家一樣會解體，相反，比利時和英國倒是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東德佬和西德佬之間的衝突不是植根於任何深入或長久的曆史分裂（事實上，還沒有英格蘭人和蘇格蘭人之間的裂痕大）。19世紀德國統一之前和之後，從傳統上來說，這種源遠流長的強烈衝突並不是基於東西衝突，而是基於南北衝突。17世紀的城鄉差別、天主教與新教的分裂以及“30年戰爭”加劇了德國的衝突。總的來說，出生在東德而現在已經成年的一代人認為，柏林牆隻是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談論的一個話題；而且，他們有一種希望，正如已故的維利·勃蘭特在柏林牆倒塌之後的評價一樣：“我們屬於同一個國家，要共同發展。”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這種看法，而且，這和民主沒有任何關係。東西德人之間的分裂很可能會更多地反映在一些傳統的標誌上，如階級、宗教，以及可自由選擇的政治信仰。

　　在寫這篇序言的時候，雖然德國依然存在很多問題，但是統一的德國並沒有出現極左或極右的征兆。最近的民意調查表明，傳統的自由民主黨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民眾支持，右翼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喪失了少部分的民眾支持，而左派的社會民主黨則喪失了大量的民眾支持。當前，這些傳統的大黨組成的“大聯合”政府治理著這個國家。在德國總理安吉拉·默克爾（出生於東德）的領導下，這個“大聯合”政府將一直持續到2009年9月的選舉。值得一提的是，綠黨還是擁有大量的選民。

　　現在，特別應該關注的就是新近成立的“德國左翼黨”（Die Linke）。這個黨派糾集了前東德共產主義政黨統一社會黨（1989年後改名為德國民主社會主義黨，而後成為德國民主社會主義黨——左翼黨）的剩餘者（德國勞工與社會公正黨）。左翼黨的領袖是前財政部長奧斯卡·拉方丹。因為執政的社會民主黨越來越中立，加上執行所謂的反勞動政策，奧斯卡·拉方丹退出了社會民主黨，成為左翼黨的領袖。左翼黨還是比較成功的，在2005年德國議會選舉中獲得了53個席位，成為德國第四大黨；然而，新近的民意測驗表明，左翼黨正在走下坡路，其原因和後果讓我們又想起了柏林牆的啟示。

　　左翼黨經曆了尷尬的誕生過程，而且現在依然不確定它究竟代表什麽。一些人認為，特別是前東德共產主義政黨的老黨員認為，這個新成立的左翼黨就是前東德執政黨的繼承者。在左翼黨內，剩餘者成立了“黨中黨”，名為“共產主義平台”。前統一社會黨的領導人、東德二號人物、前東德總理漢斯·莫德羅和頗受爭議的統一社會黨第一書記埃貢·克倫茨，到處做演講，簽名售書。他們當然不會對那些忠誠的追隨者講述東德存在的問題，隻會說東德的好。隨著冷戰後資本主義宣揚的東西逐漸喪失吸引力，東德曾經宣揚的那些過時的東西又被重新翻找出來。柏林牆和東德的頑固支持者們又開始粉墨登場。

　　左翼黨的另一位領導人奧斯卡·拉方丹已經告誡過左翼黨，僅僅依靠這種書呆子似的“我告訴過你吧主義”（Besserwisserei），他們根本無法應對當代世界中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柏林牆倒塌已經20年了，可是這個統一社會黨的繼子依然十分忠誠於瓦爾特·烏布利希和埃裏希·昂納克的黨、史塔西，還有柏林牆。在曲折變幻的政治道路上，左翼黨是保持其強硬和壓製的策略呢，還是尋求新的途徑？在柏林牆倒塌的20周年，德國人麵臨的抉擇非常明顯：是繼續沉溺於“東德之痛”呢，還是拋棄柏林牆這個幽靈，大踏步地前進？

　　弗雷德裏克·泰勒 2009年4月

　　1961年8月的一個周末，我剛剛告別無憂無慮的童年，順利步入13歲，跨入青春的門檻。然而，我家卻陰雲密布。父親的身體很不好。據我所知，抽煙是他唯一的缺點，而這個缺點已經奪走了他一側的肺。表麵看來，他已經從18個月前的手術中康複了，然而那個夏天，他的身體又再度虛弱下去，隻能臥病在床。為了不讓他寂寞，我常常去床邊和他聊天。我還記得那是一個周末，因為我們討論了星期日報紙上的一篇文章。重大的事情即將發生，但卻不是好兆頭。

　　那天晚上，父親的心髒病發作，非常嚴重。我們的鄰居是護士，聽聞父親的心髒病發作，她急匆匆地跑過來。透過半開的臥室門，我瞥見她正在壓他的胸部。然後，她走過來溫柔地告訴我們去樓下玩。後來醫生來了。為了不讓我們無聊，有人給我們打開了電視機。閃爍的黑白畫麵顯示的是一個城市，憤怒的人群、挎槍的人、帶刺鐵絲網，還有幾輛巡邏車。和那些黑白圖片一樣，我的記憶也有一點模糊。畢竟事情已經過去太久了。

　　我依然不知道自己決定撰寫本書的原因是否與此有關。對我而言，柏林牆不僅與當時及目前的世界態勢有關，還讓我有一種強烈的終結和分離感。在柏林牆建造的那一天，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終結了，而上千萬人生活中最困難的部分卻開始了。不同的是，我在那一天遭遇的不是經濟上、地理上，或政治上的困難，而且，它壓根兒就和柏林牆扯不上一點兒關係。

　　我的父親在樓上呆了一會兒。我想他們可能害怕移動他。那天深夜，我再次見到了父親，還是通過一道半開的門，但這次我是在進入自己臥室的時候看到的。救護人員用擔架抬著他下樓。當時他還很清醒，正在環視四周。他看起來很嚴肅，卻很安靜，或許在好奇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

　　去醫院之後，他的冠狀動脈梗塞再次發作，這回發病要了他的命。父親離開人世的那一天是1961年8月14日。在他去世的前一天，即8月13日，星期天，我看到的粗略畫麵就是後來聞名於世的“柏林牆”。柏林牆把一個大都市一分為二，親朋故友離散，家人咫尺天涯。從那一天開始，父親和我也陰陽兩隔。父親和我之間的屏障黑暗、神秘、永恒，而柏林牆則是野蠻的、實實在在的，沒有一丁點兒的神秘感。後來的事實表明，柏林牆並不是永恒的，盡管當時我們並不知道這一點。

　　四年後，即1965年8月，我第一次來到柏林。看到柏林牆的一刹那，我恍然感覺到，終我一生，柏林牆都會矗立於此。當時我隻有17歲，一年之後，我參加畢業考試，各科的成績都是“A”。我開始學習德語是在父親去世的前一年，後來，學校組織的一次旅遊讓我有機會首次來到了柏林。在父親離開人世的時候，我看到這個城市正在被分裂，而且我還記得1961年那個晚上看到的那些畫麵；然而當我真正來到這個城市之後，所有記憶中的黑白圖片立馬變成了彩色。此前，我一直在想象這會是怎樣的一個城市。在我的想象中，這個城市應該和無聲恐怖片中的景象一樣，具有一種陰森而懾人的特征。當然，倫敦是完全不會有這種特征的。在柏林，我看到了很多炸彈造成的大坑洞，那些大坑洞原本是一些建築。此外，我還看見一道邊界屏障穿越了整個城市，邊界屏障是用水泥塊和帶刺鐵絲網建成的，如同臨時草草搭成的一樣，看起來搖搖欲墜。

　　照我看來，我們住的飯店更像一個客棧。飯店位於西柏林克羅茲堡區阿斯卡赫爾廣場的一角。這個廣場曾經恢弘壯麗，戰爭期間的轟炸毀掉了廣場的一大半，而當時並沒有重建。飯店對麵是安哈爾特火車站的入口，可惜已被炸毀了。安哈爾特火車站曾經是柏林最大的火車站，然而，1945年2月3日，美國的大轟炸徹底摧毀了這個火車站，連帶著炸毀了那個片區的很多建築。離飯店200碼外的地方就是柏林牆，不遠處還有一個專為外國人設立的邊界過境站，即聞名於世的查理檢查站。

　　飯店附近有一個木頭搭建的平台，一架梯子通往這個平台。在木頭平台上可以看到“東邊”的景象。那時候，站在平台上可以看到萊比錫大街和威廉街上破舊的建築，大部分都無人居住。後來我才知道那就是所謂的“政府區域”，其中最重要的一棟建築就是赫爾曼·戈林的空軍部大樓。大樓的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東邊的一切看起來都亂七八糟，一片死寂，沒有人走動，人行道的石頭縫裏和水泥街麵的縫隙中都長滿了蒿草。

　　我們一行12個人，由和藹可親的德語老師基特森先生和當年的德語助教、一個快活優雅的奧地利大學生一起帶隊。這個奧地利大學生走路的時候會輕聲地哼調子，突然地跳上一小段舞蹈；隻要習慣了，你還是會覺得他非常親切。現在回想起來，我們當時的旅行顯然就是一次受到讚助的政治教育旅行。

　　現在我依然能夠回憶起來，我在西柏林第一眼看到德國人的時候，發現他們和那些刻板的“德國人”（即“二戰”電影中的德國人）非常不一樣，這讓我非常驚訝。在西柏林，很少有人穿製服，大多數人都穿著休閑服飾，頭發的顏色比大多數英國人更黃，皮膚的顏色更粉。然而，真正讓我驚訝的是他們都很正常，這甚至讓我有點失望。當時我掌握的德語很有限，但還是能聽懂一部分。和倫敦人一樣，他們也有一種莽撞的幽默感。我們去觀看了一場貨真價實的柏林歌舞表演。其中有一支歌曲是三個女人一起演唱的，曲名是《三個女學生》；三個女人都穿著透明的雨衣和鞋跟很高的高跟鞋，或許她們是從奧格斯堡大街來的職業女郎。我甚至還聽懂了幾個笑話，其中的一個笑話讓觀眾笑得打跌。笑話的大意是說，她們最繁忙的時候就是西德議會在柏林召開的時候。在嘲笑別人的時候，柏林人是從來不留情麵的。畢竟，柏林人並不因彬彬有禮而聞名。

　　穿過障礙進入東柏林之前，我們先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些蛋糕，還閑聊了一會兒。我們的導遊是一個年輕人，而起初我以為他是美國人。他留著平頭，穿著領圈頂端釘有紐扣的襯衫，戴著角質眼鏡。他給我們講話的時候說的是純正的美語，但他本人卻是一個地道的西柏林人。他告訴我們，在到達東柏林住宿地方之後，我們就會意識到一些事情；如果我們在那個街區閑逛的話，一定會看到醜惡的柏林牆。建造柏林牆的人或許並不認為它很醜惡，因為對他們來說，自由非但不重要，簡直非常有害。

　　一天早上，當我們一行人通過邊界進入東柏林的時候，我突然感覺到自己成年了，甚至還有一種無拘無束的感覺。驀地，我想起了父親，二戰期間他在北非沙漠服役，盡管敵對的德國人努力想要打死他，但他卻很喜歡和尊重那裏的德國人。他非常渴望德軍在北非沙漠的指揮官隆美爾將軍是屬於盟軍一方的。駐紮在阿拉曼和海岸線一帶據點的德軍士兵都是一些正常而且普通的德國人，非洲軍團的德國人和那些讓人討厭的蓋世太保或黨衛軍不一樣。在東部前線和被占領的國家，蓋世太保和黨衛軍滅絕人性，犯下了很多恐怖的罪行。在我看來，父親記憶中那些普通的德軍士兵或許就和西柏林人一個樣。

　　在東德設立的檢查站，我第一次見識了身穿製服的東德人，他們的態度和神情讓我震驚。生硬、冷漠，不停地盯著護照上的照片和我，就這樣一直不停地重複；還有一些人在用德語厲聲地講話。我聽不懂他們在講些什麽。後來，我意識到或許他們也是從薩克森州調來的，而適應他們的方言需要時間。通過檢查站後，我們調整了僵硬的姿勢，讓自己可以更舒服一點。而後，我們來到了東柏林光禿禿的無人區，在無人區內連塊廣告牌都沒有。我努力控製自己，不讓自己回頭去證實那些邊境警察是否還在盯著我們。

　　東柏林到處都有穿製服的人。他們穿著長筒靴，頭上戴的帽子非常怪異，就像是納粹國防軍的煤油桶帽子和蘇聯紅軍經典的40號頭盔的雜合物。

　　我們那次旅行主要是為了了解一些曆史。東德人在開始修複一些美麗而古老的新古典建築，而且，他們對於這些古典建築也帶著一種崇敬的心理。曾經我天真地以為共產主義者是不可能有這種心理的。到了晚上，我們來到了亞曆山大廣場上一棟巨大的建築物內。亞曆山大廣場是東柏林的心髒地帶。這棟建築很新，室內的牆上掛著畢加索壁畫的巨幅贗品，建築的名稱是“教師之家”。讓我們入住“教師之家”，我當時以為是帶隊老師基特森先生開的一個玩笑，也許是他的職業特性讓他選擇了這個飯店。“教師之家”有一個飯館和一個社交廳。我們在飯館內吃了晚飯。關於那頓晚飯，我實在沒有什麽印象，然而有一點我還記得很清楚，那就是我偷偷地喝了一杯啤酒，盡管當時我還不到18歲。

　　在“教師之家”發生的一件事情讓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第二天早上，我們走出房間，下樓準備離開，突然遇到了一個三四十歲的男人。他穿著東德軍服，上麵有巨大而裝飾華麗的肩章，在20碼之外都能很清楚地看到肩章上標誌的特權，當然他還穿著必不可少的長筒靴。他用淺色的眼珠盯著我，咆哮著指責我。我有限的德語居然能夠聽懂，他的大意是說，我是一個頹廢的自以為是的年輕人，而且我的頭發太長了（那個時代的時尚……）。我的這種形象褻瀆了軍人。如果我生在他的國家，他會立馬處置我。哦，是啊，他知道怎樣讓我變成一個男人。

　　一個事實微妙地破壞了他那咄咄逼人的軍人效應，很顯然，他宿醉未醒。他臂彎裏挽著的一個女人，頭發染成黃色，就算是我這樣一個涉世未深的人都能看出來那個女人不是他的妻子。不管怎樣，這種經曆還是非常可怕。我結結巴巴地說了幾句話，然後就是沉默，他誤以為我很傲慢，於是這個東德的軍事長官又徒勞地譴責了我幾分鍾。當時，他已經說到打算給我做某種發型，而他身旁那位看起來像芭杜的女人正在用力拉他的袖子。這一切非常明顯地表達了某種信息。

　　最終，我們安全地離開了“教師之家”。我想，基特森先生或許有一些外交經驗，因為戰後他曾經在德國經常與軍隊打交道。或許是那個黃頭發女人努力說服了她的伴侶，相對於威嚇這些皮包骨頭的英國小孩來說，他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個時期的英國小孩總認為自己就是甲殼蟲樂隊的第五名成員，所以總是刻意地去模仿他們。到了午夜，訪問通行證到期了，我們走出了東柏林的邊界控製區，回到西柏林。在柏林牆存在的日子裏，訪問通行證到了午夜就會失效。進入西柏林，在離我們所住飯店還有幾百碼遠的地方，我們大家都鬆了一口氣。當時，我們大聲地咒罵了東德政權，很慶幸以後不會再有這種不快的經曆了。

　　作為一個學習德語和德國曆史的學生，後來我又去過柏林兩次。在1972至1973年，為了撰寫一篇關於“一戰”前德國極端左派的論文，我去了東柏林。相對於上次的東柏林一日遊來說，這次有更多的東西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8年之後的曆史材料大多都在西德，但關於一戰的災難及1918年之前的多數史料還存放在東德的檔案館內。為了查找資料，我隻能去東德，去那裏待幾周甚至幾個月。

　　在東德進行休閑一日遊還是比較容易的，而且很多外國人都這樣；然而要在東柏林和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神聖的領土上待一段時間，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首先我必須從東德政府機構獲得一個居住許可證。有了這個許可證，我才能去東德的檔案館查資料，然而，獲得居住許可證的過程非常繁複，非常折磨人。

　　慶幸的是，我一個朋友的朋友在西柏林，他可以陪我一起去申請居住許可證。我們艱苦跋涉，好像永遠沒有盡頭。為了申請居住許可證，我們總共通過了弗裏德裏希大街過境點兩三次，前往亞曆山大廣場“教師之家”對麵的警察總局。在警察總局內，我和其他人一起排隊，感受著這個工農國家對想要來此旅遊的人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厭惡與懷疑。我還記得我前麵站的是一個四肢瘦長的南美洲人，他看起來很快樂，也很天真，因為他居然試圖從東德政府獲得許可，讓他的自行車，他的踏板自行車，可以穿過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領土去布拉格。哈哈！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怎麽會有這樣的想法呢？東德官員臉上的表情好像在說：間諜，你一定是個間諜。許可證申請當然被拒絕了！

　　那個蠻橫的守門人對我也不再禮貌了，好在我已經基本完成了官方工作。最終，我獲準在波茨坦待三周，而波茨坦就在西柏林以西。為了要在波茨坦待三周，我必須把自己的西方貨幣兌換成可能一文不值的東德馬克，而這筆錢對於學生來說並不是小數目；而且我還需要預訂一個旅館，當然，這個旅館隻能由東德政府當局選定。為此，我不得不預先用西方貨幣支付，然而匯率居然高得離譜。

　　盡管波茨坦與西柏林的萬塞區僅僅隔著一條哈弗爾河，準確地說，隻需要在橋上步行32秒我就可以從西柏林到達波茨坦，然而我卻被禁止從那座橋直接去波茨坦。我必須去弗裏德裏希大街火車站，乘兩個小時的火車，到達東柏林的東部邊境，然後換乘另外一趟火車，經過漫長而緩慢的旅程，繞著柏林整個城市的邊緣走一圈，然後才會到達波茨坦。我的手裏揮舞著許可證，而這個許可證可以保證我這樣一個外國人可以踏上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土地。讓人奇怪的是，在西柏林也能看見那個檔案館。午飯時間，我暫停檔案館內的查找工作，步行去館外美麗的湖畔公園。公園內風光宜人，然而隨處可見警示牌，武裝邊境警察開著摩托艇在巡邏，帶刺鐵絲網裝飾著附近的格利尼克橋。1961年8月13日，這座橋梁被關閉，當然也有例外，東西方在進行聲名狼藉的間諜交換之時就會使用這座橋梁。對於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這樣一個規則遍天下的國家來說，這真是一個大大的例外。

　　然而，權力的陰影始終隨處可見。後來，我還去東德旅行過幾次，而其中一次是因為要去各處查閱文件。這些文件保存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第二大檔案館內，位於梅澤堡區，就在哈雷區的郊區，柏林以南200公裏。那年夏天，還有一群西方學生也在那裏做研究，所以我們有很多時間都聚在一起。我們在沉悶的當地小旅館中吃便餐，喝著十分便宜的啤酒，和當地人聊天。這時，我開始對這裏的人民產生了一種感覺，而且我很喜歡這種感覺。和我們一起喝酒的通常都是洛伊納化工廠的工人，這是當地最大的工廠。喝酒的時候，工人會公開地告訴你可怕的汙染，工廠管理人員的傲慢，工廠內的勞動定額和規範，對工人勞動成果的搶奪，這些都和資本主義企業沒有什麽區別。獨立於政府當局之外的工會或調查性新聞采訪，或在一個多元社會中可發現的均衡力，以及其他任何惡行和不端行為，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內，都是完全不存在的。

　　他們經常問的一些問題，特別是那些25歲以下的人，就是“你知道滾石樂隊嗎？”我的回答是：“對，當然，我家裏就有幾張他們的唱片。”然後就是停頓。一會兒他們會說，“不，我的意思是你認識他們嗎……”

　　對於大多數東德人來說，他們很渴望交談，然而東德人在交談的時候，總會看著不遠處。在開始談話之前，他們匆匆地向四周看看，看看是否有陌生人在注意，然後才會開始談話。他們談話的內容通常都是抱怨，抱怨他們在商店裏買的東西質量低劣，因為質量好的東西都拿去出口了，為了交換堅挺的西方貨幣。幾乎很少有人提及“強權”政治。之後又是凝視著不遠的地方，這種凝視的表情經常出現在那些小國家的人的臉上；他們沒有任何出路，在這樣一個國家，表達不滿或輕微的漫遊癖都有可能會被當做叛國。

　　當然，也有一些人認為，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生活是很好的。我在梅爾斯堡的旅途中看到過這樣的事情。我們本來隻能待在這個區，因為簽證規定如此，但就像是70年代那些傲慢無禮的小夥子一樣，周末來臨的時候，我們就完全忽略了簽證上的規定。我們擠上一列火車，經過一天的非法旅程，來到了德國的文化之都——魏瑪，歌德和席勒的故鄉。幸運的是，在魏瑪有一些旅遊者，所以我們才沒有那麽顯眼。謝天謝地，沒有人來檢查我們的簽證。那個星期天的晚上在搭乘火車返回梅爾斯堡之前，我們停了下來，不假思索地走進了這個城市最好的飯店——大象飯店（有大象的標誌）。進入飯店之後，我們來到地下室點晚餐。

　　在那裏，我們看到了國營單位中無精打采的服務員，很顯然，他們經過了特別訓練，所以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我們等了很久才等到喝的，又等了很久才等到菜單。漸漸地，我們注意到角落裏有一群不怎麽顯眼，但有點吵的中年人。他們鬆開了領帶，把便宜的套裝上衣搭在椅背上。服務員對他們提出的每個要求都能以閃電般的速度加以滿足。隻要那些被煙熏黃了的手指發出響聲，服務員都會滿麵笑容地走過去；而且他們的評論總能讓服務人員笑容可掬。很顯然，服務員是在巴結他們。

　　歡迎來到柏林牆，希望本書能解釋這個封閉的世界是如何通過血與沙、帶刺鐵絲網和混凝土形成的；能夠解釋在半代人的時間內，這個封閉的世界如何經曆著惡臭的繁榮；還能解釋在一個無法預測也不可預知的快樂的夜晚，柏林牆又是如何倒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