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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學校
1859年秋天，在時隔十年以後，托爾斯泰在雅斯納亞·波良納再次開辦了一所農民子弟學校。當消息傳到村裏時，農民們議論紛紛。老爺讓窮孩子免費上學，這是怎麽回事？該不是個騙局吧？沒準是老爺為討好皇上，把孩子訓練一番送去當兵，挨土耳其人的槍子兒吧。猶豫再三，一些農民動心了，他們決定送孩子去上學。孩子們高興了。開學那天，來了22個學生，後來又陸陸續續地增加到了70個。托爾斯泰把他們分成大、中、小三個班。
校舍設在莊園的一幢兩層樓房裏，兩間房作教室，一間房作辦公室，還有兩間是教師的起居室。台階屋簷下掛著一口小鍾，每天由教務長派一名住校的學生打鍾。穿堂的樓下放著體育器材，樓上還擺著一個學生勞動用的工作台。剛走進寬敞幹淨的教室，孩子們都感到十分拘束，但托爾斯泰親切的話語和微笑，很快打消了孩子們緊張和畏懼的心理。從此，這裏成了孩子們最向往的地方。他們在這裏學習閱讀、寫字、作文、算術、製圖、畫畫、唱歌等等。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孩子們已經能夠進行四則運算，能夠讀淺顯的書和寫信了。而孩子們最感興趣的是聽托爾斯泰講述俄國曆史故事和他在高加索和克裏米亞的經曆，這些故事激發了他們熱愛祖國和人民的情感。曾經受到托爾斯泰讚揚的農民的孩子莫羅佐夫後來回憶說：
“我們的學校越來越發展，越來越鞏固。學習上很輕鬆，遊戲時很快活。我說過，教師是一些快活的人。每位老師講課我們都很容易懂，一切都記得住，我們很樂意回答問題。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本人幾乎和我們形影不離。他尤其留戀一年級學生，優秀的學生。教書很認真。他好像能在學生的心靈中找到深刻的東西。”
“我們屢次放學很晚。二年級和三年級的學生往往已放學回家了，而我們留下來吃晚飯，因為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喜歡晚上和我們一起讀書。我們晚上喜歡讀的書是《魯濱遜漂流記》。我讀得活潑而清楚，因此由我和切爾諾夫朗讀。當我們坐到很晚，朗讀、講故事和說笑話直到半夜而天氣陰雨時，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就用自己的馬車把我們送回家去。他常常注意和敏銳地觀察我們，看哪些書對我們產生影響。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和我們在一起，做什麽他都有足夠的時間和興趣。學習、遊戲、娛樂、談話、熬夜、在紮卡斯穀地和森林裏散步。”
“有一次我們在學校裏學習。列夫·尼古拉耶維奇來了，向我們宣布一件新聞：明天圖拉中學的學生和老師要到我們這兒來，想和我們爭論，他們還是我們，誰的學習好？第二天清早，我們站在黑板前演算給我們出的題。我們參加算術比賽的是頂能吵架的羅曼采夫和柯茲洛夫。他們像得獎似的最先算完了題。所有的知識，隻要我們學校裏教過的，我們都較量過了，我們一點也不比城裏的小少爺們差。於是，我們作為平等的人，親切地和自己的同學告別。當天晚上成了我們特殊的隆重節日。大家萬分高興。大家和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玩棒球遊戲，跑來跑去，累得要倒下。”
這年冬天，托爾斯泰全身心地沉浸在教育事業中。他在致鮑裏索夫的信中說：“這個冬天過得很好。事兒多極了，都是好事兒，不是寫作。”但是，托爾斯泰不滿足他的教育成果，他希望能更廣泛地傳播雅斯納亞·波良納學校的經驗，在全俄國普及國民教育。他草擬了一篇教育學論文的提綱，並向教育部探詢出版教育雜誌、成立“國民教育協會”、開辦新的國民教育學校的可能性。3月份，托爾斯泰在致柯瓦列夫斯基的信中寫道：“俄國人民最迫切的一項需要就是國民教育。這種教育目前還不存在，還沒有興辦，如果由政府來主持的話，那永遠也辦不起來。”托爾斯泰希望社會上有更多的有識之士來參與這項工作，因為教育是使整個社會結構趨向完善的一種杠杆。同時，托爾斯泰覺得有必要了解一下其他國家國民教育的情況，“了解國外在這方麵已經達到的全部成果”。他決定再次出國。當然，這次出國的另一個目的是探望在法國就醫的大哥尼古拉。
1860年7月，托爾斯泰離開彼得堡，開始了他為期9個多月的德國、法國、比利時、英國和意大利之行。同行的還有他的妹妹和幾個外甥。他們坐船取道波蘭的什切青前往柏林。到達柏林後，妹妹和她的孩子先去了法國索登尼古拉處，托爾斯泰在柏林逗留了幾天。他去柏林大學聽了課，參觀了當地的手工業夜校，夜校中設立的“問題箱”引起托爾斯泰的興趣。接著，他經萊比錫前往巴伐利亞的基辛根，並在那裏住了近一個月。托爾斯泰又參觀了一些學校，可是印象不佳。他在日記中寫道：“參觀了一所小學。糟透了，為國王祈禱，打學生，死記硬背，孩子們膽顫心驚，發育不健全。”而後，他又到了威瑪。在那裏，托爾斯泰參觀了歌德故居，欣賞了莫紮特的歌劇，並繼續進行教育考察。他對這座美麗的小城很有好感，還邀請了當地的一位青年教師克列爾去雅斯納亞·波良納學校工作，但是，他對德國人推崇的福列別爾教育方式卻不以為然。托爾斯泰認為：“俄國人民還沒有被糟蹋，而德國人卻像受了數年不良教育的兒童；受教育不應當是義務，如果這是好事，那麽自然會產生對教育的需要，就像對食品的需要一樣。”之後，托爾斯泰又到了耶那，他對那裏由斯多依教授辦的一所私立學校頗為喜歡，覺得這是他在德國見到的“最有意義的、最重要的，幾乎是唯一有生氣的學校”。
那年9月，大哥尼古拉病危。托爾斯泰趕到法國小城吉耶爾，守在他的身邊。在兄妹中，托爾斯泰對大哥最為敬佩，也最感親近，大哥對他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尼古拉與小弟的關係也最為密切。尼古拉患的是肺結核，他死時很痛苦，但神態安詳，並由衷地向托爾斯泰表示感謝。大哥的去世令托爾斯泰悲痛欲絕。他在日記中寫道：“這件事使我嚴重脫離了生活的軌道。大哥的死給我留下了一生中最強烈的印象。”托爾斯泰久久不能平靜下來，他覺得生活變得無比黯淡，現在隻有一種興趣可以使他依戀生活，那就是教育工作。
過了一段時日，托爾斯泰開始考察法國的學校教育。他在參觀了馬賽城裏的全部8所工人學校後得出結論，在那樣的學校裏工人不可能獲得真才實學，法國工人的知識大都來自於廉價的報刊、有音樂雜耍和短劇上演的咖啡館和俱樂部。這種無意中的教育比學校強迫教育效率高得多。在參觀了幾所幼兒園後，托爾斯泰對那種像訓練士兵那樣訓練幼兒的教育方式感到可怕。他對德法等國普遍存在的那種機械的、僵死的教育方法進行了尖銳抨擊。他寫道：
“在基督教學校裏您會發現，教師不僅必須遵守授課計劃以及祈禱時數、每門課程時數和每項作業時數的規定，而且您還會看到，甚至采用哪些教學方法也有規定，預先作出安排。您見到的是被關進學校的兒童的百無聊賴的臉，他們焦急地等待下課鈴聲，同時又提心吊膽地準備回答老師為了迫使學生注意聽講而提出的問題。一所學校用三年時間去學三個月就可以學會的東西，這是培養閑散和懶惰的學校。”
托爾斯泰認為，這種教育方法摧殘兒童身心。
1860年冬天和1861年春天，托爾斯泰到了歐洲不少城市。他在巴黎會見了屠格涅夫，而後去了意大利的佛羅倫斯。在那裏，他與正在休假的亞曆山德拉重逢，又結識了剛從流放地歸來的著名十二月黨人沃爾康斯基，並由此萌發了寫作長篇小說《十二月黨人》的念頭。接著，托爾斯泰先後遊曆了利沃那、那不勒斯、羅馬等地，並轉道巴黎到了倫敦。在倫敦，他與英國著名作家狄更斯有了一麵之交，又和俄國流亡作家赫爾岑建立了真摯的友誼。盡管兩人的政治觀點並不完全一致，但是通過作品他們早已互相傾慕。托爾斯泰後來在回憶這次會見時說：“活潑、富於同情心、聰明和有趣的赫爾岑當時立刻就跟我像老相識似地大談起來，並且立刻就使我對他的個性發生了興趣。我以後在任何人身上都沒有再碰見過這種思想上的深刻與鋒芒的罕見的統一。”托爾斯泰還在赫爾岑的信中表示：“認識了您使我非常高興，雖然您認為我總是與眾不同，走向極端，但我仍然愉快地想到，您是這樣好的人……”經赫爾岑介紹，托爾斯泰又特地前往布魯塞爾，拜訪了當時僑居在那裏的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普魯東和波蘭社會活動家列勒維爾，這一經曆給托爾斯泰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1861年2月，沙皇簽署了在俄國廢除農奴製的法令，這是俄國社會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托爾斯泰在國外得知了這個消息，他立刻敏銳地發覺了政府這項“改革”舉措的欺騙性。他在致赫爾岑的信中說：
“上諭中的口氣像是對老百姓作了極大的恩惠似的，可是它的實質，即使一個有點學問的農奴主也看得出，其中除了許諾之外別無他物。”在後一封信中他又寫道：“農民完全不滿意。以前他們還有一種明天一切會變得很好的希望，而現在他們卻確實知道了還要過兩年很糟的生活，並且還明白在那以後也還要再三拖延下去，而這一切都是‘老爺們’幹的勾當。”
這時，托爾斯泰“心急如焚，想盡快回國”。他認為這次出國考察的目的已經達到，“我積累了這麽豐富的觀感和知識，我得長時間思考，才能在腦子裏把這些東西整理清楚”。4月12日，托爾斯泰回到俄國，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稍事停留後，於5月初到達雅斯納亞·波良納。
回到久別的家鄉，有三件事情等著托爾斯泰去辦。一件是處理他與莊園裏的農民的關係。托爾斯泰回來後立即把農民召集在一起，宣布凡他們所耕種的土地現在一律歸他們所有，而且每個農民可獲得一塊遠高於其他莊園的分地。另一件事是和平調解人的職務。剛回家鄉，托爾斯泰就得知他已被推舉為當地的和平調解人，其任務是調解地主和農民的土地糾紛。托爾斯泰接受了這個職務，並常常站在農民一邊，維護農民應得的利益。結果如托爾斯泰所說，農民“欣喜萬分”，而貴族們對他“恨之入骨”。當地貴族聯名上書，控告托爾斯泰在農民中喚起對地主的敵意，並給貴族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省貴族長向內務大臣密報，要求撤掉托爾斯泰職務。在這種情況下，托爾斯泰主動辭去了調解人之職。還有一件事就是被托爾斯泰稱之為“難以割舍的詩意而美妙的”教育事業。一回家鄉，托爾斯泰就以異乎尋常地熱情投身到這一事業中去。
就在這時，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這兩位俄國文學的巨匠之間爆發了一場尖銳的衝突。應該說，這場衝突乃是多年矛盾積聚的結果。盡管兩位作家都看重對方的文才，但是他們在思想和性格上相距甚遠。屠格涅夫無法理解托爾斯泰的精神探索，他把這一切看成是托爾斯泰的怪癖和任性。例如，屠格涅夫認為托爾斯泰熱心教育，簡直是胡鬧。他在致費特的信中說：“列夫·托爾斯泰還在作怪。看來命中注定。什麽時候他才能翻好最後一個筋鬥而站立在地麵上呢？”而托爾斯泰也對屠格涅夫的許多做法不滿，對“屠格涅夫的智能和敏銳的詩意何以不能避免庸俗”而感到遺憾。因此，長時間來兩人關係一直處在時晴時雨的狀態。1861年5月25日，托爾斯泰在赴費特家途中順訪屠格涅夫。在豐盛的晚餐之後，屠格涅夫向托爾斯泰朗讀了他剛完稿的小說《父與子》，可是托爾斯泰竟在沙發裏打起瞌睡來，這使屠格涅夫十分不快。次日，他們一起來到費特的莊園，27日早上喝咖啡時，衝突發生了。
事情是由費特太太向屠格涅夫詢問他對自己非婚生女兒的家庭教師是否滿意開始的。當時，屠格涅夫對那位英國女教師大大誇獎了一番，同時又順便提及那位教師曾以英國人特有的認真嚴肅的精神，請求他給女兒一筆錢，以便她自由地用於慈善事業。屠格涅夫接著說：“現在英國教師又要我女兒把窮人的破衣服收來，親手縫補好，然後送還原主。”托爾斯泰本來就反對把人道主義當作一種慈善行為，並對英國紳士式的冷漠虛偽和整個貴族教育的矯揉造作深為反感，因此他忍不住插話了。
“您認為這就是行善嗎？”托爾斯泰問道。“當然，這能增進慈善家與窮人的關係。”“可是我認為，一個服飾華麗的姑娘，把又髒又臭的破爛衣服放在膝上縫補，倒像是在演一幕不真誠的戲。”“請您住嘴！”屠格涅夫高聲叫了起來。“我自己確信不疑的東西，為什麽不能說呢？”“那我就不客氣，一定叫您住嘴！”屠格涅夫臉色煞白地說，“如果您還是要說這種話，我就掌您的嘴！”說罷，他從桌邊站起來，雙手抱住腦袋，氣衝衝地大步跨進了另一間房裏。過了片刻，他又走回來，向費特妻子道歉後就走了。
托爾斯泰離開費特家後，來到鮑裏索夫的莊園，並立即從那裏給屠格涅夫發出一封要求他認錯的信，說他將在波戈斯洛沃驛站等候屠格涅夫的答複。屠格涅夫接到信後便回信向托爾斯泰道歉，信中說：“今天早晨發生的事情清楚地表明，任何想使我們這樣兩個性格完全相反的人接近的企圖，都不會有好結果。”可是這封信被送到了鮑裏索夫的家。托爾斯泰等了一天不見信來，於是在憤怒中又寫出一封措辭激烈的要求決鬥的信。屠格涅夫在第二封回信說：“說實在的，我樂意遭受您的槍擊，以消釋我說的那句實在的蠢話。那句話同我平素為人大相徑庭，我認為原因無他，完全是由於我們兩人觀點一貫針鋒相對，積而成怨的結果。”這封信和轉來的第一封信托爾斯泰都收到了，他複信接受屠格涅夫的道歉，並表示將不再與他有任何關係。盡管以後的歲月裏，兩人曾有過和解的願望，但因種種原因而未能如願。兩位文學大師的友誼由此而中斷了17年之久。
托爾斯泰辦的雅斯納亞·波良納學校聲譽日高，引起了越來越多的人的興趣。這時，學校的校舍經過修繕變得更漂亮了。學校裏增設了陳列室，裏麵放著新添的教學儀器、動植物和礦石的標本等。除了原有的課程外，教師還為學生講授一些實用的植物學、土地測量和勞動常識等課程。孩子們非常喜歡自己的學校，上課時間常常不得不延長，因為生，他在給亞曆山德拉的信中說：
“這些孩子有多麽可愛，非語言所能形容，隻有親眼看看才體會得到。在我們的階層中，我不曾見過這樣的子弟。您試想一下，兩年過程中，在完全沒有紀律的情況下，沒有一個男同學或女同學受處罰。從來沒人偷懶，撒野，開愚蠢的玩笑，說粗痞話。”
托爾斯泰十分讚賞農民孩子身上的語言才能，他在《誰向誰學習寫作，是農民的孩子向我們學習，還是我們向農民的孩子學習？》一文中，生動地描述了費季卡和謝姆卡寫作故事時的那種強烈的分寸感和質樸的、富有表現力的語言。為了擴大教育的需要，托爾斯泰陸續從莫斯科等地請來了一批大學生擔任教師，並開始出版教育雜誌《雅斯納亞·波良納》。1861年秋天和1862年，托爾斯泰在附近農村先後辦了21所學校。托爾斯泰在教育活動中獲得了極大的精神滿足，他在致亞曆山德拉的信中說：“自從辦學以來，學校與我的關係是什麽呢？學校就是我的命根子，就是我擺脫一切生活憂慮、懷疑和誘惑的修道院和教堂。”
托爾斯泰的活動引起了沙皇當局的注意。在他當和平調解人時，就有憲兵密探向第三廳報告托爾斯泰袒護農民。如今他的辦學活動進一步招致當局的不滿。而這時，一些地主出於仇恨心理，不斷誣告托爾斯泰網羅圖謀造反的大學生、印刷反政府傳單等等。因此，沙皇當局加緊了對托爾斯泰的秘密監視。1862年夏天，托爾斯泰因操勞過度，身體不適，遵照醫生的建議，他前往薩馬拉草原作馬乳酒治療。托爾斯泰走後不久，7月初的一天，一群憲兵闖進了雅斯納亞·波良納。他們是由憲兵總監授意，並經沙皇本人同意後才這樣幹的。憲兵們在托爾斯泰的住宅和兩所學校內翻箱倒櫃地搜查了兩天。所有的東西都被檢查了，包括托爾斯泰認為“隻有當我臨死時才能把它們交給最親近的人”的全部日記和信件。為了尋找罪證，憲兵們甚至把網撒到水池裏打撈，還撬開了馬棚的地板。臨走時，他們沒收了任教的那些大學生的證件。托爾斯泰回來後，得知此事，大為震怒。他在給亞曆山德拉的信中寫道，如果他當時在場的話，一定會殺死那個領頭的憲兵上校。他還說：對這樣的政府“我感到憤怒、厭惡，乃至仇恨”；
“對這件事我絕不罷休，也不可能罷休。我的全部事業都被破壞，而這是我的幸福之所係和安身立命之所在。學校夭折，眾人訕笑，貴族幸災樂禍，我房裏放著幾把上膛的手槍，準備破釜沉舟。”
這個事件以後，學校和雜誌雖仍維持了一段時間，但終因外界環境的變化，教師的陸續離去和作家本人興趣的轉移而先後停辦了。然而，這段經曆使托爾斯泰終生難忘。直到晚年，他仍把辦學看做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時期”，即“把全部生命奉獻給為他人服務的事業的時期”之一。
§§第五章 創作高潮
校舍設在莊園的一幢兩層樓房裏，兩間房作教室，一間房作辦公室，還有兩間是教師的起居室。台階屋簷下掛著一口小鍾，每天由教務長派一名住校的學生打鍾。穿堂的樓下放著體育器材，樓上還擺著一個學生勞動用的工作台。剛走進寬敞幹淨的教室，孩子們都感到十分拘束，但托爾斯泰親切的話語和微笑，很快打消了孩子們緊張和畏懼的心理。從此，這裏成了孩子們最向往的地方。他們在這裏學習閱讀、寫字、作文、算術、製圖、畫畫、唱歌等等。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孩子們已經能夠進行四則運算，能夠讀淺顯的書和寫信了。而孩子們最感興趣的是聽托爾斯泰講述俄國曆史故事和他在高加索和克裏米亞的經曆，這些故事激發了他們熱愛祖國和人民的情感。曾經受到托爾斯泰讚揚的農民的孩子莫羅佐夫後來回憶說：
“我們的學校越來越發展，越來越鞏固。學習上很輕鬆，遊戲時很快活。我說過，教師是一些快活的人。每位老師講課我們都很容易懂，一切都記得住，我們很樂意回答問題。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本人幾乎和我們形影不離。他尤其留戀一年級學生，優秀的學生。教書很認真。他好像能在學生的心靈中找到深刻的東西。”
“我們屢次放學很晚。二年級和三年級的學生往往已放學回家了，而我們留下來吃晚飯，因為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喜歡晚上和我們一起讀書。我們晚上喜歡讀的書是《魯濱遜漂流記》。我讀得活潑而清楚，因此由我和切爾諾夫朗讀。當我們坐到很晚，朗讀、講故事和說笑話直到半夜而天氣陰雨時，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就用自己的馬車把我們送回家去。他常常注意和敏銳地觀察我們，看哪些書對我們產生影響。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和我們在一起，做什麽他都有足夠的時間和興趣。學習、遊戲、娛樂、談話、熬夜、在紮卡斯穀地和森林裏散步。”
“有一次我們在學校裏學習。列夫·尼古拉耶維奇來了，向我們宣布一件新聞：明天圖拉中學的學生和老師要到我們這兒來，想和我們爭論，他們還是我們，誰的學習好？第二天清早，我們站在黑板前演算給我們出的題。我們參加算術比賽的是頂能吵架的羅曼采夫和柯茲洛夫。他們像得獎似的最先算完了題。所有的知識，隻要我們學校裏教過的，我們都較量過了，我們一點也不比城裏的小少爺們差。於是，我們作為平等的人，親切地和自己的同學告別。當天晚上成了我們特殊的隆重節日。大家萬分高興。大家和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玩棒球遊戲，跑來跑去，累得要倒下。”
這年冬天，托爾斯泰全身心地沉浸在教育事業中。他在致鮑裏索夫的信中說：“這個冬天過得很好。事兒多極了，都是好事兒，不是寫作。”但是，托爾斯泰不滿足他的教育成果，他希望能更廣泛地傳播雅斯納亞·波良納學校的經驗，在全俄國普及國民教育。他草擬了一篇教育學論文的提綱，並向教育部探詢出版教育雜誌、成立“國民教育協會”、開辦新的國民教育學校的可能性。3月份，托爾斯泰在致柯瓦列夫斯基的信中寫道：“俄國人民最迫切的一項需要就是國民教育。這種教育目前還不存在，還沒有興辦，如果由政府來主持的話，那永遠也辦不起來。”托爾斯泰希望社會上有更多的有識之士來參與這項工作，因為教育是使整個社會結構趨向完善的一種杠杆。同時，托爾斯泰覺得有必要了解一下其他國家國民教育的情況，“了解國外在這方麵已經達到的全部成果”。他決定再次出國。當然，這次出國的另一個目的是探望在法國就醫的大哥尼古拉。
1860年7月，托爾斯泰離開彼得堡，開始了他為期9個多月的德國、法國、比利時、英國和意大利之行。同行的還有他的妹妹和幾個外甥。他們坐船取道波蘭的什切青前往柏林。到達柏林後，妹妹和她的孩子先去了法國索登尼古拉處，托爾斯泰在柏林逗留了幾天。他去柏林大學聽了課，參觀了當地的手工業夜校，夜校中設立的“問題箱”引起托爾斯泰的興趣。接著，他經萊比錫前往巴伐利亞的基辛根，並在那裏住了近一個月。托爾斯泰又參觀了一些學校，可是印象不佳。他在日記中寫道：“參觀了一所小學。糟透了，為國王祈禱，打學生，死記硬背，孩子們膽顫心驚，發育不健全。”而後，他又到了威瑪。在那裏，托爾斯泰參觀了歌德故居，欣賞了莫紮特的歌劇，並繼續進行教育考察。他對這座美麗的小城很有好感，還邀請了當地的一位青年教師克列爾去雅斯納亞·波良納學校工作，但是，他對德國人推崇的福列別爾教育方式卻不以為然。托爾斯泰認為：“俄國人民還沒有被糟蹋，而德國人卻像受了數年不良教育的兒童；受教育不應當是義務，如果這是好事，那麽自然會產生對教育的需要，就像對食品的需要一樣。”之後，托爾斯泰又到了耶那，他對那裏由斯多依教授辦的一所私立學校頗為喜歡，覺得這是他在德國見到的“最有意義的、最重要的，幾乎是唯一有生氣的學校”。
那年9月，大哥尼古拉病危。托爾斯泰趕到法國小城吉耶爾，守在他的身邊。在兄妹中，托爾斯泰對大哥最為敬佩，也最感親近，大哥對他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尼古拉與小弟的關係也最為密切。尼古拉患的是肺結核，他死時很痛苦，但神態安詳，並由衷地向托爾斯泰表示感謝。大哥的去世令托爾斯泰悲痛欲絕。他在日記中寫道：“這件事使我嚴重脫離了生活的軌道。大哥的死給我留下了一生中最強烈的印象。”托爾斯泰久久不能平靜下來，他覺得生活變得無比黯淡，現在隻有一種興趣可以使他依戀生活，那就是教育工作。
過了一段時日，托爾斯泰開始考察法國的學校教育。他在參觀了馬賽城裏的全部8所工人學校後得出結論，在那樣的學校裏工人不可能獲得真才實學，法國工人的知識大都來自於廉價的報刊、有音樂雜耍和短劇上演的咖啡館和俱樂部。這種無意中的教育比學校強迫教育效率高得多。在參觀了幾所幼兒園後，托爾斯泰對那種像訓練士兵那樣訓練幼兒的教育方式感到可怕。他對德法等國普遍存在的那種機械的、僵死的教育方法進行了尖銳抨擊。他寫道：
“在基督教學校裏您會發現，教師不僅必須遵守授課計劃以及祈禱時數、每門課程時數和每項作業時數的規定，而且您還會看到，甚至采用哪些教學方法也有規定，預先作出安排。您見到的是被關進學校的兒童的百無聊賴的臉，他們焦急地等待下課鈴聲，同時又提心吊膽地準備回答老師為了迫使學生注意聽講而提出的問題。一所學校用三年時間去學三個月就可以學會的東西，這是培養閑散和懶惰的學校。”
托爾斯泰認為，這種教育方法摧殘兒童身心。
1860年冬天和1861年春天，托爾斯泰到了歐洲不少城市。他在巴黎會見了屠格涅夫，而後去了意大利的佛羅倫斯。在那裏，他與正在休假的亞曆山德拉重逢，又結識了剛從流放地歸來的著名十二月黨人沃爾康斯基，並由此萌發了寫作長篇小說《十二月黨人》的念頭。接著，托爾斯泰先後遊曆了利沃那、那不勒斯、羅馬等地，並轉道巴黎到了倫敦。在倫敦，他與英國著名作家狄更斯有了一麵之交，又和俄國流亡作家赫爾岑建立了真摯的友誼。盡管兩人的政治觀點並不完全一致，但是通過作品他們早已互相傾慕。托爾斯泰後來在回憶這次會見時說：“活潑、富於同情心、聰明和有趣的赫爾岑當時立刻就跟我像老相識似地大談起來，並且立刻就使我對他的個性發生了興趣。我以後在任何人身上都沒有再碰見過這種思想上的深刻與鋒芒的罕見的統一。”托爾斯泰還在赫爾岑的信中表示：“認識了您使我非常高興，雖然您認為我總是與眾不同，走向極端，但我仍然愉快地想到，您是這樣好的人……”經赫爾岑介紹，托爾斯泰又特地前往布魯塞爾，拜訪了當時僑居在那裏的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普魯東和波蘭社會活動家列勒維爾，這一經曆給托爾斯泰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1861年2月，沙皇簽署了在俄國廢除農奴製的法令，這是俄國社會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托爾斯泰在國外得知了這個消息，他立刻敏銳地發覺了政府這項“改革”舉措的欺騙性。他在致赫爾岑的信中說：
“上諭中的口氣像是對老百姓作了極大的恩惠似的，可是它的實質，即使一個有點學問的農奴主也看得出，其中除了許諾之外別無他物。”在後一封信中他又寫道：“農民完全不滿意。以前他們還有一種明天一切會變得很好的希望，而現在他們卻確實知道了還要過兩年很糟的生活，並且還明白在那以後也還要再三拖延下去，而這一切都是‘老爺們’幹的勾當。”
這時，托爾斯泰“心急如焚，想盡快回國”。他認為這次出國考察的目的已經達到，“我積累了這麽豐富的觀感和知識，我得長時間思考，才能在腦子裏把這些東西整理清楚”。4月12日，托爾斯泰回到俄國，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稍事停留後，於5月初到達雅斯納亞·波良納。
回到久別的家鄉，有三件事情等著托爾斯泰去辦。一件是處理他與莊園裏的農民的關係。托爾斯泰回來後立即把農民召集在一起，宣布凡他們所耕種的土地現在一律歸他們所有，而且每個農民可獲得一塊遠高於其他莊園的分地。另一件事是和平調解人的職務。剛回家鄉，托爾斯泰就得知他已被推舉為當地的和平調解人，其任務是調解地主和農民的土地糾紛。托爾斯泰接受了這個職務，並常常站在農民一邊，維護農民應得的利益。結果如托爾斯泰所說，農民“欣喜萬分”，而貴族們對他“恨之入骨”。當地貴族聯名上書，控告托爾斯泰在農民中喚起對地主的敵意，並給貴族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省貴族長向內務大臣密報，要求撤掉托爾斯泰職務。在這種情況下，托爾斯泰主動辭去了調解人之職。還有一件事就是被托爾斯泰稱之為“難以割舍的詩意而美妙的”教育事業。一回家鄉，托爾斯泰就以異乎尋常地熱情投身到這一事業中去。
就在這時，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這兩位俄國文學的巨匠之間爆發了一場尖銳的衝突。應該說，這場衝突乃是多年矛盾積聚的結果。盡管兩位作家都看重對方的文才，但是他們在思想和性格上相距甚遠。屠格涅夫無法理解托爾斯泰的精神探索，他把這一切看成是托爾斯泰的怪癖和任性。例如，屠格涅夫認為托爾斯泰熱心教育，簡直是胡鬧。他在致費特的信中說：“列夫·托爾斯泰還在作怪。看來命中注定。什麽時候他才能翻好最後一個筋鬥而站立在地麵上呢？”而托爾斯泰也對屠格涅夫的許多做法不滿，對“屠格涅夫的智能和敏銳的詩意何以不能避免庸俗”而感到遺憾。因此，長時間來兩人關係一直處在時晴時雨的狀態。1861年5月25日，托爾斯泰在赴費特家途中順訪屠格涅夫。在豐盛的晚餐之後，屠格涅夫向托爾斯泰朗讀了他剛完稿的小說《父與子》，可是托爾斯泰竟在沙發裏打起瞌睡來，這使屠格涅夫十分不快。次日，他們一起來到費特的莊園，27日早上喝咖啡時，衝突發生了。
事情是由費特太太向屠格涅夫詢問他對自己非婚生女兒的家庭教師是否滿意開始的。當時，屠格涅夫對那位英國女教師大大誇獎了一番，同時又順便提及那位教師曾以英國人特有的認真嚴肅的精神，請求他給女兒一筆錢，以便她自由地用於慈善事業。屠格涅夫接著說：“現在英國教師又要我女兒把窮人的破衣服收來，親手縫補好，然後送還原主。”托爾斯泰本來就反對把人道主義當作一種慈善行為，並對英國紳士式的冷漠虛偽和整個貴族教育的矯揉造作深為反感，因此他忍不住插話了。
“您認為這就是行善嗎？”托爾斯泰問道。“當然，這能增進慈善家與窮人的關係。”“可是我認為，一個服飾華麗的姑娘，把又髒又臭的破爛衣服放在膝上縫補，倒像是在演一幕不真誠的戲。”“請您住嘴！”屠格涅夫高聲叫了起來。“我自己確信不疑的東西，為什麽不能說呢？”“那我就不客氣，一定叫您住嘴！”屠格涅夫臉色煞白地說，“如果您還是要說這種話，我就掌您的嘴！”說罷，他從桌邊站起來，雙手抱住腦袋，氣衝衝地大步跨進了另一間房裏。過了片刻，他又走回來，向費特妻子道歉後就走了。
托爾斯泰離開費特家後，來到鮑裏索夫的莊園，並立即從那裏給屠格涅夫發出一封要求他認錯的信，說他將在波戈斯洛沃驛站等候屠格涅夫的答複。屠格涅夫接到信後便回信向托爾斯泰道歉，信中說：“今天早晨發生的事情清楚地表明，任何想使我們這樣兩個性格完全相反的人接近的企圖，都不會有好結果。”可是這封信被送到了鮑裏索夫的家。托爾斯泰等了一天不見信來，於是在憤怒中又寫出一封措辭激烈的要求決鬥的信。屠格涅夫在第二封回信說：“說實在的，我樂意遭受您的槍擊，以消釋我說的那句實在的蠢話。那句話同我平素為人大相徑庭，我認為原因無他，完全是由於我們兩人觀點一貫針鋒相對，積而成怨的結果。”這封信和轉來的第一封信托爾斯泰都收到了，他複信接受屠格涅夫的道歉，並表示將不再與他有任何關係。盡管以後的歲月裏，兩人曾有過和解的願望，但因種種原因而未能如願。兩位文學大師的友誼由此而中斷了17年之久。
托爾斯泰辦的雅斯納亞·波良納學校聲譽日高，引起了越來越多的人的興趣。這時，學校的校舍經過修繕變得更漂亮了。學校裏增設了陳列室，裏麵放著新添的教學儀器、動植物和礦石的標本等。除了原有的課程外，教師還為學生講授一些實用的植物學、土地測量和勞動常識等課程。孩子們非常喜歡自己的學校，上課時間常常不得不延長，因為生，他在給亞曆山德拉的信中說：
“這些孩子有多麽可愛，非語言所能形容，隻有親眼看看才體會得到。在我們的階層中，我不曾見過這樣的子弟。您試想一下，兩年過程中，在完全沒有紀律的情況下，沒有一個男同學或女同學受處罰。從來沒人偷懶，撒野，開愚蠢的玩笑，說粗痞話。”
托爾斯泰十分讚賞農民孩子身上的語言才能，他在《誰向誰學習寫作，是農民的孩子向我們學習，還是我們向農民的孩子學習？》一文中，生動地描述了費季卡和謝姆卡寫作故事時的那種強烈的分寸感和質樸的、富有表現力的語言。為了擴大教育的需要，托爾斯泰陸續從莫斯科等地請來了一批大學生擔任教師，並開始出版教育雜誌《雅斯納亞·波良納》。1861年秋天和1862年，托爾斯泰在附近農村先後辦了21所學校。托爾斯泰在教育活動中獲得了極大的精神滿足，他在致亞曆山德拉的信中說：“自從辦學以來，學校與我的關係是什麽呢？學校就是我的命根子，就是我擺脫一切生活憂慮、懷疑和誘惑的修道院和教堂。”
托爾斯泰的活動引起了沙皇當局的注意。在他當和平調解人時，就有憲兵密探向第三廳報告托爾斯泰袒護農民。如今他的辦學活動進一步招致當局的不滿。而這時，一些地主出於仇恨心理，不斷誣告托爾斯泰網羅圖謀造反的大學生、印刷反政府傳單等等。因此，沙皇當局加緊了對托爾斯泰的秘密監視。1862年夏天，托爾斯泰因操勞過度，身體不適，遵照醫生的建議，他前往薩馬拉草原作馬乳酒治療。托爾斯泰走後不久，7月初的一天，一群憲兵闖進了雅斯納亞·波良納。他們是由憲兵總監授意，並經沙皇本人同意後才這樣幹的。憲兵們在托爾斯泰的住宅和兩所學校內翻箱倒櫃地搜查了兩天。所有的東西都被檢查了，包括托爾斯泰認為“隻有當我臨死時才能把它們交給最親近的人”的全部日記和信件。為了尋找罪證，憲兵們甚至把網撒到水池裏打撈，還撬開了馬棚的地板。臨走時，他們沒收了任教的那些大學生的證件。托爾斯泰回來後，得知此事，大為震怒。他在給亞曆山德拉的信中寫道，如果他當時在場的話，一定會殺死那個領頭的憲兵上校。他還說：對這樣的政府“我感到憤怒、厭惡，乃至仇恨”；
“對這件事我絕不罷休，也不可能罷休。我的全部事業都被破壞，而這是我的幸福之所係和安身立命之所在。學校夭折，眾人訕笑，貴族幸災樂禍，我房裏放著幾把上膛的手槍，準備破釜沉舟。”
這個事件以後，學校和雜誌雖仍維持了一段時間，但終因外界環境的變化，教師的陸續離去和作家本人興趣的轉移而先後停辦了。然而，這段經曆使托爾斯泰終生難忘。直到晚年，他仍把辦學看做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時期”，即“把全部生命奉獻給為他人服務的事業的時期”之一。
§§第五章 創作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