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真諦的不倦探索者——列夫·托爾斯泰傳

出國與重返鄉間

　　1857年1月29日，托爾斯泰離開莫斯科，開始了他的第一次出國旅行。托爾斯泰希望借此擴大自己的視野，獲得新的生活感受。他先坐馬車到華沙，然後從那裏轉乘火車經柏林到達巴黎。

　　初到巴黎，托爾斯泰十分興奮。具有悠久文化傳統的大都市巴黎早已為托爾斯泰所向往。到達的當天，他就去了大歌劇院，在那裏和法國人一起度過了一個狂歡之夜。他在巴黎期間，結交友人，遍訪名勝。托爾斯泰結識了法國名作家梅裏美，正在巴黎的屠格涅夫為兩人的會麵作了安排；他到了著名的盧浮宮博物館，欣賞了其中收藏豐富的藝術精品；他參觀了名聞遐邇的凡爾賽宮，為其獨特的建築和噴泉所吸引；他到了巴黎最古老的學府索爾邦翠院，這時它已是巴黎大學的一部分；他在巴黎聖母院前流連忘返，它給托爾斯泰以強烈的印象；他拜謁了拉雪茲神父公墓，那裏安息著莫裏哀、博馬舍、巴爾紮克等文化名人；他不斷光顧巴黎的劇院和音樂會，欣賞了《塞維爾的理發師》和《費加羅的婚禮》等名劇；他還到了法蘭西學院，公共圖書館，甚至還去了巴黎的交易所，並為那裏的景象所震撼……托爾斯泰在4月5日致鮑特金的信中說：“我現在住在巴黎差不多有兩個月了，至今我還不清楚這座城市會不會有一天不再使我發生興趣，或這樣的生活會不會有一天會失去它的魅力。總之一句話，這種社會的自由，我們在俄羅斯想也沒有想過。”

　　誰知就在發出這封信的第二天，一個意外的情況竟使托爾斯泰對巴黎產生了強烈的厭惡。那天早上，托爾斯泰在巴黎廣場上目睹了一次殘酷的機器斬首的死刑。在當天的日記裏，托爾斯泰描寫了這一情景及其給他的印象：

　　“隻見一個白白胖胖的健壯的脖子和胸膛。犯人吻了吻《福音書》，接著是死，多麽荒謬！這印象極強烈，亦非徒然。我不是一個從政的人。但道德和藝術我是知道的，愛好的，而且弄得清楚的。斷頭台弄得我久久不能入睡，逼得我不能不思考。”

　　次日的日記中，托爾斯泰又寫道：“晚起，不舒服。正讀書，突然一個簡單而清晰的念頭來了——離開巴黎。”這一天，他在寫給鮑特金的信中說：

　　“在戰爭中，在高加索，我親眼目睹過許多可怕的場麵，但我怎麽能眼睜睜地看著把一個人撕成肉塊呢？這種機器並不醜陋，它美觀雅致，可以用它在一瞬間把一個身強力壯的人殺死。最近還要殺死許多人，因為據說他們想行刺拿破侖三世。”

　　看到如此的專製暴行，托爾斯泰對法蘭西的“社會的自由”深感失望。他在信中接著寫道：

　　“我在這使人厭惡的全部虛偽的生活之中，隻看到了清一色的醜陋和罪惡，我不想分辨，我也不能分辨：哪兒差些，哪兒好些。我懂得精神的、法律道德的和宗教的法規，這些東西對於那些勇往直前和對美好前途抱有希望的人是毫無必要的，我體驗到了藝術的規則，它永遠給人以幸福。可是，政治的規則對我來說都是如此可怕的、虛偽的東西，我根本看不到它的好和壞。”

　　他表示：“從現在起，我不僅永遠不去觀看這種死刑，而且也不會為任何政府服務。”機器斬首的死刑給托爾斯泰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在時隔四分之一世紀以後他重提此事時仍強調：“任何鼓吹現代文明的合理性的學說，都不能為這種做法辯護。”4月8日，托爾斯泰離開巴黎前往瑞士，次日到達日內瓦。

　　當時，托爾斯泰有兩個親戚在日內瓦，她們是葉莉紮維塔和亞曆山德拉姐妹，負責公主教育的宮廷女官。盡管托爾斯泰與她們年齡相差不大，亞曆山德拉僅比托爾斯泰大11歲，但按輩分，卻是姑侄。托爾斯泰幹脆稱她們為“姑奶奶”。托爾斯泰與她們，特別是亞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娜·托爾斯泰婭的友誼開始於兩年多前他剛從部隊回到彼得堡的時候。亞曆山德拉後來回憶兩人關係時這樣寫道：

　　“我記得他給我們大家留下多麽親切的印象。他本人很樸實，非常謙虛，特別愛玩，有他在場大家總是很興奮的。他很少談到自己，但是對每個初次見麵的人特別注意觀察，過後非常開心地轉述自己的印象，幾乎總帶幾分極端。我們大家都特別喜歡他，總是極其興高采烈地歡迎他，但是，這還不是後來我與他之間終生保持的那種友誼的開始。這種友誼1857年在瑞士才充分發展起來。”

　　亞曆山德拉指的就是那年4月上旬托爾斯泰的突然造訪。托爾斯泰的意外出現使亞曆山德拉姊妹驚異而又高興，她們耐心地聽了托爾斯泰關於因死刑而引起的焦躁的傾訴。並以誠摯的談話和熱情的接待使他恢複了平靜。在以後的日子裏，托爾斯泰與亞曆山德拉天天見麵，“到山裏散步，充分享受生活的快樂”。複活節過後，托爾斯泰打算前往斐維遊覽，亞曆山德拉姊妹向公主告假後與他同行。“在一個美妙的5月的早晨，在鏡子般的日內瓦湖麵上航行，”亞曆山德拉後來回憶說：“我們走的路，到處布滿了鮮花，眼前一派明媚的春色，使我們陶醉。”更令托爾斯泰和亞曆山德拉陶醉的是兩人情投意合的親密關係。亞曆山德拉回日內瓦後，托爾斯泰在克拉蘭住下，但是幾乎每天都有電報，便條或書信越過日內瓦湖飛向對方。托爾斯泰在當時的日記中一再提到與亞曆山德拉相處“非常非常痛快”，他甚至寫下了這樣的文字：“我很想愛她，這實在太可怕了。如果亞曆山德拉年輕十歲就好了。她是一個非常可愛的人。”“是人中瑰寶，造化的奇跡，天地的精英！我沒有見過比她更出色的女人。”亞曆山德拉在給托爾斯泰的信中也流露了同樣的感情：“同您在一起的時候，不能不感到幸福。我說不出我們頻頻相遇時我有多麽高興，現在回憶這些場合又是多麽愉快。見著您的時候，我總希望自己變得更美好一些。一想到您的友誼（誠然，這有點盲目）我便產生這種願望。”亞曆山德拉解釋他們關係時認為：“盡管我們的教育和處境各異，但是我們性格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我們兩人都是極其熱心的人和有分析能力的人，真誠地喜歡行善，但是不善於正確地行善。”托爾斯泰的精神追求在亞曆山德拉心靈中激起共鳴，盡管意見並不一致，但這“沒有妨礙我們更密切地接近。”正是這種心靈上的相通，使他們之間的友情得到迅速發展（雖然亞曆山德拉承認：“我當時理解不了他那豐富多彩的特殊天性”），並保持終生。

　　克拉蘭緊靠日內瓦湖，湖光山色，風景迷人。這裏是托爾斯泰愛戴的作家盧梭寫作小說《新愛洛綺絲》的地方，也是小說中的女主人公生活過的地方。托爾斯泰每天在湖邊堤岸上漫步，或在花園的濃蔭裏眺望湖麵，他覺得大自然的美通過雙目，注入到了心靈的深處。在那裏他又結識了十二月黨人米哈伊爾·普欣，以及他的兄弟、普希金皇村學校的同學伊凡·普欣，他們相處得很好。置身於這樣的環境，托爾斯泰流連忘返。在克拉蘭期間，他還曾與一個名叫薩沙·波裏萬諾夫的男孩一起進行了一次徒步旅行。他們肩負背囊，翻山越嶺，用了11天的時間，遊曆了瑞士壯美的山川：

　　“我們雖然還沒有見到太陽，但是陽光打我們頭上掠過，擦著幾座懸崖和地平線上的鬆樹巔，灑在對麵高地上。山下幾條溪流，水聲潺潺，我們周圍隻有雪水滲流；在道路拐彎的地方我們又見到那個湖，我們腳下的深穀中躺著瓦萊鎮。薩沃依山麓呈蔚藍色，跟湖水一樣，隻是色調比湖水濃重，山頂沐浴在陽光裏。白雪皚皚的山峰連綿不斷，高入雲霄，氣象萬千。湖中風帆和小船，小小的幾點，清晰可辨。”

　　異國的“驚人的美麗”的山川卻勾起了托爾斯泰的鄉戀，他覺得自己更喜愛俄羅斯那廣闊無垠的草原和森林，他寫道：

　　“當我處在一望無邊的大自然之中，我就愛上了它。當環繞著我的熱氣團團升起，飄向遠方的時候，當被風吹得沙沙作響的葉兒的影子掠過我的麵頰，匯成遠處森林的線條的時候，當您呼吸的空氣形成深遠無際的蔚藍色的天穹的時候，當您不是獨個兒為自然景色所陶醉的時候，當無數的小昆蟲在您身邊盤旋和嗡嗡作響，小牛邊爬邊鬥，鳥兒婉轉歌唱的時候，我就愛上了大自然。”

　　六七月間，托爾斯泰到了都靈、格雷索內等地，後又取道伯爾尼，到達瑞士北部小城琉森。琉森離萊茵河不遠，風光旖旎。托爾斯泰下塌的瑞士旅館，瀕臨四州湖，是當地最豪華的旅館。來到一個新的地方，周圍大多是一些前來觀光的富有的冷冰冰的英國紳士和女士，托爾斯泰感到孤獨和壓抑。7月7日那天晚上，他外出歸來。在快到旅館時，他突然聽到“一種奇妙而又非常悅耳甜蜜的音樂聲”，這樂聲使托爾斯泰為之一振，“好像一道明亮快樂的光輝射進了”他的心裏，並激起一種歡快的和詩意的情感。走近了些，他看見一個身材矮小的蒂羅爾人站在旅館的涼台前彈唱。這位歌手穿著一件很舊的黑製服，戴著一頂舊便帽，似乎沒有一點藝術家的風度，可是他那隨意而又愉快地彈奏著吉他的姿態和動作卻使人產生好感，那悅耳的歌聲更顯示出他的非凡的音樂天賦：

　　“……在夜空中美妙地顫動著的吉他的完美的和音，以及輪唱的歌聲，此起彼落，歌聲好像時近時遠，聽起來時而像男高音，時而像男低音，時而又像蒂羅爾人的絮絮低語，悠揚婉轉的假嗓音。這不是歌曲，而是對歌曲的輕妙而傑出的素描。”

　　這時，在燈火輝煌的旅館的台階上、窗子裏和涼台上站著許多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貴婦人和硬領雪白的紳士，街上也站著一些紳士淑女和身著漂亮製服的侍者。流浪歌手唱了一曲又一曲，人們不時發出嘖嘖讚歎。歌手停住了，他走近旅館，摘下帽子，仰起頭，請求先生太太給他一點幫助。可是沒有人把任何東西給他。托爾斯泰給了他一點錢，於是歌手又重新唱了起來。後來，歌手再次摘下帽子向樓內的人請求幫助。

　　然而，那一百來個衣著華麗、舉止高雅的聽眾卻個個無動於衷，沒有一個人扔給他一個子兒。歌手的請求重複了三次，聲音越來越低，人們竟然冷酷地哈哈大笑起來。矮小的歌手仿佛變得更小了，他尷尬地戴上帽子，快步向市內走去，逐漸消失在黑暗中。托爾斯泰被眼前所發生的這一切震驚了，他感到一種無比沉重的壓抑和難以遏製的憤懣。當他醒悟過來後，立即向那貧窮的歌手追去。托爾斯泰趕上了他，並執意邀請他到瑞士旅館喝酒。歌手同意了。可是，托爾斯泰的舉動令侍者大為吃驚，他們立把托爾斯泰和歌手打發到一間招待普通人的陳設簡陋的屋子裏。在托爾斯泰與歌手喝酒交談時，侍者傲慢地發出嘲笑聲，看門人甚至無禮地坐到了他們的桌邊。托爾斯泰發怒了，他痛罵那些侍者對富人唯唯諾諾，對窮歌手卻肆意嘲笑和侮辱。托爾斯泰毅然領著歌手跨進富人用餐的大廳。那些正在用餐的老爺太太見狀紛紛離去，並向侍者抗議，認為這是冒犯了他們的體麵。托爾斯泰覺得這些人都把他看做瘋子，可是他偏要讓窮歌手與這些人平等，他以自己對歌手的真誠的尊敬，款待了歌手。那天夜裏，托爾斯泰激動得無法入睡，浮想聯翩。後來，他把自己在這一夜的遭遇和感受寫進了小說《琉森》。作家在小說中寫道：“你們這些自由、博愛的民族的兒女，你們這些基督教徒，你們這些隻不過是人而已的人，怎麽能用冷酷和嘲笑來回答一個求乞的不幸者給你們的那種純潔的快樂呢？”“你們的共和國是肮髒的！這就是你們的平等！”“這是像人們所說的絕對自由的國家嗎？”“這就是現代的曆史學家們應該用激情的、不可磨滅的文字記錄下來的一個事件。這個事件比報章和史籍所記載的事實更重大，更嚴肅，並且具有深遠的意義。”

　　不久，托爾斯泰離開瑞士，前往德國。他先後到過斯圖加特、巴登、法蘭克福、德累斯頓、柏林等地。在那裏，他參觀過一些著名的博物館、畫廊和學校，並產生了為農村的孩子辦學的想法；他也曾為巴登賭場的輪盤賭所吸引，輸得不堪回首。7月底，托爾斯泰由海路回國，30日抵達彼得堡。一個星期後，他又回到了雅斯納亞·波良納。

　　這次曆時半年的出國旅行，開闊了托爾斯泰的視野。盡管資本主義文明的虛偽麵使他深感厭惡，但是西歐社會畢竟比仍處在專製農奴製度下的俄國社會遠為進步。從國外回來後，俄國人民的無權地位更使托爾斯泰感到觸目驚心。8月8日，他在到家的那天的日記中寫道：“雅斯納亞真美啊。我心情既好又悲哀，不過俄羅斯令人厭惡，我覺得自己被這種粗野、虛偽的生活從四麵八方團團圍住。佐林在驛站口挨了一頓揍，我本想為他說話，可是瓦西裏向我解釋，為此必須賄賂醫生。他還說了許多這一類的話。拳打鞭抽。”次日，在致亞曆山德拉的信中，托爾斯泰曆數了回國一周裏見到的一些野蠻的行徑：如一個貴夫人在大街上用棍子毆打自己的女仆；幾個官吏因一位有病的古稀老人沒及時讓路而將他打了個半死；村長瓦西裏毒打一個園丁，而後又讓他赤腳在麥茬地裏管牲口，由此，托爾斯泰感歎道：

　　“俄國真糟，真糟，真糟。在彼得堡，在莫斯科，所有的人都在吵吵嚷嚷，憤怒、期待；而在內地則依然是宗法製的野蠻、偷盜和無法無天。回到俄國後，我同自己厭惡祖國的心情鬥爭了很久，直到現在才開始習慣於我國生活中那些根深蒂固、觸目皆是的慘狀。”

　　回到鄉間後，托爾斯泰著手整理不景氣的莊園經濟。他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在周圍的曠野和山崗上遍種樺樹、雲杉和鬆樹，將莊園的林地麵積由初時的175俄畝逐漸擴大到450俄畝；二是大幅度增加牧場麵積和牲畜頭數，興旺畜牧業。托爾斯泰希望他今後收入的主要來源將是林業和畜牧業，而不是農奴無償的勞動。同時，托爾斯泰繼續為改善農民的處境而努力。他陸續讓一些仆人獲得了自由，並終於實現了他的將農民的勞役改為租賦的計劃。村裏農民的勞動積極性有所提高，生活略有改善。當然，在體製未變的情況下，是不可能使農民生活發生根本改觀的。

　　在投身經濟事務的同時，托爾斯泰仍然關注著文學創作。《琉森》的發表在文壇上激起一片抱怨聲，托爾斯泰對資本主義文明的尖銳抨擊為許多人所不理解。鮑特金認為，俄國現在需要的正是西歐的文明，屠格涅夫則幹脆稱這個作品是“政治道德說教”。托爾斯泰深感失望。但是他覺得自己“有話可說，而且能夠說得有分量；至於公眾，他們想說什麽就去說吧。要認真從事，全力以赴，就讓他們往祭壇上啐唾沫吧！”

　　這年冬天，托爾斯泰在莫斯科度過。他除了繼續大量閱讀文學的和哲學的著作外，先後完成了小說《三死》和《阿爾貝特》（原名《沉淪者》）。《三死》是托爾斯泰滿懷激情在短時間裏一氣嗬成的，他向塔吉雅娜姑姑朗讀這部作品時，淚水盈眶。小說寫了一個貴婦人的死、一個農民的死和一株白樺樹的死。托爾斯泰在致亞曆山德拉的信中這樣闡釋小說的題旨：貴婦人“既可憐又可惡，因為她一輩子都在撒謊，一直到臨死以前。”農民一生勞動，“死的時候心地泰然，因為他不是基督徒。他信仰的是大自然，生息與共的大自然。”“樹死得平靜、正直而美麗——因為它不撒謊，不折腰，無所貪，無所懼。”在這部蘊含著深刻哲理的小說中，作家表明普通人民在精神上優於貴族階級。著名文學評論家皮薩烈夫在評《三死》的文章中指出，如果誰要在托爾斯泰的小說中單純尋找情節的趣味性，那麽他不僅會失望，而且“會忽略掉小說中最迷人的和最有價值的地方，忽略那深刻而精細的心理分析”。隻有“推敲它的每一個局部，把握它的每一個細節，用你自己體驗過的感情和印象來揣摩它們”，才能豐富思想積累和加深對人的本性的了解。

　　冬去春來，托爾斯泰重回鄉間，傾全力於莊園事務。他在日記中寫道：“忙於莊園事務，多半是東奔西跑。”一次，托爾斯泰偶然路過阿爾謝尼耶夫的莊園，關於他與瓦列麗雅關係的回憶霎時又變得清晰起來，一種想把自己的感受表達出來的渴望使托爾斯泰開始構思新作，這就是一年後在《俄國導報》上刊出的中篇小說《家庭幸福》。10月裏，托爾斯泰參加了在圖拉召開的貴族代表大會，會上選舉產生了一個改善農民生活委員會，托爾斯泰在會上通過的解放農奴並使之享有土地的聲明上簽了字。托爾斯泰說，這件事使他“成了本縣的眾矢之的”。

　　1858年12月底，托爾斯泰應友人格羅梅克之邀，與哥哥尼古拉、作家費特、仆人阿爾西普一起去森林中獵熊。第一天，初戰告捷，他們獵獲了一頭熊。可是，次日卻出師不利，因尼古拉鳴槍過早，受驚的母熊猛地撲向托爾斯泰。在僅兩步的距離內，托爾斯泰開槍將它擊傷，但母熊也把托爾斯泰壓在了身子下，並張口咬他的腦袋。在危急時刻，阿爾西普手握長棍趕到，聽到他的大聲吆喝，母熊丟下托爾斯泰跑了，而托爾斯泰的額頭和眼睛下麵已留下它的深深的齒痕。兩個星期後，母熊被獵人捕獲。托爾斯泰用它的皮做成的地毯保存至今。這次曆險後來被托爾斯泰寫進了小說《心甘情願》之中。

　　1859年春夏，托爾斯泰心情憂鬱，“對一切都冷漠到令人難堪的地步”。這一方麵是因為他用力甚多的莊園事務煩人而又收效甚微。在這時期的日記中可以常常見到這樣的語句：“莊園事務進行得不好，使我厭煩。”“經濟操勞的重擔箝製住我，使我擺脫文學創作。”“經濟事務以其令人窒息的、難以忍受的重負壓在我的脖子上。我痛苦，我偷懶。”另一方麵，是因為托爾斯泰在創作上受到了挫折。自從托爾斯泰追隨德魯日寧等人退出《現代人》雜誌以後，他的心情一直是很矛盾的，他在不斷地尋覓著自己的創作方向。從國外回來以後，托爾斯泰對生活、對藝術都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他曾在給亞曆山德拉的信中說：

　　“我曾經認為，可以為自己安排一個幸福而正直的小世界，以便在其中安靜地、沒有錯誤、沒有悔恨，也沒有迷亂地悄悄過著自己的日子，不慌不忙、嚴整有序地隻做一些好的事情。真可笑！辦不到……要正直地生活，就必須掙紮、迷亂、追求、犯錯誤、開始、放棄、又開始、又放棄，還要永遠地鬥爭和忍受犧牲。而安靜——這是精神上的卑賤行為。”

　　對藝術也同樣如此，因為“沒有任何一種藝術的激流能夠使人回避參與社會生活的責任”。然而，盡管如此，德魯日寧等人主張的脫離現實的“純藝術”傾向已經在他的創作中留下了痕跡。這時期，托爾斯泰創作的《阿爾貝特》、《家庭幸福》等小說大都離開了農奴製改革前夕俄國火熱的現實生活的主流。涅克拉索夫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小說的不足之處，並希望托爾斯泰能寫出表現生活本質的典型。當然，這兩部作品在托爾斯泰的創作發展中仍有自己的價值，除了小說中獨到的心理分析以外，《家庭幸福》中所表現的婚姻和家庭的題旨與作家後來的創作有密切的聯係。但當時托爾斯泰在談到這兩部作品時說，《阿爾貝特》“不能為大多數人所歡迎”，而《家庭幸福》則是“一篇丟人的齷齪的東西”。

　　莊園事務的不順利和對自己創作的失望，使托爾斯泰開始嚴肅地考慮這樣一個問題：怎樣才能使自己的生活更有意義？為了調整自己的情緒和生活方向，托爾斯泰決定暫時擱筆。他在回複德魯日寧的約稿信中說：

　　“我作為一個作家已經是毫無用處。從那部《家庭幸福》以後我就不曾寫過任何東西……生命短促，已經到了成年的時候還要把它花費在寫像我以前寫過的那一類小說上，——實在是問心有愧的。我原可以，而且應該，也願意幹一些真正的事情。”

　　他在信中還表示，如果今後還有可能執筆的話，他將寫出能給人以力量的作品，而絕不會再去寫那些“可愛的、讀來很愉快的小說”。托爾斯泰覺得，他的當務之急依然是改善農民的處境，而知識將能從根本上幫助農民擺脫貧困和愚昧的狀況。於是，托爾斯泰找到了能滿足自己的精神追求的事業——為農民的孩子辦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