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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壇交往
深秋時節，帶著尚未散盡的戰場的硝煙，托爾斯泰來到了彼得堡。由於托爾斯泰的妹妹瑪麗婭與屠格涅夫相識，並在信中作了安排，因此托爾斯泰決定先上屠格涅夫家拜訪。一見麵，兩人就緊緊擁抱在一起。雖然他們是初次見麵，但是在作品中他們早已互相熟悉，並互相傾慕。屠格涅夫執意讓托爾斯泰從旅館搬到他的寓所來住，托爾斯泰同意了。剛剛步入中年的屠格涅夫與年少氣盛的托爾斯泰一見如故，成了親密的朋友。屠格涅夫在事後給安年科夫的信中寫道：
“托爾斯泰住在我這兒，您想象不出，這是一個多麽可愛和多麽出色的人，——盡管由於野蠻的激情和水牛般的倔強性格，我稱他為‘野人’。我很愛他，對他懷著一種奇怪的、近乎父子間的感情。他給我們朗誦了他的《童年》和另一部小說的開頭部分，都是傑作。”
托爾斯泰在給他妹妹的信中也稱屠格涅夫“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托爾斯泰更急於見到的人是涅克拉索夫。三年來，托爾斯泰的所有作品都是由涅克拉索夫編發的。他在發現、扶持和引導托爾斯泰的文學才華方麵功不可沒，托爾斯泰對他懷有深深的敬意。
到達彼得堡的當天，托爾斯泰就在屠格涅夫的陪同下，來到利傑伊大街三十六號涅克拉索夫的家（這裏也是《現代人》雜誌社的所在地）拜訪。聽到托爾斯泰來訪的通報，涅克拉索夫激動地快步迎了出來，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托爾斯泰真誠地，並略帶靦腆地感謝涅克拉索夫多年來給予他的幫助和鼓勵。在《現代人》編輯部那寬敞的房間裏，他們作了長時間的友好的談話。涅克拉索夫向托爾斯泰介紹了俄國文壇和雜誌社的近況，托爾斯泰聽得很仔細，而後他給涅克拉索夫描述了塞瓦斯托波爾戰爭和俄國軍隊的情況，以及他個人的一些經曆。托爾斯泰還讀了他的尚未潤色的小說《逃亡者》（即《哥薩克》）的第一部分，並答應涅克拉索夫留在彼得堡，寫完《八月的塞瓦斯托波爾》，供即將出版的《現代人》1856年第一期刊出。涅克拉索夫留托爾斯泰一起進餐。那天，他們一直談到晚上8點。托爾斯泰告辭後，涅克拉索夫立即提筆給友人鮑特金寫下了托爾斯泰留給他的深刻印象：
“列·尼·托來了，那就是托爾斯泰，多麽可愛，多麽有才氣！他是個熱情、純真、精力充沛的小夥子，是一隻鷹！或許還是隻大鵬呢。他的作品很出色，但是我覺得他本人比他的作品更加出色。他不漂亮，但是臉上流露出愉快的、生氣勃勃的表情，他溫和、善良。他瞧著我，那目光多麽吸引人啊！我很喜歡他。”
次日，經涅克拉索夫介紹，托爾斯泰與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德魯日寧結識了。接著，他又與奧斯特羅夫斯基、岡察洛夫、格裏戈羅維奇、丘特切夫、皮謝姆斯基、費特、阿克薩柯夫、安年柯夫、鮑特金、巴納耶夫等一大批馳名文壇的詩人、劇作家、小說家和評論家會了麵，有的還成了朋友。彼得堡文學界人士對托爾斯泰的到來普遍表示歡迎，如德魯日寧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這樣寫道：
“近幾天，我們文學家們對托爾斯泰伯爵從克裏米亞來到此地，都感到高興。他因發表關於塞瓦斯托波爾的文章而出名。這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先生，真正的俄國軍官，寫了非常出色的故事，他不尚空談，能以最合理的盡管不是樂觀的觀點看待事物。”
剛到彼得堡時，托爾斯泰給自己立了三條規則：“（1）同可能危害我的人打交道時要膽大心細，（2）花錢要謹慎，（3）要工作。每天寫《青年》和日記片斷。”不過，也許是從戰場重返平靜的生活環境的那份鬆弛所致，也許是他的諸如初露鋒芒的作家、塞瓦斯托波爾的英雄、未婚的貴族青年那樣一些受歡迎的身份和地位使然，這三條準則一開始並沒有得到嚴格遵守。托爾斯泰輕鬆地出入於社交界，過著散漫的生活。他在寫給自己家人的信中表示：“我現在有了兩種享受，這是久被剝奪而現在才剛找到的生活的舒適和談話的開心。”作家費特曾經談到托爾斯泰給他的第一印象。一天早上，他去屠格涅夫的家。在書房坐定後，屠格涅夫告訴他說，托爾斯泰還在對門的客廳裏酣睡。為了不吵醒托爾斯泰，兩人小聲交談著。時近中午，托爾斯泰仍未起床。屠格涅夫不由得抱怨道：“他的全部時間都像這樣子過去，宴會、吉卜賽女郎、紙牌，玩一整夜——然後睡得像死人一樣的直到下午兩點鍾。起先我苦口婆心地勸過他，但是現在絕望了。”盡管如此，屠格涅夫仍然認為，托爾斯泰“確確實實有很多可敬之處”，“如果他不糟蹋自己的天才，那麽，不知不覺地他就會把我們所有人遠遠地拋在後麵。”托爾斯泰的這段散漫的生活持續的時間並不長，一種對有價值的生活目標的追求，使他很快擺脫了那種無聊的生活，他甚至發誓“永遠永遠不再進一個舞廳，永遠永遠不踏進任何公共場所，除非是音樂會或劇院。”
1856年1月，托爾斯泰的三哥德米特裏病危，托爾斯泰前往奧勒爾探望。2月初，德米特裏去世。托爾斯泰在當天的日記裏寫道：“從明天起，我要珍惜時光，以便回首往事時心中坦然。我的主要弱點是懶惰、不整潔、好色、愛賭，要和它們作鬥爭。”回到彼得堡後，托爾斯泰勤奮寫作。這期間，托爾斯泰除了繼續寫作幾部未完成的作品外，寫出了小說《暴風雪》和《兩個驃騎兵》（分別載《現代人》雜誌185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這兩部小說再次贏得讀者青睞，赫爾岑稱《暴風雪》是“奇跡”，車爾尼雪夫斯基則對《兩個驃騎兵》備加讚賞。與此同時，托爾斯泰與文學界的朋友們繼續保持著頻繁交往。2月裏的一天，根據托爾斯泰的建議，當時已在《現代人》雜誌編輯部聚會的幾位作家——屠格涅夫、岡察洛夫、奧斯特羅夫斯基、德魯日寧、格裏戈羅維奇、托爾斯泰——一起合影留念，為後人留下了一張彌足珍貴的照片。
隨著時間的推延，托爾斯泰與屠格涅夫的關係出現了裂痕。以溫文爾雅的西歐氣質著稱的屠格涅夫不能容忍托爾斯泰不受羈絆的個性，而托爾斯泰則對屠格涅夫居高臨下的姿態和某些虛偽的做法感到一種本能的厭惡。不僅如此，托爾斯泰還常常在文學聚會上直言不諱地，甚至不無偏激地將自己的與眾不同的看法和盤托出，因此，他的對立麵有時就不僅僅是屠格涅夫了。一次，激烈的碰撞發生在《現代人》雜誌編輯部的晚宴上。在赴宴時，格裏戈羅維奇就警告過托爾斯泰在某些問題上需出言謹慎，如不要攻擊喬治·桑，因為她當時為不少俄國作家所崇拜。托爾斯泰聽了不以為然。晚宴開始時，托爾斯泰十分平靜，可後來話題果然涉及到喬治·桑，並有人大加讚賞。這時，托爾斯泰突然開口說道，他恨喬治·桑，如果她的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在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話，為了垂教後世，應當把她們綁在囚車上，在彼得堡的大街上示眾。
隨後，托爾斯泰還對眾人心目中的偶像莎士比亞進行了抨擊。托爾斯泰激烈的言辭激怒了屠格涅夫和不少作家，連涅克拉索夫也覺得不能接受。涅克拉索夫認為，這是因為托爾斯泰身上還留有“貴族和軍官的影響的痕跡”。屠格涅夫認為，這是由於托爾斯泰缺乏教養，他在致鮑特金的信中寫道：“我幾乎同托爾斯泰吵翻了。唉，老兄，沒有教養這一點不可能不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反映出來。前天在涅克拉索夫家吃飯的時候，他對喬治·桑說了許多庸俗、粗野的話，簡直無法轉述，爭論扯得很遠。總而言之，他激怒了所有的人，很丟臉。”巴納耶夫則認為，這是托爾斯泰擯棄一切傳統的表現，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說：“我們聽夠了奇談怪論！您聽聽，據說莎士比亞是一個平庸的作家，我們對莎士比亞的讚揚和欽佩不過是人雲亦雲，鸚鵡學舌。說真的，這真叫人啼笑皆非！這個人不想了解任何傳統，無論是理論的還是曆史的都不願意了解！”雖然托爾斯泰的上述說法不少有欠公允，但他並非信口開河，嘩眾取寵，他基於自己對生活和藝術的認識而提出的看法，態度是真誠的，他認準了的東西可以有修正，但不會輕易放棄，而且托爾斯泰的鋒芒是直指彌漫文壇的對權威的盲從、自詡為導師的虛偽和誇誇其談的作風的。也正因為這樣，不少作家漸漸對托爾斯泰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並且“對他的仰慕之情默默地、不知不覺地日益加深了”。
50年代社會矛盾的激化，使托爾斯泰再次關注農奴問題，他開始為自己“與農奴間的關係而感到深深不安”。4月裏，托爾斯泰與彼得堡大學教授卡維林有過多次交往。卡維林關於將土地分給農民，而地主相應得到酬金的主張對托爾斯泰很有啟發。在4月23日的日記中，他寫道：“農奴問題漸漸清楚了。從他那裏回來，我心情愉快，充滿信心，感到幸福。我將帶上一份成文的計劃回鄉下去。”托爾斯泰擬定的計劃大致是這樣的：免除農民對地主的一切徭役貢賦，將土地交給農民使用，每戶約可分得4.5俄畝，其中半俄畝不收費，其餘則每俄畝由農民支付150盧布，30年內付清。村社負責收款；如有欠資，地主可收回若幹土地，也可由農工做工補償。農奴隻要在合同上簽了字，即可立刻獲得自由。帶著這樣的計劃，托爾斯泰於5月份返回家鄉。途中他在莫斯科逗留了10天。在那裏，他拜訪了作家朋友鮑特金和阿克薩柯夫等人；探望了童年時代的女友柳波芙，這時她已成了貝爾斯的妻子，並有了三個女兒：麗莎、索菲婭、丹尼婭。托爾斯泰在日記中寫下了對這些姑娘的最初的印象：“在柳波奇卡·貝爾斯那兒吃午飯，姑娘們伺候我們，這是多麽熱情，多麽可愛的少女呀！後來我們又去散步，做跳背遊戲。”這些少女中的一個後來成了托爾斯泰的終生伴侶。
5月28日，到家的當天，托爾斯泰就召集了村民大會，公布了他的改徭役為租稅，讓農奴自由的計劃。一開始，托爾斯泰覺得“事情進展順利”，農民沒有反對，有的還“高興地表示理解”。誰知幾天後，情況就起了新的變化。村長瓦西裏前來報告說，農民對托爾斯泰的計劃懷有戒心，他們聽說再過幾個月，到了沙皇亞曆山大二世加冕之日，農奴無需簽約就可全部得到自由，因此他們認為托爾斯泰的計劃是別有用心的圈套，是為了事先用契約的形式捆住他們的手腳。盡管托爾斯泰找農民一再解釋他的誠意，可是農民依然不相信。托爾斯泰在日記中寫道：“到農奴那裏去，他們不要自由。”“他們的固執使我氣惱，我好不容易才壓住自己的怒火。”由於農民堅決不肯在合同上簽字，托爾斯泰的計劃成了泡影。農事改革的再次失敗使托爾斯泰更深刻地意識到了農民和地主之間的難以逾越的鴻溝。
這年夏天，托爾斯泰認真地考慮了結婚的問題。塔吉雅娜姑姑對此十分讚同，而在她的心目中，阿爾謝尼耶夫家的大女兒瓦列麗雅是最合適的人選。托爾斯泰的朋友吉雅科夫也竭力促成此事。托爾斯泰本人卻有些疑惑和勉強。他在日記中寫道：聽吉雅科夫談過之後，“我似乎也覺得這是於我頂有益的事了”，不過，這是因為“時機使然”。關於這一點，托爾斯泰在他後來寫的小說《惡魔》中有所反映。作者寫了主人公葉夫根尼選中莉莎的幾種原因，但“主要的原因是當他認識她的時候，葉夫根尼已在婚姻的成熟時期裏。他愛上了她，因為他知道自己是該結婚了。”
阿爾謝尼耶夫家的莊園離雅斯納亞·波良納不遠。這年夏天托爾斯泰成了他們家的常客，瓦列麗雅有時也來雅斯納亞·波良納做客。在兩人的頻繁接觸中，瓦列麗雅曾使托爾斯泰產生過好感，特別是當她在舞會上亭亭玉立，天真地蹦蹦跳跳；或穿著寬大的編織鞋，站在池塘邊使勁甩釣鉤；或一麵呻吟，一麵用微弱的聲音說話的時候，托爾斯泰總不免心動。他也確實有過娶瓦列麗雅為妻的念頭。然而，從與瓦列麗雅交往的最初的時日起，托爾斯泰又常常對她的品行感到不滿。在當時的日記中不時出現這樣的句子：“沒有誌氣和熱情，跟麵條一樣”；“她未免太輕佻了”；“瓦列麗雅受的是最壞的教育，若不是無知，至少是笨的”；“她的輕佻和對於嚴肅的事物的不加留意是可怕的事”；“瓦列麗雅既不會過實際的生活，也不會過精神的生活”等等。正因為這樣，托爾斯泰不時地問自己：“我是真愛她嗎？她的愛能長久嗎？我想解決這兩個問題，但不能。”“我很想知道，我是愛她的呢？還是不？”就在托爾斯泰猶豫不決的時候，他看到了瓦列麗雅寫給塔吉雅娜姑姑的一封信，當時，瓦列麗雅和她的妹妹正在莫斯科走訪親戚，信中談了她們參加沙皇加冕典禮時的痛快感受、對待從武官的良好印象等等。托爾斯泰讀後頗為氣惱，他立即用諷刺的口吻給瓦列麗雅去了一封信。信中，他告誡瓦列麗雅大可不必把華麗的衣著、上流社會和侍從武官視作自己至高無上的幸福，因為在上流社會中有著“更多的惡劣的東西”，你想躋身上流社會，隻能“依賴你那張俏臉蛋和帶花的連衣裙，這絕不會愉快，也不會莊重”。此後不久，托爾斯泰又了解到瓦列麗雅與一個名叫莫蒂埃的鋼琴教師有T情的行為，這使他下了與瓦列麗雅中止關係的決心。同年秋天，托爾斯泰心情憂鬱地離家經莫斯科回到彼得堡。此後，托爾斯泰與瓦列麗雅仍有過一些書信往來，但他終於給瓦列麗雅發出這樣一封信：
“我常常告訴過你，我不曉得我對你是什麽感情，我常常覺得我們之間有什麽是錯了。曾經有過一段時間，我的寂寞，和你經常地見麵，更重要的是，你可愛的外表，特別是你可愛的性格，這些幾乎使我相信我已愛上了你，可是時常有什麽東西告訴我，這不是愛，我從沒有對你隱瞞過這看法，我甚至為了這原因跑了一趟彼得堡。在那兒我過著寂寞的生活，僅僅不去看你這一事實告訴了我，我從沒有愛過你，也不應該愛你。在這件事上犯了錯誤的話，對你對我，都是不幸。這就是全部內容了。這件事上，我未免缺少經驗，我因此非常後悔，要請求你原諒，這件事使我痛苦，可是不能責備我的行為不光明或鬼鬼祟祟。”
瓦列麗雅幾次想恢複同托爾斯泰的關係，但未能成功。不久，她出嫁了。
1856年，俄國社會尖銳的思想鬥爭在文藝界也引起了強烈反響。這次托爾斯泰來到彼得堡後，發現《現代人》雜誌同仁之間的矛盾已經表麵化了。由於《現代人》雜誌長期堅持進步的文學方向，因此在讀者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並且吸引了許多有才華的作家。但是，當時雜誌同仁中以德魯日寧為首的貴族自由派和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首的革命民主派產生了嚴重的思想對立。德魯日寧退出了《現代人》雜誌，並創辦《讀者文庫》，使之成為與《現代人》對立的貴族自由派的陣地。這一時期，托爾斯泰雖然同情農民，主張改革，但仍十分強調維護貴族地主階級的利益，因此，他無形中與德魯日寧等人接近起來，甚至稱德魯日寧、安年柯夫和鮑特金為自己“最為寶貴的三人同盟”。在德魯日寧等人的影響下，托爾斯泰也一度站到了革命民主主義作家的對立麵，認為他們的不妥協的態度過於尖刻和凶狠，並且也與德魯日寧等人一樣，懷疑進步的俄國文學的方向。
托爾斯泰的言行引起了進步文學界的不安，車爾尼雪夫斯基十分擔心托爾斯泰的才華會毀於那些“文學上的美食家”之手。他覺得要盡可能地爭取托爾斯泰，“對他取得一定的影響力，——而這無論對他或者對《現代人》來說都是一件好事。”涅克拉索夫也力圖引導托爾斯泰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他在致屠格涅夫的信中說：“托爾斯泰把他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個人的不滿——這種不滿受到德魯日寧和格裏戈羅維奇的慫恿——牽連到他自己至今一直在為它服務，而且俄國每一個正直的人也都在為它服務的方向上去，這叫人看著真感到痛心。”涅克拉索夫在致托爾斯泰的信中嚴肅而又誠懇地指出，“隻有健康的現實才能有健康的態度”，而俄國的現實卻有足夠的理由使人心懷“真誠的怨憤”。他勸托爾斯泰不要壓滅自己心裏的這種感情，恰恰相反，“我們愈是怨憤得厲害，我們的情形就會愈好，也就是說，我們將會愈加熱愛——不是愛自己，而是愛自己的祖國”。他還對托爾斯泰表達了自己誠摯的希望：對於俄國文學，“您已經盡了許多力量，而且還可以盡更多的力量，隻要您一旦懂得，在我們祖國裏一個作家的職責首先就是要做一個教師，而且可能的話，還要做那些沒有發言權的、受屈辱的人的辯護者”。與此同時，在1856年第十二期的《現代人》雜誌上，刊出了車爾尼雪夫斯基評托爾斯泰小說的長篇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作者高度評價了托爾斯泰的才華，準確揭示了他的創作特點，並有力駁斥了將托爾斯泰認為“純藝術的愛好者”的論調。在論文的結尾，車爾尼雪夫斯基用抒情的語言寫道：
“擁有這種才華的是一個生命力充沛的年輕人，他有遠大的前程——在這前途上他會遇到許多新東西，許多新的情感還會激蕩他的心胸，許多新的問題將會打動他的思想——這是我們文學多麽美好的希望，他的作品又將從生活中獲得多麽豐富的新素材！我們可以預言，迄今為止托爾斯泰伯爵給我們文學的一切，隻不過是他今後的成就的保證；但這些保證又是多麽豐富和美好！”
革命民主主義作家所做的這一切無疑對托爾斯泰產生了有益的影響。他開始疏遠德魯日寧等人的理論，雖然完全擺脫還需要時日。托爾斯泰對涅克拉索夫在《詩人和公民》一詩中所表達的觀點表示讚同，認為作家“在醜惡的現實麵前不能閉上眼睛”。他對車爾尼雪夫斯基也有了好感。1856年12月中旬的一天，他在巴納耶夫的家裏遇見車爾尼雪夫斯基，事後他寫道：“車爾尼雪夫斯基正在那兒，人很可愛。”不久，車爾尼雪夫斯基得知托爾斯泰即將出國旅行的消息，又專程到他的住所探望。在那天的日記中，托爾斯泰寫道：“車爾尼雪夫斯基來過了，他是個聰明熱心的人。”而車爾尼雪夫斯基則在給涅克拉索夫的信中表示，希望出國旅行會“剝掉”托爾斯泰“那層精神上的外殼，這層外殼的害處他似乎已經開始了解到了”。也就在這一時期，托爾斯泰出於全麵了解俄國文學運動的願望，決定重讀別林斯基的全部論文。在當時的日記中可以看到這樣的話：“上午讀了別林斯基的文章，我開始喜歡他了。”“讀完了那篇論述普希金的傑出的文章。”“論普希金的文章妙極了。我現在才懂得了普希金。我感到幸福極了。道德方麵的迅速進步使我陶醉。”一次，作家柯爾巴辛去探望托爾斯泰，見他桌上放著別林斯基的著作，於是就此交談起來。這次談話使柯爾巴辛大為驚訝，因為個性極強的托爾斯泰竟然嚴肅地承認自己在文學觀念上有許多不足。柯爾巴辛感歎道：“天哪，多大的轉變呀！我對這個個性很強的人感到驚訝，他總是通過自我批判來接受一切。”閱讀別林斯基的著作，對托爾斯泰了解俄國進步的文學活動，認識當代的社會生活起了積極的作用。
1856年12月《祖國紀事》刊出托爾斯泰的中篇小說《一個地主的早晨》。次年1月，《現代人》又發表了托爾斯泰長篇自傳三部曲的最後一部《青年》。《一個地主的早晨》是托爾斯泰從高加索時期就開始構思和寫作的小說《一個俄國地主的傳奇》的一部分。原來的構思之所以沒能實現，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托爾斯泰自身農事改革的失敗所決定的，因為作家原先指望在作品中提出的那些社會問題還沒有在現實生活中找到解決的途徑。不過作為一部獨立的作品，《一個地主的早晨》已經為當時的讀者提供了具有重要價值的思想內容：“隻要農奴製狀況存在一天，雙方就不可能接近和彼此理解，盡管具有最無私、最誠懇的接近的決心也沒有用。”同時，許多作家還讚揚了小說中刻畫得相當出色的農民形象。《青年》引起的反響程度顯然不如《童年》和《少年》，托爾斯泰本人對這部作品也不很滿意，稱它為“小玩藝兒”。不過，小說仍受到讀者的歡迎。安年柯夫在致屠格涅夫的信中這樣評價這部作品：
“比起前兩部來，這一部略嫌拖遝，詩意與清新也少於前者。盡管如此，使我感到非常驚異的是，這個人關於美德、善良和真理思考得如此之多——而且是從那麽小的時候起就開始的……最近以來，我越來越相信，我們中間沒有誰在道德上比托爾斯泰更純潔。他善於創造精神純潔的英雄史詩，至少這種純潔在他的筆下達到了史詩般的高度。”
“托爾斯泰住在我這兒，您想象不出，這是一個多麽可愛和多麽出色的人，——盡管由於野蠻的激情和水牛般的倔強性格，我稱他為‘野人’。我很愛他，對他懷著一種奇怪的、近乎父子間的感情。他給我們朗誦了他的《童年》和另一部小說的開頭部分，都是傑作。”
托爾斯泰在給他妹妹的信中也稱屠格涅夫“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托爾斯泰更急於見到的人是涅克拉索夫。三年來，托爾斯泰的所有作品都是由涅克拉索夫編發的。他在發現、扶持和引導托爾斯泰的文學才華方麵功不可沒，托爾斯泰對他懷有深深的敬意。
到達彼得堡的當天，托爾斯泰就在屠格涅夫的陪同下，來到利傑伊大街三十六號涅克拉索夫的家（這裏也是《現代人》雜誌社的所在地）拜訪。聽到托爾斯泰來訪的通報，涅克拉索夫激動地快步迎了出來，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托爾斯泰真誠地，並略帶靦腆地感謝涅克拉索夫多年來給予他的幫助和鼓勵。在《現代人》編輯部那寬敞的房間裏，他們作了長時間的友好的談話。涅克拉索夫向托爾斯泰介紹了俄國文壇和雜誌社的近況，托爾斯泰聽得很仔細，而後他給涅克拉索夫描述了塞瓦斯托波爾戰爭和俄國軍隊的情況，以及他個人的一些經曆。托爾斯泰還讀了他的尚未潤色的小說《逃亡者》（即《哥薩克》）的第一部分，並答應涅克拉索夫留在彼得堡，寫完《八月的塞瓦斯托波爾》，供即將出版的《現代人》1856年第一期刊出。涅克拉索夫留托爾斯泰一起進餐。那天，他們一直談到晚上8點。托爾斯泰告辭後，涅克拉索夫立即提筆給友人鮑特金寫下了托爾斯泰留給他的深刻印象：
“列·尼·托來了，那就是托爾斯泰，多麽可愛，多麽有才氣！他是個熱情、純真、精力充沛的小夥子，是一隻鷹！或許還是隻大鵬呢。他的作品很出色，但是我覺得他本人比他的作品更加出色。他不漂亮，但是臉上流露出愉快的、生氣勃勃的表情，他溫和、善良。他瞧著我，那目光多麽吸引人啊！我很喜歡他。”
次日，經涅克拉索夫介紹，托爾斯泰與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德魯日寧結識了。接著，他又與奧斯特羅夫斯基、岡察洛夫、格裏戈羅維奇、丘特切夫、皮謝姆斯基、費特、阿克薩柯夫、安年柯夫、鮑特金、巴納耶夫等一大批馳名文壇的詩人、劇作家、小說家和評論家會了麵，有的還成了朋友。彼得堡文學界人士對托爾斯泰的到來普遍表示歡迎，如德魯日寧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這樣寫道：
“近幾天，我們文學家們對托爾斯泰伯爵從克裏米亞來到此地，都感到高興。他因發表關於塞瓦斯托波爾的文章而出名。這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先生，真正的俄國軍官，寫了非常出色的故事，他不尚空談，能以最合理的盡管不是樂觀的觀點看待事物。”
剛到彼得堡時，托爾斯泰給自己立了三條規則：“（1）同可能危害我的人打交道時要膽大心細，（2）花錢要謹慎，（3）要工作。每天寫《青年》和日記片斷。”不過，也許是從戰場重返平靜的生活環境的那份鬆弛所致，也許是他的諸如初露鋒芒的作家、塞瓦斯托波爾的英雄、未婚的貴族青年那樣一些受歡迎的身份和地位使然，這三條準則一開始並沒有得到嚴格遵守。托爾斯泰輕鬆地出入於社交界，過著散漫的生活。他在寫給自己家人的信中表示：“我現在有了兩種享受，這是久被剝奪而現在才剛找到的生活的舒適和談話的開心。”作家費特曾經談到托爾斯泰給他的第一印象。一天早上，他去屠格涅夫的家。在書房坐定後，屠格涅夫告訴他說，托爾斯泰還在對門的客廳裏酣睡。為了不吵醒托爾斯泰，兩人小聲交談著。時近中午，托爾斯泰仍未起床。屠格涅夫不由得抱怨道：“他的全部時間都像這樣子過去，宴會、吉卜賽女郎、紙牌，玩一整夜——然後睡得像死人一樣的直到下午兩點鍾。起先我苦口婆心地勸過他，但是現在絕望了。”盡管如此，屠格涅夫仍然認為，托爾斯泰“確確實實有很多可敬之處”，“如果他不糟蹋自己的天才，那麽，不知不覺地他就會把我們所有人遠遠地拋在後麵。”托爾斯泰的這段散漫的生活持續的時間並不長，一種對有價值的生活目標的追求，使他很快擺脫了那種無聊的生活，他甚至發誓“永遠永遠不再進一個舞廳，永遠永遠不踏進任何公共場所，除非是音樂會或劇院。”
1856年1月，托爾斯泰的三哥德米特裏病危，托爾斯泰前往奧勒爾探望。2月初，德米特裏去世。托爾斯泰在當天的日記裏寫道：“從明天起，我要珍惜時光，以便回首往事時心中坦然。我的主要弱點是懶惰、不整潔、好色、愛賭，要和它們作鬥爭。”回到彼得堡後，托爾斯泰勤奮寫作。這期間，托爾斯泰除了繼續寫作幾部未完成的作品外，寫出了小說《暴風雪》和《兩個驃騎兵》（分別載《現代人》雜誌185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這兩部小說再次贏得讀者青睞，赫爾岑稱《暴風雪》是“奇跡”，車爾尼雪夫斯基則對《兩個驃騎兵》備加讚賞。與此同時，托爾斯泰與文學界的朋友們繼續保持著頻繁交往。2月裏的一天，根據托爾斯泰的建議，當時已在《現代人》雜誌編輯部聚會的幾位作家——屠格涅夫、岡察洛夫、奧斯特羅夫斯基、德魯日寧、格裏戈羅維奇、托爾斯泰——一起合影留念，為後人留下了一張彌足珍貴的照片。
隨著時間的推延，托爾斯泰與屠格涅夫的關係出現了裂痕。以溫文爾雅的西歐氣質著稱的屠格涅夫不能容忍托爾斯泰不受羈絆的個性，而托爾斯泰則對屠格涅夫居高臨下的姿態和某些虛偽的做法感到一種本能的厭惡。不僅如此，托爾斯泰還常常在文學聚會上直言不諱地，甚至不無偏激地將自己的與眾不同的看法和盤托出，因此，他的對立麵有時就不僅僅是屠格涅夫了。一次，激烈的碰撞發生在《現代人》雜誌編輯部的晚宴上。在赴宴時，格裏戈羅維奇就警告過托爾斯泰在某些問題上需出言謹慎，如不要攻擊喬治·桑，因為她當時為不少俄國作家所崇拜。托爾斯泰聽了不以為然。晚宴開始時，托爾斯泰十分平靜，可後來話題果然涉及到喬治·桑，並有人大加讚賞。這時，托爾斯泰突然開口說道，他恨喬治·桑，如果她的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在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話，為了垂教後世，應當把她們綁在囚車上，在彼得堡的大街上示眾。
隨後，托爾斯泰還對眾人心目中的偶像莎士比亞進行了抨擊。托爾斯泰激烈的言辭激怒了屠格涅夫和不少作家，連涅克拉索夫也覺得不能接受。涅克拉索夫認為，這是因為托爾斯泰身上還留有“貴族和軍官的影響的痕跡”。屠格涅夫認為，這是由於托爾斯泰缺乏教養，他在致鮑特金的信中寫道：“我幾乎同托爾斯泰吵翻了。唉，老兄，沒有教養這一點不可能不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反映出來。前天在涅克拉索夫家吃飯的時候，他對喬治·桑說了許多庸俗、粗野的話，簡直無法轉述，爭論扯得很遠。總而言之，他激怒了所有的人，很丟臉。”巴納耶夫則認為，這是托爾斯泰擯棄一切傳統的表現，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說：“我們聽夠了奇談怪論！您聽聽，據說莎士比亞是一個平庸的作家，我們對莎士比亞的讚揚和欽佩不過是人雲亦雲，鸚鵡學舌。說真的，這真叫人啼笑皆非！這個人不想了解任何傳統，無論是理論的還是曆史的都不願意了解！”雖然托爾斯泰的上述說法不少有欠公允，但他並非信口開河，嘩眾取寵，他基於自己對生活和藝術的認識而提出的看法，態度是真誠的，他認準了的東西可以有修正，但不會輕易放棄，而且托爾斯泰的鋒芒是直指彌漫文壇的對權威的盲從、自詡為導師的虛偽和誇誇其談的作風的。也正因為這樣，不少作家漸漸對托爾斯泰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並且“對他的仰慕之情默默地、不知不覺地日益加深了”。
50年代社會矛盾的激化，使托爾斯泰再次關注農奴問題，他開始為自己“與農奴間的關係而感到深深不安”。4月裏，托爾斯泰與彼得堡大學教授卡維林有過多次交往。卡維林關於將土地分給農民，而地主相應得到酬金的主張對托爾斯泰很有啟發。在4月23日的日記中，他寫道：“農奴問題漸漸清楚了。從他那裏回來，我心情愉快，充滿信心，感到幸福。我將帶上一份成文的計劃回鄉下去。”托爾斯泰擬定的計劃大致是這樣的：免除農民對地主的一切徭役貢賦，將土地交給農民使用，每戶約可分得4.5俄畝，其中半俄畝不收費，其餘則每俄畝由農民支付150盧布，30年內付清。村社負責收款；如有欠資，地主可收回若幹土地，也可由農工做工補償。農奴隻要在合同上簽了字，即可立刻獲得自由。帶著這樣的計劃，托爾斯泰於5月份返回家鄉。途中他在莫斯科逗留了10天。在那裏，他拜訪了作家朋友鮑特金和阿克薩柯夫等人；探望了童年時代的女友柳波芙，這時她已成了貝爾斯的妻子，並有了三個女兒：麗莎、索菲婭、丹尼婭。托爾斯泰在日記中寫下了對這些姑娘的最初的印象：“在柳波奇卡·貝爾斯那兒吃午飯，姑娘們伺候我們，這是多麽熱情，多麽可愛的少女呀！後來我們又去散步，做跳背遊戲。”這些少女中的一個後來成了托爾斯泰的終生伴侶。
5月28日，到家的當天，托爾斯泰就召集了村民大會，公布了他的改徭役為租稅，讓農奴自由的計劃。一開始，托爾斯泰覺得“事情進展順利”，農民沒有反對，有的還“高興地表示理解”。誰知幾天後，情況就起了新的變化。村長瓦西裏前來報告說，農民對托爾斯泰的計劃懷有戒心，他們聽說再過幾個月，到了沙皇亞曆山大二世加冕之日，農奴無需簽約就可全部得到自由，因此他們認為托爾斯泰的計劃是別有用心的圈套，是為了事先用契約的形式捆住他們的手腳。盡管托爾斯泰找農民一再解釋他的誠意，可是農民依然不相信。托爾斯泰在日記中寫道：“到農奴那裏去，他們不要自由。”“他們的固執使我氣惱，我好不容易才壓住自己的怒火。”由於農民堅決不肯在合同上簽字，托爾斯泰的計劃成了泡影。農事改革的再次失敗使托爾斯泰更深刻地意識到了農民和地主之間的難以逾越的鴻溝。
這年夏天，托爾斯泰認真地考慮了結婚的問題。塔吉雅娜姑姑對此十分讚同，而在她的心目中，阿爾謝尼耶夫家的大女兒瓦列麗雅是最合適的人選。托爾斯泰的朋友吉雅科夫也竭力促成此事。托爾斯泰本人卻有些疑惑和勉強。他在日記中寫道：聽吉雅科夫談過之後，“我似乎也覺得這是於我頂有益的事了”，不過，這是因為“時機使然”。關於這一點，托爾斯泰在他後來寫的小說《惡魔》中有所反映。作者寫了主人公葉夫根尼選中莉莎的幾種原因，但“主要的原因是當他認識她的時候，葉夫根尼已在婚姻的成熟時期裏。他愛上了她，因為他知道自己是該結婚了。”
阿爾謝尼耶夫家的莊園離雅斯納亞·波良納不遠。這年夏天托爾斯泰成了他們家的常客，瓦列麗雅有時也來雅斯納亞·波良納做客。在兩人的頻繁接觸中，瓦列麗雅曾使托爾斯泰產生過好感，特別是當她在舞會上亭亭玉立，天真地蹦蹦跳跳；或穿著寬大的編織鞋，站在池塘邊使勁甩釣鉤；或一麵呻吟，一麵用微弱的聲音說話的時候，托爾斯泰總不免心動。他也確實有過娶瓦列麗雅為妻的念頭。然而，從與瓦列麗雅交往的最初的時日起，托爾斯泰又常常對她的品行感到不滿。在當時的日記中不時出現這樣的句子：“沒有誌氣和熱情，跟麵條一樣”；“她未免太輕佻了”；“瓦列麗雅受的是最壞的教育，若不是無知，至少是笨的”；“她的輕佻和對於嚴肅的事物的不加留意是可怕的事”；“瓦列麗雅既不會過實際的生活，也不會過精神的生活”等等。正因為這樣，托爾斯泰不時地問自己：“我是真愛她嗎？她的愛能長久嗎？我想解決這兩個問題，但不能。”“我很想知道，我是愛她的呢？還是不？”就在托爾斯泰猶豫不決的時候，他看到了瓦列麗雅寫給塔吉雅娜姑姑的一封信，當時，瓦列麗雅和她的妹妹正在莫斯科走訪親戚，信中談了她們參加沙皇加冕典禮時的痛快感受、對待從武官的良好印象等等。托爾斯泰讀後頗為氣惱，他立即用諷刺的口吻給瓦列麗雅去了一封信。信中，他告誡瓦列麗雅大可不必把華麗的衣著、上流社會和侍從武官視作自己至高無上的幸福，因為在上流社會中有著“更多的惡劣的東西”，你想躋身上流社會，隻能“依賴你那張俏臉蛋和帶花的連衣裙，這絕不會愉快，也不會莊重”。此後不久，托爾斯泰又了解到瓦列麗雅與一個名叫莫蒂埃的鋼琴教師有T情的行為，這使他下了與瓦列麗雅中止關係的決心。同年秋天，托爾斯泰心情憂鬱地離家經莫斯科回到彼得堡。此後，托爾斯泰與瓦列麗雅仍有過一些書信往來，但他終於給瓦列麗雅發出這樣一封信：
“我常常告訴過你，我不曉得我對你是什麽感情，我常常覺得我們之間有什麽是錯了。曾經有過一段時間，我的寂寞，和你經常地見麵，更重要的是，你可愛的外表，特別是你可愛的性格，這些幾乎使我相信我已愛上了你，可是時常有什麽東西告訴我，這不是愛，我從沒有對你隱瞞過這看法，我甚至為了這原因跑了一趟彼得堡。在那兒我過著寂寞的生活，僅僅不去看你這一事實告訴了我，我從沒有愛過你，也不應該愛你。在這件事上犯了錯誤的話，對你對我，都是不幸。這就是全部內容了。這件事上，我未免缺少經驗，我因此非常後悔，要請求你原諒，這件事使我痛苦，可是不能責備我的行為不光明或鬼鬼祟祟。”
瓦列麗雅幾次想恢複同托爾斯泰的關係，但未能成功。不久，她出嫁了。
1856年，俄國社會尖銳的思想鬥爭在文藝界也引起了強烈反響。這次托爾斯泰來到彼得堡後，發現《現代人》雜誌同仁之間的矛盾已經表麵化了。由於《現代人》雜誌長期堅持進步的文學方向，因此在讀者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並且吸引了許多有才華的作家。但是，當時雜誌同仁中以德魯日寧為首的貴族自由派和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首的革命民主派產生了嚴重的思想對立。德魯日寧退出了《現代人》雜誌，並創辦《讀者文庫》，使之成為與《現代人》對立的貴族自由派的陣地。這一時期，托爾斯泰雖然同情農民，主張改革，但仍十分強調維護貴族地主階級的利益，因此，他無形中與德魯日寧等人接近起來，甚至稱德魯日寧、安年柯夫和鮑特金為自己“最為寶貴的三人同盟”。在德魯日寧等人的影響下，托爾斯泰也一度站到了革命民主主義作家的對立麵，認為他們的不妥協的態度過於尖刻和凶狠，並且也與德魯日寧等人一樣，懷疑進步的俄國文學的方向。
托爾斯泰的言行引起了進步文學界的不安，車爾尼雪夫斯基十分擔心托爾斯泰的才華會毀於那些“文學上的美食家”之手。他覺得要盡可能地爭取托爾斯泰，“對他取得一定的影響力，——而這無論對他或者對《現代人》來說都是一件好事。”涅克拉索夫也力圖引導托爾斯泰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他在致屠格涅夫的信中說：“托爾斯泰把他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個人的不滿——這種不滿受到德魯日寧和格裏戈羅維奇的慫恿——牽連到他自己至今一直在為它服務，而且俄國每一個正直的人也都在為它服務的方向上去，這叫人看著真感到痛心。”涅克拉索夫在致托爾斯泰的信中嚴肅而又誠懇地指出，“隻有健康的現實才能有健康的態度”，而俄國的現實卻有足夠的理由使人心懷“真誠的怨憤”。他勸托爾斯泰不要壓滅自己心裏的這種感情，恰恰相反，“我們愈是怨憤得厲害，我們的情形就會愈好，也就是說，我們將會愈加熱愛——不是愛自己，而是愛自己的祖國”。他還對托爾斯泰表達了自己誠摯的希望：對於俄國文學，“您已經盡了許多力量，而且還可以盡更多的力量，隻要您一旦懂得，在我們祖國裏一個作家的職責首先就是要做一個教師，而且可能的話，還要做那些沒有發言權的、受屈辱的人的辯護者”。與此同時，在1856年第十二期的《現代人》雜誌上，刊出了車爾尼雪夫斯基評托爾斯泰小說的長篇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作者高度評價了托爾斯泰的才華，準確揭示了他的創作特點，並有力駁斥了將托爾斯泰認為“純藝術的愛好者”的論調。在論文的結尾，車爾尼雪夫斯基用抒情的語言寫道：
“擁有這種才華的是一個生命力充沛的年輕人，他有遠大的前程——在這前途上他會遇到許多新東西，許多新的情感還會激蕩他的心胸，許多新的問題將會打動他的思想——這是我們文學多麽美好的希望，他的作品又將從生活中獲得多麽豐富的新素材！我們可以預言，迄今為止托爾斯泰伯爵給我們文學的一切，隻不過是他今後的成就的保證；但這些保證又是多麽豐富和美好！”
革命民主主義作家所做的這一切無疑對托爾斯泰產生了有益的影響。他開始疏遠德魯日寧等人的理論，雖然完全擺脫還需要時日。托爾斯泰對涅克拉索夫在《詩人和公民》一詩中所表達的觀點表示讚同，認為作家“在醜惡的現實麵前不能閉上眼睛”。他對車爾尼雪夫斯基也有了好感。1856年12月中旬的一天，他在巴納耶夫的家裏遇見車爾尼雪夫斯基，事後他寫道：“車爾尼雪夫斯基正在那兒，人很可愛。”不久，車爾尼雪夫斯基得知托爾斯泰即將出國旅行的消息，又專程到他的住所探望。在那天的日記中，托爾斯泰寫道：“車爾尼雪夫斯基來過了，他是個聰明熱心的人。”而車爾尼雪夫斯基則在給涅克拉索夫的信中表示，希望出國旅行會“剝掉”托爾斯泰“那層精神上的外殼，這層外殼的害處他似乎已經開始了解到了”。也就在這一時期，托爾斯泰出於全麵了解俄國文學運動的願望，決定重讀別林斯基的全部論文。在當時的日記中可以看到這樣的話：“上午讀了別林斯基的文章，我開始喜歡他了。”“讀完了那篇論述普希金的傑出的文章。”“論普希金的文章妙極了。我現在才懂得了普希金。我感到幸福極了。道德方麵的迅速進步使我陶醉。”一次，作家柯爾巴辛去探望托爾斯泰，見他桌上放著別林斯基的著作，於是就此交談起來。這次談話使柯爾巴辛大為驚訝，因為個性極強的托爾斯泰竟然嚴肅地承認自己在文學觀念上有許多不足。柯爾巴辛感歎道：“天哪，多大的轉變呀！我對這個個性很強的人感到驚訝，他總是通過自我批判來接受一切。”閱讀別林斯基的著作，對托爾斯泰了解俄國進步的文學活動，認識當代的社會生活起了積極的作用。
1856年12月《祖國紀事》刊出托爾斯泰的中篇小說《一個地主的早晨》。次年1月，《現代人》又發表了托爾斯泰長篇自傳三部曲的最後一部《青年》。《一個地主的早晨》是托爾斯泰從高加索時期就開始構思和寫作的小說《一個俄國地主的傳奇》的一部分。原來的構思之所以沒能實現，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托爾斯泰自身農事改革的失敗所決定的，因為作家原先指望在作品中提出的那些社會問題還沒有在現實生活中找到解決的途徑。不過作為一部獨立的作品，《一個地主的早晨》已經為當時的讀者提供了具有重要價值的思想內容：“隻要農奴製狀況存在一天，雙方就不可能接近和彼此理解，盡管具有最無私、最誠懇的接近的決心也沒有用。”同時，許多作家還讚揚了小說中刻畫得相當出色的農民形象。《青年》引起的反響程度顯然不如《童年》和《少年》，托爾斯泰本人對這部作品也不很滿意，稱它為“小玩藝兒”。不過，小說仍受到讀者的歡迎。安年柯夫在致屠格涅夫的信中這樣評價這部作品：
“比起前兩部來，這一部略嫌拖遝，詩意與清新也少於前者。盡管如此，使我感到非常驚異的是，這個人關於美德、善良和真理思考得如此之多——而且是從那麽小的時候起就開始的……最近以來，我越來越相信，我們中間沒有誰在道德上比托爾斯泰更純潔。他善於創造精神純潔的英雄史詩，至少這種純潔在他的筆下達到了史詩般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