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三論——做人做事做官

第二十節 用人不草率，存心不自滿

　　衡量評價別人的人，隻求一個長處可取就行了，且不可因有小毛病，而放棄了有用的人材。如果對佼佼者過於苛求，那麽，庸庸祿祿的人反而會走運。

　　——曾國藩

　　從事政治，當然不能固執己見，也不可輕信別人意見，必須經常權衡利弊，作出掌握根本、把握源流的辦法。

　　曾國藩在給雨生的回信中說：“承蒙您論說淮鹽事的利弊，洋洋灑灑數千言，十分詳細。所說：‘局外的議論，公正，但不符合實際情況；局內的意見，親切，但多有私心在裏麵。善於猜測的人，不去顧及物力盈虧；議論變法的人，不去考慮後果。’這幾句話特別中肯。國藩上封信裏要閣下審慎聽取意見，謹慎決擇而不要輕意處置，正是這個意思。……國藩從來辦事，不固執己見，也不輕信別人的話，必須是看準了利害關係後，才肯放棄自己的意見，而聽從別人的。閣下思想敏銳，常常有很多獨到的見解。如果鑽研的太過，看到處處都是荊棘，那也未免是舍棄康莊大道不走，而去鑽牛角尖，厭棄牧畜而想螺蛤了。”

　　在給胡林翼的信中，曾國藩又說：“收取的利多了，老百姓會怨恨，參劾別人多了，官員們會生誹謗，用這些話來勸告你的，雖有些不符合自己的情況，也不應該鬱鬱不樂放在心上。我們所以慎之又慎的，隻在‘用人’二字上，此外，就沒有需要下力氣的地方了。古人說：‘如果從流俗毀譽上打聽消息，那他是站不住腳的。’總是想平日的短處，那隻能是在毀譽上打聽消息，近來應該多想想在用人妥當與否上打聽消息。”

　　分析一下這裏的原因，大約有兩條。一是辦事的人，絕不可能隻有讚譽，而沒有誹謗或評論，隻有恩寵而沒有怨恨；二是輿論往往隨時變化，並沒有一定的標準。所以，若不是自己要求樹立根基，專從流俗毀譽上去打聽消息，一定會有站不住腳的那一天。曾國藩在給惲中丞的信中說：“凡是幹事的人，絕不可能隻有讚揚而沒有誹謗，隻有恩寵而沒有怨恨。自我修養的人，隻求大閑不逾就夠了，且不可因譏諷議論而氣餒、消沉；衡量評價別人的人，隻求一個長處可取就行了，且不可因有小毛病，而放棄了有用的人材。如果對佼佼者過於苛求，那麽，庸庸祿祿的人反而會走運。”

　　曾國藩強調辦事和做人權衡利害，把握輕重，要特別注意不以流俗的毀譽為轉移。他在給陳舫仙的回信中說：“京師的議論與樞密院的消息隨時變化。每逢遇到官員上下交接，本來眾望所歸的人，轉眼間就會被人唾棄；也有的群疑眾謗被議論紛紛的人，轉眼功夫又風平浪靜了。隻有卓然自立的人士，經過紅與黑的變化也不改變自己的形象。閣下這次進京，時間沒有幾天，但上天的眷顧和輿論似乎都是很好的，望閣下不要沾沾自喜，將來，如果有吹毛求疵的議論，恩顧無存，望閣下也不要因此而沮喪。早晚孜孜以求自立之道，私事就是幹自己的事與讀書二者並進，公事就是管理與防務二者兼營。以勤為本，輔之以誠。勤，雖然柔弱也會變強，雖然愚鈍但也會變得聰明。誠，誠心可以使金石為開，鬼神聽話，鄙陋的譏諷，就是跳進黃河也是洗不清的，那還有什麽可爭辯的呢？”這些話深刻明白，要旨不外是腳踏實地，努力做到自立自強，不以流俗的毀譽為轉移。

　　曾國荃就任湖北巡撫時，曾國藩給他寫信一封，信中說：“督撫本來不容易做，近來又是多事之秋，必須招募兵員籌措軍餉。招兵則怕失敗而受誹謗，籌措軍餉則怕說搜刮而招致怨恨。這兩樣都容易敗壞聲名，而由此引起紛紛議論，被人參劾的人，常在用人不當。沅浦弟的博愛形同軟弱，在用人上向來失於繁冗。以後要慎重選用賢人，以補救草率的毛病，少用幾人，以補救繁冗的毛病。地位很高但資曆很淺，外貌上貴在溫和恭敬，內裏貴在謙虛禮下。天下的事理人心，我們了解的不深，沒有料到的多著呢，且不可存一點自以為是的思想。用人不草率，存心不自滿，這二條如果都做到了，一定可以免卻咎戾，不失去好名聲。這些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囑咐，千萬不要以為是泛泛的議論而忽視它！”從這裏完全可看出曾國藩的政治思想，同他的經驗閱曆是有著密切關係的。

　　他對於社會輿論就是抱著這樣的態度；對於個人的建議，也是抱著這樣的態度。他在給歐陽曉岑的回信中說：“對於集思廣益的做法，本來不是容易做好的事。而在省城裏尤其容易被人欺騙、蒙蔽。每天到我府上來的人，或者上書獻策，或者當麵陳說見解，大體上不出你寫的三條之例。對那些陽驕的人要抑製，然而，又不能因為這樣就完全廢除吐故納新的風氣。重要的應當是自己把握主見，如六轡在手；對外廣泛慢慢的吸收，如萬流赴壑，才是最完善的。我想古人全都應該這樣，而小小的我卻是做不到的。”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辦事，“不固執己見，也不輕信別人的話，必須看準了利害關係後，才放棄自己的意見而聽從別人的。”由此可見曾國藩既不是頑固不化的人，也不是一個盲目屈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