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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節 慧眼識英傑
性之所盡，九質之征也。然則，平敗之質在於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勇怯之勢在於筋，強弱之植在於骨，躁靜之訣在於容，緩急之狀在於言。
——曾國藩
曾國藩一生喜好相人，尤其於治軍時期，對所選用之人才，必經其當麵觀察，觀其才學之高下，道德之深淺，然後定其取舍黜涉。他的相人，一從自身的學問修養出，二由自己豐富的閱人經驗出，流傳後世編為著作而可謂效驗的方法有《冰鑒》一書，內容豐富詳盡，屢為後人所推重。據（清史稿·曾國藩）傳載，每逢選吏擇將，他必先麵試目測，審視對方的相貌、神態，同時，又注意對方的談吐行藏，二者結合，判斷人物的吉凶禍福和人品才智。
世人傳言曾國藩善相人，預上終身，雖不無過譽之嫌，但也並非毫無根據。曾國藩任兩江總督的時候，有人將陳蘭彬與劉錫鴻推薦給他，認為他們頗善文藻，能下筆千言，而且對天下大事都頗有見解。曾氏隨即接見了這兩個人，相談已畢，曾氏對推薦他們的人說：劉錫鴻這個人看起來一臉抑鬱不平之氣，將來很可能不得善終。陳蘭彬這個人看起來氣息沉著一些，將來可能做到三四品的官階，不過也不會有大作為。
後來，劉錫鴻一次隨郭嵩燾出使，擔任副使之職，但是，二人的意見卻常常不合，互相攻訐。劉錫鴻私下寫信回來，奏郭帶妾出國，並且與外國人來往密切，實在是有損我們國家的形象。郭信也匯報說劉偷了外國人的手表。當時，主政者李鴻章偏袒同門的郭嵩燾，將劉撤回，並且，以後再不設立“副使”之職。劉受到這樣的處罰感到十分窩火，竟向朝廷上疏說李鴻章當殺，其罪名有十多條之多。當時，李鴻章權傾於一時，大清國所有外交事務多要倚重李公，怎麽理會劉的“一派胡言”。於是，劉的上疏就落了留中不發的命運。這樣一來，劉更加氣憤難平，口無遮攔，逢人便講李鴻章的壞話，弄得所有故交故舊也不敢再和他來往。每次設宴請客，往往無人登門，不久即抑鬱而死。
陳蘭彬的經曆也正與曾氏預上的不差分毫。陳後來雖經許振幃推薦來到曾氏幕下，但始終因為過於正直，不肯隨俗，且為人處事勇氣不足，而終無大的建樹。
據記載，觀曾國藩預決二人，真如天算一般。然其衡鑒之精，尚不止此。在軍命將，說某可為營官；某人可為大帥，某人福薄，當以死難著名；某人福壽，當以功名終。皆一一驗證。
實際上，曾國藩觀察人並不完全以貌取人，譬如羅澤南“貌素不揚，目又短視”，駱秉章“如鄉裏老儒，粥粥無能”，但他都能傾心結好，許為奇才。又如塔齊布，因為他出仕很早，穿草鞋，每朝認真練兵，便為曾國藩所賞識。後來全力保舉他，並且說：“塔齊布將來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所以說，曾國藩善於識拔人才，主要是因為他能觀人於微，並且積久而有經驗，故此，才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了。他對於觀人的方法，“以有操守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慚的人。
據說，曾國藩為人威重，三角眼且有棱，在接見客人時，注視客人而不說話，往往看得人津脊汗背，悚然難持，由此斷人才情，百不爽一，實可稱歎。
根據人物心性才情的變化，曾國藩總結出評價人物的九大品質特征：“性之所盡，九質之征也。然則，平敗之質在於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勇怯之勢在於筋，強弱之植在於骨，躁靜之訣在於容，緩急之狀在於言。”也就是說，忠直奸邪的在於神正直明朗與否，智明愚暗的在於精；清爽明快與否，勇敢怯懦的在於筋勁健與否，堅強柔弱的在於骨強硬與否，沉浮靜躁的在於氣沉定與否。
曾國藩認為，神平則質平，神邪則質邪。
觀察一個人的“神”，可以見其忠奸賢肖，‘神’正其人正，‘神’邪其人奸。平常說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是不分品質好壞而人所共有的精神狀態。這裏談及的‘神’與‘精神’一詞不完全一致，它發自於人心勝品質，集中體現在麵部，尤其是體現在兩隻眼睛裏，即曾國藩所說的“一身精神，俱乎兩目”。
如果一個人的“神”侵偏狹，“神”挫，其品格卑下，心環邪念，容易見異思遷，隨便放棄自己的道德情操趨利。這種人平常善於掩飾自己，往往在準備充分，形勢成熟後才顯出本性，而不會輕易發難，不打無準備的仗，是大奸大賊一類的人。這就是觀人要觀“神”的道理。
曾國藩認為：“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激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也就是觀臉色，“色”是一個人情緒的表現，“色”愉者其情歡，“色”沮者其情悲。也有不動聲色之人，需從其它角度來鑒別他們的情緒狀態。
一般來說，“色”的含義比較廣泛，它是一個人的氣質。個性、品格。學識、修養、閱曆、生活等因素的綜合表現，與膚色並無直接聯係。一般來講，仁善厚道之人，有溫和柔順之色，勇敢頑強之人，有激奇亢厲剛毅之色，容智慧哲之人，有明朗豁達之色。
曾國藩認為：“心質亮直，直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平理，其儀安闌。”也就是說，觀察一個人的“儀”，能發現其素質好壞，修養高低。儀態端莊大方的，修養深厚，素質高；儀態邪頑、畏縮卑瑣的，修養淺薄，素質差。曾國藩說：“端莊厚重是貴相”。這是“儀”的一種表現。一般來說，耿介忠直的，儀態堅定端莊；果敢決斷的，儀態勇猛豪邁；坦蕩無私的，儀態安祥煙靜。環境的熏陶對“儀”的形成有極重要的影響，所謂的“居移氣，養移體”，就是此理。高貴環境中的人自有一種逼人的氣勢和儀態。這可作為識別人物的一個外部根據。
曾氏認為：“直容之動，矯嬌行行；休容之動，業業跪嗆；德容之動，頤顆印印。”也即觀察一個人的“容”，能發現其正邪與謹散。這裏的“容”應理解為“容止”，以示與前麵的“儀”相區分。一個人的內心活動，必然會在容止上有所表現，即便當事人極力掩飾，也如“羚羊掛角”，終有跡可尋。容止不正，其人必懷他念，這就需要考察這種人的真實動機和想法。容止正派，其人內心純粹，心無旁雜，不會輕易地“見利忘義”。一般而言，容止莊猛的，勇武剛健；容止沉穩的，則謹慎有節；容止聖端的，則肅敬威嚴。此即為觀容。
“心恕則宮緩，心蹋則宮急”：此為觀言。言為心聲，緩急之狀在於言，觀察一個人說話，能看出其性格。性清柔順和祥則說話平緩，性情急躁者，則說話直快爽捷。言語是思想的表現，也是判斷一個人性情才能的重要方麵。
還有一個重要的識人方麵，即觀眼，也就是由眼睛識別人物心勝才情。眼睛蓄含了人的諸多信息，從身體素質到心性能力。眼睛有“心靈的窗戶”之稱，古今中外名人都注意到這一方麵，多有共識，在很多情況下，眼睛都是識別人才的必由途徑。曾國藩認為：“一身精神，具乎兩目。”睛子（即眸子）明亮清澈的，往往為人正派，心胸高潔寬廣；睛子晦澀的，大半是雜才、不正不純之人。因此從眼神最易判斷一個人的心性：凶惡之人目露凶光，仁愛的人目光誠懇而莊重，勇敢的人目光炯炯有神。心懷奸邪的人眼睛閃忽不定，動若螢光。心無雜念，堂堂正正的人，目光鎮定有情。
曾國藩認為，以德行、才能和性情為依據，可將人才分為五個層次：兼德、兼才、偏才、似依、間雜。
1.兼德，德性純粹，器識宏深，是德才兼備的完人，具備仁、義、禮、智、信五種品德，素質平靜恬淡，合於“中和”之理，神俊，精窖，筋勁，骨植，聲清，色悸，儀正，容直，言平，有光明俊偉聖人帝王之象。這種人德行才能兩相輝，德性的光芒普照天下，是聖人領袖之一。
2.兼才，像兼德那樣完美的理想型人才自然實屬罕見。絕大多數人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具備“九征”中的部分優點，仁義禮智信五德有其二三，這樣的人屬兼才。兼才在德行才能上都不如兼德那麽光明崇高，位次於聖人領袖，是國家器字的棟梁之才。他們能夠輔佐君主，可以安邦定國，經物濟世。
與兼德相比，兼才更具備現實性，不是理想化的人物。曆代聖人帝王更多具備兼才之性，孔子德行學識隆於天下，但經邦濟國的才能稍嫌不足，理論頗豐而實務不足；秦始皇武功才氣胸略有餘而仁義不足；唐太宗談不上仁，趙匡脫談不上義。由此來看，兼德之人在更多的意義上是為評判中等人才而定的一個高標準。
3.偏才，“九征”得其一二，但很純粹，某一方麵的能力很突出，以才聞名，不以德聞名，可稱為小雅之才。此種人才胸襟氣度都有限，適合做局部性的工作，雖不能治理一個國家，但可以獨擋一麵，作為專家管理一個局域，一個部門。
4.依似，有一征相似，實際上似是而非，似能非能，有打腫臉充胖子之嫌；好像具備一德一能，實是亂德之輩，難以有所成就。依似之人有很大欺騙性，甚至有可能假做“為官以不能為能”的勢態。鑒別依似之人，應特別小心，稍不注意就可能產生判斷失誤，錯把依似之人當作了人才。
5.間雜，心地定性、隨風倒的人。這類人反複無常，左右搖擺，胸無定見，動如風中之草，沒有恒常的情操，因而排不進人才行列。
君子之德像風，小人隨風而倒，無恒守之氣。這裏隻討論三度之才，即兼德、兼才、偏才，而不論依似、間雜兩類。
五種人才的分類是：兼德：中庸之質，聖人帝王；兼才：德才兼備，棟梁之才；偏才：一至之能，局部之才；依似：一征形似，亂德之類；間雜：反複無常，無恒小人。
世人絕大多數都是偏才，因此，曾國藩曾分析過十二種“偏才”的性格特征以及應用之道。其中有六種是一種“外向型”性格（亢者）的“偏才”，其餘六種為“內向型”性格（拘者）的“偏才”。呆伯特在其所著中結合古今現象進行了分析，這裏借以闡述：
外向型性格（亢者）六種：
一為強毅之人：
“強毅之人，剛狠不和，材在矯正，失在激許。”
此種人性情硬朗，意誌堅定，剛決果斷，勇猛頑強，敢於冒險，善於在抗爭性的工作中頑強拚搏。阻力越大，個人力量和智慧越能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屬於英雄豪傑一類的人才。缺點是易於冒進，驕傲於個人的能力，服人不服法，權欲重，有野心，喜歡爭功而不能忍。他們有獨擋一麵的才能，也能靈活機動地完成使命，是難得的將才。對此種人要注意把握他們的思想和情緒，這可能是他們有無變化的信號。三國時的魏廷就屬這類人才。
二為雄悍之人：
“雄悍之人，氣奮勇決，任在膽烈，失在多忌。”
此種人有勇力，又暴躁，兩個拳頭就是天下的道理，恃強魯莽，但為人很講義氣，敢為朋友兩肋插刀，屬性情中人。他們的優點是為人單純，沒有多少回腸彎曲的心機，敢說敢做敢當，有臨危不懼的勇氣，對自己衷心佩服的人言聽計從，忠心耿耿，赤膽忠誠，絕不出賣朋友。缺點是對人不對事，服人不服法，任憑性情做事。隻要是自己的朋友，於已有恩，不管他犯了什麽錯誤，都盲目地給予幫助。也因其魯莽，往往會突如其來似地壞事情。唐朝人皇甫篙，是個名傳後世的急躁人，他命兒子抄詩，兒子抄錯了一個字，他邊罵邊喊邊叫人取棍子來打兒子，棍子還未送到，他就急不可待地狠咬兒子的胳膊，以致咬出了血。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文明教化作用的增長，這類人的性情正在變化，文化程度的提高使其理智的成分增強，演變成敢拚敢闖的開拓型人才。又由於義氣成分的減少，個人意識的增強，加上社會提供給個人創業條件的豐富，現在忠心耿耿、死心踏地的人正在減少。為朋友兩肋插刀的表現也有許多變化，少了義薄雲天、慷慨激昂的刀劍影氣。
三是固執之人：
“強楷堅勁，失在專固，可以持止，難以附眾。”
此種人立場堅定，直言敢說，也有智謀，可以信賴；行得端，走得正，為人非常正統，不論在思想、道德、飲食。衣著上都落後於社會潮流，有保守的傾向；也比較謹慎，該冒險時不敢冒險；過於固執，死抱住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不肯向對方低頭，不擅長權變之術。
這種人是絕好的內當家，敢於死諫的忠直大臣，如光緒元年的吏部主事吳可讀，因慈德太後不顧舊製，執意由四歲的光緒同輩繼位，吳可讀知慈掉不會納諫，竟飲鴆自盡，以死相諫。
四是宏闊之人：
“意愛周治，交往濁雜，可以撫眾，難於厲俗。”
此種人交遊廣闊，待人闊綽大方，處世圓滑周到，能贏得各方麵朋友的好感和信任。他們善於揣摸人的心思而投其所好，長於與各方麵的人打交道，混跡於各種場合而左右逢源。適合於做業務工作和公關，能打通各方麵的關節。但因所交之人龍蛇混雜，又有點講義氣，往往原則性不強，受朋友牽連而身不由己地做錯事，很難站在公正的立場上論事情的是非曲直，不適宜矯正社會風氣。
五為休動之人：
“休動磊落，誌幕超群，可以進銳，難與持後。”
此種人性格開朗外向，作風光明磊落，誌向遠大，卓立不群，富於開創精神，凡事都想爭前頭，不甘落在人後，往往從中產生出莫大的勇氣和靈感，不輕言失敗，成功欲望強烈，永遠希望自己走在成功的前列，缺點是好大喜功，急於求成，輕率冒進，如果在勇敢磊落的基礎上能深思熟慮、冷靜應對，則能做出重大成就。又因為妒忌心強，如果不注意自身修養，會為嫉妒而犯錯誤。如果將嫉妒心深藏不露，得不到渲泄，可能偏失到畸形的程度。
六為樸露之人：
“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可與立信，難與消息。”
此種人胸懷坦蕩，性情質樸敦厚，沒有心機，不善機巧。直可結交，信任他，但是如果遇到什麽機密之事，卻不宜告訴他。因為這種人的性格是心中藏不住東西，如果隨便告訴他，反而可能壞大事。
內向型性格（拘者）六種：
一是柔順之人：“美在寬恕，失在少決，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
此種人性情溫和，慈忍善良，親切和藹，不擺架子，處事平和穩重，能夠照顧到各個方麵，待人仁厚忠恕，有寬容之德。然如柔順太過，則會逆來順受，隨波逐流，缺乏主見，猶豫觀望，不能果決，也不能斷大事，常因優柔寡斷而痛失良機。因與人為善又可能喪失原則，包容袒護不該縱容的人，許多情況下連正確的意見也不能堅持，對上司有隨意順從的可能。如能果決剛斷一些，正確的能極力堅持或爭取，大事上把握住方向和原則，以仁為主又不失策略機變，則能團結天下人共成大事。這就是曾國藩說到的“謙卑含容是貴相”。否則，隻是幕僚參謀的人選。
二是拘謹之人：
“善在恭謹，失在多疑，故可與保全，難與立節。”
此種人辦事精細，小心謹慎，很謙虛，但疑心重顧慮多，往往多謀少成，不敢承擔責任，心胸不夠寬廣。他們善於駕輕就熟，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很圓滿地完成任務。一旦局麵混亂複雜，就可能頭昏腦脹而作不出果斷、正確的抉擇，難以在競爭嚴酷的環境中生存。他們生活比較有規律，習慣於井井有條而不願隨便打破安靜平穩的節奏。適合於做辦公室和後勤等按部就班、突變性少的工作。剛果俠氣不足。
三是辯博之人：“論辯理繹，能在釋難，故可與創新，難與規矩。”
此種人勤於獨立思考，所知甚博，腦子轉得快，主意多，是出謀劃策的好手。但因博而不精，專一性不夠，很難在某一方麵做出驚人的成就。
不願循前人的路子，因此多有標新立異的見解。口辯才能往往也很好，加上懂得多，談論時往往旁征博引，讓一般人大開眼界，如能再深鑽一層，有望成為百科全書式的人物。為人一般比較豁達，因此也能得到上下尊敬。
四為狷介之人：“清介廉潔，激濁揚清，故可與守節，難以變通。”
此種人清廉端正，潔身自愛，從本性上講不願貪小民之財，富於同情心和正義感，因看不慣各種腐敗而不願為官，即使為官也兩袖清風，不阿臾奉承，偏激的就此辭官不做，甘願去過心清神靜的神仙日子。由於其原則性極強，善惡界線分明，因而有可能導致拘謹保守，又因耿直而在藝文、學術上會有驚人的成就，在那個相對廣闊的思維天地中可能盡情自由地實現理想和抱負。
五是沉靜之人：“精在幺微，失在遲緩，故拘於深慮，難捷速。”
此種人性格文靜，辦事不聲不響，作風細致入微，認真執著，有換而不舍的鑽研精神，因此往往易成為某一個領域的專家和能手。缺點是過於沉靜而顯得行動不夠敏捷，凡事三思而後行，抓不住生活中擦肩而過的機會。興趣不夠廣泛（年輕時也可能廣泛，但隨著性格的定型漸漸疏遠），除興趣所在之外，不大關心周遭的事物；盡管平常不大愛講話，但看問題深遠，隻因不願講出來，有可能被別人忽略。其實仔細聽聽他們的意見是有啟發的。
六為韜滿之人：“多智韜情，權在謀略，失在依違，可為佐助，則不可專權。”此種人機智多謀又深藏不露，心中城府深如丘壑，善於權變，反應也快。如果立場不堅定，易成為大奸之人，往往見風使舵，察顏觀色從而確定自己的行動路線，詭智多變。如果忠正有餘，勇氣敢往，則會成為張良一類的奇才。因智多變因而可能節氣不夠，不宜選派這種人掌管財務、後勤供應等事。
關於曾國藩相法之神奇與否，姑且置之不論，他關於人才的論述，顯然是很有啟示意義的。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善於識拔人才，主要是因為他能觀人於微，並且積久而有經驗，故此，才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了。他對於觀人的方法，“以有操守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慚的人。
——曾國藩
曾國藩一生喜好相人，尤其於治軍時期，對所選用之人才，必經其當麵觀察，觀其才學之高下，道德之深淺，然後定其取舍黜涉。他的相人，一從自身的學問修養出，二由自己豐富的閱人經驗出，流傳後世編為著作而可謂效驗的方法有《冰鑒》一書，內容豐富詳盡，屢為後人所推重。據（清史稿·曾國藩）傳載，每逢選吏擇將，他必先麵試目測，審視對方的相貌、神態，同時，又注意對方的談吐行藏，二者結合，判斷人物的吉凶禍福和人品才智。
世人傳言曾國藩善相人，預上終身，雖不無過譽之嫌，但也並非毫無根據。曾國藩任兩江總督的時候，有人將陳蘭彬與劉錫鴻推薦給他，認為他們頗善文藻，能下筆千言，而且對天下大事都頗有見解。曾氏隨即接見了這兩個人，相談已畢，曾氏對推薦他們的人說：劉錫鴻這個人看起來一臉抑鬱不平之氣，將來很可能不得善終。陳蘭彬這個人看起來氣息沉著一些，將來可能做到三四品的官階，不過也不會有大作為。
後來，劉錫鴻一次隨郭嵩燾出使，擔任副使之職，但是，二人的意見卻常常不合，互相攻訐。劉錫鴻私下寫信回來，奏郭帶妾出國，並且與外國人來往密切，實在是有損我們國家的形象。郭信也匯報說劉偷了外國人的手表。當時，主政者李鴻章偏袒同門的郭嵩燾，將劉撤回，並且，以後再不設立“副使”之職。劉受到這樣的處罰感到十分窩火，竟向朝廷上疏說李鴻章當殺，其罪名有十多條之多。當時，李鴻章權傾於一時，大清國所有外交事務多要倚重李公，怎麽理會劉的“一派胡言”。於是，劉的上疏就落了留中不發的命運。這樣一來，劉更加氣憤難平，口無遮攔，逢人便講李鴻章的壞話，弄得所有故交故舊也不敢再和他來往。每次設宴請客，往往無人登門，不久即抑鬱而死。
陳蘭彬的經曆也正與曾氏預上的不差分毫。陳後來雖經許振幃推薦來到曾氏幕下，但始終因為過於正直，不肯隨俗，且為人處事勇氣不足，而終無大的建樹。
據記載，觀曾國藩預決二人，真如天算一般。然其衡鑒之精，尚不止此。在軍命將，說某可為營官；某人可為大帥，某人福薄，當以死難著名；某人福壽，當以功名終。皆一一驗證。
實際上，曾國藩觀察人並不完全以貌取人，譬如羅澤南“貌素不揚，目又短視”，駱秉章“如鄉裏老儒，粥粥無能”，但他都能傾心結好，許為奇才。又如塔齊布，因為他出仕很早，穿草鞋，每朝認真練兵，便為曾國藩所賞識。後來全力保舉他，並且說：“塔齊布將來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所以說，曾國藩善於識拔人才，主要是因為他能觀人於微，並且積久而有經驗，故此，才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了。他對於觀人的方法，“以有操守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慚的人。
據說，曾國藩為人威重，三角眼且有棱，在接見客人時，注視客人而不說話，往往看得人津脊汗背，悚然難持，由此斷人才情，百不爽一，實可稱歎。
根據人物心性才情的變化，曾國藩總結出評價人物的九大品質特征：“性之所盡，九質之征也。然則，平敗之質在於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勇怯之勢在於筋，強弱之植在於骨，躁靜之訣在於容，緩急之狀在於言。”也就是說，忠直奸邪的在於神正直明朗與否，智明愚暗的在於精；清爽明快與否，勇敢怯懦的在於筋勁健與否，堅強柔弱的在於骨強硬與否，沉浮靜躁的在於氣沉定與否。
曾國藩認為，神平則質平，神邪則質邪。
觀察一個人的“神”，可以見其忠奸賢肖，‘神’正其人正，‘神’邪其人奸。平常說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是不分品質好壞而人所共有的精神狀態。這裏談及的‘神’與‘精神’一詞不完全一致，它發自於人心勝品質，集中體現在麵部，尤其是體現在兩隻眼睛裏，即曾國藩所說的“一身精神，俱乎兩目”。
如果一個人的“神”侵偏狹，“神”挫，其品格卑下，心環邪念，容易見異思遷，隨便放棄自己的道德情操趨利。這種人平常善於掩飾自己，往往在準備充分，形勢成熟後才顯出本性，而不會輕易發難，不打無準備的仗，是大奸大賊一類的人。這就是觀人要觀“神”的道理。
曾國藩認為：“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激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也就是觀臉色，“色”是一個人情緒的表現，“色”愉者其情歡，“色”沮者其情悲。也有不動聲色之人，需從其它角度來鑒別他們的情緒狀態。
一般來說，“色”的含義比較廣泛，它是一個人的氣質。個性、品格。學識、修養、閱曆、生活等因素的綜合表現，與膚色並無直接聯係。一般來講，仁善厚道之人，有溫和柔順之色，勇敢頑強之人，有激奇亢厲剛毅之色，容智慧哲之人，有明朗豁達之色。
曾國藩認為：“心質亮直，直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平理，其儀安闌。”也就是說，觀察一個人的“儀”，能發現其素質好壞，修養高低。儀態端莊大方的，修養深厚，素質高；儀態邪頑、畏縮卑瑣的，修養淺薄，素質差。曾國藩說：“端莊厚重是貴相”。這是“儀”的一種表現。一般來說，耿介忠直的，儀態堅定端莊；果敢決斷的，儀態勇猛豪邁；坦蕩無私的，儀態安祥煙靜。環境的熏陶對“儀”的形成有極重要的影響，所謂的“居移氣，養移體”，就是此理。高貴環境中的人自有一種逼人的氣勢和儀態。這可作為識別人物的一個外部根據。
曾氏認為：“直容之動，矯嬌行行；休容之動，業業跪嗆；德容之動，頤顆印印。”也即觀察一個人的“容”，能發現其正邪與謹散。這裏的“容”應理解為“容止”，以示與前麵的“儀”相區分。一個人的內心活動，必然會在容止上有所表現，即便當事人極力掩飾，也如“羚羊掛角”，終有跡可尋。容止不正，其人必懷他念，這就需要考察這種人的真實動機和想法。容止正派，其人內心純粹，心無旁雜，不會輕易地“見利忘義”。一般而言，容止莊猛的，勇武剛健；容止沉穩的，則謹慎有節；容止聖端的，則肅敬威嚴。此即為觀容。
“心恕則宮緩，心蹋則宮急”：此為觀言。言為心聲，緩急之狀在於言，觀察一個人說話，能看出其性格。性清柔順和祥則說話平緩，性情急躁者，則說話直快爽捷。言語是思想的表現，也是判斷一個人性情才能的重要方麵。
還有一個重要的識人方麵，即觀眼，也就是由眼睛識別人物心勝才情。眼睛蓄含了人的諸多信息，從身體素質到心性能力。眼睛有“心靈的窗戶”之稱，古今中外名人都注意到這一方麵，多有共識，在很多情況下，眼睛都是識別人才的必由途徑。曾國藩認為：“一身精神，具乎兩目。”睛子（即眸子）明亮清澈的，往往為人正派，心胸高潔寬廣；睛子晦澀的，大半是雜才、不正不純之人。因此從眼神最易判斷一個人的心性：凶惡之人目露凶光，仁愛的人目光誠懇而莊重，勇敢的人目光炯炯有神。心懷奸邪的人眼睛閃忽不定，動若螢光。心無雜念，堂堂正正的人，目光鎮定有情。
曾國藩認為，以德行、才能和性情為依據，可將人才分為五個層次：兼德、兼才、偏才、似依、間雜。
1.兼德，德性純粹，器識宏深，是德才兼備的完人，具備仁、義、禮、智、信五種品德，素質平靜恬淡，合於“中和”之理，神俊，精窖，筋勁，骨植，聲清，色悸，儀正，容直，言平，有光明俊偉聖人帝王之象。這種人德行才能兩相輝，德性的光芒普照天下，是聖人領袖之一。
2.兼才，像兼德那樣完美的理想型人才自然實屬罕見。絕大多數人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具備“九征”中的部分優點，仁義禮智信五德有其二三，這樣的人屬兼才。兼才在德行才能上都不如兼德那麽光明崇高，位次於聖人領袖，是國家器字的棟梁之才。他們能夠輔佐君主，可以安邦定國，經物濟世。
與兼德相比，兼才更具備現實性，不是理想化的人物。曆代聖人帝王更多具備兼才之性，孔子德行學識隆於天下，但經邦濟國的才能稍嫌不足，理論頗豐而實務不足；秦始皇武功才氣胸略有餘而仁義不足；唐太宗談不上仁，趙匡脫談不上義。由此來看，兼德之人在更多的意義上是為評判中等人才而定的一個高標準。
3.偏才，“九征”得其一二，但很純粹，某一方麵的能力很突出，以才聞名，不以德聞名，可稱為小雅之才。此種人才胸襟氣度都有限，適合做局部性的工作，雖不能治理一個國家，但可以獨擋一麵，作為專家管理一個局域，一個部門。
4.依似，有一征相似，實際上似是而非，似能非能，有打腫臉充胖子之嫌；好像具備一德一能，實是亂德之輩，難以有所成就。依似之人有很大欺騙性，甚至有可能假做“為官以不能為能”的勢態。鑒別依似之人，應特別小心，稍不注意就可能產生判斷失誤，錯把依似之人當作了人才。
5.間雜，心地定性、隨風倒的人。這類人反複無常，左右搖擺，胸無定見，動如風中之草，沒有恒常的情操，因而排不進人才行列。
君子之德像風，小人隨風而倒，無恒守之氣。這裏隻討論三度之才，即兼德、兼才、偏才，而不論依似、間雜兩類。
五種人才的分類是：兼德：中庸之質，聖人帝王；兼才：德才兼備，棟梁之才；偏才：一至之能，局部之才；依似：一征形似，亂德之類；間雜：反複無常，無恒小人。
世人絕大多數都是偏才，因此，曾國藩曾分析過十二種“偏才”的性格特征以及應用之道。其中有六種是一種“外向型”性格（亢者）的“偏才”，其餘六種為“內向型”性格（拘者）的“偏才”。呆伯特在其所著中結合古今現象進行了分析，這裏借以闡述：
外向型性格（亢者）六種：
一為強毅之人：
“強毅之人，剛狠不和，材在矯正，失在激許。”
此種人性情硬朗，意誌堅定，剛決果斷，勇猛頑強，敢於冒險，善於在抗爭性的工作中頑強拚搏。阻力越大，個人力量和智慧越能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屬於英雄豪傑一類的人才。缺點是易於冒進，驕傲於個人的能力，服人不服法，權欲重，有野心，喜歡爭功而不能忍。他們有獨擋一麵的才能，也能靈活機動地完成使命，是難得的將才。對此種人要注意把握他們的思想和情緒，這可能是他們有無變化的信號。三國時的魏廷就屬這類人才。
二為雄悍之人：
“雄悍之人，氣奮勇決，任在膽烈，失在多忌。”
此種人有勇力，又暴躁，兩個拳頭就是天下的道理，恃強魯莽，但為人很講義氣，敢為朋友兩肋插刀，屬性情中人。他們的優點是為人單純，沒有多少回腸彎曲的心機，敢說敢做敢當，有臨危不懼的勇氣，對自己衷心佩服的人言聽計從，忠心耿耿，赤膽忠誠，絕不出賣朋友。缺點是對人不對事，服人不服法，任憑性情做事。隻要是自己的朋友，於已有恩，不管他犯了什麽錯誤，都盲目地給予幫助。也因其魯莽，往往會突如其來似地壞事情。唐朝人皇甫篙，是個名傳後世的急躁人，他命兒子抄詩，兒子抄錯了一個字，他邊罵邊喊邊叫人取棍子來打兒子，棍子還未送到，他就急不可待地狠咬兒子的胳膊，以致咬出了血。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文明教化作用的增長，這類人的性情正在變化，文化程度的提高使其理智的成分增強，演變成敢拚敢闖的開拓型人才。又由於義氣成分的減少，個人意識的增強，加上社會提供給個人創業條件的豐富，現在忠心耿耿、死心踏地的人正在減少。為朋友兩肋插刀的表現也有許多變化，少了義薄雲天、慷慨激昂的刀劍影氣。
三是固執之人：
“強楷堅勁，失在專固，可以持止，難以附眾。”
此種人立場堅定，直言敢說，也有智謀，可以信賴；行得端，走得正，為人非常正統，不論在思想、道德、飲食。衣著上都落後於社會潮流，有保守的傾向；也比較謹慎，該冒險時不敢冒險；過於固執，死抱住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不肯向對方低頭，不擅長權變之術。
這種人是絕好的內當家，敢於死諫的忠直大臣，如光緒元年的吏部主事吳可讀，因慈德太後不顧舊製，執意由四歲的光緒同輩繼位，吳可讀知慈掉不會納諫，竟飲鴆自盡，以死相諫。
四是宏闊之人：
“意愛周治，交往濁雜，可以撫眾，難於厲俗。”
此種人交遊廣闊，待人闊綽大方，處世圓滑周到，能贏得各方麵朋友的好感和信任。他們善於揣摸人的心思而投其所好，長於與各方麵的人打交道，混跡於各種場合而左右逢源。適合於做業務工作和公關，能打通各方麵的關節。但因所交之人龍蛇混雜，又有點講義氣，往往原則性不強，受朋友牽連而身不由己地做錯事，很難站在公正的立場上論事情的是非曲直，不適宜矯正社會風氣。
五為休動之人：
“休動磊落，誌幕超群，可以進銳，難與持後。”
此種人性格開朗外向，作風光明磊落，誌向遠大，卓立不群，富於開創精神，凡事都想爭前頭，不甘落在人後，往往從中產生出莫大的勇氣和靈感，不輕言失敗，成功欲望強烈，永遠希望自己走在成功的前列，缺點是好大喜功，急於求成，輕率冒進，如果在勇敢磊落的基礎上能深思熟慮、冷靜應對，則能做出重大成就。又因為妒忌心強，如果不注意自身修養，會為嫉妒而犯錯誤。如果將嫉妒心深藏不露，得不到渲泄，可能偏失到畸形的程度。
六為樸露之人：
“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可與立信，難與消息。”
此種人胸懷坦蕩，性情質樸敦厚，沒有心機，不善機巧。直可結交，信任他，但是如果遇到什麽機密之事，卻不宜告訴他。因為這種人的性格是心中藏不住東西，如果隨便告訴他，反而可能壞大事。
內向型性格（拘者）六種：
一是柔順之人：“美在寬恕，失在少決，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
此種人性情溫和，慈忍善良，親切和藹，不擺架子，處事平和穩重，能夠照顧到各個方麵，待人仁厚忠恕，有寬容之德。然如柔順太過，則會逆來順受，隨波逐流，缺乏主見，猶豫觀望，不能果決，也不能斷大事，常因優柔寡斷而痛失良機。因與人為善又可能喪失原則，包容袒護不該縱容的人，許多情況下連正確的意見也不能堅持，對上司有隨意順從的可能。如能果決剛斷一些，正確的能極力堅持或爭取，大事上把握住方向和原則，以仁為主又不失策略機變，則能團結天下人共成大事。這就是曾國藩說到的“謙卑含容是貴相”。否則，隻是幕僚參謀的人選。
二是拘謹之人：
“善在恭謹，失在多疑，故可與保全，難與立節。”
此種人辦事精細，小心謹慎，很謙虛，但疑心重顧慮多，往往多謀少成，不敢承擔責任，心胸不夠寬廣。他們善於駕輕就熟，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很圓滿地完成任務。一旦局麵混亂複雜，就可能頭昏腦脹而作不出果斷、正確的抉擇，難以在競爭嚴酷的環境中生存。他們生活比較有規律，習慣於井井有條而不願隨便打破安靜平穩的節奏。適合於做辦公室和後勤等按部就班、突變性少的工作。剛果俠氣不足。
三是辯博之人：“論辯理繹，能在釋難，故可與創新，難與規矩。”
此種人勤於獨立思考，所知甚博，腦子轉得快，主意多，是出謀劃策的好手。但因博而不精，專一性不夠，很難在某一方麵做出驚人的成就。
不願循前人的路子，因此多有標新立異的見解。口辯才能往往也很好，加上懂得多，談論時往往旁征博引，讓一般人大開眼界，如能再深鑽一層，有望成為百科全書式的人物。為人一般比較豁達，因此也能得到上下尊敬。
四為狷介之人：“清介廉潔，激濁揚清，故可與守節，難以變通。”
此種人清廉端正，潔身自愛，從本性上講不願貪小民之財，富於同情心和正義感，因看不慣各種腐敗而不願為官，即使為官也兩袖清風，不阿臾奉承，偏激的就此辭官不做，甘願去過心清神靜的神仙日子。由於其原則性極強，善惡界線分明，因而有可能導致拘謹保守，又因耿直而在藝文、學術上會有驚人的成就，在那個相對廣闊的思維天地中可能盡情自由地實現理想和抱負。
五是沉靜之人：“精在幺微，失在遲緩，故拘於深慮，難捷速。”
此種人性格文靜，辦事不聲不響，作風細致入微，認真執著，有換而不舍的鑽研精神，因此往往易成為某一個領域的專家和能手。缺點是過於沉靜而顯得行動不夠敏捷，凡事三思而後行，抓不住生活中擦肩而過的機會。興趣不夠廣泛（年輕時也可能廣泛，但隨著性格的定型漸漸疏遠），除興趣所在之外，不大關心周遭的事物；盡管平常不大愛講話，但看問題深遠，隻因不願講出來，有可能被別人忽略。其實仔細聽聽他們的意見是有啟發的。
六為韜滿之人：“多智韜情，權在謀略，失在依違，可為佐助，則不可專權。”此種人機智多謀又深藏不露，心中城府深如丘壑，善於權變，反應也快。如果立場不堅定，易成為大奸之人，往往見風使舵，察顏觀色從而確定自己的行動路線，詭智多變。如果忠正有餘，勇氣敢往，則會成為張良一類的奇才。因智多變因而可能節氣不夠，不宜選派這種人掌管財務、後勤供應等事。
關於曾國藩相法之神奇與否，姑且置之不論，他關於人才的論述，顯然是很有啟示意義的。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善於識拔人才，主要是因為他能觀人於微，並且積久而有經驗，故此，才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了。他對於觀人的方法，“以有操守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