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三論——做人做事做官

第十八節 不畏艱難、盡職敢為

　　吾久已以身許國，願死疆場，不願死林中，本其素誌。近年在軍中辦事，盡心竭力，毫無愧怍，死即瞑目，毫無悔憾。

　　——曾國藩

　　擔當敢為，不避利害，是曾國藩作為人臣的信條。林則徐也說：“知難而退，此雖保家保身之善謀，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敢於當事，勇於承擔責任，曾國藩不滿綠營軍的就是他們有功便搶，有難便逃。在他得知曾國荃想延長休假時，他寫了這樣一封信：

　　“天下紛紛，沅弟斷不能久安，與其將來事變相迫，倉卒出山，不如此次仰體聖意，假滿即出。餘十五之信，四分勸行，六分勸藏，細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盡力王事，各懷鞠躬早瘁，死而後已之誌，終不失為上策。沅弟於毀譽禍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層工夫，到處皆坦途矣。”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曾國藩作為人臣的最高理想。為此，他曾在戎馬征戰的沙場幾次自殺。主要的就有四次。

　　1860年，曾國藩被困祁門時，身處絕境，即作書告諸弟，等於一篇遺囑，“看此光景，今年殆萬難支持。然吾自1853年冬以來，久已以身許國，願死疆場，不願死林中，本其素誌。近年在軍中辦事，盡心竭力，毫無愧怍，死即瞑目，毫無悔憾”。

　　曾國藩幾次自殺，表麵上是他兵敗後無顏見江東父老，內心裏卻是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報國，以身全誌。《禮記》中說：“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製。”大丈夫就是要為忠於職守而獻身，元稹不是說過這樣一句話嗎？——效職無避禍之心，臨事有致命之誌。

　　所以，曾國藩表示：“不帶勇則已，帶勇則死於金陵，猶不失為誌士。”他還以袁簡齋的一句詩勉勵自己：

　　男兒欲報君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

　　處理天津教案時，曾國藩更是明知凶多吉少，但不避禍害。當時，駐紮在保定的曾國藩接到辦理津案旨令時，正在生病，“重發眩昏”，“泄瀉不止”，麵對紛繁複雜的形勢，幕僚們“阻者、勸者、上言者、條陳者紛至遝來”，多數人主張曾國藩不易倉猝赴津。

　　對於處理津案的難度，曾國藩心裏十分清楚，此次赴津必定是凶多吉少。但他更清楚地意識到，當時局勢的緊迫性，案件涉及了七個國家，各國軍艦環伺大沽口，中國將再次麵臨著戰爭的威脅。因此，臨行之前曾國藩將遺囑寫好，希望兒子們為他安排好後事。

　　餘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國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葉，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餘此行反複籌思，殊無良策。餘自1853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餘若長逝，靈柩自以由運河搬回江南歸湘為便。

　　立世大智慧

　　擔當敢為，不避利害，是曾國藩作為人臣的信條。後來，曾國藩在處理天津教案時，受到舉國痛罵，但他仍不避利害，全心於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