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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節 廣加延訪，為國得人
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得其餘”。
——曾國藩
說到求才，我們自然就會想到伯樂和千裏馬的故事，“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而曾國藩在求才時，則是什麽手段都用，他根據不同對象，或結以交情，或待之以誠，或激之以情，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因此，他每到一地，即廣為尋訪，延攬當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隸等地都曾這樣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達、程鴻詔、陳艾等人都是通過這種方法求得的。與撚軍作戰期間，曾國藩在其所出“告示”中還特別列有“詢訪英賢”一條，以布告遠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傑之士，山左中州亦為偉人所萃。”“本部堂久曆行間，求賢若渴，如有救時之策，出眾之技，均準來營自行呈明，察酌錄用。”“如有薦舉賢才者，除賞銀外，酌予保獎。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亂，生民或有蘇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後，上《萬言書》，並進入幕府，成為曾國藩進行洋務的得力助手的。
在直隸總督任內，為廣加延訪，以改當地士風，曾國藩除專擬《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一文廣為散布外，還將人才“略分三科，令州縣舉報送省，其佳者以時接見，殷勤獎誘”。曾國藩與人談話、通信，總是殷勤詢問其地、其軍、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發現，即千方百計調到自己身邊。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過朋友或幕僚推薦的。為了增強對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時言行不慎，或處事不當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國藩力克用人唯親之弊。同時，自強自勵，“刻刻自惕”，“不敢惡規諫之言，不敢懷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賢能，不敢排斥異己，庶幾借此微誠，少補於拙”。從其一生的實踐看，他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曾國藩周圍聚集了一大批各類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見，求才之誠，罕有其匹，事實證明，其招攬與聚集人才的辦法是正確的和有效的。
他還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以求“得一而可得其餘”。
曾國藩說：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得其餘”。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曾國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離，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時須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結伴而來，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餘”之效。
曾國藩求才若渴，每與人通信、交談，輒懇求對方推薦人才。故曾國藩幕中經人推薦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誠、陳艾都是吳廷棟推薦的。吳汝綸也是安徽人，是方宗誠推薦入幕的。淩煥是劉星房推薦的。趙烈文是周騰虎推薦的。李興銳是帥遠魯與李竹浯二人推薦。李善蘭大約是郭嵩燾推薦入幕的。李善蘭推薦張文虎入幕。容閎則是李善蘭、張斯桂、趙烈文三人推薦的。向師棣是嚴仙舫推薦的。
鹹豐十一年（1861）三月，毛鴻賓署理湖南巡撫，向聲望日著的曾國藩谘詢湘政。曾國藩複信中仍把物色人才放在首位，指出：湖南近年兵勇散布各省，“頗有人才淵藪之稱……閣下蒞湘初政，仍祈以物色將材為先務。……來示垂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竊以人存而後政舉。方今四方多難，綱紀紊亂，將欲維持成法，似仍須引用正人，隨事納之準繩，庶不泥於例，而又不悖於理”。七月十四日回信中又說：“湘中統將，多宣力於外省，本境反有乏才之歎。不特閣下以此為慮，鄙人亦增內顧之憂。兵可以磨練而成，欲求將才之輩出，不能為未雨之綢繆。”
鹹豐十年冬，因外國侵略者侵占北京，鹹豐帝避走灤陽熱河行宮，朝廷上下乃有遷都之說。京官具奏者甚多，湖北、河南、山西諸省疆臣也紛紛陳奏，眾口一聲，以為遷都乃當時第一良策，唯曾國藩稱：“有人則可秦可灤，均足自立，無人則灤失而秦亦未必得。”他根據曆史事實，進一步論述道：“中興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漢遷許都而亡，晉遷金陵而存。拓拔遷雲中而興，遷洛陽而衰。唐明皇、德宗再遷而皆振，僖宗、昭宗再遷而遂滅。宋遷臨安而盛昌，金遷蔡州而淪胥。大抵有憂勤之君，賢勞之臣，遷亦可保，不遷亦可保；無其君，無其臣，遷亦可危，不遷亦可危。鄙人閱曆世變，但覺除得人之外，無一事可恃也。”
曾國藩在長沙求學期間，與郭嵩燾、劉蓉深交。任京官時，又廣交友朋，以文會友，他除了師事理學名家唐鏡海、倭艮峰外，另外如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吳子序、邵蕙西等友人，後來都成為了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主動來與曾國藩結交。他記載道：“又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佘、龐作人。此四君者，皆聞予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深淺，要皆有誌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湘軍的重要將領江忠源及文士吳敏樹也是這時在京城結識的。他在禮部複試時，因欣賞“花落春仍在”的詩句而識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閱卷時看中了陳士傑。後來，他們對曾國藩的事業都有過很大的幫助，特別是陳士傑。曾國藩交遊的目的很明確：“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誌”。
曾國藩對人才的廣泛搜羅和耐心培養，是他的“事業”能夠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一點，早已是人們的共識。李鴻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稱譽他“持己所學，陶鑄群倫。雍培浸灌，為國得人……知人之鑒，並世無倫。萬眾一心，貫虹食昴。終奠九土，踣此狂醜”。曾國藩確有謀國之忠與知人之明。後來，薛福成評述道：“自昔多事之秋，無不以賢才之眾寡，判功效之廣狹。曾國藩知人之鑒，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於形跡之表，確然許為異材。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傑，尤屬不遺餘力。”《清史稿》評論曾國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薦舉人才為己任，疆臣閫帥，幾遍海內，以人事君，皆能不負所知。”石達開也曾稱讚曾國藩“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畫精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實起事以來所未存在久也”。
曾國藩為國得人，集中體現在他的幕府濟濟多士。
曾國藩因“遭值世變，一以賢才為夷難定傾之具”，於鹹豐二年初出辦團練後，即開始物色人才，羅致幕府。隨後隨著戰事的日益發展，湘軍的日益擴大，幕府人物也漸積漸多。幕僚容閎追述湘軍安慶大營的情況說：“當時各處軍官，聚於曾文正之大營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懷其目的而來。”及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總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補之官員，懷才之士子，……無不畢集”。幕僚薛福成《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一文寫道：曾國藩“督師開府，前後二十年，凡從公治軍書，涉危難，遇事讚畫者”，二十二人；“凡以他事從公，邂逅入幕，或驟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二十二人；“凡以宿學客戎幕，從容諷議，往來不常，或招致書局，並不責以公事者”，二十六人；“凡刑名、錢穀、鹽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諸大端，或以專家成名，下逮一藝一能，各效所長者”，十三人，共八十三人。而且，“其碌碌無所稱者，不盡錄”。李鼎芳的《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一書中的“幕府人物總表”則開列了八十九人。
曾國藩用人，放眼五湖四海，聲明“用人之道，官紳並重，江楚並用”。故他的幕僚中，就籍貫言，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蘇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餘四川、貴州、廣東、湖北、江西諸省無不有人入幕。其人員分布，共達九省。就出身言，上至進士、舉人，下至諸生、布衣，等級不一，均為座上之客。就人緣言，既有曾國藩的同窗同年，鄉親故舊，也有曾國藩的門生弟子，還有一些則“識拔於風塵”。就特長或職業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為辦理文書、刑名、錢糧人員的“實務性”框子，更多出謀畫策，從容諷議，招勇領軍，指點州牧的政務性人員。此外，“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門家，無不畢集”，而且，“於軍旅、吏治外，別有二派：曰道學，曰名士。道學派為何慎修、程鴻詔、塗宗瀛、倪文蔚、甘紹盤、方某諸人；名士派為莫友芝、張裕釗、李鴻裔諸人”。“時文正幕中，有三聖七賢之目，皆一時宋學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羅致之。”由於曾國藩首倡洋務，一批洋務派官吏最先孕育於曾氏幕府，如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後來接辦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楨、致力於近代海軍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員，如先後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國的公使郭嵩燾，出使西班牙、德國的參讚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學技術人員，如李善蘭、華蘅芳、徐壽、徐建寅，也被延人曾氏幕府。這些，鮮明地體現著曾國藩對幕府製度因時變革的時代意識。
立世大智慧
曾氏幕府由於人數眾多，範圍廣泛，加上曾國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幾於舉全國人才之精華，匯集於此”。它被譽為清中葉後人才的淵藪，殆不為過。
——曾國藩
說到求才，我們自然就會想到伯樂和千裏馬的故事，“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而曾國藩在求才時，則是什麽手段都用，他根據不同對象，或結以交情，或待之以誠，或激之以情，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因此，他每到一地，即廣為尋訪，延攬當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隸等地都曾這樣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達、程鴻詔、陳艾等人都是通過這種方法求得的。與撚軍作戰期間，曾國藩在其所出“告示”中還特別列有“詢訪英賢”一條，以布告遠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傑之士，山左中州亦為偉人所萃。”“本部堂久曆行間，求賢若渴，如有救時之策，出眾之技，均準來營自行呈明，察酌錄用。”“如有薦舉賢才者，除賞銀外，酌予保獎。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亂，生民或有蘇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後，上《萬言書》，並進入幕府，成為曾國藩進行洋務的得力助手的。
在直隸總督任內，為廣加延訪，以改當地士風，曾國藩除專擬《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一文廣為散布外，還將人才“略分三科，令州縣舉報送省，其佳者以時接見，殷勤獎誘”。曾國藩與人談話、通信，總是殷勤詢問其地、其軍、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發現，即千方百計調到自己身邊。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過朋友或幕僚推薦的。為了增強對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時言行不慎，或處事不當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國藩力克用人唯親之弊。同時，自強自勵，“刻刻自惕”，“不敢惡規諫之言，不敢懷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賢能，不敢排斥異己，庶幾借此微誠，少補於拙”。從其一生的實踐看，他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曾國藩周圍聚集了一大批各類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見，求才之誠，罕有其匹，事實證明，其招攬與聚集人才的辦法是正確的和有效的。
他還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以求“得一而可得其餘”。
曾國藩說：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得其餘”。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曾國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離，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時須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結伴而來，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餘”之效。
曾國藩求才若渴，每與人通信、交談，輒懇求對方推薦人才。故曾國藩幕中經人推薦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誠、陳艾都是吳廷棟推薦的。吳汝綸也是安徽人，是方宗誠推薦入幕的。淩煥是劉星房推薦的。趙烈文是周騰虎推薦的。李興銳是帥遠魯與李竹浯二人推薦。李善蘭大約是郭嵩燾推薦入幕的。李善蘭推薦張文虎入幕。容閎則是李善蘭、張斯桂、趙烈文三人推薦的。向師棣是嚴仙舫推薦的。
鹹豐十一年（1861）三月，毛鴻賓署理湖南巡撫，向聲望日著的曾國藩谘詢湘政。曾國藩複信中仍把物色人才放在首位，指出：湖南近年兵勇散布各省，“頗有人才淵藪之稱……閣下蒞湘初政，仍祈以物色將材為先務。……來示垂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竊以人存而後政舉。方今四方多難，綱紀紊亂，將欲維持成法，似仍須引用正人，隨事納之準繩，庶不泥於例，而又不悖於理”。七月十四日回信中又說：“湘中統將，多宣力於外省，本境反有乏才之歎。不特閣下以此為慮，鄙人亦增內顧之憂。兵可以磨練而成，欲求將才之輩出，不能為未雨之綢繆。”
鹹豐十年冬，因外國侵略者侵占北京，鹹豐帝避走灤陽熱河行宮，朝廷上下乃有遷都之說。京官具奏者甚多，湖北、河南、山西諸省疆臣也紛紛陳奏，眾口一聲，以為遷都乃當時第一良策，唯曾國藩稱：“有人則可秦可灤，均足自立，無人則灤失而秦亦未必得。”他根據曆史事實，進一步論述道：“中興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漢遷許都而亡，晉遷金陵而存。拓拔遷雲中而興，遷洛陽而衰。唐明皇、德宗再遷而皆振，僖宗、昭宗再遷而遂滅。宋遷臨安而盛昌，金遷蔡州而淪胥。大抵有憂勤之君，賢勞之臣，遷亦可保，不遷亦可保；無其君，無其臣，遷亦可危，不遷亦可危。鄙人閱曆世變，但覺除得人之外，無一事可恃也。”
曾國藩在長沙求學期間，與郭嵩燾、劉蓉深交。任京官時，又廣交友朋，以文會友，他除了師事理學名家唐鏡海、倭艮峰外，另外如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吳子序、邵蕙西等友人，後來都成為了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主動來與曾國藩結交。他記載道：“又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佘、龐作人。此四君者，皆聞予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深淺，要皆有誌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湘軍的重要將領江忠源及文士吳敏樹也是這時在京城結識的。他在禮部複試時，因欣賞“花落春仍在”的詩句而識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閱卷時看中了陳士傑。後來，他們對曾國藩的事業都有過很大的幫助，特別是陳士傑。曾國藩交遊的目的很明確：“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誌”。
曾國藩對人才的廣泛搜羅和耐心培養，是他的“事業”能夠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一點，早已是人們的共識。李鴻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稱譽他“持己所學，陶鑄群倫。雍培浸灌，為國得人……知人之鑒，並世無倫。萬眾一心，貫虹食昴。終奠九土，踣此狂醜”。曾國藩確有謀國之忠與知人之明。後來，薛福成評述道：“自昔多事之秋，無不以賢才之眾寡，判功效之廣狹。曾國藩知人之鑒，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於形跡之表，確然許為異材。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傑，尤屬不遺餘力。”《清史稿》評論曾國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薦舉人才為己任，疆臣閫帥，幾遍海內，以人事君，皆能不負所知。”石達開也曾稱讚曾國藩“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畫精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實起事以來所未存在久也”。
曾國藩為國得人，集中體現在他的幕府濟濟多士。
曾國藩因“遭值世變，一以賢才為夷難定傾之具”，於鹹豐二年初出辦團練後，即開始物色人才，羅致幕府。隨後隨著戰事的日益發展，湘軍的日益擴大，幕府人物也漸積漸多。幕僚容閎追述湘軍安慶大營的情況說：“當時各處軍官，聚於曾文正之大營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懷其目的而來。”及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總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補之官員，懷才之士子，……無不畢集”。幕僚薛福成《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一文寫道：曾國藩“督師開府，前後二十年，凡從公治軍書，涉危難，遇事讚畫者”，二十二人；“凡以他事從公，邂逅入幕，或驟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二十二人；“凡以宿學客戎幕，從容諷議，往來不常，或招致書局，並不責以公事者”，二十六人；“凡刑名、錢穀、鹽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諸大端，或以專家成名，下逮一藝一能，各效所長者”，十三人，共八十三人。而且，“其碌碌無所稱者，不盡錄”。李鼎芳的《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一書中的“幕府人物總表”則開列了八十九人。
曾國藩用人，放眼五湖四海，聲明“用人之道，官紳並重，江楚並用”。故他的幕僚中，就籍貫言，八十九人中，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蘇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餘四川、貴州、廣東、湖北、江西諸省無不有人入幕。其人員分布，共達九省。就出身言，上至進士、舉人，下至諸生、布衣，等級不一，均為座上之客。就人緣言，既有曾國藩的同窗同年，鄉親故舊，也有曾國藩的門生弟子，還有一些則“識拔於風塵”。就特長或職業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為辦理文書、刑名、錢糧人員的“實務性”框子，更多出謀畫策，從容諷議，招勇領軍，指點州牧的政務性人員。此外，“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門家，無不畢集”，而且，“於軍旅、吏治外，別有二派：曰道學，曰名士。道學派為何慎修、程鴻詔、塗宗瀛、倪文蔚、甘紹盤、方某諸人；名士派為莫友芝、張裕釗、李鴻裔諸人”。“時文正幕中，有三聖七賢之目，皆一時宋學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羅致之。”由於曾國藩首倡洋務，一批洋務派官吏最先孕育於曾氏幕府，如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後來接辦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楨、致力於近代海軍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員，如先後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國的公使郭嵩燾，出使西班牙、德國的參讚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學技術人員，如李善蘭、華蘅芳、徐壽、徐建寅，也被延人曾氏幕府。這些，鮮明地體現著曾國藩對幕府製度因時變革的時代意識。
立世大智慧
曾氏幕府由於人數眾多，範圍廣泛，加上曾國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幾於舉全國人才之精華，匯集於此”。它被譽為清中葉後人才的淵藪，殆不為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