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原籍北京。滿族正紅旗人,中國現代著名的小說家,戲劇家,尤其以描寫北京文化見長。
老舍誕生在一個國家、民族、家庭都深處憂患的年代。他出生前家裏已有好幾個哥哥和姐姐,他的降生給家庭帶來的更多是不幸——沉重生活負擔給家裏蒙上了一層濃濃的陰影。而在他一歲半時,家中受到了幾乎是滅頂的災難:八國聯軍入侵,家庭遭到劫掠,而父親在保衛皇城的巷戰中慘死。一群僥幸活下來的孤兒寡母不知何以為生。正像老舍自己所說,自從父親死後,他們一家人怎麽活過來的,連自己也難以說清楚。他說了一件事可反映當時的生活:每逢夜裏下暴雨的時節,我們就要坐到天明,以免屋頂忽然塌了下來,同歸於盡。
家庭的重擔落到了老舍已經四十多歲的母親身上,她日夜操勞,得些微薄的報酬使兒女們免於死亡。作為一個孩子的老舍,過早地承受了家庭的苦難,從一懂事便知道生活的艱辛,不能不同母親一起為生活而焦慮,成為一個“抑鬱寡歡”的孩子。不幸的生活雖剝奪了他童年的歡樂,卻也給了他一般孩子沒有的堅忍和深沉,成為他今後藝術生命中寶貴的財富。
像老舍這樣窮人家的孩子,在當時一般是很難有機會讀書的,老舍一直到七歲,還不識一個字。如果他一輩子沒有讀書的機會,也許會成為一個很平凡的人,中國現代文壇上也不會有“老舍”和他的傑作了。
但命運對老舍還是寬厚的,由於一種特殊的機緣,老舍獲得了上學的機會。
這一天,一個極富的人——劉大叔(劉大叔本名劉壽綿,官宦之家,前半生大富大貴,晚年出家為僧,法號宗月)偶然地來到老舍家看望他們。老舍家和劉家一直若斷若續地保持聯係,因為老舍與劉大叔女兒相隔一天出生,劉大叔對他特別關注。
劉大叔一進門看見老舍就問他幾歲了,上學沒有。得知情況後,他馬上說:“明天早上我來帶他上學,學費、書籍,你們都不必管。”第二天,在劉大叔的帶領下,老舍進了一家改良私塾,開始了學生生活,這成為了他生命的新起點。
1913~1918年,老舍就讀於北京師範學校,期間學習作詩、作文和演講。1918年,老舍擔任了一所小學的校長,此後被提升為勸學員,待遇豐厚,後因故辭職。
1924年~1929年,老舍去英國在倫敦大學任東方學院華語講師。1930年,老舍從國外回到北平,經人介紹,認識了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的胡絮青。經過一年多的了解,他們舉行了婚禮,開始了幸福的婚姻生活。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老舍隻身離開濟南,來到重慶,主持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創辦《抗戰文學》三日刊,為團結和組織廣大文藝工作者參加抗日宣傳工作做出了貢獻。老舍與妻子兒女分開整整6年,沒有一天不牽掛他們。而妻子胡絮育更是含辛茹苦地撫養兒女,侍奉婆婆,直到婆婆逝世之後,她下定決心離開淪陷區去重慶與分別多年的老舍重逢。於是她獨自一人帶著三個幼小的孩子,穿過了一道道封鎖線,九死一生,在近兩個月後,才來到老舍身邊。
老舍在重慶生活到1945年。1946年他去了美國西雅圖,過了3年的旅美生活。1950年,他回到新中國,擔任了北京市文聯主席,《北京文藝》主編,次年獲“人民藝術家”獎。
1965年,老舍訪問日本,受到熱烈歡迎。“文革”前任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文革”中被批鬥、侮辱,於1966年8月24日深夜在北京投太平湖自盡。
老舍在中國現代小說藝術的發展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他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三處地方:第一是他一生執著於描寫城市與人的關係,他用眾多小說構築了一個廣大的市民世界。第二是老舍作品中濃鬱的京味。他作品的廣大世界裏不僅體現了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觀,簡直就是北京文化史的象征。第三是他的作品追求幽默,他把幽默看成是生命的潤滑劑,借笑聲來使艱辛的人生變得好過一些。
老舍是個作家,他給自己規定下定額,每天必須寫2000字。然而每天寫有每天寫的難處,沒有休整,沒有間隔,必須不斷地想。於是,便形成了“連軸轉”,寫完了這個2000字,還得為明天的那個2000字而思考。走路,吃飯,澆花,所有的活動,都在思考,就這樣,幾十年如一日。
老舍一生創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約700萬字。有長篇小說《趙子曰》、《駱駝祥子》、《二馬》、《貓城記》、《牛天賜傳》、《離婚》、《四世同堂》,中篇小說《月牙兒》、《我這一輩子》,短篇小說《斷魂槍》等,還有話劇《茶館》、《龍須溝》等。
老舍以長篇小說和劇作著稱於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於市民生活,以具有獨特的幽默和濃鬱的民族色彩,以及從內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賞而贏得了廣大讀者,為中國現代文學開拓了重要的題材領域。他融合群眾口語和文學語言的優點,形成了自己富有濃鬱的“京味”氣息的語言。是當之無愧的語言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