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內蒙古喀喇沁旗哈達溝門出土了6件唐代鎏金鏨花銀器,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發現,其中有一件鎏金雙魚紋銀壺尤為珍貴。該壺呈扁圓形,由兩條腹部相連的魚構成,通高25.5厘米。
壺這種器物,一般由口、腹、底三大部分合成,器形變化較為單調,曆代都有使用。唐代工匠製作這件銀壺時,卻別出心裁,利用了魚的自然形態為壺的造型,使單調、呆板的壺,頓時顯得生動活潑,富有生氣。作者巧妙地將魚頭、身、尾與壺的口、腹、底融為一體,細部的鱗、鰭、腮、眼一點兒不漏,暗示著壺的各種附屬功能和裝飾,恰到好處,毫無多餘之感。中國古代的造型藝術中,將動物造型運用到器物製作中的事例數不勝數,然而屬於唐代的並不多,這件銀壺堪稱唐代寫實藝術與器物造型理想結合的傑作。
銀壺由兩條魚合抱而成,口朝天,尾落地,作直立狀。魚口張開,猶如在吐吞呼吸,形成了注輸液體的壺口。魚腹外鼓,使壺的容量增加,縱向中間略有內凹,區分出兩條魚的不同體段。魚尾下垂並微微外侈,既保證了壺擺放時的穩定,又添壺身線條變化的優美。4片光滑的魚腮搭在壺的肩部,與下麵橫向繁縟的鱗片及底部縱向細密的魚尾形成鮮明對照,在裝飾手法上,顯得疏密有致,靈活多樣。在作者眼裏,魚的眼、鰭並不多餘。兩條魚4隻眼,正好用來表現壺的提梁穿孔,腹背的鰭葉,可反映壺身的耳把。盡管這是一件無梁無把的壺,但是眼鰭的點綴,卻起到了巧妙的暗示效果,具有畫龍點睛之妙。
與陶瓷器製作簡單、容易破損,便於更新不同,金銀器為貴重金屬的製成品,並且經久耐用,使用者主要是貴族階層。因此,往往不惜工本,精心製造。唐代金銀器盛行,統治者中競相使用,而且常常作為貢獻、賞賜之物。唐高宗曾賜給長孫無忌“金銀器各一車”。唐玄宗也曾“賜功臣金銀器皿各一床”。大和元年淮南節度使王播一次竟進奉“大小銀三千四百枚”。唐代官府還設立金銀作坊院,集中能工巧匠,專門從事金銀器的生產,這就把我國金銀器的製作工藝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鎏金雙魚紋銀壺的發現,使我們更進一步看到唐代手工製造業的輝煌成就,它是一件極為難得的融造型、裝飾藝術與實用功能為一體的佳作。盡管迄今尚未見到與之相同或相似的金銀作品,但在揚州唐城遺址和銅川耀州窯遺址中,都曾出土過三彩雙魚壺,它們的造型有許多共同之處,反映出當時人們對魚的喜愛。壺是盛裝液體的器物,以魚為形,構思設計非常巧妙,不能不使人聯想到“魚水難分”這句話來,更加欽佩古代藝術家卓越的創造才能和藝術才華。
鎏金雙魚紋銀壺現藏於內蒙古赤峰市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