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遺產——國寶大觀

第六節 舞馬銜杯仿皮囊式銀壺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大批金銀器中，有一件皮囊式的馬鐙壺。這件壺，除形製特殊，花紋精美之外，還反映了李唐統治由盛轉衰的曆程，因而引起人們的濃厚興趣。

　　這件通高18.5厘米的銀壺，綜合了我國北方遊牧民族攜帶的皮囊和馬鐙的造型。扁圓形的壺身頂端一角，開有豎筒狀的小壺口，上置覆蓮瓣壺蓋。蓋頂和弓狀的壺柄以麥穗銀蓮相連，壺身下焊有橢圓形圈足。這種仿皮囊壺的造型，既便於軍旅外出時攜帶，又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表現了唐代工匠的匠心獨運。弓狀的提梁、覆蓮式壺蓋以及壺身所飾騰躍的駿馬，均鎏上一層黃燦燦的金色，與銀白色的壺體交相輝映，色調格外和諧富麗。

　　馬鐙式壺，在遼金時代的古墓中常有發現，但在唐代金銀器中還是首次見到。這種形製的壺，考古學家一般認為是契丹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契丹民族出現於4世紀初，其根據地約占有今內蒙古自治區的大部分地區。在唐代，它是中國東北方的少數民族之一。唐代前期政治統一，各民族關係空前發展，因此，終唐一代契丹和李唐都有著密切關係。當時大量漢族人移入契丹，進步的生產技術使契丹有了農業、冶鐵和紡織。同時，契丹文化也被吸收、融合，皮囊式馬鐙壺在唐長安京城的出土，正是漢族和契丹等各族間文化交流的產物。

　　馬鐙壺身的兩麵，以壓模手法飾有一匹翹首鼓尾，銜杯匐拜的駿馬。這就是唐玄宗時有名的舞馬形象。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後期，越發驕奢淫逸，縱情於聲色犬馬。銀壺上的馬就是為李隆基祝壽的舞馬。

　　《唐書·音樂誌》、《太平禦覽》等古籍中都有關於舞馬的記載。李隆基曾親自訓練舞馬，並把它們分為左右兩部。每匹馬還有“某家龐”、“某驕”的名字。每年八月初李隆基生日時，則給這些舞馬披上錦鏽衣服，頸部掛上金鈴，鬃髦上係著貴重的珠玉，按照“傾樂”的節拍，跳舞祝壽。高潮時，舞馬還躍上三層高的板床，扌卞轉如飛，周旋益妙。有時還讓壯士把床舉起，讓馬在床上表演舞姿。而穿著淡黃衫，係著文玉帶的姿色秀美的少年樂工，則站在周圍為舞馬伴奏。

　　唐代許多人曾寫下了有關舞馬的詩詞。作過李隆基宰相的張說，在他的《舞馬千秋萬歲禾府詞》中曾說：“聖皇至德與天齊，天馬來儀自海西。腕足徐行拜兩膝，繁驕不進踏千蹄。奮鬣時蹲踏，鼓怒驤身忽上躋。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掉尾醉如泥。”壺上的舞馬正是在“銜杯終宴曲”之時，做著“徐行拜兩膝”之勢。張說是當時親睹舞馬祝壽場麵的人，在詩中描寫的細節當較可信。他還敘述了舞馬在終曲之時，銜杯敬酒，垂頭如泥的神態。這是史誌不見記載的，而恰與銀壺上的舞馬相一致。

　　張說詩作於公元730年，舞馬一直到公元756年還存在。說明以舞馬祝壽最少有25年之久。但這表麵四海升平的景象，卻潛伏著深刻的社會危機。漁陽鼙鼓打破了李唐統治者醉生夢死的腐朽生活，大唐帝國從此走向了衰落。

　　天寶年間，安祿山一身兼任了平盧、範陽、河東三鎮節度使，權勢日增，驕橫跋扈。為了奪取中央政權，於公元755年11月發動了武裝叛亂，次年攻陷首都長安，李隆基倉惶逃到四川。由於安祿山在天寶初年曾見過舞馬祝壽，入京後掠舞馬數十匹歸範陽。安祿山敗亡，舞馬轉為其大將田承嗣所有。一天，軍中宴樂，舞馬應節而舞，飼馬軍士視為妖孽，田承嗣命軍士鞭撻而死。從此，舞馬祝壽成為中晚唐詩人的回憶詩料了。該壺現藏於陝西省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