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

第28章 武則天與洛陽

　　唐朝建都長安，稱洛陽為東都。唐高祖未曾到過洛陽，唐太宗雖然三次東幸洛陽，但都停留時間不長，基本上是住在長安的。唐高宗在位的33年裏，7次離開長安，東幸洛陽，最後死在那裏，也沒有改變長安是政治中心的地位。武則天親自執政以後，情況大有改變，洛陽取代了長安的地位，成為周朝的都城。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四日，唐高宗死，七日，中宗即位。光宅元年（684）二月六日，武則天即廢中宗為廬陵王，另立睿宗。從此，武則天就成了實際上的皇帝。九月，武則天即改東都為神都。從唐高宗死到武則天退位，武則天除了長安元年（701）十月到三年十月的2年住在長安以外，其餘20年時間，她一直住在洛陽。神龍元年（705）正月，武則天退位，中宗重新上台。二月，就又改神都為東都。顯而易見，武則天的政治生命與神都共始終，洛陽是武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武周王朝為什麽建都洛陽，我試從以下幾個方麵說明這個問題。

　　武則天為什麽常住洛陽

　　關於武則天久住洛陽的問題，司馬光認為，武則天殘酷地害死了王皇後、蕭淑妃，蕭淑妃臨死時大罵武氏，揚言她來世要轉生為貓，武氏要轉生為鼠，貓一定要活活咬死鼠。於是，武則天經常於夢中“見王、蕭為祟，被發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大明宮），複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偶然事件，在曆史的前進中經常會產生顯著的作用。那麽，王、蕭的慘死，武則天的惡夢，是否就是武周王朝建都洛陽的原因呢？看來，不能做肯定的回答。

　　首先，這段記載不符合事實。王、蕭是在永徽六年（655）十一月被害死的。從這時起，到高宗死的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共28年之久，在這期間，高宗經常往返於長安洛陽之間，不僅未定居洛陽，而且主要還是住在長安。作為皇後的武則天當然是隨高宗行動的。其次，武則天常住洛陽，把洛陽作為政治中心，是在高宗死了以後，上距王、蕭之死已有20多年，這時再把二者用因果關係聯係起來，實在牽強附會。同時，武則天也並非“終身不歸長安”，除了隨高宗多次往返於長安洛陽之外，她做皇帝以後，還到長安住過2年之久。由此可見，司馬光的解釋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武則天常住洛陽，是由於政治上的需要，主要是為了改朝換代，以周代唐。

　　高宗死後，武則天要親自掌權的野心已經暴露無遺。中宗擅自作主，欲以其韋後之父韋玄貞為侍中，使武則天怒不可遏，以致被廢為廬陵王。這就是說，皇帝隻能是她手中的傀儡，違背她的意誌是不行的。接著她又寫信給西京留守劉仁軌：“昔漢以關中事委蕭何，今托公亦猶是矣。”劉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武則天明確表示：“今以皇帝諒暗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願以匡救為懷，無以暮年致請。”既然，她把劉仁軌比做蕭何，無疑她是自比劉邦了。顯然，她是要劉仁軌像蕭何支持劉邦打敗項羽那樣，支持她在洛陽的“親政”。同時，也說明委重任於劉仁軌並非權宜之計，而是要劉仁軌與她密切配合。她對劉仁軌如此放心，委以重任，當然說明她無意回長安了。

　　永隆元年（680），被武則天廢為庶人的太子李賢，也在中宗被廢以後不久，就被逼自殺（684年3月）。

　　光宅元年（684）九月，武則天又改嗣聖元年為光宅元年。“嗣聖”，是中宗即位以後新用的年號。這時，不僅改掉中宗的年號，而且，“旗幟皆從金色。八品以下，舊服青者更服碧。改東都為神都，宮名太初。又改尚書省為文昌台，左、右仆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為鸞台，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內史；禦史台為左肅政台，增置右肅政台；其餘省、寺、監、率之名，悉以義類改之。”改東都為神都，自然有拔高洛陽地位的意思，宮名太初，以示其從頭開始。在改革官職名稱與政府機構並改元的同時，改東都為神都，再和廢中宗、逼死李賢，要劉仁軌在關中密切配合等一係列的事件聯係起來，明顯地看出她是在積極進行改朝換代的準備。鞏固關中，抬高洛陽的地位，是她改朝換代的重要步驟。

　　與此同時，武則天又在洛陽“立武氏七廟”。立七廟，是古代帝王的特殊權利。為了進行宗法統治，古代帝王都供奉其七代祖先。後來，“七廟”就成了封建王朝的代稱。非常明顯，武則天於洛陽立“武氏七廟”，就是要以洛陽代替長安、武氏代替李氏。

　　另外，武則天還在洛陽建立了明堂。明堂是古代帝王舉行祭祀、朝會、慶賞等各種大典的場所。垂拱四年（688）二月，武則天毀洛陽乾元殿，於其地建明堂。明堂之建築，極其豪華，“飾以珠玉，塗以丹青，鐵8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台，夏癸瑤室，無以加也”。“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都“不決而止”，武則天建築如此豪華的明堂，顯然是有其用意的。同時，她建明堂的用途也有別於古代。當明堂遭火災以後，左拾遺劉承慶建議：“明堂，宗祀之所。今忽被災，陛下宜輟朝停輔，以答天譴。”納言姚＆反對道：“今明堂乃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武則天同意姚＆的看法。這就是說，武則天時的明堂，主要是用於政治活動而不是祭祀。這又說明，武則天是要把洛陽做為政治中心的。

　　天授二年（691）七月，武則天做皇帝還不到1年，就“徙關內戶數十萬以實洛陽”。這是曆代帝王為鞏固其都城常用的伎倆，秦始皇曾“徙天下豪富於鹹陽十二萬戶”。隋煬帝建東都，也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以人力充實都城，當然是為了鞏固統治者的地位。武則天徙關內數十萬戶充實洛陽，更暴露了她欲以洛陽代替長安的用心。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製造與洛陽有關的改朝換代的輿論。自古以來，每當改朝換代的時候，常常有人對新的統治者投其所好，千方百計地製造輿論，說明後者代替前者是順天理、合人意的。秦朝末年，有人為了吹捧劉邦，就穿鑿附會地說劉邦是赤帝子，秦帝是白帝子，並編造了劉邦劍斬白蛇的故事，以示劉邦取代秦朝皇帝的地位是名正言順的。隋朝末年，李淵從太原起兵，“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同時，“太原獲青石，龜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治萬世’，齊王遣使獻之。……於是內外畢賀。”武則天想取唐而代之，也出現了類似情況。垂拱四年（688），武承嗣使人鑿白石為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把此石獻給武則天的人“稱獲之於洛水”。武則天命其石曰“寶圖”，下詔“親拜洛，受寶圖”；並“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不久，又“更命寶圖為天授聖圖；洛水為永昌洛水，封其神為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祭祀比四瀆”。既然“天授聖圖”得之於洛水，當然在洛水之陽建都是順乎天意了。這又說明，武則天都洛陽決不是偶然的。

　　洛陽與政治鬥爭

　　武則天要以洛陽代替長安，另建統治中心，引起了敵對勢力的強烈反對。這種針鋒相對的鬥爭，也是以洛陽為中心的。

　　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裏，宗法統治是封建統治的重要組成部分。自西周建立完整的宗法統治以後，盡管各代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都是以血緣關係為基礎，建立以皇族為中心的封建統治。西漢初年，是“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呂後執政，又以諸呂為王。後來，各代都有不同形式的分封製。唐太宗時修《氏族誌》，唐高宗時修《姓氏錄》等等，都是實行宗法統治的不同形式。武則天決不能脫離封建製度的製約，她也沿用呂後執政的故伎，大肆抬高武氏的地位。一方麵廢中宗，變睿宗為傀儡，一方麵又立武氏七廟，重用其侄武承嗣、武三思等外戚。至於高宗時修《姓氏錄》，也是由於《氏族誌》“不敘武氏本望”，才有人“奏請改之”而成“後族為第一等”的。這樣一來，必然導致唐宗室與武氏之間矛盾的激化。所謂“時武後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正是宋祁等人對這種矛盾的如實表述。當時統治集團內部的各種政治鬥爭，都是圍繞著這個矛盾時起時伏的。

　　徐敬業在揚州起兵，反對武則天，就是“以匡複廬陵（中宗）為辭”的。徐敬業自稱“皇室舊臣”，他號召“共立勤王之師，無廢舊君之命”。很富有煽動性的檄文最後指出：“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顯而易見，徐敬業正是乘李武矛盾激化之機，打起恢複中宗地位的旗號，要推翻武則天的。

　　徐敬業起兵後，其謀主魏思溫建議：既然“以匡複為辭”，就應該“直指洛陽”，使天下知是“勤王”之師，以便“四麵響應”。同時，“山東豪傑以武氏專製，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自蒸麥飯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結果，徐敬業未采納這個建議，而是先取常州（今江蘇常州）、潤州（今江蘇鎮江），結果兵敗被殺。後來，有人評論此事：“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複為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指先取常、潤），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這就是說，是否直指洛陽是關係到徐敬業成功或身敗名裂的問題。由此可見，在當時人的心目中，洛陽和武則天是密切相關的。

　　麵臨徐敬業的武力反對，宰相裴炎認為：“皇帝年長，未俾親政，乃致滑豎有詞。若太後返正，則此賊不討而解矣”。要武則天退位，當然是與虎謀皮。曾支持武則天廢中宗的裴炎為此而被殺於洛陽都亭。武則天毫無讓步之意，立即派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為揚州道大總管，與將軍李知十、馬敬臣等率軍30萬，鎮壓徐敬業。結果，打敗徐敬業，取得勝利。

　　垂拱四年（688）八月，又發生了一起唐宗室諸王武力反對武則天的鬥爭。

　　武則天執政以後，對唐宗室諸王“外示尊寵，而內將圖之。”特別是幾個影響較大的，如繹州（山西新絳）刺史韓王元嘉（高祖第11子），青州（山東益都）刺史霍王元軌（高祖第14子）、邢州（河北邢台）刺史魯王靈夔（高祖第19子）、豫州（河南汝南）刺史越王貞（太宗第8子）、博州（山東聊城）刺史琅邪王衝（越王貞子）、通州（四川達縣）刺史黃公O（韓王元嘉子）、申州（河南信陽）刺史融（高祖15子虢王子）等，武則天特別注意。於是，這些唐宗室諸王，“內不自安，密有匡複之意”。他們秘密串聯，準備結成一夥，起兵反武。黃公O寫信給越王貞：“內人病浸重，當速療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內人病浸重”當然是指唐宗室危機；“當速療之”，無疑是指應當迅速推翻武則天。他們以武則天“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為號召，琅邪王衝聯絡韓、霍、魯、越諸王以及貝州（河北清河）刺史紀王慎（太宗第10子）等，打算分別起兵，共趨洛陽。把進攻的目標指向洛陽又說明武則天與洛陽的關係密切。

　　由於琅邪王衝起兵後，僅有越王貞在豫州響應，其他諸王未曾發動，故而很快失敗。衝失敗被殺，貞也自殺，韓王、魯王、黃公O、常樂公主（高祖女）等均被逼自殺。其他受牽連而死者還有多人，連武則天的女兒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紹，也因受到牽連被杖一百，餓死於獄中。這又是對唐朝宗室一次沉重的打擊。

　　這兩次反對武則天的鬥爭，都與武則天建都洛陽有關。

　　首先，有人建議徐敬業“直指洛陽”，徐敬業雖然先進兵江南，但最終目的還是“北向以圖中原”，進兵洛陽，推翻武則天的。越王貞等諸王的進兵目標也是洛陽。不難看出，進兵洛陽和反對武則天是一個問題的兩種說法。其次，從武則天來說，她派大軍進攻徐敬業、越王貞，說明她是要保衛洛陽的。武則天堅決保衛洛陽是理所當然的。既然她稱洛陽為神都，要以洛陽代替長安，就不能輕易放棄洛陽。放棄洛陽就等於讓步。這是與武則天積極準備改朝換代的政治要求背道而馳的。由此可見，進攻洛陽與保衛洛陽的鬥爭，是李武兩種勢力爭奪最高統治權力的一個方麵。

　　建都洛陽與男尊女卑

　　根據以上情況，武則天定洛陽為神都，在洛陽立武氏七廟、建明堂，又堅決鎮壓政敵，保衛洛陽，是為了改朝換代，取唐而代之。武則天為什麽采取這種方式，不像唐代隋那樣，仍然定都長安，而要建都洛陽呢？

　　在我國的封建社會裏，男尊女卑，“夫為妻綱”，是天經地義的。武則天雖然能爬上皇帝的寶座，但她不能改變以男子為中心的帝位繼承製度。她是李氏之婦，其子是李氏之後。盡管她可以賜中宗、睿宗姓武，但誰也不視中宗、睿宗為武氏之後。武承嗣、武三思想為太子，多次使人說武則天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為嗣者”。這時，睿宗為皇嗣，賜姓武氏。二武認為睿宗是“異姓”，當然不承認他是武氏之後。甚至突厥的默啜可汗也不承認中宗、睿宗姓武。聖曆元年（698），武則天為了對突厥和親，特派武承嗣之子武延秀去納突厥女為妃。默啜可汗大為不滿，公開對同去的周朝使臣閻知微拒絕說：“我女擬嫁與李家天子兒，你今將武家兒來，此是天子兒否？我突厥積代已來，降附李家，今聞李家天子種末總盡，惟有兩兒（指中宗、睿宗）在，我今將兵助立。”非常明確，突厥認為，中宗、睿宗都是李氏後代。至於唐宗室成員，更不會視中宗、睿宗為武氏之後，他們反對武則天決不包括中宋、睿宗在內，否則，中宗、睿宗不可能複辟。

　　武則天既不能把親生兒子做為武氏之後，當然不能改變以男子為中心的繼承製度。武則天自己的姓，也是其父姓，同樣是根據以男子為中心的繼承製度而來。在男尊女卑的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時代裏，她也不可能擺脫這種思想的束縛。所以，當有人建議立武承嗣為太子，甚至武承嗣、武三思也要求為太子的時候，她都沒有輕易地作出決定。反之，她卻十分重視反對者的意見。鳳閣侍郎李昭德說：“天皇（高宗），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侄為嗣乎？自古未聞侄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宰相狄仁傑也曾以類似的道理勸說武則天。結果，不可一世的武則天終於沒有衝斷夫權思想的繩索，還是把帝位交還兒子。表麵看這是李武鬥爭中武氏的失敗，實際上這是武則天對夫權統治無能為力的具體表現。

　　在夫權思想的支配下，武則天不能像劉邦代秦，李淵代隋那樣，徹底與前代決裂，甚至把前代皇帝做為反麵人物，千方百計說明自己改朝換代的合理性。她曾是唐太宗的才人，唐高宗的皇後，既不能貶低太宗，也不能否定高宗；貶低或否定他們就等於貶低或否定自己。因此，她隻能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逐步升級地爬上皇帝的寶座，而且與李氏皇族藕斷絲連，無法徹底決裂。在這種情況下，武則天若在長安另立武氏七廟、建明堂、置社稷，既顯出她有以武氏排斥李氏的篡權之意，也不能說明武氏比李氏更高一籌。因此，她在洛陽另起爐灶，新建政治中心，既不觸動李氏在長安原來的地位，也顯示了武氏在洛陽至高無上的地位。這正是武則天在不能擺脫曆史局限的情況下有政治家才能的具體表現。

　　以立武氏七廟為例，就可以充分說明武則天的改朝換代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光宅元年（684）九月，武則天改東都為神都，武承嗣就請立武氏七廟，武則天雖然答應了，但一直到天授元年（690）九月，她改唐為周，正式稱帝後，才建立起來。在這期間，她是經過慎重考慮的。垂拱四年（688）正月，她“於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西廟（長安宗廟）之儀。又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她又命“有司議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周9請為七室，又減唐太廟為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之義。……其崇先廟室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武則天接受了賈大隱的意見，未把武則天的地位提高到李氏之上。非常明顯，她這個武氏之女、李氏之婦，不管是抬高武氏，還是貶低李氏，都與她密切相關。她不得像男皇帝那樣，視夫族為外戚，所以，她不得不再三考慮如何協調李武之間的關係。直到她做了皇帝，改置社稷於神都，還允許高祖、太宗、高宗與武氏祖宗一樣受到祭祀。正說明她不能與李唐徹底決裂。這就是說，武則天於洛陽做了皇帝，還念念不忘她是李氏之婦，照樣祭祀李氏祖宗。如果她在長安建周稱帝，把武氏的地位擺在李氏之上，那就是外戚壓倒皇室，喧賓奪主。這樣莫說李氏會激烈反對，即使武則天本人也會有不光彩之感。封建社會的婦女，哪一個會希望自己的丈夫低人一等呢！武則天隻能希望太宗、高宗出人頭地。換言之，武則天建都洛陽，就是通過協調李武關係達到改朝換代的目的，這是她這個婦女皇帝的身份地位決定的。如果說武則天是封建政治家，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建都洛陽的經濟原因

　　武則天要在長安之外另建政治中心，為什麽選擇洛陽而不是其他地方呢？主要原因在經濟方麵。

　　自周秦以後，統一王朝的建都，大體上經過長安（包括豐鎬、鹹陽）—洛陽—開封—北京這樣一個發展過程。武則天建都洛陽，是這個全部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環節。由於題目的限製，本文不詳細論述曆代建都的發展過程，僅從經濟方麵說明武則天建都洛陽是符合這個由西而東的發展趨勢的。

　　長安位於關中平原中部，關中平原土地肥沃，農業生產發展很早，司馬遷說：“關中自X、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裏，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農耕），重為邪（不為邪惡）。”可見在西周時關中的農業相當發達。隨著曆史的前進，關中的經濟也在發展，劉邦打敗項羽是依靠關中做為根據地的，所以，張良在勸劉邦建都長安時說：“夫關中，左Y函，右隴蜀，沃野千裏，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此所謂金城千裏，天府之國也。”一直到隋朝末年，李密還認為“關中四塞，天府之國”。唐朝定都長安以後，關中還是“號稱沃野”。這就是說，從周到唐，長安屢為建都之地，是由關中做為經濟基礎的。但是，關中平原的範圍是有限的，隨著都城人口的增多，關中就難以供應長安所需要的糧食，漕運事業就是在這種形勢的要求下發展起來的。

　　漕運開始於秦朝，結束於唐末。中間雖有間斷，但建都長安的統一王朝西漢和隋、唐，都是漕運事業較為發達的。漕運雖然可以解決長安對糧食的需要，但由於路程遙遠，特別是三門峽一段黃河，由於河道狹窄，又多暗礁，水麵到處出現漩渦，行船極為困難。這樣一來，不僅嚴重影響糧食西運的數量，同時也要付出很大代價。根據史念海先生的研究：“隋朝和唐初關中所需要的糧食，主要供給地是在北方黃河流域，但卻也常轉漕東南之粟，以備水旱。”洛陽正是這個地區的中心。在此情況下，政治中心東移，由長安到洛陽，不能不說是曆史前進的要求。僅從這方麵說，隋煬帝建東都、開運河，又常住洛陽，使洛陽成為政治中心、交通中心，是順應了曆史前進的要求。

　　李淵建唐稱帝，是首先取得關中，然後又以關中為根據地，統一了全國。同時，關東地區由於隋煬帝濫用民力，使廣大農民脫離生產，造成“耕稼失時，田疇多荒”，“百姓困窮，財力俱竭”的局麵，從而引起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又遭到封建統治者的鎮壓，因此，關東地區人口減少，經濟蕭條。麵臨這種形勢，李淵建都長安是理所當然的。

　　隨著統一局麵的出現，政治形勢的穩定，關東地區的經濟又逐步恢複起來，中原地區的糧食又通過漕運供應長安。在此情況下，武則天建都洛陽比長安更為適宜。

　　光宅元年（684），當高宗靈駕西還的時候，陳子昂詣闕上書，“盛陳東都形勝，可以安置山陵，關中旱儉，靈駕西行不便。”他說：當時已不像“秦都鹹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那時，“北取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逾沙絕漠，致山西之儲。”“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裏贏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僅剩關中之地，也“頃遭荒饉，人被薦饑。”而洛陽則完全不同，“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同時，“太原蓄巨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資，斯為大矣。”因此他明確勸武則天要考慮“Z、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武則天雖未接受這種建議，還是把高宗葬於關中的乾陵，但她卻因此認為陳子昂很有才華。可見洛陽的地位優於長安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長安四年（704）正月，武則天打算西幸，洛陽尉楊齊哲上書勸阻道：“陛下今幸長安也，乃是背逸就勞，破益為損。何者？神都帑藏儲粟，積年充實，淮海漕運，日夕流衍，地當六合之中，人悅四方之會，陛下居之，國無橫費。長安府庫及倉，庶事空缺，皆藉洛京，轉輸價值，非率戶征科，其物盡官庫酬給，公私靡耗，蓋亦滋多，陛下居之，是國有橫費，人疲重徭。由此言之，陛下之居長安也，山東之財力日匱，在洛邑也，關西百姓，賦役靡加。背逸就勞，破益為損，殷鑒不遠，伏惟念之。”這次武則天未能成行，大概與楊齊哲等人的勸阻有關。

　　武則天死後，中宗時的唐政府，究竟是留在洛陽還是西歸長安，也有不同主張。反對西歸長安的人認為：“永淳（682）已後，關輔流散，近適旋定，人猶未足，今山陵起築，役徒總萃，彌春涉夏，為費宏多。若陛下北行，群司畢從，於人取給，臣實難之，水旱小愆，農慮非淺，東都則水漕淮海，易資鹽穀之蓄，陸走幽、並，近壓戎夷之便，朝命新複，人望安在？宜應靜鎮，未可移動。”中宗雖然回到長安，但並沒有改變長安與洛陽的不同地位。例如，景龍三年（709），“關中饑，米鬥百錢。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請車駕複幸東都”，中宗怒氣衝衝地說：“豈有逐糧天子耶？”中宗不當“逐糧天子”，隻有依靠漕運關東糧食，可見洛陽的經濟地位還是優於長安的。根據以上情況，武則天統治時期，洛陽的經濟條件比長安優越是不成問題的，高宗經常東幸洛陽，這也是原因之一。永淳元年（682）四月，高宗就是“以關中饑饉，米鬥三百，將幸東都”的。由於“出幸倉猝，扈從之士有餓死於中道者”。由此可見，長安是沒有存糧的。這與陳子昂、楊齊哲等人所述的長安情況是完全一致的。陳寅恪先生說：“夫帝王之由長安遷居洛陽，除別有政治及娛樂等原因，如隋煬帝、武則天等茲不論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經濟供給之原因是也。蓋關中之地農產物雖號豐饒，其實不能充分供給帝王宮衛百官俸食之需，而其地水陸交通不甚便利，運轉米穀亦頗困難，故自隋唐以降，關中之地若值天災，農產品不足以供給長安帝王宮衛及百官俸食之需時，則帝王往往移幸洛陽，俟關中農產豐收，然後複還長安。”陳先生說，武則天建都洛陽有其“政治及娛樂原因”。應該說，這是直接原因。從經濟上說明洛陽代替長安的必然趨勢，正是武則天不以其他地方代替長安的間接原因，也可以說是根本原因。

　　武則天退位，洛陽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

　　神龍元年（705）正月，武則天被迫退位，中宗再次為帝。二月，中宗就采取了一係列複辟的措施：“複國號，依舊為唐。社稷、宗廟、陵寢、郊祀、行軍旗幟、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閣、官名，並依永淳以前故事。神都依舊為東都……”顯而易見，降低洛陽的地位也是複辟的內容。與此同時，中宗還大力恢複唐宗室的地位。太宗孫李千裏，由於“褊躁無才”，在李武鬥爭中幸免於難。中宗即位，立他為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由於“武後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曆年，或逃匿民間，為人傭保”。於是，中宗又下詔：“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改葬，追複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為擇後置之。”唐宗室子孫相繼而至，逐步恢複了自己的地位。

　　三月，中宗又“追複故司空、英國公李官爵，令所司為起墳改葬。”（徐敬業失敗後，武則天追削其祖考官爵，發塚斷棺，複姓徐氏）同時，又下詔：“文明（684）已來破家臣僚所有子孫，並還資蔭。其揚州構逆徒黨，唯徐敬業一房不在免限，餘並原宥。”這就是說，除了恢複唐宗室的地位以外，還在逐步為反對武氏受牽連的人平反昭雪。五月，中宗又“遷武氏七廟神主於西京崇尊廟。東都創置太廟社稷”。遷武氏七廟於長安，就是取消武氏在洛陽的地位，在東都置太廟社稷，就是以李氏代替武氏的政治地位。

　　十一月，武則天死。神龍二年（706）七月，中宗就任命李懷遠（宰相）為東都留守，準備西還長安。十月，回到長安。從此一直到景雲元年（710）六月中宗死，他再未東去洛陽。睿宗以後的皇帝，主要活動也都在長安。由此可見，從武則天死，中宗西遷以後，洛陽就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

　　根據以上情況，可以作出如下結論：武則天執政，洛陽成為政治中心；武則天退位，李唐複辟，洛陽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也可以說，武則天的政治生命是與神都共存亡的。如果說武周是建都洛陽，確是名副其實的。

　　李唐複辟是曆史的必然，因為武則天不可能擺脫曆史條件的局限。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裏，她根本無法改變以男子為中心的繼承製度。但是，中宗拋開洛陽，西遷長安，把這也作為一個複辟的項目，是違背曆史前進的要求的。中宗在長安的不到4年裏，就因為有運糧的困難造成了“牛死什八九”的嚴重後果。

　　高祖、太宗時，政府開支還不算很大，“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高宗以後，漕運的數量逐年增加，給勞動人民帶來的災難就日益沉重了。

　　最初，江淮租米漕運至洛陽含嘉倉，然後再陸運至陝（河南三門峽）。僅這一段陸運的運費就相當驚人，兩斛糧即需運費一千錢。高宗顯慶以後，又在三門峽河邊鑿山成棧，強迫船民“以[漕舟。[夫係二\於胸，而繩多絕，[夫輒墜死”。官吏們把死者以逃亡上報，連累其父母妻子，人民不勝其苦。

　　開元年間，玄宗根據裴耀卿建議，於三門峽東置集津倉，三門峽西置鹽倉。東來漕舟為了避免三門峽的危險，將漕糧輸於東倉，再開山路18裏，陸運至西倉，最後漕運至關中。連續3年，“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三年即省30萬緡，運費之高，可想而知。“民間傳言用鬥錢運鬥米”，決非無稽之談。

　　長安所需的糧食是不斷增加的。由貞觀到開元，所運糧食增加了好幾倍，還是感到不足。安史之亂以後，長安對漕糧的需求，仍然十分迫切。德宗貞元初年，“關輔宿兵，米鬥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永豐倉之米，當然是由東溯河漕運而來。三門峽給漕運帶來的困難仍然很大。“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為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這就是說，漕運給勞動人民帶來的生命財產的損失是極為嚴重的，長安的糧食供應是極為困難的。

　　給勞動人民帶來的災難沉重，必然加劇階級矛盾；京師糧食供應困難，必然影響統治集團地位的鞏固。從這方麵說，中宗為了李唐王朝的複辟，重返長安，拋開洛陽這個政治、經濟地位都較適當的都城，是很大的失策，這與曆代古都逐步東移的趨勢是背道而馳的。因此我們認為，武則天建都洛陽，從政治上說，是要與李唐分庭抗禮，進而改朝換代；從經濟上說，是順應了經濟重心由西而東再向南移的趨勢，是符合古都由西而東的曆史進程的。如果說武則天對曆史的發展有過積極作用，首先應該肯定她建都洛陽。至少說，建都洛陽期間，大大減少了勞動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裴耀卿改進了運糧方式，3年即省30萬緡，她住洛陽20年不運糧又該節省多少呢？免於死亡的勞動人民又該有多少呢？反之，使運輸線上的許多勞動者直接參加生產，又該增加多少社會財富呢？當然，相應地緩和階級矛盾，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是另一方麵的結果。但是，不管如何，從這方麵肯定武則天的曆史作用，比從任何方麵讚揚武則天都更有實際內容。任何人都無法否認減少勞動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是有利於曆史的前進的。

　　（原載《人文雜誌》1986年第2期）